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中国叙事”的方法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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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IPP评论、第一哲学家公众号

综合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原创: 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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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一百周年华诞。近年来，围绕着第一个百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历史被大量挖掘出来，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故事，丰富了中共的历史，也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

中国性与世界性

正如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所有的历史也是地方历史，所有知识的起源也具有地方性。自然，这里的“地方性”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概念，例如嘉兴南湖、井冈山、古田、延安、西柏坡等，也包括“中国性”，例如“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等革命斗争。

“地方性”的挖掘无疑有助于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以及中国共产党所体现的中国文化性和文明性。不过，在挖掘“地方性”的时候如果不能兼顾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或者普遍性，那么就既不符合事实，更不能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所承载的是一整套全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体系，这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传统农民革命区分开来。

现在人们开始怀念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那群西方记者所报道的中国故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被西方人所喜欢、所接受并帮助传播，是因为斯诺讲的是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追求人类普世价值的经历。很多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当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时，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成就产生了恐惧感并对中国的制度进行妖魔化？

这里就涉及“中国叙事”的方法论问题，表现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基本事实问题，另一个是对基本事实的认知问题。尽管基本事实是“事实”，但这些事实一方面需要被挖掘，另一方面需要被人们普遍承认，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他们都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因而，上述现象的产生，可以认为是人们对基本事实在认知层面出现了问题。这也正是今天“历史虚无主义”讨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

认知领域的问题大而复杂。人类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观、情感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不过，在认知问题上，科学研究也发现，对某种事实的认知越是诉诸某种“高深”的东西，人们的分歧就越大，而越是从“常识”出发，人们就越是能够对这一事实达到共识。“高深”是针对哲学家们的，而“常识”是针对所有人的。近代以来，随着大众进入公共领域（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人们越来越诉诸“常识”来促成“共识”的形成。美国独立战争鼓吹者潘恩干脆就以《常识》为名来宣传其革命的思想。

中国叙事的常识

那么关乎“中国共产党叙事”的“常识”是什么？这里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但无论是就事实层面还是认知层面而言，浅显的“常识”至少要做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具体而言，这种统一体现为要处理好三对关系：（1）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关系；（2）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的关系；（3）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统一。只有在实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统一的基础上，中国叙事才能达到事实和认知的统一，才能在中国看到世界，在世界看到中国。

实际上，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追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或者中国性和世界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是其成功实践的关键。这里先来引用两个陈述。第一个陈述来自美国学者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在其1968年出版的著作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中写道：“20世纪下半世纪属于中国革命，正如20世纪上半世纪属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催生了一个强大国家，宣布自己为世界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发展的榜样。”

第二个陈述来自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中共宣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引用这两个陈述想说明的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中国共产党也是把自己的实践置于“世界性”之中的。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实践的攻击和妖魔化。

历史地看，在事实层面，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更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不仅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帮助世界理解。同样，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的世界意义。

世界革命的三个进程

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世界革命的产物。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几个系列的革命。第一个系列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以极度不平衡的方式伸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工业革命之前，尽管世界各国经济状况起起伏伏，但可以说都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个“不发展状态”，促成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英国之后，“工业革命”本身很快就成为普世价值观，哪一个国家不想通过工业革命而求得国家的发展呢？这不仅因为如中国所说的“落后就要挨打”，更是因为追求因为经济发展而获得的人类体面物质生活合乎人类的本性。

不过，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各国之间不均衡，而且在一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发展对所有的传统国家形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外部，面临先发达国家的威胁，很多国家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在内部，国家和社会不是变得更加整合，而是往往相反，即不平衡发展导致国家的分裂。

第二个系列革命是从法国开始的政治革命，延伸到北美和其它很多地区。法国革命种下了政治革命的种子，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法国革命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其本身不是经济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尽管法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远早于法国革命，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和目标的法国革命造就了民众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构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所有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无一不以法国革命为榜样，即所有的革命都想建立在法国革命中所提出的原则基础之上的统一国家。

始于欧洲的这两个系列革命日后塑造了整个世界。这两个系列革命的成果俨然变成了所有新国家革命的目标，即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或者政治整合）。不管如何，所有新国家都期望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即建立一个基于工业和技术之上的、能够创造财富和力量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实现基于一个有效政治制度体系之上的国家统一。尽管这两场革命起源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但两场革命的价值很快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想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很难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很难同时发生。英国的经济革命促成了其政治的和平演进。法国是政治革命先于经济革命，但这是有代价的，就是说，国家的统一牺牲了经济发展。法国革命因此更是一场社会革命。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讨论导致法国革命的条件时强调，所有社会革命的本质都是一个针对毁灭整个统治阶层的行动。也就是说，较之英国，法国的政治史充满了暴力。

即使在英国，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时日。大英帝国和世界市场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最终导向了一个充满创新能力、能够创造财富的经济体系的诞生。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向新兴国家展示，新兴国家可以通过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来催生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新兴国家光把的重点置于通过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来获得经济发展，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损害第二个目标，即国家的统一。后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国家，通过这种方式的发展往往会导致国家的失衡，经济发展往往集中在沿海港口地区，这些地区通过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而得到发展。那些被西方殖民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峻。不平衡的发展往往造成国家整合的困难，甚至导向分裂。

尽管近代以来所有的革命都是政治和经济革命，但并非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社会革命。德国和日本便不是，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但没有经过社会革命。在这两个国家，精英主导的革命避免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即旧的统治阶层通过自我革命而避免了被推翻和毁灭的命运。对很多后发展国家来说，不仅没有能力进行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更没有能力进行社会革命。

在这个条件下，第三系列的革命发生了，即俄国革命。1917年，俄国发生了自己的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示范意义在于一个后发展国家甚至是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正如列宁主义所显示的，俄国革命模式在于通过政治革命先和西方发达国家“断裂”开来，或者说，先和帝国主义经济体系“脱钩”，再进行一场经济革命，赶超西方国家。同时，俄国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整个旧政权和统治方式都被推翻和取代了。

中国近代革命早于俄国革命，但直到俄国革命模式成功，中国才找到了作为落后的后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模式。自18世纪末开始，中国从开始经历一系列传统式的“造反”直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复杂的革命模式演变过程。传统的“造反”模式即我们后来称之为农民革命的模式。但自从西方影响在中国扩展之后，中国革命就很难和西方割裂开来了。最为著名的是1848—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太平天国是第一次至少在表象上深受西方影响的近代革命，主要是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尽管太平天国被镇压，但由此开始的革命并未终止。

