文秋芳 | 学术英语化与中文地位的提升：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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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化与中文地位的提升:问题与建议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文秋芳教授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英语教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外语教育》和《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中国应用语言学)》杂志主编；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Applied Linguistics，System，Journal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编委会委员。
语言学通讯推选文章
摘 要：文本聚焦讨论如何解决“中国学术走出去”与“保护和提升中文学术地位”这一对矛盾。笔者首先分析学术英语化和相关奖励政策的两面性。在此基础上, 重新审视2015年年初《文汇报》组织“学术领域内的英汉语之争”的必要性, 最后分别从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提出解决上述矛盾的建议。
关键词：学术英语化; 英汉语之争; 母语学术地位;
文献来源：文秋芳.学术英语化与中文地位的提升:问题与建议[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6):26-32+2.
01
引言
当今, 学术英语化席卷全球, 势不可挡。面对这滚滚而来的浪潮, 学界有三种态度:积极支持、坚决反对和困惑纠结。支持者认为, 不实现学术英语化是生存危机, 更是发展危机。例如, 蔡基刚 (2014) 指出“在越演越烈的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挑战下, 只有选择企业国际化、学术英语化, 一个企业或大学才能有生存, 才能有发展, 才能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反对者指出, 学术英语化意味着“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学术界的文化霸权, 丧失中国本位的问题意识” (熊易寒, 2014) 。纠结者处于矛盾困境, 进退两难。如不积极投入学术英语化浪潮, 根据目前的评价体系, 个人学术发展必然受限;如全力投入, 又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探究中国本土问题, 这似乎又不符合国家对科学研究者的要求 (文秋芳, 2017a) 。
学术英语化是“福”, 还是“祸”?2015年《文汇报》曾对此组织过专题研讨, 陆续刊发了5篇文章 (郭礼和, 2015;陆建非, 2015;汪品先, 2015;徐英瑾, 2015;薛宇, 2015) , 但并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2016年教育部语用司委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就“我国学术领域中文使用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这一课题开展系统调研。依据前期研究成果, 2017年课题组刊发了4篇论文, 再次呼吁学界深入讨论“学术英语化与母语地位的关系” (李丰, 2017;濮实, 2017;汪波, 2017;文秋芳、濮实, 2017) 。2017年12月29日笔者应邀在上海教育科学院举办的“国家安全中的语言战略”高端论坛上以“学术英语化与母语安全”为题作主旨发言。本文依据此次主旨发言内容及会后思考整理而成。笔者期待更多学者讨论这一问题, 为汉语学术地位的提升, 向政府建言献策。
02
学术英语化及相关奖励政策的两面性
学术英语化是“福”, 还是“祸”?笔者认为, 不能简单地采取非“福”即“祸”的二元对立立场。事实上, 它是一把双刃剑, 需要辩证、全面地分析, 才能精准施策, 趋利避害。
(一) 学术英语化的两面性
学术英语化的利弊很明显 (Flowerdew, 2015) , 益处至少有三条。第一, 大大加快了知识流动速度。由于全世界有几千种语言, 如用不同语言报告科研成果, 新知识、新发现难以快速传播。人造“世界语”经过百余年的努力, 仍未能实现使用同一语言的梦想, 现在终于由自然语言英语完成。语言障碍一旦冲破, 加之网络的普及, 新知识可以在瞬间流向全世界。第二, 大大降低科技知识交流成本。新知识的流动依赖翻译, 不仅耗时费力, 而且成本昂贵。例如, 欧盟一年支付的翻译费用高达10亿欧元 (新华社, 2005) 。尽管机器自动翻译发展迅速, 但其准确性和及时性还不尽理想。第三, 以英语为共同交际手段, 可以促进不同国家的学术合作, 组织跨国科研项目。例如, 人类基因组工程项目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科学家共同完成, 他们之间能够成功交流明显得益于英语这一通用语。第四, 在单一语言中认定科学成果创新时间比在多语中要快捷、准确, 不易被“误判”或者“埋没” (Gordin, 2016) 。例如, 达·芬奇的所有科学发现都用意大利文撰写, 而未使用当时的通用语拉丁文, 因此沉睡了许多年;牛顿的论文用拉丁文撰写, 虽比达·芬奇晚100多年, 但很快就得到世界的认可, 牛顿也因此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同样, 我国古代科技贡献一直被埋在古典文籍中, 未被世界知晓, 直到20世纪中期, 英国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用英语撰写了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
