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骑 | 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70年：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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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70年：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
沈骑教授
沈骑，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曙光”学者、国际SSCI期刊Language Policy唯一中国编委、《语言战略研究》编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并完成国家语委重点项目2项，主持并完成其他省部级课题8项。出版专著 2 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10 篇，在《语言文字应用》《语言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外语》《外语界》等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51 篇；发表 SSCI&AHCI 论文 8 篇，在国际期刊主编中国语言政策专刊2期。
语言学通讯推选文章
摘 要：文本以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两大进路作为理论框架，回顾和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经历的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历程，发现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以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服务于国家战略定位与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发挥外语教育实用工具价值，融合文化价值。新时代的中国外语教育规划需要更好回答并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和“为谁培养人才”这三个根本问题。
关键词：外语教育规划; 语言规划范式; 外语教育; 外语战略; 外语人才培养;
项目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外语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15JZD04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学习文献：沈骑.新中国外语教育规划70年：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5):68-77.
01
引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祖国同行，服务国家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不仅推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自力更生的本土化建设，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逐步从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外语教育规划经历了范式变迁和战略转型，在全面对接国际化对外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格局的变革之中，维护与拓展新时期的国家利益。当前，中国处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的历史定位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战略使命与时代重任。面向未来，中国外语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战略规划，这是摆在每个外语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现实问题。鉴往知来，回顾并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范式变迁与转型历程，对未来外语教育规划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从国家战略高度对中国外语教育规划进行过初步探讨 (1) 。但上述研究多为经验层面的宏观思考，并没有从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层面进行深入探究，因此也无法完全揭示中国外语教育规划范式变迁与战略趋向。本文以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两大进路作为理论框架，回顾和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经历的两大范式变迁与三次战略转型历程，提出未来十年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战略构想，希冀以此推动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研究的深入发展。
02
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两大进路
外语教育规划是一个国家为了应对国际交往与对外沟通，在语言规划和教育规划层面实施的重要人力资源规划。外语教育规划与宏观教育政策密切相关，其目标就在于提升国家和全民整体外语能力。正如语言规划的本质是一种社会规划、文化规划和政治规划一样，外语教育规划并不仅仅是外语教学和课程的设置问题，而是国家在外语教育层面实施具有明显政治和战略意图的语言规划行为。在《语言规划与社会变迁》一书中，美国语言学家罗伯特·库珀提出应该从八个方面来分析语言规划的范式：谁是规划的制定者？针对什么行为？针对哪些人？要达到什么目的（或出于什么动机）？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决策过程？效果如何？(1) 在库珀提出的“八问方案”中，我们较易界定与语言规划直接关联的规划主体、对象、内容、方式和效果等技术化内容，但其中提到的目的或动机却是整个语言规划的核心和驱动要素。从国际关系角度看，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规划是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局势，在对本国与世界关系进行深刻思考之后，推行实施的重要语言规划。从国际比较经验来看，外语教育规划是大国博弈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价值定位 (2) 。由此可见，一般意义上外语教育层面的讨论无法把握和理解国家外语教育规划的动机与目标，更无法洞悉和发现外语教育规划的价值观。借助于语言规划范式理论，我们可以界定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两大进路。
（一）外语教育规划的工具范式
