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弥尔顿忌辰：我们想获得的自由 | 未来荐读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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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忌辰：我们想获得的自由 | 未来荐读

2016-11-08 约翰·弥尔顿 未来文学

“因为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

论出版自由

[英] 约翰·弥尔顿

吴之椿译

壹

写作的缘起和目的

位列议会审议厅的先生们可以向共和国的当轴诸公直接进言，但身居草野、没有这种机会的人，如果看到有什么可以促进公益的事情，便只能笔之于书了。我想他们在开始这一不平常的举动时，内心的变化和激动，自然是不小的：有些人怀疑它的结果，另一些人则顾虑将受到某种责难；有些人抱着希望，另一些人则对自己所说的深信不疑。至于我呢，过去由于论述的题目不同，这些心情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在不同的时候对我发生过不同的影响；在目前这一篇前言中，也可能流露出某种心情对我影响最大；但我在写出这篇演说，同时又想起我所呼吁的人时，便使我内心的支配力量产生了热情。

这股热情远比一篇序言所能引起的情感更令人欣喜，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心情表白出来，但我的热情如果是每一个渴望自由并设法促进国家自由的人都有的欢乐和喜悦，那么，我也是无可非议的；下面所提出的演说全文，虽然不能说是这些感情的胜利，但可以说是这些感情的证明。因为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

上议员和下议员先生们，我如果能够仰仗你们的温文仁厚、谦恭下人，而对于你们在已经发表的一项法令中硬性规定的条款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如果有人说我标新立异、傲慢无礼，我就能极为容易地替自己辩白。只要他们知道我认为你们如何崇尚希腊古老高贵的人文主义文化，而鄙夷匈奴和挪威人那种骄横的野蛮作风，问题就自然清楚了。我们今天所以还没变成哥特族人和朱特族人，就得感谢那些时代高雅的学识和文学。

我毕生研究学术，虽出生于北纬52度的寒带，幸而天赋并未因此而减色；如果这些都不能得到充分承认,，而必须认为我不能和曾经享有特权、可以向当局进言的人相提并论，那么我就要争取使人相信我低于他们的程度并没有诸位议员高于当时接受意见的当轴者那样多。诸位上议员和下议员先生们，请相信吧，你们究竟高出他们多少，最大的证明就是你们以深谋远虑的精神，听取并服从来自任何方面的理智的声音，并因之而乐于把一切议案，不论是自己通过的还是前人通过的，一视同仁地予以取消。

如果诸位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谁要是认为诸位没有作这样的决定便是一种大不敬），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提供一个恰当的事例来证实诸位有目共睹的热爱真理的精神和审议事务时不偏不倚的正直精神。这事例就是重新审议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

我要痛切陈词，首先向诸位说明，这法令的订立者是诸位不屑于承认的。其次要说明不论哪类书籍，我们对阅读问题一般应持有的看法。同时也要说明，这法令虽然主要想禁止诽谤性的和煽动性的书籍，但达不到目的。最后，我要说明这一法令非但使我们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无法发挥，因而日趋鲁钝；同时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发现，也会因此而受到妨碍。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

贰

出版许可令的制定者和来源

我将不厌其烦地从历史上引证古代著名的国家关于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然后追溯到这种许可制怎样从宗教法庭中产生出来，再说明它怎样被我们的主教们抓住，同时它本身又怎样抓住了许多长老会的长老。

雅典的书籍和哲人比希腊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多，我发现雅典的长官只注意两种文字，一种是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另一种是诽谤中伤的文字。至于其他的派别与看法，虽然也倾向于诲淫诲盗或否定天命，但他们都不予注意。

希腊另一个领袖城邦——拉栖第梦的立法者莱喀古斯非常崇尚高贵的学术，所以便首先在爱奥尼亚搜集了荷马的散篇作品，并从克里特把诗人泰利斯请了来，用他优美的诗歌来驯化斯巴达的乖戾习气，并请他为他们制定礼法。斯巴达人竟然依旧那样缺少诗书礼乐之风，那样没有书卷气，真是令人大惑莫解。他们不管其他的事情，一心只崇尚征战，他们根本不需要书籍许可制，因为他们除开自己那种简短的警句以外，根本不喜欢任何其他东西。

