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凯 | 论中国译论的潜科学现状

应用语言学研习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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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译论的潜科学现状

刘英凯

（此文原载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年第2期，后入选杨自俭主编《译学新探》，青岛出版社，2002年；后入选韩晓玲三人等主编的《中国传统译论思想论集》，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2年。现选入《刘英凯学术研究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如下的事实：中国传统译学理论及当代翻译理论均尚处于潜科学阶段。使中国翻译理论成熟，从而变成显科学须假以时日。

关键词：传统译论；当代译论

Wolfram Wills 认为翻译学应该是一门“认知性/阐释性/联想性的科学” （Wills，Wolfram，2001）。笔者认同翻译学的科学观，但是认为翻译学尚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而是处于发展的幼年期，是一门潜科学。这种定位十分重要，因为学科的现状研究是所有学科的学科建设中一个重要内容，翻译学当然也不例外。对翻译学的学科现状进行定位，首先要克服认识上的若干误区。

1．数量即效益。一种自觉或不自觉流露出的观点认为：近些年来国内共出版了几十部书，发表了几千篇论文即是学科发展的明证。可是，正像有“泡沫经济”一样，“泡沫学术”在翻译理论界也在不断泛起：不少专著和文章还在以增词、减词、反译等为内容、以感性体验和经验归纳为特点的翻译技巧之类的层次上蹀躞彳亍。在译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二十一世纪，译学著述如果不能在科学精神、学术思想、学科意识、理论视野和开放心态方面有若干新的亮色，那么，每年的学术成果清单即使再长再厚也好似经济方面“没有发展的增长”，不能视为学科建设的进步和发展。要想把产值转化成效益，就应当不断努力地寻找学科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2规模即效应。一种观点认为：译界的研究范围在不断拓展。但是，我们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应当再深思一下：不少研究是否东鳞西爪，自乱途辙，其源在于学科发展方向不清；而另一方面，具体研究中的开凿是否还极待进一步加深。例如对传统译论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均为数甚伙，但却如扬自俭所言，“依然是语文学的研究，主要是考证加解释，缺少理论的开拓和方法上的创新”。（扬自俭2000：5）。再以西方翻译史的研究为例，现有专著还基本上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翻译活动本身进程及译论家的观点按历史分期而做的历时性记录，缺少以史带论或以论带史的机锋，未能超越学术史初期研究的通病，大体上还属于资料整理归档的层次，即是说：较少以科学发展的一般形态为视角揭示西方译事本身的分合变迁过程；较少对某个历史时期国与国翻译活动发展变化历程以及翻译理论的共时比较；较少从宏观的把握上揭示翻译学孕育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较少涉及各个历史分期间翻译观念和译论研究方法的演变。当然作者筚路褴褛的开拓之功丝毫不能抹煞。

在超越了如上认识之后，让我们站在高处，来检阅一下翻译学的潜科学现状。

科学发展史表明：已得到确证、为世所公认的那些科学理论构成的常规科学称为显科学，其特征为具有前后一致的术语体系；具有实证性（包括证实和证伪），即能接受实践检验；具有逻辑体系，科学事实的真实性必须同时具有逻辑上与经验方面的有效性；具有抽象性，即从广泛搜集材料开始然后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在此基础上可以归纳与演绎结合，分析与综合并举，将现象与属性和本质统一起来；具有预测性，能对尚未发生但受规律制约的事实作出预测；有明确的规定性，不能亦此亦彼；具有互恰性前后论断互相支撑不能有相互矛盾的命题（徐炼等，1998；夏禹龙，1989）。那么，显科学的前身，即处在孕育阶段，不甚成熟的科学思想就可称为“潜科学”（解恩泽，1987）。由于翻译学尚未完全具有上述显科学的应具特征，因而只能定位为处在孕育阶段的潜科学。

1.中国传统译论的潜科学现状

潜科学是科学的幼年期。中国传统译论就科学发展的一般形态而论，即处于潜科学状态，中国传统译论的潜科学现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缺少一以贯之的术语体系。

