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书 | What is Russia? 别跟战斗民族比文化（II）

What is Russia？

别跟战斗民族比文化（II）

布宁小说《来自圣弗兰西斯科的绅士》插图，1972年

根在乡土：两代文人的乡恋

与“没心没肺”的苔菲相反，出生在俄罗斯乡下的布宁，其作品里留下了对乡村景象不厌其烦的感伤描写，我们当然会十分好奇，回不去的祖国会在这样一个人的心里留下怎样的疮疤。身为中短篇小说高手，布宁平生唯一的长篇小说，具有自传性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发表于1930年左右，日后直接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早已在他的若干短篇里呈现。书中，俄罗斯乡村风景成了一片无法与他分割的心灵锚地，它的美是和它的野性难测，和它所蕴含的危险，结合在一起的。

书中的主人公这样描写他记忆中的第一次远途旅行：父母带他去一个自然保护区（这个概念放在19世纪末的背景下显得过于先进了），那里有一座小城，他们的马车走过了数不清的田野、山谷、小路和十字路口（孩子的时间感和距离感总是十分夸大的），而他所能记得的唯一一个具体的场景，是在路经一个峡谷的时候，看到一个腰别斧子的农夫，在灌木丛里钻来钻去。布宁写道，这是“一生中所看到过的最神秘和最可怕的农夫之一”，不过，他又是主人公生存的事实的一部分，被他接受下来，并加上了着重号。

伊凡·布宁

布宁其实不曾对他满心热爱的乡村发表完全的赞词，如果将阿尔谢尼耶夫视同布宁本人，那么他的俄罗斯童年，就是开心与伤心、希望和失望、喜悦和惊恐时时刻刻的混合。乡下少爷进城，看到一罐黑鞋油，开心得一塌糊涂（装鞋油的圆盒子，“是用普通的树皮做的，但这是什么树皮呢，它竟能通过能工巧匠之手变成一只盒子！”）。然而，城市走了没多久，就又是大片的原野出现了，夕阳之下，“纯朴与自由”的农村里，耸立着一幢特别庞大、特别沉闷的黄色房子，房子周围围着一堵高高的石墙，大门紧闭，窗上都是栅栏，一个窗口的铁栅后面，站着一个面庞浮肿、脸色枯黄、表情痛苦的人。这是一种“最沉痛的忧郁、悲伤、俯首听命和一种狂热而又模糊的幻想掺和在一起的表情”。这是一个囚犯，也许是盗贼，也许是凶手，但是，和那个腰里别着斧子的人一样，这个人既可怕又使他迷醉，感到神奇。

来看一个对比：赫尔岑。布宁是个乡下人，进城是新鲜的体验，赫尔岑则相反，他是莫斯科城里人，他童年回忆里的黄金时光，就是夏季去80多公里外乡下的瓦西里耶夫庄园度假。他家有沙皇官僚的背景，父亲总会提前告诉乡下的官员，说我们要来住几天了，你给安排下，于是村长就抽调了农民的马车来接他们。

《往事与随想》

这是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里的记述：城里少爷赫尔岑极爱田间的景色。路经一个村子，他跑进地主家荒凉的房屋，脚下的地板吱吱响，看到家具老旧不堪，“正在流放中度过自己的残年”，心里满满的激动。对于瓦西里耶夫庄园，赫尔岑说他一生都“怀恋那幢古老的砖石房子，也许这是因为，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农村的。”

他写蜿蜒的小径，绕着河延伸，“我的整个早晨往往便消磨在这片沙滩和芦苇中”；他写驼背的老园丁整日坐在屋前蒸薄荷水，煮野果，偷偷地给孩子吃各种蔬菜。他写乌鸦在黄昏成群地飞到空中，写鸱枭在夜间的叫声，一会儿如婴孩啼哭，一会儿又像霍霍的大笑，每每让他心惊胆颤，却还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听它们。

