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回顾（全十场）丨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回顾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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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回顾（全十场）

撰稿人：杨义成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年学人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使命感，而且思想新锐，富有理论创新的冲动和勇气，是学术创新和传承、思想探索和争鸣的重要力量，但是当前青年学人普遍面临科研压力大，论文发表无门，“青椒”现象突出也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一本自诞生起就坚持把“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一贯重视团结、支持青年学人。自2014年起，《探索与争鸣》在全国发起青年理论创新奖，至今已经举办四届，此外，编辑部还于2018年推出了“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和“青年学人优秀论文支持计划”等活动，构成了一整套支持青年学人的“组合拳”。

2020年11月起，《探索与争鸣》精心筹划，推出“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的新环节——“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本论坛依托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活动，由青年学者自行策划组织，编辑部提供学术支持。第一届论坛自2020年11月30日启动，共包含文学、哲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十场分论坛，持续至2021年1月10日，近两个月里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先后100多位青年学人发表论文和参与研讨，近2000位青年学人参与观摩。《解放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凤凰网等众多媒体对相关学术活动进行了关注报道。在十场不同主题分论坛上，与会学者围绕后疫情时代秩序格局重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革新、技术时代的人文反思、时代精神状况及社会心态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充分讨论。

海报合集

密切关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变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大变局”同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未来还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中国只有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在大变局中掌握主动权，才能推动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进步的方向发展。面对百年大变局和大疫情的叠加冲击，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势必发生深刻复杂的调整与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该如何应对，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焦点。围绕疫情背景下国际格局调整和秩序重塑、世界变局的人文省思、中国面对的新局面和对策等问题，多场分论坛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和解读，提出了建设性的思路和建议，对观察疫情背景下的百年大变局、分析展望其前景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分论坛之二“民主、正义和技术：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与重塑”会议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邓安庆从实践哲学的视角阐述了规范秩序的重塑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以及重塑之路。后疫情世界确实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哲学在这个世界面前还能做什么？在无常的世界里面，人的理性如何能给这个世界创造一种规范的秩序，来保障善不被恶随意摧毁，这是柏拉图的形象上学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规范秩序的探讨，不仅要往前追溯其价值根基，也要面向现实生活，往后考察其有效性、合理性。我们真实的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论基础，必须是建立在一个伦理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因此规范秩序的形成必须依于伦理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基于一个单纯个体道德的主观自由。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王强则指出，面对大变革、大疫情的时代，普遍秩序出现了“世界之乱”。一种普遍的正义秩序忽视了差异性的个体要求与例外的时代特征。但是，在身份政治的框架下，不同社群又造成了这种社会的分化，福山也提出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的结合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这种撕裂。另外，大疫情为今天这种技术性的治理或者说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提供了天然合法性的契机，但是它的背后又带来了诸多隐忧。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根据到底在哪里？随着基于神学本体论的传统秩序的解体，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观念烟消云散。现代人对社会现实秩序为什么越来越不满？这当然是一个现代问题、现代性的问题。追问我们今天现代社会规范的这种有效性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回归传统哲学的范式，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非此即彼的选择。那么在此意义上，一种具有正当性的规范秩序可以形成，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认识，或者说需要对解决问题的哲学理念及其相关现实机制因素和规律进行探讨。

而在分论坛之六“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会议上，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叶成城围绕“生产资料、数字权利与后工业时代的大国竞争”进行探讨。他认为数字资源包括三个要素：数据、硬件和算法。当前数据成为了有价值的公司资产、重要的经济投入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基石，同时数据和硬件逐渐训练出智能算法，构成新时代的数字资源，这种资源带来的数字冲击将在安全、生产、金融与知识四个维度对国家的结构性权力带来冲击，并引发中美间四个领域激烈的竞争，包括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跨国公司的主权属性、信息和意识形态的竞争等。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任何人文学术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是对时代问题的思想回应、对时代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推动时代变革的先声。当下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今天的时代条件，为构建中国学派提供了百年难遇的良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新挑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以此来认识、解释、分析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实践，可谓适逢其时。而青年学人在相关理论探索与学术实践方面往往较为敏锐，能够作出富有新意和成效的探索。在系列年度论坛上，许多青年学人介绍了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和研讨方向。