术语体系是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参数。可是中国传统译论从其烂觞时期开始就呈现出原始的模糊性和易变性，缺少明确定型的界说，而且数千年无大改善。如《礼记.王制》中记载的表当代“译人”这一说法就因“五方之民，言语不通”而形成“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 ”（罗新璋1983：1）其中“寄”，“象”、“狄 ” 和“译”的不同说法似乎成了中国译论数千年来术语体系一大缺失的预兆和定谳。到了佛经翻译时代及近代，表示我们当代“原文文意”这深层含义的术语就有“本”（如“案本而传”；“趣不乖本”）“大意”（如“虽得大意殊隔文体”）；“实”（如“依实出华”）；“文意”（如“善披文意”）；“辞旨“（如”虽辞旨高简，然其文犹隐”）；“旨”（如“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意思“（如“意思独断，出语成章”）以及“义”（如“音虽则别，义则大同”）等等。中国传统译论之缺憾尤其表现在有些要表达的意思竟然通过非术语来表示。如玄奘的“五种，不翻”。这个“不翻”二字从术语学的角度看，违反“以名举实”的名词（词组）性原则是无资格成为“术语”的。而这种非术语只能凭语境猜出，是指的“音译”。不成熟的术语体系标示了中国译论的潜科学地位。

1.2未形成明确的的学科意识

中国传统的译论，无论是佛经翻译时期的“案本而传”、“五失本”、“三不易”、“八备”和“十条”；“依实出华”；“从方言，趣不乖本”，还是近代的“信达雅”都是翻译家的因事生论，并非出于作为一种科学的翻译学的学科意识。本世纪50年代，董秋斯首先提出写“中国翻译学”的“大书”的建议（罗新璋， 1984）。但是董秋斯本人的呼吁未引起太大注意。学科意识的真正觉醒，三十年以后才得以实现。因此董秋斯之后傅雷标举的“神似”论，钱钟书推出的“化境”说均难脱出有感而发的随机评点的窠臼。所以迄今为止，我们还没能产生一本自成体系的翻译学论著。至于有学者说我国已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则不过是他把中国两千多年来代表着共同历史渊源的翻译观点的那些丝丝缕缕人为地编织到一起的一个系统而已。正因为传统译论缺少自觉的学科意识，中国迄今没能构建起翻译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学科发展仍处于潜科学时期的一个重要标记。

1.3未形成逻辑体系

传统译论属于“经验知识形态”，它所依赖的思维方式是感性直觉，

侧重于体验。译论的先哲们指导译经时着重启发，每每是因事指点，随机接引。所以其特点是零章片语的语录和注疏居多。它们虽然简明扼要、语多精粹，却不能伴以分门别类、纲维并举的分析性。就其知识内部而言，呈现着散点式的无序状态，形不成结构，因而就为其多义性和多变性的存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就知识之间的关系而论，则又彼此缺乏逻辑联系。这种知识内部与外部均缺少逻辑之光照耀而形成的暗淡，与中国语法简便、逻辑学（如《墨经》中的有关部分）兴起较迟，尚未形成规模就在“独尊儒术”的喧嚣声中遽告中绝有关。而西方由于其语法复杂，如希腊语法中，动词竟有三百种变化。因此西方从个体的自幼发展到整体的文化特征均得力于语法训练，因而以长于剖析为其优点。（许思园，1997：33）其各个学科，包括翻译理论均以其逻辑力量优于中国。缺少逻辑联系的译论虽有隽语的简明、凝练和精警（如信达雅三字诀何等言简意赅！），却如闪闪发光的一粒粒明珠，串不成串，无法形成体系。缺少逻辑联系又是潜科学的一个特征。

