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张兆增镜中的北京十年，理想与激情澎湃！
作者：张兆增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时间：2019年11月8日-10日
地点：北京798艺术区映画廊
图说年代，感知曾经的生活
文 | 张兆增
年代是符号，年代是经历，年代是记忆，年代是轨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的萌动，开放的探路，悄悄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改变着古都北京的面貌。
那时我是一个毛头小伙，赶上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大家都有要做番事业热情，有不辜负这个年代之感。当时四月影会的展览对我影响很大，我要用摄影记录这个变革的时代……
北京出现了自由市场，农民可进城卖菜，进城打工；电视、冰箱、洗衣机首次被搬进低矮的大杂院百姓家中；青年男女可以手拉手跳起集体舞，可以烫头染发，可以穿着喇叭口裤子上大街；“靡靡之音”、交际舞，能在街头，公园里亮相；气功风靡一时，迷倒大批信众；老胡同在“拆”字中渐渐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许多记忆依然犹新，仿佛就在昨天，但它确实是30多年前的场景。八十年代是较为特殊的年代，是北京城的一段记忆。当我将这些画面再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凡是经历过的人一定会感到熟悉、情切，仿佛回到30多年前。
我出生在五十年代年北京，自幼生活在胡同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都印在了胡同的每一个角落。当变革的年代来临时，我恰是刚刚参加工作20多岁的年轻人，周围快速变化的场景、人物、声音、色彩都时时冲撞着我的眼睛，扰动我的内心，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摄影艺术的追求，对年代的深刻理解，用镜头，用胶片，用黑白两色，记录了八十年代变革的10年——10年一瞬，尽在方寸黑白之间。“每一张照片都是年代的缩影，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每每整理这些照片，看到这些照片，都会在现实与记忆中穿越。当年拍摄的时间、地点、经过，甚至拍摄对象还记忆深刻，都可以讲出一段生动、鲜活的百姓生活小事，讲出并不遥远的历史故事。温故知新，看罢这些照片，黑白之间的这份真实已然成为了遗存，我们有理由在心中包裹好，留存好。现今胶片已退役，数码相机遭遇手机拍摄的挑战。“90后”、“00后”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照片，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该有标准答案，但他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童年的快乐时光就是玩儿，而玩儿的差别很大。有条件的孩子学习琴棋书画，条件差的就在胡同拍元宝、弹玻璃球、跳皮筋。同样都是冰上运动，有钱的孩子买冰鞋滑冰，没钱的孩子坐爸爸给做的简易冰车，也有的在棉鞋上绑根铁条滑，还有的穿双塑料底的棉布鞋在冰上一步一步出溜着玩儿。
上个世纪的居住条件大多一间屋子半间炕。新婚夫妇、年轻情侣在家保不住“隐私”，电影院常去消费不起，而且人多眼杂，难以放开，很多人便在休息日或是下班后，相约公园、小树林、林荫小道、小河边去窃窃私语。热恋中的情侣一般不会选热闹的公园，因此北京可供选择的公园不多。即使去热闹的公园，也选择人少的犄角旮旯。
《排队买煤油》时间：1983年，地点：平安里石油商店门前
《新潮发廊》 时间：1983年，地点：东四美术馆后街
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发廊成为最早传入北京的一个开放新潮的标志。港台发廊刚流入北京时没有几家，被人们视为时尚标签。其特点是装修时尚，门脸霓虹灯闪烁，悬挂出旋转的三色灯，老远就能看到。发廊都在橱窗玻璃上贴满港台明星留着各种俏丽发型的大头像，以招揽生意。
评论
改革历史的影像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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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历史的影像叙事
