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辛亥革命与湖州④：辛亥革命烈士姚勇忱传略

湖州发布 2023-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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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王然、汇哲

全文9418字，阅读约38分钟

《湖州味道》特邀作者：徐世尧

姚勇忱，名志强，别字永贞、永成，号弋仲。浙江湖州吴兴县织里乡（现吴兴区织里镇）人。早年加入光复会，与秋瑾、王金发共谋起义，推翻满清。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浙沪起义为陈英士得力助手。1913年袁世凯复辟，姚勇忱率先发出反袁通电，积极参加“二次革命”。1915年与王金发同时被捕，就义于杭州。1917年，民国政府追赐姚勇忱为辛亥革命烈士，蔡元培先生亲笔题写墓碑，柳亚子先生挥泪赋诗痛悼：“耳余刎颈恨难平，回首钱塘尺涕盈。绝代佳人姚弋仲，可怜生死殉田横！”

古城湖州府延伸东北三十里，有一个小集镇名叫织里，是周边十里八乡的商贸中心。沿街面从西到东一条长约二华里的小市河，被称为织溪。溪水清澈明净，古桥横架，舟楫往来穿梭。织溪北岸，廊棚水阁，两面店铺栉比，商贸繁荣。清光绪六年（1880），姚勇忱出生在这个当时被府志记为织里村的乡村集镇上。

清末民国初期，织里街有顾、郑、姚等著姓大族。勇忱祖父姚寿康在清末曾是苏州府候补道台，织里街上开有绸缎庄、酱酒店，老宅三开间四进深，三楼三底房屋，还在江苏同里镇花溪桥畔经营榨油坊，家境殷富。姚寿康于光绪三十年（1904）故世，生有四子四女。勇忱父亲姚慎言排行老七，为乌程县秀才，母亲严氏，出身邻乡骥村大户人家。慎言夫妇生有二子二女，勇忱居长，定忱为幼。

勇忱自幼身体虚弱，患有肺病，常常咳喘不止，因而又成了“口吃”。八岁上乡村私塾，私塾设在对岸秦家，出门走过一条横跨织溪的小木桥便可到达。受祖辈的影响，勇忱读书很用功，经史子集涉猎较广，从小打下了深厚的国文功底。时常倾听父辈朋友谈论时事，耳濡目睹了清廷的黑暗统治。

天有不测风云。1898年，胞弟定忱出生不久，父母先后亡故。此时祖父姚寿康已年迈体病，抚养弟弟的重任，一下落到了少年姚勇忱肩上。凭着父母留下的家底，勇忱一边读书，一边带着幼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1902年，勇忱娶妻林氏，夫妻十分恩爱。次年生下一个男孩，取名长龄。

1904年，姚勇忱惜别娇妻小弟和幼子，到杭州蚕学馆学习理化。蚕学馆是一所中等蚕桑专业学校，以“改进技术，推广蚕桑”为宗旨，1898年由杭州知府林启创办。1904年10月，美国传教士韩明德在故里湖州海岛霸地130亩建造教堂，并在海岛四周挂上“此美国教会地界，闲人不准入内”的木牌，引起了湖州人民的强烈愤慨，湖州中学堂学生与各界人士纷纷抗议，官府却帮着洋人而压迫民众。消息传到杭城，姚勇忱看透了清政府的黑暗、腐败、凶残与无能，常常在学校里长吁短叹，愤愤不平。此时，他不满足于一般科学知识的学习，而是利用较多的时间关注时事。当时的中国在西方国家列强压迫之下，政府腐朽，国力虚弱，经济落后，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社会矛盾尖锐。受反清革命思潮的影响，青年姚勇忱用大量时间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满书刊，得知有80万无辜百姓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读到激动之处，“常常痛哭流涕，闻者无不为之感动”。姚勇忱由此萌生了救国救民于水火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感。他经常与同学们探讨拯救中国的出路，常常去西湖白云庵、城隍山四景园等处听革命党人演讲，阅读进步书刊，参加革命党人开展的活动，结识了褚辅成、顾乃斌、吕公望、韩肇其等人，与他们“暗相接纳，阴通消息”，并参加了光复会组织，开始了革命生涯。