所有的社会革命都是针对精英阶层。如同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所显示的，革命的目标在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统一。无论是经济的工业化还是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政治领导力量。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必须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这个精英阶层有能力这样做，那么就可以避免社会革命，如德国和日本。但一旦精英阶层失去这样的能力，那么社会革命成为必然。中国属于后者。当晚清统治者失去了领导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能力的时候，中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朝统治者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是停留在“中国性”找问题，而没有从“世界性”寻找失败的根源。直到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要从“世界性”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被日本打败这个事实是当时所有的精英都难以接受的，中国精英层所受到的羞辱可谓到了极点。从此之后，“再站起来”就成为精英们的目标。晚清精英想通过学习日本式的改革来挽救清皇朝。可惜，为时已晚。革命并且是社会革命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孙中山先生不仅从“世界性”来诊断中国问题，而且想从“世界性”来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他的第一步即用民族主义推翻了满清王朝，应当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他革命的方式过分倚重“世界性”则是不成功的。无论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还是总统民主，他都尝试了，不仅没有解决中国问题，反而恶化了问题，致使中国最终陷入军阀割据时代。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朝着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方向发展，即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但国民党无能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其政权所依赖的仍然是地方精英，而地方精英便是传统的主要承载体。在这方面，共产党更了解中国问题的“中国性”，也更擅长以“世界性”来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具有“国际性”。从思想上来说，前面几代领导人都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从组织上来说，他们又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较之国民党，他们又具有更多的“中国性”。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导向了共产党对时代的判断，即一个平民主义时代的来临。

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便是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的斗争。精英主义是反社会革命的，而社会革命则是平民主义的目标。当奉行精英主义的国民党没有能力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这两个目标的时候，一场社会革命就势在必行。当然，不能忽视的是，促成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过渡过程中的外敌入侵因素特别是日本侵略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正如已故美国学者约翰逊(Charles Johnson)在其著作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China, 1937-1945所指出的，日本入侵直接催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说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效催化了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转换。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解决了“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和世界（西方）密不可分，因此要从世界大趋势中来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说，他要寻找“中国问题的世界方案”。他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来界定中国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目标就是反封建和反殖民地。这一点其实和自孙中山开始的国民党的判断没有很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地方有两个领域：

第一，国民党本身便是这个“半封建”系统的一部分，没有能力进行自我革命，从这个系统中脱离出来。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找到了“世界方案中国化”的方法，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当时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都没有找到“中国化”的方案。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主义者。“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和理论。也正是这些促成了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的成功。用上述美国学者舒尔曼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其强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把“一袋散装的土豆”组织成一个新国家。新国家产生之后，中国共产党想“毕其功于一役”，同时推进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再者，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共产党的领导力是关键。因此，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的口号，意在继续进行政治革命，并且是对自身的政治革命。

在今天看来，毛泽东时代的复杂性在于以过度理想主义的方式以及乌托邦的理念，几乎同时进行了三场革命，即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中国革命的“复合性质”或者“综合性质”使得中国革命在近代以来世界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可以理解，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思想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显学”。但也正因为其“复合性”，中国革命很难用任何现存革命的理论来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今天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那个时代，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这三场革命，就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发生的巨变。

改革开放促成毛泽东时代三场革命的正负效益全面释放出来。毛泽东的“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的统一方法得到继续应用。邓小平一代领导人也是用“世界性”来界定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但同时也强调世界方法的“中国化”。最显然的就是邓小平对世界局势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大趋势，并把“贫困社会主义”的中国问题置于这个大趋势中来解决，即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同时，邓小平并没有简单使用世界方法，而是强调“世界方法的中国化”。

因此，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好经验来发展自己，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体现为“全面学习、选择性使用”的特点。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是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另一方面不是简单搬用西方市场经济方法，而是强调“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三对关系

概括而言，正如其在革命时代的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时代的成功应当归功于其处理好了三对关系：第一，中国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第二，现代化和西方化之间的关系；第三，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第一，中国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这关乎“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和“世界问题、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善于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背景之中，从世界经验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同时，也强调世界方案的中国化。这与俄罗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从苏联革命时期和西方世界“断裂”开来之后，苏联直到现在的俄罗斯还没有真正和西方世界关联。在有能力的时候，苏联和俄罗斯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但很难和自己身外的世界融合。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把问题置于世界背景下来解决，通过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中国也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对西方开放，但往往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结果失去了国家的独立性，和西方形成了依赖关系。就中国经验而言，因为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通过学习国际经验得到发展的，中国模式具有了“世界性”；同时因为中国不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经验，总是通过消化融合到中国经验之中，因为又能保持“中国性”，也就是独立性。从更长历史观来看，这也是中国开放文明的“一贯性”，吸收消化其他文明的长处，把它们变成自己文明的一部分，生生不息。

第二，西方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因为受五四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很多人把现代化理解成为“西方化”或者“苏俄化”（取决于不同的领导人和年代），这种认知直接导致了人为“西方化”的现象和政策，例如去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直到今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共产党都明确意识到现代化并非“西方化”；尽管学习西方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中国追求的现代化是自己本身的现代化，而非西方化。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现在性的追求。同时，在追求国家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实现了其本身的现代化。但是，追求现代性并非抛弃传统性。就其制度演化来说，中国共产党越来越注重从中国文明中吸取养分。只有文明的才是可持续的。西方社会直到现在才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不会演变成为西方类型的政党的。但中国共产党从传统中构建其“文明性”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封闭的；恰恰相反，面向未来和开放性是其特征。

“开放性+文明性”，一方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保障了其文明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承认自己会犯错误，也会在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上遇到挑战，但是开放性赋权其纠正错误，应对挑战。从学术研究来说，通过对其开放性和文明性的研究，人们可以预见这个政党的发展和变化方向。

为什么中国叙事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正确处理好这三对关系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经验。那么，既然中国的经验是成功的，为什么中国的叙事话语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呢？简单地说，我们的叙事话语没有直接反映这些成功的实践，知行不一。人们在聚焦和宣扬中国性与传统性的同时忘记了现代化和国际性，我们在强调“世界问题、中国方案”的时候忘记了我们实践中的“中国问题、世界方案”。或者说，我们过度强调了“特殊性”，而忘记了“普遍性”，忘记了我们所具有的“特殊性”就是从“普遍性”发展而来的。在实践层面，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方面总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人们所说的“窑洞对”就是很好的一个案例。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住处的窑洞里，与黄炎培进行了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在“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问及“朝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时，他提出的是“中国问题”。当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时，他强调的是“世界方案”。但同时，正如日后的实践所展示的，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世界方案”的“中国化”过程，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制度。

邓小平提出的“贫穷社会主义”是“中国问题”，但其主张的“市场经济”方法则具有世界性。同时，邓小平所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分开来。在这个基础之上，今天的中国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存共荣的混合经济体系。

一句话，如果不去深刻理解近代以来西方经验对中国制度构建的影响，那么就很难理解当代中国的制度体系，无论是政治体系还是经济体系。

同样，今天我们提出“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既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具有普遍性。这一“中国问题”的答案需要在世界经验中寻找，但也要用“中国方式”来实现。