——评张兆增摄影
文 | 解海龙
张兆增以《中国煤炭30年“ 冰与火”》（以下简称“冰与火”）和《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以下简称“80”）两组纪实、新闻摄影作品获得此届中摄协的金像奖，可谓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最应具备的是人文精神及客观立场的基本素养，另外的关键就是对眼前的现场事件的观看是否具有大局观、历史观。一说人文精神很多人都会误解其中的内容，动不动觉得那是“高大上”的思想。让我理解，人文精神对于一位新闻摄影师而言就是“接地气”、就是精神向上、镜头向下，就是要有客观的立场、实事求是、淡泊功利的原则；就是尽量接近事件、接近民众、身份平等。所谓大局观与历史观就是影像是否与时代息息相关、是否具备历史文献的价值。
如果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来看《冰与火》《80》的拍摄者，无疑张兆增不仅是一位合格的摄影记者，更是一位具有情怀的摄影师。
作为供职于先前的《煤炭报》如今的《安全生产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尽职尽责应是一种本分。但几十年拍摄积累，炼丹一般成就的《冰与火》、《80》这两组作品，使得张兆增在我看来成了以影像为笔改革开放的历史书写者之一。
社会的组成是人，在大社会中个人的行为就是社会行为的一个部分，但是总有某些个人行为，对整个社会现实具有代表性和隐喻性。在《80》这组作品里，体现了张兆增对影像画面与大现实社会之间的敏锐性，他所拍摄的画面不事张扬，却恰到好处，既富于生活又不失历史感。比如搬家那幅作品，整幅画面工整犹如舞台，情节却富于幽默，那个年代的如此一个细节，不仅反映了当年的物质现实，更对那个物质匮乏年代里的人情风俗的简单与单纯，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写实性叙述。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无论是否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于观看都有体验性的想象及反思。
如果说《80》这组作品是社会风俗叙事，那么《冰与火》这组作品就是对中国工业的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最具凝练性和提喻性的陈述。煤炭在推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煤炭的开采与使用也是最早呈现了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随着物质生产的增加，能源需求的加大，围绕煤炭所引发生的矿难问题与少数人巨大财富积累的事例成了社会最关注的个话题。
作为最能接近煤炭生产现场的摄影记者，张兆增并没有把自己的镜头放在猎奇性的观看上，反而他通过现实与历史的这一向度，用影像即客观有富于责任地把中国煤炭行业的“艰难十年”、“黄金十年”、“寒冬”进行了系统罗列。《冰与火》这组作品的影像从过去到现在、从点到面，有细节、有场面，整个作品既体现国煤炭行业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也不失对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提喻性陈述。
作为同行，祝贺张兆增所取得的成就，更希望不忘初心、不弃作为摄影记者的责任，在未来创作出的有更多、更好的作品。
注：文中的《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即《北京十年1980-1990》
上世纪80年代学雷锋，每个年龄段似乎都有各自的主题，尤其小学生更为显著。学校倡导大家做雷锋式的好少年，“做好事不留名”。小学生做了好事，统一留名是“红领巾”。当时学雷锋的固定项目还有几个，擦交通警的执勤岗楼就是其中之一。
《公园禁止跳舞》 时间：1987年，地点：地坛公园
《老人迪斯科》时间：1987年，地点：地坛公园
走过“文革”时代的中老年人，同样追求美好，爱好时尚，只不过是爱美之心被封闭了，机会到来时，被压抑太久的心必将释放出来。但迪厅的环境，炫目的灯光、刺激的音乐、时尚的舞步，与他们产生了很大距离。年龄稍长的这一代人，大多会聚集到公园一角，穿着臃肿的衣裤，扭着笨拙的身躯，跟着稍缓的音乐节奏，学跳适合老年人的迪斯科。
评论