然而, 学术英语化的弊端也很突出。第一, 强化了英语学术霸权 (Passi, 2005) 。据统计, 进入自然科学引文目录 (SCI) 的英文期刊占95% (Flowerdew, 2015) , 进入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目录 (SSCI, A&HCI) 的英文期刊接近90% (李文珍, 2012) 。目前在英文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评价高校和学者个人学术成就的重要指标。很自然, 各国学者都争先恐后将最新成果发表在这些期刊上。这就意味着这些期刊掌握着全世界新知识的裁决权和传播权。换句话说, 谁创造的知识是新知识、何时让新知识“问世”, 这些期刊操纵着“生杀”大权。这种学术霸权显然与政治霸权类似, 但人们对学术霸权的意识要低得多。
第二, 人为制造了生产和接受知识机会的不平等 (Salager-Meyer, 2008、2014) 。这里既有英语本族语者与非英语本族语者之间的不平等, 也有非英语本族语者内部英语熟练者与不熟练者之间的不平等。英语母语者从小自然习得英语, 然后进入学校接受正规的英语学术训练。尽管这个群体内部的学术英语能力存在差异, 但整个群体与非英语母语者相比仍旧处于优势地位。非英语母语者大多在外语环境中学习英语, 由于输入不足和母语可能产生的负迁移, 英语水平难以达到英语本族语者水平。他们的学术论文常常由于语言问题而被国际期刊拒之门外 (徐昉, 2014) 。其次, 非英语母语国家中有一部分人虽在学校学习了英语课程, 但不能熟练阅读英语学术论文, 难以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前沿知识, 这就导致他们不能与英语熟练者获得同等的职业和学术发展机会。
第三, 挤压了母语生存空间。为了完成教育部语用司委托的“我国学术领域中文使用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课题, 课题组就这一问题采访了18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 (1) , 并以“我国学者对人文社科领域内中文地位的认知与原因分析”为题发表了论文 (文秋芳、濮实, 2017) 。其中部分受访学者对学术英语化挑战中文地位表示强烈担忧, 甚至有人形象地将英语比作“狼毒花”。例如, 受访者9说道:
如果特别悲观地讲, 英语作为国际学术通用语, 就像一种花, 叫“狼毒花”。“狼毒花”在沙漠里生存, 它会把周边不是沙漠的地区以更快的速度变成沙漠。它自己能生存得很好, 但不会使得别人在那儿生存 (受访者9, 2017-03-29, 北京) 。
“狼毒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 根系发达, 吸水能力极强, 能适应干旱寒冷气候, 其兴旺发达带来的是其他草本植物的灭亡。在学术英语化的过程中, 英语就像“狼毒花”一样, 挤压了中文和其他语言的发展空间。这种挤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使西方学术概念体系强占了中国学者的心理空间 (文秋芳、濮实, 2017) ;二是蚕食了母语学术功能的社会空间 (李宇明, 2016) 。例如, 受访者8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描述了西方概念体系如何“侵占”自己的心理空间:
你学教师教育发展, 基本上读的都是国外文献。它就是简单粗暴地把你的脑子占领了。你原本对你本土的教育现实、应用语言学的现象, 还没有来得及用自己的语言来做一个分类和定义, 就已经被这个西方的语言都占满了。然后你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拿这些所有的概念, 去定义你在本土的经验 (受访者8, 2017-03-28, 北京) 。
从社会层面来说, 学术英语化会“削减”中文的交际功能。换句话说, 由于中文承载新知识能力的降低, 其交际功能就会相应缩小。汪品先 (2015) 担心我国会步印度后尘, 国人的母语只能用于传播初等教育和科普知识, 而高端水平的科技话题只能用英语。李建波作为书面访谈者之一, 也忧心忡忡地写道:
当今世界语言地貌已经形成, 即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信息像江河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大量地向英语这个海洋里流淌。这种千条江河归大海的情况因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地位的确立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助推而变得日益严重。从理论上说, 这种情况不加干预, 汉语和其他语言在信息承载量上将会成为英语这座大山脚下的大小石头 (李建波 (1) , 2017-07-12, 书面访谈) 。
