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语言学通讯微信公众号
摘要：本文提出，新中国翻译学科的70年发展是一个从萌芽到逐渐成长，再到充分发展的过程：1)在萌芽期，翻译作为学科发展的条件尚不充分；2)成长期的标志是国外译论涌入、学科意识提升、学术机构创建、翻译教学系统化；3)在发展期，翻译学科在国家层面获得认可，国内的翻译研究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两大取向，即接轨国际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的研究。翻译研究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翻译学科体系的建构。关键词：翻译学科; 发展历程作者简介：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主要研究领域微语言学和翻译学。学习文献：王克非.新中国翻译学科发展历程[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9,51(06):819-824+959.
翻译因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社群的交流之需而产生，也为多元文化的融汇发挥桥梁作用。翻译既是文化沟通的过程，也是文明交流的产物。千百年来，无论西方东方，都见证了翻译对于文化传播与沟通的重大作用。仅从圣经为代表的文化翻译，就可清晰地看到一条由希伯来文到希腊文（亚历山大城），后由希腊文到阿拉伯文（巴格达），再经阿拉伯文译入拉丁文（托莱多）以至欧洲各国语言的文化典籍传播路径。这就是翻译开辟的文化沟通路径。在中国，西汉末年的佛教传入，使佛经翻译成为中国翻译史上最初的重要一环。后来又有传教士的译介，以及更大规模的近代西学译入，给古老中国文化带来生生不息的活力。诚如季羡林（2007:10）所说：“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的史实丰富，作用巨大，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和论述却远远不够。如在勒弗维尔所编《翻译·历史·文化》（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Lefevere 1992）和罗新璋所编《翻译论集》（1984）中，中外历史上关于翻译的认识和观点，在现代以前基本处于议多论少的前理论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翻译学科才逐渐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步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纵观这一成长历程，可清晰地看到三个时期：一是萌芽期（1949-1978），起点是新中国的成立，百废待兴，终点是“文革”的终结，百衰待振，翻译学科亦然；二是成长期（1978-1999），起点是改革兴起，终点是世纪末，标志是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重要学刊《翻译通讯》（后更名《中国翻译》）等的创立等；三是发展期（2000年至今），起点是学科意识的提升，如二级学科点的设立和翻译学博士点的开办。下面逐一评析。
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表现为双语转换技能，具有实践属性和艺术特性；而翻译学则是对翻译这一特殊语言现象的研究，具有学术属性和复杂特性。新中国早期，翻译主要被视为一种跨语言技能，服务于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翻译和外事人才，跻身于新中国文学文化建设的行列。这体现在培养了一大批以英语、俄语为主的外事和翻译干部，更重要的是大量译介了国外的经典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并将中国的政治文献和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俄、日等多种语言，介绍给世界。但作为学科，此时尚未得到发展。早期有董秋斯、茅盾等对翻译的讨论，甚至呼吁将翻译视为一门科学，如1951年，董秋斯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理论的建设》的论文；在1954年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茅盾做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长篇报告，但由于时代局限，这些学科建设的声音并未受到重视。国际上的情况相仿，理论建设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时期起步，如著名翻译学者奈达（E.Nida)1964年出版《翻译科学探索》，霍姆斯（J.Holmes)1972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被视为翻译学科的创建宣言。也就是说，到20世纪中叶，国际上才开始对翻译研究的性质、范畴和学科目标等进行科学、深入的探讨。由于时代的局限，国际上的这些理论探讨未能及时引入，国内翻译界谈论最多的还是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如王佐良（1987）在《新时期的翻译观》中总结说：信达雅是很好的经验总结，说法精练之至，所以能持久地吸引人。此外，学界讨论较多的还有鲁迅的“丰姿”说、钱钟书的“化境说”、傅雷的“神似”说，等等。这些论说都非常有见地，如罗新璋（1984）所言，是“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还不是一个学科的真正构建。学术期刊往往是学术发展的一面旗帜。从这点来看，此时期几乎没有成系列的翻译学刊。1950年曾创办了《翻译通报》，多在翻译实务层面讨论问题，很少从学科层面论述翻译。而该刊断断续续，才办两年，就在1952年休刊，第二年又复刊，维持了一年，最终还是在1954年停刊了。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翻译作为学术或学科发展的条件还很不充分。
翻译学科的真正成长是在中国全面改革开放之后，有如下几个标志：1）国外译论涌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政治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也是全方位的包括学术研究的改革开放。与外部十年以上的隔绝之后，中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均如饥似渴地学习国际先进的理论、方法、技术和管理等。翻译学科也一样，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引进、融汇和争鸣，是这个时期的几个特征。1983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成为国内最早的译介国外翻译理论的书籍。随之而来的是更多国外翻译理论的涌入，如奈达的《奈达论翻译》（谭载喜译介）、巴尔胡达罗夫的《语言与翻译》、卡特福德的《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穆南的《翻译理论问题》、斯坦纳的《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纽马克的《翻译教程》等，纷纷译介到中国。一时间，国内译界十分活跃，有力地激发了学科建设的理论意识。如许钧（2018:5）所言：此时的“译论引介的全面性、多样性、系统性和批判性，引介方式由翻译和转述变为评述和阐释，引介重点逐渐由语言学翻译理论转为文化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理论来源地也从英美扩及到德国、法国和低地国家，并开始从宏观层次关注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除了译介国外翻译理论，也有学者开始梳理中国自己的翻译论述，如1981年香港翻译学会刘靖之编出《翻译论集》，1984年罗新璋编出一本流传更广的《翻译论集》，此外还有一系列翻译研究论集等。这些理论书籍，特别是从国外引进的众多译论，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年轻学子无不争相选读。2）学科意识提升随着大批国外译论的引入，关于翻译学科认识的争论此起彼伏，间接促进了学科意识的提升。前辈学者也发表了许多新见。例如许国璋（1983/1991）提出“阐译”说，认为学术著作的翻译，不仅立言，还要立解，要为自己的文化引进一种概念系统。王佐良（1989）认为翻译背后是两大片文化，因此翻译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有文化的融入。