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体认语言学研究会公众号
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为进一步实践“继承与创新”的科研理念，我国学者尝试将国外相关语言学理论本土化为“体认语言学（Embodied-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ECL）”，以突显语言理论研究中的唯物论和人本观取向，且将其与语言教学紧密结合起来，构建超学科合作的有效平台，以能更好地体现“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体认语言学专委会兹定于2021年11月6-7日召开第三届体认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由体认语言学专委会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语言学家作主旨发言。欢迎国内外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硕博研究生参加。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① 马列主义语言实践观及其中国化研究
② 我国本土化体认语言学的理论与实践
③ 体认语言学视野下的英汉语对比研究
④ 基于体认语言学的二语习得最新成果
⑤ 体认语言学与其他各语言学流派关系
二、会议召开时间：11月6-7日
三、会务联系人：肖德铭：15521050646；张英：17877353570
四、报名方式：参会人员请于2021年10月15日前将参会回执发送至邮箱:deming2021@126.com（肖德铭）；yinsiya2020@163.com（张英）；邮件主题格式为：“学校名称＋姓名＋报名表”。
五、会议费用：教师 600 元/人，研究生凭学生证减半。会议期间，参会代表的食宿及往返车旅费自理。
六、信息查询：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体认语言学研究会”查询相关信息和资料。
竭诚欢迎国内外学者参加此次学术会议！
主办单位：体认语言学专委会
承办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1年3月23日
密码: dwoi
可扫码下载报名回执
外一篇：
翻译隐喻观的体认分析 | 王 寅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翻译隐喻观的体认分析
王 寅
（四川外国语大学 语言哲学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摘 要：在英语文献中，有关翻译活动的隐喻表达式约有500条之多，它们都是围绕概念隐喻“翻译即交际”及相关支隐喻建构而成的。本文基于体认翻译学论述其中的“征服、约束、开启、吃”等支隐喻机制，以及我国古代学者有关翻译的语音隐喻表达式，认为它们都可用“体”和“认”这两大基本要素来解释。研究表明，概念隐喻和结构性隐喻不仅对这类表达式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有利于加深对翻译活动的理解，而且对人类理解、学科建构具有关键性统摄功能，拓展了体认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体认翻译学；隐喻；翻译即交际；征服；约束；开启；吃
一、引言
雷柯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 & Johnson 1980）一书中将隐喻分为三类：1）结构性隐喻，始源概念域中各要素可结构性地系统映射到目标域；2）方位性隐喻，以表达方位的概念来组织目标域；3）本体性隐喻，用关于物体的概念或概念结构来认识和理解目标域。正是由于汉英两民族通过社会实践在心智中形成了“TIME IS MONEY”这一概念隐喻，两民族才常用具体的“金钱”来认识和理解抽象的“时间”。于是，汉语和英语中就有了如下隐喻表达式：
英语中原本用来与“金钱”搭配的动词spend、save、waste、cost等，现被系统地转用来与“时间”搭配使用。汉语中也有类似的搭配用法，这说明汉英两民族的心智中根深蒂固地潜存着这一概念隐喻。笔者收集和整理了有关翻译活动的约500条隐喻表达式，发现它们也具有这种结构性特点，它们都与“交际”有关。这足以说明译者心智中潜存着“TRANSLATION IS COMMUNICATION”（翻译即交际）的概念隐喻，本文拟称其为“根隐喻”，即与始源域“交际”相关的概念可以系统地映射到目标域“翻译”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结构性隐喻表达系统，而且各支隐喻机制也明显具有结构性特征。下文主要分析有关“征服、约束、开启、吃”等支隐喻机制，以及我国古代学者有关翻译的语音隐喻表达式。
