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基刚 | 课程思政视角下的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四个转向:《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内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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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知网《外语电化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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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角下的大学英语通识教育四个转向：
蔡基刚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摘 要：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将大学英语定性为核心通识课程。这是对大学英语教学定位的重大改变。高校大学外语通识教育的发展已走过了大约13年。传统的外语通识课程主要以人文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为核心，尤其是英美文化文学社会为主要内容。这种单一教学内容的外语通识课程既违背了通识教育的最初目的，也影响了高校外语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的外语通识课程进行范式转移，即实现从外向性跨文化教育转向结合内省的立德树人教育，从单一的人文教育到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并举，从去语境通识教育到专业通识教育，从文化素质培养到批判性思辨和沟通能力培养的范式转移。通识教育这四个转向都是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体现，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通识教育; 课程思政; 通识英语; 大学英语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大学生学术英语能力及素养等级量表建设和培养路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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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以下简称“《指南》(2020版)”)对大学英语课程定位的修改引起外语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原来《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定位大学英语“是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指南》(2020版)改为：“是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和核心通识课程”(向明友， 2020)。将大学英语看作是一门核心通识课程，不仅涉及课程名称的改变，重要的是涉及大学英语教学定位和课程内涵的改变。本文就其修订理据提出看法，并讨论大学英语课程中的通识教育如何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实施内涵的范式转移。
2 文献回顾：高校外语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希腊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现代研究热潮的掀起主要在美国。如1945年哈佛大学率先提出《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即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红书》,其核心是博雅教育或全人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中国大陆的通识教育是在本世纪初开始出现，首先引入和倡导这一理念的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复旦大学从2005年开始建设通识教育，逐步形成了五大住宿书院与七大模块的复旦通识教育课程。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外语界开始引入通识教育。2007年《英语教育周刊》以“通识教育：外语专业教学的一把‘双刃剑’”为题介绍了高校外语教学中的通识教育。2010年，“全国大学英语信息化教学改革成果总结暨外语通识教育与课程设置大会”召开，大会第一次提出了高校开展外语通识教育的观点。“与会者认为，该论坛所提出的外语通识教育与课程设置思路势必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新思路，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英语教学是大学通识教育形势下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深化大英教改其重点就是以英语为教学语言推广通识教育。”(王哲等， 2010)会上，中山大学重点介绍了该校的通识英语课程。该校公共英语共12个学分，其中3个学分是通识英语课程，“主要有《英国文化专题研究》《英国历史》《英美文学》《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美国文化专题研究》《北美社会与文化》《西方影视文化》《跨文化商务交际》《公共演讲》等”(王哲、夏纪梅， 2010)。中山大学的通识英语模式很快被许多高校接受。
对此，蔡基刚、雷朝昭(2010:25)置疑这种以英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通识英语课程，认为在有限的公共英语课时学分内，“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方向应是专门用途英语，而非文化类的通识英语课程”,通识元素完全可以穿插在大学英语和专门用途英语中。而胡开宝、谢丽欣(2014)认为：“我国未来大学英语教学应以通用英语和通识英语教学为主，学术英语教学为辅”,因为“通识英语教学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英语国家文化传统、文学渊源、发展历史、宗教信仰或哲学思想等”,“从而使其打下较为坚实的人文知识基础，提升跨文化素养”。
2014年制定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网络版)正式将“跨文化交际课程”作为大学英语主要课程，规定“跨文化交际课程旨在进行跨文化教育，帮助学生了解中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在该文件精神下，中国高校的英语教育掀起了通识英语的研究高潮，“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系列通识英语课程，如欧洲文化入门、美国文明史、英美文学作品欣赏等”(胡开宝、谢丽欣， 2014)。