从上述分析来看, 作为非英语本族语者, 我们充分享受了学术英语化带来的益处, 一方面我们运用英语可以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口头笔头交流;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受到在英语国际发表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难和压力。然而, 英语与汉语在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形成的竞争态势不易被觉察, 往往被忽视, 如不采取积极措施、任其发展, 很可能对汉语未来的发展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二) 激励英语论文国际发表政策的两面性
为促进中国学术走出去, 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例如, 北京某大学对发表在SSCI、A&HCI或SCI来源期刊上的研究论文, 每篇奖励6000元作为科研经费;重庆某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奖励办法 (经管院[2010]4号) 是:在英文SCI、SSCI经济管理期刊中, A+类4万/篇, A类2万/篇, B类1万/篇, C类6000/篇 (包括除英文SCI、SSCI经济管理期刊中的A+类、A类和B类以外的其他英文SCI、SSCI经济管理期刊论文, 以及英文EI核心期刊论文) ;上海某大学 (2013年) 的奖励办法是:SCI和SSCI期刊中, 国际顶级10万/篇, 1区1.5万, 2区1万/篇, 3区5000/篇, 4区3000/篇, A&HCI暂按照5000元/篇。
上述重奖政策对提高我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有积极推动作用。我国学者国际发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国际期刊论文数量明显增加。论文质量的高低姑且不论, 数量的增加至少能够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学界的显示度, 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正如有受访者所言, 鼓励英文发表是应该的, 因为不用英文发表, 国际研究领域就没有你的声音, “没你, 你还有什么国际话语权?” (受访者[12]-06-24, 北京) 。这个逻辑非常清楚。要成为世界学术强国, 当下我们必须遵循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 成为世界学术共同体一员。就像我国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 世贸组织规则由别人制定, 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公, 经过10年艰苦谈判, 我国才获得了入场劵。只有进去, 才有可能从边缘走向中心, 进而参与规则的制定。
然而从长期效果来看, 一味地鼓励用英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我们很可能忽视潜在、深层次的矛盾。首先, 中国学者为了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常常以西方可以接受的理论为框架, 选择西方读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文秋芳 (2017b) 曾以我国应用语言学学者2001-2015年间国外8种SSCI来源期刊发表的39篇实证研究论文为分析对象, 发现这些论文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本土问题关注不够”;二是“创新程度较低”。长此以往, 我国学者可能成为“外包加工商” (汪品先, 2015) , 为国外提供劳动密集型、粗加工的半成品, 再由外国学者进行深度分析、处理, 成为别人的“创新产品”。更为严重的是, 不少学者已经习惯地认为, 不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 研究就缺少理论高度和科学性。另一方面, 对英文国际发表的“重金奖励”, 使优质稿源流向国外, 国内顶级中文期刊很可能因收不到高质量论文, 而逐步沦为“二流期刊”。
综上, 学术英语化和相关奖励政策的利弊非常明显, 我们该如何趋利避害?毫无疑问, 我们应该很好地运用英语这一世界通用语, 尽快将中国学术推向世界, “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 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习近平, 2016) , 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学者都要努力提高英语水平, 做到能够熟练阅读英文学术文献, 用英文撰写学术论文, 无障碍地与国际学者用英文进行交流。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传播中国的学术理念、创新成果和智慧方案, 才能与国际学者开展合作, 组织跨国科研项目。如果我们持保守、极端的态度, 拒绝学习和使用英语, 那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 与国际学界隔绝, 无法融入世界学术共同体。但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学术英语化及其相关鼓励政策带来的负面作用,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遏制其负面效应, 特别是要拿出具体办法来应对中文学术地位受到的挑战。遗憾的是, 我国学界在这方面还未形成共识。
