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国别和区域研究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新成员，探讨与其学科专业建设密切相关的历史、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在美国情报界，国别和区域研究也是情报工作的组成部分。美国陆军部颁发的《开源情报》（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2012）中专列有国别研究内容，所列的细目也包括国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情况（Department of the Army 2012）。美国的情报工作带有浓厚的对抗性色彩，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美国式情报工作在目的性上不可同日而语。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目的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进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了解，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相互误解是相互猜疑乃至相互仇恨、相互冲突的重要根源（李霄垅、李建波 2018：10-11）。尽管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与美国情报的相关工作在目的上截然不同，内容上也大相径庭，但是二者在研究的基础理论上有一定重合性。研究美国情报研究的相关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构建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专业体系应有借鉴意义。美国情报工作的历史并不悠久，情报理论也远非臻善，其引导情报机构颠覆外国政权、制造外国动乱的工作理念落后于时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望相违、与美国人民心目中的价值观念追求相悖，尤为世人所诟病。就情报工作的宗旨而言，美国的情报理论还处在混沌状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情报理论研究停滞不前。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历史专家的迈克尔·瓦尔纳（Michael Warner）从情报的概念出发解释过情报研究相对冷清的原因：“情报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为阻止、影响或者了解可能会对其造成危害的其他国家（或各类敌人）所做的秘密工作。”（Warner 2007：17）瓦尔纳认为，恰是情报的这种特征，将学者或学术研究拒于千里之外。美国对情报问题较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始于1975年，即所谓“情报之年”（the year of intelligence）。对于“水门事件”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使情报机构的行动浮出水面，一些文件得到公开，这引起了人们尤其是学者们的关注，专门研究情报问题的著作和文章渐渐多了起来。然而，情报理论的研究并未因此而得到较大幅度的推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美国的情报史学家大卫·卡恩（David Kahn）还在这样评价美国情报理论的研究状况：“至今，情报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几乎自一开始，学者们就在呼唤某种情报理论，可是没人提出过什么理论。虽然有人将其著作的某个章节命名为‘情报理论’，但是据我所知，没人提出过经得起检验的概念。”（Kahn 2009：4）莱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的马克·菲西安（Mark Phythian）教授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在情报理论研究上的实质性进展发端于“9·11”（Phythian 2009：54）。围绕“9·11”的一系列情报失误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使美国相关学者和情报工作者意识到了情报理论研究缺失的危害性，开展情报理论研究的紧迫感进一步增强，情报研究从学理到应用都涌现了大量成果。笔者在爬梳相关公开文献后认为，美国情报理论体系和开源情报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美国情报理论的两种含义
皮特·吉尔（Peter Gill）试图把情报理论分为两类，他的分类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情报研究者的关注和认同。一类是关于情报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intelligence），另一类是为情报工作服务的理论（theory for intelligence）。前者的目的是“为学者开展情报研究提供帮助，促进学者深化对情报的理解，从而更好地向学生或公众解释情报的规律特点”（Treverton et al. 2006：4）。可见这一类情报理论与情报教学和研究关系密切。后者则是主要为情报工作者提供借鉴的理论。尽管在某些方面，这两种类别的理论的分界线并不清晰，因为“从概念上来说，对情报工作有意义的理论一定也是对情报工作有用的理论”（Treverton et al. 2006：4），但是这种分类法还是有助于消除对美国情报理论现状的模糊认识。为情报工作服务的理论多半是其他专业的理论，比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文化学理论，可以被情报工作者用于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尤其是情报分析环节。在此意义上的美国情报理论并非刚起步，而可以说已经拥有了相当丰富的研究积累。美国情报研究界对相关领域的理论发展比较关注，“拿来主义”相当盛行。本文旨在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建设提供参考，所讨论的情报理论是关于情报工作的理论。顾名思义，关于情报工作的理论即旨在改进情报工作自身效益和质量的理论。此类情报理论强调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为其研究提供辅助。从体系上来说，关于情报工作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架构：一是卡恩总结的“形而上”的研究架构，即从历史、数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情报工作（Treverton et al. 2006：3-4）；二是由洛克·K.约翰逊（Loch K. Johnson）总结的“形而下”的研究架构，即对情报循环（intelligence cycle）的整体和各个环节的具体问题提出假设，并对这些假设进行求证（Treverton et al. 2006：33-54）。受篇幅所限，本文聚焦“形而上”的情报理论研究体系。