在第一场分论坛“探索治理理论的中国化之路”上，山东师范大学副教授柳亦博针对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指出，今天治理理论所包含的众多矛盾基本上都是在次级理论大生产中出现的“视差之见”所致，这让作为“国家学”的政治学和作为“政府学”的行政学在塑造治理理论时走向“道”与“术”的分裂。“术道分裂”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理论自身的混沌，令那些盲目按照它改造自身的国家陷入各种困境。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而言，摆在面前的唯有开创性的探索一条“术道合一”的治理理论本土化之路。“术道合一”是“天人合一”在治理领域的再现，其最终指向是天下大同，此“天下”是指一种笼罩性的政治秩序，而“大同”则是指一种社会的理想状态。“术道合一”是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实质，而合一的方式则蕴含在“天下大同”的思想之中——通过探索一种强调平等的、和谐的、差异互补的政治哲学，令伦理精神成为联接政治与行政的纽带，治理将以德治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德治的终极目标即是“法天”，在对“道统”的扬弃中走向中国之治。

在第五场分论坛““政治哲学的现实关怀与情境自觉”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孙国东提出“迈向具有中国性的政治哲学”的重大命题。他认为，当下中国流行的政治哲学研究，要么缺乏现实关怀，要么缺乏情境自觉。前一种倾向，在学究化的分析路向的政治哲学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试图以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替代乃至消解社会政治的运行逻辑（实质即生活的逻辑）。后一种倾向，集中体现为那种以追求思想性的面目出现、但实质可称为意识形态性的“观念争夺”式的研究。这类研究其实是以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争夺观念市场的研究。为了超越这两种流行的政治哲学研究取向，他主张推进一种具有中国性的政治哲学研究。为了阐明这一学术主张，他主要阐述了如下六个观点：⑴政治哲学要具有对现实的介入性，应当更具有政治性，而不是哲学性；⑵具有政治性的政治哲学应当是深切观照特定政治社会的政治哲学；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具有明显的“阐释学转向”，即情境主义转向；⑷政治哲学的中国性应是现代性基础上的中国性；⑸要以“现代性价值的中国化”推进现代性价值在中国的落地；⑹要以“中国性价值的现代化”推进中国性价值的现代阐释。

而在第十场分论坛“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理论、路径与实践”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涛从当代历史学研究出发，分析了历史书写的数字化转向，认为数字化转向给历史书写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改变：首先是史料的外延，史料不再是单纯的纸质文献，数字史学研究的对象具无限的可能性；第二是研究方法的改进，文本挖掘、网络分析、量化等方法将对有待于研究的各种历史问题带来全新的认知；第三则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因此，数字人文不仅是学术范式的转变，也是历史知识生产的转型，历史学家应该跳出舒适区，去学习新的技术，历史学的发展才能具有更光明的未来。

面向新技术革命

与未来世界的人文省思

每一次新技术革命都会给哲学社会科学带来巨大冲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面临的挑战。当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不断涌现并飞速发展，技术变革带来的社会治理挑战之复杂已经超越了任何单一学科门类，治理实践的创新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科学研究予以指导和检验，信息科学、法律、政治、传播、社会、经济、军事等各个专业知识不可或缺且亟待融通，各类公共政策需要从不同专业视角和诸多价值立场的相互碰撞中产生并持续优化，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需要人文学科给予不断回应和省思。以上领域相关研讨，成为本次“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中持续聚焦的重要议题。