2.中国当代译论的潜科学现状

2.1对引进的西方译论检验和改良尚嫌不够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译论大规模地引进中国，为译论研究人员带来了全新的视角，随之引发了新方法的尝试和新领域的开拓。这是继严复时代以来的又一场学术革命，其重大意义已经显示出来，而将继续显示下去。但对于这一引进过程，不少人大摇其头，批评这是“趋新猎奇”、“标新立异”、“新术语堆积”……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这些批评是不正确的。从本质上讲，这是某些学人缺少外向型的和前瞻性的理论视野、缺少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引进潮中确实出现的不少问题和不良倾向。一是译文质量较低的问题较为普遍，典型的例子如李运兴教授对穆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汉译本中诸如词义和句法结构的理解有误、表达欠清晰及学术观点未能准确传达等四方面问题的分析（李运兴,1995）。穆雷在译论界较有名气，对译论理解应高于一般译者，推出的尚“不是一个合格的译本”（李运兴,1995），论者所谓译论中不能准确传译西方学术观点的问题的广泛性于此可见一般。二是有人不是对外国译论家进行建树又见林与见林又见树的科学剖析，从而把握住其思想体系。而是各取所需，片面摘引。例如，奈达的翻译思想，越过其纷披的枝叶，其体系主干的本质属性当然是功能主义，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Nida & Taber,1969: 202)。但是有人却片面征引奈达的如下论述“不考虑形式只求达意的译文往往失去原作的风姿，味同嚼蜡”，来论证“奈达也是重视形式”的。这种见树不见林的任意分割、任意取舍的学风无助于高屋见瓴地把握外国译论家的翻译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对于我们系统引进的大局是有害无利的。还有一种倾向是把外国环境中因特殊背景（传教）而发展起来的奈达翻译思想奉作我们的权威，出现了论者所谓“言必称奈达”的局面，长期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和理论；此长彼消，因而对其他已引进的外国译论便减少了进行更深层次分析的注意力，同时相对忽略了对国外不同观点的及时引进和摄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由许钧主编的、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是一件功在译界的大好事，它们满足了人们希望更加全面了解外域译论思想的饥渴之盼。这种缺欠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外域译论引进之后对其辩认、识别、验证、取舍、改良和融合的工作还没能有序和全面地展开。一段历史时期内引进工作中的这种畸轻畸重上表现出来的系统性全面性的缺乏及研究工作各方面表现出来的深入性的缺憾，都耽搁了翻译学从潜科学向显科学跃升的进程。

2.2．相对主义对译论界的不良影响

相对主义片面夸大事物性质的相对性，抹煞其确定的规定性，否认主次性，否认相对中有绝对，否认客观的是非标准。这种相对主义在译论界有微观和宏观的各种表现。

微观的例子如“异化”和“归化”的关系问题。常识告诉我们，“异化”和“归化”在翻译实践中都不能不采用，没有哪一种译文是完全异化或完全归化的，二者缺一即不成翻译。但是翻译观念同任何别的观念一样，都“随发展而异，与时代同新”。在我们已经迈入21世纪，面临着文化加速度(cultural acceleration)大幅提高，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今天，翻译的“异化”已成为“异化和归化”这对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探讨二者关系时，译论界应当旗帜鲜明地确立二者的主次关系。暧昧则不折不扣地意味着保守，就会影响世界文化的融合。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盲人国里，独眼为王’最初译到汉语中，算不上有闪光之处，但至少有独特之处，但这点独特在时间的熨斗熨来熨去之后，早已变得熨贴自然，甚至有些陈腐了，可是直到1998年还有人在《中国翻译》上著文，认为它不符合汉语习惯和表达方式，应当用形象替换，译成“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刘英凯，1999：3）。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抱残守阙并非孤立的个案，以其为特点的翻译实践和观念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深层原因就是在于翻译观念上不分次序的相对主义对译论界的长期影响。其实，正如绝大多数国家经济中都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共存，但以市场经济为主一样，在异化和归化的关系中也应当确认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可是在我们译论界，现在却有一个相当时髦的观点：在异化和归化的关系上有一个“度”。每读到这个“度”字，笔者就不免有个疑问：这个“度”如何界定？由谁来界定？“度”的界定有没有操作性、程序性和可传授性？如果这些都没有，那么，它的可检验性何在？这岂不是又坠入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这类的空泛玄虚的不可知论的泥潭里去了吗！有些眼光锐利的学者早已正确地预见：“随着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的成份越来越多，这种趋势肯定将会继续发展。也许在将来，异化的译文会占上风”。（郭建中，1999：6）既然如此，在我们的讨论命题中为什么不敢态度鲜明地加进“规定性”和“主次性”呢。列宁曾尖锐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主观主义。”（列宁1972）。从纯学术的角度体味，这句话可以给译论研究者以惊耸般的启示，我们应当从思维的慣性和定势中解脱出来了！

