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语言学的责任与情怀：著名学者李宇明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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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的责任与情怀
著名学者李宇明教授访谈录
关彦庆 李开拓
受访学者
李宇明，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语言战略研究》主编，《语言规划学研究》主编，北京市特聘教授，内蒙古东北亚语言资源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学术顾问。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2016—2017）会长、《语言文字应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用系主任、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出版《儿童语言的发展》《汉语量范畴研究》《语法研究录》《中国语言规划论》《中国语言规划续论》《中国语言规划三论》《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语言学习与教育（修订本）》《李宇明语言传播与规划文集》《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上、中、下）等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580余篇，被译为蒙、藏、维、日、法、英、俄、阿拉伯、韩等多种文字。主编《全球华语词典》（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全球华语大辞典》。与李嵬联合主编的《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Volume1—5）》由德国DE GRUYTER出版社与中国商务印书馆联合出版，并有日文、韩文译本。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多项。
采访者
关彦庆，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规划和第二语言教学研究；
李开拓，北华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从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李开拓：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十几年前开始，在很多学术会议上聆听过您精彩的学术报告，在折服于您的学识和眼界，惊讶于您思维之敏锐和精力之旺盛之余，本人在学术研究和办刊思路上也深受启发、收益颇多。十余年来，您对《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特色专栏“语文现代化”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心中时刻感念。2012年，您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得以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学术视野更为开阔，学术思考更为深远，学术触角更为敏锐，尤其在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和社会语文生活等领域，取得了更为丰硕突出的研究成果。您执着的学术追求，卓越的学术贡献，高昂的学术热情，令人叹服、敬仰，尤其您在多个领域率先提出新方向、新理念、新方法，很好地发挥了学术领军作用。《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设“对话大家”专栏，以学术访谈的形式介绍著名专家学者，以让更多学人了解学术大家的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学习学术大家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让更多学人认识到原创知识的可贵和来之不易，形成敬畏知识的良好风尚。您是我们选定的学术大家之一。鉴于关彦庆教授对您也有更多的了解，故由关教授配合我完成与您的学术对话。
关彦庆：李先生，作为学者，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学术责任和家国情怀，令人敬佩。您在汉语语法学、儿童语言学、语言规划学等多个领域都建构了原创性知识体系，在学术方向上是引领者，在行动上是先行者和组织者，在理论方法上是创新者。尤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您牵头组织开展国家应急语言服务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您的团队表现卓越，彰显了语言学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不可替代性，更让我们见证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设“对话大家”专栏，旨在推学人之典范，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繁荣，助推国家的“新文科”建设和文化创新。鉴于我对您的了解，开拓编辑邀我一起来完成对您的学术对话，我们一起打磨采访提纲，这为我提供了再次向您学习的机会，我荣幸之至。下面我们进入访谈。
语服君注：因本文较长，下面只节选第一部分“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和第六部分“科研文化与国家语言能力”与大家分享，想阅读所有访谈内容，可在公众号后台回复“李宇明教授访谈”获取全文。（应用语言学研习按：访谈全文已补充完整）
01 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
问
您20岁（1975年）高中毕业到河南汝南园林学校学习园林，接触到了进化论、科学史、遗传学等科学知识，获得了难得的科学感受力，这对您后来的学术发展应有较大影响。感受是文学的常用词，强调主观性；感知是语言学的常用词，强调客观性。您思维敏捷、视野开阔、见解独特、论著等身，这当然与您聪慧、勤奋有关，我们认为可能更与您早期的科学训练有关。科学感受力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规律认知的敏锐程度，表现为对科学意义的理解力、科学规律的发现力、事物本质的洞察力、科学精神的信仰度、科学方法的选择力及科学观点的捕捉力。社会科学一直忽视对科学感受力的研究，我们想请教李先生：如何培养科学感受力？科学感受力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维类型和学术成长有何意义和作用？
李宇明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南部的泌阳县，因境内有泌水而得名。《诗·陈风·衡门》有句：“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这是泌水最早的文献记录。县内有楚长城遗址、百口井遗址。公元前688年，楚国在泌阳北境修筑长城；修建长城时驻军和作坊凿井取水，留有百口井遗迹。公元前301年，秦、齐、韩、魏四国联合攻楚，史上有“夹沘（泌）而 军”的记载，楚军溃败，这是战国时期发生在泌阳境内的一场大战。境内还有下河湾遗址，是集采、冶、炼于一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官营冶铁遗址，其规模之宏大，其技术之先进，令人赞叹。公元前202年，西汉高祖五年，在今境设比阳、舞阴二县。历史上曾出现过范缜（约450—515）、范云（451—503）等名人，思想家范缜的《神灭论》，承荀况、王充等人的唯物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作品。
洋洋泌水，历史上人杰地灵。耕读传统异常浓厚，特别是男孩子，父母总是要送去上学的。但是，在我小的时候，对家乡泌阳而言，正处于一个饥荒的年代，也是一个“书荒”的年代，可以说是有学校无书读，除了教材几无他书。我曾经从同学处借来《红岩》《红日》《智取威虎山》《敌后武工队》《保定外围神八路》《铁道游击队》等小说，如饥似渴地读，从书中体会那不同的世界，展开一个农村孩子的超现实想象。高中时，我也曾得到管理图书室宋老师的默许，把自己关在书库中看书；临近毕业，宋老师竟然同意，让我从图书室里挑些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家。这些书是我早年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而今更加认识到，宋老师是了不起的教育家。
高中毕业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之后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汝南园林学校学习。这所学校过去曾名“汝南园艺学校”，培养花卉、果树的管理人才。改为“园林学校”，是为了适应那时农业生产的要求。当时我的印象，老师讲苹果园管理最多，开的课程有土壤学、遗传学、植物保护等。这些课程虽然都是学校为应用而开，但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科学启蒙课，为我打开了一扇科学之窗：不仅使我知道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知道了“土壤肥力递减”规律，更对这些学说产生的过程感兴趣，佩服科学家们的睿智，也朦朦胧胧产生过从事科学工作的幻想。
你们说得特别好：“科学感受力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素养，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等规律认知的敏锐程度，表现为对科学意义的理解力、科学规律的发现力、事物本质的洞察力、科学精神的信仰度、科学方法的选择力及科学观点的捕捉力。”就我年轻时的经历来看，做科学研究，“志向”与“好奇”最为重要。志向是追求的目标，是前行的动力。志向就是不满现状，要有所作为。人在为政为人上不可有“野心”，但在为学为事上不可无雄心。如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先有凌云之志。好奇心会促使人留心观察新事物，对一切未知感兴趣，在观察与思考中获取快感，获得成就感。
就我作为一个做了几十年研究的语言学工作者来说，“问题”二字最为重要。从何处发现问题，发现什么样的问题，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反映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境界、水平和贡献。科研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拾人牙慧，更不是拷贝自己和他人的成果，而是解决问题，特别是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学科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问题意识”是最重要的素养。问题就如同问号（？），它时时刻刻钩挂着人的心力，不得忘怀，不能放松。一个问题解决了，就如同把问号（？）的上部拉直，变成了感叹号（！）
有一次，我的一位科研做得很不错的学生告诉我她申请到了什么项目，发表了什么文章。我当然很高兴，也很自豪，但嘴上却说，你需要考虑一下，你解决了什么学术问题呢？她当时怔住了，后来在微信群里谈了听我问话后的启发，感受到学术的真谛。是的，在当今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评价中，在优秀人才的引进中，也不能只看各种数字，特别是在国外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更应当看这所大学、这个学科、这位学者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正在解决什么问题！要防止片面追求科研GDP。
问
