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方，向着光明的方向

△1949 年 6 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正在央视热播的《大决战》，全景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史诗般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相当多的人也许并不清楚，在1948至1949年解放军铁流滚滚向南的同时，有一批人冒着生命危险，克服种种艰难，秘密踏上了向北的路。这些特殊的“逆行者”，为什么去北方？又是如何去北方的？而去北方又昭示了什么？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向北方》一书，就记叙和回答了这些问题。

陈曦/文

《向北方》

李红梅、刘仰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鲜为人知的“知北游”

《向北方》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在中共党史上值得特书大写，但多年来未被深入挖掘的重要历史片段。

1948年，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颁布“五一口号”，发出建立新政权的号召，揭开了团结带领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宏大叙事的序幕。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当时，一大批民主人士被迫客居香港，还有一些在北平、上海等国统区。为了筹备并召开新政协，中共中央随即邀请、部署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开启一段与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并行的重要历史进程。

△1948年5月1日香港《华商报》刊登“五一口号”

据书中所述，新政协会议召开前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共中央曾多次电示香港分局、上海局，列出邀请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有的还提出了邀请原因及对相关人员的邀请顺序。有些指示很具体，比如中央在第五次电示沪港分局时，明确要求对文化界，望“从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3人中邀请1人，最适当的是叶，因他既为进步人士所赞成，又为中间人士所接近，我们亟需他进来编辑中小学教科书，而开明书店又可到解放区来经营，此事务须办到。”

△周恩来是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这项工程的总指挥

接到中共中央邀请后，叶圣陶当时激动而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曾把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于1949年1月7日秘密离开上海，到同年3月25日去北京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入北京的这段日记，取名“北上日记”，在1981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

据日记所载，他和妻子胡墨林先是从上海抵达香港，准备北上。当时的香港十分热闹，“遇到的熟人有一百位左右，大多是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在那里等待进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经过一个多月秘密筹备，2月27日夜，叶圣陶和陈叔通、马寅初、柳亚子、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等27位著名知识分子，登上了“华中”轮，踏上解放区之旅。在船上，这群人异常兴奋，组织晚会，唱京戏、民歌，讲故事，猜谜，作诗，充满了欢声笑语。

△“知北游”一行在“华中号”合影

《北上日记》引言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对这段行程的总结：“从香港北上的二十七人中……大多数都已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

3月5日从烟台上岸，叶圣陶初见当地的两位中共军政领导，“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3月7日在和一个农村青年聊天后深为佩服，“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发挥之”。

3月8日在莱阳，当地的党政军各机关人员来看望他们，“彼辈均善于谈话，有问必答，态度亲切，言辞朴质”。晚上在田间举行欢迎会后叶圣陶十分感动：“余以为如此之戏，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生面之佳绩。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来未有之经验也。”

3月10日在青州，叶圣陶听了当地干部谈收藏保管文物的情形后至为心折，“诬共党者往往谓不要旧文化，安知其胜于笃旧文人多多耶”。所以3月11日他在华东正式欢迎会上的演讲――“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至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当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感言，而非表面的客套。此时他们对共产党具备了更加深入的感性认识。

在青州期间，民主人士还参观了解放军官教导团，见到了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牟中珩、杜聿明等人。据叶圣陶观察，杜“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十年后，这些被俘将领都陆续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余生以整编文史资料为职业，后来又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与此行民主人士中的许多人同堂开会，共商国是，这自然是双方当时都没有料到的后话。

在解放区的参观访问、沿途见闻，使久居国统区的民主人士耳目为之一新。对于沿途所受到的周到而隆重的招待，叶圣陶发出了“招待我人如此隆重”的感慨，因解放区军民一贯刻苦，不少人士对盛情感到“不安”。

事实上，叶圣陶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在离开上海的时候，他换了一册新的日记本，在封面上题上“北游日记”四个字。他以为这一回北上，不过是一次时间比较长的旅行。不曾想新中国对叶圣陶十分重视，9月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10月被任命为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从此他在北京度过了将近四十年，反而把偶尔去上海看看称作“南游”，这在当时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

“为了一件大事”

在历次北上队伍中，叶圣陶一行只是其中相对庞大的一支。据《向北方》的作者，全国政协文史馆李红梅、刘仰东两位研究员仔细梳理，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由香港运送出的各界人士，大大小小有20多次，共1000多人，其中民主人士350多人，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有177人。

“北上的一条条路线、一串串名字、一个个数字，看上去仿佛是抽象的。然而，如果从香港北上者至少有177人出席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占全部代表1/4强，并在新中国新政权组成人员中占相当大比例来看，中国共产党人殚精竭虑地开展这项工作，其政治意义就不言而喻了。”李红梅接受现代快报采访时说。

为完整还原北上者的行动轨迹，两位作者通过查阅各种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录、访谈录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走访健在的当事人，考察、追踪北上者的足迹，对每条路线、重要人物进行研究、梳理，形成一些填补空白的成果。