相对主义的较为宏观的表现则是在译论研究中“中学”与“西学”的主次性问题上也有颇为明显的暧昧倾向。目前在继承和“引进”关系问题上，有如下几种主张：一，以“中学”的继承为主；二，“中学”和“西学”平行发展，不必交叉，三、将“中学”与“西学”融合。诚如许多学者及本文上文所言，“中学”——中国传统译论与华夏各文化分支一样，具有“先天”的一些文化局限：以整体把握为特点，缺少分门别类的逻辑精细；以零章片语、概念模糊的经验知识形态为特点，未能形成完整的知识形态。这类独具的特色与现代科学精神颇有距离。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无功而返，那么，译学上的在理论构建上并未形成逻辑系统性的“中学”也将必然难于闯出局面；而且由于萧规曹随，率由旧章，极易因循，难于通达，将使中国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大大陷于落后状态。第二种“中学”和“西学”平行发展论是最近一年内有学者在论著序言中提出的。这一观点的漏洞在于忽视了中国目前并非闭关锁国的基本事实。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传统译论的任何研究者不受“西学”——西方译论的半点影响，而只埋头于故纸，就能在其中创立出自外于任何别国的翻译理论体系无疑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只要接触了外国译学理论，不知不觉中受它的影响，那么，他/她就会列入到“融合”派之中。而融合派——将“中学”与“西学”融合，即指：继承我国传统译论的精华，融合吸收外来新理论使之发展，最终为中国提出具有现代化和国际化特征的理论。平心而论，这是中国译论获得突破的真正出路。但是，为了高效地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还应考虑：在融合的过程中是以“中学”还是以“西学”为坐标？结论显然是后者。但是不管谁提出这一主张，都会立即遭到某些学人的反对，甚至于有可能会被嗤之为：崇洋媚外！但是，我们一旦平静下来，从情绪化的反应中走出来，就会接受这一结论：第一、它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打开中国的每一本学术期刊，考察一下翻译研究的论文，它们会有几篇是以传统译论为依托展开论述的呢？而其大部分都是对外国译论的介绍、诠释、研究、以外国译论为理论依据对翻译现象和译学基本理论的探讨等等。可以说，为译论研究的大潮推波助澜的主要是西方的，而非中国传统的译论；而且，能够钩深致远，探赜寻隐的那些高质量论文离开西方译论的理论依托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倾向甚至走过了头！一些并无新意的论文也要把未经咀嚼消化的新术语、新学说加进，作为点缀。这一不正常的现象，从反面证明了“西学”译论在人们心目中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些都是胜于任何雄辩的硬梆梆的事实。第二，西方译论比起中国传统译论，在渊源和现状上都更具科学思维和理论意识，更是论者们一而再二而三研究和论述过的课题。然而，在前所未有的学术民主的宽松气氛下，以西方译论为坐标建构中国现代翻译学体系的思路，并未成为人人心中所想，其根源之一就是相对主义长期对人们浸染的结果。这当然不能不说是中国翻译学向前迈进的一大障碍。

2.3．翻译学科意识建立的艰难

直到今天，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翻译活动中两种不同语言的符号之间不存在共同的规律，双语转换没有转换规律可供遵循，因而翻译似乎只能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受规律支配，因此也就不能成为科学（潜科学也谈不上---根本不是科学）。他们把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潜科学范畴的翻译学同自然科学等同起来，认为翻译学只有像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那样立竿见影地对于社会产生显性功能，才可能称为科学。有的学者则更坚持说：“解决翻译难点求助于翻译理论无异于缘木求鱼”（张经浩，1996）。很显然，这类学者要求翻译学必须对翻译活动产生解决“难点”的“速效”。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非自然科学的学科产生的社会作用具有渗透性和迟效性。从学科的宏观角度讲，任何学科都需要经历从模糊到清晰，从无序到系统化的过程。科学精神对这一过程不断渗透，最终会实现翻译学体系的建立。从翻译学的社会功能角度讲，同一切非自然科学的学科一样，其功能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特点，其渗透性，迟效性决定了它的社会效应不可能是速成的。学者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功能理论的“非直接还原性”：即指由于其形而上的性质及其高度集中、抽象、典型化的特征，不能把理论概念看作与现实直接等同的东西，……迫使现实与理论概念相吻合……（徐炼等，1998）。因此期望翻开翻译学的著作就产生立竿见影的解决难题效应的观点是违反人文及社会科学的一般常识的。