1905年，姚勇忱离开了杭州蚕学馆，去日本弘文书院进修，在那里结识了同盟会诸公。同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培养革命人才。学堂以开展军事体育教学为名，购买了大批枪支弹药，秘密设拟编制，开展军事训练，图谋起义。姚勇忱以光复会成员身份，回国参与了筹办大通师范学堂事宜。12月15日，姚勇忱在上海参加“哄闹公堂案”，在法租界潮州会馆数千人的集会上，他发表了抗议演讲。

1906年春，湖州南浔绅士张弁群为提倡妇女教育，开创文明之风，在南浔镇创办了“浔溪女校”，聘才女徐自华为女校校长。这时，鉴湖女侠秋瑾从日本回国，经蔡元培、褚辅成介绍，秋瑾到浔溪女校任教，担任日语、理科、卫生等课程的教学。两位女性，才华横溢，同校共事，志趣相投，吟诗填词，成为至交。秋瑾毕竟是革命家，徐自华受其影响，秘密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秋瑾在徐自华的支持下，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妇女缠足，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等民主革命思想，于是引起轩然大波，当地的封建卫道士，编造种种理由驱逐秋瑾。秋瑾被迫辞职，徐自华也愤然辞去了浔溪女校校长的职务。

1912年12月，孙中山前来浙江视察，途经嘉兴，在南湖烟雨楼前的狮子峰与各界代表合影。（前排席地而座，左五右四者为姚勇忱）

秋瑾离开南浔后，当年秋天来到上海虹口祥庆里建立革命机关，办《中国女报》，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妇女解放，民主革命。这时，刚在杭州蚕学馆毕业的姚勇忱经革命派同仁介绍，在祥庆里与秋瑾相识，担任了《中国女报》编辑，积极参与“联络各省同志”的革命活动。因姚勇忱熟谙化学知识，会制造炸弹，深得秋瑾等人器重。据徐双韵《记秋瑾》文：“秋瑾离开浔溪女校后，转到上海，与同志陈伯平、张剑崖、姚勇忱去了虹口祥庆里，以‘锐进学社’为名，联络敖嘉熊、吕熊祥等运动长江一带会党，又与蒋乐山、沈鹿山、张恭、周华昌等运动浙江会党，以利起义”。同时，姚勇忱又与陈伯平等人在虹口厚德里，创办了“蠡城学社”，宣传民主思想，开展革命活动。

虹口祥庆里是一幢旧式石库门房子，二进深，内有一口小天井。姚勇忱白天与革命党人外出开展活动，晚上潜心研制炸弹，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一次，试验不慎引起爆炸，一声巨响，震破了静谧的寒夜，姚勇忱自己未受伤，秋瑾手上受了点轻伤，陈伯平伤了眼睛。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街坊邻居，第二天人们议论纷纷，很快引起了清政府上海鹰犬们的警觉，不时派人调查。为安全计，秋瑾决定迅速转移。

1906年9月6日，在吴淞口外的一艘轮船上，姚勇忱与秋瑾、陈其美、宁调元、陈伯平等几位同志一起造谒孙中山先生，共商革命大计。此后数月，秋瑾、姚勇忱、陈其美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与褚辅成等人“应惟策应，往来频繁，并以嘉兴南湖中一小渚为据点，剪烛中宵，深筹密策，首义始事”。