按该书所述，由于当时国共两党大军正进行战略决战，把集聚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陆路或空中直接送入解放区根本不可能，所以周恩来最初曾设想开辟一条“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空中专线，但终因港英政府的推托而未果。于是重新设计了“香港—罗津（朝鲜）—哈尔滨”的海路运送线，但这要通过台湾海峡，以及国民党军队的海上封锁线，可谓危险重重。为此，周恩来专调钱之光前往香港，而中共香港分局也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饶彰风组成的五人小组，精心组织运送民主人士的工作。运送的路线后因战事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有的在大连登陆，有的在天津登陆，有的在青岛登陆。

△第二批北上民主人士登陆后合影。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沈志远、连贯、曹孟君、丘哲、丹东中共领导

△郭沫若、许广平、侯外庐（左起）

运送工作相当不易，但最为艰难并险象环生的事，主要发生在离港的过程中。为了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港英政府的阻挠，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包括许多德高年劭者，个个乔装打扮，而中共人员更是采用了种种调虎离山计，方才把他们安全送上北上的轮船。即便是这样，原为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的著名军事家杨杰，还是被毛人凤派去的特务所暗杀，最终成了带黑框的政协代表。杨杰的遇害，社会各界无不震惊和痛悼，同时更加激发了广大民主人士对蒋介石的痛恨。加快北上，成了他们最大的愿望。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北上，无疑是整个北上行动中的一场重头戏。在中共多次开出的邀请名单中，李济深的名字均列在第一位。李济深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埔军校副校长等职，被蒋介石“三次开除党籍”，后与宋庆龄等一起组建民革。当时，一批国民党右翼人士，希望在美国支持下，鼓动李济深组建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政府”，取代蒋介石的统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李济深始终未为所动。

△1948年6月，李济深在香港的家中

当时的李济深，正处于国民党和港英当局的“双管”监控下，面临被暗杀的危险。为安全护送李济深离港，中共香港局上演了一出金蝉脱壳之计。1948年12月25日，李济深发帖邀请负责监视自己的特务负责人王翠微夫妇27日到李公馆“欢庆圣诞”。王翠微由此认定李济深不会于近日离港，又正赶上圣诞假期，也就放松了戒备。这其实是一颗“烟幕弹”——12月26日晚，李济深拉上民革的朱蕴山等人，乘上小艇，摆上酒菜，大张旗鼓地到维多利亚湾“泛舟游览”去了。

在夜色中“游览”了一个多小时后，小艇悄悄靠上了停泊在港内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货轮上，章乃器、彭泽民、茅盾等人已经等在那里，在中共的统一安排下，他们或化装成洋行经理，或化装成商人，口袋里还像模像样地装着提货单。李济深则迅速钻进船长室，再也不在甲板上露面。12月27日一早，“阿尔丹号”顺利通过检查，乘风破浪向大连港驶去。

1949年1月1日，“阿尔丹号”在航行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缕曙光。在茅盾拿来的题词本上，李济深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新诗：“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

“为了一件大事”，无疑道出了当时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的共同心声。有学者指出：“李济深的北上，其意义不只是他本人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而且代表了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从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济深北上，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重大胜利。”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信

心向往之

与在国统区和香港的境遇不同的是，民主人士历经艰险到达解放区后，即受到中共领导人热情而真诚的接待。如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蔡廷锴等四人抵达朝鲜罗津港时，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专程前往迎接。沈、蔡等一行乘专列抵达哈尔滨后，东北局领导人高岗、陈云、林枫、蔡畅等悉数在火车站迎候。蔡廷锴则日记中用了“招待甚周，无微不至”八个字，来赞许中共对他们的态度。

其后抵达北方解放区的各批民主人士，同样受到中共极高的礼遇。特别是作为民主党派旗帜性人物的李济深的到达，周恩来尤为重视，他亲电东北局，就接待工作做出具体部署，甚至细到如何安排欢迎宴会上的座次，这让李济深十分感动。黄炎培因是由天津直抵北平的，董必武、李维汉等中共领导人亲到车站迎接。又因同日恰是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入京，黄即于当日见到了毛泽东，并于次日接着晤谈，成为民主党派中的第一人。

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到达，则是周恩来亲到车站迎接。司徒老人在受邀去毛泽东的双清别墅时，毛泽东鉴于其年过八旬，特嘱用担架抬其上山。但因没有现成的担架，就用毛泽东的藤椅绑上木棍作为“轿子”。毛还叮嘱抬担架的年轻人：一定要轻轻抬起来，抬上肩后要走稳走齐，不要让担架晃动。这让司徒美堂非常感动，由此留下“大家既是坐轿者，又都是抬轿者”的佳话。

正是有着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冰火两重天的感受，这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甫一到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之中，并积极献计献策，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李红梅说，写作时，他们尽可能挖掘具体细节和当事者的心理感受，通过细节描述和心理刻画，还原一批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具体场景及心路历程：有与生命垂危亲人的生离死别，有或犹豫彷徨或毅然决然的各色态度，有对酒当歌的名士风采，有诗作唱和的雅士风流……通过完整地叙述北上进程，诠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于历史合力中诞生的新中国，毋庸置疑获得了政权的正当性。这一切历史的真实无比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李红梅说。

图片由出版社提供

编辑：姜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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