许渊冲也发表了关于音美、意美、形美的翻译观。中青年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谭载喜和许钧，还有王克非（1994）的翻译文化史论，刘宓庆（1995）的翻译美学思想，等等。当时，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以及翻译学的目标、性质、定位、途径和方法等，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如何引进和看待西方翻译理论等问题。大讨论的实际结果是学科意识的提升。3）学术机构创建翻译学科进入成长期后，1980年《翻译通讯》创刊，它不同于早年的《翻译通报》，是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术期刊。1982年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建立，更加有力地推动了翻译学科队伍的建立。1987年5月在南京，许钧等青年学生在南京开办了青年翻译家论坛，继而在当年7月，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在青岛召开，这是最具规模、最有影响的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对翻译学科建设的贡献度极高。会上谭载喜等人开始提出建立“翻译学”。十多年后的2000年，翻译界学者再次聚首青岛，则更是将学科建设作为会议的主题。1996年，中国译协新增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显示出对翻译学科的高度重视。4）翻译教学系统化张培基（1983）编写的《英汉翻译教程》和吕瑞昌等（1983）编写的《汉英翻译教程》等，对翻译教学改革有很大促进，使教学更加系统化。后来接连出现包括柯平（1991）《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在内的一批新型翻译教程，添加了更多理论色彩。
这是一个百家引进、百花竞放的时代，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勃勃生机。翻译学科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学者学科意识更强，发展步伐更大。主要的标志是翻译学科在国家层面获得认可，学术活动广泛开展，翻译研究走向国际前沿。1）学科建立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硕士招生同全国其他学科一样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随后开始博士招生。第一批外语学科博士生导师为季羡林、陈嘉、许国璋、王佐良等八位。招收翻译研究博士生是在其后几年，如1985年许国璋在北外开始在语言学科下招收翻译理论博士生。2004年初，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批“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自主设置“翻译学”二级学科硕士、博士授权点。但长期以来，翻译学被归入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相当于三级，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在翻译研究大发展的带动和外语界专家学者的呼吁下，教育部门在2006年批准设立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TI），翻译专业研究生大幅度扩招，并在2009年批准将翻译学列为二级学科。这是对翻译研究的认可，对翻译学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翻译学学科建设跨入一个崭新阶段。此后，翻译学在全球化的大气候下，应国家发展战略需求，配合“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部署，获得更大的发展。例如在成长期里，在标志性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语言学科组里，外语立项仅占20%左右，翻译立项则在外语中仅占20%。十多年后，外语及翻译方面立项逐渐增多，如2015年的语言学国家项目，外语占比达三分之一，其中翻译立项也增长至外语立项中的三分之一以上，且相当大一部分是中译外研究。国家级的科研和教学奖励中，翻译学也占了较大比重，这都是先前未有的新局面。2）研究长进除上述之外，翻译学的大发展在著述、译丛、讲座、会议等方面也充分体现出来。2001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率先开始引进并陆续出版“国外翻译研究丛书”40种。自2006年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也引进并陆续出版了“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30余种。同年，朱志瑜、王克非主编了一套“当代西方翻译研究译丛”（共10种），由外研社出版。这些引进著作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一手文献，开阔了学术视野，为我国翻译学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翻译学术队伍逐渐扩大，学术产出迅速增长，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前期相比都有显著的提高。国内的翻译研究逐渐形成两大取向，即接轨国际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接轨国际的研究，就是紧盯国际研究前沿，奋起直追。这方面起步早、进步大的是双语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研究，翻译文化史和中外翻译交流研究，双向翻译能力测评研究，利用键盘记录、眼动仪、ERP/EEG/fMRI等现代仪器来观测翻译过程的研究，口译及其教学的研究，等等，都产生了令国际学界为之侧目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以及国际出版机构里出现更多中国翻译学者的身影。一些研究的层次和质量与国际水平不相上下，局部甚至有所超越。特色研究指的是与中国相关的、具有中国独特视角或特有资源的翻译研究。进入发展期以来，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多是对中国经典文学英译、外译的研究，以及这些翻译在世界上的传播、接受和影响。近些年，相关研究又扩展到中国特色话语包括外交话语、政治话语的建构和外译，以及其中展现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还特别开设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3）译论出新新中国70年来的大发展，特别是面向国际的拓展，成就了翻译学科，在发展期里尤为明显。除了前述翻译理论探讨，我国学者逐渐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例如大型历时复合语料库构建及相关语言、翻译研究，黄忠廉提出的变译论，胡庚申提出的生态翻译观，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以及王克非在多次会议上阐述的翻译路径研究。这些新论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结合本国国情，探索中国译学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翻译学科的构建与完善。
新中国翻译学科的70年发展经历，是学科从萌芽到逐渐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也将迎来翻译学科繁荣的新时期。我们预期在新的繁荣发展阶段，中国的翻译新论逐渐为国际所认可和接受，中国的翻译资源逐渐为国际学者所发掘和进行比较，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国际学术期刊里更加活跃，担负起更重要的学术职责。同时也可促进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受到世界关注，让世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语言、文化与社会。
本文编辑：上海理工大学 孙雨
本文审核：吉林大学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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