分论坛之六“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会议上，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副院长、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陈家喜以《数据如何影响政治？大数据政治的缘起、机制与应用》为题进行主旨发言。首先，他认为可以从个人、资源分配与信息搜集三个方面体现出大数据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其次，政治大数据可以分为个人透露的免费数据、免费推断的数据、付费购买的数据与潜在数据和用户生成的数据四种类型；再次，在分析挖掘和使用数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通过模型建构方式在基础数据和信息之间创建一种计算关系，来推断信息的行为；最后，使用不同的通讯方式与潜在选民建立沟通联系，通过数据分析向选民中的子群体或者个体选民传递量身定制的信息，而大数据时代选民沦为由各种信息汇集起来的数据化的个体，这对现代民主来说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袁超则关注当前浮现的“技术利维坦”问题。首先，“技术进化”本质上强调的是技术发展的无限性与无边界性。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我们始终生活在技术体系的世界里。“技术利维坦”是人造物以其巨大的自主性权力反向控制了人，这是对启蒙运动以来所奠基的“人性政治”的逐步消解。第二，随着使用技术进化以实现自我认知意义上的赶超式发展，其外部性不断的演化出来。技术权力进入社会逐渐产生一种社会的再部落化，掩不住的“傲慢”——技术的权力惯性便产生了。第三，权力借助不断进化的技术实现更加有效和广泛地运作，并实现权威传递或权力压制。最后，人类社会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通过运用技术进行权威传递、认知塑造与行为复制，技术与权力不断冲击探越“有限性”。这种“善治”可能是成功守护人类社会价值的真实善，也可能是被民粹所裹挟的终极恶。

分论坛之三“全国人大的职权及其工作机制研究”会议中，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邢斌文以法律草案审议过程为视角，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立法者如何应对科技议题。他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刊载的立法背景资料，探讨在我国的立法体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如何在立法过程中处理容易引发社会争议的科技问题的。他指出，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有时候不得不面对一些科技上的问题，但这些科技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法学的范畴，例如人脸识别、人工智能等。在法律文本中也已经吸纳了很多非法学的专业术语，譬如野生、传染病、放射性污染、可再生能源。他认为，重大科技议题应在立法过程中寻求共识。首先，立法机关对于法律事实的认定上具有更大的优势。第二，是否为科技问题设置法律规则的判断权在立法机关。第三，立法过程的开放性与民主性有助于协调科学与民主、科学研究与利益分配的关系。从我国法律草案审议过程来看，立法机构实际上处理了大量的科学技术问题，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调整相关概念；二是对不符合或者不足以凸显立法目的的这种专业术语进行修改；三是对特定科技问题进行研究后做出进一步说明。

聚集社会心态与时代精神状况

随着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和新媒体形式的推广，社会公共思想领域的生态发生着深刻改变，乃至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走向。2020年，“内卷”“后浪”“打工人”等一个个网络热词，无不引发热议，并借助各类网络平台，进行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传播，向人们展示了当代社会精神文化特质及其背后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对于新的媒介形式和传播内容，青年学人往往相对熟悉，因此能够突破代际文化差异，以比较“接地气”的方式进行深入思考，提炼出当代思潮特别是青年群体特有的政治和文化感觉。

本次系列论坛分论坛之四主题为“文明史意识与当代青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冯庆将李大钊《青春》中的文明史观和当代“后浪”问题联系起来，他指出，2020年五四青年节由网络媒体推出的“后浪”视频演讲中存在着诸多关于当代青年形象的认知冲突。在围绕《后浪》展开的争论中，其中存在着对青年形象的有选择的描述。在布克哈特式的历史省察视角的对照观看之下，冯庆通过细读《后浪》的朗诵稿，揭示了其中对处于历史终端的当代青年之审美“享受者”形象的建构策略，并指出其中对“多元文化”的不加辨析的恭维实则呈现出一种文化价值上的软弱立场，这与其中强调的“勇敢”显然矛盾。然后，冯庆通过援引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诸多表述，通过细读中国进步青年文化之代表性文本——李大钊的《青春》，剖析了其中对青年之“开创者”形象逐渐获得理论奠基的基本逻辑，并详细分析了文中对中国传统文明史观和现代进步史观的有机融合。李大钊的青春观中不仅包含着对现代中国“隐忧”和危局的回应，还散发着对传统文明史观的辩证继承，进而，这种青春观应当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并对当代存在显著价值偏失的“后浪”青年形象表征进行纠偏。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秋祺则指出，中国青年群体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心态特征：一方面是没有目标、同时也不愿意建构任何目标的虚无主义状态，比如“佛系”“积极废人”；另一方面是迫切回归传统生活方式的保守主义心态，比如对家本位、家长制、性别分工的重新肯定，这些明确的价值追求凸显了青年群体最不虚无主义的一面。实际上，直接从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传统内涵出发，并不能解释青年群体心态特征中的悖论。从费孝通提出的“过日子心理”切入，才能理解当前中国青年群体的心态特征及其包含的隐忧。所谓“过日子心理”又称“过渡心理”，即汲汲于生活过程的操持，却放弃了对生活目标为何的追问。在这个意义上，过日子心理在表面上构成了一种注重家庭生活、世代延续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却会异变为个体逃避价值选择的话语框架。如今，“成家立业”已经转变为以购房和生活消费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对于个人经济能力的担忧和家庭“贬值”的担忧叠加在一起。由此，个体试图通过回溯到保守主义的立场，来对抗“家”的不确定性。