罗马人的情形也是一样，在许多年代中他们都习惯于军营的粗野生活，风尚大致和拉栖第梦人相同。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开始考虑如何对付诽谤性的和亵神的书籍与作家。但除开这两点以外，书中到底说些什么，长官从不过问。

往后皇帝都变成了基督徒。我认为他们关于这一方面的限制并不比以前严，所有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书都经过检查、驳斥、并在大公会议上加以谴责，但直到这时，并没有被帝国当局禁止或焚烧。早期宗教会议和主教们只是常宣称某些书不值得推荐或流传，读与不读却由各人的良心决定，一直到公元800年以后才改变。

从公元800年以后，罗马教皇就尽情垄断政治权利，想象从前控制人们的判断一样，把自己的统治之手伸出来遮注人们的眼睛。凡属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禁止阅读，并且付之一炬。但他们的检查还是较宽的，像这样处理的书并不多。直到马丁五世才下诏书，非但禁止读异端邪说的书，而且首开先例把读这类书的人开除教籍。

教皇利奥十世和他的后继者一直遵循着这条路，直到特里腾（特令托）宗教会议与西班牙宗教法庭同时举行时，才产生了或补齐了禁书书目和删节索引，把许多古代优秀作家的五脏六腑都翻一个过。对他们说来，这种侵害比任何人在他们坟上所能做出的侵害都要严重。而且他们还绝不限于异端邪说，任何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不是下禁令，便是直接列入新的情况目录。为了使他们的侵害手段更加严密，他们最后还创制一项办法，规定所有的书籍、小册子或论文，不经两三个如狼似虎的修士批准或许可，就不许印行。

以上我把这书籍出版许可令的制订者和来源向诸位作了清楚的陈述，并条理井然地指示了它的来龙去脉，这种命令在任何古代的国家、政府或教会中都从未听到过。我们自己远近的祖先们遗给我们的法令中也没有这种规定，任何经过宗教改革的城市或外国教会的现代习俗中也没有这样的命令。这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上发出的。

一本书在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以前就要在阴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达马都斯那一伙人审判；这种事是从未听说过的。直到那个牛鬼蛇神似的罪恶机构（罗马教廷）由于宗教改革而感到心慌意乱，才找出一个新的灵簿狱和地狱，以便把我们的书籍也归入应遭天罚之列。

我国想过宗教法庭瘾的主教们，和他们的一批喽啰如获至宝般地、煞有介事地抓住了这小点稀世之珍，并令人唾骂地加以模仿。书籍许可法令的肇始者无疑就是这批人。诸位是绝不会喜欢他们的。当有人渎求诸位通过这一法令时，诸位的原意和他们那种罪恶的企图也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的。凡是知道诸位行为如何正直并如何尊重真理的人便可以立即证明这一点。

叁

对阅读应持有的一般看法

我只要求诸位在我没有分析它（出版许可令）的性质之前，应当把它当成一种危险和可疑的果实看待。肯定地说，从结出这种果实的树来看，它是理应如此的。但目前我还是要按照前面所提出的顺序，先说以下的问题：不论书籍如何，我们对于阅读问题应采取什么看法？阅读的利弊如何？

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书籍就像酒和肉一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但上帝在那个不容置疑的异像中始终说：“彼得，起来，宰了吃。”至于选择问题就随各人判断了。对坏的胃口来说，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损害。最好的书在一个愚顽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固然，坏肉纵使用最合卫生的烹调法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它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

谢尔顿在我国的学者中是领袖人物，现在正和诸位一起任职于议会之中，我所能援引的证明又有什么能比他的话更好呢?？他那部论自然法与国家法的书中，不但旁征博引地搜集了许多大作家的意见，而且还用许多出色的理由与公理用数学的方式证明道：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说来，都有极大帮助。

上帝不会把人们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而使他自己具有理智来选择。如果对于一向用说服来管理的事物转瞬间增加许多法律和强制规定，那么说教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就人类目前的情况说来，没有对于恶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谁要是能理解并估计到恶的一切习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挥真正善的事物，他便是一个真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而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绝得不到不朽的花冠。

