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不是严嵩父子的恶，而是从容这种恶存在的制度。可以说，上至嘉靖皇帝，下至浙江各级官吏，心里都清楚此事系严嵩父子所为。然后，这些满口仁义，动不动就以为苍生代言的人，却噤若寒蝉，甚至助纣为虐。

所以，中止事件的传播，并让大多数人对该事件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所的有效办法。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我们既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者地位。我们只要在与美国的合作中，让美方能更好地了解中方的想法，理解中方的国情，尊重中国人民的道路选择，不让政治制度的差异成为阻隔经济合作的障碍。

人们在这种恐慌下，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作出种种猜测，于是到处议论纷纷，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以讹传讹的流言和谣言将四处扩散。由此可见，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

同样，于欢案中的催债者，在他们的意识中，催债便是天经地义的道德，而在对待欠债者时，只要在规则之内，无论怎么样的不堪手段，也都是合情合理，至少是谈不上恶的。对于这点，甚至连警察也是这般认同。

但是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清楚，由这些文质彬彬的播音员地道的外语发放出来的宣传品，大部分是不值得信赖的内容。他们的宣传技巧不管怎么改进，也不能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信服和接受苏联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这几日，看到了吴晓波老师写的一篇文章，在文中，他劝说90后不要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买房，因为背负沉重的首付款和同样沉重的贷款之后，对于90%的90后而言，都恐怕是一个了无生活质量及乐趣的人生。

这一切始于2013年，原本还算活跃的舆论空间，被一些列的官司举措挤压殆尽。体制内的人自不必说，我的那些喜欢夸夸其谈，有时也偶尔调侃政治的官员朋友，突然间就噤若寒蝉了。民间又如何呢？自然也好不到哪去。

后来，有很多世界级的思想家都非常关注他，有很多著名的导演拍他的电影，就是《索多玛的120天》，世界十大禁片之首，我大学时看过，完全冲破了我的价值底线，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有了看待世界的另一种角度。

但我们的政治教科书、历史教科书，以及我们的电影、电视、报纸，仍然在大量散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仇恨。这使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仍然不懂得爱，不懂得敬畏生命，不懂得以友善的态度对待别国、对待世人。

《知音》是从我舅舅家搬来的，他在过完30岁生日时突然去世，家里整理遗物时，准备把他的书和杂志都卖掉，我趁没人的时候，偷偷拿了几本，没事时就反复翻阅，试图找回与他相处的时光。

即便是那些倡导洋务的精英，事实上也只是触碰到了西方表皮，他们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华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思想等却全然没有触及。

在一次小型的家庭聚会时，她对我进行了上述的思想动员工作。我当然无法直接辩驳，除非你想不欢而散。我当然也不表示认同，并尽量以不涉及立场的前提下，向他们举出许多具体的案例，试图以此来维护我的观点。

所以，我完全没有必要像现在如此，每天把本该享受和休息的时间花费在苦哈哈的写作上面。况且，这写作又那么的吃力不讨好。不仅文章无法正常地传播，即挣不到名，又挣不到钱，有时候还有可能惹来一身骚。

因为不管我们多么爱自己的孩子，都不可能与他们坠入情网（除非是在乱伦的家庭），许多人都有关系密切的同性朋友，但除非有同性恋倾向，不然也决不会与其坠入情网，只有意识和潜意识的性冲动，才会使我们坠入情网。

创作于十八世纪的最后十年，曾伴随过法国大革命的《马赛曲》，是一首至今已传唱两百多年的战士之歌，但歌曲的作者却早已被人遗忘。年轻上尉鲁热是个气质温文的人，偶尔写一二首诗歌，只是从来不曾被刊印或演出。

于是，拨通电话，那边传来一个沉重而浑浊的声音，却充满了善意，我自报了家门且表达了意图，原先只想让他指点方位，不想他却十分热情，一定要亲自驱车来接我，这反倒令我有些惶恐。

如今，许多城市都浸染在这种“复古”的文化病中。他们争夺古代名人出生地的名号，翻新一些有商业价值的古代名人的故居，恢复城市中早已不存在的古街道，甚至还花费巨资修建一些只存在于书本中的古城。

有人不认同我的观点，也很正常。有读者骂我是“圣母婊”，说我同情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有读者说要取消关注，因为我不值得关注。我的态度是，诸君自便，我也不想有你们这样的读者关注。

我暂不去评论是否是人类的虚伪和伪善才造就了野生动物的不幸，但这绝对不是导致一条人命的消失的内在逻辑。更何况，这样的处罚应该由全体人类来承担，也包括你和菜头，而不应该加码于一个人的身上。

新的一年，估计不会太好，且行且珍惜吧。

于是乎，有人便开始欢呼：瞧，美国大选之后乱选丛生，这说明了美国民主的无力、美国民主的衰落。这似乎是推门特别乐此不疲干的事情，只要人家国内有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了，就会幸灾乐祸地出来嘲讽一次。

我其实挺无奈的，作为时评作者，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便得更加和谐，也试图以自己的声音来穿刺某些黑暗。可惜，诤言难存，文章不断不删，继而到了一篇时文也发不出的地步，这其实对于封了我号差不多。