二、征服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征服”这一概念主要指一方使用武力迫使另一方屈服，以占领他国领土、侵吞他国资源、奴役他国民众。人们将“征服”映射到翻译中，喻说翻译活动犹如武力征服，译者就像征服者，要对源语进行“掠夺、挪用、侵占”，将其所获之物带回到译语之中。这就是“征服”支隐喻（the Branch Conceptual Metaphor of Conquering）：TRANSLATION IS CONQUERING。据资料记载，哲罗姆（Jerome，约347—420）早就用“征服者”来喻说译者，后来尼采（Nietzsche, 1844—1900）重提“翻译是征服”。在这条支隐喻机制的统摄下，“TRANSLATION IS CONQUERING”还结构性地生成如下喻体：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Bassnett & Lefevere 1993）在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操纵观”，认为翻译没有绝对的“等值”和“忠实”，译者不仅要在经历和理解（“体”）原作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还要兼顾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来作出合理取舍，“改写”原文，发挥自己的操纵作用。这一思想与“掠夺、挪用、侵占”有相似的喻义（Parker 1986）。斯坦纳（Steiner 1975/2001）指出，译者如同“侵略者”或“搜刮者”，把掠夺来的东西带回家（带到译语中）。这其中就必然涉及“暴力”（Niranjana 1992；Venuti 1995）、“霸权”（Iser 1995）等问题。他还根据哲罗姆的“抓俘虏”隐喻创造出“露天矿”（an open-cast mine）隐喻，意为开采露天矿虽然较易，但要揭开表层才能获得矿藏，这不可避免地要在地上留下伤疤（leave an empty scar in the landscape）（Munday 2001/2010：164）。斯坦纳以此来喻说，翻译要侵入源语之后才能获取意义，且要将意义带回到译语之中，该过程必定要在一定程度上伤害源语的意义。后殖民主义学者更是青睐哲罗姆的“抓俘虏”隐喻，认为译者要“侵入到源语中去抓俘虏”，这里的“俘虏”主要指“意义、意图、信息”等，于是就有了与“征服”相关的“殖民类”喻体，倒也十分形象。翻译就是将原文移植到他国文化中，意在征服“殖民地”的民众。后殖民主义学者还常用“帝国”（Cheyfitz 1991）来喻说翻译，认为它常像帝国主义具有侵略他国领土和文化一样的本性。韦努蒂（Venuti 1995）认为，后现代译论家，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学者所主张的“读者中心”，意图通过“归化”的方法，追求语句通顺，不惜篡改源语内容，要求译作符合译语（或目的语）文化，从而将本国文化强加到他国文化之上，实现“抵抗”和“侵吞”他国文化的目的。这显然也是一种殖民心态，是白人种族中心主义的表现，当予抵制。因此他本人倾向于“异化”的翻译方法。这就是本杰明所说的“走出牢笼”隐喻，即“翻译就是将意义从牢笼中解放出来”（the liberation from imprisonment）。译者是“仆人”或“奴隶”，即将译者视为原作者的奴仆，反映的是传统翻译观。杨绛所说的“一仆事二主”（参见楚至大 2004：40）则更为贴切，意在强调译者既要受制于原作者和原作品，也要服从于译语读者的需求，理应兼顾双方的要求和利益。雅克布逊（Jakobson 1971：241）认为，人类的言语通过“结合”（combination）形成“横组合”的邻近结构，通过“选择”（selection）形成“纵聚合”的替换关系，这两者控制着语言的各个层级。前者由部分构成小整体，小整体构成更大整体，因而具有“转喻”关系；后者在一个同类词语场中进行选择，产生“替代”，因而具有“隐喻”关系。据此，译者就被视为“选择者”和“替换者”，同时运用了隐喻和转喻认知机制。该翻译隐喻观曾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译者似乎仅在从事一种机械性选择配件和替换性的活动。倘若如此，翻译交给计算机也就毫无问题了，只要程序设置好了，计算机就可以“替换”人了，可事实远非如此。译者不仅发挥着“双语词典”的作用（参见Tymoczko 1999/2004：281），在后现代译论家眼中，译者更像一位“联结者”，将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关联起来，使得两者建立了一种“联结”。他同时又是“创造者”，起着创造性模仿的作用，这可用概念整合论中的“新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进行合理解释（王寅 2020a）。
三、约束
有“征服”就有“约束”。在征服过程中，侵入者对殖民地人民强加各种约束。同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征服源语时，也当有所约束。某些激进后现代译论家提出的“踢开原作闹创译”“爱怎么翻译就怎么翻译”，使得译论走向了另一极端。即使将翻译说成是“创作”，也应“创而有度”，翻译必须受到某种“约束”。这就有了“约束”支隐喻（the Branch Conceptual Metaphor of Binding）：TRANSLATION IS BINDING，它是对上一支隐喻的一个补充。诸如：
