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图·德·萨代尔：在烧造于中国的瓷器上，找出一些能透露年代的痕迹，实在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纯粹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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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
作者:[法] 奥图·德·萨代尔（Otto du Sartel） 著
译者：刘婷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致读者
人类追逐美好事物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自古以来，艺术家创造出的作品从来不乏拥趸者，人们喜爱被稀有而又精美的物件环绕。然而这一可以让精神与眼睛双重满足的享受一直只是小部分特权阶级的专属。近年来，社会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尤其是美学教育在大众中普及开来，各阶层人民都被给予了欣赏美的机会，进而获得愉悦的情感体验。普通收藏爱好者的居所和富裕人士的沙龙一样，都在殷切盼望着大师画作和雕像的进驻。在这些人类天才最高等级的表达之外，还伴随着一些或许略低一等，但却同样引人注目的艺术品。它们装点着我们的家具，充盈着我们的玻璃展示橱。它们就是随处可见的利摩日（Limousin）彩陶、中世纪牙雕、文艺复兴錾刻、玻璃器皿和锡釉陶。最后一定不能忘记的是瓷器，瓷器的横空出世使得以上一众艺术品只能沦为它的陪衬，倒映在它耀目的彩色表面上。
以笔者为代表的这一人群，起初只是远东瓷器忠实、热情的爱慕者。我们首先收集了一些藏品，将它们精心布置在自己的居所，无所谓摆放的前后顺序，也并不在意它们的真实价值，仅仅拥有、欣赏它们就让我们快乐无比。但是，没过多久，在当今时代浪潮的影响下，我们不再满足于单纯享受，还希望了解更多，比如探索瓷器起源的秘密、烧造的奥义、生产年代的先后，这些内容都激发着我们的好奇心。
笔者在此一定要歌颂一下我们的时代精神！这是唯一引领我们逐步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因素吗？当然可以这么认为，至少这是主要原因。但是，在此也需要解释一二，明确表达清楚我们的心意，众多瓷器爱好者同仁大概也认同这一观点——最初迷恋上这种充满异域风情的脆弱杰作时，我们的鉴赏能力非常平平，收集的许多器物来自于未经思索的偶得，或是纯粹的一见钟情。这些藏品令我们欢欣鼓舞，我们并无他求。
玛瑙蓝色地盖罐
然而，在当下这一时代，科学蓬勃发展，但是蒙骗精神也横行于世。我们也必须要承认，作为收藏爱好者的我们亦曾经为此黯然神伤。
所有收藏爱好者大概都难以忘怀那个丧气的时刻，也就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被欺骗了的时候。可能他正在欣赏着自己的藏品，却突然发现其中混入了一个来源或价值经不起推敲的物件。这时，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缓慢地、悄无声息地将这件器物移除出自己的房间，不对任何人透露任何信息。也许前一天，他还在向所有来访宾客炫耀着它的美貌，将其奉为真品，高声肯定着它的价值。曾经天真无邪的他，单纯乐观地认为全世界所有的瓷盖罐都货真价实、完美无缺，然而如今这一致命的发现迫使他幡然醒悟。
从此，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恐惧吞噬了他的愉悦感。怀疑的情绪幻化为幽灵笼罩着他，有时会从他的玻璃橱中冒出来，肆意地嘲笑着藏品的主人，它会在宝塔和佛像之间嬉戏，随意趴在最正宗的那个菩萨的肚子上，或者不怀好意地藏在黑色描金花瓶圆滚滚的瓶腹后面。不久后，收藏爱好者走过了这段疑虑重重，有如魔鬼附体般的自我嘲讽阶段，他开始否定一切。而这其实正是他作为收藏家的关键时刻。如果他心中没有熊熊燃烧的火焰，他便会向现实屈服，他的品味逐渐消失，他感到沮丧，灰心丧气的一点点抛弃自己曾经的心头好。他也许会保留几件器物，却无非是那种适合插上几朵玫瑰摆放在茶几上的花瓶。
小磁盘
但是，如果他对藏品的热爱已经完全深入了骨髓，他就会反抗，会采取行动。他明白，爱好一项事业，只有通过认真钻研才能收获恒久的快乐。因为上当受骗，他更加明确自己的确需要好好学习。所以，他希望可以尽快领悟其中的门道，他试图发问、比较、研究，逐渐将自己武装成为了专家，曾经的失算一去不复返。原本的目的已经完全达成，他却愕然发现，自己打开了一扇新的视窗，研究瓷器竟然成为了他的新爱好，而这新激情为他带来的乐趣，是过去那个单纯欣赏着自己收藏系列的他所始料未及的。
为了参透瓷器生产的秘密，他遨游于科学世界之中，这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历史在这些器物上留下了诸多痕迹，如今却已经消散于时间的荒野之中，他必须要翻阅历史，沿着前人的足迹，追踪史实，敲定年份。通过这些瓷瓶瓷罐，他仿佛看到东方世界将自己的面纱掀开了一个小角，那些曾经只是让人眼前一亮的奇怪纹饰，现在突然变得有意义起来。原来这些人偶和菩萨都来自于陌生的哲学故事和神话传说，一切都显得那么异乎寻常、神采飞扬。