面对严酷的现实，秋瑾认为，要推翻满清政府，必须要有一支属于革命党自己的武装，她决定回绍兴，秘密建立武装力量。

1907年初，光复会成员徐锡麟为谋“皖浙同时发动”举义，拟赴安庆巡警学堂任职，由秋瑾接管大通师范学堂。秋瑾邀请姚勇忱至大通学堂任国文教员，勇忱欣然答应，很快来到绍兴，成为秋瑾的得力助手。当时王金发在大通学堂担任体育教师，两人认识后志趣相投，成为知己。姚勇忱在大通学堂“思想前进，积极反清”，还代替秋瑾主持全校进步学生的组织发展工作，先后发展了朱赞卿、张佐、俞奋等学员加入了同盟会。姚勇忱与同盟会新会员进行谈话，他在介绍孙中山时说：“广东人孙文是救中国的一个伟人，他的主张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徽的革命活动被清政府觉察，原与秋瑾约定皖浙两省同时举义的计划被迫提前。7月6日，徐锡麟趁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之际，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随即被清兵包围，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徐锡麟入狱后面对清廷审讯官，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惨遭剖腹挖心凌迟处死的酷刑，英勇就义。孙中山亲自写挽联：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孙中山在杭州与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浙江分会同仁合影（孙中山右边第一人为姚勇忱）

7月上旬，秋瑾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准备举事。清政府因秋瑾与徐锡麟有联系，7月15日发兵包围了绍兴大通学堂。秋瑾率领全校师生，进行激烈的武装抵抗，失败被捕。此时，王金发与姚勇忱恰在校外办事，姚勇忱被秋瑾派往钱庄提取200元公款。大通学堂有位工人迅速赶到钱庄，劝他立即逃离绍兴，此时学堂方向人声鼎沸，枪声大作。姚勇忱稍稍思索了一下，觉得现在回大通学堂也无力回天，就跑到河边，渔船上的一位老大伯帮助他脱离险地，回到了故乡湖州暂避。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秋瑾被捕后，虽然遭到严刑逼供，但无片言供词，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这时徐自华寓居杭州，闻讯后悲伤欲绝，当即撰写了《祭秋女士文》，抒发悼念之情。1908年2月，徐自华冒死与秋瑾胞兄秋誉章秘密把秋瑾的灵柩运到杭州，并与秋瑾好友桐城女书法家吴芝瑛、姚勇忱等商量，按照秋瑾遗愿，在西湖西泠桥畔购置墓地(即今风雨亭北侧），建造了秋墓，一代女侠，给后人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千古绝唱。秋瑾牺牲后，姚勇忱与褚辅成、杨廉等数十人在西湖风林寺秘密追悼，并组织“秋社”，隐集志士，以图再起。

丁未事件之后，王金发、姚勇忱被列为要犯，遭清政府通缉。1908年春，姚勇忱重返上海，根据尹锐志回忆：“嗣余与维俊抵沪，同志王金发、姚勇忱等数十人，亦从各方先后来集。”此时，陈英士为了推进国内革命斗争，已从日本返回上海。姚勇忱即跟随陈英士参加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帮助创办《民声丛报》，呼吁民众反清。陈英士为开创河南的革命风气，筹款在洛阳创办理化讲习所，暗中宣传革命。受陈英士之委托，姚勇忱、俞寰澄等人欣然前往洛阳。在洛阳理化讲习所，姚勇忱亲自担任理化教员，利用各种方式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一年后返回上海，生了一场大病，病况严重，几乎丧生。病愈后，姚勇忱帮助竺绍康编辑《中国公报》，宣传革命思想，反对满清政府。在积极辅助《民立报》的同时，姚勇忱还加入了进步文人创办的团体“南社”，以“劫灰”（秋瑾有“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诗句）的笔名发表作品，和陈去病、柳亚子等文人结成反清文学阵营。