您本科就读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在那里您接受了很好的语言学训练，读本科期间就公开发表语言学论文（《所谓名词词头“有”新议》，载《中州学刊》1982年第3期），这篇论文对您的学术发展应很有意义。我们感觉，这篇论文的撰写，也许让您初步理解了什么是观察、发现，什么是质疑、独立，什么是逻辑、实证，也让您建立了立志语言学研究的信心。您硕士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邢福义先生，学习了更为系统的语言学理论，接受了更加严格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训练，还积极投入学术研讨和学术交流，广交学术朋友，得到学术大家的赞赏和支持。在邢先生带领下，参与创办《语言学通讯》（现在的《汉语学报》），参与筹备全国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这一系列学术活动，既提升了科学感受力，收获了分享、组织、传播科学的能力，又初步实践了您当年“希望中国语言学能发展起来，走向世界”的浪漫主义情怀。您后来的学术成就和工作业绩有目共睹，您能看到别人看不到或尚未看透的东西，能完成别人不可能完成的学术任务，这是否与您的不同寻常的学习经历有关？它是否对您的治学理念和治学方法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
李宇明
我是七七级大学生。七七级、七八级及七九级的一部分学生，多数都不是应届生， 是“老知青”或早已参加了工作的。而正是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这一批人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他们多数都成为各界的精英，是推动国家由弱至强的脊梁，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中坚。
我的大学时代，国家在狂飙突进。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农村学生有巨大的需要弥补的知识缺口。我1977年从汝南园林学校毕业，依照当时“哪来哪去”的分配制度，回家乡高中任教。若从那时算教龄，我已经是超过45年教龄的老教师了。我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河南高考的作文命题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这题目对我有极大的难度，因为我没有去过北京，也没有多少看电视、读报纸的机会，根本不了解毛主席纪念堂的样子。我当时对毛主席纪念堂的描绘，根据的是我所见过的家乡寺庙形制。文末说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身生翅膀，飞到了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现在的城乡差别依然不小，考试命题让城市孩子讲春耕秋收，让农村孩子讨论博物馆展览馆，总觉得是难为学生。
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编入七七·三班。第一次到郑州，久久凝视着带着一条“大辫子”的无轨电车，不知道那“大辫子”是如何穿过电杆上的横线的。到同学家中过元宵节，竟然分不清楚元宵和汤圆，更好奇馅儿是如何进入汤圆的，因为从没有见过这种食品。很多同学令我羡慕，他怎么了解那么多电影明星的逸闻趣事，他怎么能够知道《红楼梦》的每一个情节，会背诵《好了歌》和《葬花吟》？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的不同，带来了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常识、知识、见识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见贤思齐，知不足而奋起。通过后来的大学学习，使我不久就认识到，我与城市同学的差距，放大了说也是当年我国与世界的差距；个人当发奋，国人当发奋，国家当发奋。
大学期间我用力最勤的是背诵古诗文和英语单词。头天晚上，便把要背诵的古诗文的意义弄懂，把英语单词的发音弄准。第二天，天蒙蒙亮便起床，到操场练腿跑步；待东方发白，便展卷熟读成诵。除了雨雪天气，日日不辍，其他同学也基本如此，成校园一大风景，成时代一股风气。所诵之诗文，至今受用；所背之英文单词，倒是忘得差不多了。从实用的角度看，外语学习很浪费时间精力，但是，学习外语的过程对人的发展很重要，外语意识对我后来的研究和工作都起了极大的正向作用。
在当时的郑州大学中文系，集聚了一批优秀的语言学教师，如张静、张桁、李法白、许梦麟、刘镜芙、柴春华、崔灿等先生。语言学的课程开设较全，内容扎实。张静先生正组织全国的力量编写《现代汉语》教材，参编者也常做学术讲座。通过这些讲座，我了解到当时的学术前沿，比如层次分析法，比如“贵宾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的主语问题。记得当年厦门大学黄典诚教授一行来河南考察“闽语之源”，到郑州大学讲学，甚至为喜欢语言学的学生讲课。我的调值听辨力和国际音标知识，就受益于黄先生。还有周庆生先生，留校做助教，还给我上过音位理论的课。
现在看来，把本科生迅速带到学术前沿是十分重要的。我的第一篇语言学论文《所谓名词词头“有”新议》，是把先秦汉语的词头“有”看作表示定指的成分，相当于英语的定指冠词“the”。在句法上，汉语的主语位置倾向于表示“有定”，宾语位置倾向于表示“无定”，例如：A. 客人来了；B. 来客人了。A中的“客人”在主语位置上，交际双方都知道那客人是谁，也许就是事先约好的；而B中的“客人”在宾语位置上，没有“有定性”的隐含。有定、无定的研究，今天还是一个重要的语法课题。我自己觉得，提出上古汉语可以用词头表有定，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思考这一问题，得益于李法白先生给我们开设的先秦语法选修课。他是古代汉语领域的大家，曾经与刘镜芙先生一起编著《水浒语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课堂举例随口拈来。他列举了先秦汉语中的10余个词头，并提出这些词头应各有作用，只是它们的不同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李先生关于词头的“各有作用”“没有认识到”的话，让我发现了问题（当然这还不属于真正的主动发现），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遂将王力先生等各家关于先秦词头的论述找来研读，并将当时能够找到的先秦文献中“有 X”例句搜集起来进行分析，包括余冠英选注的《诗经选》。
入中文系者，多数都是带着一个文学梦想的。我们一个年级近200人，最终从事语言学教学与研究的，不足10人。我最初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后来兴趣转到新闻学，最后才转到语言学。学术兴趣的转移与当时郑州大学的语言学教师、课程、氛围是密切相关的。准备考研的时候，中国语言学界正在全面引进结构主义，提倡层次分析法，批评成分分析法，对“暂拟语法系统”进行修订。成分分析法的操作是“抓主干（主谓宾）、找枝叶（定状补）”，但因忽视句子的自然层次，就会把例句“于福的老婆是小芹的娘”抓主干为“老婆是娘”。这个例子太极端太生动，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时，我已经订阅了《中国语文》，邢福义先生发表在《中国语文》的几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我决定投身邢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这也是国家实施“攻读学位制度”的开始。
萧国政、徐杰和我，是邢福义先生的开门弟子。真正的学术训练、学术生活是从研究生阶段才开始的，从语言学人才培养角度来看，这未免太晚了一点，很多学科在中学就开始培养人才了，比如数学、物理、体育、音乐、美术等。研究生的学术生活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邢福义教授的理念是“研究生，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升”，要以研究带读书；研究须植根于汉语沃土，从汉语事实出发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事实之树长青，理论是对事实的解释，是在对事实的解释中形成的思想体系。我从邢先生的教育中悟到，对研究者来说，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理论是一种研究追求，甚至是一种待验证、待补正的思想体系；好的研究者，不做理论的传声筒，不做理论的奴仆，而要做理论的反哺者。
学术是一个共同体，学术研究不是个人行为，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入学术共同体，并为学术共同体做贡献。邢先生创造各种条件，支持我们参与武汉高校、湖北省语言学会乃至全国性的语言学学术活动，带我们广结学缘，广拜学师。武汉市几所高校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月月都有机会参与语言学的“学术沙龙”活动，华中师范大学是组织沙龙活动最多的高校。在武汉语言学沙龙的基础上，在邢先生指导下，我们创办了《语言学通讯》（现在《汉语学报》的前身），参与筹备全国首届青年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已经连续召开了十余届，邵敬敏先生贡献最大），也参与了全国的现代汉语学术活动。在这些学术活动中，不仅锻炼了学术研究能力及组织学术活动的能力，开阔了眼界，长了见识，而且也交了许多学术朋友，拜了许多前辈学师。
本科学习，使我树立了专业意识；研究生学习，使我有了专业生活，得到了学术训练，有了些学术主见，广结了学缘，奠定了未来学术发展的基础。
问
您对学术创新的表述非常独特，认为学术创新的意义在于是否开拓新领域，不在于所谓填补空白，只要做了别人没有做过的课题，成果肯定是填补空白的。您对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的认识令我们耳目一新。新中国70年的语言文字工作实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新中国语言规划工作，紧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在识变、应变、求变中实现语言文字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中国语言规划的特色模式和理论。您是中国语言规划的研究者、实践者、引领者，在您看来，中国语言规划的特色是什么？中国语言规划学对国际语言规划学的贡献是什么？
李宇明
我于2000年年底调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工作。此前虽然名为研究语言学，其实对语言规划问题并没有多少关注。这也反映出我国语言学学科设置和教学内容上的一个大问题。为了做好语言文字工作，我利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图书室，“恶补”自卢戆章1892年出版《一目了然初阶》以来百余年中国现代语言规划的历史，从清末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页一页地咀嚼周庆生先生主编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国家、民族与语言》，以了解国际组织及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了解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界的情况。后来，还特别推动《世界语言生活状况》（简称“黄皮书”）的持续编纂出版，推动国外语言规划经典的中译，包括商务印书馆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
中国现代语言规划，已有近130年的历史。百余年来中国语言规划的特点，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目前的朴素认识有以下几点：
第一，前赴后继。清末以来，政权几经更迭，时局数度变迁，但有许多理念、许多追求、许多做法都仿佛基本未变：智民强国这一语言文字事业的主题基本未变；“语文现代化”的方向基本未变；为实现语文现代化而执着、坚守的士儒气节基本未变。
第二，民间积极参与，政府作用加强。清代末年，语言规划活动是民间积极，政府消极，没能做成什么事情。民国时期，民间积极，甚至起主导作用；政府参与，虽然往往被动，但也做了不少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政府主导，专家操盘，民间参与，效率很高。
第三，比较重视本体规划。就世界各国的语言规划看，中文的本体规划内容最为丰富，从文字、标点符号到语音、词汇等。可以说，中国的语言规划是以本体规划支撑地位规划。
第四，与时俱进。语言文字事业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要任务，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从清末经民国到1985年，语言文字事业的主要任务是语言统一和普及教育。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召开到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三化”），以及语言文字工作的法制化。进入21世纪，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提升语言能力”。2020年10月，召开了新世纪新时代以来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算起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4次全国语言文字大会。这次大会之后，国家语言文字事业进入“语言生活治理”的新阶段，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信息空间做出贡献。