03
重新审视学术领域中“英汉语之争”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 国际学界开始讨论学术英语化对非英语语言学术地位的冲击 (Salager-Meyer, 2008、2014) , 特别是法国、德国和北欧国家的学者 (濮实, 2017)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 英语学术功能的迅速拓展意味着其他语言学术地位的削弱。而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才刚刚开始 (文秋芳、濮实, 2017) 。本文开头提及, 2015年初《文汇报》曾就这一议题组织专栏讨论, 用第6版整版刊发了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的文章《汉语被挤出科学, 还是科学融入汉语?》, 同期还用第7版刊发了另外3篇文章, 其中华中科技大学薛宇教授的文章《人为扩大汉语在科研上应用:此路不通》与汪品先院士的观点针锋相对。同年3月5日《文汇报》第10版上刊发了复旦大学哲学院徐英瑾教授的文章《母语自信与学术国际化的二律背反》, 对汪品先和薛宇的文章作了回应。笔者将这一讨论简称为学术领域中的“英汉语之争”。
重读《文汇报》上刊发的这些观点各异的文章, 深感继续开展这一争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汪品先出生于1936年, 是海洋地质学家、中科院院士。8旬老人学养丰厚、博古通今。他的文章《汉语被挤出科学, 还是科学融入汉语?》有深度、有高度, 也有温度, 字里行间浸透着对汉语的深情厚爱和对英语化可能引发汉语危机的无限担忧。他的论述有理有节、层层深入, 具有说服力、感召力、影响力, 同时具有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他从印度学术英语化的教训指出学术英语化对我国汉语发展的潜在威胁;从目前年轻人“英语化”的科研路径 (即在国外文献中找课题立项、运用国外仪器分析、再把结果发到国外期刊上, 获得高影响因子SCI论文的奖励再去申请新课题) , 批评我国科学研究缺少创新性, 进而指出深层次创新需要母语文化的滋养;从汉字具有承载信息量大、信息熵高的特点推断汉字具有科学创新的潜力。最后他提出, 应对学术英语化对中文学术地位挑战的措施是“以汉语为载体, 开辟科学创新的第二战场” (汪品先, 2015) 。他还形象生动地运用美元和人民币的关系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释:“和经济战线一样, 这种转型要求在加强‘外贸’的同时, 也要扩大‘内需’, 建成既有国际交流, 又能相对独立的‘内贸市场’。物质产品交换的媒介是货币, 智力产品交换的媒介就是语言。如果我们在用美元扩大国际贸易的同时, 也在积极用人民币结算, 那么我们在用英文加强国际交流的同时, 是不是应当考虑将汉语用作交流语言?” (汪品先, 2015) 。
遗憾的是, 在这场论战中, 薛宇和徐英瑾都未认识到汪品先观点的实质, 就匆忙表态不赞成。薛宇 (2015) 明确主张“语言发不发展, 不是科学家该管的事”“语言只是载体, 用汉语还是用英语, 哪种语言更方便、更精确、更容易交流, 就用哪种语言”“不能通过打人情牌, 来建议使用汉语”“中华文化是不是有优良传统, 其深处是不是藏着科学创新的基因, 有没有问鼎世界科学顶峰的前景, 这跟用不用汉语没有一毛钱关系”。他还满不在乎地说, 中国有14亿人, 英语使用者只是小众, 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谁会在乎他们使用中文还是英文。徐英瑾 (2015) 在反驳汪品先的观点时指出:要求人文社科学者更多地用母语写作, 以承担“守护本土文化传统”的责任, “实际透露出的是浸透纸背的防守心态与弱者心理”。最好的策略就是主动进攻, 即用英文撰文向世界阐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让不懂中文的人被中国学者的实力所折服。
薛宇与徐英瑾似乎代表了学界两种极端观点。一种认为科学家只管从事科学研究, 无需关注语言发展;另一种主张人文社科学者重要的是用英文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过分强调保护母语文化是弱者心理。这两种看法都对中文可能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危险缺乏清醒认识。汪品先的全文从未提出要排斥或拒绝学习和使用英语。他明确指出:“当今世界, 科学全球英语化的趋势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因此争论的焦点不是学术研究用不用英文, 而是如何对待汉语在学术中的地位:让英语将汉语挤出科学, 还是为汉语的发展打造空间?这是个语言战略问题, 因为中文的使用反映着国家的尊严 (文秋芳, 2016) , 中文能否为创造、传播新知识提供足够的语言资源影响着我国学科知识体系范畴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文秋芳, 2017c) 。
04
应对“英汉语之争”的建议
