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日：最高级的官员们亦可能朝不保夕，今天得以封侯拜相，明日便做阶下之囚 |纯粹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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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
作者：[法] 白乐日 著 佘振华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1]
“发现中国”也许与“发现美洲”同样重要，但是发现中国的过程并非突然，这是在好几个世纪里逐渐完成的。首先，西方人的好奇心追逐着一个神奇的中国。这个传奇般的国度激发了西方的殖民和传教事业。早期的东方学贪婪地抓住这个新的研究对象以窥究竟。因此，它的语言、信仰和习俗很自然地成为东方学早期研究的中心。
更加密切的接触和常驻远东的传教士向惊诧不已的欧洲展现了一个理性主义的中国，后者被理想化为开明专制的形象。此时，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体系被译介到西方，扩大了西方的视野。之后，在19世纪，沿着科学进步的足迹，汉学家开始列单编目，为已有研究增添了历史、文学、戏剧、民俗和神话等新领域。热情的收藏家、研究者和考古学家也补充了艺术和考古学的内容。由于现代科学必然要求划分不同的学科，所以汉学也变得丰富多样，不断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但是，在这个漫长且费力的发现过程中，尽管汉学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并在研究工具上不断完善，但是它的方法仍然受到西方狭隘的主观视角的支配，集中体现了征服者的利益。从中国光谱传来的光线被19世纪偏见的厚玻璃过滤，并且产生了变形。直到20世纪初，当中国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积极参与者，发现这一东方动荡社会之中国的事业才最终完成。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熟悉中国的学者都急切地想知道，这一动荡骚乱的状态将把中国引向何处？但是，该问题马上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这个既古老又现实，并在时间延续性上独一无二的东方最大的社会以往是如何发展的？在这个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中，主导发展的规律有哪些？这些规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因此，我们可以把汉学看作不同学科的集合，它包含了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政治史、艺术史、宗教哲学史、科学史和社会学等。中国这一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次大陆就是上述学科的共同关注点。很自然，这些不同分支的出现、发展和各自的重要性受制于研究主体（即西方及其科学）和研究客体（即中国）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然而，这个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正处于一个交会点，这是因为客体自身不仅没有停滞不前，反而在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转变成主体。朝夕之间，中国已经从中世纪帝国演变为世界强国，如果我们从词源的角度把“强国”理解为充满力量、有着无限可能的政权的话。
《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韬奋书店展台
然而，当西方面对独立中国这一无法忽视的因素时，中国自身也在觉醒，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并且反省自己的社会。我想指明的是，中国人开始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一发现之路并非一条笔直的大道。1912年，中国的一代新人致力于现代化，甚至过于投入到仿效西方技术、吸收西方思想和采纳西式方法的事业当中去。他们在美国的学院和欧洲的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以至于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关注中国自己之事。自18世纪以来，中国汉学一直在退步。但是和西方汉学相比，无论是在传统上还是在潜力上，中国汉学都要有力得多。而且，在新中国爱国主义的强烈推动下，中国汉学将会重新关注中国问题，追问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方和西方都各自从自负中走出来，开始克服既敌对又相同的自我优越感。中国和欧洲学者几乎同时发现了中国社会之存在，或者进一步说一个特殊类型社会之存在。它不同于其他已知的社会，受不同的规律支配，并且按照自主的方式发展。它似乎被西方的入侵突然打断，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呈现出现实中国混乱无序的巨大问题。
以上简单概述了中国社会问题所处的条件和背景。汉学中这一特殊研究分支的方向和方法既受到政治现实的影响，又受到现代人文科学的影响。这表明我想研究的对象非常复杂，尽管在此我只是呈现了它的某些方面。很明显，在这篇远算不上全面的文章里，也许只能涉及中国社会过去和现在的部分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文献，而且它们还几乎尚未被编目；另一方面，有关新中国的问题总是与国际政治相关，这就让问题更加复杂。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重点选择对汉学和20世纪社会学皆有意义的某些问题。
如果通览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会对一种永恒的、稳固的和持久的现象感到惊讶，我把它称为“官僚体制”。它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文人官僚”组成的统治阶级从未退出过历史舞台。从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建立秦帝国到1912年清帝国覆灭，都是由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君子”们组成的统治阶级掌管着中华帝国的命运，控制着中华帝国的话语权。从基层机构到穷乡僻壤，从文学到艺术，这些士大夫一直活跃在中华文明的每一个角落。如何定义这个中国独有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呢？它是国家、种姓还是阶级呢？
整个官员群体和官僚制度依然围绕君权而运作
这个社会阶层的首要特点源自一个惊人的对比，即个体成员的动荡生活和脆弱命运与整个阶级的恒久存在和稳定延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受君主专制国家权力的支配，最高级的官员们亦可能朝不保夕，今天得以封侯拜相，明日便做阶下之囚。但是，整个官员群体和官僚制度依然围绕君权而运作。整个“二十四史”就是这一官僚制度的真实写照，里面充斥了无数官员被斩首、被赐死的故事。总而言之，对这些事件做一个统计可能很有意义，尽管目前这项工作还有待完成。
