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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上篇)

杨炼2019年11月 在汨罗江畔


当代中文诗,是一种双向写作:既面对当下,又重构传统。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古典杰作,并非简单的罗列。它们的秩序,随当代诗人的参与而不停调整。简言之,每个当代诗人,必须筛选自己的“传统”。

 

有人曾谓我“只粉屈原”,稍加更正,那应该是“屈原诗”。屈原之名,哪个不晓?但真正含义是什么?却罕见深究。所谓屈原研究,常落入连篇累牍的训诂考据,把象腿都摸烂了,却不知大象在哪儿!两千三百年过去了,只剩时间之老和一大堆空洞的赞颂,屈原之孤独,也算世界奇观了。

 

庚子年初,病毒封门,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达成夙愿,完成了这篇长文《屈原诗,隐没的源头》,内含五章,分别标题:一、屈原之谜——灵均之实;二、《天问》——诗人思想家的定位;三、《离骚》及其他——从抒情史诗到空间诗学;四、“诗家”——诸子百家之根;五、“思想之诗”——当代传统。这五部分,内在贯穿,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整体。我自己的写作,传统的反思,这自觉的全球意义,都归结到了屈原诗那个精神源头上。这最重要的源头,仍然隐没着吗?抑或终于开始浮出水面?反证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深度?我当然认为是后者。

 

与我缘分匪浅的《上海文学》杂志,为此文开辟《屈辞溯源》专栏,连载发表。现在智岚把它制成上、下两个微信链接,可存可批,求教于方家,更有意义。入宝山而空手归,是华语诗人的不幸。我希望此文,能导向一个结论:当代世界,不仅需要诗人,更需要——诗人思想家!

(杨炼  2020年10月15日)



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上篇)



屈原诗,隐没的源头

(杨 炼)