BWCHINEST中文网专栏作家，每经智库专家，凤凰网2011、2012、2013年十大影响力博主。

即便是那些倡导洋务的精英，事实上也只是触碰到了西方表皮，他们对西方军械，技术和外交的模仿是一种浮华与外表的现代化姿态，西方文明中的精华所在——政治体制，社会理论，哲学，艺术思想等却全然没有触及。

但我不知道，曹先生是否真的仔细地读过了我的文章，我在文中的所有引述都是来自于您的文章，从未脱离您的文本而生造什么观点和词汇，即便是你觉得我对你的质疑是“无中生有”，那也是认知的失误，谈何造谣呢？

与宋律师一起工作的辩护小组头头曾苦口劝阻宋的真辩护，宋强调法律的尊严，头头马上顶了他一句：“现政权靠军事叛乱上台，本身就是违法的！”意思是，这个恶的大前提，我们都不敢反对，又何必在小处纠缠细节呢？

可是，正当人们还沉浸在调侃和嘲笑她的乐趣中时，她却已经利用“网红”的原始资本，成功赴美生活，跳脱出原有的阶级属性。在那些曾嘲笑她是“俗不可耐”的女子的自以为是的人们脸上，狠狠地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影片中的特工维斯勒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之所以主动请缨监视剧作家，一方面是凭着秘密警察那可怕的无处不在的嗅觉，认定德莱曼“有嫌疑”，另一方面，恐怕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看上了剧作家的老婆克丽丝。

就像当初我们再批判那些为资产阶级代言的文人一样，他们眼里只有资产阶级的小资生活，而无法看到底层人民的苦难不幸。所以，一个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评论员，你所说的理性，不是离情绪远一点，而是离真相远一点。

如今，这条规定，无疑将对许多以打赏为生的作者带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那些坚持独立写作的时评类的作者，他们会更加举步维艰。我们都清楚，在微信当下的生态圈，时评类文章是最容易成为“违规”文章的。

可是，不知从几时起，从办公室的窗子望过去，西湖的影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有时候竟完全隐没于浓厚的灰蒙之中，天空不再是蔚蓝洗练的，城市变得灰扑扑，空气中总是弥漫着隐约的焦油味。街上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

有一次，他突然很小心地将我叫到保安亭前，说孙女开学了，下午就得送老师超市卡，临时买不到，问我能不能先借他一千元的联华超市卡，过两天就会还我现金。那会，我口袋里刚好有几张单位发的超市卡，便给了他两张。

是啊，过去的一年，个人的生存空间在经济的衰退和政治的强势中，变得越来越逼仄。一连串的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想的变化，经济持续下行，通胀、失业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漂亮数据的背后，却是一张张充满忧愁的面孔。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然后，他们一轰而散。只留下，于绝望中啜泣的孩子。如果年轻的女大学生，早知道这世上还有正确的、但距离善良有点远的现象，结局或许不会这样的悲怆。同样，罗尔如果能够知道这点，也许他就不会这么“傻”的回应。

美国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的包容和多元，具有可以产生足够多的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深厚的土壤。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美国都有形形色色的理念、解释、论证和展现的方式，可以把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有效地表达呈现出来。

所以，中止事件的传播，并让大多数人对该事件保持沉默，是让异见从公共话语中消失所的有效办法。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被禁止公开谈论或讨论的事件，只要大多数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说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从中找到了我们想要的真相，一些关于她的流言，有了最有力的回应。比如，有关她与“西北歌王”王洛宾的所谓恋情，其内情就与我们听到的版本有着天壤之别。

remember为书题名的原因。一个圣诞前后的一个侵晨，董先生睡醒忽然想起亨利·米勒，想起《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想起朋友骂他读米勒的书，想起了那本remember

《杀戮的艰难》无疑是一本好书。它让我重温了一条名律：透过现象看本质。张娟芬用先讲述事件、后陈述实情的方式，让读者看到“杀的理由，和不杀的缘由”。

1874年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件，慈禧太后等满洲统治集团盼望了“重大失误”发生了。于是，借着重审此案的契机，大清的朝廷既收回了死刑等若干裁决权，也极大削弱了湘军集团在江南地方的势力。

我有一个初学同学，也是我多年的朋友，在老家的基层法院当法官，主要审判经济类案件。每次我回家，他都会开车接站，然后送到家门口。在旁人看来，这样的关系，若求他办点事情，该是很容易的。

由此可见，在任何国家，一部税收史就是一部革命史料，“12万增税”这则谣言背后折射的恰恰是我们对这种缺乏公平机制的税收机制的焦虑及憎恨。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时候反思我们的税收制度了。

由于土地兼并严重，特别是皇族、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大肆搜刮民田，大明王朝到了嘉靖、隆庆时期，已经出现严重的内忧外患。内部政治腐败，官员贪污成风，民怨沸腾；外部边防松弛，周边“蛮夷”侵扰不断。

我怀着沉重而温馨的心情读完了这本书，当中的历史与现实的交织，让我心生出一种穿越后的真实感。据说，这种虚实结合的写作方式正是陈丹燕的特色，而我尤其喜欢她那带有温度感的文字叙述，即幸福又大方。

后来，他听说有一条高铁路线要穿过离他小区不足200米的地方，结果他就开始急了，不仅没有体谅政府，还试图去市政府门口静坐上访。所幸他晚去了一步，到那时警察正抓人，他便灰溜溜地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