百余年的中国语言规划，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不断修正自己的发展目标，提出新的工作任务，使得语言文字事业与时俱进，面貌一新。但是，这不同时期的任务进入下一个时期，又是下一时期的基础，或是融入到新的任务之中，是迭代而行的。比如语言统一、语言文字“三化”、语言文字工作法制化等，直到今天仍是重要的工作内容。
中国语言规划是世界语言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有自己特殊的国情和语情，处理中国的语言文字问题，是世界东方的语言规划实践，有着东方的工作范式，体现着东方的理论视角和政治智慧。这些实践、工作范式、理论视角、政治智慧等，对世界的语言规划理论与实践是有重要价值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与中国政府联合召开了两次国际语言会议，2014年6月在苏州召开世界语言大会，2018年9月在长沙召开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中国经验和国际理念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苏州共识》和《岳麓宣言》。中国与法国、俄罗斯保持着政府间良好的语言政策领域的讨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持续出版英文版、日 文 版、韩 文 版；俄罗斯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语言学》（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ка，Sociolinguistic Studies），2020年第3期翻译发表了李宇明、郭熙、赵世举、刘媛媛、王春辉等撰写的5篇在《语言战略研究》发表的文章。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语言规划及其研究的国际价值和国际影响。
在处理中国的语言问题时，中国也特别重视借鉴世界经验，比如土耳其、日本、越南的文字改革经验，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语言统一的经验，澳大利亚的语言资源的理念，苏联、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家处理多民族语言的经验，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等超国家组织的语言政策等。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成果，也被次第介绍到中国，中外学者在语言规划领域的交流是密切的，对话是平等的。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语言规划实践及其理论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具有深远的国际背景；同时，中国语言规划学者关于语言生活、语言资源、语言数据、语言产业、大华语、语言扶贫、国家语言能力、应急语言服务、语言信息化等问题的研究，也深受国际同行的重视与赞赏。
问
您是语言学领域的专家，是学者型官员，在很多领域成为公认的学术领跑者。领跑，别人看到的是鲜花和掌声，只有自己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在学术方向的选择、学术观点的论争、跨界跨领域的合作、官学角色的转换等方面，遇到过很多难题，您不但扛过来了，而且还闯出了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这不仅仅是语言学知识使然，更折射出学人的为人为学的素养和追求，我们非常期待您的分享。
李宇明
你们过奖了。年轻时总是要看山外的风光，希望走出去；年龄大了，乡情重了，爱回顾来时路。不同的年龄就如同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风景，这些不同的风景都值得去领略、去观赏。
我的学术研究曾经有过几次大的转型。读研究生时，主要是做语法研究。有了孩子，由于要兼顾家庭，就转向了儿童语言研究。主要成果有《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与唐志东合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2004年再版）、《语言理解与发生——汉族儿童问句系统理解与发生的比较研究》（与陈前瑞合作，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语言学习与教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修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上、中、下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重回语法研究，主要成果有《汉语量范畴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语法研究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2000年年底调入教育部之后，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规划的研究上，主要成果有《中国语言规划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语言规划续论》（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中国语言规划三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2015 Walter de Gruyter（Mouton））、《李宇明语言传播与规划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研究》（主编，语文出版社，2020年版）。这些学术转向都与研究条件、工作任务相关，都是在现有条件下来寻找学术操作面，有点像荀子所说的“善假于物”的意味。特别是语言规划学的学术转向，其实是在建立一个自我“学术旋转门”，通过学术研究来支撑工作，力求使工作做得有底蕴有章法；通过现实问题和工作实践来做学术的选题和根据，使学术做得接地气有效用，不“无病呻吟”，不“自我按摩”。
学人为学有不同的目的，甚至是为职称、为名声，但“学问无私”。只要是真学问，文章发表、产品问世，都成为社会公器，为社会所用。对人，重在看他做了什么，不要过多责问其动机。也有人提倡做学问不必为用，不要急功近利，所谓“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而我个人觉得，学问就是要解决问题，需要“问题驱动”。要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然后将之“问题化”，即将社会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通过学术研究获得的结果，一方面要反馈学术，为学科建设做贡献，但更重要的是要将成果返回到问题“原发地”，去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来评价学术的水平，体现学术的价值。
学术立足的是现实，但是思考的是明天。学术必须有“未来理念”，要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看待研究的结论或对策，研究的目的也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促进学术的发展。这就要求学者要有预见性。
科学研究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坐得住“冷板凳”，需要科学支配时间，需要珍惜时间。在一般人群中比聪明，搞科研的都是聪明人，在聪明人群中就得比谁花的时间多，谁下的“笨劲” 多。但是，我觉得，比时间更浪费不得的是学人的才华。时间浪费了，还可以补回来；在你身上补不回来，在他人或后人身上还可以补回来。但才华的浪费是不易补偿的。比如某个问题的研究，全国也没有几个人做，你有做这个研究的才华而没有做，也许你的这一才华就再也无从发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不知道要耽搁多长时间，从而造成学界甚至国家的人才损失。有机会、有能力从事某项研究，就不要轻易放过去。
02
语言文字标准与国家语言能力
问: 制定语言文字标准是语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语言文字标准的制定，不仅涉及学术层面，还涉及技术层面和政策层面。这项工作关涉全局，又面向未来，具有挑战性和战略性。语言文字标准化的程度、水平与国家语言能力的强弱密切相关。您专注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几十年，对语言文字标准的研究与制定有突出的理论贡献，我们想请您谈谈新中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李宇明: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始，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就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基本而长期的核心任务，直到今天，可谓纵贯 70 年，横连各领域，而且，会一直进行下去。在新中国的早期，主要是制定了普通话、汉字、汉语拼音的基本规范; 1986 年之后，主要围绕汉字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标准，为信息化的发展奠定了语言文字基础。进入 21 世纪，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的总结性时期: 制定了 “以信息化为主线、以评测认证为抓手” “开门办规范” 的工作方针; 设计了国家标准、语委规范、学术规范等有 “硬” 有 “软” 的规范标准体系; 建立了若干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委员会; 发布了以 《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代表的数 10 项规范标准，这些规范标准或是对以往规范标准的总结集成。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的经验很值得总结。主要的经验有三条: 第一，国家宏观规划，权威机构审定发布。由此可以保证规范标准制定的系统性、权威性。第二，专家研制，广泛征求意见。由此可以保证规范标准制定的科学性、规范性，可以充分发扬学术民主，保证大众的知情权。第三，重点关注 “四大领域”。教育、行政、新闻出版、公共服务是语言文字最为重要的社会应用领域，语言文字的 “使用大户” 都在这四大领域中。制定的规范标准能解决这四大领域的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社会通用领域的语言文字问题; 能够适应这四大领域的应用，就能在社会贯彻执行。
也有一些不足和教训。比如: 第一，规范标准的社会知晓度还有待提高，需要处理好规范标准与工具书、教科书、相关的计算机软件的关系。第二，对产品特别是信息产品执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情况，评测认证工作抓得不够。第三，规范标准的制定主要考虑通用领域，还需要进一步向生产、技术等应用领域延伸，向盲文、手语等特殊领域延伸。第四，规范标准制定 的理念，总体上是 “工具观” 的，重视语言交际职能的发挥，今后应当兼顾语言的文化职能。这样在处理异体字、异读字等问题时，在规范标准的贯彻执行时，就会更为稳妥。
总之，总结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语言文字工作的实践，对于语言规划学的理论建设，都很有意义。
问: 语言文字标准的制定是在政府组织领导下由专家团队来完成的，标准的应用则是在政策的指导下由语言文字工作者来推动实现的。标准的制定依靠理论，标准的应用重在实践，适用与充分应用应该是制定语言文字标准的终极目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中外文化的交流日益广泛而深入，对国民的语言文化生活也带来了较大影响。请教李先生，当前国家语言文字标准的应用情况如何? 面对国际国内快速变化的形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之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事业的走向如何?