在分论坛之九“工业文明演进中的媒体、性别与文学”中，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罗峰着眼于网络新文化现象“工业党”，分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分化，指出他们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的“对线”中逐渐成型，在时代背景下发展出知识认知的更迭，在互联网中引导出“专业为先”的知识传播场域，并有望成为新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论坛中，罗锋的发言引发了现场热烈讨论，还回应了“工业党如何凝聚共识”及“当代或者未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还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群体类型或特征？”等问题。

“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

十场分论坛概览

专题一：

“探索治理理论的中国化之路”

2020 年11月28日上午，“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第一场分论坛“探索治理理论的中国化之路”在线上举办。本次分论坛承办单位为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由山东师范大学柳亦博副教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杜运泉老师召集。治理问题是当今中国最为热门的、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之一，治理理论也已成为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范式，本次专题论坛的主题很好地切合了本土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问题，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理论探索，体现了“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前沿性、争鸣性和开放性的着力点。

参与论坛的青年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行政学和社会学等多维视角出发，运用了规范研究、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等多种方法，聚焦治理理论的中国化这一时代大问题。参与专题论坛的学者们一致同意，当前治理理论的外延和内涵都处在一种混沌状态，这一流行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水岭——要么维持现状并最终在“一片混乱”中被其他更实用的理论所替代，要么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去探索一条属于中国的治理理论创新之路。而本次专题论坛的研讨目标就是找到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可能路径，既不被西方话语钳制治理创新，也不以中国特色覆盖普遍真理，而是要客观的指出西方治理理论的局限，强调其回归现实问题、立足中国的本土化需求的重要意义，让治理理论真正的在中国发挥出治国理政的功能。

通过充分研讨，与会的青年学人提出了多种创新性的概念和理论，对于治理理论的中国化改造有积极的意义。柳亦博提出治理的“术道合一”，张乾友提出治理的“话语转向”，强调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对治理理论变革的重要引导作用。李齐提出治理的“范式转变”，徐志国强调“国家自主性”，主张政治学理论创新之于治理理论中国化的基础性地位。张桐提出的“中国概念的世界化”，刘敏提出基于“一带一路”治理经验的“共商共建共享”，他们强调在治理的一般性中拣选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吴晓林提出治理的“条件约束论”、张雪帆提出“回归应用论”，厘清了理论的适用边界及其变革指向。郑家昊提出“界面治理论”，王敬宇则强调善治阐释的“主体间性”，从制度层面为治理理论注入了中国要素。

专题二：

“民主、正义和技术：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与重塑”

2020年11月28日上午，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承办的“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第二场分论坛在腾讯会议平台线上顺利召开。本场以“民主、正义和技术：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与重塑”为主题，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委党校、华东政法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校的数十名专家学者以及五十多位参会者齐聚线上，针对后疫情时代的规范秩序所面对的挑战与重塑，多学科、多维度、多角度对民主、正义与技术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就规范秩序的重置因素及其理论基础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探讨。

