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译丨景军《神堂记忆》选读丨附八本了解乡土中国的必读书
本文节选于景军著，吴飞译《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7月。景军，男，汉族，1957年出生于北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
大洪水
1961年3月31日上午十点，盐锅峡大坝的水门关闭了。二十四小时后，当这个水门再次被提起来时，黄河水已经灌满了大坝后的水库。这个人工湖占地160平方公里，为了清出这块地，有十六个村庄被淹，9，014人迁走。总共损失了1，507座房子、1，984英亩农田、2，079个坟墓和110，975株果树。
被淹的村庄中最大的是大川。它的近一半人口被转移到了别处――多达1，298人。留下来的人――共有1，344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迁到了老村中的高地，住在了村背后秃山脚下的一排墓地当中。大川人失去了他们毗邻黄河北岸的肥沃农田，剩下的人口面临着食物、居所和药物的严重短缺。1959年后半年，一场严重的饥荒席卷了甘肃的这一部分，中国还正处于大跃进发动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之中。在大坝开始投入使用之时，大川人穷困已极，只能吃“代食品”。其中包括谷糠、草、野草药、榆树皮、土豆梗、茴香子，甚至墙上的石灰。移居和农田果园的被淹更加雪上加霜，在大川，饥馑夺去了至少五十条生命。
迁居强烈地破坏着孔姓人的认同感。他们已经经历了一系列残酷的政治运动，而今又一下子被夺去了祖先在十六世纪初留下的土地。至现在虽然已过去三十年了，但一提起老村的消失，老头老太太们还是忽忽欲狂。这种体验仍然是很鲜活的，就象心理学家所说的“ 闪光灯式记忆”（flash-bulbmemory）――这是在高度紧张与情感反应的境况中形成的不可忘记的体验（见G.Cohen 1989 ： 128-130 ；Reber1985 ： 430）。本章将要考察迁移的体验是如何被记住，并在记忆中和大川孔庙联系起来的。
水利工程与中央计划
研究发展中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人类学家证明，移民的强制性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非人性化的后果”（dehumanizing effect ）（Farmer 1992 ： 19），而且总导致“文化认同的危机”（Scudder 1973 ： 51）。水坝或水库从它们占用的土地上夺走的是那里的道德图谱，人们生存的根基，以及深切的情感认同的历史标准。迁移之后，迁走的人们因社区的瓦解而受到巨大创伤，土地失去了，他们又要在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生产必需的食物，而适应陌生环境中的社会秩序又有很多困难，他们必须为这一切而斗争（Ackerman 1973）。这些问题不仅在大川十分明显，而且，在中国，所有其它在河谷盆地中发展的工程中都是一样的。
造大型水库和电站是共和国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Greer 1979 ；景军 1989 ： 41-46 ；Smil1984 ： 10-61，1993 ： 99-116 ；田方、林发棠 1986 ：185－229）。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很少有水库的储量超过100，000，000立方米；今天中国已经有360多个这样的水库了。这些水库大多建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那时候的政策几乎不关心迁走的村民在社区瓦解、失去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如何、甚至能否安置下来。再加上政府提供给移民的赔偿极少，这种对个人和社区需求的漠视更加剧了。有时，这些赔偿甚至不够建筑临时住所和饮水设施。在永靖县，赔偿不足的问题尤为严重。
永靖县周围环绕着荒凉而风化的山丘，又受到多风的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限制（World Bank 1988）。但在它的腹地，从青藏高原上涌下的洮河、夏河和黄河使得耕地得以灌溉。这三条河在永靖县汇成了一条，必须穿过极窄的刘家峡、盐锅峡和八盘峡等峡谷。这些峡谷成为建造梯级大坝的理想地点。
1955年6月30日，副总理邓子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政府正在计划建46个大坝，以“永久地控制黄河，利用它的水利资源”。人们希望这些大坝能够遏制洪水，使灌溉面积覆盖黄河谷地的65％，每年发电1，100亿千瓦时――这是全国1954年总发电量的十倍（邓子恢 1955：32－34）。