姚勇忱怀着科技救国的初心和抱负就读杭州蚕学馆，在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编写蚕桑著作。1908年，上海新学会社刊印了姚志强（姚勇忱）《实验养蚕法》《蚕病预防法》两本专著（附图片），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反清志士前仆后继。1908年8月，在安庆的同盟会员、新军炮兵管带熊成基继徐锡麟之后，又发动了推翻满清的起义。陈英士、王金发、姚勇忱等前往参加，因为长江轮船航期延误，他们到达安庆时，熊成基起义已失败，只得无功而返。1909年，姚勇忱回到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等报刊，被称为民初著名报人之一。同年夏，陈英士为推进浙江的斗争，在上海天宝客栈召开了浙江十一个府属党代表会议，姚勇忱作为湖州府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1910年，姚勇忱、胡士俊、盛钟彦等人在陈英士的同盟会驻沪机关部——马霍路德福里一号跟俄国人学制“刹拉景”无烟炸弹，为发动起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1911年3月，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同盟会成员黄兴、赵声在广东发动起义，史称黄花岗之役（亦称“辛亥革命广州起义”）。应黄兴、赵声的邀请，陈士英率领姚勇忱、徐珍、盛清等三十余人赴粤助战。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人曾于1910年槟榔山议定广州起义的计划，会后由黄兴、赵声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并向海外华侨募集经费。各地同盟会纷纷派员赶来参加广州起义，黄兴等人选拔八百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在广州陆续设立秘密机关三十余处，计划占领广州后，即分兵大举北伐。因事前走漏消息，清两广总督张鸣歧加强了防范，不得不改变起义计划。1911年4月27日，在兵力尚未集中而不得不发的情况下，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港总督衙门，分路与大队清军展开激烈巷战。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终因伤亡过重，被迫退却，七十二位烈士悲壮殉国。后来广州人民将烈士遗体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广州起义总指挥赵声未获提前起义的消息，于4月28日晨率众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姚勇忱等人从粤返沪。

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在杭州出席国民党浙江支部组织的欢迎会，发表演讲，高度赞扬浙江革命党人的功绩，并阐述了民生主义四大纲领。图为会后的合影。（中坐四人，左一为姚勇忱，左二为陈其美，左三为孙中山）

孙中山在杭州与欢迎会筹备职员合影（孙中山左边第二人，为姚勇忱）

黄花岗战役之后，全国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的革命者纷纷要求抓紧发动起义。这时，同盟会总部仍设在东京，远离国内斗争，指挥非常不便，于是有了建立中部同盟会之举。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发动的多次起义在华南边远地区进行，都失败了。1910年孙中山先生在北美，黄兴在南洋，东京本部无人主持。谭人凤、宋教仁、赵声等在日本商议，认为起义应该在长江流域地带发动，准备组建中部同盟会，1911年这个设想付诸行动。7月31日，在上海闸北路湖州会馆举行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湖州人有陈英士、杨谱笙、姚勇忱三人。会议选出总务干事五人：庶务陈英士、财务潘祖彝，文事宋教仁、交通谭人凤、会计杨谱笙。姚勇忱不仅是中部同盟会的发起者，而且还是实际工作的重要领导者之一，8月25日，由九人参加的干事会就有姚勇忱在内。这次会议不仅讨论筹款、办报、承认江宁分会等事宜，还决议“同人各出赴所事，走驻守、权司经济、文书、采输枪械种种之职务”。姚勇忱分工联系浙江的新军和负责制造炸弹，在中部同盟会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也奠定了他在革命派中的重要地位。中部总会成立后，宋教仁、谭人凤、范鸿仙等人分赴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活动，陈英士负责上海，姚勇忱负责浙江联系。武昌起义前后，中部同盟会为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短短两个月中，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在这期间，陈英士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决计采取“苏、杭先动，沪上应之”的行动计划。受陈英士委派，姚勇忱风尘仆仆，两次赴杭州联络。第一次是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当时杭州的军界和非军界的革命派都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但“又惧设备未周，未敢昧然发难”。姚勇忱来到杭州后，对行动计划作了细致安排，并对与上海方面的行动进行了初步的协调。第二次到杭州是十月下旬，由褚辅成、黄凤之约集了吕公望、傅其永、童保暄、徐乐尧、王萼等在西湖白云庵、刘公祠等处开会，第二天又聚在吴山挹芳园继续商量。会议拟定了大体计划，并议决杭州发动必须要有浙东的同志参加，“宁台两属由姚勇忱返沪后通知”。11月2日，在上海《神州日报》社召开关于杭州光复的军事会议，姚勇忱作为沪军方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确定了支援杭州光复武器弹药的数量、种类，还对何人押运、起程时间等也作了周密安排。11月4日，杭州发动起义，次日光复，可见姚勇忱对杭州光复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华民国元年双十节，孙中山偕姚勇忱、王文典、武问梅等巡行江浙，存问民众，浙江各法团在都督署，开欢迎大会。（孙中山左边第一人为姚勇忱）