《指南》(2020版)将大学英语定位为“公共基础课程和核心通识课程”,实际上是接受了“我国未来大学英语教学应以通用英语和通识英语教学为主”这种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有三个问题可以讨论：第一，需求。蔡基刚(2019a)对大学生和其专业教师的调查表明，他们都希望在有限的公共英语学分和课时内提高大学生在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中能用英语有效地汲取和交流信息的能力。因此，如用25%～30%的学分开设英美社会概况、英美文化等通识课程，在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上存在一定问题，“很可能会把大学英语教学引入新的歧途”。
第二，有效。通识教育课程成功的关键是经典原著阅读和充分的课堂讨论。而我们的通识教育课程，如《英美电影欣赏》《英美文化概况》等都往往成为学生轻松拿学分的“水课”,既没有经典原著阅读要求，也没有课堂讨论，更没有基于文献研究的评估体系。不阅读经典原著，仅靠看一部电影，或听教师对一篇简写文章的分析，不可能对英美社会文化有深度的挖掘和理解，通识教育只能是徒有其名，在中国大陆的大学中通识教育往往成了一个贬义词(甘阳， 2008)。
第三，全面。将外语通识教育简单等同于人文教育是对通识教育本身的一种误解。通识教育的根本价值是跨越学科，打通专业，培养学生在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和反思能力，以便能将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最终成为一个知识结构相对完全和完整的人，这才是“全人教育”的正确定义。哈佛大学1945年的《红书》明确指出：“通识教育课程包括文学名著、西方思想与制度、物理科学或生物科学导论课程，以及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其他课程。”因此，通识教育特别重视学科知识的互补，如让理工和人文学科的学生互相学习和了解对方领域的知识，突破学科框限，实现跨界交叉知识和能力的发展。
笔者认为，如要将大学英语定性为核心通识课程，必须在内容方面实施四个重要转向。
3 范式转移：高校外语通识教育四个转向
3.1 从跨文化教育向以立德树人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思政转向
通识教育的内涵是全人教育，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因此，通识教育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是开展内省的立德树人教育，而不是仅局限在外向性跨文化交际教育。在这一点上，通识教育和目前我国高校正在开展的课程思政教育是契合的。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在许多高校简单地将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或外语专业课程思政误以为是在课程中穿插中国文化元素教育，因此他们将通识英语教育开设的中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课程全盘“移植”过来，贴上课程思政的标签。这是一种误解。
通识教育包含各方面的内容，跨文化交际教育是其中一个方面。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最重要的就是立德树人，不做到最基本这一点，任何跨文化交际意识都是空的。因此，通识教育可以且有必要引进课程思政的概念，从立德树人上拓宽内涵，即在专业课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培养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在大学英语课程中，不仅要让学生了解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等，更重要的是通过“Honesty: Is It Going out of Style”“The Present”和“Going Home”这些赞扬诚实和责任义务的课文进行道德心灵的洗涤。在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中，面向医学专业学生时可以让其学习南丁格尔事迹的相关作品，观看歌颂医德的电影《费城故事》,课堂上进行同情心和生命至上的医学人文精神教育。在论文写作教学课程中要强调学术引用和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反对数据造假和论文剽窃。
3.2 从单一的人文教育转向与科学教育并举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除了人文教育，还需要科学教育。尤其在今天科学与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科学教育不仅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当今世界及其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解，对人性及其潜在可能性的理解都具有重要作用。西方教育强调STEA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and Mathematics)教育，认为科学教育是任何学科和专业学习的基础，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学生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的科学态度和科研方法。2016年清华大学提出通识教育课程的目的：“一是文理兼备，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二是慎思明辨，批判性思辨能力；三是利己达人，全人格的价值培养”(朱邦芬， 2020:8)。
香港中文大学为本科生开设的《与自然对话》通识必修课程，包括物理世界的探索、生命世界的探索和对人类理解的反思三部分，要求学生阅读11篇来自科学经典读本的文章，如《西方科学的起源》《物种起源》《DNA:生命的奥秘》《寂静的春天》《科学价值》和《新科学灵魂的出现》等。
外语通识教育课程中最不能缺失的是科学发展史(蔡基刚， 2019d)。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板块中科学史课程有三门，如《科学史与科学意义》课程要求阅读《论理解科学：一个历史的近路》和《科学革命的结构》等。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代，先后以2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了上百万册，从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等方面进行阐述，对科学史、科学哲学和一般哲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应该是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必读经典原著。