经济基础（或土地所有制）、共同的观点和行为、不变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世界观，这些都让我更加倾向于使用“阶级”一词来定义这个阶层。教育、掌握知识、荣誉感，尤其是中国官员的文人气质与目不识丁的大众截然相反。这些特点虽然会让人将其与种姓或者贵族的概念相比较，但是算不上民主的官员选拔和科举制度又与强调家族传奇的种姓制度不同，中国士大夫总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垄断地位。简而言之，该统治阶级的选拔方式会不断更新。从民众中选拔人才，这倒与英国的贵族制度有点相似，而与封闭的种姓制度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某些带有封建性的元素，上述问题就会更加复杂。当然，我所指的并非是官僚社会形成之前周朝的封建制度，而是回向再封建化的趋势及其周期性的再衰退，是贵族在中世纪扮演的重要作用及其捍卫田产和特权的顽固特性。难以判断中国社会的结构，这是因为儒家学说的模棱两可。诞生于古代封建社会内部的儒家学说原本属于中国的封建领主。但是，它已经成为士大夫利益、思想和观念最完整的系统。失势的贵族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新阶级的组织者，而儒家学说也变成该阶级的喉舌。然而，这一转型导致了儒家学说的自相矛盾。儒家学说被用来保护士绅阶级的利益，这一巧妙做法即使不算伪善，至少也欺骗了它的众多诠释者。儒家坚持的斗争只是为了“贵族内部的民主”，这种民主只是统治阶级独有的特权。对于其他阶级，儒家仍然是极端的独裁主义者。它的机会主义、保守主义、传统主义以及其他某些鼓动人心的特征很容易诱人上当。当他们谈及“民”时，他们的真意是“百姓”，即“一百个家族”。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共产党内部关于政权改朝换代的理论，发展出一种简明的历史观，并证明了阶级斗争的正确目的。按照这种历史观，中国社会古代政体是纯粹的封建制度。这至少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纲要，透彻地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土地改革的必然性。
归隐泉林，明代文人最后的心灵归宿
我认为，对士大夫的物质条件、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细致的研究将会呈现以下几个特点：文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取决于所受的教育，也不取决于继承的特权，更不取决于家庭或个人财富及田产。我们虽不否认这些组成要素的重要性，但是事实上它们都源自文人在社会各个层面所承担的职能。这些都是维持大型农业社会运作必不可少的职能。在该社会中，基于自给自足经济之上的单位（即农民家庭）生活在并无自然联系的东亚大陆上。如果没有那些中央政府委派的、具有决定权并且等级分明的管理者，那么这些农民家庭将有可能陷入无可救药的、无政府的混乱境地。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领导着这些官员，它还可以随时随地任命或者罢免他们。而每次用分封式的地主或领主治理来取代官员治理都会导致地方主义，这种现象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但是中国的地方主义与西方多国式的地方主义不同，它不仅会导致统治权的分裂，而且会让各种保障社会秩序的制度陷入衰败。而这一社会秩序是公共安全、经济生产、贸易交换和有序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离开了有效的、持续的、广泛的科举制度，这些制度也无法存在和维系。在此，我只能列举那些最为重要的制度：制定历法，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必不可少；调节水利、开通运河、修堤筑坝，这些都是抗旱防洪所必需的；储存公粮以应对饥荒（众所周知，直到20世纪初，季节性的饥荒是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统一度量衡和货币，这是贸易交换的必要条件；组织军事防御以应对游牧部落长期的侵犯；最后，还有培养精英的教育制度；等等。
北宋年间流通的纸币——“交子”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的各项事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就维持生产而言，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立竿见影，但又不可或缺。这些衙门的主要职责就是领导兴修大型工程，管理人数众多的劳动力。缺乏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利于整个社会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这些事业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政治”色彩。它们并不要求特别专业的知识，而是需要礼仪和才干，需要掌握普通的文化知识，即在重视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具备高级的驭人之道。总而言之，这种通过经验获得的本领让官员能够协调、领导、管理和控制技术人员和专家。这一管理系统不需要它的精英专攻某项技术。正相反，掌握古代典籍、乐理和礼仪，学习书法和诗歌等，这些对于官员来说甚至更为重要。与古代西方相比，这是中国文明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在这种文明里，“君子”的业余爱好也就被这些管理民众的精英们在各种生活状态中独享了。
当然，这一官僚制度也有弊端。有关于此的研究虽不甚有趣，但对于20世纪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弊端主要体现为极权主义和腐败。
在贫穷和落后的社会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前工业世界中，腐败现象肆意猖獗。收入微薄的政府代理人只能自谋生路。因为最高的美德是服从上级，所以在无法对官员履行职责进行实时监管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从社会中获取国家无法给予的东西。中国古代官员通过长年累月地学习，无数次地赶考，耐心地等待职位空缺，结识权贵，甚至举债以获得任命。于是，一旦到达自己的衙门，他就开始从行政权力中连本带利地收回自己曾付出的辛苦。他的贪婪和敛财程度将取决于其所处的不稳定状态，还有他等待的时间、供养家庭成员的数量、需要打点的人际关系等。
因此，中国社会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制度，即“大型家庭”，或者说氏族。地方保护和任人唯亲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古代中国给它们提供了最有利的生长环境。鼓吹家庭利益胜于国家利益的儒家学说滋生和纵容了这些官僚主义的负面因素。法家和儒家的争论几乎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家和家庭，谁才是第一位的？