读者们请悉知，笔者的研究起初只是一些零散的笔记，那是过去快乐鉴宝时偶然记录下来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笔记逐渐积累增多，笔者又进行了一番整理，最后便成为了一本书。这本书只是无心插柳之作，如果有必要，这个成书的经过可以作为笔者的挡箭牌。而且，笔者也不是本书的“主谋”，还有其他“同伙”。一直以来，笔者接受了来自各方的鼓励。汉学家们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解释瓷器上的那些图章和款识，查阅、翻译图书馆中有关中国的典籍。陶瓷从业者也曾经多次提供帮助，为笔者澄清了许多常见的问题。
在此，笔者希望对所有给予帮助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正是在你们的庇护下，笔者这样一位收藏爱好者才勇于将自己的研究展示于大众面前，同时也希望得到大家善意的点评。
那些即将读到这本书的人，以及这本书针对的特定人群，你们一定也曾体会过互帮互助的快乐。要知道，收藏家的最大乐趣就是将易碎的宝贝安全摆放在自己周围，但是他们却慷慨地将藏品提供给笔者研究使用，甚至有的人还允许我们复制瓷器上的纹饰。我们的确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太多宝贵的知识。在尽其所能地挖掘所有内容之后，笔者还是要说：中国瓷器这一研究包罗万象，我们也不敢自认对其了如指掌。我们的后来者定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进行开垦，只希望到时他们会对给他们扫清道路的前辈采取宽容的态度。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在东方陶瓷领域取得里程碑性质的研究成果，如果这本简短的漫谈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笔者将会感到非常欣慰。
圆柱形花瓶
中国瓷器的起源
来自东方的瓷器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在欧洲日常进口的商品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瓷器被随意摆放在各类集市上以低价出售，逐渐占据了我们的居所，对本国工厂烧制出的器物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一些收藏人士对于人们这股莫名其妙的狂热感到难过，在他们眼中，这些来自日本亦或中国当代烧造的器物，通常带有拙劣的仿古纹饰，轮廓显得笨拙，总体而言不够高雅。本来很匀净的釉面却被暗淡的蓝色、混沌的黄色或深粉色所掩盖，使得瓷器整体的色调苍白而又沉闷，更加无法补救的是其器型的呆板与俗气。
可能对于那些容易被时尚风潮左右的人而言，这股风潮自然带有的霸道气势会影响其理性的判断，因此掩盖住瓷器自带的魅力。因此，近期生产的东方瓷器虽不乏买家，实际上却缺少那些真正懂得欣赏它的人。东方瓷器让那些迷恋东方情调同时具有丰富想象力的人感受到了强烈的艺术冲击力，他们认为，瓷器将绚丽的色彩、丰富的层次与奇异优雅的外形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1878年世界博览会举办之时，我们可以轻松注意到，中国当代烧造的瓷器质量发生了滑坡，尤其是和中国古代瓷器所达到的较高水平相比，当前的颓势绝对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现象不禁令人扼腕叹息。那些代表中国出席博览会的委托人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了这一事实，尽管他们受到中国委任，应替瓷器发声，同时也当捍卫瓷器烧造所涉及的巨大产业链。博览会官方目录有关中国的部分也承认中国的瓷器产业正在全面退步。目录上给出的解释也完全出于商业上的考量：“中国古典瓷器，无论是从其精细的工艺还是从其典雅的外观而言，都可完全超越当今生产的瓷器。为满足当前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现如今的瓷器都需要快速烧成。此外，一些著名的颜色釉秘密配方已经无处可寻。并且，十六、十七世纪的花瓶售价至少需要25000法郎，而现今那些最精美的器物是几乎所有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承受得起的，人们有时甚至可以在穷苦家庭里看到较为大众化的瓷器。”
这样坦诚的说辞却仍旧难以促使瓷器爱好者们下定决心将当代瓷器移出他们的玻璃展示橱。而本书则将当代瓷器搁置一边，仅仅关注乾隆时代之前（1796年）生产的器物。多年来，正是那些古典器物，一直被收藏家追寻着、欣赏着。我们将它们划分入一大类，并将这一类瓷器命名为“古代瓷器”。
有时人们会说：“这件瓷器出自当代，那一件来自古代。”在这些简单的论断之外，人们通常还会加入一些针对瓷器外形、装饰的总结性描述，并且相信列举这些细节便已经足够。有时，某件瓷器展现有一些古代的特征，令人有所怀疑，然而却没有人敢于断言。类似的情形还比如，一件瓷器看起来不怎么古老，但是人们却能断言它烧造的具体时代。对于这种本应使用科学纪年来标明的事情，却简化为如此泛泛的概述方法，请各位不要感到太可笑。要知道，对于业余人士而言，在烧造于中国的瓷器上找出一些能透露年代的痕迹实在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要知道，中国古代瓷器烧制曾经走过漫长的岁月，创烧发生于很久很久以前，然后一直持续至上个世纪。所以，那些可怜的瓷器爱好者们便仿佛被置于一片混沌当中，在这关乎当代与古代的广阔鉴别世界中自由闯荡，但是混沌状态的好处是，爱好者们极少受到任何前人判断的干扰。