一旦过度强调“特殊性”，我们的“中国叙事”话语就会充满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色彩。明明具有普世性，却说成只有特殊性；明明是我们在吸取了他国成功经验或者失败教训基础之上的实践，却说成和外国经验的“对立”；明明是在实践普世性价值，用中国方式实现普世价值，却无端去蔑视和批评普世价值。结果又怎样了呢？不仅扭曲了我们的实践，解释不了我们的实践，更促成和外在世界的对立，甚至对抗。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我们的巨大成功明明可以促使我们坐在世界之巅，但我们表述出来的似乎只是坐井观天。

★ 本文系IPP独家稿件。

★ 作者：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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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所有流派汇总

来源：第一哲学家公众号

转自哲学王公众号 ID: zhexueking

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西方流行的各种哲学派别，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继续。

现代西方流行的哲学流派虽形形色色，但大致分属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两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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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渊源于近代英国的经验主义，强调归纳、实证、逻辑、实用，关注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

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开始出现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代是孔德的实证主义；流行于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初的马赫主义是孔德实证主义的后裔，是现代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第二代；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有理论联系，而逻辑实证主义则是马赫主义的直接后裔，是实证主义的第三代；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度代替逻辑实证主义而兴起的是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逐渐衰落，代之而兴的是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历史主义或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

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则渊源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强调演绎、普遍、绝对、直觉、关注人的存在意义。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发端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流行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代是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第二代是狄尔泰、柏格森等人的生命哲学；与非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哲学流派是胡塞尔的现象学；第三代是海德格尔、萨特尔的存在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今西方流行的人本主义的哲学流派中，比较特殊的是新托马斯主义和人格主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还出现了一种反人本主义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与上述两大思潮密切相联系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scientism），也称唯科学主义。

 一种主张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确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盛行于现代西方。它把自然科学奉为哲学的标准，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成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中来。如美国新实在论者要求哲学家效仿科学家；美国哲学家W.奎因则说，认识论就是生物学对自身的运用。唯科学主义在国外是一个贬义词，是对那种把自然科学看做文化中价值最高部分的主张的一种贬称，但在我国有一些科学主义者，比如方舟子，则把这当做一个美称来加以提倡。

科学主义的英文（scientism）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Dilthey）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强唯科学主义是指“对科学知识和技术万能的一种信念”（见《牛津英语词典》）。弱唯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一种主张”（《韦伯斯特大词典》）。在前苏联和我国，唯科学主义有一种变形，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科学主义”，这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看作是一种“万能的科学”，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主张。

科学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尊重科学经验与事实的名义下，推行不可知论和主观经验主义。

科学主义的大众影响：1.起解放思想作用；2.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蔓延 ；3.丧失终极关怀。

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positivism）是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派别。又称实证哲学。

产生时间：19世纪30～4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

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始祖A.孔德，主要代表：英国的J.S.密尔和H.斯宾塞。

形成标志：为183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孔德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

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称为老实证主义，20世纪盛极一时的逻辑实证主义称为新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将哲学的任务归结为现象研究，以现象论观点为出发点，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就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它把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并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

实证主义的影响：实证主义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整个社会科学均发生了深刻影响，孔德所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是西方社会学的主流。

广义而言，任何种类的哲学体系，只要囿于经验材料、拒绝排斥先验或形而上学的思辨，都为实证主义。

狭义而言，实证主义则指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Comte)的哲学。孔德生长的时代，正是一个宣扬理性主义及科学思想发端的时代，在“科学万能”思想的冲击下，人们对形而上学产生怀疑，逐渐以注重经验的科学方法观察、研究事物，探求事实的本原和变化的现象。

实证主义又称实证论，其中心论点是：事实必须是透过观察或感觉经验，去认识每个人身处的客观环境和外在事物。实证论者认为，虽然每个人接受的教育不同，但他们用来验证感觉经验的原则，并无太大差异。实证主义的目的，在希望建立知识的客观性。

孔德认为人类非生而知道万事万物，必须经由学习过程，从不同的情境中获得知识。透过直接或间接的感觉、推知或体认经验，并且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推论还没有经验过的知识。超越经验或不是经验可以观察到的知识，不是真的知识。

孔德在其所写的《实证哲学》一书里，认为人类进化分成三阶段：

一是神学阶段，盖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力量和某些现象感到惧怕，因此就以信仰和膜拜来解释面对自然界的变化；

二是玄学阶段，以形而上或普遍的本质阶段，解释一切现象；

三是实证阶段，也就是科学的阶段，运用观察、分类，以及分类性的资料，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此法获得的结果，才是正确可信的。

实证主义反对神秘玄想，主张以科学方法建立经验性的知识。这种思想恰巧与柏拉图的理型论相反，柏拉图认为只有观念才是真实的，感官都是虚幻的。

逻辑实证主义

20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结合实证主义中重经验的学说和符号逻辑学说，成为逻辑实证论。符号逻辑就是将代数的方法和符号，应用在逻辑上。这种理论运用逻辑，达成具有像数学那样明显和确实的结论。

马赫主义

马赫主义，Machism。亦名“经验批判主义”， 本质上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产生并流行于德国、奥地利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以其创始人E.马赫而得名。另一位创始人为R.阿芬那留斯，其代表作为《纯粹经验批判》，因此马赫主义又被称为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强调经验的重要性，把感觉经验看作是认识的界限和世界的基础，认为作为世界第一性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是感觉经验。从这一立场出发，强调一切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作业假说，它们只有方便与否之分，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别。马赫主义曾吸引了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其思想直接影响了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并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有一定的反映。列宁曾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对其作了系统的批判。

马赫是博学的自然科学家，卓越的科学史家，世界上第一位科学哲学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理解自然界，在光学、声学、物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中都有许多重大贡献，较早地系统地批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认为一切运动都是相对的，为相对论的创立提供了思想准备。马赫的学术生涯是从物理学开始，经过科学史，然后到达哲学。他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各门科学统一的基础。他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力学及其发展的历史批判概论》(1883)、《感觉的分析》(1885)、《我的自然科学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和同时代人对它的态度》(1901)、《认识和谬误》(1905)等。

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希腊词πραγμα（行动）派生出来的。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对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代表人物 

创始人：皮尔士

推向大众：詹姆士

推广到更广的领域：杜威

二次大战后：胡克（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马克思主义内容）

刘易斯（把实用主义引进逻辑学领域，促进了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合流）

主要观点：

实用主义认为，当代哲学划分为两种主要分歧，一种是经验主义者，是唯心的、柔性重感情的、理智的、乐观的、有宗教信仰和相信意志自由的；另一种是理性主义者，是唯物的、刚性不动感情的、凭感觉的、悲观的、无宗教信仰和相信因果关系的。实用主义则是要在上述两者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是“经验主义思想方法与人类的比较具有宗教性需要的适当的调和者。”