的确，我们带到世界上来的不是纯洁，而是污秽。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恶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恶诱惑堕落者所允诺的最大好处而抛弃了恶，那便是一种无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真纯的善。它的洁白无暇只是外加的一层白色而已。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们如果想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读各种论文、听各种理论更安全呢？这就是兼容并蓄的读书法的好处。

这种阅读法的害处，一般认为有三种。现在不妨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兼容并蓄的读法可能使毒素流传。但照这样说来，人类关于一切世俗学术和宗教问题的争论便应当完全取消，甚至连圣经本身也不应存。.因为这里面常说到非常粗野的渎神事件以及恶人们非常不雅的肉欲。

纵然如此，如果要压制这类书籍以及大量流行而极易腐化生活与歪曲教义的书籍，就不能削弱学术和论辩能力。虽然这两种书籍极容易被有学识的人接受，而异端邪说和腐化堕落的东西也极容易从他们这里传布到民间去。但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

第二，有人反对说，我们没有必要就不应当让自己受到引诱。同时，我们也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没有用的东西上。关于这两个反对意见我们从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里就可以提出答复；对于所有成熟的人来说，这些书籍并不是引诱或无用之物，而是有用的药剂和炼制特效药的材料，而这些药品又都是人生不可缺少的。至于其余的人像小孩或幼稚的人，他们没有技术来炼制这种药品原料，那就应当劝告他们自行节制。但是要用强力来限制他们，则是宗教法庭中一切许可制办不到的。

第三点要说明的是：这种许可法令绝达不到自身的目的。从以上所说的看来，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甚至使我都不愿再作解释。所以人们说，当真纯的真理自由发抒时，它的展示是一切方法和讨论所赶不上的。

肆

出版许可令达不到目的

从一开始我就竭力证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视书籍的国家，都不会采用这种许可制的办法。也许有人会反驳道，这是后来才发现的可靠办法。关于这一点我的答复是这样：这原是一桩极浅显而又容易想到的事情。纵令是难以发现的，他们也应当早就有人提出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采用这种制度，这就向我们说明了他们抱着什么看法。他们所以不采用，并不是由于不知道，而是由于不赞成这样的办法。

柏拉图是一个很高的权威，但决不是由于他那本《理想国》而见重于世的。他那本《法律篇》一直没有任何城邦接受，他在这里面为那些幻想的城主们定立了许多法令来满足自己的幻想。连在其他问题上崇拜他的人也希望把这种东西埋葬掉，并解嘲说这是他在“学园”的晚宴中多喝了两杯而失口说出来的。根据这些法律看来，他似乎除了严酷的条令所许可的以外就不能容忍任何其他的学术。这些学术大部分是偏重实际的传统技艺，要学会这一套东西，只要比他自己的对话集小得多的一个丛书就够了。同时他还规定，任何诗人的写作在没有经过法官或法庭人员审查批准以前不得向任何平民朗诵。

但事实很明显，柏拉图的原意是说这种法律只能适用于他幻想的共和国。他也知道他那种诗歌的许可制必须联系到而且要依靠他那幻想共和国许多别的条令，而这些在现实的世界里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他自己以及任何其他的长官与城邦都没有采用那种办法, 如果把那种办法和其他并行的法令分开，就必然等于虚设和毫无结果。因为他们如果采取其中一种严格的办法，就必须无分轩轾地也注意管制一切其他同样易于腐蚀心灵的事物，否则单独在一方面下功夫是必然徒劳无益的。这就等于把一道门封起来防止腐蚀，而又不得不把周围其他的门大大地敞开一样。如果我们想要通过管制印刷事业来移风易俗，那我们就必须同样管制快人心意的娱乐活动。

如果有人想要借消除罪恶的事物来消灭罪，那他就是个不通人事的人。因为你虽然在一个时候能从某些人身上消除掉一部分，但你一面消除，一面就集起了一大堆东西。同时，像书籍这类普遍存在的东西，也没法把罪恶从其中消除，纵使你做到了这一点，罪恶也还是原封未动地存在着。