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政府在永靖县内的刘家峡、盐锅峡和八盘峡修建了三个水电站。工程于1958年开始后， 1961年，盐锅峡水电站建成，有一个高达57米的大坝。刘家峡水电站的修建也是从1958年启动的，1969年竣工。它的大坝高达147米；这个大坝在中国的水利设施中是最大的，纪录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八盘峡水电站的建设开始于1968年，1975年竣工。这个水电站周围的村庄在行政上受兰州管辖，但其33米高的大坝背后的水库淹没了永靖县的一部分。
这些工程赶走了43，829人，淹没了118，229亩农田。虽说这也引起了附近其它三个县的移民浪潮，迁走的人大多是永靖县的（甘肃经济计划委员会 1987）。在短短十七年中（1958－75），永靖人口有四分之一被迫迁移了。如果说该县历史上有哪一件事是山谷地区的每一个成年人都记住的，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们如何被迫背井离乡。
多数情况下，永靖人民是反对迁移的，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景军 1989：41－46；王卫民 1989：6－7）。反抗遭到了镇压，许多村民被民兵赶出了家乡，这些民兵大多来自没有受到水利工程影响的村庄。迁走的农民大多仍然在永靖县安家，住在黄土坡上或半淹的谷地村上面的山坡上。由于赔偿措施有很大缺陷，他们终究难以在迁居之后恢复元气。盐锅峡工程进行期间，人均赔偿是250元；刘家峡工程期间的移民应得人均赔偿364元。由于预算裁减，每次人们实际得到的都比许诺的少20％。在八盘峡工程中搬迁的人们每人收到了1，100元，这在七十年代前期实在是一项相对很慷慨的补助政策了。这使得移民可以用抢救出来的建筑材料建新房子。但即使在这时候，补助金还是不足以弥补耕地的损失。16至于1961年和1969年完成的盐锅峡与刘家峡工程的赔偿，算起来就简直是明抢了；提供的补偿甚至不够果树的损失。
这些赔偿的不足可以解释迁移的村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年来摆脱贫困了。1988年，这些迁移的人们的人均收入和食物占有比迁移前还少30％。这种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土地的丧失。在迁移前，人均占有耕地2.72亩；1988年则是1.39亩（甘肃水利学会 1988 ：19）。后面这个数还包括了从黄土坡上新开垦的荒地，地里的出产根本不够一个成年人吃的。1989年，当我第一次到永靖的时候，县政府说移民中有近一半依靠紧急食物供给和扶贫款，否则就有可能导致饥饿对生命的威胁。
主导叙事
政府从未公开承认永靖移民引起的紧张而持久的问题。相反，它制造了可称为“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说法。我用这个概念指对永靖三个水利工程的官方叙事中较为固定而持久的主题。在政府宣传、学校和传媒当中，这些工程为中央计划、工业增长、发电事业，以及河谷的一般性发展作出了贡献，因而变得十分辉煌。而对于数万移民，官方叙述却有意地回避了。这种官方叙事有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是一部电影纪录片，另一个是小学课本。
这部纪录片是甘肃省电视台拍摄的，它把盐锅峡水电站描绘成黄河上“第一颗璀璨的明珠”。影片讲盐锅峡水电站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资金建成，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发展中写下了特殊的篇章。”
在小学课本中的一篇课文里，以一个小孩的口气讲了一个故事，这个孩子和他的爸爸到三个水电站中最大的刘家峡水电站玩。这孩子从老远就看到“这座大坝有40层楼房那么高”。课文描述了从坝顶看到的壮观景象，然后写到：“我们从坝顶乘电梯下了大坝，钻进水电站的心脏——电机房。电机房里灯火辉煌，五台绿色的大型发电机组，整齐地排列着。爸爸说：‘这五台发电机组每年发的电，比解放前全国一年发的电还多……”（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1991：76－78）。
主导叙事精心谋划，将痛苦的经历排除在报纸报道、影视广播，以及其它的公众媒体之外，从而将一个残酷的事件合法化了。纪录片在1992年8月17日的电视上播放过一次，其观众包括大川的人们，这是制造忘却（amnesia）的典型手法。课本是由北京的一家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的小学都要使用，其中包括永靖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祖就曾经因为刘家峡工程而迁移。
怀疑与毁坏
