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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下篇)

杨炼2019年11月在汨罗江采风中朗诵诗


当代中文诗,是一种双向写作:既面对当下,又重构传统。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古典杰作,并非简单的罗列。它们的秩序,随当代诗人的参与而不停调整。简言之,每个当代诗人,必须筛选自己的“传统”。

 

有人曾谓我“只粉屈原”,稍加更正,那应该是“屈原诗”。屈原之名,哪个不晓?但真正含义是什么?却罕见深究。所谓屈原研究,常落入连篇累牍的训诂考据,把象腿都摸烂了,却不知大象在哪儿!两千三百年过去了,只剩时间之老和一大堆空洞的赞颂,屈原之孤独,也算世界奇观了。

 

庚子年初,病毒封门,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终于达成夙愿,完成了这篇长文《屈原诗,隐没的源头》,内含五章,分别标题:一、屈原之谜——灵均之实;二、《天问》——诗人思想家的定位;三、《离骚》及其他——从抒情史诗到空间诗学;四、“诗家”——诸子百家之根;五、“思想之诗”——当代传统。这五部分,内在贯穿,是一个层层递进的整体。我自己的写作,传统的反思,这自觉的全球意义,都归结到了屈原诗那个精神源头上。这最重要的源头,仍然隐没着吗?抑或终于开始浮出水面?反证了一种超越时空的深度?我当然认为是后者。

 

与我缘分匪浅的《上海文学》杂志,为此文开辟《屈辞溯源》专栏,连载发表。现在智岚把它制成上、下两个微信链接,可存可批,求教于方家,更有意义。入宝山而空手归,是华语诗人的不幸。我希望此文,能导向一个结论:当代世界,不仅需要诗人,更需要——诗人思想家!

(杨炼  2020年10月15日)



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下篇)



四、“诗家”——诸子百家之根 我曾把李白比喻成一道飞瀑,把杜甫比喻成一株劲松,但屈原诗,甚至不是一座异峰,那些巨作组成一整道山脉,突起在一片思想的高原之上。 这高原,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 今天的人们,怕是难以想象,那是个思想多么活跃、精神何等璀璨的时代。春秋战国,短短几百年,大动荡的现实刺激下,‍各种观念潮涌浪激:老子论道,孔子谈仁,墨子讲兼爱,庄子尚逍遥,法家立行刑之规,名家有名实之辩,阴阳纵横家游走列国,舌粲莲花……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将其归纳成六大家:道、儒、墨、法、名、阴阳;班固归纳成十家:道、儒、墨、法、名、阴阳、农、纵横、杂、小说。朝堂之上,学宫之中,乡野之间,一个个充满个性、特立独行的人物,组成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爱思想”、大自由的时代! 但这一片欢腾喧嚣中,屈原——屈原诗,却独独缺席。 为什么? 我的回答,或许太简短:因为屈原诗自成一家,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屈原诗,是迄今未获命名的最大家——“诗家”。 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对屈原诗的思想属于哪家哪派争论不休,有儒家说、法家说、道家说、阴阳家说、纵横家说、融合说等等。其中,略为靠谱的是融合说。可惜,这里的“融合”,又常常似盲人摸象,比如从屈原思想略近邹衍,而邹衍与老子同乡,于是说屈原受到道家影响,有“出世观念”(游国恩)。或仅仅因为屈原“生活在由儒到法的过渡时期,他的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儒、法两家思想的演变”(聂石樵)。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容道家、农家(陈子展)。或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周建忠)。詹安泰归纳:“把屈原思想派入某一家的思想体系去,是不容易得出完全正确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 可惜,没人能给屈原思想做一个百分比的化学分析,这样一勺烩的说法,等于没说。 先秦时代,是一个辉煌的散文时代。诸子百家,不仅是思想家,更是创作家、文体家、风格家。每种思想,和独属于它的形式,先天生成似的融为一体。此内涵非呈现于此形式不可,无此形式亦无所谓此内涵。由是,“散文”一词,迄今无法找到完美的外语对应。散文诗、诗意论文,都不足以传其神韵。两千多年了,它仍是一个闭锁于汉语/中文之内的独特文体。关于这话题,我有专文《散文断想》讨论之。 