一、屈原之谜——灵均之实 屈原生平之谜,或许永远不可破解。 2019年,当我着手写组诗《大夫,我是你身边一滴水》,随手一翻资料,顿时被屈原身世之渺茫、生平之混乱所震惊,不说别的,仅著名学者推算的出生日期,就多达十二种:公元前366、355、343、340、362、339、353、351、342、341、336、335……这还不算没浮出水面的、民间或私人研究的成果。太多猜测,最后只剩一个答案:没有定论,全是猜测。诸多猜测中,人们可以信手拈来、各取所需,连我也不能免俗,那年九月,我获得意大利Sulmona国家文学奖,需要写一篇受奖辞,因为Sulmona是古罗马大诗人奥维德的故乡,而奥维德和屈原的命运如此相似,都深受流亡之苦,又以最深切的流亡体验创作出超越时空的经典作品,故而屈原简直是我的先天依托,且不说我自始就把他当做一位精神向导呢。幸运的是,奥维德出生日期很确定:公元前43年。而说来也巧,我第一个查到(碰上的?)的屈原出生时间,赫然是公元前343年(诸君请看,上列屈原诞生日期中,就有公元前343年在),就是说,一个可能,屈原不多不少早生于奥维德三百年前,他堪称一位奥维德跨文化的三百岁大哥!屈原自沉汨罗,奥维德客死黑海,都引来古今中外文人雅士多少浩叹,但也同样,令不同文化的诗歌思想者获得激励,在被杰作印证的厄运之途上前赴后继。这样的受奖辞,当然讨好,奥维德的乡亲们,顿时把我认作他乡的故知、久别的归人,让我好好享受了几天美好的乡情。感动之余,我也不得不承认,幸亏屈原有那么多“可能的”诞辰,让我这公元前343年的说法,没沦为纯粹杜撰。但,此外那十几种“说法”呢?又有哪一个可靠?我算一个坦白的案例,可又有多少人纯然图方便,顺手拿一个日期说事,却毫不在乎偏离“事实”多远? 和屈原出生日期相同的,还有他的出生地、寿命、一生的确切经历,甚至自沉的地点和时间。出生地,有秭归说、南阳说、汉寿说、临湘说、巴陵(岳阳)说、汨罗说、奉节说等等。屈原的官职,公认的有左徒和三闾大夫,可那职位究竟执掌什么?两个职务孰先孰后?为何更迁?却众说纷纭,终于无解。屈原的流放,有诗为证,本来似乎无可争议,但看看历史界、学术界,却争得不可开交。流放事件,有流放一次说、流放两次说、未被流放说三种。流放到哪里,又有江北、江南、先江北后江南,或仅仅被“迁”职位、从未被“逐”出都城诸说。屈原的自沉,该是他经历中最璀璨、也最笃定的事了,他这番决绝之举,上令司马迁感痛于衷:“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泣”;下使百姓滥觞于俗:端午节、包粽子、划龙舟,年年阴历五月初五,“大夫”的名号下一片欢腾。但,大夫跳下去的,究竟是哪条江?他沉在哪片粼粼水波下?却也没有定论。震于司马迁大名,大家基本接受了汨罗江这个归宿,但学术界还有另议:屈原从未到过江南,彼汨罗江非此汨罗江,“屈原的”汨罗江原在江北汉水一带。关于屈原的卒年与寿命,与出生年月相似,也是混淆不清,卒年从公元前290年到公元前278年之间,前后相差12年。就是说,从公元前366年那个他最早的生年猜测,到公元前278年那个他最晚的卒年猜测,期间88年的岁月,屈子生平如一尾小鱼的身影,隐现在笼而统之的浑水中,好不模糊也! 屈原生平之谜,或许永不可解。关于这,最令我信服的明证,仍须回到中文史家之祖司马迁,他的《史记》,公认的立论清晰、求证严谨、文笔精确,有一说一,决不随波逐流,敷衍成章。他为写《屈原贾谊列传》,“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这一“适”一“观”,含括了数千里跋涉的亲历亲为,只为确认第一手资料,可终其文,太史公绝口不提屈原生卒年月,非不愿也,乃不能也,盖因屈原当时,谁为逐臣罪身留言立传?尤其他最后“被发行吟泽畔”的孤独流亡,更难留下确凿旁证,加之楚国遭暴秦所迫,数次迁都,王室典籍,被焚又被掠(谁知道秦始皇陵巨大的封土堆下埋藏着多少故事!),因此他虽距太史公寥寥百余年,相关史料已湮没无闻。太史公对这位“悲其志”的隔代同命运者,何尝不想为其廓清迷雾?但史家忠直,又胜感情,想见他行文至此,怎能不掷笔长叹?! 然而,生平之谜不可解,是否影响屈原诗之伟大?当、然、不!不仅不,某种意义上,更提纯、凸显了这些诗作的文学本体意义。 无独有偶。在此,请容我稍许离题,借中文文学史上另一部旷世杰作的命运,给屈原诗做一佐证。这部杰作,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 谁不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再追问一句:兰陵笑笑生是谁?能得到的只是一片哑然。简直而言,兰陵笑笑生是“无人”!尽管古今学者,搜肠刮肚,翻遍正史野史,提出不下十五六个“可能”,其中不乏名人如李渔之辈,但倘若把《金瓶梅》输入电脑,以其为标准,从小说题材、立意、规模、结构、人物、心理、语言、风格……一句话,思想与文学创作力,和有明一代所有文人做一番比较,看哪位符合、哪怕近似这件作品?结论是:只能失望!因为根本没有!这还不算《金瓶梅》最绝的一手,为切断和任何“现实”的表面关联,兰陵笑笑生甚至不屑给出哪怕模糊的背景,却只从另一部小说中信手拈来两个人物(《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西门庆),引申蔓延,就完成了一部大作,写尽了古往今来的人生处境、人性险毒。由是,《金瓶梅》又是一部(世界最早的)“元小说”,它的艳、美、色,一言一行,无不是一场场生死搏斗,渗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剖析力度,称其为第一部中文现代小说,何愧之有? 谁写了这部伟大的开山之作?遍查史料,空无一人。对此好奇者,请参看我一篇拙文,题为《我,兰陵笑笑生》,这虚构之虚构,借兰陵笑笑生第一人称,揭破天下第一谜的谜底:不是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在完成《金瓶梅》后,抹去了自己存在人间的一切痕迹,或隐遁、或更名、或自沉(为什么不?),令“我”身后,奇书如千古之谜,世人只能瞎猜。呵呵,“兰陵笑笑生”,这笔名就是密码,掷书之后,“我”回看世人惊羞恐怒,一笑再笑,掉头而去。这“笑笑”,乃一对待现实极尽轻蔑的态度,与屈原之自沉相同,与“流亡”之本意相同——一种拒绝,决然、彻底。 中文文学也奇了!莫非诗歌史、小说史两部开端兼巅峰之作:屈原诗、《金瓶梅》,竟都出自乌有之手?只如一线鬼魅、一个幻影? 幸好,文字在,文学在。 屈原传记的诸多元素中,我认可的只有一个,他的字:“灵均”。这也是他自己在诗中明确提及的唯一名字(《离骚》:字余曰灵均)。此外,甚至姓名,亦多有出入,屈原诗中,明明写着“名余曰正则”,可连司马迁,都混用平、原之名。这究竟怎么回事?说到底,传奇就是传奇,从人物、生平到姓名,不可考亦不必考,他像浩浩大江中一滴水,你说他是哪一滴?不是某一滴又是每一滴,这才恰合“灵均”之名。许慎《说文》解:“灵”者,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引申意为灵魂、精灵、亡灵、神灵,最早字形见于春秋金文,本为楚方言对跳舞降神之巫的专称。同样,“均“者,《说文》谓均、平之意。这些阐释,是不是几乎专为屈原而写? 对屈原而言,何为“灵均”?除了他那些通天地、贯神鬼、跨生死的绚烂诗作,还能是什么?屈原之灵,是他的文本,他的文本之灵,是渗透在他所有杰作中的精神、思想和风格,宛如一个血统般,构建起一个既无边无际、又凝聚合一的语言宇宙。所以,《屈原诗》一词,必须加书名号。这里,“屈原”只是一个借代,指向那个由纯粹文本合成的、精神境界一以贯之的作品整体。作者的人生经历可以模糊,但作品传达的经验、感受、思想、风格和语言必须清晰无比。这文字之灵,活在它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中。它体现于美学,又升华为思想,或许二者本来就是同一回事? 一如《金瓶梅》,有明一代文人,没有一个配得上写出那部大作。同样,《屈原诗》绝对不该笼统归入《楚辞》。司马迁所悲之“志”(诗言志之“志”)中,那震撼千古人心的人生慨叹、人格洁癖、高傲情怀、璀璨表达,说白了:没有第二人写得出来!司马迁不屑提及的“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谁配得上《天问》、《离骚》、《九歌》、《涉江》?它们必出自一人之手,是一个命运、一颗心灵、一位天才、一次血祭的结晶!因此,“屈原”——“诗”,这个单数全称,才是2300年中文诗歌长河的个性源头!它不需要倚仗外在的地理和时间,它依托的,仅仅是自己的内在深度,并在滔滔岁月的淘洗中不停被验证。屈原诗,既写于远古,又写于我们当代。它不是国际拍卖场上的出土古董,它的思想仍对当下有效,甚至对不同文化充满启示,这“灵”才真正活了!这“均”也融入人类,继续敞开全球化语境的当代意识。 回到文本,深入文本,下潜到那些诗行的汨罗江深处,读出——发掘出屈原之灵、汉字之灵、中文之灵,乃至最广义的诗歌之灵,是当代中文诗人的天职,不如此,大夫就还得忍着寂寞,沉在又冷又湿的水下,在水面上一片龙舟的锣鼓喧天中哀哭。我们自己入宝山而空手归,置高标于盲瞳侧,只能怪自己的贫乏和苍白。守着屈原大作,当代中文诗人配得上“孤独”那个宝贵无比的词吗? 1984年,当我完成了组诗《半坡》、《敦煌》、《诺日朗》,需要给它们选择一个诗集总称,灵光一现,屈原诗中那最短的一首(有人说不能算“一首”),跳入我的脑海:《礼魂》!这个“魂”字,直接与“灵”相通,它突破时间,包容时间,集古往今来于一身,恰恰吻合了我从文革插队的黄土地上汲取的经验深度;而那个“礼”字,凸显出人生的仪式感、诗歌的形式感、精神的超越感。归根结底,诗之本义,正是思想的形式;诗人之本义,该是诗人思想家,尤其生逢如风暴无尽动荡的乱世,更必须如此。凭借诗集《礼魂》,我冥冥之中已经选定,屈原诗和我的创作间那个精神血缘,它绵延了三十多年,至今未改。捧读灵均之诗,永远有一股浩荡美艳之气,自顶上灌来,灌入我写下的每个字。我们的诗,正是灵均唯一的归途。  “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杨炼:《YI》)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屈原:《礼魂》)——灵均,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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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上篇)


二、《天问》——诗人思想家的定位

 

1999年,意大利,我的第一个国际诗歌奖——FLAIANO国际诗歌奖——给我出了个难题,我的受奖辞,应该以“科学与文学”为主题,赫,天知道什么灵感,让我直接找到那个标题:《提问者》,并把它写成了一首献给屈原的小小颂歌:

 

“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阴阳叁合,何本何化?”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署名诗人屈原的《天问》——一首问“天”的长诗,从宇宙起源,经自然万物、神话历史、现实反思,到诗人自我,一百七十多个提问,却无一句答案。正确地说,诗之递进,在以问题深化问题、以问题“回答”问题:每一个更深的疑惑,涵盖前一个。屈原,这位中国的但丁,一开始就握紧了文明生长的根源:用每一个问号的光,点醒一个新的世纪。

 