外语通识课程还可以选用《科学革命》《新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等原著。这些科学史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自然科学的知识起源、科学精神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中西方科学对比、近代生命科学和数学体系的形成、蒸汽机和工业革命、二十世纪科学技术与重大技术发明、原子核物理学和基本粒子、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世纪科学技术和未来等。李约瑟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是非常好的教材。
《指南》(2020版)将上版“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学校人文教育的一部分”调整为“是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的一部分”,这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应该明确通识教育包括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
3.3 从去语境化外语通识教育转向专业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既有跨学科的一面，也有特定学科中的专业性。例如，科学史可以分为医学史、农林史、石油史、冶金史等学科，人文学科也有博物馆史、美术史、西方艺术史和哲学史等，这些内容应该成为高校大学英语为不同专业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如台湾大学的通识教育是和专业结合的，生化科技系开设的《细胞、分子、生命与人类》就是一门专业通识英语课程。教材除了让学生读相关的科普文章、沃森的《DNA:生命的秘密》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从美国的Discovery Channel、英国的BBC Horizon和日本的NHK Special等英语科普节目选材，根据生命源起、微生物及免疫、真核生物、生物科技、细胞组织、遗传机制等主题剪辑20分钟左右的片段进行播放。同时，让学生在维基百科(Wikipedia)查找相关信息，如生命的目的、话说DNA、双螺旋、蛋白质、免疫系统等，然后分组讨论，最后让学生选择相关主题写两篇读书报告。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的《寂静的春天》是科学史上的新篇章。此书1962年出版后在世界范围内唤起了环境保护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从而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作者通过既专业又通俗的解释和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事例来说明化学农药等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命的毁灭。同样，《寂静的春天》也可以作为环境系、生物系或电力石油专业类高校的专业通识英语教育教材。
此外，还有许多科普文献。高校公共外语可以根据不同的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开设与专业相关的通识英语课程。例如，电力石油专业类院校的学生可以用英语学习能源种类、火力发电、潮汐发电、太阳能发电、核能发电、能源与环境、能源可持续发展等专业通识。航空航天工程系的学生可以用英语学习宇宙的起源、“阿波罗”登月计划、火箭燃料与升空、人造卫星与空间站、空间探测器与月球探测、载人宇宙飞船、宇航员的选拔与训练等。土木工程系的学生可以用英语学习世界桥架建筑、铁道车辆发展、建筑与社会和环境、建筑与文化艺术、公路与城市道路等。医科专业的学生可以用英语学习现代社会医患关系、生殖技术与伦理、基因编辑与伦理、安乐死与临终关怀、医疗体制与卫生服务、医学发展与社会进步、癌症发病机制、高血压与中风等。
学生进入专业学习后往往是在某个特定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这些相关的科普知识，尤其用英语进行讲授，对于开阔其专业视野、激发创新思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3.4 从文化素质培养转向批判性思辨和沟通能力培养
通识教育的价值不仅通过各个不同领域知识的了解和交流来完善知识结构，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如批判性思辨能力、团队沟通能力以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017年4月，“第三届博雅教育国际研讨会”专门设置了一个各大高校校长关于“未来人才培养”的专题“通识圆桌”论坛(杨福家、包信和， 2018)。美国斯沃斯学院副校长托马斯介绍了该校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问卷分毕业后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四个层次。其中两个问题很有意思，第一问题是：在学期间的经历是否为您现在从事的职业做了很好的铺垫?大多数毕业生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是：您目前所从事的职业和您当时所学专业是否一致?大多数毕业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台湾大学调查该校毕业生的情况时得到了相同结果，即大多数毕业生否认他们现在从事的职业和其当时所学专业是一致的，而且抱怨学校没有为其做好变化的准备。
因此，圆桌会议校长们的一致观点是要给学生留下未来能够应对职业变化的终身享用的能力。笔者(蔡基刚， 2018)在英语专业危机的大讨论中表示：“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将去从事过去社会并不存在的工作；将会去使用现在社会并没有发明出来的技术，将去解决现在社会并不存在的问题。”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新行业、新技术和新问题不断涌现的社会。有些行业现在很“火”,但不久的将来可能就会“冷”下去，而且可能会永远消失。即使某个行业(如医生、律师)会一直存在，但其所依赖的结构和技术都在不断变化。如高校翻译专业，随着大量专业翻译机器的产生，翻译专业的内涵已发生极大变化(蔡基刚， 2019b),因此要让学生立足这样一个社会，仅传授专门知识和专门技能远远不够。
2009年，美国21世纪技能合作组织制定了一个指导美国各年龄教学的《21世纪学习框架》,其核心部分是5C能力，即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能力)、communication(交际能力)、collaboration(团队合作能力)、creativity(创新能力)和cross-cultural competence(跨文化能力),要求各教学段致力培养学生的5C能力。而这就是通识教育的核心。显然，培养善于沟通、解题、分析、思辨和学习的能力就是帮助学生在瞬息万变与日益互联的世界中成为终身学习者和创新公民的最有价值的技能(Nelson et al., 2010)。