或许,屈原诗未被列入百家,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不是散文。 但,倘若更进一步,让我们剥开文字的斑斓外衣,直探精神内核,则不难发现:存在之思,才是诸子百家思想的真正汇聚点。一如两千年之后的海德格尔所说:“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归根结底只说出了一种思想”——对“存在”追根究底、反复诘难,正是先秦时代最令我们震撼的诗意。 历代评家,不敢(或不能)给屈原诗独家冠名,正因为他们拘泥于文字表象,却忽略了,诗歌,正是一种思想的形式,而屈原诗,是表述思想的最佳形式。 屈原诗——先秦时代的辉煌“诗家”。我说它是诸家学说之根,同时是它们的集大成,并非刻意渲染,危言耸听。 《尚书》语:“诗言志”。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庄子云:诗以道志。荀子说:诗言是其志也。这里,诗言内心之志,而心志须诉诸诗言。一个诗字,志为其内而言为其外,二者为一。由是,诗何止心声,它更深深化入血液、骨髓、细胞、灵魂——真是得“灵均”神韵啊!所以好诗拒绝翻译,一个灵魂如何能复制两次? 语言,是一切感性理性之根。创造性语言,攥紧一切创造性思想之根。 当司马迁感叹“悲其志”,他已触及了屈原诗的根本意义,那就是孔子理想的:君子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换成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说法:小说可以虚构,诗却必须写实。这个“实”,即诗人内心的真实。庞德夸赞汉字:“‘诚’,造得完美无缺”。我一篇文章的标题由此而来,就叫《成于言》,语言透视出的内心,是骗不了人的。 屈原诗的内在层次中,包容了先秦诸家众多思想元素: 数百《天问》,始于一“曰”,“谁说的?”蕴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又置宇宙大化于悬疑(“何本何化”?),因此比道家更实在、更精妙、更高超。浩瀚《离骚》,植根于“内美”与“修能”,不特言“君子”,却饱含了孔子的君子理想。“内美”一词引申出“美人”,无疑指向独立人格,即使“迟暮”也不肯放弃;而百折不回、至死追求的“美政”,又暗合了儒家“成仁”的社会准则。屈原诗的思想同心圆里,“美”的性质一以贯之,环环相扣:人格、思想、社会、行为、文学、生死。内秉天性,外合自然。确实,这里儒、法、道、阴阳、纵横家因素都有,却无一能取代诗家的独特性。细思诗家构成,“提问”是其动能,一路深化;思想是其结构,辩驳神话历史、综合诸子百家等等层次;文学创作,是其存在方式,诗歌的精美形式和思想内涵,同步抵达完美;作品的内部构成,是其“全息”观照外部宇宙的途径。自我和宇宙,一而二,二而一,连真实或隐喻意义上的诗人之死,也已内在于这个完整的系统——老子梦想的“大美”之系统。 言志之“志”?古籍并未明言。而孔子在“不学诗,无以言”后面衔接的,是“不学礼,无以立”,就是说,孔子之“诗”的潜台词是“礼”。那么孔子之“志”,和他的“诗教”理想也相同,曰“思无邪”。这个“志”,显然不指向思想独立,却已埋下了后代独尊儒术文化大一统的种子。司马迁所云“悲其志”,或更贴近屈原诗本意,但也没说清究竟“志”为何物?此外,屈原的自沉,虽然表面上与孔子的“成仁”社会理想颇为相近,但本质上,屈原之死,乃殉美政、美道——诗家之道,而孔子的“成仁”内涵,局限于忠君爱国,二者境界,天差地别。 进一步清晰化:“诗家”在哲学上,既关注存在又不似道家形而上空谈玄学;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既强调人格准则又不沦为儒家大一统下的忠孝节义;在文学精神上,既凸显美学境界又不流于庄子式的遁世逍遥;在语言态度上,既对语言极端自觉又超越名家的言义游戏。“诗家”的提问者精神,清晰指出人——个人的思想根基。“诗意”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其中一定已包含了他的(她的)处世原则。所以,屈原诗的个性激情,立足于自我追问。它全然不同于一般群体情绪,动辄诉诸“万岁”或“打倒”的空洞口号。“诗家”,在个人的思想、美学意义上,完全自成一体。 所以,我认为,屈原诗与诸家思想元素之关系,不是简单融合,或拼凑鳞片爪。屈原诗对它们是包容,是统摄,是在高境界上完成超越。一言以蔽之,诗家并非百家中之一家,而是唯一一家——集大成之家。 屈原诗,洋洋二十余篇,不谈诗而处处谈诗——以诗作之存在本身,论证(或曰呈现)诗之意义与方式。这里,“内美”+“修能”=灵均,诗无须“谈”,只须“是”。因为作品在呼吸、发育、生长,它们的鲜活,不该囿于“论”的僵死。这一点上,先秦诸子均有共识:老子的“非常道”,孔子的“述而不作”,都暗通屈原诗“让作品说话”的饱满自信。屈原诗,是思想和美学原生态的、混沌未开的整体存在,因而显出张力无穷。相比之下,宋玉之叹“悲哉,秋之为气也!”就既虚且浅了,更不用说后来无数东施效颦。 