一个专业提问者的姿势——一种提问的器官,是科学家和诗人最深刻的契合点。一个公式或一行诗句,都在幽暗中触摸,那个“已知”的边界在哪里?从远古某只毛茸茸的爪子,开始打造一块石头,到电脑键盘上弹奏的手,世界变了,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可又没变:“提问”的方程式始终如一。我感到有一条双向流动的河流:科学的提问,把外在世界不停转入我们的意识;而诗的提问,则把内心打开成可见的风景。我们不得不问——因为失重和晕眩,人是这个星球上速度变化最可怕的动物,仅仅几十年,就已从天空俯瞰大地,并跃入了星际,但同时,与自己的距离却丝毫不曾缩短:“我是谁?我存在吗?”《天问》狠狠追问着发问者:“我知道什么?”好像为了反衬人的渺小,持续的创世,末日一般漫长。

 

在我看来,这正是意义:面对无限,而不放弃提问。那意味着,从承认未知出发。培根的名言:“知识是力量”,从提问者的角度,应当修改成:“承认无知就是力量”,而首先应被承认的无知,恰是我们对自己弱点的无知。一个更苛刻提问的理由:人的外在自由,如何从争取内心自由开始?怎样把所有摸索转为突破内在的限制?——所有提问只是一种反问!屈原《天问》的精神视野,远超过最高倍数的天文射电望远镜。承认无知,已包含了创造的前提。这是“伟大的无知”,以一个巨大的问号为圆心,像不停摇动一杯水,形成一个透明的同心圆,不断侵入所有思想的既定秩序。用重重变形,不停提示那个古老的起源——隐含在文明最深处的“提问者”本义。

 

我提到《提问者》,并非仅仅为炫耀,而是因为“提问”一词,如此犀利尖锐,如一柄激光剑,刺穿了数千年隔绝在古今中外文化间的雾障,一举确定了我们的思想定位:诗,一个永无休止的提问,诗人,一个不知疲倦的提问者。没有“问”之能量,所谓传统,就是假的,只剩空洞的躯壳。所有文化,概莫能外。

 

在中文传统中,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清晰击中这要害,并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深思这个思想传统的,正是《天问》。

 

提问的能量,远超回答。因为,回答是封闭的,提问是开放的;回答是确定的,提问是探索的;回答是整合知识,提问是激活思想;回答是应对的句号,提问是挑战的问号。恰如另一位毕生提问者、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些试图回答《天问》者,如柳宗元之《天对》,无一不像揽镜自照,结果却落得自惭形秽。

 

那么,《天问》之问,精彩在哪里?

 

《天问》的研究者和文字,汗牛充栋。我细查那些不吝热捧的喋喋不休,却发现,没人(至少我没看到)注意到它开篇那个字“曰”——“曰邃古之初”的“曰”。《天问》的现代译文,要么仅把它当作发语词,无意义;要么给它一个“请问”之类语焉不详并重复的解释,或干脆省略掉这个,开篇就说“远古之初”……

 

但,在我看来,这个“曰”字,恰恰是一把最关键的钥匙,能打开《天问》宝藏的大门。

 

“曰”者,言也、说也。它不是虚字。“曰邃古之初”,必须被清楚译成:“说是(都说是)宇宙之初”,这里,“说是”极为重要,因为没有它,后面“谁传道之”——谁说的?——就不成立。这一“曰”一“传”,使《天问》第一问,振聋发聩如盘古开天地,却又比看不见摸不着的开天地更有力,“曰”,把问题直接提到了言、说的根上,语言的根上,人类文化之根上。“谁,说,的?!”世间万物之命名,可不就是一“说”?诸子百家、古今理论林林总总,可不都是一“说”?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维特根施坦有“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而《天问》殊途同归,当头“曰”来,把宇宙起源,归结于人类、归结于语言,这一问,廓清了存在的弥天大雾,直指人本身、语言本身、“问”本身。倘若天地万物都被语言含括在内,那么,谁又能在世界之外、之上对我们言说?

 

这里,不妨比较《圣经》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创世纪》起始一段,同样与“说”有关:“……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耳熟能详吧?但,“说”虽相同,怎么说却大相径庭。《圣经》之说,一锤定音,确凿无疑。神的口中,哪容疑惑?祂在,祂的声音就是祂的旨意。祂说要有光,光就存在了。祂无边无际、恒常不变,祂说出的光,也自然而必然地拥有同一性质。那么,人呢?人是聆听者、接受者,人的功用,是沐浴那光、承载那恩泽。人如草木,岁岁枯荣,但自神口中起源之光,则辉耀人类、乃至万物绵延的无数世代,我们该无尽感恩地生存于那个肯定句中。

 

《天问》几乎彻底反其道而行之。

 

《圣经》:神说;《天问》:谁说的?《圣经》:神无需语言学,祂就是最高语言学;《天问》:人能“曰”,也能被反问。“都说是”,难道就是吗?谁决定是?且必须是?屈原在此,完全是一个站在地面上的人,有呼吸、有血肉,会烦恼、会困惑,他不是祂,不接受塞给他的现成答案。他的提问,与世间众人完全一样,充满常识。“从前有座山,”“‘从前’是什么时候?”小孩子会问。他不知道,他正提出一个天大的问题。与《圣经》神学相比,《天问》是人学,或许太人性了,以致非诉诸极端个人的声音。“曰”,说文解作口之气也。此口确定无疑是人之口,所吐之气亦人之气。《天问》开宗明义,确立了提问者的位置:人的——个人的;语言的——哲学的。它不皈依神学,它恪守人文的本质。

 

因而,连汉代王逸也太小家子气了。他理解《天问》,仅达到“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的程度,殊不知,《天问》中提问者的姿态,比“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天”高得多,并非天尊“不可问”,而是提问之人与天并肩,盖因人是一命名,“天”亦一命名,所有命名无非传说矣。“谁传道之?”醍醐灌顶,彻底颠覆古今因袭的人云亦云。《天问》之“天”,并非仅指一物,必须作万物解。由是,问天即问万物,问万物须通过问万物之名,最终,万物之名皆备于我——煌煌《天问》,曲曲折折,其实通篇都在追问自我!这里的哲学深度(注意:不是形而上的玄学,而是对现实真正的哲学反思)及充分之表达,2300多年后,才在西哲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施坦那里获得迴响。

 

一个“曰”字,引出我如此浩繁言辞,太多了吗?一点儿不!《天问》,问天,问万物,问语言,问自我,归根结底,它的潜台词始终未变:确立诗意提问者的定位。这里,可能还应该加上一个定语:“永恒的”。

 

作品才是证明,欲求《天问》之伟大,别无他途,还得回到作品本身。

 

我在早年的文章《智力的空间》中就曾谈到:结构是一部作品最深的表述层次。犹如但丁之《神曲》,有多少人逐句读完了那部巨作?但又有谁,在知晓但丁用地狱、净界、天堂“一个人审判整个历史”后,能不为其精神力量所折服?这“一个人之宇宙”的定义,用到《天问》上,毫不过分。