1865年，画家谢尔盖·列维茨基给赫尔岑所作画像：

《赫尔岑反对赫尔岑》

赫尔岑最爱看乡村晚景。即使在村子被他父亲卖掉之后很久，他都记忆犹新，认为是“虔诚、安谧和诗意的时刻，一如往日”。1848年，赫尔岑夫妇在意大利乡间游玩，一时兴起，便想起那乡村的黄昏。他看到的是“太阳庄严地、灿烂地落进火红的海洋，终于溶化在它中间……突然，深青色取代了浓重的紫红色，一切蒙上了一层朦胧的烟雾——在意大利黄昏是来得很快的”，随即，眼前的景象就和童年记忆混合了起来：归家的畜群，羊咩狗吠，农家的男孩女孩开门出来，迎接自己的牛羊，在岸边嬉戏，“露水开始像烟雾一样逐步向田野伸展；风在森林上空徘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仿佛树叶沸腾了……”

农村的景象说到底就是这些，牛羊，牧童，田野，但赫尔岑的这些文字很受俄罗斯风景画鉴赏家们赞赏，他们引用其中的片断，称誉说，这可以和屠格涅夫最优美的哀诗相媲美。

《彼岸书》，赫尔岑另一部代表作

赫尔岑是19世纪俄罗斯一个显眼的人物，是1825年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精神继承人。十二月党人运动第一次喊出了推翻沙皇的口号，领导革命的进步贵族们，是背离欧化和圣彼得堡的，他们想要回归俄罗斯的习俗和俄罗斯的生活方式，那时，简单质朴的乡间别墅受到推崇，而撒满粉末的假发、较重的气味，则都遭到了遗弃。赫尔岑也说过，圣彼得堡不是城市，明明就是一个军事要塞，但是，这决不表明他在东西亚欧之争中站在本土化的一边，他这么讲，是基于一种朴素的平民情怀。

赫尔岑也属于有资格向欧洲人看齐的俄国人之一，儿时，他家的吃穿都倾向欧化，孩子要学习欧洲语言。赫尔岑之母是德国人，《往事与随想》里也写到过家中请来的多位德国籍家庭教师，然而，这部书让人更加难忘的情节，是他家里种种相当本土的东西，例如父亲冷漠严厉的家长制习性，以及他与家中保姆、仆人、马夫、佣工的感情。他对童年照顾和服侍过自己的人的记忆特别鲜活，保姆给他讲1812年莫斯科大火的事情，女仆同他一起打牌，而且十分投入，跟那些仅仅是半心半意地哄孩子玩一会儿的客人完全不一样。保姆和仆人都是从农奴里提拔上来的，家中主人对他们有何不满，登时就能打发回原处，犯了错误的则更悲惨，可能就被打发去充军了，那时沙俄军队的服役期长达二十多年，受罚的仆人痛哭流涕地被警察带走，赫尔岑和其他家中的下等人只好忍着泪默默看着。

赫尔岑的犹豫含混，很合以赛亚·伯林的胃口

费吉斯说赫尔岑的童年回忆如“田园诗”一般，它们注定随着童年的消逝而失落。赫尔岑渴望不停地回到它，用的方式则是鼓吹革命。他是19世纪俄罗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他在1847年后就侨居国外了，但不是被革命所逼，恰恰相反，是为了感受革命的气息，将俄国纳入整个欧洲自我解放的大局之中——这是他眼里的俄国“欧化”之路，不是在文化、生活方式和审美上的欧化（《往事与随想》的文学水准，以赛亚·伯林认为堪比《战争与和平》，但并未包含多少能反映赫尔岑的审美水平的内容），而是政治上的欧化，推行宪政，实施民主，促成人与人的平等。他的家庭虽然被父亲所主宰，但赫尔岑觉得，围绕他服务的那些男女仆役都能感受到平等带来的美好恩惠。

在对瓦西里耶夫庄园的回忆中，赫尔岑夹杂了这样的思考：“我那时没有想过，在大忙季节，要农民损失四五天时间是多么严重的事。”在庄园迎接他们一行的人中，有村长，有神父，有教堂执事，有仆役和几个农民，他们都恭恭敬敬地站着，唯有一个白痴普洛尼卡“保持着人的尊严，没有摘下油腻的帽子，站在远处傻笑”。从这支欢迎队列本身可以看出，在乡村，这些草根虽然低到了尘埃里，却很有机会接近老爷，两者的距离似乎不遥远。