实用主义者忠于事实，但没有反对神学的观点，如果神学的某些观念证明对具体的生活确有价值，就承认它是真实的。将哲学从抽象的辩论上，降格到更个性主义的地方，但仍然可以保留宗教信仰。承认达尔文，又承认宗教，也不承认是二元论的，即既唯物，又唯心，而是认为自己是多元论的。

 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

》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

 》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

 》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

 》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

 》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

 》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效果。

在实用主义大旗下派生的分枝有“人本主义”、“工具主义”、“逻辑经验主义”、“神奇学派”、“逻辑学派”等。实用主义最初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中，在20世纪初，在美国发展成一种运动，并且蔓延到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将实用主义哲学家奉为良师，他声称从这些人的学说中发现了“行动的信心，生活和战斗的坚强意志，而法西斯的成功大部分得力于此”。现在虽然已经不再是一种运动了，但仍然是一种非常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它把哲学从一种人生观的思想体系降为一种研究问题和澄清信息的批判方法，把知识解释为一种评价过程，以科学探索的逻辑作为人们处世待物的逻辑。

理论特点：

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把实证主义功利化，强调“生活”、“行动”和“效果”，它把“经验”和“实在”归结为“行动的效果”，把“知识”归结为“行动的工具”，把“真理”归结为“有用”、“效用”、或“行动的成功”。实用主义的要义体现在皮尔士所表述的这一观点中：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从而为行动提供信念（“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

实用主义的评价存在很大的分歧：

一种观点：实用主义是反动的（我国的传统看法），不管经验的来源，不管工具是否管用，不研究人的行动的价值，只管行动带来的目的，存在价值与目的利益的分歧。不管以往只关注是否有用，有用就是真理，不看最先的东西，只看最后的结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实用主义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强调行动以实现目的，认为哲学应该关心人，强调工具以获得更好的效果。

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vism)是一个哲学流派，其核心是维也纳学派，也叫经验主义，或称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主要产生于1930年代～1950年代。

逻辑实证主义以维也纳学派为首，一般还包括德国哲学家赖兴巴赫为首的柏林学派，以波兰的塔尔斯基为首的华沙学派，以及英国的艾耶尔等人的观点和理论。

它是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进行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它认为，科学的方法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因此，它虽然以感性的经验为依据，但却否认了感性认识的积极作用，是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许多研究者们从经验角度认为外部客观世界是可以被认识、被量化的。

基本观点大体可概括为：

① 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知识进行逻辑分析，特别是对科学语言进行分析。

② 坚持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强调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以消灭形而上学。

③ 强调一切综合命题都以经验为基础，提出可证实性或可检验性和可确认性原则。

④ 主张物理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试图把一切经验科学还原为物理科学，实现科学的统一。

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以及通过意义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纲领是：捍卫科学而拒绝形而上学。

批判理性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衰落，受其影响的一些学者对它的基本原则提出批判,从而形成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rationalism）,后来研究者又将其称为“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它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更为紧密，在50至60年代盛极一时，对哲学界和自然学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奥裔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普（KarlPopper,1902～1994）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主张对理性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认为普遍有效的科学理论并不来自经验归纳，科学理论是通过不断的证伪、否定、批判而向前发展的。他把“猜测与反驳”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研究，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没有规律，因此社会的未来不可预测，而且，历史学不是一种理论科学，其理论假设完全是有选择地取自其他学科，它自身不能独创关于普遍规律的理论体系。他在本体论的研究中，认为宇宙的发展变化是一突现的进化过程，并把宇宙的进化分为物理世界、精神世界、客观知识世界三大层次，由而提出突现进化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主要著作有《历史决定论的贫乏》、《猜测与反驳》、《客观知识》等。

批判理性主义的显著特点：

1.突出强调理性的批判性和这种批判精神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2.重视本体论的研究并系统的阐述本体论的哲学主张

3.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科学哲学，扭转了语言分析导向，尤为科学哲学与科技政策的结合开辟了道路。

提出大胆猜测，按“可证伪度”的大小与经验两者来检验理论与事物。

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是指从历史的联系和变化发展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

历史主义的原则可以溯源到古代哲学家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提出和主张这一原则的有G.B.维科、伏尔泰、G.W.F.黑格尔等。其中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形式下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原则，他试图把人类历史说成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过程。真正科学地阐明并应用历史主义原则和方法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之上，它的基本要求是：

①尊重历史的实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对它们的分析和评价也要从那些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

②注意历史的演变。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必须着眼于发展和变化。从历史的演变中把握历史的来龙去脉、发展趋势。例如对私有制和阶级的分析，就要既看到它们的出现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个进步；又要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它们的消灭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③在私有制和阶级存在的条件下，要把握历史的潮流和趋势就必须弄清哪一个阶级是该时代的中心，并对当时各个阶级的历史地位作出恰当的估计。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是统一的。

从现代西方学者的视角来看，历史主义的基本前提在于，过去的自主地位必须被尊重。他们坚持认为，每个时代都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独特表现，并拥有他自身的文化和价值观。历史学家不认为存在着普适性的价值观，他们也不可能对历史下定论；他们必须努力根据其自身的条件来理解每个时代，呈现其自身的价值观和偏好，而不是将我们的强加于它。

人本主义

人本主义是德文Anthropologismus的意译，又译人本学。希腊文词源antropos和logos，意为人和学说。通常指人本学唯物主义，是一种把人生物化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学说。以19世纪德国的费尔巴哈和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费尔巴哈由于把庸俗唯物主义同一般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避免采用甚至反对“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因而将自己的哲学称作“人本主义”或“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将他的唯物主义学说称作“人本主义”，并把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他们都反对把灵魂和肉体分割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反对把灵魂看作第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他们所了解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人，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他们不是联系具体历史、联系社会实践来考察人，因而看不到人的社会性。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一词被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歪曲。如德国现象学者谢勒和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克拉格斯，就侈谈“哲学的人本主义”或以“肉体和灵魂的统一体”为对象的“人本学”或“性格学”。他们的“人本主义”是一种宣扬非理性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唯心主义理论。

非理性主义

 一译“反理性主义”。一种哲学学说，也是一种理论学说。

 非理性主义否定或限制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非理性的”这个术语，通常含有“为理性所不能理解的”、“用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等涵义。非理性主义往往将理性同直观、直觉、本能等对立起来。

非理性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伦理学中流传颇广。如信仰主义者的非理性主义宣扬盲目的信仰；叔本华宣扬无意识的意志，断言理性和科学不适用于道德范围；尼采宣扬“权力意志”论，鼓吹非道德主义；柏格森宣扬直觉；存在主义宣扬存在不是客体而是主体，“存在先于本质”，否认道德规律的客观性，等等。这些都是非理性主义的表现。