 

《天问》全篇,提问是贯穿的原动力,命名(万物)是反思的对象,自我是思想的最终落点。

 

古今学者,对《天问》(以及其他屈原诗)的语言出处多所考证,这当然重要,但对我来说,通过分析文本结构,把握屈原诗的整体精神,才是体悟屈原诗价值的第一义。无纲则目不张,思想理解没到位,仅埋头经营训诂考据功夫,不免窥一斑而失全豹也。

 

我把《天问》结构,分为五大部分:1.创世篇;2.天地篇;3.神话篇;4.历史篇;5.自哀篇。

 

 1.创世篇:

从“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起,至“阴阳叁合,何本何化?”,共十二行六问。此篇直指全诗核心字“曰”,一举揭示神话的虚构本质,把宇宙创造之“神”力,推回人类言说的问题。一连串提问:“谁传道之?”“何由考之?”“谁能极之?”“何以识之?”“唯时何为?”“何本何化?”既问宇宙起源,又问变化规律,所有问题,无一玄虚飘渺,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智可能提出的。屈原就像一个现代科学家那样仰望星空,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追问着宇宙最深处那场大爆炸。

 

2.天地篇:

从“圜则九重,孰营度之?”起,至“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共二十四行十五问。此篇接续上篇而来,宇宙既创,而四维如何营造?世界怎样安排?八柱九天、日月星辰,都在此一诗歌蓝图中。此篇语气急促,节奏紧凑,四行一换韵,如音乐急板,最紧迫时:“幹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连续的鼓点,一声逼迫一声,狠狠掀翻了流传千古、仿佛笃定无疑的天地体系。

 

 3.神话篇:

从“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起,至“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共七十六行四十九问。天地之间,神话存焉。此篇又比前篇更长,语气急徐相间,问中夹叙,叙而又问,先四行一换韵为主,自“何所不死?”至终,忽然变成二行一换韵,步步紧迫,于诗歌形式中,不知不觉囊括了一部《山海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也许因为我早年去过敦煌,写过三危山,知道那里距中原(特别是楚国)多么遥远,所以《天问》知识震波辐射的广度,对我特别奏效。

 

4.历史篇:

 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起,至“厥严不奉,帝何求?”,共二百四十八行九十四问。此篇又可以命名为讽谕篇或籍古谕今篇。《天问》之中,此篇最长,而行数与问题数目之比,又反差最大。一问之间,拉开最远,节奏相对徐缓,所以也可读作慢板乐章。但同时,因为历史资料,又较神话切近,屈原在此,更清晰地借用历史,讽谕现实,几乎无一句不慨叹古人,暗示(或明指)当下。纵览此篇,最合我所体悟的“天即万物”之理,古往今来,一切历史皆是文本,一切历史都无非是当代史——且只“说出”(重写)了现在。这是不是又现代得不得了了?此篇韵脚,基本规范为四行一换,但到最后十六行,句式突兀一变:“中央共牧,后何怒?”以后,一口气连问“力何固?”“鹿何佑?”“萃何喜?”“弟何欲?”“归何忧?”“ 帝何求?”声声都砸在那个逼迫诗人流亡的绝境上——被“说出”的,就是现在啊!诗人一问再问,这才是谜底。

 

5.自哀篇:

从“伏匿穴处,爰何云?”起,至“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共六行三问。《天问》巡游九天八极、四海五湖,终于返回实处:诗人之所在、自我之所在。一个九死一生而挣脱不得的命运。言辞滔滔,改变不了宿命的残酷,诗歌的万语千言,最终落点,仍是一个“我又何言?” 夫复何言啊,这古今之叹,2300年前就发出了,至今余响不绝。诗人并非不懂,性格决定命运。高洁的自我,乃一切厄运的原因。所以,“我又何言?”作为长诗终结,不该仅被理解为对他者(君王?)所说,这其实更像诗人自问,对一个死结的无解之解。《天问》自一“曰”字起,至一“言”字终,首尾之呼应,还可能更加完美吗?“都说是……我还说什么”?这两问之间,是不是含括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沧桑苦衷?而更棒的是,在命运的终点上,并非有一个屈服的句号,它仍被赋予了那个大大的问号,尽管,那只像一个无奈的反问。

 

从文学角度讲,上述五篇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们并非以线性叙述相连,而是一种层次的叠加。它们的结构,建构起一个诗作内部自洽自足的空间。这些层次,彼此渗透,构成互文,又在在指向同一个精神焦点,不停加深(加强)“提问”的质量和力度。这个空间诗学,还将在中文诗歌传统中延伸数千年,并以七律等形式臻于完美,可惜,《天问》的后来者,囿于汉代以后大一统思想控制,已完全丧失了创始“提问者”的决绝和彻底。《天问》之名,人人皆知,可《天问》精神,早成绝响。屈原诗的思想、美学传统,迄今为止,仍只是一个人的传统。“灵均”,创建了它也终结了它。尽管如此,种子已经播下,“提问”基因不会灭绝,它潜移默化,已渗透进了我们的生命和诗歌,并在所有语言和诗歌的血液里打上了永久的戳记。只要贴近一切诗作精品,就一定能听见《天问》的迴响余音。

 

我遍览古今中外文学史,找不出第二件能如《天问》更精确地给诗歌定义者,故此我不得不承认:《天问》的地位,千古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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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上篇)