三、历史视角的情报理论研究
卡恩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其对密码史、军情史研究颇多，著述亦丰。他对情报理论的“历史”（historical）研究更像是“历时”（diachronic）研究，即对情报工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研究。在对情报工作的过去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卡恩发现了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便是语言情报（verbal intelligence）的出现，在此之前的情报主要是实体情报（physical intelligence）。所谓实体情报，指的是基于对实体感知的情报，如看到敌方的军队、听到敌方的坦克声音等。自远古始，人类和其他动物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运用实体情报。所谓语言情报，指的是口头或书面情报，如一道命令或者一份作战计划。语言情报往往可以给指挥官以更充裕的时间作出相应处置，所以价值更大。卡恩尤其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电台的运用对语言情报所占份额的倍增作用。语言情报自然对语言研究的介入有需求。卡恩对情报工作分水岭即实体情报和语言情报交汇点的确认，体现了美国历史视角的情报理论研究试图在宏观层面上对情报历史作出阶段划分并提炼各阶段的特征。结合美国历史视角情报理论的研究实例，可以发现美国历史视角的情报工作及其理论研究均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段关注，而且尤其以未来为着眼点。这是美国历史视角情报理论研究的实用主义特点。当然，历史视角的情报理论研究缺不了对何为情报等基本概念的变迁研究。卡恩在《情报的历史理论》（“An Historical Theory of Intelligence”, 2009）一文中断言：“我所看到的情报定义没有一个是能成立的。”（Kahn 2009：4）他认为情报这个词犹如“新闻”，尽管尚没人能对“新闻”给出令人信服的定义，但是当有人在听证会上说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时，记者们都会埋头做笔记。他似乎在说，情报是一个复杂体，而且其内涵与外延具有动态性（参见李建波 2015：3），对它的认知不可能达到准确无误、无所遗漏。从西方关于理论必备的条件设定来看，情报的概念也定然有其可质疑性。因此，过度纠缠于情报概念的精确性问题并不可取。尽管没有绝对正确的定义，但靠感性认识，情报工作者还是大致能把握情报概念的基本内核的。在实践层面是如此，在理论层面则不然。尤其事关学科专业建设，概念的探究仍不可或缺。卡恩对于实体情报和语言情报的划分以及他对情报问题三原则的论述，都说明他自己也正走在尽量完善情报概念的路上。卡恩通过情报历史研究所提出的情报问题三原则分别如下：其一，“情报使己方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其二，情报是赢得战争的辅助因素，而非主要因素；其三，情报对于防御者至关重要，而对于进攻者却不尽然。对于情报工作的未来，他提出了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第一个难题是预测未来；第二个难题是让决策者相信其不愿相信的情况。预知未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望，但是促成未来情状的因素复杂而多变，人和社会本身也处于变化之中，对预知未来的研究可以说是没有尽头的。卡恩从人的本性出发，为第二个难题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卡桑德拉情结（Cassandra complex）。卡恩所谈到的第二个难题显然与心理学角度的研究有所交叉。既然是在讨论情报历史研究，卡恩在这里还是在强调他这一观点的历史性，他就未来情报研究提出的两个命题其实是自古就有并需要在历史视角的情报理论研究中不断去寻求其解的命题（参见Kahn 2009：8-13）。卡恩自己开展的历史视角的情报研究除了他的《情报的历史理论》外，还有一篇较典型的文章，即《情报地位的提升》（“The Rise of Intelligence”，2006）。在这篇文章里，卡恩梳理了情报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拥有的地位和作用。文章首先借用莎士比亚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里的台词来说明现代之前（premodern）军事将领对情报的不屑。他认为，就军事情报而言，情报地位的提升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在19世纪，情报工作得以机构化；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电报截获让军事将领开始重视情报；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情报军官享有了与作战军官平等的军衔级别待遇（Kahn 2006：125-126）。从美国历史视角下的情报研究实践来看，其成果不可谓不丰。这些成果基本呈微观和宏观，或曰具体和抽象两种类别，当然两种类别相融合的研究也颇多。在一些从事过情报工作的政要传记中，与情报工作经历相关的章节自然必不可少。同时，关于情报工作者生平的单本他传或自传也并不鲜见。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刊物《情报研究》（Studies in Intelligence）里，几乎每期都有与情报工作相关的回忆性文章。相比较而言，我国对与情报相关的传记研究显得有些不足。事实上，尤其是从事过隐蔽情报工作的人员，其在人格特征、自我审查、非可靠叙事等方面颇有特点，关于他们的传记似乎可以成为传记研究和叙事研究的理想对象。约翰·费里斯（John Ferris）的文章《来自冷战：美国情报史编纂》（“Coming in from the Cold War: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1945—1990”，1995）是一篇值得关注的历史视角的美国情报研究文章。这篇文章以学生为目标读者，对正确看待和有效开展历史视角的美国情报研究有所帮助。文章对从历史视角研究美国情报工作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这些文献始于关于情报界泄露信息的报道，继而出现想象作品、关于妄想狂的研究，进而出现学者所喜好的艰涩难懂的文章。”