屈原诗,把诗歌作为思想之形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这里,每一句、每一首都是感觉和思想的最佳凝聚。要张扬感官,就有视、听、嗅、触上肉感兼性感的“香草美人”,供你尽情享受。要深究理性,又有匪夷所思的“谁传道之、何本何化”,挑战你的头脑。它们层次分明:感觉全方位开放,思想冷静清晰;又浑然如一:感性不流于低俗,理性不落入枯涩。灵均怎么做到的?一言以蔽之,让它们彼此激发出深层的美。屈原诗里,感觉、思想从不隔离,相反,它们互动、互补,一同敞开。任举《离骚》一例:“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凤鸟之五色,飞腾之迅疾,如在目前;而“吾令”、“继之(以日夜)”,又远远突破日常感受,闪电般折回诗人自我之表现,原本的外景描绘,一举回归内心的世界。屈原诗此类典型句式,既感觉又思想,既开放又深刻;彻底感觉彻底思想,无限开放无限深刻。挪用我说过的话,这叫做“在思想的深处感觉”——抵达思想纵深的极致时,重新诉诸感官的鲜活;而“说出”什么感性,恰恰印证着具备什么思想深度。这“形而下下”零距离衔接“形而上”,二元一体,一目了然。它们毫不矛盾,只把人的精神领域,拓展到了极致。其结果,呼应着古今中外一切大德:生命和智慧,从来是同一回事。 “诗家”的立身之本,在于“立言”。古今中外诗人莫不如此,这也是诗歌信用之本。可是,诸子百家,谁不“立言”?且梦想立万世之言?那么,诗家之言,为何出众?答案,仍在“诗”这一个字上。诗家之言,不是别的,恰是诗。我曾区别其他文学体裁与诗:其他如小说、戏剧、论文、乃至散文,常可使用现成语言去“表述”内容。但诗歌不同,诗歌专注于开拓语言本身,非找到——抓住那必须如此的语言不可,没有现成的,就得创造、甚或发明它!用创造语言可能性,去拓展感性和思想的领域。由是,诗歌一词,意味着不停往语言——文化之根上浇水,不停迫使语言返回被人类创造的最初一刹那。诗歌创作本质上的反体制、反世俗,盖源于此。这也先天注定了,它的个性化和自由向度。屈原诗在先秦横空出世,集合起至那时为止的所有思想资源,以内美——美政——流亡——立言为贯穿,叙古今之“志”,立独创之“言”,开创(并完成了)了一个思想之诗的传统。当时和以后,任何中国思想、文学大树上的枝叶,要理解自己的“传统”,都必须潜回这条深深隐埋的根上,汲取它强大的养分。我把“诗家”置于诸子百家根基处,这就是理由。 诗家立言之目的,在证道和传道。何为诗家之“道”?关键词只一个字:美。我简而言之,称其为“美道”。首先声明,“美道”不同于唯美的装饰性(尽管它不拒绝装饰),与之相比,“美道”的精神内核,是哲学的。它是经由感受和创造美,完成对存在的体认。西方的“美学”一词,原义为“感性学” ,其意与此相似。《离骚》开宗明义,点明“灵均”、张扬“内美”,即已奠定诗家之道的立足点:一种内在于个人的美感,以此把握和衡量人生诸层次:对自己是“美人”,对社会是“美政”,对文学是“美文”,对大自然是和谐共生,如此层层扩展,统成“美道”——即老子所说之“大美”。诚实的“美”感,不能来自外部传授,必须基于自身体悟。感受到美,则“心安”而“理得”。感受不到时,其扭曲折磨,骗不了自己。最关键的是,这美感植根内心,能支撑人不追随权力和金钱的时髦说辞,哪怕它招引得“世人皆醉”。这样说来,“美道”是否又玄了?不,举个我老爸的例子,他的醒悟,是当文革中官方开始批判贝多芬,作为一生的贝多芬热爱者,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谁错了?一边是该服从的党性,另一边是心里清清楚楚感受的人性之美,怎么办?到底是老爸,最终认定,这内心美感不会错。我父亲今年九十八岁,他人生的小舟,穿过中国历史上最狂风暴雨的一个世纪,没有翻船或迷失航向,原因很简单,听从内心美感导航,而不追随周围人们盲从的那些“真理”,这避免了多少事后悔恨啊。美,像一种抗体,能预先防止“追错”的病毒。道,就在你活生生的心里。 和“美道”反向相映生辉的,是屈原之死标举的精神洁癖。“美”之理想,相对“丑”之现实而存在,而丑,以诗人自杀(并非一般死亡)为极端象征。它成为美道之铁证,激励了无数后人。司马迁“悲其志”,主要以此为旨归。在我看来,屈原之死(或广义的诗人之死),是一个必要的隐喻,指向纯粹精神与蕪杂现实之不兼容。同时,没有蕪杂,亦无从反衬纯粹与高洁。二者必须同在。就是说,秉持“美道”之诗人不得不死,甚至不止死一次。既死于现实人生中的宿命(例如孤寂与流亡),更用每行诗一次次提前演练它。究其然,“美道”之绝对,直指绝境。诗人作为提问者,不能苟安于一时的成功,他争得的越多,突破得越猛,恰如每个刚完成的佳句,都在提升一座悬崖,诗人注定得再次决绝的一跃,跳入那“不可能”的深渊。否则人能苟活,“美道”却必死。所以,屈原那一跳,堪与《神曲》中但丁从地狱向下爬入净界、尼采写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之“下山”相媲美,超越之途,永远不是轻飘飘地向上,而是沉甸甸地向下——以个人形而下下追求之彻底,最终抵达形而上的普遍——每一层地狱,都包含了一种解读人性的语法。