在语言规划中，语言工具性价值最为明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新兴国家为了解决沟通与交际问题，在语言规划中都确立将语言作为工具的价值观，即将语言看成一种获取社会资源的工具，主要涉及语言的实际使用功能和定位，属于语言本体和语言地位的规划活动。正是依靠语言这一最基本的交际工具，不同语言因其交际作用大小的不同，就具有不同的价值。基于这一工具价值，“掌握何种语言也就与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产生联系，进而与社会阶层提升发生链接” (3) 。在对外交往和沟通过程中，外语教育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就首先体现为工具性价值取向。外语教育规划的工具范式一方面体现在其使用价值层面，如外语教育满足国家和社会对所需外语人才的需求，这里就涉及特定外语语种和外语人才规格的需要；个人通过学习某种语言，获取学习新技术和新知识的途径或机会。另一方面，工具范式还体现在其交换价值上，如个人通过“投资”外语学习，获取语言文化资本，从而为其带来利益和好处，如经济收入、求学、就业和职位晋升等外显性收益 (4) 。
（二）外语教育规划的文化范式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随着语言规划重心从语言本身的规划，逐步转向使用语言的人为主体之后，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演变为处理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语言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权利观与语言问题观交互融合，语言规划的文化价值取向日益凸显 (5) 。语言规划的文化价值取向并不体现在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和知识。语言不仅有自身的知识体系，而且不同的语言还有各自的文化价值负载，更体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语言规划的社会文化功能日益受到关注。
在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趋势之下，外语教育规划的文化范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跨文化规划，实现外语教育这一重要的跨文化教育和国际理解教育形式，有助于提高公民的跨文化素养和全球胜任力。对于国家而言，外语教育规划可以促进跨文化沟通，实现不同文明交往的文明对话和互学互鉴，促进中外文化的“视域融合”，增强中外人文交流，提高对世界不同区域国别的智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从而推动文明创新。
03
中国外语教育规划70年的范式变迁与战略转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经历了从工具范式到文化范式的嬗变与融合，回顾与梳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范式演进，可以从客观上认识在这70年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战略转型之路。
（一）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工具范式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以工具价值取向为主，这不仅体现了语言的工具性，同时也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整体格局的基本国情。但是，外语教育规划的工具范式在不同历史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特征，具体而言，外语教育规划工具观的演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从“政治导向”到“经世致用”的演变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起始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当时“同文三馆”的设立是与晚清政府的“制御远夷”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1) ，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随后，从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建立到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外语教育的普及化探索，外语教育规划受到历史与社会政治影响，一直未能步入正轨，每一次外语课程改革“要么取法日本，要么效法美国，始终没有根据本土的国情设计课程，没有形成自己的东西，致使改革翻来覆去，走了不少弯路” (2) 。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外语教育。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当时的上海大学培养了大批对民族复兴与共产主义革命有贡献的外语干部 (3) 。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展外语教育，先后创办了延安大学俄语系、延安外国语学校、华北联大外专和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等外语教育机构，为新中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外语教育规划进入到一个自主发展的阶段，开创了“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先的价值观，将外语教育发展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国家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与需求，借助苏联建设经验，当时的外语教育规划采取了“突出俄语教学、淡化英语教学”的“一枝独秀”政策。在“一边倒”的政治导向下，外语教育在语种规划上，过度推广和发展俄语，英语和其他外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对待。应该说，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大力发展俄语教学，完全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需要，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俄语、学习与借鉴苏联科技文化的专业人才，这一工具性价值观符合当时的国家发展战略。但是，从国民教育的角度考虑，当时我国对于作为通用语的英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致使本来具有相当规模的英语教育基础被严重削弱。换言之，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在政治导向的工具价值观统领下，这一时期我国外语教育语种规划意识不强，语种建设明显不足。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外语教育规划的政治化倾向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发生了转向。一方面，中苏关系恶化，俄语教学和人才培养遇冷，出现俄语人才供大于求的困境；另一方面，我国与很多西方国家和亚非拉国家陆续建立外交关系，需要大量外交与翻译人才。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当时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指示，国务院外事办、高等教育部党组起草了《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提出由于国际形势发展很快，外语干部培养和生长，无论在数量、语种和质量方面，都同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距离很远，矛盾很大 (4)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6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改变学习俄语和其他外语人数的比例，需要扩大外语教育的规模，提倡大中小学外语教育“一条龙”的设想，力图把外语教育的发展纳入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相适应的轨道，由被动转为主动。