赫尔岑一生的遗憾，就是没有力量联合更多的人，去将他所心仪的社会革命推进哪怕一小步，但是，他的思想却超越了欧化vs.本土化的两分。在《娜塔莎之舞》中，费吉斯说他只知道破坏，提不出建设意见，这是不假，然而赫尔岑的价值在于他对自己的局限的意识。除了列宁这样的特定人物，恐怕没有什么读者会从《往事与随想》里汲取革命斗志，决心踏着先烈中断的足迹而行，我们只会佩服赫尔岑就自己心灵走过的历程所保持的强大的反省力。

1933年，布宁夫妇来到斯德哥尔摩领奖

乡愁：侨民文人的写作“红利”

赫尔岑去世的1870年，刚好也是布宁出生的年份。布宁身上绝无赫尔岑那样经由十二月党人革命而来的革命情怀，相反，他的精神地图是被沙俄帝国斜阳的光辉所晕染的。但这一先一后两位俄国文化侨民的作品，不论是回忆录还是小说，皆可看作是“自我之书”。《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和《往事与随想》一样，主角“我”的心理变化，及其所反映的人物的个性，始终是浮显在前台的不变主题。

布宁1900年初便已成名，1920年流亡欧洲后，布宁继续在像《当代年鉴》（出版于巴黎）这样的杂志上发表作品。此时的布宁俨然是托翁和屠格涅夫的合法继承人，兼具广受喜爱的契诃夫的风格，1924年，布宁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说，“侨民的使命”，就是从堕落的左翼现代派和苏维埃艺术的手中保存这份遗产，来为“真正的俄罗斯”出一份力。这个俄罗斯到底是欧化的还是本土的，没有任何干系；套用托马斯·曼的那句名言：我在哪里，俄罗斯就在哪里。

布宁为前排右二，前排左一是高尔基

以及夏里亚宾等等

费吉斯是这样写布宁的：他“成为俄罗斯民族代表是在1917年以后的事。在革命之前，许多人认为他并非第一流的作家：与更受欢迎的先锋派作家比，他的散文风格显得沉重而传统。但是1917年以后，侨民的艺术价值观发生了一场革命。他们开始拒斥他们认为与革命党人有联系的先锋文学，而且一旦身处国外，他们就在布宁那老派的‘俄罗斯美文’中得到极大的安慰。”

也就是说，1917年后，浪漫主义的乡愁取代了直面现实的批判精神，成为了侨民大军，以及不肯剪断自己俄罗斯之根的读者们向文学提出的需求。传统美学的发生器，跟随布宁、苔菲、吉皮乌斯等人搬到了国外。费吉斯认为，布宁早期短篇小说里是批判了外省的腐朽堕落的，而到1917年后，他却重现了一个浪漫化的旧俄乡村景象：“一片阳光灿烂、有着原始森林与无边草原的乐土，农民辛勤而快乐地劳作着，与自然以及同自己一同耕种的贵族伙伴和谐共处。”他似乎不得不这样做，对他来说，在与故土隔绝的时候，有必要制造出一个故土，而它势必是温柔的、玫瑰色的，否则于他又有何用呢？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

然而，到了《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里，布宁其实是回归了那个更早的自己。在这本书中，乡村，以及传统俄罗斯生活方式的迷人之处，总是在对比中产生的：主人公阿尔谢尼耶夫必须在离开乡村之后，才会感念它的好，正如他必须在经历过严寒的秋天、冬天和春天之后，才会紧紧拥抱夏天短暂的三个月，记住夏季的每一次外出和见到的每一宗事物。实际上，此书的读者最难忘记的，应该是乡村封闭守旧的观念，如何让主人公不止一次仆跌在地，咽下满腹的泪水，它总是以其舒适、完备、恬静束缚住年轻人向外飞行的翅膀，阿尔谢尼耶夫离家奋斗，一受挫就想家，他的性格缺陷完全可以归咎于孤闭、单调的乡村童年生涯。

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经历之一，便是主角爱上一个体态丰满的邻家女仆，可是消息一走出去，家里就大为震怒，以最高效的手腕解雇了女仆，剿灭了儿子的欲火。赫尔岑如果读到，一定可以大作一番文章，因为《往事与随想》里最尖锐而系统的思考之一，就是仆役制度的深刻弊病。