所以,司马迁也无须感叹“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了,屈原“怀石自沉汨罗以死”,正是合殉美与殉道为一,此乃美道早已设定之必然。 本节标题,堂而皇之地命名,“诗家”乃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说来也就在这“彻底”、“决绝”两个词上。这是思想的,也是美学的,在屈原诗里始终合一。 试整理之:“灵均——内美”,确定人格美与人生美之同心圆;“曰”,把持语言与万物命名之关系;“天问——提问者”,一种彻底质疑和追求深度的思维方式;“美人——美政——美道”,一个植根于内心的判断标准,推衍审视周遭世界。“长无绝兮终古”,所有时间都是内在时间,“美文”空间共时地含括一切处境。 那么,一首诗里,堆砌屈原、端午、龙舟、粽子之名,有意义吗?它们和我们每天的书写,有区别吗?“诗家”,是先秦百家之外(之上),唯一绵延不绝、且扩展得无远弗届者。我在无数国际场合,提起《天问》、《离骚》,其思想冲击力,无不令各种语言的诗人拜服。我们从来都在这儿,和大夫一起,书写《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⑩。 2300年来整个中文诗歌史上,屈原诗/“诗家”,是唯一一个以一人之力开创出的“思想之诗传统”,它汇集先秦思想大活跃的能量,赋予诗歌最高最美的形态——高度思想自觉之形态——并以一系列汉语仅见的长诗和组诗,爆发出亘古未有的创造力,其辉煌至今无人望其项背。殊为可惜的是,这个伟大的“思想之诗传统”,也终结于屈原诗。秦始皇之焚书、汉代以后之独尊儒术,以被权力固定的“天道”,钳制了“天问”的任何可能,这是后来者们先天孱弱的根本原因。也因此,命名“诗家”,更为必要而迫切,因为重新书写这个传统,就在发掘二十一世纪中文诗的远古源头,那个被刻意掩盖和无意忽略的源头,我们自己真正的文学血缘。2300年来,群山岑寂,天宇空荡,屈原诗的、思想之诗的传统,隐没在孤独深处。也许,今天,它终于开始被听到、听懂,引发出迴声了?我们该问,真有能被隐没的源头吗?又或者,杰作从来不会是绝响,它只在等待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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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下篇)


五、“思想之诗”——当代传统 当代中文诗遇到的问题,其实屈原诗都遇到过,且给出了最佳回应。 归纳而言,我以为以下三个话题,最为重要:观念性,实验性,经典性。 我依次讨论之。 A.观念性: 看到“观念”一词,谁都会觉得:这太当代了!可其实,环顾古今中外,何时没有“观念”的困惑?一个话题,语境变则角度变,角度变则思维变,思维变则结论变。例如屈原诗,从远古的“巫”文化传统,转型为楚国王统,再变参与战国竞争,最终泯灭于暴秦之手,每个阶段,都在挑战已有的“诗”之观念。另外,从最早的说楚语、发楚声、局限于楚国文化,到加入“国际”——在战国之间充分交流,诗人不得不时时调整、发现自己观念的新定位和新方式,使之适用于不同的言说角色:从占卜吉凶的大巫师,到“应对王侯”的廷臣,到哀叹自殇的流亡者,到弃世遗言的绝命者。一个“诗”字,在屈原诗作间,更换(叠加)过多少重内涵?在这过程中,“诗”的含意被渐次深化,从外在、表层,掘进内在、深层;从诗人自我,到对自我的残酷质疑。每深入一层,诗歌都被重新定义,由此重新定义整个文化和存在。屈原诗——“诗家”的思想之诗,被我称为诸子百家之集大成者,足以代表那个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理由就在它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求索精神上。 那么,什么是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问题?  “当代/中文/诗”这个词组,已包含了三个观念思考的内容:传统与现代;中文与外语;诗思与书写。每个中文诗人,分分钟沉浸在这些问题中。 一个数千年在语言构成、思维方式、价值系统、判断标准上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骤然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冲撞程度更超其上的全球化语境,如何面对?如何稳住自身?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 要问当代中文诗有没有合格的“观念”思考?我一字以答:无。稍宽容一点儿:远远不够。虽然自《诗经》起,我们有3000年写作之“过去”,有100年之新诗,有40年之当代诗,但,有“过去”不等于有“传统”,前者仅指外在时间,后者却必须基于创造性转型的活力,两者含义完全不同。