在这些仅仅因为靠近真相的影子就感到很满足的快乐灵魂之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完全使用科学的精神来解决当今大众对烧造日期和时代划分的疑惑，这显得有些过分苛求，实在不甚理性。我们拒绝承认自己全知全能，但是为了回答各类问题，也会尽力使用精准的数据。我们比第二类人更为谦虚，比第一类人更加雄心勃勃。我们无法忍受彻底的无知，也不会假装对一切完全了然。如果能掌握五分，就会感到比较满意了。我们将等待新的研究方法出现，可以方便人们开展下一步研究，对各类问题有更明确的理解。
盖罐
硬质瓷器在中国的发明年代
对于所有对此研究感兴趣的业余瓷器爱好者而言，会首先遇到一些较为简单的问题，在本章中，笔者希望对这些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例如，瓷器行业诞生于何时？它的发展历程又是怎样的？它从哪里发端？它是在东方那片土地的几个地方同时出现还是在不同时间独立出现？还有，中国瓷器艺术的创造，的确始于那个有许多满大人和大宝塔的神秘国度吗？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所在的西方世界又是何时才得以见识到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的呢？
通常，在寻找一门艺术、科学或者某种产品的未知源头的时候，历史学家可以从词语中找到一些可以指明方向的珍贵提示。在特定时期，某些语言中部分词语的出现可以被当成一种所谓的“出生证明”。这就是为何语言学家通过深度挖掘研究一些语汇的出现时间以及最新、最古老词根的混合过程，外加各种巧合的机遇，便可以厘清那些已被先人遗忘的早期人类迁移与融合的过程。现在，笔者完全相信，通过类似的研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可以用于解决萦绕于众人心间的诸多问题。这一解决方案带来的答案可能和我们目前了解的一些信息有所出入，但是笔者非常相信我们的研究仍旧需要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尽管与我们前辈的想法不甚相同。
若论见多识广，陶瓷学家中非儒莲（Stanislas Julien）先生莫属，他曾经十分肯定地判断中国陶瓷艺术在公元前2255年即呈现朝阳初升之势。但是，他同时也认为，直到公元纪年初始之时，“甓器”才被发明出来，即陶制花瓶。自汉朝起，人们开始在新平县生产瓷器。他曾说道：“我们同意中国陶瓷记录者的观点，将瓷器的发明时间确定在公元前185年到公元87年之间这一阶段。然而，在漫长的时光中，瓷器烧造技术的进步都显得非常缓慢，甚至可以说几乎陷于停滞。”
中国陶瓷学家曾介绍过中国瓷器在晋朝（265－419）便已创烧，但是却没有提及任何有名的窑口，亦没有描述过任何一件器物。儒莲先生翻译的一本著作曾涉及到古代瓷器的考证。文中讲到那时的瓷器仅有黄色、褐色、黑色或者青色，黄色瓷器不甚美观。然后书中还提到了古时一本有关茶的书，并判定褐色瓷器也不适用于盛放茶水。黄黑色瓷器更是会让茶色发黑，仅有青色瓷算是最合适的颜色，因为“青而益茶，茶色绿”。
人们的关注点不应放在器型、颜色上。不论器物是茶杯还是茶碗，不论其颜色是否是蓝色。这里主要的问题是，这些器具透明度较差，器物内壁和外壁都覆盖着一层明亮的釉，不论是黄色、黑色、棕色还是蓝色，因此器中盛放的液体除去自我本身的颜色外，还映射了瓷器内壁的颜色。
隋朝（581－618）时期，瓷器烧制工艺似乎取得了切实的进步。中国陶瓷学家介绍了这段时间在越州生产的瓷器，他具体说道：“越州瓷时而类玉，时而类冰。”这大概是瓷器第一次被比喻为玉石，显示出了用于烧造瓷器的粘土具有更优秀的玻璃化特质，同时器物焙烧得更加充分，从而使得瓷器具有了透明的质感。但是我们仍旧可以瞥见瓷器本身的白色，以及胎体的痕迹。在陶瓷学家关于唐朝（618－907）在大邑烧造的陶瓷的描述中，一切便显得非常明朗了：“这些瓷器色白，器型优雅，质地坚硬，胎体轻薄，釉面光洁莹润。”我们还了解到，唐朝之前大部分陶瓷都被称为“陶”，而自唐朝晚期开始，人们开始用“窑”来特指瓷器。
似乎一些汉学家错将古老的“陶”当做瓷器。实际上瓷器应被称为“窑”。古老的“陶”字还可以用来特指甓器，比过渡时期的陶瓷器物略为高级，但不及唐朝在大邑烧制的白瓷那么透明、坚硬，并有清脆的敲击声。此外，为了进一步佐证使用硬质、白色粘土烧造瓷器的工艺发明于唐朝，中国陶瓷学家还将釉下彩这种装饰方法的发明时间定在了这一时期。因为只有在使用硬质白色粘土烧制出的瓷器之上，工匠们才能以釉下彩的方式进行装饰绘画。
敞口花瓶
釉下钴蓝纹饰的发明
笔者还从中国陶瓷学家那里了解到：“公元907年钱镠当国之时，他命令工匠在越州生产一种仅供宫廷使用的瓷器。这种瓷器只可为当权者所用，被称为‘秘色窑’，意为‘秘密的瓷器’，秘色窑纯净闪耀。”我们只能试图阐释“纯净闪耀”的意思，大概指的是胎质洁白细腻、胎体轻薄、釉面莹润闪亮。这些特征都属于秘色瓷。中国陶瓷学家认为没有必要为秘色窑做过多说明。既然这种瓷器被命名为“秘色”，那么必然是因为它只可供皇帝在自己的宫殿中使用，其他闲杂人等绝对不可拥有，甚至都不能一睹其芳容，这便是此种瓷器得此命名的原因。