布宁在巴黎

然而，只要布宁仍在写他的“俄国往事”，他就属于一个“旧派人士”。《当代年鉴》这份重要刊物也是守旧的，拥护的是19世纪的价值观，布宁的坚实地位，压制着那些更具实验精神的年轻侨民作家和诗人，使他们不易出头。

这些人里就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接下来的时间要交给他。圣彼得堡出生的纳博科夫，比布宁小三十岁，在巴黎时，两个人之间有不少通信，布宁的性格是偏尖酸的，自视极高，一般不易相处，但对这位小朋友保持着大体上的欣赏态度，而纳博科夫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有意向布宁看齐，和布宁在1910—1920年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样，他的这些作品里也可以看出契诃夫的深刻烙印。

《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

在《纳博科夫短篇小说全集》里，可以读到一篇纳博科夫题献给布宁的小说：《倒霉的一天》。它于1931年7月发表在布宁的常规发表阵地《最新消息》上。纳博科夫心气很高，此时也已在侨民文学圈里有了文名，但这还是第一次题献一篇小说给另一位作家。他衷心地表达了对布宁的感谢：《倒霉的一天》不仅在文风上接近布宁，故事背景也是乡村。主人公彼得·希什科夫，一个病态且羞涩的乡下男孩，坐车去附近庄园参加一个孩子的命名礼。故事里的乡村，尽管是在圣彼得堡附近，而非如《往事与随想》那样是在莫斯科附近，但跟其他俄国作家的区别并不大，狭窄的林间小路，蓊郁的青草，小河靠岸的地方水草丰美，马蹄得得，农夫敲击木头的声音老远都能听到，只是作为年轻一代俄国人（1899年出生），他见识了乡间新布设的电线杆子，听到了它们发出的嗡嗡声。

彼得自卑，而又过分敏感，爱上一个心仪的同龄姑娘就等于是给自己设了一堵怎么都撞不透的墙。这一点同样呼应着布宁的名作《初恋》和《米佳的爱》，而《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主角也相似得很，乡下小少爷日日夜夜幻想着爱情，却怎么都摆不平自己和一个个恋爱对象之间的关系，“爱欲”成为他无法突破的人生考验，自我在一再的感情受挫中灰溜溜地成型。

纳博科夫

可以这么说，纳博科夫是有意靠拢布宁，增加自己的发表机会和在侨民文学界的名气。《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刚出时，布宁就题赠给了身在柏林的纳博科夫一本，后者很快回信，表示自己正在认真阅读。然而《倒霉的一天》与纳博科夫后来的作品相比，可真是微不足道。对比《绝望》、《黑暗中的笑声》、《防守》等小说里尖锐的心理张力，以及《说吧，记忆》这份童年记述的精致绚丽，《倒霉的一天》里展示的艺术精神是很初级的，纳博科夫谨慎地踩着布宁的脚印前进，不敢造次。只是，即便是《说吧，记忆》，纳博科夫也是拿“儿时在夏季庄园里度假”的时刻，一些值得无数次“梦回”的时刻作为写作题材的，总的来说，它们都属于“俄罗斯田园诗”的范畴。

对于布宁，费吉斯不无否定地说，他是带着“一个固定的读者群体和自己无法打破的写作风格”来到西方的，他大量炮制以俄国乡绅幸福家庭为主题的故事和戏剧，从而延续“那种令人宽慰的过去的传统”。他所参与制造的现状，把像茨维塔耶娃这样的先锋诗人变成了牺牲品，茨娃在1917年前就已成名，但她的先锋诗歌在侨民世界里无人问津。然而，面对同样的状况，纳博科夫却成功地脱颖而出，成长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转型者。像《倒霉的一天》这样的，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地位微不足道，然而，他正是一面写着这类赚快钱的小作品，一面完成了他最早的长篇小说《玛丽》（1926）、《防守》（1930）和《荣耀》（1932）的，《玛丽》有着鲜明的布宁风格，书写乡愁，笔调清新隽永，情感十分内敛，后两本书便跟布宁几乎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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