李宇明: 语言文字标准制定与应用的理想状态，应是 “基本够用，基本管用”。当前总的情况还可以，但有些领域还 “不够用”，有的规范还 “不管用”。这些规范标准，奠定了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基础，并对语文教学 ( 包括华语文教学和国际中文教育) 、新闻出版、辞书编纂、术语整理、信息检索、人名地名管理、计算机语言处理、卫星定位导航等语言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正走向世界中心舞台，要为世界发展承担更多责任，做出更大贡献。历时地看，对中国而言，所面临的都是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语言生活发展变化大而快，这就要求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建设也必须与时俱进。
信息化和国际化是两个最需重视的时代发展 “变量”。
信息化起码对规范标准建设产生四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带来了规范标准的效用变化。比如，在“键盘时代”，人们打字的时间多于写字，笔顺规范的地位在下降，汉语拼音规范的地位在提升;在卫星导航、线上办公办事的时代，人名、地名的命名规范及其用字规范，就显得特别重要。第二，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如以数据库等 “语言工程” 为基础获取语言的各种数据，利用现代信息媒体广泛征求意见、开展规范标准宣传等。第三，为规范标准制定开辟了新领域，提出了新要求。现在规范标准较弱的领域是信息化领域。对人，有语言文字规范就可以了，而面对信息化，则要做到 “标准化”。第四，要有管机器的语言文字标准。测试机器执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情况，促进机器语言智能的发展，为中文在信息空间的应用奠定基础，为制造 “中文机器人” 提供助力。这就是规范标准制定要 “以信息化为主线” 的理据。
国际化对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也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比如，如何通过规范标准支持国际中文教育; 让更多的中文国家语言文字标准成为 ISO 等国际标准，以方便中文在国际语言生活中的应用; 加强中文规范标准与外语规范标准的对接，以方便中外的信息交换，支持中国信息加工产业的发展，为使中国发展为世界的 “信息加工重地” 创造条件。对于国际标准，我国有 “等效采用” 的做法，以便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但是，如果对国际标准不熟悉，等效采用就可能出问题。比如 《ISO 639》( 《ISO 639－1》、《ISO 639－2》和 《ISO 639－3》) 是语言编码标准，把汉语的一些方言也作为语言进行编码。我国等效采用 《ISO 639－3》，形成国家标准 《GB / T 4880. 3—2009》，这就无意间承认了一些方言的“语言地位”，为语言分裂者制造了口实。
此外，要做好未来的工作，对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建设进行 “百年反思” 也特别重要。首先是对语言规范观的反思。语言规范观是语言观、语言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匡谬正俗”是传统的规范观，虽然有其合理性，但没有涉及语言发展的本质，也不切合时代精神，今日不必太强调。要树立“语言选择观”，语言规范就是在若干语言变体中选择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 “优势变体” 给以肯定和支持。还要树立“语言生活观”，语言规范是在当今语言生活中进行的，是为语言生活服务的 ( 规范就是服务) ，是要提升语言生活质量的，是集聚、提升社会 “文化资本” 的。
百余年来，我国制定、修订、废止了大量的语言文字规范，应对这些规范及其 “过程文本” 进行研究，对规范制定前后的各种争论进行研究，特别是要对那些持续百余年的 “语言官司” 进行重点研究，如汉字拼音化问题、简繁汉字的论争问题、字母词问题、语言规范的从俗从理问题等。要整理相关资料，建立 “百年语言规范数据库”，动员学术力量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为这一事业的发展奠定更为深固的学术基础。
03
公民语言教育与国家语言能力
问: 公民语言教育与国家语言能力关系密切，这是常识，但要把它说清楚还真不容易。您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发表了系列论文，出版了多部著作，梳理下来，主要涉及三个领域。第一，儿童语言学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具有连续性，儿童语言能力的培养具有阶段性。您和您的团队专注儿童语言学研究几十年，从《儿童语言的发展》 (1995)到《人生初年》(2019) ，您是观察和研究儿童语言发展时间最长的学者。第二，母语教育研究。您对母语、母语教育、语言测试、汉语作为外语教育等作了多维阐释，从《论母语》 ( 2003) 到 《母语教育的语言学支撑体系问题》( 2020) 、《论中国语言测试学的发展》( 2020) 、《论汉语的外语角色》( 2020) ，您是研究汉语教育视角最多的学者。第三，专业语言人才培养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涉及学科和课程，课程建设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决定人才培养质量; 语言学的学科理念决定语言学人才类型和课程建设，它是面向未来的，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相关。您发表了《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 ( 2015) 、《专题研究: 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2018) 、《语言学是个学科群》( 2018) 等系列文论。2021 年在您任主编的 《语言战略研究》第 1 期又组织 “语言交叉学科多人谈” 专题研讨，可见学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也看出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您这几十年在公民语言教育、国家语言能力发展方面思考得最深入、认识得最深刻、影响也最深远。2020 年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书 《语文 ( 必修) 》 (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一年级下册中，专辟 “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 单元，收入了您的大作 《不同媒介的语言特征与网络语言的发展》 ( 《中国广播》2016 年第 9 期) 。文章收入中学语文教材表明: 第一， 思想具有时代领先性; 第二，文字规范文雅，可作范文; 第三，文章内容反映现代语言生活，符合语文教育发展的需要。从基础教育的教材到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您是研究语文教育层次最复杂的学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公民语言教育与国家语言能力的关系? 语言类课程建设、语言规划学学科建设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手段，它体现了语言能力的生成属性，我们发现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讨论国家语言能力的功能属性，尚未见到讨论语言能力生成性的。国家语言能力属性认识关乎语言政策走向，您是如何看待语言能力这两种属性，尤其是生成性的?