非理性主义是和蒙昧主义一脉相通的唯心主义学说。

从总体上说非理性主义是精神危机的哲学，但它把人作为研究的主体和主要内容，高扬主题性，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现代人的意义和精神，具有积极的意义。

非理性主义演变线索：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

意志主义主要包括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和尼采的权力意志论；生命哲学主要有狄尔泰等人创立；存在主义代表为海德格尔和萨特。

唯理主义

笛卡尔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性，这显然是唯心论。但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反对宗教权威，则是进步的。他的思想适应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对法国文学起的作用比伽桑狄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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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主义

意志主义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开创性流派。它产生于19世纪20年代的德国，流行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的德、法、英和北欧等国。主要代表是叔本华和尼采。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和悲观主义迎合德国资产阶级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悲观、懊恼情绪，为意志主义哲学奠定了理论基调；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强暴、坚忍、狂妄的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作为非理性主义思潮最初的理论形态，意志主义将非理性的主观意志和情感歪曲夸大为宇宙的本原和万物的本质。它把意志提到精神的首位，并视之为存在的最高原则。意志论的因素在西哲史上早有端倪，奥古斯丁、司各特的哲学中就有意志论的倾向，康德的“自由意志”学说则属于现代意志主义的理论前提。叔本华1819年出版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标志着意志主义哲学的产生。

意志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各有差异，但其基本观点大体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把意志看作世界的本体和万物的根源，世界是意志的创造品。意志主义者把意志看作脱离物质世界而真实存在的精神性的东西，认为世界就是我的意志；同时把意志看作世界的本质，用意志去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存在和变化。

第二，把意志看作理性的主宰，贬低理性的作用，贬低逻辑和科学的价值。认为意志是人的实体，是人的真实本质，是认识的主体和客体；宣称意志支配理性，理性屈从意志，理性是意志的工具；只有本能和直觉才把握实在。

第三，叔本华极力宣扬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否定人生的意义，厌恶人类的存在；他认为由于人的欲壑难填，所以人生充满痛苦，人生不过是一场悲剧。主张用禁欲主义来解脱人生的苦难。

第四，尼采提出重估人类一切价值，要反善为恶、以恶代善；主张超人主宰世界、决定历史发展；

总之，意志主义的产生，标志着资产阶级哲学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乐观主义转向悲观主义，从道德主义转向非道德主义，从以上帝为中心转向以个人为中心。意志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非道德主义、悲观主义、个人主义的哲学。

唯心主义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是广泛传播于西方各国,并贯穿与20世纪的哲学流派.一种试图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来解释宇宙，甚至解释知识,或经验基础的唯心主义学说或思潮。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流行于德、法等国。它是在A.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和F.W.尼采的权力意志论、C.R.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H.斯宾塞的生命进化学说,以及法国M.J.居约(1854～1888)的生命道德学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德国哲学家W.狄尔泰最早用“生命哲学”一词来表示他的哲学，主张精神生活哲学的R.C.奥伊肯(1846～1926)也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康德主义者如W.文德尔班、H.李凯尔特等人，严格区分了自然科学与价值论（或文化哲学、精神科学），也对生命哲学的发展给予有力的推动。20世纪初，德国H.A.E.杜里舒（1867～1941）的生机主义，法国H.柏格森的创化论，则试图从生命的进化或生物学的立场，为生命哲学建立自然科学的基础。

生命哲学是对19世纪中期的黑格尔主义（见德国古典哲学）和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一种反抗。生命哲学家不满意G.W.F.黑格尔所主张的严酷的理性，不满意自然主义或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因果决定论，认为这些思想是对个性、人格和自由的否定。他们要从“生命”出发去讲宇宙人生,用意志、情感和所谓“实践”或“活动”充实理性的作用。他们声明自己并不反对自然科学和理性，只说这些经验或知识不完全，必须提高意志、情感的地位，才能穷尽“生命”的本质。但他们夸大生命现象的意义，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心理体验，从而使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特色。

生命哲学对现象学的创始人、德国的E.胡塞尔和主张“信仰意志”的美国哲学家W.詹姆斯等人均有过重要影响，尤其是存在主义者如德国的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法国的萨特等人都继承和发展了生命哲学的观点，他们抛弃了“意志”而改用“存在”表示生命的概念。

唯物主义生命哲学

唯物主义的生命哲学是从十九世纪达尔文《物种起源》所提出的“进化论”开始的，是对生命发生和发展的一系列自然规律的提炼与升华，是理性而客观的哲学。

生命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竞争”，即进化论描述的“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生命哲学的“竞争论”归纳为：生命以其竞争优势得以存在，生命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竞争过程。其在人文水平上升华为：人类社会在生产力优势作用下得到演进，其发展过程是一个斗争和变革的过程——这与历史唯物主义观不谋而合。其在天文学水平上可表述为：宇宙体系有始有终，星体和星系的存在与发展是一个交流和争夺宇宙物质的过程。

唯物主义的生命哲学是一门讲述生命和生命体系（如人类社会、宇宙星系）发生发展过程的哲学，生命以其优势在竞争中存在和繁衍，教导人们认识环境的“残酷”而通过改进自身去适应和改造世界，是理性而客观的唯物主义哲学。

现象学

现象学phenomenology，20世纪在西方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

狭义的现象学指20世纪西方哲学中德国哲学家E.胡塞尔创立的哲学流派或重要学派。其学说主要由胡塞尔本人及其早期追随者的哲学理论所构成。广义的现象学首先指这种哲学思潮﹐其内容除胡塞尔哲学外﹐还包括直接和间接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种种哲学理论以及20世纪西方人文学科中所运用的现象学原则和方法的体系。

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种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

“现象学”的词源可上溯至18世纪法国哲学家兰伯尔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G.W.F.的著作，但其含义均与胡塞尔的用法不同。胡塞尔赋予“现象”的特殊含义，是指意识界种种经验类的“本质”，而且这种本质现象是前逻辑的和前因果性的，它是现象学还原法的结果。

发展时期：现象学思潮从20世纪初以来，按时序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胡塞尔现象学时期(20世纪初至30年代中)、存在论现象学时期(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和综合研究时期(40年代以后)。三个时期互有交叉，各时期均包括一些主要代表人物。

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又称生存主义，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之一。其根本的特征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它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最先提出的是索伦.奥贝.克尔凯郭尔。卡尔.雅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格尔可被看作其先驱。在20世纪中它流传非常广泛。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作家阿尔贝.加缪是其代表人物。

