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飚：写作和发表成了异化程度最高的劳动方式

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飚应JCS《中国社会学学刊》之邀，举办了一场名为“学术发表的未来”的讲座。项飚在讲座中批评了当前学术发表存在的问题，包括学术发表离知识分享越来越远，学术写作被异化，学者圈子的封闭和等级化等问题。只要是在学术圈“摸爬滚打”过的人，很难不对项飚所指出的问题感同身受。

写作和发表成了异化程度最高的劳动方式

文 | 项飚

来源 | 学人读书（ID：scholar_book）

一、当学术发表远离知识分享的初衷 

学刊当然担负着建设学术生态的作用。项飚说：“我们应该把学刊出版看作是公共干预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是我们发表文章的地方，一个交流的平台，从理想的状况来讲，一个学刊应该去提倡一个学派、一种风格，组建一个知识共同体。”

接着项飚阐述了当今学术发表的一些悖论。

第一个悖论是如今传播技术空前发达，但是身为传播方式的一种，学术发表却越来越难，成为压在学者身上的一块石头。

第二个悖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分工越来越细，变成了专家领域，不期待有总体的理论的突破。

项飚认为知识“部落”本应很容易的通过口头交流与协商达成观点的一致，但如今的学术“部落”却通过“标签”来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果，把SSCI当成了一种衡量指标。“能够决定你学术生涯的人没耐心去看你的具体内容，只看你在哪里发表。”

第三个悖论是发表数量与学术成就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学术地位比较高的人，或者到最后获得比较高的学术行政地位的人，其实他的发表数量并不是特别高的。”

项飚指出发表其实是对青年学者的驯化方式，学术已经离原来知识分享的初衷越来越远。“发表变成了一个非常封闭的学术运作体系，发表本身成为了研究的目的，而不是推进研究的工具。”他说。

二、写作和发表：异化程度最高的学术劳动

项飚认为学术体系的封闭最大的后果就是学术等级化。等级化会造成学刊从俱乐部变成锦标赛性质。

“俱乐部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模式，一个学科里的人相互分享、相互学习，形成共同体。但是锦标赛意味着学刊成为分化学者的工具——谁能拿到工作，谁能升职，谁是失败者，都是根据学刊进行分化。”项飚说，“学刊的编辑和作者之间也不再是自己人的关系，因为投稿就意味着被评价。”

项飚接着说，等级化触发的是下对上的模仿，从而加剧不平等。

他以印度的嫁妆制度举例，“在印度，嫁妆原来只是高种姓中的一种做法，但后来越来越多低种姓的人想模仿高种姓群体的生活方式，嫁妆制度就风行开来了。但这实际上超出了很多人的实际支付能力，给他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更加剧了对妇女的歧视。”

“模仿”之风在学术界的后果则是学术生态的单一。

项飚觉得，学术本应和其他产业一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极少数人取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大部分学者把一个具体的事解释清楚，提出下一研究可供参考的假设。

但现在，凑出一个框架变成了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导致我们不太能够从自己的问题和材料中看出有趣的点，只想着要怎样拿一个个理论去操作。

“并且全世界也只在跟福柯、哈贝马斯这几个人对话，”项飚说，大家都在套政策话语，加帽子，但是这会导致学者慢慢丧失从细节当中看出事物问题的能力。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研究和上面的话语关系不大，套不上，好像这个研究本身就没有了意义。”项飚质疑了这种现象。

项飚表示，写作和发表现在成了异化程度最高的劳动方式。

“相比在工厂里一天到晚只做一个螺丝钉，学术研究和写作本应是最不异化的一个劳动，是学者主体性的体现。学术劳动本来是为了分享知识，但是随着博士的大量扩张和学术劳动的高度理性化等种种原因，写作倒过来成了统治我们思想和工作方式的手段了。”

三、博士生在读期间发表考核指标该取消吗？

在项飚看来，应该取消博士生（编者注：应是指人文社科专业）在读期间的文章发表考核指标。他认为，博士期间是非常宝贵的时间，不用考虑别的，就把一个问题搞清楚。但是考核指标迫使博士们把问题切成若干片，用写作技巧包装成可以发表的样子，到最后年轻人都去学了“切片和包装技术”，后果就是文章数量的通货膨胀。

他以牛津为例，牛津大学的评判体系完全是反面，“牛津的导师们会认为学生太早发表文章是一件坏事，如果你在积累不够的条件下匆忙发表，可能说明你长线的推理，没有养成不断地去寻求、去深化的思维方式。”项飚指出。

和一些人的批评一样，项飚也指出现在社会学领域定量研究过度的问题，这与学术通货膨胀是相连的。“搞定量容易在好的期刊上发表，那大家都会倾向于做定量做数据。”项飚为此列了一组数据，2017年美国社会学系刚拿到工作的助教人均发表量是4.8篇，而2000年的数据是2.5篇，其中主要的增量来自于定量研究。

项飚认为学术论文有用是最重要的。“而现在主要就是看形式，看你引用了谁，用了谁的框架，不太强调贡献和价值。”

同时，他认为创新不等于有用，“很多研究只是澄清了现实当中的一些误解，这就已经非常好了，如果过分强调创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但这新的概念对我们深化理解不一定有用。”

最后，出版的封闭循环也是项飚关注到的一个怪象。他说，学术出版社、各大高校与学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封闭循环。

“公共财政支持高校做研究，学者们好不容易写出来的研究，免费求着商业出版社发表，发表之后商业出版社又以非常高的价格让高校重新把这些研究的阅读权买回去了。”

最后，对于听众提出的取消博士生发表考核后，高校如何招聘教师的问题，项飚回答说这不难，“你不要去看他在哪里发表，这不重要，只要去跟他聊一聊，读一读他的作品，哪怕文章比较粗糙，但是好的文章有一种生命，有一个躁动的灵魂，说明这个人他在想事，他有知识上的不安，一般这样的人大家会觉得他有潜力。”

项飚身在西方任教，对亚洲的学者这二三十年来在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感触颇深。他同时希望亚洲学者能够反思，引进新的游戏规则。

“我们这二十年有一个很大的成绩，就是把亚洲的声音放到了国际平台上。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在模仿西方比较成熟的写作方式，我们没有去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这就导致学术等级越拉越长，切的越来越细，很多博士毕业之后不能够顺利找到工作，出现学术劳动力剩余的问题。”

他认为接下来社会学研究可以做一些有意思的突破，不管在主题确定上、组稿方式上、发行方式上，都可以想象一个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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