李宇明: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一个有结构的符号装置。这个符号装置通过一定的原理运作，发挥一定的语言功能。语言学过去研究符号装置多，称为 “本体” 研究，研究语言功能少。语言功能可分为具体功能和宏观功能。具体功能是指语言在具体交际中所发挥的表情达意功能，牵涉到话语、交际对象、交际工具、交际环境和时代背景等多种因素; 宏观功能是指语言对人类群体和人类个体所发生的各种影响，比如对人类的迁徙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对人类各种共同体、各种社会制度构建的影响，对人类的思维、意识和精神世界的影响，对人类个体一生的学习、生活、工作的影响等。通过修辞学、语用学、话语分析、交互语言学等，学界对语言的具体功能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对语言的宏观功能研究是不够的，尽管有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等学科的努力。
公民语言教育是最为重要的社会事务之一。通过公民语言教育，提升公民的语言运用水平，提升公民的语言决策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和生活质量。公民语言教育需要考虑: 第一，现代社会对公民语言能力的需求; 第二，符合语言学习规律; 第三，强化终身语言教育理念。多语社会要求公民具有 “三言语” 能力和 “三语体” 能力。
“三言语” 能力是指从小能够掌握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生从小学习母语，汉族学生从小掌握汉语方言。进入幼儿园或小学、中学，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中国的外语教育开始较早，有条件的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开设外语课，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硕士研究生还要学习第二外语。从社会功能上考察，三言语就是三个语言层: ( 1) “文化语言层”，其作用是帮助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发展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的地域文化。( 2) “主要交际语言层”，国家通用语言是中国通用范围最广、拥有媒体形式最全最强、拥有最先进的语言技术的语言，同时也是海外华人社区推广的语言，是许多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是世界 100 多个国家教授的外语，正在成为世界语言生活中的重要语言。作为中国公民，普通话是人生半径中最为重要的交际语言，同时，掌握普通话也有助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国家认同。( 3)“发展语言层”，掌握外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观察世界的新角度，有利于吸收全人类文明成果，有利于在不同文化间穿行; 在学习和使用外语的同时，可以更加理性地认识本土语言和文化，在比较中更加了解自我。虽然机器翻译水平已经有很大提高，机器翻译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但是外语学习作为人的素养仍然是不可缺失的。
理论上说，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具有熟练使用口语、一般书面语和典雅书面语 “三语体” 的能力。口语用于口头交际; 一般书面语用于一般场合的书面交际; 典雅书面语是具有典雅、庄重风格的极为正式的书面语，使用在典雅庄重的交际场合，比如典礼、法庭判决、宗教活动等场合。早在清末民初现代汉语的形成时期，针对历史上文言文严重脱离口语的弊端，先辈们大力主张 “我手写我口”，大力提倡 “言文一致”。这些主张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行动，在新文化、新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中起了许多积极作用，但也留有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典雅语体的丧失，随着传统文化在今日重获重视和当今社会的交际需要，现代汉语正在尝试重建典雅语体。
语言的学习和运用是终身的。学前主要是学习母语的口语; 上学后识字，学习书面语; 从初中开始接触一些专业语言，一直到大学、研究生阶段，都在掌握专业语言。走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专业语言转化为职业语言。成家生子，需要为孩子的语言教育做家庭语言规划; 成为单位的领导，还需要为单位做语言规划。70 岁之后，进入老年期，语言能力也逐渐退化，怎样减缓语言退化、过好老年语言生活，又是新的语言课题。一生的语言任务，需要终身学习，需要社会提供终身的语言帮助。
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处理海内外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过去，“语言能力” 主要是针对个人的，集体语言能力问题是近 20 多年才提出来的，而且以中国的学者在此领域用力最多。研究表明，就现代大国而言，国家需要 20 /200 的语种能力。世界多用、跨国使用、较有 “知识生产力” 的较有影响的语言，当今大约有 20 余种。这 20 余种语言再加上各国的国语、各国国内较有影响的语言，计有 200 来种。这 200 来种也基本上是使用人口在 400 万以上的语言。需要用20来种语言“了解世界”，需要用200 来种语言与世界各地的人民进行 “心灵沟通”。就此来看，我国的语种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除语种能力外，国家还需要较为强大的领域语言能力。特别是在行政治理领域、外交外事领域、新闻传播领域、国家安全领域、科技教育领域、经济贸易领域等。领域语言能力需要对各领域的话题有深入研究，涉及各领域的话语内容。
公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但是两者也有较大的不同。个人语言能力的发展基本上靠市场规律，哪种语言在世界上使用得多，人们就去学习哪种语言; 而国家语言能力还需要用计划来调节。个人和集体两种语言能力发挥作用的机理也有不同。国家语言能力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个权威的“协调组织”，能够掌握国家语言资源的状况，包括语言人才、语言技术的情况，平时科学地培育、集聚、扩展、管理语言资源，用时可以精准调配。
做好公民语言教育，培养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发展国家语言能力，需要制定科学的语言教育政策，需要制定相关的科学发展政策和人才政策，也需要语言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支撑。当前，我国的相关政策、语言学的学科设置和语言学的研究志趣，都难以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04
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能力
问: 语言政策和国家语言能力互动发展。您在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 70 年》(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 2019) 》序言) 中认为中国语言规划切合国情，70 年的发展迈出了显著的三大步。我们非常认同您对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分期的结论，这与新中国语言政策、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的阶段性具有一致性。回顾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历程，我们发现语言观决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中心、重心，语言观指导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政策推动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厘清语言观、语言政策、国家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三个抽象的概念，在您那里一定有鲜活生动的故事，请您谈谈这三者的关系到底该怎样来认识。
李宇明: 语言观、语言政策和语言能力之间，的确有密切的关系，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的确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是三者的关系也太复杂，难以全面论述，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吧。语言观是关于语言的理论性看法，包括语言是什么、语言有什么功能、语言是如何发展变化的等。比如语言有口语也有书面语，还有书面语的载体文字。我国的传统语言观，重书面语、重文字，相对轻视口语。这种语言观对今天的语言教育和语言规划都还有影响。语文教育基本上是读书识字的教育，相对忽视口语表达的训练，致使国人的口语表达多不理想。语言规范标准中，多数都是关于文字的标准，这对西方的语言规划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再如，语言既有交际职能，也有文化职能。如果只看到语言的交际职能，忽视语言的文化职能，语言规划就可能会出现疏漏。当年在整理异体字时，曾经把国人喜爱的人名用字，如 “淼、喆、堃、昇” 等，作为异体字处理了。在做汉字简化工作时，也主要考虑的是交际功能问题，有不少同音替代现象、用符号代替偏旁现象，这些字至今还有人提出批评。《通用规范汉字表》在研制过程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过全面分析，并恢复了一些被废除了的异体字，梳理、重订了简繁汉字对照关系，并对汉字形体稳定问题进行了制度性设计。然而，如果只重视语言的文化职能，忽视语言的交际职能，在语言意识和语言规划中，也会出现问题，一些地区、一些国家将语言、文字问题 “政治化”，也是不可取的。