然而，这一颇具传奇性的解释和一些既定史实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这种瓷器仅在某些地点生产，并且又只能由皇帝使用。那么吴越国王钱镠是怎么获得它并且进献给朱梁皇帝的呢？
据历史记载，吴越王钱镠给朱梁皇帝进献了许多礼品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送出的礼物还附有物品清单，以便表明进献人的身份。礼单中曾经提到过光辉闪耀的珍贵金棱碗，还有名为“秘色窑”的瓷器。据称，秘色瓷具有青瓷的声响。
蓝色釉花瓶
笔者与这位中国陶瓷学家看法一致，认为秘色窑实际特指一种在那一历史阶段非常受人青睐的瓷器品类。我们如若寻找“秘色窑”得名的其他原因，没有什么比“覆盖住的颜色”这种解释显得更为合理了，也就是说秘密藏在外部的釉层之下，即使用釉下彩工艺烧造的器物。在秘色窑出现之后的时代，专属名词“窑”便不再是瓷器的唯一命名了。儒莲翻译的那本中国瓷器研究书籍的作者在研究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最优质的瓷器时，注意到了壶公窑。壶公窑的烧造者名为壶公，他生活在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作者说道：“所有经壶公窑烧造出的瓷器都堪称精妙绝伦。四面八方的收藏爱好者竞相以高价购买。一些特定的窑厂还试图模仿壶公窑。其中就有江南的宜兴，那里的窑工专门模仿壶公窑的瓷器，但他们所使用的瓷土含沙量较多，且铁的成分也不低，烧造出的瓷器呈棕色。因此，他们生产出来的器物便不再被称为‘窑’，而是获得了‘紫砂壶’的名字，字面意义为‘棕色的沙子’。我们可以注意到，所有宜兴烧造的‘壶’，都属于陶瓷这一品类，但是却和我们认知中的瓷器完全不同。”
笔者在此要说明的是，在“窑”这一词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即“瓷”。长久以来，中国人在日常语言中使用这个字来特指普通瓷器。它可以用来指我们刚提到的紫砂器物，其涵盖的范围比“窑”更为广泛 。但是在中国的唐朝（618—907）阶段，若需特指瓷器，“瓷”这个字远不如“窑”常用。在大邑瓷出现之前，有中国各代各类典籍中关于陶瓷的记录可以为证。
实际上，大约公元10世纪之时，那时是中国的宋朝时期，楷书才开始逐渐被规范使用。中国字典中列出的各类字体——小篆、大篆，都包含有“陶”字的不同古老写法。如果从公元900年左右这一时间点再向前回溯，会发现中国最初的象形文字中也有“陶”这个字。然而我们刚才提到的两个字：“窑”和“瓷”，却只见小篆写法。中国文人认为，这两个字的发明应发生于瓷器创烧之后，而在人们最初使用大篆的时候，真正的瓷器还没有问世。
这个后来拼凑出来的字却被中国人接受，并被正式沿用至今。本书封面的那三个汉字便是小篆体的“中国磁”，我们在此用楷书再书写一遍：中国磁。
在分析儒莲著作中提到的这些观点与引用后，笔者得出结论：中国人大概于公元九世纪末创烧了真正意义的瓷器，也就是说以高岭土作为胎土，烧制出胎体透明度佳的器物。在大约公元900年之际的越州，人们烧制出了施釉的青瓷。虽然当时的瓷器焙烧工艺很可能和后来使用的方法相迥异，但是得到的器物效果却和中国人使用现代工艺烧制出的产品看起来颇为相似。
笔者希望那些博物学家与汉学家不会埋怨我们将他们曾经判定的中国瓷器发明时间向后推了八百年到九百年。出现这种分歧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笔者只希望讨论与当今“瓷器”概念相符的器物，与我们所收藏的这些瓷器相一致的类型，而将那些原始的陶器放置一边不谈，或许儒莲先生会对原始陶器的起源有进一步的研究。那么笔者是否反对其他汉学家将瓷器的发明上溯到混沌的远古时期呢？我们同儒莲先生一起曾多次强调：这些汉学家不是最先，也将不是最后，以如此轻率的态度讨论这一话题的人，他们这种混淆视听地使用同一个词来指不同器物的行为，难道会令我们感到陌生吗？在欧洲，代尔夫特、法国以及意大利的彩陶制造者们，尽管他们已经见识到远东瓷器的真正面目，却仍旧称自己为瓷器生产者。我们的陶瓷研究者，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期还依旧不加分辨地使用彩陶、马约里卡锡釉陶（majolique）以及瓷器这三个词。
对词语的胡乱使用变得稀松平常，再加上这些从遥远国度进口的器物的确妙不可言，导致最杰出的权威学者都认为：从中国进口的这些瓷器应该已经在这个国家存在了很久，大概创烧于公元前2000年吧。这一论点的影响巨大，大家都对此毫不质疑，拥有最诚实品格的人都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有力的“证据”。
图1
图1，瓷制小扁壶（中国鼻烟壶），有轧花状纹，施浅绿色釉，器物两面各有黑彩勾画出的开光，一侧开光写有古代字体的“礼”字，另一侧绘有折枝花卉。塞夫勒（Sèvres）博物馆藏，巴黎加斯诺（Gasnault）的收藏系列。