历史语境的剧变,对诗歌反思、整合、开创发生了什么作用?我们对汉字特性、中文书写增加了多少自觉?对中国历史、文化经验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启示增加了多少理解?对如何用创作印证这些启示做出了多少努力?一句话,如何让当代中文诗创作,获得全球意义?回答很可悲:几乎空白。绝大多数诗人,只是盲目接受了汉语,然后一通瞎写。最多通过蹩脚的翻译,囤来几个半生不熟的洋标签邯郸学步。我想说,当代中文诗的“观念性”思考,差不多得从零开始!没错,就是零! 和屈原诗遥相呼应,我们的“观念性”思考,也必须在不同方向上全方位展开: 传统的方向:汉字,不只是书写工具,它自有其特性,其中内含着局限和可能。没有对它和中文书写的自觉,诗歌就会沦为低级宣泄,而丧失建构思想、美学“活传统”的能力。我们写下的每个字,背后都隐身站着从3300年前甲骨文被发明以来,蜿蜒至今的整个书写历史,包括和佛经同时引进的梵文音韵学意识(催生唐诗完美形式的最重要推手),与二十世纪经日文转译而来的西方词汇的影响。无论诗作沉重或轻灵,我们都在“重写”整个传统。对这历史感的自觉程度,清清楚楚呈现在一首诗的质量中。我要强调,切忌笼而统之地讨论中文诗歌传统,对我来说,“思想之诗”的传统,与从《诗经》开始、汉代以后被政治文化大一统压缩的“抒情诗传统”全然不同。它们尽管都用汉字书写,但分属两个不同传统,绝不该混淆,否则无法选取正确的判断标准。不知昨天,哪来今天?没有根基,如何创造?简言之,如果你也想在自己的《天问》中“曰”一下,“曰”得出来吗?! 世界的方向:仅仅一世纪前,“世界”还基本上只意味着欧洲,但今天这变成了整张世界地图。欧美继续保持了活力,拉美在文学“爆炸”,俄国东欧在历史曲折中反思,古老文化如希腊、错综处境如阿拉伯,都把地中海搅成了漩涡,非洲也不平静……当代中文诗歌创作,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参照系。当年屈原跨出楚国,面对列国时,是否也有过如此震惊?震惊是好事,但能否不止跌跌撞撞地邯郸学步,而是从中“抽思”出滋养我们创作思想,是另一回事。拒绝盲目民族自大,与拒绝盲目自卑同样重要。採拮他山之石,是为了攻自身意识这块“玉”。一如屈原诗对待诸子百家的态度,既开阔又冷静,汲取一切资源,而成就它自身独一无二的思想、美学深度。我们的经验肯定独特,但我们的思想、作品够独特吗? 创新的方向:这是唯一的落点,传统、世界都汇聚于此。跨越2300年,全球化带来又一次辽阔、高级得多的“诸子百家”机遇。世界思想的大汇聚、大筛选,应该(也必须)激发出大创新。如果屈原诗是“思想之诗”传统的先导,那我们必须跟上。诗歌的观念性,就是要提取现实、文化地壳运动的压力,造出创作意识的山脉。我希望读到的“思想之诗”,应当抛弃传统文人式的文字游戏,回到屈原诗清晰的个人立足点,从原创经验里,直面真人生,提出真问题,恢复诗人严肃的思考天职,并以作品充分呈现之。我曾写过一篇幸存者诗刊卷首语《有根的诗》,明确提出“良知之痛”,作为“思想之诗”的标志。由是,“思想之诗”面对的挑战性,大大超过了一般“抒情诗”,因为它的难度,是聚焦现实和文化的全部冲撞力,由诗人思想家(请注意这个新称谓!)铸造成一种思想词典,而非为观念而观念,靠玩弄耸人听闻的标签博取眼球。因此,一度时髦的“后学”,与当代中文诗无关。也可以说,几千年来,什么“后”,也都变成“前”了。线性时间观或简单进化论,不够理解中国现实。我们所亲历的经验,比“时间之痛”惨重得多,只能叫做“无时间之痛”。当代中文诗一如屈原诗,仍在沧桑轮回(外人是否懂得这四个字对我们的分量?)的黑洞深处,发出微弱却不可替代的呼喊。我多年前有《诗,自我怀疑的形式》一文,从标题已可看出《天问》的血缘。2019年创作了《韩退之中元节,或从四面八方坍塌到我们头上的时光》和《倒退的历史诗》,我在试图捕捉这感受。可以肯定地说,“思想之诗”,需要一种对“什么是诗?”的全新理解,而非重复几千年人云亦云的装饰性词语。这很难吗?说难也不难,因为模特就在身边,激荡的当代中国,就是一首大诗,因为没有古代或外来的任何现成模特,想抄作业也不可能,唯有像一支大试管,狠狠摇荡所有思想资源,让诗歌意识的创新,成为这件原版“作品”的有机外延。什么叫史诗意义呀?这,就,是。
 中文诗歌界常争论是否该写宏大主题,在我看来,那纯属外行话。带着人生震波的诗作,什么时候是“渺小的”?古老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世界文化史上极罕见的案例,我们亲历的精神冲撞,赋予了每件作品宿命般宏大而深邃的底蕴。对诗人思想家(我给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的称谓)和“思想之诗”而言,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吧! B.实验性: 又是一个现代味十足的词儿。但只要你稍微想想,屈原诗的实验性何其厉害?它才是真正的前不见古人啊!《诗经》已消失在两百年前的地平线下。