我们最好能认识到：法律如果限制了本性无定、并且可以无分轩轾地产生善果与恶果的东西，它本身就必然也是漂浮不定的。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就宁愿要一点一滴的善行而不要大量强力限制恶行的东西。因为上帝对于一个贤德之人的成长和完整，比对限制十个恶人的问题要关心得多。其实我们的视、听、言、行，都可以说是我们写出的书，其效果和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么这一条法令似乎从根本上就不能达到本身的目的。

另外还有一条理由也可以说明这项法令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只要看一看许可制检查员所应具有的品质就明白了。无可否认，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的生杀大权的人，就能够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为害不浅。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毫无选择地读那些书籍‍（往往还是庞然巨册）‍和小册子，便是一桩极其枯燥而又无聊的工作；在时间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现在担任这个工作的人已经有清楚的迹像表明希望自己能摆脱，而珍惜自己时间的人又似乎没有人十分愿意接替他们，只有那些希图挣一个校对的薪水的人才愿意去干。那么我们就很容易预测出将来的许可制检查员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骄傲专横而又疏忽怠慢，便是卑鄙地贪图金钱。这就是我要提出来说明这条法令何以达不到预期目的的理由。

伍

出版许可令的危害

最后我要说明，这项法令由于首先对于学术和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和污辱，所以它便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十分明显的坏处。

世间有一种人是浑身铜臭的冒牌学者。而另一种人则是富于自由精神和天才的人，他们显然生来就宜于研究学问，而且是为着学术本身而爱好学术；他们不为金钱和其他的目的，而只为上帝和真理服务：并且追求一种流芳百世的令名和永垂不朽的赞誉，这是上帝和善良的人们对于出版书籍促进人类福利的人乐于赠与的。

抛开前一种人不谈，如果诸位不想使后一种人完全感到灰心丧意，那就必须明了，一个学术名望不高，然而从不触犯法律的人，他们的观点和忠诚如果得不到信任，以致被人认为没有人检查和指导就不能发表自己的思想，不加管制就将弄出一个教派或者散布毒素，那他作为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就将认为这是一种最大的不快和污辱。

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思虑。他辛勤地探讨、思索，甚至还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做过这一切之后，他才认为自己对于行将写出的东西的了解，已经不下于以往任何作家。这是他忠诚地写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满的结果。

假如他在这里面所费的那样多岁月、那样多辛勤劳动，以及他的才能在以往的信誉都不能让他达到一个成熟的境地，因而始终不能被人相信；他深夜不眠、守伴孤灯、精心勤劳地写出的作品却必须送给一个终日忙碌的检查员匆匆地看上一眼，而这个检查员很可能是比他小很多的晚辈，在判断上也远不如他，在写作上可能一无所知；纵使他幸而没有被驳回或受到轻蔑，在出版时也必须像一个晚辈由自己的保护人领着一样，让检查员在他的标题页后面签署，以保证他不是白痴或骗子。这种做法，对作者、对书籍、对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污辱。

假如一个已故的作者的作品在生前和死后都一直极享盛名，而要经由他们许可重新付印的话，事情就更糟了，假如在他的书中由于热情高涨而写下了一句词锋犀利的话，谁又知道这不是神的指使呢？但只要这话不符合检查员那种低级老朽的趣味；那么这话纵使是王国的宗教改革倡导者诺克斯亲口说的，也免不了要被他们划上一道。这位伟人的思想就会由于这种马马虎虎的检查者害怕出事或粗心大意而不能流传后世了。

假如有力量挽回颓局的人对这些事情不及时地加以严重的指斥，那么这一批铁锈式的人物就将为所欲为地把最优秀的书中最精彩的段落腐蚀掉，而且对于已故者留下的孤儿也将施展阴险的欺诈手段。这样一来，不幸的人类就将遭到更大的不幸，而他们的不幸却正是因为自己具有理智，在那种情形下我们就不必让任何人去钻研学术，大家也就只要作到人情练达就够了。肯定地说，那就只有对高深的事物既无知而又懒惰，只有变成一个庸俗不堪的大傻瓜，才能算是愉快的人生和唯一符合要求的人生。

英国的发明、艺术、智慧以及庄严而又卓越的见解绝不是一二十个人所能包容无遗的；更不用说，没有他们的监督这一切就不能通过，不经过他们的漏斗滤过、没有他们亲笔签署就不能发行；不论他们的秉赋多么好，我也不能如此轻视英国的文化。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或凭提单、发票，掂斤播两地进行交易。我们绝不能把祖国的一切知识当成趸卖的商品，或者当成羊毛和黑呢子一样，标价签署发售。