尽管由于历史原因，这一规划纲要大部分措施和建议并没有付诸实施，但该《纲要》毕竟是新中国成立15年以来，我国除旧立新地建立外语教育体系和外语教育政策发展过程中一次重要经验总结和探索，也是我国第一次审时度势、冷静思考，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对外语教育中长期发展进行的部署和探索，开拓了外语教育的新局面，在我国外语教育规划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5月，邓小平同志亲自指示要加强外语教学。同年9月，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正式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专题研究外语教育规划的会议，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会后下发的文件《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进一步明确外语教育的重要性，特别强调高水平的外语教育不仅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先进国家、先进民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1) 。我国著名的外语教育专家许国璋先生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题为《论外语教学的方针和任务》的长文，首次阐述了新形势下外语教育规划的方向和任务，提出外语教育的任务是：以外语为工具，学习世界上的科学文化知识，为我所用 (2)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逐步从政治主导转向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经世致用”成为新的规划范式，在这一范式下，中国开始全面普及外语教育并逐步提高国民外语水平，外语人才培养的规模与质量不断提高，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外语教育大国，外语教育规划有力推动着国家开放、社会进步和教育改革不断前行。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在经历了近三十年政治导向之后，进行了第一次战略转型，开启了全面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型规划模式，逐步开创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新局面。
2. 从“向己型”到“向他型”的转变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步从“本土型”国家转变为“国际型”国家，中国人民的外语生活面貌逐步发生变化，外语教育规划的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面临着第二次战略转型的任务，即从“向己型”转向“向他型”规划范式的转变。
按照李宇明先生的观点，所谓“向己型”的规划范式，是指在有限外语生活背景下，学习外语的目的是以语言为工具，籍以学习外国先进的科技文化与管理经验，学习的语种也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世界通用语种；而“向他型”的规划范式则是面向全世界，致力于国际化的各类外语服务需求，涉及不同领域与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外语语种的需求则更为广泛，周边国家的语言地位会逐渐重要起来，不再局限于通用语种 (3)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语教育规划的重点落在“向己型”范式上。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中小学外语教育和大学外语教育都以英语为主，兼顾通用语种。首先，1986年10月，全国中学外语教育座谈会召开，提出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学外语教学的几点意见》，推动了中学外语的发展进程 (4) ，中学外语教育逐步形成以英语为主的发展格局。其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中小学基础外语教育阶段的英语教材、教学大纲和教学法建设全面启动。截至1998年，全国除了青海与宁夏之外，其他所有省市都已开设小学英语课程，学生人数突破500万 (5) ，小学开设英语课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第三，自1984年以来，大学英语教学受到重视，一是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得以完善，二是自1987年始，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逐步建立，公共英语教学在高校全面开展，日语、俄语、德语和法语公共教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向己型”的规划范式，通过推进以英语为主的通用语种外语教育规划模式，对我国学习与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科技与文化知识，培养各行各业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大国崛起和国际化的转型，“向他型”规划范式渐受关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度遭遇冷落的“小语种”专业建设受到追捧，非通用语种外语教育规划正式启动。2001年，国家教育部设立“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开始小语种人才培养布局工作；2007年教育部设立“特色专业建设点”等扶持计划，推动非通用语种学科发展 (1)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自2015年起，全国外语院校和综合性大学纷纷开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专业或课程，掀起了一股“小语种热”。四年来，各省市不少地方高校也相继加入小语种专业建设，国内小语种专业和布局都出现“井喷”式增长的趋势。截至2016年，全国高校仅欧洲非通用语种，就有24个本科教学点在教育部备案，欧洲非通用语种专业总数达到114个 (2) 。从2019年新增专业情况看，全国小语种专业迅速增加了47个专业教学点。应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专业的设置，正是体现了国家外语教育规划从“向己型”到“向他型”范式的转变。
3. 从技能型到专业型的超越