如今学者们苦心搜罗的寥寥几首民歌(《沧浪歌》、《越人歌》之类),无论主题、规模、形式或语言,哪有《天问》那一口气问遍宇宙的气魄?《离骚》中那一出手就无比成熟完美的双行联句体?屈原的前人,谁能帮忙撑起这些巨作?屈原诗的每首诗,都创造出了前无古人的存在,让一片荒野上赫然耸起诗的塔群。他的惊人之处,体现在每件作品不停推进,真正一首是一首,彼此绝无重复之感,且每一首都如此成熟,抵达了最佳完成度!何谓“实验性”?指的就是这种和观念配套的语言“求索”,包括结构、形式、句式、语感、节奏等等,简言之,一整套文学思维。它们是“全新的”,因为每一套语言,只适用于表述这件作品的思想含量。另一个思想,必须找到非它莫属的另一套语言。极端地说,是思想之“深”,在迫使形式不得不“新”。陈词套话,不仅语言无聊,更意味着无话可说,甚至干脆就是谎言。“灵均”一路走来,以每一灵配每一体,全都一次性使用和抛弃。以一人之力,令“诗家”无比宏富。这有多可怕,只有写诗的人心领神会,我哪怕只想想何来如此创造伟力?都足够头晕目眩! 那么,当代中文诗呢?我们的“实验性”在哪里? 看起来,我们手上的资源不可谓不丰富:诗经、屈原诗,汉朝以来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古典诗歌,二十世纪迄今大量的外文诗(翻译)等等,但,量大不等于质高。从白话(经常是有“话”无“文”)对文言文的简单化反叛起,我们的“实验”,就在极低的水准上进行。所谓“现、当代诗”,大多是政治大旗阴影下的分行口号。更惨的是,这些极低的起点,还不停被荒诞的历史归零,我们只得一次次从那零点开始。一个世纪“实验”下来,成果呢?足够原创且完成到位的,聊聊无几!比较一下一首首屈原诗的完成度,当代诗人能不汗颜?! 在我看来,没人能给(该给)当代中文诗的实验性设限。我们的资源是全方位的,创作的实验性也是全方位敞开的。严格意义上,无论自觉与否,我们写下的每行诗,其实都在综合古今中外的元素。白话文抒情诗是如此,“思想之诗”更须如此。细思一下,我们对每天书写的汉字,真正了解吗?对幼儿时已朗朗背诵的古诗,懂得它们究竟“好”在何处吗?中文古诗(尤其唐诗)顶着辉煌的美名,但其实只是空名而已,因为几乎没人对其进行过美学解剖!外国人没做,中国人做得到位吗?不做好经典美学的功课,哪知道实验创新的意义何在?极少的佳例,是庞德这样的大诗人,凭自己的敏感,跨国提炼出“意象主义”,也给了可怜的中文诗人一根救命稻草。但那“原创”,竟然是出口转内销的!我想说,“实验性”,没有方向,或者说一切都是方向。这里,没有向前、向后之别。把时间分成“前”(未来)、“后”(过去),对诗歌有意义吗?谁今天写出一首旧体诗,严守格律规则,又能精彩传达出当代人的复杂感受,那就是一种实验性!当然,这首诗还得经得起杜甫们的检验,这才是难度之所在。我的文章《空间诗学及其他》,把杜甫的《登高》放上手术台,从语言、形式、结构、美学、哲学上探讨了它的内涵,以及这些元素在当代进行创造性转型的可能性。这里,向后其实就是向前——或向四面八方,那无所不在的“前”。在我看来,“思想之诗”的实验性,几乎是无限的。 举两个极端案例:于坚《零档案》,堪称一种“反诗歌”,他罗列我们太熟悉不过的档案资料,用最冷酷实在的方式,突显出生命里“毁灭的诗意”。还有我的《同心圆》第五圜,在充分书写人生漂泊之后,回返语言之根,拆解“诗”这个字,打开组成它的“言、土、寸”三部分,引申出三组诗,写成“一个字里的世界”。这貌似语言学游戏,其实“一个字”,抓住了我们整个历史、文化、思维方式的根基。于坚和我这两首诗,虽然居于具体和抽象两极,但在诗歌意识上,都与抒情诗传统无关,甚至刻意逆反那个传统,因为我们其实属于另一个传统:“思想之诗”的传统——屈原诗和先秦“诗家”的传统。 这两个案例,不该局限“实验性”,事实上,当代中文诗的实验性,朝所有可能敞开。例如,汉字动词无人称、非时态、无单复数之别,它的“共时”性质,内含一种罕见的抽象性,几乎和我们的历史感(或无历史感)先天吻合,甚至难说孰为因果。由是,我们经历的每个历时“事件”,只要写下,就都成了根本的“处境”和“命运”。再进一步,汉字视觉上的具象,加语言内的抽象,形成了世所仅见的语言学怪现象,令人眼花缭乱如科幻电影,中文的乔伊斯(倘若有),难道不能从中获得灵感?此外,从古诗的固定韵律,改造出当代独特设计的韵律;把形音义同体的汉字,拆解开来,重新拼贴;用汉语纯声音的层次(声音、声调),创作“音响诗”;逆反两千年的书写大一统,重新发明各地的方言书写;通过翻译的深度交流,发掘“本地中的世界”  ;甚至直面政治题材但决不空喊口号的“政治诗”;刻意写得色情无比又优雅无比的“色情诗”等等等等,都是全新的、无人涉足的领域,倘若大规模开采,可以想象今日之“诗家”多么五彩斑斓! 要指出的是,实验性的核心意义=自觉的创造性。自觉改变写法,就在改变所谓“内容”,它们都挑战着诗歌本体,承担深化“元诗意识”之大任。从屈原诗的巨作,到胡适先生儿歌风格的“蝴蝶飞呀飞”,这个意义贯穿始终。 以自觉观之,古典压力,现实困境,外来影响——我们的三大困境,都是资源,它们互动和良性杂交,恰是当代中文诗的超强能源。