台湾(地区)清华大学的通识教育制定了自我了解与社会沟通、逻辑推理与批判性思维、科学思维与反思、信息科技与媒体素养、多元观点与社会实践等34项核心能力，以此开设各类核心课程(杨叔卿， 2010)。这些课程既可以独立开设外语通识教育课程，也可以穿插在外语读写课程中。例如，笔者为复旦大学理工科学生开设的《学术英语》就是将批判性思辨技能分为六个模块渗透到课程各个单元；在撰写的《国际期刊论文文献读写》一书中专门有批判思辨能力(蔡基刚， 2019c: 57)一节，这些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指南》(2020版)在课程定位上将原来“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协调发展”改为“能力、素质与素养”,是非常正确的。
4 通识外语教育的转向对英语教师的挑战
从宏观来说，通识教育的四个转向都是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体现，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正是课程思政的核心理念。从聚焦英美文化文学的通识英语课程转向立德树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举，开展专业通识教育和培养思辨能力势必要求外语教师的观念、知识结构和教学实践的改变。
第一，观念与文化理念的影响。
必须改变“外语教育就是人文教育，就是人文素养培养”的传统理念。这个理念和社会文化有关。与西方社会不同，我们社会普遍要求学生读《论语》《老子》和《孟子》,而很少要求读《梦溪笔谈》和《徐霞客游记》这些自然科学读物等；媒介影视有《百家讲坛》和《世纪大讲堂》等，多是关于古代历史，很少有宣传科学技术发展的影视节目或科幻电影。这种传统和文化也影响外语教育人的政策制定，因此，历次《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和《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都是只提人文性、文化素质培养、人文教育开展等，未涉及科学素养和科学教育。
第二，学历结构和研究兴趣的影响。
现在的外语教师基本上都是人文学科背景，大多数是英语系毕业，基本未接触过科学教育，在教学中最拿手、最容易的就是重复自己接受的教育知识，一般不会主动抛弃熟悉的东西，开创和自己学历结构完全不同的教学探索。但是，有哪一个工作不要求从业者按照工作要求学习新的知识，将自己的学历背景和研究兴趣适应工作需求?为什么唯独外语教学却可用自己的知识结构改变学生的需求和学校定位的需求?问题不在学生或学生的英语水平。既然我们能在公共英语课程上教学生用英语阅读西方文学文化作品，为什么不可教他们用英语阅读科普文章或科普经典中的节选 3.2章节列出的科普作品中几乎没有专业词汇和专业知识，词汇难度也不高。例如，《寂静的春天》一书共十七章10万多词，但词汇量只有8,000左右(按词型算),而且都是叙述性的。因此，无论是教师和学生，用英语教文学文化名篇散文与用英语教科普经典和文章在语言难度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问题在于理念的改变。
第三，学科导向和评价体系影响。
教育部学位目录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和方向设置基本上是语言、文学、翻译和文化研究，没有跨学科的专业设置，专业通识教育赖以生存的专门用途外语学科得而复失。学科导向影响了外语期刊的栏目设置：基本上是语言学、文学和翻译研究，教学研究文章被视为档次低而难以被接受，专门用途外语研究更是稀物。除了学术期刊影响大学英语教师的研究兴趣外，评估体系同样使得他们不愿改变原有的语言文学和翻译的知识结构，因为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论文和项目在教育部学科评估和学校职称评审方面占有较大权重。
有两个问题值得所有大学英语教师深思：第一，时代变化。公共英语从改革开放开始已有40多年。当初强调大学英语教材必须是有趣味的名家文学作品和散文，今天学龄前的学生都在读《简爱》和《老人与海》简写本，难道到大学生还用这些文学作品作为课文进行语法词汇和句子篇章分析吗?这种不符合时代变化的课程只能受到学生的嫌弃。第二，社会需求。当初学生和学校都要求公共英语能帮助学生提高英语水平，通过四、六级考试，因此有情节、有故事的文学作品有利于学生的语言学习。但是，现在无论是学生自己，还是学校和社会都要求学生能用英语从事专业学习和毕业后的工作，因此，语言学习的载体应该从文学文化知识向专业或行业相关的知识转移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作为外语教育工作者，是满足自己职业发展需求和研究兴趣，还是满足学生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是等待被时代淘汰，还是开辟新的领域?这是每个教师应该考虑的问题。
在今天这样一个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学科专业结构不断分化的时代，青年教师如果还是沿用昨天学的东西对付今天的学子和其未来需求是不可能的，不变只有被淘汰。笔者接触到的上海高中英语教师也都在尝试用英语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和学术英语课程，大学英语教师有什么理由还在延续传统偏文的通识英语教学?
5 结语
问题不在于将大学英语定性为核心通识课程，而在于核心通识课程的内涵。如果核心课程的内容还是以英美文化为核心的跨文化教育，那这个定位改变是不正确的。蔡基刚(2019d)认为，大学英语“为学生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提供语言支撑”的新定位使得大学英语比以前肩负更重要的责任。要更好地完成通识教育的使命，大学外语通识课程内容有必要实施四个重要转向，即从外向性的跨文化交际教育向内省的立德树人教育转向；从单一的人文教育转向与科学教育并举；从去语境的外语通识教育转向专业通识教育；从强调文化素质培养转向批判性思辨和沟通能力培养。这四个转向不仅让我们反思大学英语的通识课程的本质，正确认识外语思政课程的内涵，也是对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外语教育从业者的理念的挑战，即要改变偏向人文教育的外语教学，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来满足学生的需求，改变语言教师只教语言的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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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1&filename=WYDH202101003&v=faDU6zdw3LgUqQelo6ahGbH8JZEhbeSw922pRrW0W%25mmd2FOQXy%25mmd2F7tEgEmcx7q3yVcG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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