巴托、德莱顿都曾认为原作者是主人，译者仅是奴仆，只能像“跟屁虫”一样紧跟在原作者后面亦步亦趋，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思想和风格。德莱顿还用“种葡萄”作比（参见Lefevere 1992b/2010：24）：译者就像奴隶一样只能在主人的庄园里辛劳耕作，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待葡萄成熟后所酿出的酒却是主人的，没有奴隶的份（谭载喜 1991/2004：153）。或者说，葡萄盛产了是奴隶的本分，若歉收则奴隶难辞其咎。原作者可以是他自己思想和言语的主人，而可怜的译者则被绑在别人的思想上，拼命却往往徒劳无功地追赶原文（夏平 2010）。也就是说，译者一直是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只有干活的份，而无任何露脸的机会。纽马克（Newmark 1988/2001：224）将译者说成“寄生虫”，这类体认性解读翻译活动的隐喻表达式，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后现代哲学家主张将译者视为“作家”，这可谓是一个重大的变化：“穿着紧身衣的作家”脱下了紧身衣服，顶起了华盖大伞；“奴隶”当上了葡萄庄园的“主人”；“寄生虫”也脱胎换骨，不再依靠他人过日子了。亦有学者敏锐地认识到，译者与作家还是有所区别的。译者当有所限制——“须穿上紧身衣”，不能随便乱“创”，更不能放手去“作”，须在原作划定的范围内进行有限的创作。据此笔者认为，“穿着紧身衣的作家”这个翻译隐喻表达式倒也较为合适。“穿小鞋的女人”与“穿着紧身衣的作家”相仿，多少道出了翻译活动的真谛——有限制的创作或模仿兼创作。德莱顿的“戴着镣铐在绳索上跳舞的人”（Schulte & Biguenet 1992：18）则在逻辑上存在自相矛盾。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属于“体”范畴），戴着镣铐连步子都迈不出去，又如何能跳起舞来？据此笔者将该翻译隐喻表达式修补为“不出舞池的跳舞”，脱去镣铐，方能迈步，但不能跳到“舞池”之外。舞池是由原作者和源语所划定的，且受制于译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文化系统（Lefevere 1992a）。亦有学者将译者视为“杂技演员”（桂乾元 2004：IV），捆住他们的手脚，却还能在舞台上表演，这与“戴着镣铐在绳索上跳舞的人”的说法颇为接近。不少人曾将翻译视为“雕虫小技”，使得此项工作在很长时间里登不了大雅之堂，译者地位低下。“杂耍”类似于“三脚猫”，与“雕虫小技”意思相当，多为贬义，意为什么都会点，但什么也不精。也有人将译者视为“打杂的”，倒也说出了翻译之不易：译者只能为主子提供服务，且个个行当都要懂点。这些比喻对译者的“鄙视”之义显而易见。近年来随着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堂入室，其地位得以确立和提升，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价值才越来越受到重视。
四、开启
“交际”或“沟通”的目的是为了揭开原作的意义，以期为读者打开心扉、开启智慧。依据根隐喻“翻译即交际”自然就能延伸出“开启”支隐喻（the Branch Conceptual Metaphor of Opening）或“解放”支隐喻（the Branch Conceptual Metaphor of Liberation）”：TRANSLATION IS OPENING or LIBERATION。翻译要解开源语之意，揭示被源语符号所遮蔽的信息，因此与翻译活动有关的隐喻表达式还有（参见廖七一等 2001：1）：
波拉德（Pollard）在论述《圣经》翻译的重要意义时曾说：翻译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翻译如同砸碎硬壳，让我们享用果仁；翻译如同拉开帷幕，让我们能窥见最神圣的殿堂；翻译如同揭开井盖，让我们能汲取甘泉（参见廖七一等 2001：1）。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开门可以看见山，打开窗户便可让阳光照射进来。“山”和“阳光”可用以喻指原作之意图，波拉德所说的“开门”就是这个意思。同样，砸碎硬壳便可享用果仁，拉开帷幕就能见到真相，揭开井盖就能汲取甘泉，撩起面纱就可见到美丽姑娘的真容，这些都与“开门见山”和“开窗”的旨趣相同。这是1611年翻译《圣经》钦定本的译者们所采用的隐喻，他们用“光线、食物、水”等作为始源域来喻说翻译，将这项活动视为人类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必需品。“榨橘汁”和“窃火种”也有几分新意。前者指译者应将原文的意义“榨”出来，自然含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意；后者指译者若能从原作中“盗得火种”，便可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照亮人间，以飨自己和读者。把原作比作“冰”，译者将其融化后便可从中获得水（何刚强 2003），这一隐喻与“窃火种”同理。当然，译者若能找到打开箱子的钥匙，也就能见到藏于箱子（原作）中的真货（参见杨全红 2010）。该翻译隐喻表达式不如“榨橘汁”合理，因为在开箱之前或之后，箱中所存放的实物是一成不变的，而译文必定要与原文有一定的差异。但该翻译隐喻表达式较为切合鲁迅大力倡导的“宁信而不顺”的“直译法”。“解放”与“开启”有共同的含义。“解放”的喻义也很深刻，喻说译者就像解放者一样，可使原文从源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而在译语中获得自由和发展。据此，我们就可以建构后现代译论家所大力倡导的“翻译是创造性改写”这一全新命题。正如巴斯奈特所说，译者可使文本从原作者所使用的固定符号中解脱出来，使它不再隶属于原文，从中可以看出译者填补源语作者和译语读者之间空白的尝试。与“解放者”类似的喻体有“开门者、开荒人、开拓者、采矿者、普罗米修斯、走出牢笼的人”等。