这件证物——来自中国的小型瓷制扁壶，是罗塞里尼（Ippolito Rosellini）先生在一个法老时代的埃及坟墓中找到的，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进过这座坟墓。在这次发现之后，中国瓷器的发明时代被立即确定为至少早于公元前1800年。不幸的是，这只在学术界搅动了风云的小瓷瓶并非独一无二。人们在其他场合还发现了类似的瓷瓶，上面也带有中国字，而据儒莲先生的辨识，同样也是“礼”字。其实，这个字是在汉元帝在位时期（公元前48年－33年）发明的。其他瓷瓶还刻印有诗句，而这些诗句基本都出自于唐朝诗人，主要生活在唐玄宗年间（公元713年左右）。最终，1845年之际，更多类似的小瓷瓶在中国涌现而出，其中有一些是在同一家窑厂中被发现的。这些瓷瓶无一例外都出自当代，且都具有类似的器型，都是鼻烟壶，表面印有轧花，且均为对十八世纪末流行的满大人瓷器的模仿。
椭圆形盖罐
再举一个例证，而这是近期发生的事情，却更能表现出一些人的幼稚与盲从。首先是在爱尔兰的考古发掘现场，继而是在英国的康尔奴雅（Cornouailles），人们均发现了中国白瓷制造的印玺。两者完全相同，均为二十五厘米长宽的方块，似乎是出自同一个模子。瓷器一面阴刻有图案，另一面以坐姿小狮子为钮。这些印玺，有一枚是在地面上被发现的，另一枚出现于泥泞的沼泽中。发现人宣称它们都已经在那里埋葬了很多个世纪。这两起事件吸引了诸多关注，导致许多论文被炮制出来。对它们的描述迅速增多，作者的心思各有不同，这个钮有时被描述为一只猴子，有时是一只面目奇异、半狗半猴的神兽。据那些对汉学有所研究的人称，印玺使用的文字很古老，且含义各有不同，或是一个人名，或是一句格言，其中一句格言的意思是说：要学会换位思考。
图2
图2，是上文所介绍的其中一件印玺的图片，图片展示的大小与实际情况相符。印玺刻印有“天生我才”四个字。
福春（Fortune）先生在他的论文结尾处提到，当他在中国旅行期间（1855－1856），找到了四到五个类似的印玺。“这类印玺可能比较稀有珍贵，但是其古老性值得商榷。”而这些印玺在爱尔兰沼泽中出现的原因还有待查证。笔者对各类接近真相或者谬之千里的研究都持怀疑态度。据笔者观察，这些印玺使用了同一种白瓷，这种白瓷质地坚硬，洁白无瑕，釉色饱满光洁，让人联想到中国乾隆或者嘉庆年间（公元1796年－1821年）的中国德化白瓷。而那个位于印玺另一面、作为钮的小动物，不是什么猴子或者类似猴的神物，而是中国传统动物福狮，在各个时代的盖罐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水瓶状花瓶
笔者还要补充一点，这些印玺上刻印的文字，无论是所使用的文字字体，还是字符排列组合的方式，亦或是展示的格言本身，都和嘉庆、咸丰（1796－1850）年间生产的一些花瓶足底的款识相似。我们可以因此推断，这些文字可能是某个生产商为自己窑厂出产的器物所做的标识。
众人根据时间的先后顺序，略为天真地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不懈寻找，从康尔奴雅的沼泽一直找寻到了尼罗河畔。最后，人们终于幡然醒悟，决定不再需要继续挖掘墨西哥阿兹台克人的墓穴，或者秘鲁印加人的洞窟，以图再带回来一些烤熟的粘土制品，然后能够再次挑起一些人的敏感神经。在埃及学家之后，如果再有美洲学家步其后尘，这一话题就会无尽无休了。
如果把瓷器看成孩童，上文介绍的这些人想要把这个孩童的出生时间上推至遥远的古代，下面还有一些人想要无限扩大它摇篮的面积。不少人认为它同时在中国、朝鲜、日本甚至波斯降临人世。笔者感到有必要研究一下为何人们对瓷器这一美好艺术的发源地有如此之多的争论，却发现并没有太多可靠事实可以证实、解释这些说辞。笔者认为，应把最先发现瓷器制造方法的殊荣单独给予中国匠人，感谢他们发明出我们今天孜孜以求的瓷器。
卵圆形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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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序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亦是中国的符号。16 世纪至 19 世纪期间，中国瓷器漂洋过海远销欧洲，它们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观赏价值的陈设品，更是中国灿烂文明的载体，承载着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底蕴。西方人是通过陶瓷开始认识中国、向往中国，进而与中国展开交流的。英文中“瓷器”和“中国”享有同一名字便是明证。
18 世纪，一股“中国热”的风潮席卷欧洲，王公贵族、文 人学者，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其中。瓷器这一引人注目的文化 符号，自然成为了大家竞相追逐的对象，本书对此也有所提及。可以说瓷器为中国文化西传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中国瓷器在影响欧洲的同时，也从欧洲艺术中汲取了营养，受到了西画的润泽，比如粉彩工艺就是中国画工受到西方艺术风格启发后创造的表现手法。瓷器的海外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