大川人这样的移民是怎样看待这些水电工程的呢？在很多采访中，被访者抱怨说他们用来准备迁移的时间太少了。他们讲到洪水时就象从未预见到似的，讲到村庄的消失就象讲起灭绝性的灾难。一个村民说他是最后离开的人之一。“我离开村子的时候，水都到了膝盖了。我不会游泳。我跑啊跑，直跑到山脚下才敢回头看。”一位老太太，当时还很年轻，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她家的土坯房“裂开了，象扑 克 牌一样一 张一 张地剥落下来”。另一个人在洪水来时只有十二岁，他说他永远也忘不了他奶奶的嚎啕大哭。“我们全家跑到了坟地上，那里高一点，可以躲躲，我在那里睡着了。后来我醒了，奶奶在旁边呢，跪在地上，张大了嗓门哭着。我往下望村里我们的家，除了水什么也看不到了。”
听着对村中洪水这种富有感情色彩的叙述，我开始还以为政府放水门的时候没有提前发出警告。但我错了。最后我认识到情况要复杂得多。1958年9月27日盐锅峡工程启动，在这之前已开过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中央和省里的领导指出，这个工程是大跃进中的一个国家项目。附近的城市临夏很快成立了一个移民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建筑部门人员。移民委员会颁布的最初的文件之一，就是发给负责那些在水库预计水面之下的村庄的地方干部的。这个文件命令当地干部向人们讲清楚水库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一个月后，它又颁布了有关移民的更为详细的命令。17委员会为了估算可能的财产损失，组织一队干部逐村调查。调查员要做两件事：叫村民抓紧时间及时离开，对私人财产和集体耕地列出一个清单。
当地农民对移民委员会的任务有错误认识。起初，政府官员和建筑部门吹牛说黄河可以在一年之内制服。但很多村民，特别是老人，对政府的说法冷嘲热讽。大人们告诉孩子，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请来美国的技术顾问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坝，结果还是失败了。这件事指的是，1945年九月，一队中美水电专家曾来过永靖。他们由张光斗和萨文奇（John Savage）带队。前者是国民政府水电部长，后者是华盛顿州库利大坝的总工程师。他们两人在永靖选了一个坝址，起草了一份可行性研究计划（永靖县志办公室 1992 ，第十六卷）。国共内战爆发后，这份研究被搁置了。先前这个驯服黄河计划的失败导致了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大坝工程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对于移民委员会派下来的调查员，村民们也误解了他们的意图。早在1956年下半年，永靖县的大部分农民参加了所谓的高级社。这是集体的生产单位，但此外农民还可以保留少量的可耕地和牲畜。1958年10月，也就是盐锅峡大坝开工后的一个月，永靖县成立的154个“高级社”要被置于人民公社的统一领导之下。随着公社的建立，当时还在私人手中的可耕地和牲畜被收归集体所有。留下归私人所有的东西只剩了房子、家具、家畜，和院子里种的果树。人们担心就连这点私有财产也会被政府官员抢去，充实新建公社的经济基础。所以，当移民委员会的干部开始挨村调查，在村中空场上摆下桌子来登记动产和不动产时，当地居民怀疑他们的真实目的是要先登记人们的私有财产，然后将它们没收充公，以推动集体化进程。村民们没有向调查员汇报其财产的真实价值，而是大打折扣。
这种态度也与先前土改运动的影响有关。土改期间，当地人被分成了五类――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和贫农――这主要是依据每家的人均土地占有量划分的。在公共集会上，地主和富农受到了侮辱，并被剥夺了大部分财产，然后他们总是带着污点，遭到当地干部无休止的迫害。移民委员会来的干部试图估算在水库水面以下的村庄每户的财产，村民们怕这些收集的信息不仅会用于下一轮的财产没收，而且要用来调整阶级成分。
大川人为了尽量避免跌入坏的阶级成分，千方百计把自己的财产说少。一个村民回忆：“我父亲说另外一场土改就要来了，他把墙上的画揭下来，拆掉雕花的窗棂，把铸铁的门环藏起来，这样我们的房子看起来就穷了。其实这些房子才盖了五年，可他告诉调查队说它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盐锅峡大坝真的建起来了，他们才知道自己没理解政府的意图，因而有些恐慌。有消息说，大坝水库的大堤也行将竣工；虽然如此，还是很少有人家离开大川。多数人相信，只要他们待在山谷里，大坝就不会使用，所以他们拒绝迁走。这更加延迟了移民的准备，导致政府调动民兵驱赶村民。
1961年的春节是在这年的2月15日，大多数人在此前后被迫离开大川到了别的村子，或是搬上了地势较高的临时避难所。但还需要把建筑材料运到新地点，为了防止这些东西被偷或拿错，有些人留在了后面（数目不详），一直等到大坝水门被放下。在洪水淹没了街道的时候，他们或被亲戚救走了或自己逃走了。
消失的世界
大川原村的高头并没有马上受到水库的影响，但它最终还会被抛弃，因为水库中的淤泥封住了天然的地下水道，地下水被逼出了水面。渐渐地，出现了沼泽，湿地则变成鱼塘，大川原住地中的最高处也被水库破坏了。