（Ferris 1995：88）关于想象作品，作者提到了威廉·萨默塞特·毛姆、伊恩·弗莱明和E. H.亨特等的文学作品（Ferris 1995：87）。结合上述卡恩在研究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借用以及传记在情报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费里斯将想象作品列为情报研究的文献，从一个新的角度确认了文学研究与情报研究的相关性。文章对美国的情报研究进行了历史性回顾，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历史视角情报研究的特征，称此类研究侧重于关注负面因素，如情报工作的故弄玄虚、情报工作的重大失误，以及情报文献使读者“陷入内幕消息文化”（Ferris 1995：88）等弊端。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在2002年出版的《情报战：从希特勒到基地组织的美国秘史》（Intelligence Wars: American Secret History from Hitler to Al-Qaeda）中指出，“9·11”以后，美国历史视角的情报研究多以总结经验教训为目标。针对“9·11”前后美国情报失误所进行的研究，从历史教训来分析美国现行情报缺陷的传统性，从而对现行情报范式进行评估，对未来改进情报工作提出设想，颇具历史厚度。从皮特·勃尔克维兹（Peter Berkowitz）编的《美国情报的未来》（The Future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2005）一书中可见美国历史视角的情报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即着重关注处于急剧变化中的情报工作环境与条件，发现这些变化对情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和新挑战。这本文集的作者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构成新的世界性威胁。在总结与“9·11”和伊拉克战争等相关的情报失误的基础上，来自不同学科的作者们提出，针对新形势，美国的情报工作需要从理念、机构、机制、搜集、分析和应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革新。他们的建议包括重构情报工作的管理风格和组织结构、理顺有效利用现有和未来技术进步成果的程序等。
四、数学视角的情报理论研究
对于数学研究视角和心理学研究视角，尚未见卡恩展开论述的文章，能够找见的是他在2005年6月15日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和兰德公司共同召开的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在这次研讨会上，他简要谈及了情报理论研究的数学视角问题。数学的视角即量化的视角，对情报工作的量化研究从社会学理论和通信理论的发展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格奥尔格·西梅尔（Georg Simmel）在《西梅尔的社会学》中说：“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总是相互知道对方的某些情况。”（qtd. in Treverton et al. 2006：4）卡恩认为，这一论断使浑然一体的知识得以分解为可以进行量化测算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在《通信的数学理论》中则进一步将信息分解成了二进制的数码。香农关于信息价值的观点对于评价情报价值也是有指导意义的：越是令人惊讶的信息，越有价值（qtd. in Treverton et al. 2006：4）。从卡恩的这些只语片言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数学视角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由此及彼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情报工作研究；二是计算机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从美国现有的数学视角的情报研究文献来看，这两方面的确是美国学者研究的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理统计学研究中一些重要的新动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门学科在战后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著名数学家亚伯拉罕·沃尔德（Abraham Wald）提出的序贯分析和统计决策理论。在此以前，人们进行数理统计，主要着眼于其推断的功能，亦即从观测数据出发对总体作出某种论断。至于由此应该采取什么决策或行动，会产生什么后果，则被认为不属于统计的范畴。沃尔德的理论则把后面这一部分内容也纳入统计的范围之内，这在数理统计学上是一项革新，有较大的实际意义。传记《承诺与权力：麦克纳马拉的生活和时代》（1999）通过事例将统计控制用于分析研究的做法叙述得具体生动。这本书中记录了身为哈佛商学院教师的麦克纳马拉等人，在美国参加二战后，是如何将统计控制应用于美国空军建设的。统计控制等知识也为麦克纳马拉后来担任福特公司总裁和美国国防部长等职提供了支撑。关于统计学意义上的情报研究，詹姆斯·O.伯杰（James O. Berger）的《统计决策理论与贝叶斯分析》（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 and Bayesian Analysis，1985）尽管是本教材，但其因对相关问题精华观点的凝聚而较具基础和典型意义。该书分两大部分，一部分讨论统计决策理论，一部分讨论贝叶斯分析。每部分均从基本概念开始，分别对统计决策理论和贝叶斯分析的主要观点和方法做了介绍和研究。书中对于统计决策理论和贝叶斯分析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较全面的探讨。统计视角的情报分析研究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可查见的近期应用研究成果多涉及商业情报分析和商业决策领域。相对而言，同属数学视角研究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在情报领域应用的研究成果却可谓汗牛充栋，涉及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机构越来越意识到信息革命引发情报革命的可能性。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数据）挖掘的研究应运而生。