产生背景：存在主义的产生与它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资产阶级文明终结的开端。现代时期的到来，人进入了它的历史中的非宗教阶段。此时，虽然他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科技、文明，他也同时发现自己的无家可归。随着宗教这一包容一切的框架的丧失，人不但变得一无所有，而且变成一个支离破碎的存在物。他没有了归宿感，认为自己是这个人类社会中的“外人”，自己将自己异化。在他迫切的需要一种理论来化解自己的异化感觉时，存在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思想渊源：早在古希腊时代，其著名的悲剧《美狄亚》就表现了对荒谬的命运的不满与反抗，可以说，存在主义的悲剧精神几乎是伴随文明的发展与日俱增的。

存在主义主要的理论来源是唯意志主义，个人主义，现象学。

存在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体系，而是一种哲学思潮，以下重点介绍一些存在主义流派。

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是克尔恺郭尔所主张的神学里，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存在主义属于人文主义的一派，强调人本主义，所谓真正的“实在”是存在于人生。宇宙万物，都是为了人而存在，都是为了我而设立的，万有都是本于人，也归于人。克尔凯郭尔忧郁的个性与孤独的个人经验，是他发展出存在主义思想的原因之一。

存在主义的首次提出：他认为每个人对所处环境都有巨大的责任，虽然世界不断在演进却仍不能把人解放出来。而所谓“本真的存在”（authenticexistence）是指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会向善或向恶作决定。而在决定的时候，因为人是有限的，所以焦虑和失望的产生是可预期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分辨惧怕和焦虑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惧怕这个词有突然存在某物的含义，但克尔凯郭尔用这个词是为要描写人的本体论状况，他的两本著作《惧怕的概念》和《致死的病》，就曾对焦虑和失望的两种状态进行描写。

在“本真的存在”里，人需要亲身地切实地决定和参与，不能只同意停留在头脑中的抽象真理。他认为单单谈信仰正统是不够的，必须有个人的意志。所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实现一个人的自己，这是与堕落同时发生的问题。堕落之后有另一种焦虑，会产生内疚，内疚带来焦虑，焦虑的极限就是失望。这种失望在祈克果的《致死的病》中也有谈到。当人的精神与物质相冲突时，由于人的精神有限，人体验到在他自己之中的冲突，于是有那种想要摆脱自己的想法，可是却又有不能借由自杀来摆脱自己的想法。

有神论的存在主义

克尔恺郭尔自认是反文化基督教的先知，他极其厌恶黑格尔的思想，认为黑格尔把圣经和先知的正宗基督教，扭曲为文化性的基督教。这种文化基督教在他来看根本不是正宗的基督教。在他晚期的著作《讨伐基督教国度》中论到，这种每个人都是“基督徒”的社会，真正的基督教显然已经消失了。

信心的跳跃——“拥抱信仰那万丈深渊”

克尔恺郭尔的信心跳跃是谈到当人面临抉择的时候会引发焦虑，而这种决定是一种跳跃的动作，它无法用逻辑方法来推演。克尔恺郭尔认为人的堕落也是一种非理性的跳跃。然而另有一种跳跃，就是信仰的跳跃，同样不能从处境中推演出来。当人面临致死的疾病或是无法克服的焦虑，信仰却能帮助人克服。

在克尔恺郭尔的理论中，信仰跳跃有三个阶段，但是这些阶段不是时间上的那种阶段，而是包含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这三阶段彼此间相互联系，无法清楚分开，例如在最后的宗教阶段里，仍不免存在伦理思想和美感。尤其是他认为伦理宗教是具有主观性的，是源于他独特的审美观，而美感却不能用逻辑来推理。而上帝是所有行为与思想的终极前提，因此更无法用推理与逻辑证明上帝的存在。

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海德格尔于1927年在E.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上刊布了其重要著作《存在与时间》，这部书成为存在主义源出于现象学派的象征性著作。海德格尔在该书的开头就引了柏拉图的这段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也曾相信懂得它，但是现在我们却茫然失措了。”他说柏拉图当时指出人人都熟悉的“存在”的意思其实并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直到两千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解决，而他就是要来重新提出并解决这个“存在的意义的问题”。

海德格尔阐述“在的意义”如下：

（1）“在”是任何一个在者在具有任何内宾时候都必然已经具有的性质。换言之，首先必须“在”，才有“在者”，绝不可能根本不“在”，就会有了“在者”。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是比“在者”更根本的问题，而且认为从古至今没有人真正深入“在”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是从“在者”入手去提出问题。

（2）要解决“在”的问题，必须追溯一种在者，这种在者在究竟成什么样还不明确时它的“在”已经明确了。海德格尔指出唯有“我”是这种在者，唯有“我”是在连成什么样都还不清楚的时候它的“在”已经在了。因此，海德格尔认为“我”就是“在”，“在”就是“我”。“我”的“在”就是“在世”；一切在者，也就是整个世界，都是“在世”的结果，也就是“我”的“在”的结果。这就是海德格尔提出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它成为20世纪以来一切存在主义者共同的根本出发点。

雅斯贝尔斯的存在主义

雅斯贝尔斯指出，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不是指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指主观精神的存在。存在主义从人的主观精神状态，从情绪、冲动、意志、生活体验、烦恼意识、畏惧感情、悲观情调等等去强调主观精神的第一性。雅斯贝尔斯还指出，这种“存在”是不能用概念把握的，而只能加以体验。他说：“我似乎是一种持久的东西，但关于我本身，我决不能说我是什么。”

雅斯贝尔斯在其《哲学》中详尽地叙述了人们体验的三种存在方式：

客体存在：他指出，人们首先是在各种各样的时空客体中把握存在的，对时空客体的研究是各门科学的事情。他怀疑科学知识，否认科学不断深入认识世界的能力，认为科学只能不充分地把握“真正存在的东西”，而不能得到统一的、完整的世界图景，唯有“真正哲学地窥测世界”才能超越各门科学的界限。

自我存在：他指出，哲学思维以“阐明实存”为课题，这个课题就是阐明自我，阐明我们的实存。他主张一种反求诸已、不假于外的主观理论，认为我们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作为客体给予我们的，而只有通过一次飞跃，我们才能脱离感性事物的时空世界，进入“自我存在”这个实存的世界。在他看来，我诚然是我的本质，但我不认识这种本质，只有在盲目行动中，我的本质才移到我这里。由此出发，他把爱、共存、交往、畏惧、孤独、自我神化等，当作进入自我存在、意识到自我的本质的形式。

自在存在：他指出，在自我存在的阶段，我既有自身也有环境，或者艰苦卓绝，坚持奋斗，或者精疲力尽，逆来顺受，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既有恐惧也有希望，还不能自满自足。为了得到自满自足，他主张从自我存在飞向自在存在，从世界飞向上帝。他断言，只有人在认识时空客体的活动中遭到失败的时候，只有人在实存的自满自足欲望中遭受失败的时候，他才会力求达到超越的本质，而密码就是人们达到自在存在的哲学语言，就是上帝在世界中显现自身的形象。