目前在学术领域中, 英语和汉语似乎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关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我国的学术发展与国家经济实力差距明显。因此, 提高我国学术创新力刻不容缓。一方面, 学术英语化已经势不可挡, 我国学者别无选择, 必须熟练掌握英语, 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另一方面还需要运用英语, 向全世界解释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与此同时, 我们还希望汉语拥有足够的创新能力, 能够记载和传播古今中外的科技人文知识和智慧。那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呢?笔者认为我们要主动“出招”积极应对, 为此, 笔者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一) 战略层面:为汉语成为世界第二主流学术语言, 积极提升其语言积淀
Gordin (2016) 指出, 一部西方科学发展史也是一部语言变迁史。他解释道:人类早期, 拉丁语曾作为唯一学术通用语;1850年前后, 英语、法语、德语在学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但在同一学科内部分布不均衡;20世纪50-60年代俄语是世界第二主流学术语言;学术英语化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 经过50年的较量, 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战胜了多语制, 形成“英语独大”局面。简言之, 学术英语化的历史不到百年。英语究竟能走多远?学术英语化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有明显变化, 这一点学者们均有共识, 但放到历史长河中, 其前途究竟怎样?看法迥异。谁能保证“英语霸主”的地位永远不变呢?
学术语言的变迁由多种因素所致, 其中政治因素、军事因素、经济因素、科技创新因素是关键。依据这些因素, 笔者预测在未来30年内, 英语仍旧是第一主流学术语言, 但汉语可以成为第二主流学术语言, 在某些领域有可能成为第一学术语言。如此预测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 30年内我国可以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强国。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0年内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随着经济实力的加强和军事力量的壮大, 我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会随之增加, 估计30年内中国能成为科技强国。第二, 我国在某些领域已拥有创新成果, 例如中医学、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等。此外, 我国人工智能、航天科技、通讯技术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也展现出巨大创新潜力。
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因素外, 陈保亚 (2016) 指出汉语能否成为通用语的关键是提升汉语的语言积淀。这里语言积淀是指语言承载的知识广度、深度和新颖度。他在文中指出:“……经济实力超前于语言积淀的发展, 往往是一种畸形发展, 语言通用性并不会由此得到提升”。中国虽然已经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汉语的语言积淀还远未达到同等地位。以此标准, 未来汉语能否成为通用语的关键是语言积淀的丰厚程度。就此, 陈保亚提出了两条建议: (1) 扩大翻译文本; (2) 增加原创文本。所谓扩大翻译文本就是确保将世界上任何承载着原创性知识的语言文本都翻译成汉语。这样, 汉语就能表达各种语言所承载的古今知识。他以佛教文本为例, 说明了翻译的重要性。由于佛经经典都有汉译本, 因此许多日本人、朝鲜人以汉语为媒介获取了佛教思想及其相关知识, 而没有直接学习记载佛教的梵语或其他中亚语言。所谓增加原创性文本, 本质上就是提高汉语文本的创新性。这就是说, 汉语文本中承载的信息在其他语言中没有, 汉语是获取这些信息的唯一媒介。笔者思考20世纪50-60年代俄语能够成为世界第二主流学术语言, 很可能就是因为前苏联在这一时期人造卫星上天、航空航天技术处于世界巅峰。
要实施陈保亚提出的两条建议, 目前还有操作困难。第一, 国内科研评价体系对翻译成果的认可度比较低, 翻译国外的理论著作远不如自己撰写专著。第二, 对论文的原创性缺乏评价标准。目前的评价只看发表论文的期刊是否属于SCI、SSCI、A&HCI或CSSCI, 根本不看论文创新性的高低。鉴于上述两个操作困难, 笔者建议, 当下亟须修改评价体系, 应该将翻译具有原创性的外国学术著作工作量等同于学术专著的科研工作量, 同时要对经典著作 (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学术著作) 英译汉工程加强顶层设计, 鼓励高水平学者参与;学术成果评价一定要以“创新性”作为关键指标。一篇文章的质量要看发表刊物的级别, 更要考察其创新性的高低。对于青年学者来说, 可以从重复验证性研究入手, 但不能就此止步。正如汪品先 (2015) 所希望的那样:“年轻人能够更上一层楼, 成为具有双语能力、拥有东西方双重文化底蕴的人, 通过科学去促进中华振兴, 而不是蹒跚在世界科学村头, 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二) 战术层面:区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采用不同的双语发表政策