古代官员服装的颜色、音乐和节庆都有相应的规定
在这些条件下谈论儒家政权的极权倾向似乎有些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表面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能看到朝廷及其各级衙门的极度操控权，我们就能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极权程度非常高。在此，儒家就代替了法家，并且替法家实践了中央集权的学说。统制经济和国家干涉主义在付诸文字之前就已经存在，所有的个人和公共生活都无法避开官方的规章制度。首先是朝廷的垄断游戏：大众消费日用品几乎是国家垄断，它们毫无疑问提供了税收，主要有盐、铁、酒、茶叶和对外贸易。还有小心翼翼地维持的教育垄断。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字垄断（我本想说是媒体垄断）：如果没有朝廷的许可，任何非官方的文字都很难被公众看到。但是，这种摩洛克式政权（Etat moloch）的影响以及官僚主义的强势远不止于此。还有服饰、公私建筑等规章制度。服装的颜色、音乐和节庆都有相应的规定，甚至连生死都有规定。 朝廷仔细地监督臣民日常生活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步。规章制度就是一望无尽的文件和纷繁复杂的手续。
中国人聪慧的发明精神已经为人类带来了许多贡献，如丝绸、茶叶、瓷器、纸张、印刷术等。如果没有朝廷令人窒息的管控，这种发明精神本可以让中国更加富饶，甚至有可能把中国带进现代工业的门槛。但是，帝国的朝廷扼杀了中国的技术发明。这一层意义不仅指出朝廷粉碎了一切与它为敌，或者说企图与它为敌的事物，同样也阐明朝廷的理性必然会制造出一套习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的气氛会质疑一切先前没有的革新和创举。对于自由的研究精神而言，这非常不利。
有人也许还会认为连坐是中国古代帝国的另一个独有特征，也是家族制度的必然后果。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诸多极权制度下，无辜者要如何为他们亲戚真假难辨的罪行负责。而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中国式的大型家庭。的确，这是那些残忍的国家控制鼓吹者违背儒家的意愿，采用连坐这种恫吓和恐怖之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完全实行儒家化之后，朝廷仍然使用这种恐怖武器来对抗内外潜在的敌人。
连坐——古代最可怕的刑法，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这些就是理解中国历史几个广义的重要主题。对于关注现代社会结构的学者来说，它们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的读者也许将会注意到，当谈论不复存在的士大夫儒家国家之经济和社会问题时，我无意中已经涉及了极权主义和官僚制度之社会的诸多问题，尽管它目前尚不存在，或正形成于世界某个地方。
在此，我无意探讨中国的未来，只是提几点意见以做结尾。我相信，无论是新中国政权的朋友或敌人，人们都会一致认为工业化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与贫穷的关键。然而，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的确，像中国这样庞大的落后国家，如此古老的农业社会，缺乏专家、技术人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没有资本，还有一个注定要消亡的、被划为阶级残余的弱小资产阶级，在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无疑是一项超人的任务。而且，这一计划还背负着历时千年之官僚主义的沉重包袱。这种特殊情况还把中国和俄罗斯联结起来，后者的亚细亚和官僚制度特性比所有誓言和盟约都更加牢靠。然而，我们自问，这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呢？谁将赢得这场赛跑？是工业及其新主人，即中国共产党的官员，还是农民与腐败的旧式官僚？官僚主义的顽疾贪污腐化、幕后交易、投机钻营、懈怠渎职等会不会复发？这些疑惑自然存在，即使只涉及中国，也很难马上给出答案。但是，中国的命运从此不可分离地与现代社会的命运连在一起。后者变得越来越一致和趋同，并且受困于走向官僚体制的强烈倾向。只有现代社会发展到极致，才能做出最终的回答。此时，这一切仍然是诸神的秘密。
中国官僚君主专制[2]
即使不考虑上古的封建时期，只考察所谓的帝国时代，中国的独裁体制也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从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然而，这种官僚君主专制的结构及其紧张、含混和矛盾的运行特征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以下将分析这一官僚君主专制的主要发展阶段。
（一） 分封时代末期的政治构想（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国家权力及其学说的构成因素形成于战国末年。当时，一种新型社会正从分封制中国的母体中孕育而出。一方面，伴随着周王家长式权力的日益衰退，各个独立公国之间为了霸权而激烈地争斗；另一方面，诸子百家也在火热地争夺着统治者的注意力，从而击败其他敌对的意识形态。尽管在活动区域、主要观点和政治影响等方面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仍能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诸子及其弟子们都属于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即知识分子。即使他们的学说不同，但是他们深层的目标都是反对分封，一致期待彻底改变现有世界，结束连年战乱，一统天下，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此外，他们还渴望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在公共生活中扮演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
最重要的先秦思想主要有三家，在此简单概括一下三家的特征及其各自对政权理念的贡献。
1.儒家。他们是理性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强调家庭和宗族（祖先崇拜）至上。他们希望重建理想的国家。在理想国家中，为了向古代先贤靠拢，圣王会遵守古代典籍规定的道德准则，而为圣王服务的文人（儒生）是这些古代典籍的捍卫者和阐释者。君王依靠内心的仁德、威望和劝诫来协调自然和社会。如果君王无法实施圣王仁政，上天就会收回天命，导致人世间的混乱（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人民起义）。儒家注重权力为民，尤其强调文化、文治（“文”与代表军事的“武”相对）、礼仪、教育、长幼之序和俭让之德等理念。此外，儒家的权力观还具有一种轻度的神圣色彩。儒家认为，权力过渡最理想的方式是禅让给贤者（如同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这在实际层面很难做到，因此，需要确立长幼有序的制度来确保继承的合法性。在儒家看来，社会得依靠礼治，而不是借助法律。