如果因为有人写作并发行了诽谤好人的错误文字，并滥用和糟蹋了自己所享有的信誉，经证实后对他判决的责罚就是今后在发表任何东西之前必须经主管人员审阅，证明他所写的东西可以阅读而没有危险，那么许可制就只能让人认为是一种有失体面的惩罚。如果把全国从未触犯法律的人都包括在这样一个疑神疑鬼的禁令之内，那就不难想见是个多么大的污辱。而当我们看到赖债的人和罪犯都可以不加看管地在外面行走，一本温良恭顺的书发行时，标题后面却必须在众目睽暌之下挂上一个看管者，就尤其感到污辱的严重。

同时，这对一般人说来都是一种责骂，因为我们如果这样两眼盯住他们，连一本英文的小册子也不敢让他们看，那我们就是把他们当成糊涂、恶劣、没有原则和没有人格的人民看待，并认为他们在信念和判断力方面都已病入膏肓，不由检查员拿着管子喂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了。我们不能说这是对他们的爱顾，因为在极端仇恨和鄙视俗人的教皇统治区中就是用这样严厉的手段来进行统治的，我们也不能说这是一种明智的制度，因为它只管住了许可制中的某一部分，而且连这一部分也没有管好；其实它所要防止的毒素大可以通过其他管不住的门路更快地涌进来。

最后，这对我们的神职人员也是一桩不光彩的事。对他们的工作和教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的教化，我们的估计并没有这样坏。既然有了并且还将继续有这样多福音之光，而教士们又不断地在宣教，结果他们所遇到的却原来是一帮没有教化、没有原则的乌合之众，只要出一本不管什么小册子稍微吹他们一下，他们就会抛弃自己的教义问答和基督徒的道路。

教士们宣教了这样久，对教民们又有了这样大的诲益，然而人们仍旧认为不经过检查就不能放手让教民们看两三篇论文；印发并散布的讲道集和讲演集已经是汗牛充栋了，甚至让其他书籍都无法发售，但只要遇到一个小册子之类的小武器就必须躲到出版许可制的圣安格罗城堡中去，否则就无法防御，教士的一切竟被人这样轻视，人们就大有理由认为这对他们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圣·阿尔巴斯子爵曾说过，“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因此这一法令就会被证明是教派的乳母。但我却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它将怎样成为真理的后母，首先是因为它使我们不能维持已经知道的东西，理由如下：

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真理在圣经中被比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淖。一个人在信仰真理时是可能成为异教徒的。如果他仅仅因为牧师对他作了某种解说，或是宗教裁判法庭作了某种决定，就不问原由地相信一个事物，那么纵使他相信的是真理，这个真理也会变成他自己的异端。

陆

观念自由所带来的

看这个广大的城市、这个避难所、这个自由之家，周围都有上帝的保护。我们没有那么多武器铸造厂中的铁砧和铁锤，却有执笔为文和善于思索的人；因此，我们虽然不能制造盔甲和枪矛来武装正义，保卫受困的真理，却能够彻夜守伴孤灯；沉思、探讨、创立出新的观念作为献礼，忠诚而荣敬地送给即将来临的宗教改革。还有一些同样苦心钻研的人，他们尝试过一切事物之后，也同意推理说服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人对于一个这样服从真理而又喜好寻求真理的民族还能要求什么呢？对于这样一个顺从而丰饶的国家，除了由明智而忠诚的人来促成一个贤明的人民和拥有先知、圣者和高贵人物的民族，又能要求什么呢？

哪儿有学习的要求，哪儿就必然有争论、笔战和分歧的意见。因为善良人们的意见就是正在形成的知识。我们应当赞扬人们这种虔诚的勇敢。他们把那位“宗教先生”管得一塌糊涂的宗教事宜收回自己手中来了。我们只要能斩断这种主教的传统，不把基督徒的自由良心和人权自由硬塞到人们的箴言与信条之中去，然后再加上一点点尺度较宽的谨慎和一点点慈爱，双方又互相忍让一些，就可以把这种防范的心情变成一个普通而亲如兄弟的追求真理的心情。