又如，语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发展的动力，过去只重视语言结构各要素的矛盾运动，重视语言结构与语言表达功能之间的矛盾运动，而相对忽视社会语言规划对语言发展的影响。比如秦始皇的 “书同文” 制度，改变了六国文字的纷乱局面，文字形体朝着小篆和隶书的方向发展; 1935 年 《第一批简体字表》的公布，特别是 1956 年 《汉字简化方案》的公布，使汉字朝着简化字的方向发展。许多语言，在不同的地区 ( 或国家) 采取不同的字母表来记写，就会带来语言的分化，甚至最终导致一种语言分化为不同的语言，如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就处在分化的边缘。语言规划不仅对文字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对语言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特别是词汇规范、词典编纂对词汇发展的影响，语法论著和教材对语法发展的影响。而语言学教科书在谈语言发展时，很少谈社会语言规划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缺憾。
还如，对语言现象进行规范，常用两个衡量标准: 第一，约定俗成; 第二，学理有据。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习非成是” 的语言现象历来存在。而语言又是古今传承、古今沟通的，规范语言现象还往往要看有无古证、有无书证、有无 “人证” ( 名人使用过) ，合乎不合乎字理、音理、词法、句法等，概而言之，即有无学理依据。在对语言现象进行规范时，是重约定俗成，还是重学理，是从今还是法古，常常产生争论。比如 “曝光” “说服、说客、游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千里走单骑” “学富五车” 中的 “曝” “说” “乐” “骑” “车” 如何读? 还有“血” “凿” “呆” 等字如何读? 过去，在定音、定字的规范活动中，较为重视约定俗成，现在则出现较为重视学理的倾向。这是与重视语言的交际职能还是文化职能，是相互关联的。
语言观是个很重要的话题，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对已有认识进行学术梳理，特别需要站在时代潮头来重新审视语言。近几十年，学界从经济的角度研究语言，建立了语言经济学、产业 语言学等，取得了较多成果。把语言能力看作劳动力，考察不同劳动岗位需要什么样语言能力。语言产业已经是当代支柱性的经济产业，不仅语言教学、语言出版、语言翻译等传统语言产业在发展，第三产业、高新产业、信息化产业中也有很多是语言产业。语言产业提供的语言产品成为重要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甚至是生存用品。特别是在一个即将到来的数字经济时代，在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经纬的信息空间中，语言数据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语言及语言能力将成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力，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本。这是语言的经济作用，也是语言的经济属性。
我在《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语言技术与语言生态》( 《外语教学》2020 年第 6 期) 、《数据时代与语言产业》(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5 期) 等文章中，讨论了语言技术对语言、语言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语言数据和信息空间的问题。人类创造了文字、印刷术、有声媒体三座语言技术高峰，现正发展和利用网络媒体、语言智能两大语言技术。这两大技术正在创造着人类的第三空间——信息空间，正在让语言成为人类和计算机两个 “物种” 所共有，并能互通，让语言成为人类的 “社会空间” “信息空间” “物理空间” 三空间信息的最大载体。这可以说是语言的技术属性。
过去，我们认识语言，主要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属性，我们的语言观是建立在语言社会属性之上的语言观。今后，我们不仅要继续全面深入地认识语言的社会属性，还需要认识语言的经济属性、技术属性等，建立起涵盖语言经济属性、技术属性在内的语言观。人类的发展就是主动适应社会、适应工具。适应意味着改变，改变人类的知识库，改变思维方式，改变体能，甚至改变体格体形，这也可以叫作人类的进化、“物化”、“工具化”。农业技术、工业技术主要延伸人的体力，体力适应主要改变的是体能; 包括语言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主要延伸人的脑力，脑力适应主要改变的是大脑。如果说信息空间主要是被数字化、智能化了的语言空间，那么今后人类的进化主要体现为被 “语言化”，以适应现代语言技术和语言空间。
问: 政策多是针对现实问题制定的，也可能是面向未来的一种规划。解决了旧的问题，还会产生新的问题，这就要求政策要有连续性和创新性。结合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历程，考察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政策法规，我们发现有三个问题较为重要: 第一，语言政策出台后，政策的执行是否有监督机制? 第二，语言政策的贯彻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 第三，语言政策给国家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 这三个问题都指向语言政策评价，语言政策评价能促进语言政策的科学化，推动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从现有文献看，未见到政策评价的相关研究成果。您怎么看语言政策评价问题?
李宇明: 语言规划学，本质上看，是关于语言功能的学问。它主要研究四大问题: 第一，语言能够发挥哪些功能，可称为 “功能论”; 第二，这些功能的发生原理和运作机理如何，可称为 “原理论”; 第三，怎样利用和调节这些原理和机理来使语言的正功能得到发挥，使语言的负功能得到遏制，使其惠及人类社会和社会个体，可称为 “调节论”; 第四，调节的结果如何? 如何根据调解结果进行 “再调节”，可称为 “评价论”。
回顾语言学史，语言学的已有研究领域主要有四: 第一，关于语言结构的研究; 第二，关于人类语言学习的研究; 第三，关于机器语言学习的研究，亦即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或语言智能的研究; 第四，语言的神经学、病理学研究。语言规划学关于语言功能的研究，正好补上已有语言学研究的缺口，如图1所示。
图 1 语言学研究领域示意图
为使语言功能得到良性发挥而对语言机能进行调节的过程，就是“语言规划”。语言规划是一个过程，由 “计划、实施、评价、修正” 等环节循环构成，这其中就涉及语言政策的制定和颁行。在中国语言规划的实践中，语言政策评价不是没有，而是采取了“工作式评价”方式，亦即通过一定的组织渠道听取意见，通过上级部门或立法部门组织的检查活动了解情况，通过政策制定部门的内部研讨，然后对某项政策及其实施措施进行工作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修正完善或者废除。比如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 草案) 》 ( 简称 “二简字”) ，1977 年 12 月 20 日之后，《人民日报》等报纸开始试用，到 1978 年 9 月全国所有报纸杂志停止试用，1986 年 6 月 24 日正式废止。研究二简字的出台、试用、停用、废止的过程，就会发现这一过程充满着各种 “工作式评价”。
很显然，“工作式评价”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直到今天也还有重要的价值。但是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语言规划还需要有更为科学有效的“学术性评价”。这种学术性评价的操作要求是: 第一，在政策或规划制定时，就应有一个平行的评价预案; 在政策或规划试行或正式实施时，政策评价体系也就开始运作起来; 在一定的时期内，就要及时了解政策评估情况，根据评估情况来决定政策或规划的继续实施，或调整实施或停止实施。第二，政策评估要有一个专业机构来实施，机构的构成和运行要保证评价的公正性、权威性和专业性。第三，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学术式评价” 要与 “工作式评价” 相结合。这个问题是 “语言治理” 的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在 “工作式评价” 基础上引入 “学术式评价”，就是改革。当然，政策评价问题不只是语言文字政策领域的问题。
05
国际话语权与国家语言能力
问: “国家语言能力” 概念由美国学者在 1993 年首先提出，因为它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所以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您认为“国家语言能力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物所需要的语言能力。”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语言能力的核心要素，您很早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长期关注。您在《中国的话语权问题》( 2006) 、《全球视域中的汉语功能》( 2018) 、《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2018) 、《驱动语言学发展的三类问题》( 2020) 、《中文怎样才能成为世界通用第二语言》( 2020) 等多篇文章中讨论国际话语权问题。尤其是您的 《论语言的功能分类》(与王春辉合作，2019) 是语言分类标准的创新，由语言的结构特征标准发展到语言的功能特征标准，是语言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开创了语言学研究新领域，是中国学者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贡献。您是语言学家，更是语言战略家，请您谈谈获得国际话语权的意义是什么? 制约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因素有哪些? 国际话语权与国家语言能力是什么关系?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策略和方法是什么?