五、吃
“开启”支隐喻主要指去除堵塞物以使封闭于容器中的东西能够流出来或释放出来，多为单向运作；而“吃”支隐喻包括双向运作，既可“进”，也可“出”。当语言信息在交际中传递到受话人兼译者时，他首先要接受它，这就有点像“吃进”。若谈到翻译，译者不仅要“吃进”，而且还要“吐出”，这就引出了“吃”支隐喻（the Branch Conceptual Metaphor of Eating）：TRANSLATION IS EATING。具体的隐喻表达式有：
古罗马人曾将翻译比喻成“吸取”，认为译者要像人们吃饭一样，不断吸取营养。鸠摩罗什也有此类观点，他认为翻译活动如同妈妈将一口饭经咀嚼后再喂给孩子一样，经译者咀嚼过的译文，虽然与原文有些不同，但基本内容未变。“吸血鬼”似乎含贬义，大有瞧不起译者的含义。“吃人”则比“吃饭”更惊人。巴西诗人兼翻译家坎波斯兄弟俩（Harold de Campos and Augusto de Campos）敏锐地注意到巴西Tupinamba部落的“食人文化”（Anthropophagy或Cannibalism），将逝世的德高望重者吃掉，便可从他身上获得力量。同样，译者通过翻译可从国外作品中获得新知。另外，坎波斯兄弟俩基于这一翻译支隐喻还引出另外一些相关喻体，如“输血、移植天堂、传输光明、移植魔鬼”等，使得我们对“吃人”翻译隐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然，无食物可吃时就得乞讨，自己没有思想、写不出作品时就要向别人行乞，这就是斯坦纳（Steiner 1975/2001：284）所引述的20世纪上半叶法国翻译家拉博德（Larbaud）说过的话：翻译就像教堂门口行乞的叫花子，颤颤巍巍的手中提着个破毡帽，伸向不屑一顾的有钱人。倘若吃得不舒适就要生病，这就引出了翻译是“医疗、医治、医术、治病”等隐喻表达式。倘若要“吃”，就应先买来食材。莫娜·贝克尔（2005）曾说过，翻译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四处采购”分析工具，不论其源自何方，都可兼收并蓄。可见，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与非语言学途径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了。吃进某食物，它就消亡了。宗教哲学中常将“消亡”视为“再生”。本杰明常将翻译视为“使得原作再生”（afterlife）的活动。原作者在写完作品之后便失去了对自己作品的操控权，这就是巴尔特所说的“作者死了”。此时，作品的命运将由译者、读者、社会等来决定，特别是原作被译者“吃进”后再“吐出”，外国作品就在他国得以传播，原作者得以复生。这充分反映出译者的重要性。如此说来，译者给予了原作者第二次生命，他的译者身份不该被淹没，当变“无名无姓”为“有名有姓”。这就是韦努蒂（Venuti 1995）所说的译者当显身，在作品上该写上他的大名，其享有无可争辩的译作权。更有悲观主义者认为翻译尽管是通过变易言语来达至相解，但往往却适得其反，反而会“遮蔽、添堵、设置陷阱”。这就是豪普特（Haupt）所说的“翻译是理解的死亡”（参见乔曾锐 2000）。信也，不信也，读者自有定夺。
六、我国古代学者论翻译隐喻观
我国古代学者也对“译”进行了多种不同的隐喻性解释。他们常用音训法来解释，认为“译”就是“易、依、宜、怡、异、疑、移、艺、意”等。这些音训法概念隐喻也主要是基于“TRANSLATION IS COMMUNICATION”（翻译即交际）这一总括性根隐喻而形成的。它们大致可分为三小类：其一，译者，易也。唐朝的贾公彦在《周礼义疏》中指出：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以相解也。显然，这里所说的“换易、相解”正是“交际”的核心内容，与英语的“translate”构词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trans-”意为“across”，“-late”意为“carry”。可见，“翻译”就是将原作信息带到另一种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语言的“换易”。宋僧赞宁（919—1001）也曾说过：“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他还对翻译作了形象的比喻：如翻锦绣，背面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这与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塞万提斯（M. de Cervantes Saavedra, 1547—1616）有不约而“通”的见解。