当一个城市被围以后，它的航道就会常有敌人出没，周围将不断遭到进攻；而且会常常听到谣传说挑战进击会进到城墙下和城郊的战壕里来。这时自由的人民就会以超乎寻常的态度，全心全意地研究最高级和最重要的事物应如何改革。他们可能因此发生争执、推理、阅读、创造、讨论，甚至也会创造出罕见的令人羡慕的事物，这些都是他们以往从未讨论和写作过的。他们从此产生了一种大无畏的勇气，因而对于敌人产生一种极有把握的鄙视。

当人民情绪十分高涨因而不但能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并且还有余力参加最神圣最真纯的问题的讨论和提出新的意见时，这就说明我们没有退化和堕入致命的腐化堕落的深渊，而是把起了皱折的、陈腐了的外壳抛弃掉，并熬过了这些痛苦而重新变得年轻起来；也说明我们走上了光辉的真理和蒸蒸日上的美德的道路，注定地要在将来的时代中变得伟大而光荣。

我认为，我在心目中已经看到了高贵而生气勃勃的民族，像一个睡醒了的巨人一样站起来，抖一抖他那所向无敌的发绺。我认为，我看到他像一只兀鹰一样换上青春的羽毛，并对着正午的阳光一点也不眩晕地照亮自己的眼睛，它在这天国的光源下清洗、涮亮自己久置不用的目光。

那么，诸位应当怎么办呢？这个城中知识的禾稼正在开花结果；同时它又已经放射了、并在继续放射出新的光芒，诸位难道应当加以压制吗？难道应当让20个横行霸道的统治者建立起寡头政治，给我们的心灵再度带来饥荒，使我们除了经过他们用斗衡量过的东西以外就不知道旁的东西吗？相信我的话吧，上议员和下议员们！谁要是劝说你们像这样进行压制，就等于是叫诸位压制自己。

如果要知道现在这种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哪里得到，那么除开诸位仁厚宽宏而富于人道精神的政府以外就找不出更确实的来源了。上议员和下议员们，你们自己英勇而又指挥如意的谋划给我们带来了这种自由，而这自由则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它像大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它解放了、扩大了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见识。现在除非培育我们的诸位议员对于纯正自由的爱已经不如往昔，否则就无法使我们在能力、知识和追求真理的热情上倒退。我们可能再变成诸位当初所发现的那种愚昧、粗暴、拘泥而奴化的情况，但那时诸位就首先必须变成旧统治者一样暴虐、武断和专横，但这是你们做不到的。

当初把我们从他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正是诸位议员。现在我们的心境已经更加开阔，我们的思想已经更加振奋，可以寻求和接受最伟大和最正确的事物。这些都是诸位的美德在我们的心中产生的嫡亲子嗣。诸位除非是把一个已经废除的和残酷不仁的法律重新强加在我们头上，让家长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儿女，否则便无法压制这一切。不过到那时谁又会竭诚拥护你们，并号召其他的人跟着诸位走呢？那绝不会是拿起武器反对军装税和军运税的人，也不会是反抗四诺布尔丹麦金的人。我虽然不低估为了免税而做出的斗争，但如果免税就是一切，那我就更爱和平。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已见、并试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约翰·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六大诗人之一。弥尔顿是清教徒文学的代表，他的一生都在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奋斗，代表作《失乐园》与荷马的《荷马史诗》、阿利盖利·但丁的《神曲》并称为西方三大诗歌。

一日一书

雅纳切克私信集

作者: [捷] 莱奥什·雅纳切克

译者：庄加逊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出版年: 2014-10

定价: 38.00

1917年，63岁的雅纳切克遇到了自己的音乐缪斯，卡米拉·斯托斯洛娃，来自波希米亚的一位年轻犹太女人，自此开启了一段延续至生命终点的非凡爱情故事。这段爱情促生了雅纳切克晚期创作的累累硕果，也促生了数百封动人的情书。这些私信所承载的，不仅是他对自己最亲密的灵魂伴侣的私语，也是独属于这位音乐家诗性心灵的文学作品，更是他那些神秘音符背后的无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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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当代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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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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