李宇明: 从国家层面来说，话语权是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条件。通俗讲，话语权就是“有话说得出，说话要得当，说了传得开”。第一，要有获得讲话权的机会，能够拿到话筒。第二，拿到话筒后，要能够用合适的语言讲出合适的话语。第三，所讲的话语，人们能够听得懂，懂了能够信。第四，人们相信了能够跟着说，再把他人说得相信。话语权不仅表现在国际的多边关系中，也表现在双边关系中; 不仅表现在政府间的交往中，也表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众交流中。新时代的全球治理，必须 “重心下沉”，面向民众，民间交流尤为重要。
建构国际话语体系，获取国际话语权，要有耐心和恒心。话语是表达方式，也是一套概念体系。“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共商共建共享”等，就是近来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新概念，就是体现中国智慧的新话语。语言的力量就是能够构造新概念，传播新话语。研究国际话语体系，就要研究国际流行话语，特别是具有话语权的话语概念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或 “重新解释”，或补加新说，从而演绎出新的话语体系。
设置话题是话语能力的最重要的表现。在了解国际话语规则、树立积极话语态度、构造新概念、传播新话语的基础上，还要有强烈的设置话题意识，具备设置话题的能力。只有主动在全球治理中设置话题，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应对为引领，从 “危机” 中寻求机遇。当然，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国际话语权的获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有 “软工程”，也要有机构、设备、人才等 “硬工程”; 既要有国家的 “软实力”，也要依靠国家的 “硬实力”。说到底是一个国际形象问题，是我们在国际上能够塑造一个什么样的 “中国形象” 问题。
理论上说，语言学是能够帮助获取话语权的，但现实中，语言学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连这方面的论文都十分有限。原因之一是语言学善于研究语言的结构，研究“抽象的语言”，而较少研究真实的话语，研究真实的语言交际和交际语言。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是人们在不同场合说出的话语 ( 也称 “言语” ) ，语言学应研究语言的真实存在状态，不应只研究那个抽象的语言。世界上绝大多数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都研究本学科 “真实存在” 的对象。各学科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推动本学科的发展，更在于解决社会的相关问题，包括话语权问题。只有充分研究话语，才能把握住语言使用的真实状况，了解语言交际的机制和内容，才有可能帮助解决当今社会比较关心的 “话语权” 问题。语言学在帮助解决话语权问题的过程中，也会获得学术话语权，获得社会声誉。
话语是分领域、分话题的。语言学研究话语，就不能只研究“通用话语”，而应当发展领域语言学、话题语言学，研究各领域的语言学问题，研究各种话题的语言学问题。韩礼德教授的“生态语言学”，就是关于 “生态领域” 或 “生态话题” 的语言学，为解决社会生态问题做出了重要学术贡献。一些重要的领域，如新闻、外交、国家安全、科技、教育、经贸等; 一些重大的社会话题，如灾难、公共卫生、战争、饥馑、贫困、毒品、婚恋、生育、交通、信仰等，对这些领域、这些问题的言说，都应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国际话语权的获取，需要语言学实现“话语转向”，加强对话语的研究，对领域对话题的研究。这种转向，这种研究，也将把语言学带入广阔的天地。
国家语言能力包括 5 个方面的能力: ( 1) 语种能力; ( 2) 国家主要语言的国内外地位; ( 3) 公民语言能力; ( 4) 拥有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 ( 5) 国家语言生活管理能力。获得国际话语权，需要上述的 “软硬工程” “软硬实力” 的支撑，这 5 个方面的国家语言能力属于 “软” 性因素，自然不可或缺，不可忽视。
06 科研文化与国家语言能力
问
您在李开拓采写的《资政惠学，服务社会——李宇明先生访谈录》（《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中谈研制《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5）》的体会时说，“这些年来，《报告》以及相关的事业，之所以能从起步到不断发展，到今天在方方面面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与这个团队的特点和作风密切相关的。可喜的是，这个团队越来越大，并形成了一个‘语言生活派’”。看到这段表述，我特别欣喜，您带着一群有共同追求（服务国家、服务民族、服务社会）的人，在解决国家面向未来所涉重要的语言问题过程中，通过创新实践，提出新理论，形成新的科学研究文化。科研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科研文化是科研活动过程创造的精神财富，表现为科学研究的氛围、精神、价值取向、理念、方法及由此形成的团队等。“语言生活派”表现出来的包容性、凝聚力、向心力、奉献精神就是一种科研文化，它体现了家国情怀、学术责任。科研文化更体现一种精神力量，包括坚定的文化自信、激昂向上的斗志，推动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经过15年的发展，这个团队又相继研制出了《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等系列国家语言皮书。系列语言皮书探索出讲中国故事的新方式，拓展了中国故事的传播新途径。2020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会议，会议强调“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从这个角度看，“语言生活派”的产生具有前瞻性，它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您是国家系列语言皮书的发起者、顶层设计者，“语言生活派”的核心人物，我们想请您谈谈，在中国学术流派形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面向未来，您提出中国语言规划有两个大局：国内，通过语言规划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牢铸；国际，积极参与国际语言生活治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那么，欲实现这个目标，语言学如何助力？
李宇明
在本世纪初的这20来年，中国有一群关注语言生活的学者，他们在国家语委指导下，用语料库技术监测语言生活的发展变化和语情分析，编制“语言生活皮书”，编辑出版《语言战略研究》《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中国语言战略》《语言规划学研究》等杂志，提出了“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等主张，围绕相关话题组织专题研讨，并定期向社会发布新词语、流行语，开展“汉语盘点”活动。他们的学术追求可以表述为7个方面：
第一，关注语言生活，引导语言生活，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第二，语言是资源，要珍惜它，爱护它，充分开发利用它，以期获取最大的语言红利。
第三，尊重各社区、各群体的语言权利，主张文化上平等、交际上互有分工的多语主义，使各种语言及其变体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相辅相成。
第四，加强语言教育，努力提升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
第五，推进政府和学界的社会语言服务，关心国际、国家、领域和家庭的语言规划，着力打造学界与社会的智力“旋转门”，探索用社会话语表述语言学研究成果。
第六，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就是解决社会前进遇到的语言问题。解决这些语言问题，需要多学科共治，需要多种研究方法共用，需要重视实态数据的收集与运用。
第七，信息化为语言生活提供了虚拟空间，为语言运用提供了语言技术和新媒体平台，为语言研究和语言规划提供了新手段。要全力促进语言信息化，积极利用语言信息化成果，过好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李宇明《致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韩语版读者》，2015）这群语言学者，人们称为“语言生活派”，其实离形成学派还有一定距离。学派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学术繁荣的重要表现。中国的语言学要能够形成多种学派，中国的语言学就兴旺发达起来了。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发展的国内外两个大局，语言规划相应地也应有国内外两个大局，以助力“两个共同体”的构建。在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方面，第一，要坚持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体的“多语和谐”政策；第二，要大力发展语言服务；第三，要努力构筑信息空间，特别是要重视开发语言数据，发展语言智能，用几十年的时间争取把中国打造成国际信息加工中心，把中文发展为多语翻译的“轴心语言”，研制出高水平的中文机器人。
在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第一，要全力推进中文的国际传播，把中文发展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公共产品；第二，重视国家外语能力提升；第三，积极参与世界语言治理，提出解决语言冲突、语言濒危、一语独大、信息边缘化等国际语言生活中重大问题的对策。
我国的语言研究有着古老的传统和辉煌的历史，与古希腊、古印度并称为人类语言研究的三大源头之一。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内容的“小学”，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近百年来，特别是近70年来，中国的语言学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帮助国家制定了合适的语言政策；通过语言教育，把绝大多数年轻人培养成了“双言双语人”；使汉语适应了有声媒体、网络媒体，正在适应融媒体；及时推进用计算机处理语言文字，激光照排技术、语言理解、语言—文字自动转换、自动翻译等语言信息技术得到应用；汉语教学已经进入170多个国家，其中有70余国把汉语列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语言学在国际上正出现新的发展趋势，正在与相关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等合作，形成学科交叉和一些交叉科学，解决科学发展的“复杂问题”和社会出现的各种语言问题。为适应这一形势，很多语言专业直接设立在信息科学院、脑与认知神经科学院、医学院等。但是，我国的语言学学科设置还处在“语文学”阶段，被“文科”的绳索束缚着，被语种分割为“蜂巢状”。这种学科格局严重阻碍了语言科学的发展，阻碍了语言学的科学贡献力和国家贡献力。调整语言学的学科地位势在必行，理想状态是，语言学应当设置为一个学科门类，其下的学科设置应根据其学科群性质、特别是应当根据语言学的未来发展，巧做安排。
语言学自身也需要守正出新，快速发展。反思中国语言学，最应该指出三点：第一，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结构的研究上，相对忽视对语言真实运用状态的研究，忽视对特定领域的语言问题和特定话题的研究。第二，主要关注本土语言的研究，相对忽视对世界语言的研究，这不利于发现语言的普遍规律，也不利于支撑国别研究。第三，不大关注相关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对其他学科研究语言的方法、视角和成果的吸收不够自觉。故而中国语言学也应相应地实现三大转向：第一，在重视语言结构研究的同时，开展应用研究和话语研究，包括领域研究和话题研究。第二，在本土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世界语言的研究。全世界约有7000余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一定的语言特点，包含着语言使用者创造的文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都应纳入我国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第三，树立“大语言学”理念，关注其他学科的语言研究，重视学科交叉。学科交叉不能是“单相思”，语言学要有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要找到相关学科的兴奋点。特别是要重视国际语言学的新走向，关注学科前沿的语言学需求，比如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学术领域，支持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计划和脑计划，为“新文科”建设做出学科表率。
关彦庆: 获悉我们要对您进行采访，我们的学生 ( 包括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 也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我们选录如下:
问: 以先生为代表的 “语言生活派” 为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未来该学术团体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李宇明: 学派创立实属不易，“语言生活派” 离真正的学派还相差很远，实不敢当。语言生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理念，但还远远不够。未来的研究主要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观察各层次、各领域的语言生活，搜集语言问题，并将其 “学术化”，成为学科问题。第二，全面搜集语言规划资料。学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所要搜集的资料，包括中国历朝历代的语言规划，世界各国的古今语言规划，一些大语言的国际传播历史，国际组织、跨国组织的语言政策，以及若干领域的语言规划等。在材料基础上概括语言规划的规律，升华语言规划的理论。第三，积极开展中外学术交流，花更大力气把中国语 言规划的实践及学术研究介绍到国际上去，也要积极关注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动向，最好是建立起相互对话、相互合作的平台。第四，服务社会，推进社会语言生活的进步。学术的追求，不仅在于学科的发展，更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价学术贡献，不能只看发多少篇学术文章、承担多少科研项目这些外在因素，更要看对本学科的学术提升力，学科间的学术穿透 力，社会的学术影响力。
顺便说一下，中国语言生活学者建有一个微信群，名为 “语言生活 π”，并把每年的 3 月 14日作为群纪念日。π 是圆周率，其值为 3. 14159265……，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也象征着语言生活的研究要永不停步，且不因循守旧。希望更多的学人、学子能够投身语言学事业。
问: 语言规划作为一门学科，我们学习过程中应该具备哪些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养结构?