三、《离骚》及其他——从抒情史诗到空间诗学 屈原诗的伟大,在于所有作品组成的整体。它们诗学的、思想的品质,如此斑斓缤纷又高度统一。每一件都如此独特,又能清晰辨认出与其他作品的内在关联。 音乐是最佳比喻,我们几乎能看见,一位天上的作曲家,从不可思议的高度,精心构思着那些杰作,一件一件写出它们,直至在我们想象中,渐渐耸立起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聆听音乐,一如阅读诗作(尤其长诗),除了品读诗句细节,亦须记住其主题的循环往复、结构的起承转合,形式的变奏呼应,最终在想象里(而不仅在纸上)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虚拟空间。一部诗歌佳作,精神是音乐的,结构是建筑的,材料是语言的,从一块块砖石,到建构方式,再到建筑理念,每个层次都不可或缺。 屈原诗的每件作品,无一例外,都给出一种典范:以语言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 如果说《天问》高屋建瓯,直取“提问者”那个诗意能量的内核,那么,《离骚》、《九歌》等等就是屈原诗思想、美学的充分拓展。《天问》高耸的屋脊和鸱吻下,是宏阔的厅堂、宽广的庭院,让我们步入其中,悠游深思。 《离骚》在此。 古今论者,包括太史公,都把《离骚》列为屈原诗之首,盖此文最长,辞采最美,流亡之叹亦最深。其形式,与《天问》迥然有别,此当后论。我与诸家不同处,在于不割裂屈原诗整体,而以“同心圆”结构把握之,尊《天问》为第一,因其思想能量最强,堪比所有诗作的发动机;境界最高,又引领着屈原诗的整体超越,使诗不仅慨叹自身,更直指存在的本质。所以对不起啦太史公,请允许我按照自己感受,重排先后。 关于《离骚》题意,几千年来,又是众说纷纭:遭忧说、别愁说、牢骚说、离忧说、遭扰说、曲名说、方言说、苗语说、罹忧说、太阳之歌说……请参看周建忠《楚辞论稿》,他综合古今学者对《离骚》题意的解说,竟达四十五家二十七种之多。这里,我颇为心仪把《离骚》和楚语、楚声相连的想法,这挣脱了从“离”、“骚”二字望文生义的局限,我后面谈到屈原诗分期,诗人创作《离骚》巨作时,必有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而不可能颠簸在漂泊途中,因此,见到“离”字,就解释为流离、放逐,见到“骚”字,就解释为骚动(引申为忧虑),都不稳妥。须知,屈原诗写于秦始皇“书同文”之前,后来的文字大一统,还没侵蚀各地的方言原声,巫——萨满文化才是楚文化正宗,灵均之诗,传承的应当是这个正统。查《说文》“离”字,禽首兽形,作鬼神状。后来以“离离”形容众多、繁茂(“离离原上草”),仍保有原意。“骚”字,或可作“动”、“扰”解,进而成“憂”,但似乎还有点牵强。骚动状,与其像动物,不如更像植物,风吹草低,波浪重重。巫师有“离”之鬼魂附体,迷醉在跳舞降神中纵情吟唱。犹如远古“聚燎”之礼,人们集木焚烧以祭天。焉知《离骚》一词,不是一场盛大祭典的命名?它指归的是超越,而非仅仅抱怨一番。所以我觉得,不知其本意时,最好不用猜测附会,而应该效法《天问》,留出这空白,等待有识者开辟新资源(例如存留民间的古楚语音),找到更精准的答案,也让我们心中的灵均安顿归位。 我将沿用《天问》读法,将《离骚》全文,分为数篇,以利读者对本文结构(和思路)一目了然,如下:1.自传/现实篇;2.历史/讽谕篇;3.神话/求索篇;4.自美/自救篇。 1.自传/现实篇:    从“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至“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因为文本较长,《离骚》解析不再列出行数)。不少评论,都把这一节的自传体开篇,称为“序”④。我当然不反对,因为这里第八行,已经出现了我最为珍视的命名:“灵均”。如前所述,我认为这个名称,对屈原诗来说,最有实质意义,因而最为重要。但同时,紧接着的第九行,出现了另一个关键词:“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得自先天,一种从血统传承的高贵品质,令作者对自身无比骄傲,同时“内美”又不止于先天,“又重之以修能”的后天,更加强了它。由此开始,诗人已踏上一条自我和现实冲突搏斗的漫漫长途,内美与落寞,热诚与孤寂,洁癖与污秽,忠贞与背弃,彭咸之遗则与溘死以流亡……诸般种种。高贵血统而来的美质,与对偷乐“党人”的蔑视密不可分,虽然明知同流合污可以荣华富贵,但终于“余不忍为此态也”!这一大段的作用,远超出“序”,它紧紧抓住自身悲剧的根源,且已洞晓了,“性格决定命运”的结局——一种由内向外的必然,一种血液构成的宿命。若把《离骚》看作一部协奏曲,这自我/现实——内美/外污篇,就是它的呈示部和第一乐章,音乐的诸般动机,都已陈列于此,性格和命运的种种冲突,已全然展开。若把《离骚》看做一个同心圆,这自我定位就是它的圆心,由此漾开的第一轮困境,直接来自身边的现实。草木之描绘、爱情之比喻,一言以蔽之:美,在悲哀地陨落。 2.历史/讽谕篇:从“依前圣以节中兮,喟凭心而历兹”,至“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本篇以历史见证、深化前一节,延续《天问》第四篇手法:讽谕——或曰籍古谕今。诗人历数历代前圣或俨敬无私或昏庸不明的案例,以史为鉴,映照现实。即使《离骚》创作年代久远,诗人那时感受的历史,也已是昏庸大大多于贤明。贪婪遍地,高洁罕见。时间,绝非历史的可信之物,也不是希望之所在,却恍若幻象,令困境绝境一再延伸。这“哀朕时之不当”,古今合一、无穷无尽,始于当下又归于当下。诗人感而慨之,感慨不足,唯有视今如古,返回自身,迎逆境之“危死”而上,反证余心之“犹未悔”。以音乐比喻之,本篇可视为第二乐章展开部(上)。以同心圆思维观想之,这是自我经历在现实冲突之后的第二重遭遇。 3.神话/求索篇:从“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至“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此篇是《离骚》最为人称道的一部分。各种“浪漫主义”的头衔,大抵戴在这一段头上。尤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句,经鲁迅《彷惶》题记引用,更成了经典之经典。这里,我们恍若回到了《天问》中,诗人再次动用全部神话库存,上天入地,风驰电掣。这是真正“灵均”的世界,随着诗人赋予自身以神性,而无限扩展。一己之遨游,贯穿古今故事,并加入它们,成为故事的主角。那些绚丽的想象,都在思想的世界里,而思想的世界,一定存在于自我中。这浩浩长篇,穿插了诗人与“灵氛”、与巫咸的两场著名对话:“命灵氛为余占之”、“巫咸将夕降之”,注意:灵均与灵氛,都属“灵”类!而巫咸是否彭咸,并无定解,但他代表的,肯定是灵均从属的楚巫传统,但他给出的华美许诺,也改变不了诗人遭遇的“党人”现实。两场交流,都以美妙渴望始,以现实毁灭终。或曰期待越吉顺,真实就越残酷。由是,这些貌似的“对话”,其实都是诗人在幻觉中自问自答。