难以平衡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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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平衡的价值
文 | 徐勇
在有光的世界里记录事物的影子，是照相机最大的实用性功能。这一功能与任何其它传统媒介功能相比，最大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它无可避免的机械相似性。比起绘画，人们更相信照片的真实性价值。但当人们试图把照片当艺术品欣赏，又常常怀疑使用照相机直接摄影这种方式的创造性价值。事实上百多年来几乎所有摄影师，都渴望自己的照片能同时显示这两种价值。
兆增和我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很长一段跋涉北方山村共同摄影创作的经历。那时使用海鸥折叠式相机和保定产“代代红”黑白胶片，极度匮乏西方摄影资讯，直接取景拍摄和暗房显影成像是产生照片的唯一方式。因此我们这一代人早期摄影经验其实都相似。
身在北京，兆增和我拍摄、记录那个年代北京的照片都有千万张，但今天能拿出手做展览或出画册的其实寥寥无几，并完全排除那个时期自我得意的获奖之作。这充分证明时空的改换与那时的摄影观念存在一种我们不愿接受的价值倒易关系。而产生这种关系的原因，除今天重新审视作品对所拍内容社会学价值判断的改变，更主要恰恰是上述的我们试图在记录摄影中显示艺术性的愿望。
在西方，作为客观信息传播的记录摄影，与作为个人情感意识表达的艺术摄影存在明显功能概念的区分。但在中国语境中对这两类摄影功能与概念的混淆，是八十年代甚至今天我们很多人摄影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对记录性摄影，端起相机想到构图、光影、气氛和瞬间，放下相机想到后期裁剪、影调、色彩和夸张，这似乎成了一种素养和习惯。有甚者至今还坚持用黑白胶片暗房放大方式进行“纪实”摄影创作。
其实记录摄影的照片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公共传播媒介，它比绘画音乐文字等等更直接地涉及科学与民主的价值观。尤其社会记录摄影，它发挥的是照相机的工具理性，承担的是让公众洞悉这个世界和我们周遭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原因又是为什么的责任。所以对拍摄者的唯一要求是，尽可能用手中掌握的摄影工具帮助观众从各种角度去接近事物本身，而不是利用事物某一角度、某一部分的影子“借题发挥”，进行主观化甚至所谓艺术化的处理。
但照相机并非自然树立起来的镜子。所谓“客观公正”的记录事实上受制于照相机本身技术特性和操控者个人情感立场等多方面因素。因此社会记录摄影对事物真实性的追寻需要象法官断案一样，依靠约定公认的程序来保证，例如：尊重拍摄对象及周围的一切存在，完全不能有任何干涉对象的行为，拍摄者尽量屏蔽自己的情感立场观点等等。假如相机镜头对准的是特定的人，还必须是他（她）自我情感和意志的真实表达。只有这些拍摄程序和原则，内化为社会记录摄影者的自觉意识和实践中的自律行为，我们才能在最大程度上相信他拍摄的结果是“真实”的，他的照片才有可能成为具有广泛意义和永久价值的摄影文献。否则它靠不住，随时间流逝和人们对摄影观念认识的提升而失去它的全部意义。
兆增的摄影，以他纯熟的经验和技巧，很好地平衡了这两种价值。画册中的作品选择，全部集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恰是胶片摄影依托纸媒传播保持辉煌的最后时光。以物质化形式透过镜头感光，再用化学方法显影成像，其影像作为物质性存在的意义，与九十年代后数字影像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意义大不相同。照片作为罗兰·巴特所说“此曾在”的确凿证明，由于胶片摄影性质得以强化。
兆增的摄影为中国改革开放最火热的年代取证，每张照片都是一份优质的社会记录文献。画册中照片重复出现的主题是开放之初的北京，社会景象和人们生活充满变化和希望——从乡村阡陌到城区大街小巷，甚至每家每户。这是理想与激情高涨的年代，所有经历过的人都可以透过记忆去与照片一一对应，照片也因此显得自然而有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兆增的这本画册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集体记忆，更重要的是其中所有照片，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北京社会重要历史转折时期，社会记录摄影价值观的参照与思考。