参会学者提出：后疫情世界确实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哲学在这个世界面前还能做什么？这成为当下哲学伦理学重要的学术议题。在无常的世界里面，人的理性如何能给这个世界创造一种规范的秩序，来保障善不被恶随意摧毁。在此基础之上，规范秩序的探讨不仅要往前追溯其价值根基，也要面向现实生活，往后考察其有效性、合理性。现代世界规范秩序的根本必须是建立在一个伦理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受疫情影响的伦理世界的“思想重构”就成为当务之急。这包括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从伦理世界的规范性依据来看，重建是建基于“伦理性的东西”之上的，即风尚、习俗、习惯、伦常等等对于特定共同体来说的“具体的现实”之上；其二，从伦理世界的结构来看，基于“国家—社会”分离以及市民社会的非伦理性，一方面要把政治国家层面的信任（伦理性东西）上升为共同体的文化战略；另一方面要走出市民社会（个人原子状态）重建社会技术治理的公正基础。

专题三：

“全国人大的职权及其工作机制研究”

2020年11月28日下午，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第三场分论坛——“全国人大的职权及其工作机制研究”专题研讨会，以网络视频会议的方式顺利举行。本次专题会议由北京大学博士后陈明辉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杜运泉老师共同召集。

论坛以《全国人大组织法》的修改为契机，召集了对人大制度有深入研究的十余位青年宪法学者，集中讨论当前全国人大制度中最为核心的职权问题，以期为《全国人大组织法》的修改提供理论指引和具体建议。专题论坛提出了“国家机构的四阶规范构成”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作为分析全国人大制度的基础框架。所谓“国家机构的四阶规范构成”是指国家机构的属性、组成、职权和程序这四个核心要素。该论坛上半场围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角色与职权展开，四位发言人分别就全国人大的四重宪制角色、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性决定的界定与效力、全国人大兜底职权条款的生成与演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的规范基础作了发言。该论坛下半场围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具体职权及其程序展开，三位发言人分别就立法者如何应对科技议题、关于人大基本法解释权的博弈与出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研究作了报告。这七篇报告论文中出现的高频词——全权机关、职权、决定、保留、授权、专门委员会、立法、解释、特定问题调查等，都分布在四阶规范构成的某一项或某几项之中。上述讨论对于推进全国人大制度的研究以及《全国人大组织法》的修改具有重要意义，论坛的会议纪要已提交给全国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作为组织法修正草案进一步修正的参考。

专题四：

“文明史意识与当代青年”

2020年12月5日，“文明史意识与当代青年”前沿论坛以线上会议的方式举行，本次论坛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合办，由《探索与争鸣》第二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论文一等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冯庆和《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屠毅力编辑联合召集。

本次会议聚焦于当代青年的文化心态，采取跨人文社会学科自由交流的互动模式，从中华文明的长期历史发展线程中提炼出宏观问题，同时也尽可能让微观层面的焦虑和体验获得更为深刻的思考角度。相比起过往的青年文化研究，本次会议具有多元化、历史化和经验化的创新意义。首先，参会人从中西方哲学、美学、政治哲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不同的理论角度切入同一个现实世界的观照之中，联系主流话语，有效地对舆论界热议的“后浪”“丧”“内卷”“佛系”等青年文化议题进行了多元的剖析；然后，参会人均将当下议题与中华民族乃至于世界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历程关联起来，采取古今对话、观念互参的形式，立体地拓展了青年问题的历史纵深；最后，在讨论中，参会人均联系自身实际情况，描述各自作为青年人的生活和学习经验，使得理论探究具有“具身性”特质，让文明史的长时段价值“落地”，在具体时刻延伸为着实可靠、能量充实的思想武装。总之，本次会议具有显著的创新性，体现了当代青年学人积极探索、勇于挑战的精神风貌。

专题五：

“政治哲学的现实关怀与

情境自觉”

2020年12月12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承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政治哲学的现实关怀与情境自觉”学术论坛在腾讯会议平台举行。此次论坛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孙国东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马华灵博士和《探索与争鸣》孙冠豪编辑联合召集。