谁经历过陌生国度的流亡漂泊,都知道那是活在一场永无休止的内心独白中,自问与反问,辩驳与反驳,日日夜夜,不停折磨着渴望解脱又无法解脱的心灵。“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一双灵性的透视之眼,恰恰辨认出逃避不了的污浊。如果把《离骚》通篇,看作一场祭祀,那被祭祀者,就是诗人自己。这是一篇长长的自问自答,而说出声的自言自语,便会被世人认作疯狂。所以,“浪漫主义”云云,与《离骚》全无干系,因为浪漫主义基于人的主动追求,去扩张创造出一个想象世界。而《离骚》恰恰相反,是被逼出表面现实,逃入内心非现实、超现实之境,且逃而不得,求索不得,灵氛再有吉占,也改变不了“粪壤以充帏”的厄运。由是,我们可称《离骚》为“反浪漫”、或“深现实”,同为想象世界,却与“浪漫主义”南辕北辙、恰恰相反。想象不是从现实突围,而是突入现实之内,比之内更内,才印证了现实绝对的走投无路。此篇接续籍古谕今篇,再打开一个更深的、幻觉的层次,却殊途同归,又被严酷的事实粉碎。因此,它不妨被看作音乐的展开部(下)。如把它与前两篇置于同心圆结构,则可以清晰看到自我、现实、历史、神话,环环漾开,每一环却又死死闭合,全不留下任何出路。对诗人而言,这是用失望深化失望的历程。那不是美妙的飞天之旅,而是恐怖地狱之旅,犹如但丁一千多年后记录的同一心路历程,沿着地狱每一圈向下再向下,诗人深入想象,就是深入苦难和罪恶,直到冰湖,那个注定的结局——此中深痛,何浪漫之有? 4.自美/自救篇:从“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此篇作为终篇,完美呼应全诗之首,在自传/现实篇中,把“序”和现实冲突契合在一起,这篇“吾将行”的高远旅程,紧接上尾声“乱曰”,把《离骚》总和成了一个整体。此篇开始于一大段美妙绝伦的想象,把“吾将行”之处,描写得璀璨无比。但,这一段与前一篇美、丑纠结中的苦苦求索不同,这里纯是诗人的精神遨游,质言之,其实是诗人对现实彻底绝望之后,不再祈求外部理解、转而回返“内美”——对自我精神之自足的表达。我命名之为“自美/自救”,这“自美”的层次,远高于《离骚》开篇的血统之美、继承之美,而抵达了诗歌的自觉境界。它不再依赖远祖的支撑,却把一个无远弗届的宇宙,还给了诗人,由此还原了诗歌本义。对诗人,这当然是一个无奈之举,是被“不可能”逼入的解脱狂想,但那又怎样?处境所迫或自觉提升,为什么不能殊途同归?精神之自美,转化为文字之自救。诗人终于挣脱种种羁绊,以自在者说(借用我长诗《YI》中一个标题)⑤的态势,登临绝顶,俯瞰万物。不过,倘若《离骚》只到此为止,美则美矣,屈原诗却不再是屈原诗了。屈原诗之“反浪漫”,使他的唯美必须囊括美的反面。翱翔再远,也终于会“忽临睨夫旧乡”,这个旧乡,并不与故乡简单等同,它喻指着广义的人生,那个“美”逾渴望超拔其外、逾沉陷其中的真世界,这才是游子心底不可解封之痛。“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一种悲怆底蕴,渗透灵氛、巫咸的极乐语调,让这首乐曲用第三乐章再现部,重现内美主题,但已是经过重重自我辩驳、充分拓展、兼容内外的“美之自觉”。以同心圆观之,内美、美人、美政,三者依其美质而合一,在此,我还要加上:美文,因为现实“莫足与为美政”,只有美文,才是实现屈原诗的理想之处。这样,折磨了学者们两千年的“彭咸”⑥,或许也有了新解:汉字之始,始于甲骨占卜。古之巫者,创筮占,记吉凶,掌国运,擅文辞。自有文字起,一个国族才有了能够积累的文化记忆。屈原作《九歌》、《招魂》,其身份俨然楚国巫师。后来的屈原诗,也都可视为自我“招魂”之文。而他屡屡提及的“彭咸”,虽众说纷纭,似不可考,但焉知不又是一位上古大巫,以其贯通天地人鬼的“灵均”之文,如精神渊源,令屈原仰望?由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依诗歌的内在逻辑看,就意味着“从彭咸文字之所居”——美文诗章,即诗人最终找到的自救之途。 《离骚》的诗歌形式,有令人炫目的独创性,和一步到位的(惊人的)成熟。人们常提到屈原诗从楚国巫文化获得灵感,但灵感是一回事,完成精美的作品是另一回事,尤其《天问》、《离骚》这样的煌煌巨著,毋庸讳言,那只能出自一人之手,并且是极端专业的大师之手!如果说,《天问》的四言体,还能明显看出之前《诗经》形式的影响,那么《离骚》的双行联句体(我的发明,呵呵),则只能以屈原诗为源头。那“……(虚字)……兮,”的上句,接经常是七字句的下句,堪称古典诗歌中最完美的咏叹调。其悠扬曲折的一唱三叹,真把诉说不尽的人生感慨都说尽了!这里,其实已蕴含了后来古诗七字句的基本元素,虽然尚无对仗、平仄的规定,但因为加入了中间虚词的稍短停顿和结尾“兮”字的较长间歇,其歌唱性、音乐性又比固定的七字句如七绝七律更加舒缓悠扬。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离骚》的诗歌形式之诞生,犹如石破天惊,一出手就堪称完美,全无之前所谓“进化”的痕迹。这又是一个千古之谜。诗歌是一个人的手工劳动,很像打磨一件玉琮,要有超人的耐心,和时间做一场生死搏斗,而且经常可能是几代人的投入,才能完成一件精品。那么,《离骚》这块宝玉的形式,其寓意、构思、设计、制作,怎么可能竟由一个人完成?这难道不是奇迹?再不信巫术的人,到此也只好拜倒在“灵均”之名脚下了。而我们写诗的人更清楚,面对自《诗经》以来的二百年的诗歌荒漠,要凭空发明这个精美的形式,其难度何止艰巨,直是可怕!相比之下,庞德因为翻译汉诗,就被艾略特冠以“发明”美誉,简直是小儿科。稍拉开些,唐诗形式固然精美,但那是上千年汉语美学经验积累的产物,期间,还由于佛经翻译而引入梵文音韵学⑦,由此推进了汉语音乐性的进一步自觉。即便如此,唐诗却再也没有了屈原诗形式一吐为快的大气,以致李白要突破形式束缚,还必须回到古风中,慨叹“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谁听不出这里屈原诗的迴响余韵?! 屈原诗的形式,开启了汉语/中文诗歌的美学自觉——一种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美学自觉。它已包含了将要引申的三大阶段:一、建立独创的诗歌形式;二、形成渗透纯诗意识的形式主义;三、完善作为整体的形式主义传统。汉语/中文诗歌在数千年里历尽沧桑,持续转型,一直保持着这个血缘的鲜活,我们至今仍沐浴其中。 《离骚》提出了若干屈原诗的关键词,它们像一把把钥匙,引领着我们追踪屈原诗的思想: 灵均:如前所述,屈原的身世,将是千古之谜,与其在众说纷纭中浪费时间,不如在他的“字余曰灵均”中,落回唯一的实处:诗歌文本。诗人之灵,只在诗中,且经由其诗,跨时空地无垠传播。2300年后,我正写此文就是明证。况且,对屈原诗普世价值的认识,还几乎完全没有开始呢。在此,我不得不钦佩那位隐身的作者,他好像早已洞悉了未来人类的懒惰和愚蠢,因此在诗作中如此决绝,用思想之深邃、形式之完美,不妥协地对后来者挑战。“灵均”啊,这命名中,悄悄寄托了多好的理想,他渴望着和我们“均美”呢,但,我们配吗?人类配吗? 内美:美,是屈原诗的核心。而诗美之源无他,必基于人格。所以,这个美的同心圆,必从诗人内心中漾出,推及人品、思想、行为、遭遇,直至作品。