姚勇忱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协助陈英士组织领导了上海起义。据周南陔在《上海光复时的巡防营和吴淞炮台》一文中记载：“有一天中午，忽然接到组织上的电话，要我立刻就去总部，有要事相商。我匆匆赶到马霍路（今黄陂路），有英士、姚勇忱和其他两人在座。陈英士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姜统领已与光复会秘密接头，准备首先反正......姚勇忱从中插话说，运动新军是从下而上，巡防营是老军队，服从性很大，因此要从上而下。第二天晚上，我将接洽经过回报进益里，陈英士不在那里，姚勇忱对我说，上海要首先发动，不能等候南京，城防营固然重要，可是海军的情形很不好，要用吴淞炮台的力量来对付海军。”这些资料足以证明，姚勇忱不仅参与而且还领导了上海起义。第一，姚勇忱坐镇进益里机关部，是作为陈英士的副手，直接指挥领导上海起义的重要人物；第二，在运动清军巡防营反正上有重大贡献，其策略方针也大体正确。而清军巡防营反正是上海起义的重要条件。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爆发，因消息走漏，起义于上午九时提前进行。义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陈英士率领，顺利光复了位于南市的上海县城。一路由李燮和率军顺利光复了位于北部的闸北与吴淞。两路起义胜利会师后，于下午四时在九亩地召开了数千人的誓师大会，以攻打决定上海起义成败的硬骨头——清廷全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誓师会上，陈英士登上主席台，朗读了上海军政府的《独立宣言》，宣告上海独立。会后，陈英士亲自率领二百余名敢死队员，向江南制造局挺进。因清军奋力阻击，战事呈胶着状态。为避免汉族同胞互相残杀，陈英士挺身而出，单枪匹马进入制造局与总办张士珩谈判，岂料张士珩顽固至极，非但拒绝和平反正，还把陈英士用铁索捆绑囚禁。主帅被囚，全军激愤，起义军团团包围了江南制造局。上海京剧艺人潘月樵施展飞墙走壁的绝技，翻上高墙，放火焚烧墙内木料，一时间制造局火光冲天，起义军从北、西、南三面攻入，张士珩登上小艇仓皇逃往租界。陈英士获救，中国东南重镇上海全部光复。王金发、姚勇忱、戴季陶等人力排异议，推陈英士为沪军都督。11月6日下午，在上海小东门海防厅召开的沪军都督推选大会上，陈英士被公推为上海有史以来首任民选的沪军都督。

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后，立即推翻《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解散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的第一届内阁，专横独断，一心圆他的皇帝梦。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后，革命形势发生了骤然变化，但姚勇忱仍然坚持实行政党政治的理想。1912年5月，为了加强同盟会的势力，姚勇忱与戴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驻沪机关部（兼理同盟会上海支部），姚勇忱出任机关部部长。6月，当唐绍仪内阁下台，袁世凯试图通过“混合内阁”或“超然内阁”实施专制统治时，姚勇忱仍然坚持实行政党政治主张，他在给国务院、参议院的电报中说：“今同人公决，主张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无论何党，惟须得国民多数之信用”。1912年8月，姚勇忱随孙中山、黄兴的“北京之行”后，同盟会内部的妥协气氛进一步上升。“北京之行”大约在1912年冬季或1913年初，姚勇忱仅是陪同，附和而已。