政治哲学已成为当下中国哲学界和政治学界共同关注的一门“显学”。然而，主流的政治哲学研究，就像整体的中国社会科学一样，仍具有显见的“移植性格”和“加工性格”，并因这两种性格相互交叠而未能充分建立起政治哲学原则与中国情境的密切关联。论者要么移植了西方（特别是英美）政治哲学研究的技术化取向（分析哲学取向），醉心于与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无涉的概念考辨和学理辨析，丝毫不关心中国现实；要么无反思地舶取某个政治哲学流派的思想，并藉此言说中国政治，从而把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几乎变成了各种（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争芳斗艳的“观念角斗场”。

毋庸讳言，这种意识形态性的研究是一种严重缺乏中国情境自觉的论说。事实上，这也是学术自主性——特别是基于本国情境的思想创造能力缺失的一个表征。丸山真男就曾尖锐地批评过二战后日本政治学者“不从本国的现实提出问题，而是一味地追随欧洲学界的潮流和方法”的研究取向。借用丸山真男的话来说，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像“过去亚里士多德直面古代城邦国家一般；马基雅维利研究文艺复兴的意大利一般；托马斯•霍布斯与约翰•洛克研究17世纪的英国一般；马克思研究二月革命和法国巴黎公社一般”。要通过研究本国政治发展的趋向，“来洞察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的规律，并要把这种确切获得的命题与范畴不断地在现实政治中加以验证，使之发展下去”。

为引导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关注中国现实，并基于中国情境推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政治哲学研究，本次会议邀请来自中山大学、上海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的8位学者进行学术发言和深入探讨，来自全国高校的六十余位青年学者和在读博士生、研究生旁听了会议并参与了讨论。

专题六：

“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2020年12月19日，《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专题六·“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以线上形式，在腾讯会议平台召开。此次研讨会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深圳改革开放干部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十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此外，论坛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0余位学者参会旁听。

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技术与技术进化发挥了关键作用。“技术”参与定义了现代性，而“技术进化”则在社会权力的支配下垄断了现代性。在技术进化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稳定而变幻的权力机制，社会权力与技术之间的纠缠关系成为了决定现代社会变化的关键变量。本场分论坛，围绕技术－权力关系之于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展开，依次从“技术、权力与治理”“技术时代的国际竞争”“技术型时代的‘中国之治’”等三个维度进行了探讨。

从本体论意义上看，自然界之万物皆是“有限的”，人类社会暴露在自然规律之下，其有限性体现于事物间作用与反作用的相互性之中，并由此建构起应然的社会秩序；而失序现象的发生，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挑战甚或突破有限性密切相关。由此，实在论意义上的技术与权力纠缠关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在人类社会逐渐发生的：一方面，优良有度的技术与权力关系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福祉，譬如政党、政府和社会能够利用技术革命的成果来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但另一方面，任意无度的技术与权力关系也会将人类社会带向动荡甚至失序，譬如技术至上主义可能引发伦理和法律问题、大国竞争可能打响“技术冷战”、数据和算法治理也能导致“数字霸权”等。在我们这个技术型时代，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用好“技术和技术进化”将可能大大提升治理能效；反之，若几无防备地拥抱或肆意妄为地利用“技术和技术进化”，则可能陷入重大危机。

专题七：

“项目制与地方治理”

2020年12月19日，《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专题七“项目制与地方治理”在腾讯会议平台召开，此次研讨会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李梅老师和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杜春林博士共同召集。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广东金融学院、重庆市委党校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十余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此外，论坛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50余位学者参会旁听。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蓝图。项目制作为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如何创新治理方式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项目制作为地方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表现应该被广泛关注。例如：项目制是地方政府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在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制度优势；项目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下，项目制为资源的层级流动指明方向；在提升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过程中，基层政府的项目制运作扮演重要角色。本论坛聚焦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以及城市基层治理等热点话题，尝试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突破项目制与地方治理的研究瓶颈，开启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方向，推动地方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

专题八：

“中国乡村教育百年：历史与未来”

2020年12月27日，全国第一届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第八场论坛“中国乡村教育百年：历史与未来”圆满召开。此次论坛由上海社联《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会刊《中国农村教育评论》联合参办。论坛召集人为东北师范大学李涛教授和《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杨义成编辑。