这派学者认为，理论必须立即产生实用价值，否则就把它说成是空疏无用的东西。张经浩教授就直白地说出“任何理论，离开实用价值便没有存在的必要”（P9）。这种以理论为筌蹄的功利主义思想是我国数千年来工具理性浸染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一种功用至上的倾向（虽然也有与之冲突的另一侧面：经书至上，仁义至上，降至现代演绎出不讲效用的教条主义）。所谓“六经注我”、“经世致用”都强调了功用至上的价值取向。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学术发展，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的目标不是探索型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是“经邦济世”者。这与古希腊的纯理论探索精神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繁荣大异其趣。在中国，就连老庄的出世思想居然也可删削成“修仙得道”的致用工具。“书中自有黄金屋”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实用意识如此地氤氲在读书人的灵魂中，以致唐朝开科取仕以来，读书不是为了致用--做官的读书人简直可说是寥若晨星！

许思园先生认为：古希腊人与近代欧洲人十分重视纯知识活动。而在中国，……春秋以前，礼，乐，射，御，书，骑为贵族子弟学习，均离不开实用……战国中期学术极盛，出现庄周，惠施，公孙龙，邹衍，墨子等析解知识、探究逻辑的爱智之士，然而纯知识活动方开其端而毁谤随至，其罪状一言蔽之为不实用，而儒生与农民一脉相承，均敌视纯知识活动。中国历代史家推崇者依次为政治家、道德家和文学家，而科学家则被流于“术士“之列。至于科学，国人对应用科学还稍微重视，理论科学几乎无人问津。（许思园1997）

在植根于农业社会的中国实用主义者心目中，纯粹理论知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因此一直受到鄙视。直到当代，在我们这个十分务实的民族中杰出的政治家也都把“行”放到“知”的前面。王元化因此认为大多数人都强调实践，不重视理论。“实践出真知”因一再滥用而变成排斥理论的实用主义套话。”（王元化1996：43）。可以说，致用、实用的价值观已渗透在不少中国人的血脉中，以张经浩教授为代表的这派学者认为“理论离开实用价值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实用和功利的这一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和集中体现。问题恰在于：这种实用致用的价值观已强烈地体现在翻译理论界。这就使得翻译理论界理论意识、科学精神和开放心态都难以形成大的气候。国内翻译实践上的一流学者和其他有成就的译者中不乏张经浩教授的同道和支持者。他们不相信翻译理论能解决翻译难点却又在翻译实践中成绩卓著。这就很大程度地抵销了翻译学研究者在译学学科建设上的矻矻穷年的努力。一个学

科社会承认度不够正是鉴定科学地位不高的重要参数。

2.4，学科建设中尚存在违反“互恰性“原则的不和谐因素

互恰性原则是指科学理论的前后论断在逻辑上必须一以贯之、互相支撑。表现在体系的纲与目上的各个概念和原理之间呈现出和谐和互补的关系。它不该存在、甚至不允许推导出矛盾的命题。命题如有变化，那只能表现在认识上的周密化、完善化和深化，而不是命题真值的更改。

可是对中国译学学科建设起过重大影响的奈达以及首批呼吁“必须建立翻译学”的谭载喜教授的翻译观就违反了命题的互恰性原则。吴义诚曾经这样评价：被西方尊为现代翻译开山鼻祖的奈达70年代以前一直持翻译的科学观，而70年代以后又持翻译的艺术观。并且强调译者才能的天赋性。无独有偶，译介西译论成绩斐然的谭载喜先生，80年代认为翻译不是科学，只能是艺术或技术；而90年代却又赞同“翻译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大幅的摇摆使我们无所适从。”（吴义诚1997.5）。还应补充的是：1988年谭教授又提出：“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谭载喜1988：2）正如郭建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因为更换了辩论的命题，就更难为对方接受”（郭建中1999.6）。程度上更有过之的类似批评还可以在李田心（《福建外语》2001.1）的论文中找到。如果说李先生因为持“不存在所谓的翻译（科）学”观点与“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吁必然发生牴牾，其观点容或有些许不尽客观之处，而一向以思考深入、持论平和而引起译界密切关注的吴义诚以及对译论思深力遒且又成绩卓著的郭建中的评论就不能不对翻译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引起深层次的思索:只要持心开意豁、平正通达的态度，就不能不承认，谭载喜教授无论在西方译论的引进，还是对译学学科建设的推动上都是走在头排的擎旗者;那么，他的观点的“大幅摇摆”及由次引起的非正面评说则尤易于使人想到：对翻译学推动最力者之一自己对翻译本质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尚处在动摇之中，人们因而难免会对翻译学的建立引起疑问，甚至据此提出反证。在此情况下，加大译学理论的清晰度应成为译论研究者未来工作的重头戏：在翻译学的定义、功用、定位等基本理论问题的论述上，我们要努力把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减少到最低程度。而自恰性原则上存在的如上问题也是学科地位尚难于跃升到显科学的另一明证。