随着全球化日益推进，以单一的语言技能为主的中国外语教育规划技能型范式面临着向专业型范式转型的挑战，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第三次战略转型迫在眉睫。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语人才规划强调的是语言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这种工具范式的优势在于可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具有一般通用型语言沟通与交流能力的人才，但是随着国家对外语能力需求的不断增长，这种技能型范式在有效性和实用性方面的弊端日益显现 (3) 。20世纪90年代末，外语教育“费时低效”问题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事实上，公开提出我国外语教育“费时低效”的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1996年6月，在中南海召开的外语教育座谈会上，李岚清同志就我国外语教育和外语改革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总体外语水平不但不如发达国家，如德国，也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我国目前外语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普遍存在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很多学生经过8年或10年的外语学习，却不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原版书籍，尤其是听不懂、讲不出，难以与外国人直接交流。这说明我国的外语教学效果不够理想，还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 (4) 。李岚清同志所说的知识分子外语水平问题，正说明国家在对外交往与国际化背景下，亟需大批专业型外语人才。一方面，技能型人才缺乏人文知识积淀和专业知识培养，无法胜任国家对于高层次外语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技能型人才缺乏不同类型的专业基础，无法胜任不同专业领域和行业的工作岗位，更无法满足日益国际化的众多领域与行业专才的迫切需求。因此，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艰巨任务就是：无论是外语专业人才规划还是专业人才的外语规划，都面临着如何适应从技能型范式向专业型范式超越的挑战。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外语类院校就对外语人才培养提出“复合型”的改革口号，希望走出单纯的语言技能培养模式，开始探索外语人才多元发展的道路。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复合型”专业的外语人才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备受青睐，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饽”，这也成为当时外语教育规划的一个亮点，“语言+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成为外语专业人才规划范式的一大特色。但是，由于学科受限，目前的复合型外语人才专业还主要以人文和社科专业为主，无法向理工医农等专业领域深入与推进，因此，“专业+语言”的新型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呼之欲出。
当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新格局之下，专业型规划范式亟需在“一专多能”（外语能力）和“一精多会”（外语）两个方面发挥作用。2018年9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召开加强公共外语教学改革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从国家战略高度规划公共外语教学，为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工作，启动面向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公共外语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在国家政策层面对大学外语教学作了重要导向，对教学实践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5) 。培养“懂专业，精外语”的国际化高层次外语人才将是今后外语教育规划的重要任务。
（二）中国外语教育规划文化范式的变迁
外语教育规划的文化范式是对工具范式的一种补充，也是对语言工具观的融合与超越。诚然，外语是国际沟通的“工具”，但外语教育却不仅仅是将语言作为知识或是“实体”的教授，它同样具备跨文化教育、素质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的价值。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文化范式经过了文化传输、文明对话和文化创生三个阶段，全面对接国家文化战略发展的需求。
1. 文化传输：从单向道到双行线的互动
外语学习从本质上看，就是一个跨文化学习与体验的过程，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语教育规划的文化范式是以文化单向输入为主。正如20世纪80年代中国原版引进的英国电视英语教材《跟我学》 (Follow me) 一样，国门打开初期，在中国向西方学习并借鉴先进科技和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外语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文化中介的作用。在文化导向上，外语教育作为重要渠道，大量输入了欧美文化和思想，在当时的出国潮助推之下，外语学习一度在“时尚”的西方文化“单行道”中备受青睐。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学外语课程大纲中明确要求开展跨文化教育，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跨文化外语教学变成了在外语课堂介绍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和异域文化。这种将语言与文化割裂开来的碎片化做法并没有系统的体系和明确的方法，也没有考虑到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这样的“拿来主义”带来的往往是“欧风美雨”或是“外国的月亮”。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文化范式是单向导入，没有充分考虑到外语教育中跨文化的交互和理解的需求。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西方文化借助各种强势媒体大举入侵，它们往往打着“跨文化”的幌子，在外语教育场域中肆无忌惮地进行着“文化灌输”，在学生们领略“欧风美雨”的西方文化的同时，中国本土文化却在他们接受的外语教育中严重“失语” (1) 。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什么都轻而易举地“拿来”而不注重本土文化“输出”，那么，东西方文化就会出现文化生态失衡问题。本土文化的缺失会导致外语教育失去多元文化知识和本土知识的传播，从而必然导致国际交流的失败。