每一外在的命运之圆,都是内美的逻辑性推衍,又反过来对其验证。秉持内美,一如秉持人性之诗意,已经内含了做人的准则、政治的选择、毕生的遭遇。性格决定命运,诚非虚言。屈原诗,为整个人类的诗歌命运,奠定了一个模式:追随内美,诗人将不得不付出痛苦的代价,孤独和死亡,都是这没有铠甲的躯体上,历历在目的伤口。可希腊大诗人埃利蒂斯说什么来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 流亡:我曾震惊的发现,如今泛滥于世的“流亡”一词,最初竟出现于2300年前的屈原诗!诗人四次用到“流亡”,三次都以“宁溘死”(以流亡兮)开头,足见在他那里,流亡和死亡,简直就是同一回事。这和当代对流亡的理解,几乎相同。但我必须承认,屈原诗里的“流亡”,含义严酷得多。因为今天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已经给当代流亡大大减轻了压力。回到屈原诗,我以为,“流亡”在他那里,比英语中的“Exile”(基本意为“出走”)深刻许多。基于中文的字、词组合,是在不同层次上,所以“流——亡”之间,每个字、整个词的含义,更加多变而丰富:流即亡?流向(死)亡?抑或甚至从死亡开始流动?这像不像诗歌的形而上寓意?亡命出走,当然不假,但“宁溘死”更点明了那出走的无望。所以,“亡”这个字,在出走一层之外,绝不能忽略深层的“毁灭”之意。再追问一句,谁最先选择“流亡”一词,来翻译外语的“Exile”?我找不到出处,是不是又来自一个双重转口的日本译文?无论如何,那位译者,绝对是一个大天才! 美政:由内美而美政,是同一逻辑由内向外的递进。但也与内美的遭遇相同,美政在《离骚》“乱”辞中出现,非止于一种理想、一个概念,它已经历了一场失败、一种幻灭。“国无人莫我知兮”、“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很清晰地把“我”和“美政”连在一起。无人知我之内美,也无人足与为美政,这是从内心到现实的彻底绝境,故而对于屈原诗,美政简直就像一个反义词,一个充满“不可能、不得不、无可奈何”的否定句。也因此,它成了诗歌的起跳板。一声“已矣哉”的长叹,在人生尽头,反向推出一个更高的现实、文本的现实。诗歌是无人之国,只有那里,再无恶人庸人的搅扰,才华和理想的“哲王”,能够内外合一,建立唯一的美政,再也不必担忧被粉碎。 彭咸:如众多研究者所说,“彭咸”是屈原诗中的理想人物。《离骚》两度提及他,“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我曾写道,彭咸其人,众说纷纭,再多揣测,十之八九也于真实无益。但,他或为大巫、或为良臣(在楚国早期文化中,这可能并无区别),留下了与诗人内美相符的“遗则”,以致诗人愿追随其后,遵从其则而移入其居。我以为,这里的“则”,该解作语言之规则。这里的“居”,该认为是诗歌作品——美学之居。查说文,巫,能事无形,跳舞降神。而“筮”从巫,占卜用竹用草用甲骨,终于刺激发明出文字系统,由口头传承转为自觉积累文化。这自觉,就是为人为国而立“则”。屈原诗上承巫传统,也就是承接古人之志,古人由巫术图腾而宗教祭祀,再进而创作诗篇,所以“诗”字,像“寺中之言”,盖因诗通鬼神、合心志、助百姓也。这实为天下第一“美政”。屈原在走投无路时,写下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怎能不是发自内心之叹?! 用关键词的经络,可以理出屈原诗的血脉。但《离骚》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首抒情史诗,首创了中外文学史上多层次叠加的空间诗学。 永远不要忘记《天问》开篇那个“曰”字!屈原诗中,一切都是语言,一切只是语言,文本的意义高于其它所有意义。 《离骚》四篇,是构成同一文本的四个层次,它们互相叠加,在自我、现实、历史、神话间反复穿越,最终回到自我,终归于美文,形成了一个完整自足的诗歌体系。历来的注释家们,注意到《离骚》内部结构的复杂性,衍生出若干说法,诸如兰椒相对、求女、对话、明君殉国等等,但所有这些,因为没有切实依据,故常流于牵强附会,浮光掠影。其实,回到文本/文学本身,这里真正该被强调的,是创作上的复调性。犹如一部交响乐,作品的思想内涵,永远不被简单宣示,而是通过不同动机的对比、冲突、辩驳、互动,呈现于被拓展开的空间中。认识了复调性,才可以读出《离骚》有机结构的不同“系统”:自然象征系统;欲求神女而不得系统;和女须、灵氛、巫咸对话系统;渴望内美+美政而毁于现实系统,等等。所有这些系统,均复杂而非单一,每个元素既各自发展又彼此绞缠,由此形成了《离骚》内源源不绝的动能。《离骚》(或广义的屈原诗)之所以让古今读者评家,既感到它强大的冲击力,又沦为语塞地对它说不清、道不明,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把目光聚焦于文本之内:用理解语言的深度,去验证其思想的深度。单线条的头脑,面对《离骚》纵横交织的世界,怎能不迷失方向、手足无措? 复调性——建立诗歌空间——以语言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这是屈原诗留给中文和世界文学最宝贵的启示。 我把《离骚》称为中外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独创的抒情史诗,应不为过。中文文学史上,《离骚》之前,只有《诗经》,作者佚名而作品短小,民歌的形式与屈原诗自成一体的长诗形式毫无共同之处。世界文学史上,可以与屈原诗相比较的,大约只有荷马史诗,以及稍晚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埃涅阿斯》、奥维德《变形记》等,但一个根本不同出现了:古希腊、古罗马诗作,无一不是基于线性叙事,隐含的是线性延续的时间观。而屈原诗中,虽然神话和历史占有重要位置,因此也无妨借用史诗之名,但作品从来不追随时间线索,而是任意打破、穿插、出入、包容神话和历史(时间的所有层次),将之统统汇集到抒情主角身上,成为抒情主角倾诉内心的语言载体。就是说,这个语言的庞大同心圆,时时刻刻来自又归于那个圆心——抒情诗人的本体。我们是否终于懂得诗人开篇就以“朕”自称的良苦用心了?这位流亡之朕、无国无家之朕,只是语言之朕,也因此是万物之朕,至少在诗人想象中是如此。 屈原诗开创的空间诗学,构成了欧洲时间诗学之外的另一极,这里没有任何民族自夸因素,而是解读经典、开拓人类思想资源之必须。 相比于线性的历史——时间叙事,屈原诗多层次地、立体地建构语言空间,因而能持续深化地追问诗意。通过作品内涵一层层叠加,最终给有限的篇幅,砸进了几乎无限的坚实质量。想想《天问》的穷追不舍吧!时间并没有消失,它(它们)只是化作了诗作的内在层次之一,在语言内流转和循环,由此让作品保持鲜活。但在更高境界上,单个时间不起主导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是统摄种种时间的“共时文本”。空间诗学的定义,就是建立一个自洽自足的语言小宇宙,以包含所有时间的可能性。毋庸讳言,它的指向,是人类的根本命运。