出版《同心圆》的德国汉莎出版社前总编米歇尔•克吕格说:“我相信《同心圆》将改变世界对当代中文诗的全部认识”。诚哉斯言! C.经典性: 首先,有人会问,没弄错吧?当代性——经典性,不矛盾吗?我的回答是:一点儿不!原因很简单:当代性,不等于当下性。经典诗作,无须申报身份证,用出生日期验明正身。“当下性”,基本表现在题材上,比如从写农村转向写城市,甚至直接写市场、金钱、互联网,但那并不确保就有“当代性”。屈原诗没写以上那些,因而与当下无关,但它们拥有百分之百的当代性。它们无须占据写作时间的先后、或借“自己和自己比”谋取地区性的相对价值。此类“相对价值”,在诗歌整体参照系里,根本就没有价值,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也不行。那么,何为当代性?它与经典性是什么关系? 当代——经典性的标准,一言以蔽之:深度。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当代生存,突破了古老的地域界限和单一语种的文化偏狭,一种全新的视野,刺激着当代诗学深化自身。换句话说,我们唯一的参照系,是“共时的古今中外”——屈原诗、杜甫诗、但丁诗、庞德诗,都在其中,不分先后地参与判断。作品有没有、有什么价值?用这个纵横交错的网络审视一下,能立刻清楚看出。这是个绝对意义的竞技场,不让诗人藏身于语种、传统背后自欺欺人。说“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你们就哪个阶段也不在。 因此,屈原诗能成为经典,必须经得起全方位的检测,特别是当代。它的当代性,在于谁今天认真读它,都会被一股巨力击倒:那提问者的思想力度,和诗作形式的创造力,永远不会过时,永远给我们感动和激励。一个诗歌思维的方程式,古今中外毫无二致:对现实的深刻忧患,从中提炼哲学、美学思想的能力,诉诸创作形式的完成度。一句必须重复的话:以语言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它包容2300年,至今保持其思想、美学上清清楚楚的不可替代。 一个古今中外“共时的”参照系,也苛刻地审视着我们,谁也不能回避。 屈原面对过同样的困境,《天问》、《离骚》中那些神话、历史、现实,何止局限于楚国?那就是他面对的“天下”,一个上古的全球化世界。他的思想视野,必须含括那整个时空。这也就是“经典性”的内容:让线性时间,流入诗歌空间,却不流出。它加入作品的质量,成为其深度的有机部分。证之于我们自己,哪个中国人不感到体内沉甸甸的历史重量?有时,它实在太重了!但反问一句:若没有它,你还是你吗?不感到轻飘飘吗?历史,是当代中文诗人太宝贵的财富,我们唯一该做的,是别辜负它。 当代的“思想之诗”,需要一种成熟的意识:那个贯穿时空的思想和美学秩序,就在身边。落到实处,就是回到写作的专业性。 我们不能再靠题材说事,借助外部阐释、回避形式挑战的,都不值得信任。古老的汉字,如何在现代白话文(注意:必须是“文”!)中,重获审美自觉?神似而非形似地,让古典之“雅”,在个性之“野”的激发下,汇聚成新一轮独立思考和艺术创新。一个包含了屈原诗的辉煌传统,确实压力巨大,但,对此自觉,不仅是好事,而且是唯一的出路。相反,蜷缩在几千年颠倒翻炒的句子里,所谓抒情,其实没话找话,才没出息。更惨的是,这种自欺,其实不能欺人。当代中文诗,写来写去,基本上还在自己泥坑里打滚,也算个反证。我们就算不为写出“有全球意义的当代中文诗”而努力,也该为自己没白活一场而努力。 古老的汉字,可能仍在给出启示。它那“共时的”语言学基因,不仅与我们“无时间的痛苦”配套,也恍若天成地不期而然相遇了“9,11”、伊拉克战争、全球化权力和金钱派生的精神空虚、直至眼下看不见地肆虐着人类的新冠病毒,人的处境改变了吗?根本命运改变了吗?《天问》一步到位地质疑了线性时间观、进化论。在价值系统大混乱,社会理念大真空、每个人困惑又无解的当代,谁信我们有个“进化”?无论是否知道屈原之名,谁心里不在像他一样反问自己? 我1985——1989年埋头写了五年的长诗《YI》,像一颗大树,根扎进《易经》,枝叶长在当代。其第二部分,题为《与死亡对称》。它的诗歌语言,拼贴了现代诗、古典叙事、经典原文的片断。只有很多年后,当我在国外粗通英语,才赫然醒悟,幸亏中文动词没有时态变格,那些不同的“时间段落”,才能直接“对”(发第三声)在一起,毫无隔阂地流畅读下去。如果像英语那样分成过去时、现在时等等,这首诗肯定被拆散得七零八落。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处理的“历史”,深深基于我文革插队的感受。对我而言,黄土地上的历史,何曾“过去”?分明是现在,或干脆无始无终!能对称于这无尽死亡的,只有诗,我仍然幼稚、却暗通屈原诗血缘、服膺“美道”的诗。一种《重合的孤独》,源于中国、却能对人类构成启示。我把《YI》称为一件语言装置艺术,其七种形式的诗和三种风格的散文,归纳了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的反思。 古典诗歌美学,依然在加入今天的“思想之诗”。