本土文化在外语教育中的缺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外语教育的跨文化素养成为外语教育规划的重要使命，文化范式正在经历着从“单行道”向“双通道”互动转变。“双通道”文化范式不仅是提高学生跨文化能力与国际素养的途径，也是实现中华文化输出的重要渠道。曾任教育部国际司司长的岑建君认为，外语教育不仅要把精力放在吸收、引进国外的文化，还要注意发挥外语具有的对外宣传的价值作用。他指出，受西方国家的舆论误导，加上我们宣传工作没跟上，西方人还十分缺乏对我国的了解，仍把中国视为“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英美政府大肆制造“中国贫穷论”或是“中国威胁论”，时而把中国说成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时而又将中国描写成最富有的强国之一，挑拨邻国与我国的关系。部分外国人对我国仍持有偏见，这种异常现象不利于我国对外开展经贸、文化、教育交流，也不利于我国改革开放质量提高。“倘如哪一天外国人都像国人了解英美文化一样而懂得中华文化，尤其了解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中国人将会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 (2) 。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交流与输送本应是双向的。外语教学并非只是外国文化的单向“传声筒”，而应当鼓励文化互通与互鉴。进入21世纪以来，一大批新课程，如《中国概况》《世界中国》《经典中的中国》和《中西文明比照》等跨文化教育课程在高校受到广大学生的追捧。当前，如何利用外语教学传播中华文化，加强高校外语课程思政教育，是外语教育改革亟须思考的重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文化输出”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文明和进步，也需要优质的外语水平作保证。因此，外语教育规划的文化范式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构建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文化战略。
2. 文明对话：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文化范式转向。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从教学理论到实践层面的外语教学法，从课程设置到教材编写，采用的是引进来模式。首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语教育规划理念主要是借鉴苏联的语言文字学范式以及教学理论指导，外语教育强调单一语言技能的强化训练，注重语言训练的高强度、高难度和重复性，这种苏联式的教学法和课程设置方式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影响持续至今。其次，改革开放初期，受到西方语言结构主义理念影响，以语法结构为主的语言技能教学模式将语言与文化严重割裂，取而代之的是听说读写等各类技能型课程。再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到欧美教学法的影响，我国外语教育开始强调以听说为主的交际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法，西方外语教材与外语教学理论“源源不断”“原汁原味”地引进中国。在引进来范式之下，中国外语教育从语种布局到教材规划，从教师发展到测试评价，都是以英美国家“马首是瞻”。应该说，这种引进来的文化范式，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对接国际标准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语教育实证研究表明，这些国外的外语教育理念与范式都不同程度地陷入到“水土不服”的窘境，引进来范式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本土语境和中国学生的学习文化、学习风格和学习策略的适应性问题。在引进来的同时，我们忽视了本土外语教育的传统与优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忽视本土文化的适应性问题，外语教育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在不同国家外语教育模式中左右摇摆的“钟摆现象”，令人无所适从。张绍杰就在其专著中对这种“舶来品”做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1) 。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教育国际化和教育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外语教育规划范式逐步为世界所关注。2010年以来，以李宇明先生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已经在国际范围内树立起了中国语言规划范式，为全球语言生活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其提出的“语言竞争”“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化规划”等规划思想进入到国际学术界，备受瞩目。此外，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规划理念，如文秋芳教授提出的“产出导向法”教学思想和“国家外语能力”理论体系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备受国际学界的关注。一系列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经验与做法，特别是多语和谐发展的文化规划范式，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 (2) 。这体现出中国外语教育规划文化范式已经从规划理念和意识上开始转型，从过去一味盲目地“引进来”，开始从理论上思考“走出去”的战略大计，注重通过外语教育规划，创立文明对话的新模式。
3. 文化创生：从跨文化到超文化的推进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开始重视跨文化素养能力的培养，在文化规划层面，跨文化范式从原来的碎片化的描述和介绍，开始进入到外语课程大纲或是教学标准之中，跨文化外语课程与教材建设加速，这标志着文化范式正从语言工具型向跨文化价值范式过渡, 从单向灌输向双向比较转型。但是，正如众所周知的文化“冰山理论”一样，现有跨文化规划仅涉及最为显而易见的冰山一角，对于文化“冰河”的积雪层（政治、法律、科技等）、冰冻层（教育制度、社会组织和价值观）和河水层（语言、思想等）都无法系统触及 (3) 。因此，新时代外语教育规划的文化范式面临着创新的任务，即从偏重于静态的、表面的和物质层面的跨文化范式向以文化创生为旨归的，动态的、系统性的和深层次性的超文化（Trans-culturality）范式推进 (4) 。超文化规划范式是外语教育通过厚植区域国别研究，从全球化高度，在整体意义上融合中外文化系统，从语言出发，通过比较和借鉴世界不同文明与文化多样性，创新文化站位，形成基于对本土文化热爱和对象国文化欣赏相融通的新的文化位置，实现文化创生。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正处在新旧交替，世界范围的人际沟通与国际交往以流动性和多样化为主要特征。国人逐渐认识到，一旦走出国门，仅仅依靠个人语言基本功早已不能满足深入交往之需求。但凡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国外环境的复杂性。在中国推进和参与全球治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进程，各行各业面临的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中国需要学会同众多的国家进行交往，仅靠单一的语言技能教学无法满足新时期全球化对外语教育提出的全方位要求，了解和熟悉对象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等知识，提升跨文化交际和适应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拥有更多精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的高层次外语人才，需要更多熟悉“一带一路”的国别乃至区域外语研究人才，需要更多语言能力过硬、具有国际视野、能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的领域和行业专才。