1912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杭州西泠桥凭吊秋瑾烈士墓后，与众人合影。（孙中山身后第二排右后方，为姚勇忱）

1913年宋教仁惨案发生，举国震惊。袁世凯密谋暗杀辛亥革命元勋宋教仁的罪行大白于天下。这时，姚勇忱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已无法容忍了。他以国会议员的身份，首先发电讨伐袁世凯，“文辞激烈，大义凛然”。“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悲观失望，意气消沉。姚勇忱亦逃亡到日本。1914年5月，孙中山先生启动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的工作。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筑地精养轩正式成立。姚勇忱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不久返回上海从事反袁活动。姚勇忱的举动已引起袁世凯的愤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后来发现的保存于北京陆军部处决王金发时的“批令”中，就有“迭次饬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信计议乱事”的文字。

1915年5月，中日“二十一条”事起。袁世凯阴谋称帝，亟想得到日本侵略者的支持。5月25日，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公使在北京签署《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大规模的反日爱国活动。此时，王金发欲往杭州，以购地建房，“奉母终养”为名，暗中招集旧部，继续开展反袁斗争。姚勇忱以赴杭治疗肺病为由与他同行。他们原先的好友、同志、光复会会员朱瑞，此时已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成为袁世凯在浙江的鹰犬。朱瑞派人到上海诱骗王金发、姚勇忱两人去杭州，说可以为他们申诉免予通缉。王金发和朱瑞是嵊县同乡，王抱有希望说服朱瑞共同反袁的幻想。对于朱瑞的邀请，王金发、姚勇忱不知是计，欣然赴杭，随即被朱瑞所捕，关押于百岁坊巷陆军监狱。姚勇忱侄子姚瑞云1985年回忆说：王金发、姚勇忱被捕后，其胞弟姚定忱（19岁）带了姚勇忱之子长龄（12岁）前去探监时，姚勇忱告诉了全部事实经过。当时，王、姚两人来杭是为第二次武装暴动做准备，朱瑞为讨好袁世凯，向袁告发，袁世凯复电处决。朱瑞于是设“假戏”，摆下了鸿门宴，发出请贴邀王、姚赴百岁坊巷朱瑞公馆宴会。当时，姚勇忱曾劝王说：“朱瑞不怀好意，必须小心提防，不去为妙”。烈性刚强的王金发不听劝告：“我对朱瑞过去有情，他决不至于忘恩负义，毋须担忧”。宴席至半酣，朱瑞拿出了袁世凯发来的逮捕命令电报，两人恍然大悟，但已中计，悔之晚矣。两人进了百岁坊巷陆军监狱后，即被分开关押。

1912年12月11日，孙中山与之江学堂全体师生约200人在赛佛伦堂前合影。（孙中山右边第二人为姚勇忱）

1915年6月2日下午4时，王金发、姚勇忱被押赴刑场，两人神态自若，高喊“袁世凯祸国殃民，卖国求荣，打倒袁世凯”等口号，一声枪响，王金发英勇就义。原来姚勇忱这次是去法场陪绑，随后又被押回监狱。朱瑞对其进行威胁利诱，要姚承认他们确是在策划第二次暴动。姚勇忱宁死不屈，宁愿与王金发一起赴死，死要死得光明磊落。姚勇忱牺牲前曾对人说：“朱瑞如此对待同志，所谓利欲熏心，不虞身后为人唾弃耶！”
青山垂泪，杭城悲咽。1915年7月2日下午，辛亥革命先驱、杰出的反袁勇士—姚勇忱被害于杭州百岁坊巷陆军监狱，英年35岁。其弟姚定忱护送遗体回吴兴县织里镇老家，临时安葬在织里街背后的高家坟堂。