对当代诗人,强调屈原诗开创的形式主义传统,一点儿都不过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者,章也;章者,法也(“彭咸之所居”!)。书写决不同于口语。如果唐代诗人的幸运,是可以踢同一个形式的足球,且立见高下,那我们的不幸或万幸,就是要为每首诗发明一套足球规则,不仅自圆其说,还得射进球门!我说过,“纯诗”是没有的,但必须把每首诗当作纯诗来写!这里的“纯”,就是指诗作的形式要素。我们写的是汉字,所以古人说的炼字、炼句、炼意,都在笔下。“对仗”提示着视觉的空间,“平仄”要求着音乐的能量,“用典”在指出通过互文重写传统,还有屈原诗最重要的美,一首大作品非它莫属的结构!还有屈原诗高超的哲学,立体处理时空关系的意识……它们都应该在当代转世,且大大拓展之! 贫弱文学的标志,永远是大主题,小形式。更准确地说,文学,无形式即无思想,弱形式只配有弱思想。新诗写了一百年,如果还没能力建立成熟的美学,只能怪我们自己无能,对不起屈原诗那个源头! 1993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床上辗转反侧,组诗《大海停止之处》写到了最后,一个个层次,仿佛海浪一样,用它自己的生命在递进。突然,我跳起来,写下一个句子:“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之后掷笔,大出一口气:就是它了!这个意象:一个人站在海岸峭崖上,看着自己乘船出海。它的内涵:所有外在旅程,其实都是内心之旅的一部分。我找到的,仅仅是诗歌结构吗?抑或更是人生的结构?它不止注解了我的海外漂泊,也让我理解了,我的中国经验其实是什么?为何要一再重写中国传统?那就是:把,它,变,成,我,自,己,的,传,统。我们不是一直遵循着这个公式,在向“思想之诗”出海吗? 屈原诗那个源头,从未隐没,谁“发出自己的天问”,它就在谁心里醒来,把他(或她)变成2300年前创始的“诗家”成员。灵均,你能听到穿越时空说出的这些话吗?但愿这一丝理解的温暖,抵达你深深沉溺的孤独,不算太晚。 

屈原诗,隐没的源头(注释) ①刘石林  整理:《屈原研究综述》②杨炼:《YI》:参看另附YI注释。③李振华:《楚辞》、闻一多:《天问释天》等。④苏州大学文学院施仲贞推荐:一篇颇有见地、而网上佚名的文章《屈原离骚的结构模式》⑤杨炼:《YI》⑥马执斌:《屈原为何以彭咸为榜样?》⑦申小龙:《当代中国音韵学》⑧刘石林:《屈原研究综述》⑨刘东:《西方的丑学》⑩杨炼:《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⑪杨炼:《空间诗学及其他》⑫杨炼:《诗,自我怀疑的形式》⑬杨炼:《韩退之中元节,或从四面八方坍塌到我们头上的时光》、《倒退的历史诗》⑭杨炼:《空间诗学及其他》⑮于坚:《零档案》⑯杨炼:《同心圆·第五圜》⑰杨炼:《本地中的世界》⑱杨炼:《YI》:参看另附YI注释。⑲杨炼:《重合的孤独》⑳杨炼:《发出自己的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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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李亚男)


杨炼,1955年出生于瑞士,成长于北京。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1983年,以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他迄今共出版中文诗集十四种、散文集二种、与一部文论集,已被译成三十余种外文。杨炼作品被评论为“像麦克迪尔米德遇见了里尔克,还有一把出鞘的武士刀!”,也被誉为世界上当代中国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杨炼获得的诸多奖项,其中包括意大利苏尔摩纳奖(2019);雅努斯·潘诺尼乌斯国际诗歌大奖、拉奎来国际文学奖、意大利北-南文学奖等(2018);英国笔会奖暨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翻译诗集奖(2017);台湾首届太平洋国际诗歌奖·累积成就奖、李白诗歌奖提名奖在内的四项中国诗歌奖(2016);意大利卡普里国际诗歌奖(2014),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12)等等。杨炼于2008年和2011年两次以最高票当选为国际笔会理事。2013年,杨炼获邀成为挪威文学暨自由表达学院院士,2014年至今,杨炼受邀成为汕头大学特聘教授暨驻校作家。自2017年起,他担任1988年创刊的幸存者诗刊双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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