2. 法家。他们是理性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法家提出效率是确保君王威望所有举措的最高标准，认为人性本恶，继而提出维持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赏罚制度，使用严刑峻法，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还坚信力量胜于劝诫，目标决定方法。在他们眼中，理想的政权是一个中央集权、群臣辅佐、绝对君主专制的强大国家，而且需要建立一套组织良好、等级分明、注重效率且不受个人意志左右的行政体系。法家并不相信道德、宗教和传统的作用。
3. 道家。他们是反封建人士，既反对传统，也反对国家。他们的思想具有神秘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其学说的核心是强调自然和人世诸事上人的无为（尤其是国家的无为），要求顺应“道”的指引。在道家看来，理想的社会是百姓自治的小型社群（农业社群），而理想的君主（如果君主存在的话）则应该不与民争，顺应自然。
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
作者：[法] 奥图·德·萨代尔（Otto du Sartel） 著 刘婷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二）秦帝国之后的国家权力学说
秦始皇帝依靠法家的学说建立了大一统的秦帝国，这在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持续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尽管秦帝国的统治时间很短（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但它仍然是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为后世的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即以中央集权和等级分明的官僚君主专制代替分封制。朝廷架构、郡县制度和司法体系最终都建立起来，汉朝及后世王朝仅仅只是对这些制度做了些小修小补，但是不久之后，这一官僚君主制的设计者就被自己的对手即儒家文人排挤和取代。为了矫正法家严酷体制的暴行，朝廷开始推行儒家化，同时也带来了决策犹豫、政策反复、瞻前顾后等弊病。这常常让统治者忧心忡忡，反复权衡某些问题。
以下是儒家化带来的根本性悖论。新的士大夫阶级由儒家文人组成，他们的利益是反对分封制的。但是这些儒生的意识形态传统又扎根于分封制的上古时代。伴随着儒家在朝堂之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对于君主政体来说，这一悖论仿佛芒刺在背。于是，儒家的礼法代替了法家的刑法，成为官僚式中央集权国家的代理人，并且后世帝国无论是否情愿依然沿用了秦朝大部分的制度和举措（包括法律）。但是，崇尚礼法的大儒普遍传统中一些异质和矛盾的元素，让儒家学说更加柔和，从而让传统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从根本上看，这种形势与儒家创立者们如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所处的时代极为不同。
这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的融合产生了以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
统治者被称为“天子”，以彰显君权神授，并且高高地处于臣民之上。天子被视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像慈父和最高家长[3] 一样统治万民。事实上，天子并没有分封时代君王的神权，而是在官僚制度的维护下待在自己的宫殿里。天子也就成为官僚制度的神圣象征，其权力或多或少地受到限制。天子高高在上，与此同时也服务于自己代表的利益。当天子犯下哪怕很小的错误，稍微偏离道德仪轨时，就会有复杂的监督制度和大臣的劝谏。因此，天子位于国家官僚制度的顶端，集儒家与法家于一身。
在孟子[4] （公元前372—前289年）看来，上天有权从不称职的天子手中收回天命，赋予民众起义反抗的权力。 但是，空谈理论的哲学家很难恰当地阐释这种权力，于是，这种权力事实上掌握在官僚的手中。他们窃取了这种特殊的阐释权，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操纵民怨发生的苗头。
王朝的更替，在中世纪五胡入侵的时代即“六朝时期”（公元222—589年）尤其频繁。历次王朝更替都为儒家传统的某些传奇要素注入了必要的现实性。对于难以理解天命变化的史家而言，“昏君”的刻板形象不仅成为对王朝覆灭的合理解释，而且也成为觊觎天命之人手中的有效宣传工具。对于篡权者而言，同样有用的还有“退位”的概念，它属于儒家关于君权天选的理念。这个概念将通过退位大典来赋予新王朝以合法性，并掩盖往往会掀起血雨腥风的夺位之乱。而且，因为统治天下之大权不可分割，继承皇位的尖锐问题将迫使史学家们为合法性寻找一个和历史事实相适应的解释，以避免帝国的分裂。
清末版画《孔子圣迹图》
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儒家还建立了一些新的观念和制度，成为中国官僚君主专制的典型特征。年轻人对老者、晚辈对长辈所具有的“孝”的概念，在汉朝通过各种途径（教科书、图像和民间故事等）传播开来，成为效忠朝廷之准绳的黏合剂。然而，当皇帝没有直接继承人时，孝的概念就让位于合法的皇位继承问题。
与孝的概念紧密相连的是祖先崇拜，这是儒家思想最古老的元素之一。确切地说，这也是皇权的宗教体现，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不存在教会和教士。每个家族只会祭祀本家族的祖先，这种祭祀活动也只能由家族成员本人来完成。国家权力是世俗性的，皇帝本人也是如此。在外来的名副其实的宗教（中世纪时期的佛教等）传入中国后，这一点毫无变化，而且变得更加明显。官僚制度会阻止信教皇帝表现出的任何宗教倾向，它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僧侣介入国家事务，并把教会的存在视为严重的威胁。