2,5.学科建设中尚存在着违反可检验性原则的不和谐因素

是否符合可检验性原则是学科成熟度的另一重要参数。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一种理论不应该是毫无经验内容的空论。以此观点对照：我们译界中几位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可敬学者如刘宓庆教授为翻译理论搭起的宏大框架就存在着是否能够过得去可检验性这一关口的问题。这一现象促发我们研究一下科学的研究方法。

19-20世纪之交，严复等着力引进西学的人出于历史紧迫感和高度的理论自觉，向国人介绍来源于西方的严于实证的科学方法。严复自己就认为：西方科学的昌明主要根源于其“实测内籀之学”。这里，“实测”的当代意义即“观察与实验”，而“内籀”则指“归纳”。他认为，通过内籀概括出一般的“公例”（一般原理），再将公例放到实验过程中加以验证，使之成为定理。（引自扬国荣1999）

这种从材料的归纳中抽绎出原则的方法是符合从感性到理性这一认识论的一般规律的。按此方法，研究者必须从广泛地蒐集材料开始，然后分析加工，进行从个别到一般的抽象，最后提出观点或理论，这就是从归纳到演绎的过程。

中国传统思维重演绎而轻归纳，往往从主观出发求证推理。胡适所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走的就是同这种“从归纳到演绎”相反的路径。（当然，我们并无意否认个别情况下演绎法的能动作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就主要是诉诸科学家大胆假设的结果）。王元化在总结两种不同治学之路的利弊时指出，由于汤用彤‘处处注意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所以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魏晋玄学论稿》等书迄今仍被人认真阅读，并往往加以征引。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类，已被后出的著作所取代了”。（王元化1994）

以上分析应使译论研究者从中得到启示。在学科知识纤维形成的概念范畴和知识单元尚未真正成熟之前，过早地规划出宏观体系，那么，其纲与纲之间，目与目之间，纲与目之间是否能形成有机网络，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有学者对刘宓庆教授所设计体系的内部和外部系统批评时所指出的“分类和归类“的诸问题（林璋1999：6）其实质就指向这种网络有机性上的缺陷。

这里还应指出，因求大求全搭起过大的框架，而又不伴以有强力支撑功能的事实凭据以及客观可行性和解释力的论述，这样一来，就缺少证实或证伪的功能，缺少可检验性，因而也就难于有足够的普遍有效性，随之就令框架设计者不期而然地给人以过于形而上的玄虚之感，有可能使人生疑，乃至生厌，从而又有可能把已走上新路的人推回到老路上去。

宏观体系之外，作为其纲与目的若干分支体系也存在着不同程度地违反可检验性原则的问题。这当然也是翻译学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因而不能称为显科学的又一明证者

结语

中国翻译学的潜科学现状还有别种表现，以上不过是其中犖犖大者。改善如上缺陷的过程，即是其不断成熟的过程。但是构筑常规科学——显科学的科学形态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心怀全局，力争做好每件学术产品的深加工工作似应成为每位译论工作者的不断追求。为达此目的，努力适应当下综合研究的时代要求，善于利用相邻学科的科研成果便势在必行。有些学科的研究已成绩斐然。只要善于学习，转益多师，我们就可收到“水涨船高”的效益。这方面，国外的学科共同体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跨学科的研究和跨地区的研究机制都似应尽早建立起来，人们期望中国译协等单位起更多的组织和协同作用。在上下一心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翻译学早日完成由潜科学向具备国际性和现代性的显科学的跃升自然不会是一场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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