他曾在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下）》中借主人翁之口说出了自己的翻译观（塞万提斯 1987：421）：“一般翻译就好比弗兰德斯的花毡翻到背面来看，图样尽管还看得出，却遮着一层底线，正面的光彩都不见了。至于相近的语言，翻译只好比誊录或抄写，显不出译者的文才。”宋僧赞宁用“锦绣”作比，塞万提斯用“花毡”作比，他们都在说同一织品的正反两面有同有异。“易”即“变易”，翻译就是将一种语码变换为另一种语码，在变换过程中还应当考虑三个因素：1）变易的基础为“依”，即要依靠原文进行翻译；2）变易的过程为“宜”，即进行语码转换时要合适；3）变易的目的为“怡”，即译文要与原文一样适切怡人。显然，这一解释更接近传统翻译论的立场。其二，译者，异也。翻译既然是“交际”，其所传递的信息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递到受话人，误解在所难免。这里的“异”即变化和差异，重点突出了文本经历了翻译处理之后，在交际过程中会出现“不同”，包含了三个因素：1）异化的基础是“疑”，因疑而生惑，因疑惑而生异化；2）异化的过程是“移”，译文经历了语码的转移而生异；3）异化的目的是“艺”，即视翻译为艺术就定会有不同。这与后现代主义翻译观相接近。其三，译者，意也。或曰：“译者，义也。”这一说法指出了翻译交际活动的核心为“意义”。不管翻译是“易”，还是“异”，都离不开“意义”这一中心问题。
七、结语
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为“现实—认知—语言”，认为语言源自对现实的互动体验（体）和认知加工（认）。基于体认语言学所建立的体认翻译学认为，译者通过对原作的“体”和“认”加工后，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本文通过对概念隐喻的体认分析，可见有关翻译的隐喻性表达都是基于概念隐喻“TRANSLATION IS COMMUNICATION”（翻译即交际）及其相关的十条支隐喻机制（本文主要分析了“征服、约束、开启、吃”）而形成的，即有关“交际”中所蕴含的种种要素都可系统地、结构性地投射到翻译域（详见图1）。
图1涉及翻译的两个核心方法“同”和“异”，即在交际过程中信息传递时既“达”又“损”。我们拟用“体”来解释“同”和“达”，用“认”来说明“异”和“损”，即翻译活动的“同”就同在“体”上、“异”就异在“认”上。我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可以恰如其分地用来喻说翻译活动。基于这两大要素，当今后现代译论中就有了“创造性模仿”（即“创仿”）一说（王寅 2020b），“模仿”强调的是“同”或“相似”，而“创造性”则指“异”和“造”，突显了译者从“奴仆、二道贩子”的地位上升为“主人、作家”。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如电影翻译则以“异”和“造”为主要特征（Cronin 2009/2011）。在大致保留原义和情节的前提下，电影翻译不仅要在台词上，而且要在口形上、节奏上、语气上进行一系列的变异，才能达到艺术作品的宣传目的，满足译语观众的需求。电影片名的翻译更是彰显了译者大胆变异的才华。为了吸引观众、赢得高票房，译者可谓是挖空了心思，在片名上大做特做文章，如将英语以人名、地名等专名命名的影片Adam’s Rib、All About Eve、An American in Paris、Big Jack、Blue Hawaii、Bonnie and Clyde、The Barkleys of Broadway、El Cid、Enrico Caruso、Come Back, Little Sheba、The Cyanide and the Raindrop、Dodsworth、East of Eden、The Great Waltz等译为“金屋藏娇、彗星美人、花都艳舞、绿林怪杰、檀岛嬉春、雌雄大盗、金粉帝后、万世英雄、歌王情泪、兰闺春怨、雨夜奇案、罗愁绮恨、天伦梦觉、翠堤春晓”等。我们真是对他们良苦用心的“篡改”之术敬佩得五体投地。更有甚者，不懂外语的林纾（1852—1924）在有生之年竟然与16位懂外语的人合作，翻译了多达183种、1000多万字的译文作品，主要奉行的就是“意译、创译、编译”原则，竟也征服了那么多的中国读者，倾倒了一批东方学人，堪称学界的一件奇事，成就了一段译史佳话。这也有力地说明了翻译不必照搬，变异和损耗之法常为必要手段，不必忌讳，用得好则可为文学翻译增彩添色。上述分析一方面说明了概念隐喻的体认分析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些隐喻表达式通过具体形象来描述或解释翻译活动（包括译者、原作、译者、读者等），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动地反映出该过程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的特征，深刻地揭示了隐藏于翻译活动背后的体认机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翻译学的认识和理解。
参考文献：
排 版丨陈淑媛
校 对丨孙启红
编 辑丨陈歆莹
终 审丨李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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