《西四包子铺》 时间：1988年，地点：西四包子铺
西四包子铺店面不大，三五十平方米，靠窗一溜长条桌，桌下是一水儿老方凳，由于座位少，很多人都是举着一碗炒肝站着吃。店铺房子老旧，窗户上裂着大缝，冬天门口挂一个棉门帘挡风。掀开门帘子进屋里，一个大号的煤火炉子墩在屋当央，热气腾腾的炒肝、包子让玻璃窗蒙上一层厚厚的哈气。
那个年代，餐具都是粗瓷蓝边大碗，桌上铁桶里有本色粗竹筷子自取。可是老北京人吃炒肝儿，不用勺、不用筷，讲究用手托碗炒肝，就着包子，沿着碗边“咝溜咝溜”往嘴里吸。老北京人吃的是特有的范儿，吃的是大街上、胡同里的人情味。
《食街大栅栏》 时间：1988年，地点：大栅栏地区
这条百米长的老街云集了爆肚冯、小肠陈、年糕杨、白记豆腐脑、陆记羊肉馅饼、油酥火烧刘、复顺斋酱牛肉、祥瑞号褡裢火，宛记豌豆黄等正宗风味。
评论
真正的摄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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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摄影人
文 | 李舸
兆增老师是摄影界的前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刚毕业当上摄影记者的时候，兆增老师在摄影界的名声就已经是响当当的了。那时候，很多我仰慕已久的业界名人、前辈都经常到兆增老师那儿去聚会。我也间接地听了一些关于兆增老师的轶事，知道他是拍人像的大神，还有自己的工作室。这都让我非常羡慕，总希望能有一天，走进他们的那个圈儿里，跟他们好好学学。
后来，我有机会去煤矿采访，这才终于与兆增老师有了多些的接触。每次跟着他去煤矿，着实很过瘾。各地的煤矿就象他的家，无论到哪儿，总有一帮兄弟围着他，聊工作、聊生活、聊摄影。他拍片儿总是要深入井下，到工作面上去抓拍矿工的真实劳动场景。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摄影人，更是从那时起，坚定了我一辈子拍片儿的决心。
没想到，时间过得飞快，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随后的岁月，大家各忙各的，不时常见面，但每次通电话，电波那端的兆增老师一定还是在矿山。
这次评上中国摄影金像奖，对于兆增老师来说，可谓是名至实归，他呈现的那套煤矿题材的作品，以最真实素朴的影像，沉淀了几十年来他的真情，让人敬佩不已。其实熟悉兆增老师的人都知道，煤矿绝不是他的唯一。
前段时间他推出的“北京八十年代记忆”影展，就展示了他的另一番儿天地。这些三十多年前的场景，是北京城的一段记忆，更是兆增老师的一种乡愁。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兆增老师，半辈子的“喜怒哀乐都印在了胡同里”。平时寡言少语、为人谦和的他，骨子里却有着一股“爷”的傲气。这股劲儿，不是装、不是冷，而是仗义、担当，更是有心、用心。凭着默默无闻却义无反顾的执着，我从一幅幅作品中，读出了这位“爷”的真情怀。
《城市马车》时间：1989年，地点：和平里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慢悠悠行驶在空荡荡的马路上，还不难看到的是，拉货、送菜的马车与汽车并驾齐驱。那时进城的马车牲口屁股后面都必须佩带一个白色布兜，形状呈斗状，一头挂在马屁股上，一头拴在车辕上，以便接住牲口粪便，保证道路卫生和市容。没有粪兜的马车是被禁止进城的。
《我家买了电冰箱》时间：1989年，地点：府右街
上个世纪80年代，老百姓生活物资很匮乏。普通家庭的电器无非是半导体收音机、电风扇或者手电筒。条件好的可能有台“板砖”式录音机，或者9英寸牡丹黑白电视机，或者单门电冰箱。谁家要是添置一大件，一定会引来街坊邻里围观；谁家要是电视机、录音机、电冰箱三大件全有，一定是个“万元户”。
《健与美的裤》 时间：1989年，地点：北京某公园
这是一群等待参加青年韵律操（健美操）大赛的年轻人。黑色的尼龙健美裤，露臂的白色针织衫，柔软的体操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民参与的健身运动除了几套广播体操外，别无选择。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追求也同步增长，集艺术美感和健身锻炼的韵律操应运而生，成为各单位工会、共青团组织活动的必备项目，普及推广到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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