萨特的存在主义

萨特的一生是为自由而抗争的一生，其哲学思想也正是这种人生态度的反应，他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人是自由的，人注定是自由的，按他的说法，认识被判定为自由的，不是我们选择了自由，而是自由选择了我们，自由决定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本质。自由是我们所承担的一种沉重命运。

自为与自在：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把世界分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人们感觉的内容，是意识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自为的存在则不是一个物，而是使自在的存在得以显现的意识。从这一前提出发，萨特发展出了他重要的哲学概念——恶心。

恶心：“恶心”是萨特一部小说的名字，并且成为他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做洛丁根的人经过几年的旅行生活之后，来到了布维尔市。他曾希望安静地进行研究，从而摆脱人生的烦恼，可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感情出现了一种变化，浑身感觉不舒服。只要看到周围的一切，就有这种难受的感觉，感到了外部世界的偶然性，荒谬性，感到了人生面对不可理解的东西时的无奈。但是，和加缪那种带着荒谬去生活不同，萨特认为这种恶心的体验，一方面表明洛丁根对自身和周遭的存在有了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表明他对外部世界持一种否定的态度，所以，在萨特看来，体验到恶心就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因此，萨特的这种自由就具有一种否定的特征。人只存在于世界是荒谬的，也就是说人生活但是并没有什么理由，以萨特所说，人是无缘无故被抛到世上。这种被抛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然而这种被抛一旦实现，人一旦存在于世，人就有绝对的自由。人的这种自由并不在于达到某种结果，获得某种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决定，萨特曾在他著名的《苍蝇》中写道：“一旦自由在一个人的灵魂里爆发了，神明对这个人也无能为力了。”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虽然人命定是自由的，但人的自由还必须有所体现。在萨特看来，自由就体现在选择之中自由也就是一种选择的自由。人一旦被抛于世，他就开始了自由的选择，人就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不断成为自己的。人是通过自己的自由选择而成为懦夫或是英雄，因此人的自由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人所进行的选择活动中。不过，人一旦进行了选择，他也就具有了责任，就要承担所选择行动的后果，这种责任是如此之沉重，有些人就企图逃避，企图不选择，然而萨特说你不进行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无论如何你都不能逃避选择，逃避责任。

他人就是地狱：由于人都是自由的，任何人之间都具有一种相争的关系，人人都试图获得自己的自由，从而就把他人当作对象来对待。萨特著名的《禁闭》就表现了任何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剧中有三人死后同居于象征为地狱的密室中，其中加尔森是逃兵、埃斯泰勒是杀婴犯，离不开男人、追求加尔森的伊奈斯是同性恋者。这三个人之间相互的存在对别人都是一种痛苦，因此，有他人就是地狱之说。

加缪的存在主义

（加缪的存在主义思想讨论最多的西西弗斯的神话一文，限于篇幅原因此处略过。）

加缪与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不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但存在主义不是萨特的专利，况且萨特也曾经拒绝过存在主义这个标签。加缪反对存在主义这个标签主要也是为了和萨特划清界限，因为当时的舆论界基本上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就是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加缪与萨特的思想有分歧，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尤其是荒诞的思想，和面对荒诞的态度，虽然加缪不强调自由选择。俩人的分歧主要是对待革命和历史，以及对苏联的态度。而分歧的根源在马克思主义，萨特战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而加缪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主义。萨特是个哲学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缠绕，抽象得多，加缪的哲学思想更多来源于感性生活，直接体验，这一点在加缪的散文里体现的最为明显，他深深热爱的阿尔及利亚对他而言就是这种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没有放弃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西弗斯神话和存在与虚无是两本截然不同的书，这种不同不是表现在观点的分歧上，而是表现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同样是荒谬，萨特通过一系列的论证说明你不可能不荒谬，而加缪却说，我就在这儿，这就是荒谬，萨特的荒谬意识来源于书斋，加缪可能则来源于山顶上的一阵风。

存在主义与荒诞文学：荒诞最有概括性的含义是、人与世界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人的存在方式是荒诞的，人被一种无可名状的异己力量所左右，他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人与人、人与世界无法沟通，人在一个毫无意义的世界上存在着。这种“荒诞”观集中体现了西方世界带普遍性的精神危机和悲观情绪。这种普遍存在的危机和悲观情绪是西方荒诞文学产生的土壤。卡夫卡是这种荒诞文学的代表。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构成的学术团体，无论从代表人物的数量，还是从其成员理论建树的深度和广度来看，它都是20世纪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是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可以断言，不研究和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可能十分全面与深刻地理解20世纪人类文化精神的演进。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众多，著述丰富，涉猎的领域十分广泛，而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活动年代又几乎涵盖了整个20世纪。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与卢卡契、布洛赫等人是同龄人，而它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至今依旧健在并十分活跃。

新托马斯主义

20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潮。因以复兴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为宗旨，又称新经院主义神学。起源于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复兴托马斯黄金般的智慧”通谕，主要目标是构筑一种新的经院学术综合体系，并使之与现代科学步调一致。新托马斯主义者们认为，作为一种教义载体，托马斯主义的真理是永恒的，独立于时间的流变之外；另一方面，作为这种教义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表述，托马斯主义又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因此新托马斯主义的任务就是将托马斯主义的遗产，如四因学说、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类比理论、关于哲学与神学关系的理论等等，用新的方法使之适用于新的时代。在现代基督教思潮的各种流派中，只有新托马斯主义得到了教廷当局的广泛支持，大量天主教大学成了托马斯主义的研究中心，有几十家杂志专门研究经院神学与哲学。最主要的代表有法国哲学家兼神学家马里坦和日尔松，英国哲学家兼神学家科普尔斯顿、法雷尔和马斯科尔等。

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与宗教伦理学中的公开的非理性主义派别不同，它标榜自己是“理性主义”，宣称信仰与理性一致、宗教与科学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理论体系。新托马斯主义者提出要用科学和理性对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加以改造，以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世俗需要，并千方百计地把神与人统一起来。他们为给道德寻找客观根据而把“自然法”作为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在他们看来，道德价值、道德标准的真正根据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人的真正本性的要求，也是上帝的理性表现。他们认为，人的自然法就是“道德的法则”，是属于“人的天性本身的道德律”。按照新托马斯主义的看法，最高的道德法则是神的“永恒”法则，即上帝至善至美的智慧。新托马斯主义者强调，上帝的理性永远规定着道德律的内容，所以认识道德律不仅要靠理性的论证，更需要信仰和“启示性知识”，因为缺乏宗教信仰就不能领悟上帝颁布的道德法规。

人格主义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流派之一。形成于19世纪末，以美国为中心，主要创始人是美国哲学家B.P.鲍恩，代表有R.T.弗卢埃林、E.S.布赖特曼和W.E.霍金等人；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代表是E.穆尼埃和J.拉克鲁瓦。西方其他国家也有代表，但影响不大。