本书作者奥图 · 德 · 萨代尔（Otto du Sartel）生于 1832年，是 19 世纪法国著名收藏家和学者，对东方瓷器有深入的研究。《中国瓷器考》1881 年出版后，在法国轰动一时。在此之前，18 世纪、19 世纪的欧洲学人出版了不少对于中国哲学、文学以及语言的研究性书籍，然而西人对于中国器物——尤其是中国瓷器这个文化载体的研究尚且寥寥，而本书的出版则填补了这份空白。作者因此于 1882 年荣获汉学届最高荣誉“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本书也是“儒莲奖”获奖作品中少有的研究中国器物的著作。萨代尔在书中对中国不同时期的瓷器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考察，详细阐述了瓷器烧造的技术细节，介绍了瓷器的种类和纹饰主题。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探究了东方瓷器在欧洲的传布历程以及欧洲人对东方瓷器的仿制历史。此外，书中还收录了欧洲数位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图片及器物描述，可以说《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在瓷器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刘 婷
2020 年 10 月于美国斯坦福大学
镇纸
作者：奥图·德·萨代尔（Otto du Sartel），1832年生，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收藏家、学者，对东方器物有深入的研究。《中国瓷器考》1881年在巴黎出版后在法国轰动一时，作者因此而荣获1882年儒莲奖，为儒莲奖获奖作品中少有的中国器物研究著作。
译者：刘婷，1988年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硕士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现居美国从事翻译工作。曾在《光明日报》《国际汉学》《汉学研究》《国际儒学研究通讯》发表论文、译作、学术访谈八篇。
（本书原标题《欧洲的中国瓷器》，节选自奥图·德·萨代尔《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第三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
作者:[法] 奥图·德·萨代尔（Otto du Sartel） 著
译者：刘婷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瓷器的海外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16世纪以来，中国瓷器通过海上新航线远销欧洲，它们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更是中国灿烂文明的载体。西方人是通过陶瓷开始认识中国、向往中国，进而与中国展开交流的，英文中“瓷器”和“中国”享有同一命名便是明证。瓷器这一文化符号，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瓷器在给欧洲以影响的同时，也从欧洲艺术中汲取了营养，受到了西方画法的润泽。
作者奥图·德·萨代尔是巴黎著名的收藏家，于1881年出版此书，书中对中国瓷器文化做了细致的考察，解释了诸多专业术语的意义，并详细阐述了瓷器的制作过程，瓷器的种类，瓷器上图画的特定主题。最重要的是，作者还介绍了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传播与演化过程。此外，书中收录的欧洲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图片，是19世纪西方出版的第一册中国陶瓷收藏图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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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脉传承：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文献集
中央文史研究馆 编著
本书以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项目为依托，汇集王蒙、刘梦溪、仲呈祥、郑欣淼、吴江、陈来、尼玛泽仁、龙瑞等中华文化艺术名家讲课及与学员互动实录。从诗词修习到书画研习再到戏曲品鉴，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文献集，主题鲜明，内容生动，不仅为传承中华文脉，推动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使广大读者对中华传统艺术精髓要义与美学精神有一个整体感受和体会，可以培养读者的兴趣与爱好，提升读者的审美修养与艺术品鉴能力。
# 大地上的事情（增订版）
苇岸 著；冯秋子 编
苇岸最新、最全、最严谨增订版本，由苇岸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冯秋子受苇岸家人委托，历经数年整理、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倾力呈献。新增苇岸遗著：散文、随笔20篇、诗歌22首、书信1封、译文2篇，共计45篇（首）；此外，延用的苇岸《后记》，附录的《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和《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对于记录苇岸生平和研究苇岸及其创作，提供了更为全面、准确和翔实的史料信息。