天子的绝对权力受到整个朝廷机制的平衡、调节和约束。这一机制严格地规定了君王的行为。而且天子权力的实施也会受到某个监察机构的限制。这个由御史组成的机构具有半司法、半治安的性质，它的最高长官既是国家的治安长官，也是最高检察官，从一开始就负责监察官吏。但是，御史的另一个主要任务是就近监督和批评皇帝的言行举止。对儒家来说，这种劝谏之权弥足珍贵，而且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行使它。那些个性强硬的皇帝很难忍受御史的劝谏，常常试图避开官僚制度的监督。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皇帝和御史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此时，君主制也就走向一种毫无节制的绝对专制，即相信能够用更加听话的宦官来代替官僚制度，这种无节制的后果往往也非常严重。这一斗争贯穿了整个有明一代，但是双方都表现得相当谨慎，担心彻底决裂后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由于最后的输赢具有不确定性，在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双方又回到旧体制上。把一个大帝国的方方面面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必然离不开士大夫的官僚制度（整体上来看，宦官基本都是文盲）。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体制的平民特点，有必要强调任命官员的方式。在经过和察举制的长期斗争后，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最终成为唐朝（公元618—907年），尤其是宋朝（公元960—1279年）之后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科举制也为朝廷招揽了一批知识精英，他们都是官吏的后备人选，善于处理重大的政治问题，接受相同的普通教育，时刻准备承担行政任务，尤其让人欣赏的是他们被训练得整齐划一。
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
作者：[新加坡]陈靝沅 著 周睿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另一方面，科举制让儒家成为最好的教师，并垄断了对年轻人的教育，尤其是专门培养脑袋里装满古典文化价值的士大夫。这些士大夫都是传统主义者和文人，并且专注于民事，永远追求成为儒家理想之人即君子。而且，他们还把这一理想一成不变地传给后人，以此确保朝廷和官僚制度的长期稳定。即使科举制并不代表彻底的民主，因为它实际上把不识字的农民排除出去了，但是它的确公开地反对分封贵族的特权。我们可以批评科举制的诸多缺陷，而且也的确这么做了：如批判科举制没有选拔专家，没有技术人员，缺乏首创精神，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到处是繁文缛节，等等。然而，我们却无法质疑科举制巨大的惯性和稳定性，以及它长期维持官僚统治的能力。
中国官僚君主专制的延续性、适应性和同化能力都是非常杰出的，因为它成功地抵御了胡人入侵的冲击和王朝更替的变迁。只有在“技”高一筹的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这个制度才开始分裂瓦解，最终在20世纪初分崩离析。
最后，中国的独特性就在于曾经创造了一种独裁政体。在其中，专注民事的士大夫官僚制度在朝堂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士大夫也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君主更多地只是一个象征、担保、掩护和合法权利的持有者，从根本上来说，君主反而是第二位的。因为众所周知，君主专制无法在真空中维系。这就是为什么把这一制度和其他相似的制度做比较会非常有意义，比如说和18世纪的开明君主专制或今天的国家官员体制相比较。
注释：
[1] .本文取自作者1952年5月2日在罗瑶蒙修道院（Abbaye de Royaumont）国际文化中心组织的“中国文明日”主题活动上所做的演讲。—译者注
[2] .本文原本是为让·博丹协会编撰的文集而作，作者去世后一直未发表。在此特别感谢让·博丹协会秘书长约翰·基利森先生（John Gilissen）授权我们出版该文。—译者注
[3] .顺便提醒一点，儒家有关“民”的概念最为灵活也最是模糊。根据情况不同，这个概念既可以指严格意义上的人民（即庶民、农民大众），也可以包括大地主和官僚组成的统治阶级（即“百姓”，一百个家族）。关于帝国之初天子的特权，还可参见Wang Yü-ch’üan, “An Outin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9, 134-187。—译者注
[4] .参见《孟子》。另外还可参看J. Legge, The Works of Mencius,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II, Oxford, 1895, 167 et 354-361; Fu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1952, I, 113, 115-117; W. T. de Bary,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New York, 1960, 109-111。有关“革命”（改变天命）的表达在19世纪成为翻译西方革命（révolution）的对应词汇。—译者注
延伸阅读
译后记：
鉴天朝，知天下——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
2017年，我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民族学与比较社会学研究所访学。偶然得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征集“海外汉学译丛”，便计划将法国社会学界的汉学著作挑选一两本来翻译。起初，一直在葛兰言的《关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和白乐日的《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两本著作之间犹豫，后来得知该社已经拟出版《葛兰言文集》，于是便选定了白乐日的著作。
白乐日（1905—1963），法国汉学家、社会学家
与葛兰言相仿，白乐日也是新一代的法国汉学家。白乐日生于1905年，比葛兰言整整年轻21岁。如果说葛兰言深受法国汉学与涂尔干学派的影响，那么白乐日的学术渊源则在德国汉学与马克斯·韦伯。殊途同归，二者都从传统汉学擅长的文献研究出发，走向了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紧密联系起来。然而，白乐日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跨学科路径将会给西方汉学带来飞跃，也因此更加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等视域和方法上研究中国，尤其是研究社会史中的中国。白乐日之所以能够在法国汉学界获得一席之地，正是得益于他的学科视域转向，如他在《中国的集市》一文中对西方传统汉学的批评，“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几乎毫不感兴趣……他们还是重点关注中国的语言、宗教、哲学和文学”。然而，在白乐日之前，法国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社会。涂尔干曾在自己的社会学著述中多次提及中国。莫斯甚至撰文讨论中国的葬礼、巫术和灵魂崇拜。葛兰言也是涂尔干学派嫡传，其《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开创了法国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新局面。“一战”给法国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战后，法国社会学研究快速恢复。后来白乐日为了躲避德国纳粹，来到巴黎，加入法国汉学学术圈。尽管“二战”对白乐日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法国汉学偏爱的历史学与社会学跨学科范式仍然为“二战”后白乐日的研究提供了沃土。