在此战略背景下，中国外语教育规划文化范式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在传统的语言和文学之外，外语学科高度重视跨文化与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区域国别研究这两个新的学科发展规划方向，彰显出超文化规划范式的新格局和新视野。根据教育部的部署，2019年，部分高校开始试点在大学外语教学改革中充分考虑外语语种和文化多样性问题，特别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大学外语教学在坚持英语教学为主的前提下，开始适当增设多语种语言文化课程，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化国情课程，主动融入区域国别知识，向学生充分展示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化思想、价值观与风俗习惯，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
04
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战略构想
回顾与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历程，从工具与文化两大范式变迁和三次战略转型可以发现，外语教育规划必须以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服务于国家战略定位与社会经济发展大局，发挥外语教育实用工具价值，融合人文价值。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必须切实解决并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培养人才”和“为谁培养人才”这三个根本问题。
（一）培养什么样的外语人才
展望未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进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在肩，中国将继续扩大开放，以海纳百川之心态融入世界，引导世界变革。未来十年，在中国引领的新型全球化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首要目标就是在这一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和时代挑战面前，规划培养各类外语人才问题。当前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各类国际化全球治理人才的培养、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教育国际化战略，以及高校“双一流”建设都对外语教育规划的战略发展寄予厚望。因此，未来十年的中国需要培养更多多元化、高质量和复合型的外语专业人才与专业外语人才。一是多元化的外语人才。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将在外语人才的种类与语种方面实现多元化发展战略，切实注重国家外语人才的种类与外语语种布局问题，这既要考虑到国际通用语和区域通用语建设问题，也要关注与国家利益相关的非通用语种甚至是非官方的关键战略语种的布局。二是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将全面提高外语教育的质量与标准建设，国家将针对各类外语人才的培养规格，确定和建设不同语种和专业标准与评价体系，使之成为培养和选拔国家战略需要的外语人才质量评价体系。三是复合型的外语人才。在全球化时代，外语教育规划需要综合考虑到不同专业、领域和行业对于应用型和复合型外语人才的战略需求，还要充分考虑到国家公共外语教育对于专业人才外语能力的培养体系建设，全力支持国家走出去和外向型发展战略。
（二）如何培养外语人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外语教育规划实践，为今后外语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人才培养的棘手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缺乏统一领导部门和机构，缺乏战略规划。当前，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主要停留在外语教育各学段的课程、专业或是学科层面，迄今为止还没有系统全面的外语教育的战略规划来统筹和指导中国外语教育发展，在高校体系中，还没有一个外语教育规划专业指导委员会来统筹各类外语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的大中小学外语教育“一条龙”问题也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建立一个专司外语教育规划的部门或机构，已成当务之急，事关外语人才培养大局。此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革命大潮，将在未来给外语人才培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如何实现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育的适应性与创新性问题，已经引起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外语人才培养规格、类型乃至专业与学科发展都需要提前布局和规划。展望未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人才定位将会日益走向多元，人才培养体系将日趋成熟，外语人才规划也将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制度化。
（三）为谁培养外语人才
外语教育规划范式的核心就是外语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经过70年的教育实践，外语教育规划的工具范式演变和文化范式变迁，两者互为补充，趋向融合。外语教育规划价值取向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导向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导向，再到商品经济时代的市场导向。在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规划更需要明确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导向，树立外语人才培养的国家意识。实现从知识取向到价值取向的转变 (1) 。近年来，外语教育规划以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为抓手，从根本上区分了国家外语能力、公民外语能力与全民外语能力之间的内在区别，明确了外语教育规划的战略任务应该是国家外语能力。我们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外语教育的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外语教育大国，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建设的外语教育体系，支撑了世界上最大的外语教育事业。当前，中国仅英语学习者人数就将近4亿，中国公民的外语水平有了明显提升。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推动了国家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支懂外语、通专业的专业科技队伍，构筑了一个参与并逐步主导国际竞争的人才高地。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主要目标将是把国家建设成一个外语教育强国，全面提升国家外语能力，以国家意识推动外语教育改革。当前，外语复合型人才培养、高端外语人才培养和中国国际话语权等问题，都是外语教育规划亟待破解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当前致力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必须正视国家战略转型的时代重任，加强外语教育战略规划研究，推动国家外语能力建设，培养各类践行国家意志的外语人才。