# 泥土就在我身旁：苇岸日记（上中下）
苇岸 著；冯秋子 编
苇岸日记从1986年1月1日记至1999年4月6日入院接受治疗止。1年为1辑，三册日记共14辑，总量近80万字，加上附录《苇岸书信选》《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等，全书总量90万字。他的日记多有对于大地道德信念、切身体验的自然与人文进程的叙述，及与作者交往的不同年代作家，他们的阅历、观念、创作状况和个人意趣，所处时代影响下的文艺现象，亲历半个中国的旅行见闻，阅读过的诸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著作。
# 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
骆一禾著；陈东东 编
骆一禾，一位被低估的诗人、编辑和批评家。《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是由骆一禾的代表诗作、诗歌评论、书信等汇编集成。精选收录骆一禾代表性短诗59首、中型诗14首、“祭祀”系列诗9首、长诗《世界的血》，诗论及创作论6篇，诗歌评论5篇，书信7篇。从诗歌到文论，从评论到书信，全面立体呈现诗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时代的文艺风潮。
# 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
陈东东 编著
骆一禾是中国当代杰出诗人，著有短诗《修远》《为美而想》、长诗《世界的血》《大海》等。他不仅对中国诗歌的前景和诗人的任务提出了“修远”的命题，显示了诗人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深邃而沉潜的人格品质，而且其诗作具有沉静的生命体验与谦和的人性抒写之美。《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是由7篇诗歌、37篇文章、1篇录音整理稿组成的一部纪念骆一禾诗文集。其中既有对骆一禾生平的追忆，又有对其诗歌创作的探究，此外，行文之间还回顾、反思和总结了当代诗歌艺术的创作和发展。
# 戏出年画（上下）
王树村 著
本书为美术史论家、民间美术收藏家王树村所著，收录了江苏、安徽、福建、四川、山西、河南、陕西、天津、河北等十省市最为精美的戏出年画，全面展现了各地的绘画风格、曲目及表演特色。在体例上，本书以“说戏”“说图”“细部欣赏”三种文字层次，深入戏出年画的精髓，表现出中国民间文化博大的内涵。
# 曹雪芹的遗产：
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
计文君 著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珍贵的曹雪芹的遗产。
著名实力派女作家、文艺学博士、红学专家计文君，10年潜心研究之作。被著名作家李敬泽称为“小说家里最懂《红楼梦》的”，被著名作家李洱誉为“红学”研究最高成就。
# 曹雪芹的疆域：
《红楼梦》阅读接受史
计文君 著
《曹雪芹的疆域：<红楼梦>阅读接受史》作者计文君以《红楼梦》为研究主体，从文化物种获取生存度的角度，勾勒了《红楼梦》从诞生到今天的传奇“经历”。本书为《红楼梦》研究普及读物，既有学术研究著作的逻辑性阐述，亦有生动有趣的表达，对中学生接受《红楼梦》原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仁慈江湖
樊国宾 著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樊国宾用汪洋恣肆的文字、博大广袤的渊博学识、精深通达的哲学思想，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神与灵魂的对话。
李敬泽、张宗子、朱又可、多马等联袂推荐。
# 夜晚灼烫：凝定的时间肖像
黑陶 著
作家张炜、散文家冯秋子联袂推荐，“新散文”代表作家、“诗人散文家”黑陶以独特而富有诗意的写作和具有高度辨识度的语言风格，拓展散文写作疆域，表达来自时光深处的记忆和“父性”江南的面孔。
# 彭程作品系列
彭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彭程作品系列”共包含三部，分别为《大地的泉眼》《心的方向》《阅读的季节》，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新散文代表作家彭程最新自选集。彭程的文字从容、宁静而诚挚，散文书写中的一股清流，写作风格凸显质朴的美学和深刻的内涵。
# 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
黄梵 著
作家、诗人黄梵潜心力作，揭秘创意写作，教你如何轻松学会写诗。王鼎钧、欧阳江河、灰娃联袂推荐！作家、诗人黄梵以文理兼顾的思维、四堂课的形式，总结其授课和创作经验，探究出适合汉语语境、自成体系的诗歌创意写作理论。