尽管白乐日在西方汉学界的影响深远，也深受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等人的推崇，但是国内学界对他的专门研究仍然凤毛麟角。这位曾获“儒莲奖”的法国汉学家在中国尤其是大陆学界的冷遇可能与其自身研究过于分散且专著偏少有关，亦与其著述在中国鲜有翻译不无关系。然而，白乐日不乏真知灼见。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他鉴古知今，从中国过去之史准确地研判到中国发展之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便预见“在美苏的世纪之后将会是属于中国的21世纪”。作为杰出的研究者，他破旧立新，不仅接受新材料，而且能把新旧材料联系在一起，提倡“只有充分地比较正史、个人著述和较少利用的碑文等不同文献，才能弥补材料缺乏的问题”。在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传统中，他能秉持学者的中正立场，大胆地指出“中国必须接受毫不犹豫地实现工业化，既不用依靠西方，也用不着理睬西方”。在怀疑中国论至上的年代里，他能抛弃傲慢的帝国主义之相，真诚地理解“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把广大的农村人口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当然，面对新中国，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时间会给出答案，未来将告诉我们中国农民是否已经告别了苦难的岁月”。在近期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人用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回答了“白乐日之问”。
有史以来，人类对待他者的心态大抵有三类：猎奇寻趣的心态，以他正己的心态，人类共同体的心态。以第一种心态来看中国，从中世纪至今都不乏其人，尤其以文学性的游记为代表。这些文字即便不是道听途说，也免不了添枝加叶，其直接目的就是描述差异，甚至夸大差异，以吸引读者的兴趣。第二种心态是把中国当作参照，甚至视为方法，以此激发对本国方方面面的思考，尤其以启蒙运动前后的来华传教士和思想家为代表。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进步，以白乐日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开始运用一种人类共同体的心态来观中国。就白乐日而言，他之所以研究中国，不是为法国乃至西方的民众增添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是为法国的自我完善提供一种借鉴，而是以中国社会为个案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形态和动因。相对于前两者，人类共同体的心态能更好地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正如白乐日所言，“中国的命运从此不可分离地与现代社会的命运连在一起。后者变得越来越一致和趋同，并且受困于走向官僚体制的强烈倾向”。而白乐日之所以选择中国为个案，也正是因为成立之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虽然不发达，但是在组织架构上非常发达”。
与许多西方学者不同，白乐日既承认古代中国官僚制度的独特性，也指出官僚制度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之一，甚至包含西方诸国在内的现代人类社会都变得越来越有组织，官僚制度正是这种组织性的具体形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高目标，这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倡议，更是今天中国学者，乃至全世界学者都应遵循的研究心态。也正因如此，白乐日把自己的研究主题聚焦于“制度”。除了“历经两千年依然活跃于现代世界”的官僚制度外，白乐日还关注中国的土地制度、商业制度、司法制度等。他甚至率先从清代幕学出发，考察官僚制度下的微观行政实践。这无疑体现了汉学家白乐日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该社先后有编辑们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疑惑。尤其是责任编辑蒋桂霞老师更是为本书最后定稿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选题之时，笔者也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海外汉学研究会张西平会长及诸多前辈学友的支持，特此致谢！另外，我要特别感谢恩师徐新建教授为我打开了人类学的窗户，感谢法国导师Albert Piette教授与我探讨法国人类学、社会学诸问题。工作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无私的帮助，研究生张精桐同学协助我完成了出版前的收尾工作，诸多学友给我提出了不少宝贵的建议，在此一并衷心致谢！最后，我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2018年，我有幸获批国家社科项目“近代法语期刊与‘中国西南表述’研究”，得以继续从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的跨学科视域来研究法国汉学，顺利推进本书的翻译，因此本译作也是得益于该项目的成果之一。
佘振华
2021年3月于川师成龙校区龙湖畔
作者：白乐日（1905—1963），法国汉学家、社会学家。早年在德国学习汉学，1925至1926年前往法国，并得到了法国汉学家马伯乐的指导。“二战”后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从事汉学研究，随后又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教授中国历史，1954年获得法国汉学儒莲奖。白乐日的汉学研究极有特点，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思想的影响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
（本文节选自海外汉学译丛《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2021年12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海外汉学译丛”
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