拉姆·戈帕尔（Ram Gopal）等在《信息挖掘——关于数据、文本和媒体挖掘近期进展和未来路径的思考》（“Information Mining—Reflections on Recent Advancements and the Road Ahead in Data, Text, and Media Mining”，2011）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信息挖掘的缘起、发展和未来走向。他们提到，信息挖掘从业者曾经对信息的匮乏和不够细致怨言不断，但是近年来，听不到他们的怨言了，信息之丰富，令信息挖掘工作者无暇抱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数据挖掘先是集中在数字方面，这可能是技术原因，因为数字的挖掘技术不太复杂。逐渐地，借助语言学研究成果，文本信息智能挖掘成就喜人，而且较难实现的图像检索也有了较大进展。信息挖掘这一说法逐渐取代了数据挖掘，包括了数据挖掘、文体挖掘和媒体挖掘。信息挖掘也有其广义内涵，指有结构或者无结构的数据组织和分析，当然，这些数据可以是数字、文本和（或）媒体（Gopal et al. 2011）。信息挖掘的重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语言学研究的重大突破。美国的数学视角情报研究始于统计分析，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渐次进入计算机智能化情报工作研究的阶段。随着计算机基于大数据的自我学习功能的完善，计算机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在情报工作的某些领域，诸如信息机器人等产品的能力，不仅超过了作为个体的人，而且大有超越群体的人的趋势。过去坚信只有人才能完成的竞争假设情报分析中的假设权重设定，由于计算机有了基于大数据的自学能力，其假设权重设定的精确性有望优于人类。计算机情报工作程序和系统的开发研制，成了美国情报界近年来津津乐道的研究话题。
五、心理学视角的情报理论研究
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情报工作，就是把情报当作心理活动的产物来研究。当然心理因素在情报工作各个环节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情报工作进行心理学视角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小理查兹·J.霍耶尔（Richards J. Heuer, Jr.）在《情报分析心理学》（Psychology of Intelligence Analysis, 2006）开篇写道：“影响准确分析情报的问题有很多，人所固有的心理活动问题肯定属于最重要且最难解决的那一类。”（Heuer 2006：15）不过，在述及情报研究的心理学视角时，卡恩着重谈了心理因素对从海量信息中及时发现情况、作出准确判断的作用问题。他认为，情报工作的失败往往不是因为占有的信息不足，而是因为作出判断所用的时间太长。“情报工作的失败与其说是外部原因导致的，不如说是内心原因导致的，与其说是空间问题，不如说是时间问题。”（Treverton et al. 2006：42）小霍耶尔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休专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工作思路就对情报局处理情报的方式和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小霍耶尔的著述现已成为美国情报分析学习的必读书目。在《情报分析心理学》一书的开头，小霍耶尔指出：“从根本上讲，情报分析是个思维过程，但是因为我们对大脑的运作方式没有显性意识，这也就影响到了对情报分析这个思维过程的理解。”（Heuer 2006：15）所以，小霍耶尔致力于揭示情报分析过程中大脑的运作方式，以及人们在思考过程中的一些固有缺陷和偏见，并针对不同的缺陷和偏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以改进美国的情报分析工作。情报研究中也不断借用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新的成果，如弗兰克·J.巴别茨基（Frank J. Babetski）试图将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著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2011）中的发现应用到情报分析之中，以减少或避免情报信息处理过程中因偏见而产生的误差（Babetski 2012：27-30）。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认为，人类思维因其自有的局限，不可能直接处理所有事务。具体来说，针对复杂的现实，人类会在大脑内建立起简化的思维模式，并利用这种思维模式进行思考，但这种思维模式并不能完全正确地处理现实世界中的所有问题。基于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概念（qtd. in Heuer 2006：17）。在认可西蒙对人类理性有限性论断的基础上，小霍耶尔提出：“通过各种感官，人们接收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在这些信息基础之上，人们构建出不同的‘现实’。但是这种通过感官得来的信息是复杂的思维过程处理后的结果，人们的思维过程决定了注意什么信息、如何组织信息、如何理解特定信息等。人们能感知到什么？如何感知？收到信息后如何处理？这些不但受到信息具体特点或内容的影响，也会受到过往经历、教育、文化价值观、身份角色、机构要求等方面的影响。形象地说，这个过程就好比通过镜头或屏幕看世界，镜头与屏幕会有不同的焦点与展现方式，因此呈现的景象有可能与现实事物有出入。”（Heuer 2006：17）资深情报分析专家哈里·I.尼蒙（Harry I. Nimon）在《神经心理学研究在情报教育中的作用》（“Role of Neuro-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Education”，2013）一文中将情报的处理过程与认知理论联系起来，认为情报教育应该与神经心理学相融合。他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R.坎德尔（Eric R. Kandel）博士关于神经元活动的发现，以说明认知的复杂性。他在文章中列出了与情报工作有关的认知偏差种类，指出通过神经心理学的学习认识自我的认知局限的重要性。尼蒙在文章中所谈及的问题和出路与我国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研究相切，似可成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的一个研究领域。尼蒙在他的文章中也谈及了这一领域尚有很大研究空间，他认为包括应用MRI在内的认知研究还远远不能回答情报工作认知误区的问题，相关研究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