在全球化时代, 一名称职的学者必须要具备汉英双语写作能力, 在中外学术交流中游刃有余, 既能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 又能在国内中文期刊上发表高质量论文。由于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对象有异, 自然科学学者可采用“先英、后中”策略, 即先用英文发表, 在世界范围内抢占创新制高点, 再用中文发表, 这样既可丰富汉语科技领域的语汇, 又可让英语水平偏低的读者尽快获得前沿知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可以采用“先中、后英”策略, 即先发表中文论文, 再用英文发表。事实上, 与英文相比, 中文发表周期短, 及早在中文期刊上刊发研究结果, 可让中国读者先受益, 然后用英文发表, 也可让中国成果走向世界。不过, 这里可能需要国内在政策方面作些许调整。笔者曾经就“双语发表”这一问题在国内做过电话调查, 大概有一半受访者不同意这一做法,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自我剽窃”, 另一半人不置可否, 认为这是“灰色地带”。就这一议题, 笔者和高一虹 (Wen&Gao, 2007) 曾发表《重复发表与学术不平等》 (“Dual publication and academic inequality”) 一文。该文指出:两种不同语言学术论文的规范不同, 撰写中文和英文论文的方式不能单纯靠翻译, 因此双语发表不仅不能看作学风问题, 相反应该大力提倡, 这也是克服英语母语者和非英语母语者之间学术不平等的最佳措施。
鼓励论文双语发表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 在鼓励“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同时, 还能增强汉语的传播力。这里传播力指的是“中文创造或推广新知识的能力” (文秋芳, 2016) 。语言不仅是符号系统, 而且是意义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 汉语的语汇只有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与扩大, 汉语才能具有传播力。用汉语发表最新学术成果, 能够“迫使”学者将英文概念翻译成贴切的汉语;凡是汉语的原创成果, 作者会首先使用母语中的“本土概念”, 然后再翻译成恰当的英文。如此实践, 汉语的“语言积淀”就能够逐步丰富起来。目前“重英轻汉”或“唯英弃汉”的倾向在自然科学领域非常明显, “语言积淀”出现了危机, 大量的英文学术词汇没有对应的中文译文, 易导致国内学者交流时中英文混杂, 汉语的交际功能受到挤压, 同时在代际科技知识的传递上, 汉语意义体系会出现“空缺”现象。这就是汪品先对“汉语被挤在科学之外”担忧的原因所在。第二, 鼓励双语发表有利于加强“海归派”和“本土派”之间的团结协作, 提高国内学术共同体的战斗力。目前有些“海归派”熟悉国际论文发表的流程和要求, 善于用英文发表论文, 而对中文期刊的规范不熟悉, 论文发表困难重重。他们虽然在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了数篇论文, 但在国内共同体内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些“本土派”在中文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但不擅长用英文发表。少数人满足于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力, 但与国际交流不足。不可否认, 我国仅有少数学者具有很强的双语能力, 在国内外学界也很活跃, 但大部分学者双语发表数量不均衡。如果“海归派”和“本土派”能够结成“互助”对子, 彼此之间取长补短、互助共赢, 走“双语”发表道路, 我国学术发展肯定会上一个新台阶, 同时也能为建立一个和谐、健康的学术共同体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
05
结语
国家强则语言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保护和提升中文的国际地位。目前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敏感度很低, 甚至熟视无睹、漠不关心。需要强调的是, 提出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是要改变当前学术英语化的趋势, 因为语言的使用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为的努力有可能遏制某些负面倾向的蔓延。从战略层面考虑, 我们要将汉语成为第二主流学术语言作为长期目标奋斗。从战术层面考虑, 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 避免汉语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遭到挤压和蚕食。只要政府和学界共同努力, 笔者相信这一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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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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