作者：[法] 白乐日 著 佘振华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本书系法国汉学家白乐日先生去世之后，1968年由戴密微等汉学家将其重要研究成果结集出版的专题性论著。按照作者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本书分为社会与官僚制度、汉朝末年的危机、经济史和现代时间四个部分。这位眼界高远的历史学家以鲜活的学术研究风格、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赋，论述了古代中国这一大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至少在西方汉学领域，第一次有人认真地研究了中国历史的经济结构。白乐日先生的汉学研究在法国汉学界首次引入了社会科学的视野与方法。该著作是法国汉学从人文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器成天下：中国瓷器考
作者：[法] 奥图·德·萨代尔（Otto du Sartel） 著 刘婷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瓷器的海外传播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一页。16世纪以来，中国瓷器通过海上新航线远销欧洲，它们不仅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更是中国灿烂文明的载体。西方人是通过陶瓷开始认识中国、向往中国，进而与中国展开交流的，英文中“瓷器”和“中国”享有同一命名便是明证。瓷器这一文化符号，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瓷器在给欧洲以影响的同时，也从欧洲艺术中汲取了营养，受到了西方画法的润泽。
《中国瓷器考》的作者奥图·德·萨代尔是巴黎著名的收藏家，于1881年出版此书，书中对中国瓷器文化做了细致的考察，解释了诸多专业术语的意义，并详细阐述了瓷器的制作过程，瓷器的种类，瓷器上图画的特定主题。最重要的是，作者还介绍了中国瓷器在欧洲的传播与演化过程。此外，书中收录的欧洲著名收藏家的藏品图片，是19世纪西方出版的第一册中国陶瓷收藏图录。
逍遥与散诞：十六世纪北方贬官士大夫及其曲家场域
作者：[新加坡]陈靝沅 著 周睿 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12
本书聚焦16世纪王九思、康海和李开先三位文官在远离官僚与政治舞台之后的退隐生涯，探求他们在悖理于当时文人士大夫正式写作文风的文艺创作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创作“曲”这一边缘文类（包括剧曲和散曲）以寻求安慰和满足的具体情况。尽管是从这三位主要曲家入手讨论，然而他们并不以茕茕孑立、迁客骚人的姿态来独力构建自己的曲创作世界，在文学史上鲜有提及的其他许多文人也参与了他们的曲作唱和活动，因此，探索这三位曲家领袖各自的曲创作的“圈子”也正是本书揭示围绕这些文人所浮现出的曲创作的陕西和山东两大地域中心的过程，进而展现十六世纪中国北方的地方创作群的全景。本书借助“文学场域”的理论，将“曲家圈子”作为散曲和剧曲研究的基本主体，可以很好地让我们了解曲在文人之间是如何创作、传播以及使用的，而这在研究单个作家时是难能一见的。
# 火焰上的辩词
吉狄马加 著
本书是中国杰出诗人吉狄马加的主要诗歌作品合集，也收录了作者在全球文化领域发表的致敬感言和文化宣言。作为作者的代表性文本，本书为其国际译介外推范本。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辑是诗歌，精选了作者近200首各个时期的优秀诗歌作品，充分展现了其诗歌创作的全貌，诗人多以故乡彝族的人、物、风俗等为主题，意蕴深刻，奔放自由，独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第二辑是诗人在国际诗歌活动中的文学演讲与随笔精华，展现了中国当代具有强烈辨识度的诗人——吉狄马加所具有的诗歌高度、国际视野、精神意识和文化底蕴。
# 定名与相知：博物馆参观记•二编
扬之水 著
“定名与相知”，是作者在名物研究中不断重复的词，“定名”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与上一编相同，二编里的十篇文章亦为各地博物馆观展所得，或家居用器，或文房用具，或金银首饰……七十余家博物馆，四百余幅器物照片，从定名到相知，一步步引领读者走进各馆文物的“繁华”世界，让物的美、时间的印迹、历史的片段、生活的诗意，翩然交织于纸上。
# 文脉传承：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文献集
中央文史研究馆 编著
本书以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项目为依托，汇集王蒙、刘梦溪、仲呈祥、郑欣淼、吴江、陈来、尼玛泽仁、龙瑞等中华文化艺术名家讲课及与学员互动实录。从诗词修习到书画研习再到戏曲品鉴，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文献集，主题鲜明，内容生动，不仅为传承中华文脉，推动传统艺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更使广大读者对中华传统艺术精髓要义与美学精神有一个整体感受和体会，可以培养读者的兴趣与爱好，提升读者的审美修养与艺术品鉴能力。
# 大地上的事情（增订版）
苇岸 著；冯秋子 编
苇岸最新、最全、最严谨增订版本，由苇岸生前挚友、著名作家冯秋子受苇岸家人委托，历经数年整理、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倾力呈献。新增苇岸遗著：散文、随笔20篇、诗歌22首、书信1封、译文2篇，共计45篇（首）；此外，延用的苇岸《后记》，附录的《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和《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对于记录苇岸生平和研究苇岸及其创作，提供了更为全面、准确和翔实的史料信息。
# 泥土就在我身旁：苇岸日记（上中下）
苇岸 著；冯秋子 编
苇岸日记从1986年1月1日记至1999年4月6日入院接受治疗止。1年为1辑，三册日记共14辑，总量近80万字，加上附录《苇岸书信选》《苇岸生平及创作年表》《苇岸作品的后续传播》等，全书总量90万字。他的日记多有对于大地道德信念、切身体验的自然与人文进程的叙述，及与作者交往的不同年代作家，他们的阅历、观念、创作状况和个人意趣，所处时代影响下的文艺现象，亲历半个中国的旅行见闻，阅读过的诸多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著作。
# 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
骆一禾著；陈东东 编
骆一禾，一位被低估的诗人、编辑和批评家。《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是由骆一禾的代表诗作、诗歌评论、书信等汇编集成。精选收录骆一禾代表性短诗59首、中型诗14首、“祭祀”系列诗9首、长诗《世界的血》，诗论及创作论6篇，诗歌评论5篇，书信7篇。从诗歌到文论，从评论到书信，全面立体呈现诗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所处时代的文艺风潮。
# 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
陈东东 编著
骆一禾是中国当代杰出诗人，著有短诗《修远》《为美而想》、长诗《世界的血》《大海》等。他不仅对中国诗歌的前景和诗人的任务提出了“修远”的命题，显示了诗人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深邃而沉潜的人格品质，而且其诗作具有沉静的生命体验与谦和的人性抒写之美。《星核的儿子——骆一禾纪念诗文集》是由7篇诗歌、37篇文章、1篇录音整理稿组成的一部纪念骆一禾诗文集。其中既有对骆一禾生平的追忆，又有对其诗歌创作的探究，此外，行文之间还回顾、反思和总结了当代诗歌艺术的创作和发展。