1916年3月22日，做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宣布退位。黎元洪继任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追认王金发、姚勇忱为辛亥革命烈士。胞弟姚定忱著书记述：“迨袁死，黎元洪任大总统，追赐勇忱为辛亥革命烈士并给卹金八千元，骸葬于龙井山麓”。1917年，“两人灵柩先后从家乡嵊县及吴兴织里迁至杭州。”陵墓建在杭州卧龙桥茅家埠头口，王、姚两人合穴，（后迁至龙井山麓）。蔡元培先生亲笔题写墓碑，褚辅成先生亲撰墓志铭，南社创始人陈去病先生撰写《王逸、姚勇忱合传》文章。柳亚子先生与姚勇忱曾经情投意合，友谊深重，挥泪写下了五言律诗《哭勇忱》二首：

（一）

十年知名姓，重逢及此长。

笑谈方款洽，罗网已弥纶。

口吃怜同病，名高竟杀身。

昭苏如有日，庙祀在湖滨。

（二）

桃梗去不复，箜篌怨渡河。

十年剩皮骨，一夕死风波。

亦有南冠士，重悲北道罗。

茫茫仇与吕，微命又如何？

姚勇忱牺牲后，其子姚长龄由王金发母亲徐珍梅收养，读书至医专毕业，抗日战争时失散，下落不明。姚勇忱胞弟姚定忱，1932年曾任浙江金华县县长。姚定忱于1981年12月13日故世，其子姚瑞云也已亡故，尚有两个女儿，一人在金华，一人在杭州，早已退休。

孙中山在杭州吴山游览时与同行者合影。（第一排左二者为姚勇忱）

1953年，因建造解放军杭州疗养院，姚勇忱、王金发英烈遗骨被迁至小龙井山坳普通公墓（墓穴与供桌今天尚存）。王金发遗骸于20世纪80年代移至家乡嵊县，建造了烈士墓。2006年之前，姚勇忱墓尚在西湖龙井山中，有其侄孙姚亮等每年去祭奠。

2006年，侄孙姚亮等烈士亲属向杭州市政府递交了《请求妥善安置辛亥革命烈士姚勇忱墓》的报告，介绍姚勇忱烈士生平事迹、其墓现状等情况。之后奔波在各个相关部门间，运作、协商此事。7月中旬由浙江省文物局批准，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具体经办，在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建造姚勇忱烈士墓。

青山有幸埋忠骨。2006年冬至节，姚勇忱烈士的遗骨迁入浙江辛亥革命烈士陵园西北角的小坡之上，与徐锡麟、陶成章等昔日战友为邻；整个墓台略呈正方形，全部由崭平的长条青石板铺就，面积约六十平米；墓体居中圈砌，径逾三米；墓碑也是一方大青石，高约两米；周围翠竹掩映、静谧庄严；烈士长眠于此。近年，笔者与织里朋友曾两次去杭州拜谒姚墓。

多位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提出建议，希望能在故乡为姚勇忱烈士树立雕像，缅怀先烈功勋，教育后人。2011年6月，经各相关部门协商、专家论证后，拟在织里镇兴建利济文化公园里建造雕像。

2014年，利济文化公园建造已具规模，织里镇的相关部门，在公园西北面，选定立像位置；分管领导邀请中国美院雕塑系诸宏君老师团队，进行设计。并进行制作单位的招投标工作。

“生死付常，河山无恙”。2019年初冬，雕像在织里利济文化公园安置矗立，姚勇忱依然是风尘仆仆，手执礼帽，坚毅的目光永远注视前方。

英烈雕像身后，是一堵巨大花岗岩浮雕纪念墙。由四幅画卷组成，展示了姚勇忱壮丽而短暂的一生。纪念墙背面，有“姚君行述”和多幅姚勇忱陪同孙中山等视察浙江的珍贵照片。

故乡人民崇敬先贤，姚勇忱英烈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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