会议从总结百年乡村教育宝贵思想、发掘百年乡村教育文化价值、深化百年乡村教育改革探索三个层面，全面呈现了中国乡村教育百年变迁的厚重与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未来作出展望。乡村教育蓬勃发展是百年来中国乡村教育建设者和乡村教育实践者们的共同愿望。与会专家、学者们共同回溯了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乡村教育先贤们在艰难中不断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教育发展道路的峥嵘历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的伟大成果，为未来乡村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乡村学校是实施乡村教育的主要场所，而乡村文化是承载乡村教育功能的重要渠道，乡村学校与乡村文化的繁荣是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体两面”，在此背景下，如何办好乡村教育中作为外在实体的乡村学校，如何发展乡村教育中作为内在精神的乡村文化，与会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改革是乡村教育发展最根本的生命线，在我国取得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唯有持续深化改革，才能使乡村教育持续保持生机活力，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实现个体与国家共同成长的伟大“中国梦”。

专题九：

“工业文明演进中的媒体、性别

与文学”

2021年1月6日，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专题九在线上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等21家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8位专家学者齐聚云端，围绕“工业文明演进中的媒体、性别与文学”这一主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此次论坛由《探索与争鸣》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中国海洋大学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团队承办，中国海洋大学彭敏哲副教授与《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屠毅力共同召集。论坛全程采取线上交流研讨形式，近200位学人参与互动。

论坛立足于大文科的跨学科视野，以“工业文明演进”为时代背景，设有紧扣时代命题的四个单元：“性别与文学”“新媒介与图像”“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影像与叙事”，邀请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学科立场出发，扎根本土、放眼全球，追溯社会文明的发展节点与流动过程，从众声喧哗的学科话语中爬梳工业时代的万象风采。本次论坛特点在于将几个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研究放置在一起，形成多视角讨论现场。整场论坛紧扣两条明晰的线索展开：一条是纵向的时间线，从明清到近现代再到当下的粗线条的历史演进脉络；另一条则是横向的多个专业领域的跨学科互相呈现。以“媒体、性别与文学”作为主题关键词，将两条线索之间的纵横交织、演进发展都清晰地呈现出来。论坛内容丰富多元，以跨时代、跨国界、跨媒介、跨学科的多视角讨论，凸显了当代青年学人对历史、文化、社会的思考。

专题十：

“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

理论、路径与实践”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互联网建设的不断推进、个人数字终端的大量普及以及数字资源的不断丰富，“数字人文”的理念与方法越发受到学界的关注。2020年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发布，则进一步强化了传统文科与数字理念、技术相结合的趋势。在这一大背景下，数字人文该如何发展？新文科该如何建设？这些成为有关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专家学者不断讨论的话题。为了在某些层面回应这一热议，“数字历史如何成为可能：理论、路径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于2021年1月10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举行。此次会议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十余位学者以及《解放日报》《澎湃新闻》等媒体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这次研讨会是《探索与争鸣》“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的第十讲和上海师范大学数字人文中心成立以来承办的首场学术活动；同时也是2021年以来国内学界较早举行的一次涉及数字人文与新文科建设相关内容的会议。作为新年的一次“新”会，与一些传统同类型会议相比，它也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与传统史学研讨会相比，此次会议更强调与会论文或报告对数字资源与数字工具的利用，从而达到探索如何使用新理论和新方法对传统领域与传统研究对象进行新的挖掘与诠释的目的；其次，与时下方兴未艾的各种数字人文会议相比，此次会议的研究议题与对象显得更为聚焦，能够使参会学者更容易实现有意义的对话和相互理解。在会议内容层面，既设置了理论探讨，又从“空间”与“文本”两个维度组织了一些个案研究，真正做到了宏观与微观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再次，作为一次探索传统学科与数字理念如何能够真正实现“交叉”的会议，与会学者的思考与对话已经开始涉及一些学科建设和教学实践的基本逻辑和基本问题，这对于数字历史今后的科研与教学活动如何开展，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通过此次会议的研讨，与会学者对于数字人文和新文科建设在下一阶段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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