它切入一切历时的“事件”,发掘内含的共时“处境”,再以那根本的“不可能”反观此时此地。这样,是不是所有悲剧里的日期、人物,都显得虚幻了?就像有一双沉船里的眼睛,从海底透视着水面的船只,它们的“未来”,那么一目了然。用我写过的一个思想:形而下下——形而上。对普遍存在的认识,就在每双脚下,狠狠挖掘它,直到一条隧道,沟通了所有人、所有历史。 质言之,抒情史诗——空间诗学,绝非文字游戏,乃是追求思想深度之必然。它不以诗叙史,却含史入诗,以一个人的内心,呈现所有历史的深度。这样的诗歌,通过语言建构,能成就一部思想辞典。它们立足于这深度,因而不惧怕时间,甚至不惧怕翻译的挑战,因为那难度恰是对深度的证明。欧洲文学史上,近代但丁的《神曲》,呼应了屈原诗的理念。而我自己带着从文革等等疼痛经验提炼出的写作,走遍了文化籓篱分割得七零八落的世界,却从未遇到不可理解的难题。中国思想辞典,凭借其深度绝对普遍有效。 《离骚》品读,适用于所有屈原诗。只要把似是而非的“考据”搁在一边,专注于文本,每篇作品,就会一层层还原出清晰的面目。《招魂》、《九歌》,角色鲜明,或独唱或合奏,雄壮哀婉,高亢清丽,各个上演着一场“一个(诗人)人的歌剧”。《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回返自传体,痛陈一己之哀,抒发家国之痛,人生与诗,因“亲历”一词深深契合,“长无绝兮终古”。 从诗歌写作的经验出发,我以为,屈原诗应分为早、中、晚三期。 早期诗,以《橘颂》、《招魂》、《九歌》等为前导,以《天问》为压轴。此时的诗人,尚出道未久,青春豪迈,《橘颂》咏志,《招魂》代言,《九歌》大祭,激情抱负,溢于言表。这阶段的诗歌形式,仍可看出源于《诗经》的影响,四言为主,长短参差,和历史血缘藕断丝连。但内容上,到了《天问》,诗人必已经历过贬疏之苦,故而深深的哀愁已渗透了言辞。可再细思一步,如此浩浩长篇,又绝不可能写在流离漂泊途中,长篇巨制之诗,没有相对安定之处,让诗人沉静深思,怎能完成?就是想想那大堆沉重的竹简,如何让背井离乡者背负保存?也知道这需要一个定居处了吧。此外,《天问》一面把“提问者”的质疑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面则又以满怀期待的“悟过改更,我又何言?”作结,所以我推测,它应作于早期阶段的结尾。 中期诗,以《离骚》为集大成。这首诗的形式,已彻底离开《诗经》影响,开创、并完成了屈原诗最典型的双行联句体,加上其结构与空间诗学的意识,使之无愧为屈原诗的代表作。不过,同样问题,创作这样的长诗,需要诗人有安定的环境、沉静的心情,充裕的时间,却决不可能草拟于“在路上”的仓促漂流中,那样的话,我们今天读到几枚残简断句,已经够幸运了,哪可能手捧如此完整的煌煌大作?!因此我设想,写作《离骚》时的诗人,必是已遭贬谪疏远,甚至已预感到了流亡命运之不可避免,但还身在郢都家中(或别的稳定之所),仍未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因而作《离骚》自美自陈。当然,这并没有改变那个已知的结局。 晚期诗,含《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这阶段的作品,形式上基本延续了《离骚》的双行联句体,篇幅上都大大缩短,盖因诗人已经流亡,踽踽然“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其诗之灵,完全吻合其人之形,虽未放弃梦想,却已知宿命不可变。如今“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只能是一番自美式的垂死挣扎。这些诗作的哀愁慨叹,为数千年中文诗歌传统所仅有。心死之冷,比身死又不知惨痛多少。唯一的自救想象,怕只能寄托于美文中,这才有了一篇篇绝望到底、又不屈不饶的文字,长歌呕血,遗书当哭,令吾辈千载之后,仍感到汨罗黑水,就在身边声声拍打! 屈原诗的三个阶段,互不抵消,一路深化,让“一个人的传统”,名符其实,如在目前。2300年啊,我们集体欠屈原诗一个理解! 1980年,二十五岁的我,游陕川,下三峡,泊巫山,登巫峡边山顶古荒台(是楚王台吗?),俯瞰长江,如青山间错金一线,蜿蜒而来。再下宜昌,回溯秭归,专程拜谒屈原故里(那时不知因为造葛洲坝,这“故里”已经是迁移过的赝品了)。傍晚,和秭归文化馆一位忘了名字的音乐研究者,共坐小饮,听他讲秭归传统送葬民俗“老人鼓”:原来秭归一带,老人去世后,没有其他乐器,只用几十面大鼓,沿街擂响,鼓声咚咚,伴随歌者一路歌唱。其歌三段,曰“开歌路”,送葬行列来了;曰“穿花”,述说死者生平;曰“煞鼓”,领唱加合唱,簇拥死者之灵登天。那一瞬,我恍惚觉得,时间从未远去,灵均、灵氛、巫咸、彭咸都在周遭,翩翩起舞。我不得不把那三个标题,直接挪用进《诺日朗》第五节,让我的小诗,也加入古巫诗人们的行列,从其所居。冥冥中,我们和他们,互相围观着,聆听着,哪有区别,压根是同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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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亚男)


杨炼,1955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他迄今共出版中文诗集十四种、散文集二种、与一部文论集,已被译成三十余种外文。杨炼作品被评论为“像麦克迪尔米德遇见了里尔克,还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也被誉为世界上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杨炼获得的诸多奖项,其中包括意大利苏尔摩纳奖(2019);雅努斯·潘诺尼乌斯国际诗歌大奖、拉奎来国际文学奖、意大利北-南文学奖等(2018);英国笔会奖暨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翻译诗集奖(2017);台湾首届太平洋国际诗歌奖·累积成就奖、李白诗歌奖提名奖在内的四项中国诗歌奖(2016);意大利卡普里国际诗歌奖(2014),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12)等等。杨炼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以最高票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2013年,杨炼获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2014年至今,杨炼受邀成为汕头大学特聘教授暨驻校作家。自2017年起,他担任1988年创刊的幸存者诗刊双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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