李宇明: 做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功，是对语言现象的收集、描写功夫，比如对一个词语、一种格式的语法描写，对一种方言现象、社会语言现象的调查描写。语言规划学是一门从语言社会学中发展起来的学科，与社会学、社会语言学、管理学、政治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此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语料库技术等，都是必备素养。语言规划学是一门面向社会生活的科学，更需要有人民意识和家国情怀。我曾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为题，为赵蓉晖教授主编的 《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20) 》作序。《序》中提出 “三种眼光”: 魏源编写 《海国图志》，睁眼看世界，正眼看世界，这是 “魏氏眼光”; 周有光先生提出，在全球化时代，要从世界看中国，这是 “周氏眼光”。其实还需要第三种眼光，就是站在高空来俯瞰世界，这个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分 “夏夷” 的整个世界，是整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可称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眼光”( 简称 “世界眼光” )。语言规划学，研究中国的语言规划，也研究世界的语言规划，因此需要 “魏氏眼光” “周氏眼光”，更需要 “世界眼光”。
问: 我们的生活须臾离不开语言，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应该如何引导民众重视语言，提高语言意识?
李宇明: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对语言不怎么敏感的民族，特别是对口语不大重视。皇皇二十四史，无数处记录到内地与边疆的交往，但边疆的少数民族说什么语言，却极少记录，仿佛他们历史上说的都是汉语一般。随着时代的进步，国人对语言、对语言学逐渐有了一些了解，但总体上还很不到位。人是 “语言动物”，语言对人类社会的群体与个体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生活和工作中具有语言意识，就有 “语言优势”，就能获取 “语言红利”。
提升语言意识，应从中小学语文课抓起。今日之语文，如果有些教师重视语言文字教学的话，也基本上是重视语言文字的 “运用”，而严重缺乏语言与社会、语言与个人的常识教育，缺乏关于语言的理性教育。很多科学都在适度进入中小学，但语言学却从中小学步步退却。
中文系、外文系 ( 外国语学院、大学) 是进行语言学基本训练、培养语言学队伍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并未能负起应有之责，对语言感兴趣者少，语言学课程脱离社会实际，对社会辐射力小。师范院校及教师进修培训的语文课程体系，也缺乏必要的语言学课程。近 50 年的语言学成果，基本上没有用来装备中小学的教育教学。中小学的母语教育、外语教育基本上没有得到现代语言学的支持。
语言学研究不太关心社会语言生活，语言研究者的精力主要在论文论著里。提升社会语言意识、引导社会语言生活被置于 “学术使命” 之外，科学普及工作成了 “学术施舍”，成了 “志愿者行动”。
提升社会语言意识，是一个重大且沉重的话题，也是需要长时间奋斗才能奏效的社会工程。目前，首先要从语言学自身做起，语言学界要提升“语言觉悟”，即理性认识语言学的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语言学界有了语言觉悟，整个社会才可能逐步具有语言意识。
问: 您经常提到的 “大华语圈”，是汉语传播中重要的一环，如何看待 “华语圈” 内部汉语的语音、词汇差异，汉字的简繁体等问题?
李宇明: 华语 ( 汉语) 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出家门，走遍世界。汉语 ( 中文) 随着文化、经济的力量走向四邻，走向世界。看汉语 ( 华语、中文) ，必须要有世界眼光，这样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 “汉语世界”。“大华语” 的概念，“大华语圈” 的视野是在语言研究的世界眼光中才能出现的。大华语概念的提出，提升了海外华语的地位和研究价值，同时也提出了各华语社区相互沟通、华语变体相互影响趋近的问题。民族共同语具有一定的 “想象” 性，大华语的提出，把民族共同语的想象力扩展到全世界的华人，为 “中华民族共同体” 增强了文化的内涵，使这一概念也可以包含海外华人。就此来看，大华语的提出具有语言学及语言学之外的意义。
由于有共同语的存在，各华语社区有共同的华语内核，包括共同的语音体系、基本词语系统和基本语法系统，其分歧主要是语言外围成分，其中以语音、词语两系统为最明显。文字的书写系统也有简繁之别。华人社区的语言分歧源自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华语受到不同的汉语方言、不同语言的影响; 第二，1949 年之后，汉民族共同语逐渐分化为 “老国语圈” 和 “普通话圈”，海外华语分别受到这两个 “圈” 的影响。首先要看到，这些语言分歧充满着语言的智慧，保存着华语发展、华人走向世界的印记。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华语社区之间的沟通频繁， “普通话圈” 和 “老国语圈” 的重合度越来越高，分歧正在缩小，普通话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是由主要华语社区的学者共同编纂的，在华语社区语言沟通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是各华语区语言智慧的记录。
今后，华语社区要有更多的语言合作。比如可以合力向世界传播中文，合力扩大中文在世界语言生活中的作用。当然，简繁汉字的前途如何? 中华民族还有没有 “文字统一” 的机缘? 这是个时代话题!
最后我想说，彦庆教授提出的一些问题非常好，非常专业。特别感谢你花费那么多时间来研究我的学术经历，梳理我的学术理念，有些认识比我自己的认识还深刻。也特别感谢开拓和《北华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有这么一个策划。接受访谈，也是自我观照、自我反思的一个理性过程，促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境界、学术上都有提高。你们提出的问题，有一些我平时思考较少，回答不一定到位，请理解，请谅解。我希望 《北华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越办越好，支持学人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希望中国的语言学事业，能够不负时代，为 “两个共同体” 的构建贡献更多学力，不断增强学术提升力、学科穿透力和社会影响力。
07 后 记
从设计话题到整理访谈内容到完成编校工作，心中不断生发感慨：李老师视语言学事业为一生的追求，从言行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因如此，李老师不仅埋头钻研，成果丰硕，更站高望远，以全局视野、“世界眼光”来观照中国的语言学事业，提出一个又一个新问题、新思考，辟出一个又一个新领域、新方向，推出一个又一个新概念、新理念。从普通语言学到应用语言学，从结构语言学到心理语言学、术语语言学、数据库语言学、智能语言学，从个体语言能力到国家语言能力，从民族语言、方言到国家共同语，从国内母语教育到汉语国际传播，从本土普通话到海外大华语，从社会语言生活到国家语言教育、语言安全、语言文化、语言经济、语言服务再到国家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从国内语言规划到国际语言规划……在李老师的引领、带动和启发下，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越来越丰富丰满、有滋有味，得到蓬勃发展，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语言学助力。问题驱动、成果丰硕、高瞻远瞩、引向导航。李老师提出的治学理念、总结的国家语言学事业发展的许多经验教训、指出的目前语言学事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都是重要学术问题，我刊将予以重点关注。
再次感谢李老师、关老师的辛苦付出。
【责任编辑 李开拓】
本文刊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1期
为学报编辑部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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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关彦庆,李开拓.语言学的责任与情怀——著名学者李宇明教授访谈录[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2(01):1-20.
投稿语言与全球治理公众号请发送至邮箱：tjglobalgovernance@163.com
综合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微信公众平台审核： 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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