人格主义的不同代表人物各有其理论特色，共同之处是：认为人的自我、人格是首要的存在，整个世界都因与人相关而获得意义；人格是具有自我创造和自我控制力量的自由意志；人的认识是由人格内在地决定的，认识实在只能凭借直觉，不能凭借概念和推理；上帝是每一有限人格的理想和归宿；人格是一种道德实体，其内部存在着善与恶、美与丑等不同价值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信仰上帝，以调解人格的内部冲突。

结构主义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文化人类学中开创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把各种文化视为系统，并认为可以按照其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加以分析。根据他的理论，文化系统中的普遍模式，是人类思想中恒定结构的产物。在列维-斯特劳斯所提出的体系中，人类的思想被看作是各种自然物质的一个贮存库，从中选择成对的成分，就可以形成各种结构。对立的两种成分，可以分开，各成单一成分，这些单一成分又可构成新的对立成分。列维-斯特劳斯在分析亲属关系名称和亲属关系系统时，曾提出其基本结构或基本单位有4种类型：兄妹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舅甥关系，其他所有亲属系统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列维-斯特劳斯强调指出，对亲属关系结构的分析，必须把重点放在人类的意识上，而不是放在客观的血统联系上或者亲族关系上。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生活的一切形态，都体现为普遍法则的作用，而此种普遍法则是可以控制思维活动的。

结构主义思潮是战后继英美新批评派和法国现象学派而成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的第三大思潮。

有人认为，从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的人”取代了“存在主义的人”。

与结构主义息息相关的几个人物：维特根斯坦、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施特劳斯

结构主义方法论：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学说，而是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共同应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其目的就是试图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能像自然科学一样达到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

结构主义的方法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是对整体性的强调。结构主义认为，整体对于部分来说是具有逻辑上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复杂的统一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都不可能孤立地被理解，而只能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关系网络中，即把它与其它部分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再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能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因此，对语言学的研究就应当从整体性、系统性的观点出发，而不应当离开特定的符号系统去研究孤立的词。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社会生活是由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等各方面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复杂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它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所以，结构主义坚持只有通过存在于部分之间的关系才能适当地解释整体和部分。结构主义方法的本质和首要原则在于，它力图研究联结和结合诸要素的关系的复杂网络，而不是研究一个整体的诸要素。

结构主义方法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对共时性的强调。强调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贡献。索绪尔指出：“共时‘现象’和历时‘现象’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同时要素间的关系，一个是一个要素在时间上代替另一个要素，是一种事件。”索绪尔认为，既然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同时并存的，因此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是共时性的。至于一种语言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内部诸成分的序列。于是索绪尔提出一种与共时性的语言系统相适应的共时性研究方法，即对系统内同时存在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它们同整个系统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方法。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走近两位结构主义大师

（1）结构主义之父－－－索绪尔

由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引伸出来的一些普遍性的结构原则，在日后成为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方法论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普遍性的语言学原则包含有结构主义的基本思想，这就是索绪尔对结构主义的最主要贡献。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引发出结构主义重分析结构的方法。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第一性的，而言语是第二性的。语言是社会性的，是一种抽象记忆的产物，语言优于言语，言语的意义源于语言；语言不是如词典式的集合，而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种规则的躯干，它是各种因素间关系的系统。而言语是个别性的，是创造的产物，是种受经验控制的线性形式，是一个特定制造的事件。正是因为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才产生了结构主义的一个无处不在的法则：“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永恒的结构：个人的行为、感觉和姿态都纳入其中，并由此得到它们最终的本质。”它也表明了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语言——即系统——是一种自主的、内在化的、自我满足的体系，它不与外界的实体的事物发生关系。

其二，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的区分引发了结构主义对“意义”的追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相比，结构主义者更感兴趣的是事实背后的意义，而不是事实本身。这是因索绪尔视语言自身是个符号系统引发而来的。索绪尔认为，声音和书写形式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任何符号如没有意义，它就不是语言。他的对于符号及其构成关系的强调，导致后人建立了“符号学”。在符号学家看来，现实中任何东西如穿戴、人的行动等，都可视为符号，因而都可建立一个有关穿戴、人的行动等的符号系统。索绪尔视语言为一种符号系统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意义的构成只取决语言的各种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所谓语言，就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要素（亦即能指／所指）所组成的符号系统。

其三，从索绪尔对共时分析的追求引发出在特定时空中的定性研究法。共时分析是结构主义者最喜欢用的分析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也包含其中，即语言符号的识别，只能借助于它与其他语言符号的关系和差异。

事实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正是把索绪尔的各种语言学原则泛化为一切事物的共同性特征，并且将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共时性和历时性、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等一系列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对立概念上升为一种固定的二项对立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结构分析原则，并借用语言学的规则、术语去讨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而索绪尔关于语言的符号性质、语言符号系统的内部规律更被用来对文学现象进行分析，用语言学原理对文学的功能系统作出解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结构主义诗学和叙事学。

（2）结构人类学的缔造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是由文化关系构成的，而文化关系则表现为各种文化活动，即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与精神思维活动。这一切活动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因素——信码（符号），不同的思想型式或心态是这些信码的不同的排列和组合。他通过亲属关系、原始人的思维型式和神话系统所作的人类研究，试图找到对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心智普遍有效的思维结构及构成原则。他认为处于人类心智活动的深层的那个普遍结构是无意识地发生作用的。其结构主义方法主要有如下原则：

（一）对整体性的要求；

（二）整体优于部分；

（三）内在性原则，即结构具有封闭性，对结构的解释与历史的东西无关；

（四）用共时态反对历时态，即强调共时态的优越性；

（五）结构通过差异而达到可理解性；

（六）结构分析的基本规则：结构分析应是现实的；结构分析应是简化的；结构分析应是解释性的；等等。

列维.斯特劳斯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神话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也是举世瞩目的。他对神话的考证、确定某一神话的原始真实版本和内容没有兴趣，他所进行的工作是想从神话研究中找到对所有人类心灵普遍有效的逻辑或思维原则，用他的话说，就是全人类的心灵都具有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是难以找到这种普遍的野性思维的原则的，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和普遍的教育驯化，使现代人的心灵充满了各种特殊的逻辑或思维方式，那种原始的逻辑或野性思维已被掩盖或被埋起来了。神话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冷”社会的文化，从中将能寻求普遍的原始逻辑或野性思维。

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研究中所提供的语言学方法，实际开了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先河，他的神话分析也就成为一切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一个摹本，他所提出的著名论点——每一个具体神话的各自单独的叙述，即神话言语，都是从神话的语言的基本结构中脱胎而出并从属于这个基本结构的——也就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转载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微信公众平台审核： 梁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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