# 张爱玲传（修订版）
张均 著
张爱玲，一个人的传奇人生折射出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文学评论家於可训、文史学者陈子善、《百家讲坛》主讲人彭玉平诚意推荐！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均在大量张爱玲文本资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轴，将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与文学生涯对称而陈，全景式探究其冷观人世喧闹、深谙生命哀伤、谨遵内心真实的完美主义追求。
# 独坐羊狮慕
安然 著
《独坐羊狮慕》是一部自然文学书稿。“羊狮慕大峡谷”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武功山境内，以拥有独特美丽的自然生态，素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美誉。作者自2014年底至2020年春，用长达6年的时间，远离尘世喧嚣，独处羊狮慕腹地，观察记录大峡谷四季风光变化，以独家第一手资料，描述一个人和一个大峡谷的故事，书写瞬息万变的山间风景和内心变化，呈现了一个写意与工笔的自然王国和精神王国。
# 肖沃奇怪故事集
利奥波德·肖沃 著
《肖沃奇怪故事集》是爸爸肖沃讲给儿子鲁诺的故事。肖沃讲述的故事构筑了一个怪物、奇异生物与动物的国度，既表达了亲情、爱情、道德以及各种关系的建造，又在表达荒诞的同时表现了人类灵魂的瘀伤。他的作品寓言一样简短，诗意而平静，不露声色的批判，这是肖沃的典型风格。这些看似荒怪的故事，往往能比现实世界更能直达真实，引人深思。
#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王家新 译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由著名诗人、翻译家王家新教授精心编选和翻译，由约360首诗和部分策兰的获奖致辞、散文和重要书信集结而成。本书既充分展现了策兰一生创作的精华，又是王家新多年来翻译和研究策兰的心血结晶，对于策兰译介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翻译都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所附录的策兰获奖致辞、散文和书信，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痛苦而又卓异的诗歌心灵。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上、下）
[苏联]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著
西蒙 译
影响著名作家张炜数十年创作、感人至深的自然主义“隐秘经典”，俄罗斯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通过实地考察，精心呈现100多年前乌苏里地区的特有风貌，处处可见作者对大自然的敬畏、热爱，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 问题之书（上下）
[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叶安宁 校译
法国诗人、作家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首次中译本，一部“不属于任何类型，但却包罗万象”的跨文本作品。透过声光闪烁、意象与联想交织的诗化外壳，雅贝斯注入的是“寻根”式的思考和将自己献祭于被遮蔽的“无限”场域里进行“精神”再创造的“书写”求索的内核。纯粹译丛“埃蒙德·雅贝斯作品系列”代表作。
# 相似之书
[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叶安宁 校译
作品被列入西方正典，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蒙·雅贝斯著作“埃德蒙·雅贝斯文集”之一《相似之书》中文版首次面世。共分为三卷，分别是“相似之书”“暗示·荒漠”和“不可磨灭·不能察觉”。书中充满了雅贝斯式的哲学思索，从语言到文学，从宗教到传统，焦虑与困扰在作者灵魂的拷问中不断明晰、坚定。纯粹译丛之“埃蒙德·雅贝斯作品系列”重要作品之一。
# 界限之书
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
《界限之书》为埃德蒙·雅贝斯代表作之一，共分为四卷，分别为“未被怀疑之颠覆的小书”“对话之书”“旅程”“分享之书”。作为一部介于诗歌、散文、格言警句与哲学随笔之间的跨文体实验作品，本书是雅贝斯的沉思之作，也可看作他的自言自语。在形式上，文本属于断简残编型，思维跳脱、风格特异；在内容上，着眼于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思索和探询，具有思想深度和哲学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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