# 戏出年画（上下）
王树村 著
本书为美术史论家、民间美术收藏家王树村所著，收录了江苏、安徽、福建、四川、山西、河南、陕西、天津、河北等十省市最为精美的戏出年画，全面展现了各地的绘画风格、曲目及表演特色。在体例上，本书以“说戏”“说图”“细部欣赏”三种文字层次，深入戏出年画的精髓，表现出中国民间文化博大的内涵。
# 曹雪芹的遗产：
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
计文君 著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更是一份珍贵的曹雪芹的遗产。
著名实力派女作家、文艺学博士、红学专家计文君，10年潜心研究之作。被著名作家李敬泽称为“小说家里最懂《红楼梦》的”，被著名作家李洱誉为“红学”研究最高成就。
# 曹雪芹的疆域：
《红楼梦》阅读接受史
计文君 著
《曹雪芹的疆域：<红楼梦>阅读接受史》作者计文君以《红楼梦》为研究主体，从文化物种获取生存度的角度，勾勒了《红楼梦》从诞生到今天的传奇“经历”。本书为《红楼梦》研究普及读物，既有学术研究著作的逻辑性阐述，亦有生动有趣的表达，对中学生接受《红楼梦》原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仁慈江湖
樊国宾 著
《南方周末》专栏作家樊国宾用汪洋恣肆的文字、博大广袤的渊博学识、精深通达的哲学思想，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神与灵魂的对话。
李敬泽、张宗子、朱又可、多马等联袂推荐。
# 夜晚灼烫：凝定的时间肖像
黑陶 著
作家张炜、散文家冯秋子联袂推荐，“新散文”代表作家、“诗人散文家”黑陶以独特而富有诗意的写作和具有高度辨识度的语言风格，拓展散文写作疆域，表达来自时光深处的记忆和“父性”江南的面孔。
# 彭程作品系列
彭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彭程作品系列”共包含三部，分别为《大地的泉眼》《心的方向》《阅读的季节》，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新散文代表作家彭程最新自选集。彭程的文字从容、宁静而诚挚，散文书写中的一股清流，写作风格凸显质朴的美学和深刻的内涵。
# 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
黄梵 著
作家、诗人黄梵潜心力作，揭秘创意写作，教你如何轻松学会写诗。王鼎钧、欧阳江河、灰娃联袂推荐！作家、诗人黄梵以文理兼顾的思维、四堂课的形式，总结其授课和创作经验，探究出适合汉语语境、自成体系的诗歌创意写作理论。
# 张爱玲传（修订版）
张均 著
张爱玲，一个人的传奇人生折射出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文学评论家於可训、文史学者陈子善、《百家讲坛》主讲人彭玉平诚意推荐！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均在大量张爱玲文本资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轴，将张爱玲的个人生活与文学生涯对称而陈，全景式探究其冷观人世喧闹、深谙生命哀伤、谨遵内心真实的完美主义追求。
# 独坐羊狮慕
安然 著
《独坐羊狮慕》是一部自然文学书稿。“羊狮慕大峡谷”位于江西省吉安市武功山境内，以拥有独特美丽的自然生态，素有“植物王国”和“天然动物园”美誉。作者自2014年底至2020年春，用长达6年的时间，远离尘世喧嚣，独处羊狮慕腹地，观察记录大峡谷四季风光变化，以独家第一手资料，描述一个人和一个大峡谷的故事，书写瞬息万变的山间风景和内心变化，呈现了一个写意与工笔的自然王国和精神王国。
# 肖沃奇怪故事集
利奥波德·肖沃 著
《肖沃奇怪故事集》是爸爸肖沃讲给儿子鲁诺的故事。肖沃讲述的故事构筑了一个怪物、奇异生物与动物的国度，既表达了亲情、爱情、道德以及各种关系的建造，又在表达荒诞的同时表现了人类灵魂的瘀伤。他的作品寓言一样简短，诗意而平静，不露声色的批判，这是肖沃的典型风格。这些看似荒怪的故事，往往能比现实世界更能直达真实，引人深思。
#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王家新 译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由著名诗人、翻译家王家新教授精心编选和翻译，由约360首诗和部分策兰的获奖致辞、散文和重要书信集结而成。本书既充分展现了策兰一生创作的精华，又是王家新多年来翻译和研究策兰的心血结晶，对于策兰译介和中国当代诗歌的创作和翻译都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所附录的策兰获奖致辞、散文和书信，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痛苦而又卓异的诗歌心灵。
#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上、下）
[苏联]弗·克·阿尔谢尼耶夫 著
西蒙 译
影响著名作家张炜数十年创作、感人至深的自然主义“隐秘经典”，俄罗斯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阿尔谢尼耶夫通过实地考察，精心呈现100多年前乌苏里地区的特有风貌，处处可见作者对大自然的敬畏、热爱，人类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 问题之书（上下）
[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叶安宁 校译
法国诗人、作家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首次中译本，一部“不属于任何类型，但却包罗万象”的跨文本作品。透过声光闪烁、意象与联想交织的诗化外壳，雅贝斯注入的是“寻根”式的思考和将自己献祭于被遮蔽的“无限”场域里进行“精神”再创造的“书写”求索的内核。纯粹译丛“埃蒙德·雅贝斯作品系列”代表作。
# 相似之书
[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叶安宁 校译
作品被列入西方正典，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蒙·雅贝斯著作“埃德蒙·雅贝斯文集”之一《相似之书》中文版首次面世。共分为三卷，分别是“相似之书”“暗示·荒漠”和“不可磨灭·不能察觉”。书中充满了雅贝斯式的哲学思索，从语言到文学，从宗教到传统，焦虑与困扰在作者灵魂的拷问中不断明晰、坚定。纯粹译丛之“埃蒙德·雅贝斯作品系列”重要作品之一。
# 界限之书
埃德蒙·雅贝斯 著
刘楠祺 译
《界限之书》为埃德蒙·雅贝斯代表作之一，共分为四卷，分别为“未被怀疑之颠覆的小书”“对话之书”“旅程”“分享之书”。作为一部介于诗歌、散文、格言警句与哲学随笔之间的跨文体实验作品，本书是雅贝斯的沉思之作，也可看作他的自言自语。在形式上，文本属于断简残编型，思维跳脱、风格特异；在内容上，着眼于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思索和探询，具有思想深度和哲学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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