05
结语
德国政治家威廉·冯·洪堡特曾经说过，“掌握了一门外语，就是获得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途径，通过语言认识世界，通过比较各种语言来比较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 (2) 。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时代，人们需要最大限度地学习和借鉴不同国家语言资源去认识和建构世界 (3) ，描述与转述世界，同样也需要语言来适应与建构世界。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实践表明，外语教育对于国家建设、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展望未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外语教育规划将从全球治理的新高度，谋求新的发展，全面服务国家战略。
注释
1 陈琳:《建国七十年与外语教育》, 《世纪英语教育周刊》, 2019年3月5日;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 《外国语》, 2010年第1期;李宇明:《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外语界》, 2018年第5期;王定华:《改革开放40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回眸》, 《课程·教材·教法》, 2018年第12期;姜锋:《我与中国改革开放后外语教育的40年不解之缘》, 《外国语》, 2018年第6期;沈骑:《全球化3.0时代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价值困局与定位》, 《当代外语研究》, 2017年第4期;沈骑、鲍敏:《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语教育规划》, 《语言战略研究》, 2018年第5期。
2 (1) Cooper, R: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CUP, 1989.
3 (2) Ruíz R: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the Journal for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ilingual Education, 1984, 8 (2) :15-34.
4 (3) 李宇明、王春辉:《论语言的功能分类》, 《当代语言学》, 2019年第1期。
5 (4) 沈骑:《中国外语教育规划:方向与议程》, 《中国外语》, 2017年第5期。
6 (5) 李宇明:《语言的文化职能的规划》, 《民族翻译》, 2014年第3期。
7 (1) 粟高燕:《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重变奏--世界化视野中的近代中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年版, 第43-44页。
8 (2) 黄远振、陈维振:《中国外语教育:理解与对话--生态哲学视域》,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9 (3) 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年版, 第46页。
10 (4)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28页。
11 (1) 群懿:《中国外语教育要事录》,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48-149页。
12 (2) 许国璋:《论外语教学的方针与任务》,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78年第2期。
13 (3) 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 《外国语》, 2010年第1期。
14 (4) (5) 刘道义:《基础外语教育发展报告 (1978-2008)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15 (1) 丁超:《中国非通用语教育的前世今生》, 《神州学人》, 2016年第1期。
16 (2) 王文斌、徐浩:《2016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7年版。
17 (3) 沈骑:《“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5年第9期。
18 (4) 李岚清:《关于外语教学改革的讲话》, 《文汇报》, 1996年9月3日。
19 (5) 沈骑:《语言规划视域下的大学外语教学改革》, 《外语教学》, 2018年第6期。
20 (1) 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 《光明日报》, 2000年10月19日。
21 (2) 岑建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应着眼于未来》, 《外语界》, 1998年第4期。
22 (1) 张绍杰:《中国外语教育传统历时调查研究》,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23 (2) Shen, Q.&Gao, X.S:Multilingualism and policy making in Greater China:Ideological and implementational spaces, Language Policy, 2019 (2) .
24 (3) 范徵等:《中国企业走出去跨文化环境因素探究》, 《管理世界》, 2018年第7期。
25 (4) Shen, Q:Meanings of cross culture, Interculture and Transculture:Reading“Universal Dream, National Dreams and Symbiotic Dream:Reflections on 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 in China-Europe Encounters”, Journal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14 (1) .
26 (1) 杨枫:《高等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跨学科精神及应用理念》, 《当代外语研究》, 2019年第2期。
27 (2)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年版。
28 (3) 这一观点受益于李宇明先生于2018年11月11日在同济大学召开的首届“一带一路”外语教育规划圆桌会议的重要讲话, 李先生在论及语言和全球治理关系时, 指出语言具有发现世界、描写和适应世界的三大功能。在此特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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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欢迎查阅《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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