从物质方面看，大川的旧地被夷平了；从文化意义上讲，它却仍然是“可见的”。1989年，我在水库中泛舟而行，一个年轻人用木棍指着水库中的一个小岛样的平台说，那里曾经是村中最好的耕地。然后他指着脚下说，我们正在当年进入村中大街的入口上方。虽说在这深而混浞的水中什么也看不到，他却指挥着梢公沿着那看不见的大街行驶。他指着水库中的一个点说，这是他父亲家。他说这些都是他的爷爷奶奶告诉他的。我问他过去的生活是不是比今天好一些，他看了我一眼，好象这是一个很傻很傻的问题。过去当然好了。他描绘着过去那么多枣树和水车，耕地的高质量，那天堂一样的村子。
老一代带着孩子们穿越时间回到过去，形成了这种田园诗般的印象。由于人口增长很快，现在的大川人中有一半以上没有经历过建水库，或是因为当时太小而记不得。虽然如此，但代际记忆使孩子们对自己的起源、对地方历史的概念有所感觉。他们一旦得知失去的村庄曾经是桃源仙境，他们就有了和老人一致的信念，而这些信念曾被激烈地批判过。
从1989到1993年，在正式的访谈、偶尔的聊天和饮宴聚会中，大川人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对我讲起过去那肥沃的耕地、老街上熟悉的景色，以及他们幼时嬉戏的打谷场，讲起最甜的枣子生长的地方。和舟中青年一样，即使那些在移民后若干年出生的村民讲起他们的父祖生活过的那块土地，也充满了怀旧之情。在我和一群人座谈时，他们互相纠正着叙述中的不确切之处，极为详细地谈着很多事情，回想着大川失去的树木和土地的确切数字。但是，他们从来不主动谈到他们的祖先的坟墓怎样了。
祖坟的命运
村庄被淹前，孔家人竭力抢救了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尸骨。但在迁移的匆忙中，更早祖先的坟墓大多被抛弃了。建筑工人为了保证水库中水的质量，将死人的遗骸从老坟中清理出来，将它们一个一个地堆在一起，和成吨的人畜粪便一起抛在水库上面的垃圾场里。和迁移中的其它方面不同，在我的访谈中，祖坟问题实在是太难以处理了。对于祖先命运的感情深藏在每人心灵的深处，很难让他们讲出来。祖先遗骸的丢失对社区和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失败，一提到它就会引起人们深切的痛苦。
这些痛苦事件的核心是劳伦斯·朗格（Lawrence Langer）(1991)所说的“不应有的内疚感”，也就是为了实际上不可避免的事情而谴责自己。换句话说，孔家人，特别是老人们，以为他们也许可以采取措施避免损失那么多的坟墓，因而心理上负担很重。但这种想法是在事后形成的，而不是在当时的情境下产生的，因为那种状况他们不太可能控制。
我们有必要再次指出，本地的孔家人是通过四兄弟上溯到孔子的。四兄弟的父亲之所以选中了大川，是因为这里风水好：村子位于一个S形的河谷当中，他觉得这就象一只飞翔的凤凰，对面山脉的形状又酷似一条矫夭翻腾的蛟龙。由于有这些祥瑞之兆，这位父亲选择此处为儿子的新居。
四兄弟中老大的坟墓马上就被水库淹没了。由于村庄大部被淹，高处的坟地必须被改为农田和居所，老二和老三的坟因而被平了。六十年代中期，大川附近建了一个国有化肥厂，为的是便于取水库之水，而且能利用水电站中便宜的能源，老四的坟遂亦不保。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没有花力气保护这些重要的坟。但最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孔氏家族组织已经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倍受蹂躏，以致于孔家无法在危机中联合起来，或是和化肥厂厂长谈判，抢救这些坟中的最后一个。18
我在县里的档案中复印了一份政府文件，上面说大川一共损失了209座坟墓。这些坟显然是被建筑工人挖开了，因为文件中有个注释说，水库底部“出于卫生原因经过了仔细的清理”，工人们运走了“二十吨垃圾、人粪，和其它对人们健康有害的物质”。所谓的有害物质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水库贮水前从坟墓中清出来的骨骸。
一次小酌，我给三个老人看这份文件，他们说官方统计的209这个数只是水库水面以下的坟的数目。其中没有包括高地的坟。村民被迫上山后，要在原来的坟地上建设新居和开垦农田，因而只好毁掉了这些坟，对此他们很不愿讲。喝完酒，一个老人告诉我，我经常和房东的邻居下象棋的那个街角原来就是一个坟地。我请他多讲一点，他就指出村中其它几处原来是坟地的地方。
一位老人很不愿讲现在这个村子的风水，他觉得“阴宅和阳宅近得可怕。”死人世界与活人世界的重叠违背了中国风水中的一条基本原则（Feuchtwang 1974 ；Freedman 1966 ：5-15）。最糟的是，村中的街道和房子是建筑在被亵渎的坟墓之上的，而其中一些是被他们自己直接毁掉的。年轻人不太在乎村中这种不好的风水，他们说他们经常会在冬天挖菜窖时挖出人骨头来。
迁走的祖先尸骨
虽然老坟被抛弃了，但近祖的尸骨还是被抢救出来，重新埋葬了。这种事是让起尸人做的，付给他们酒食作为酬劳。屈佑天（James Watson）曾经研究过一个广东的村庄，在那里，其尸的人是男性、很穷，居于社会的边缘（1988：75－111）。在大川却有些不同，这些人是当地的居民。但在迁移的忙乱中，连这些人都在忙于搬迁自己的祖先，处理其它迫在眉睫的事情。
一个又一个的传统被打破了：骨头没有放在小型的棺材里，而是装在盛石灰水泥的纸袋里；新坟地址的选择很随意，根本无暇考虑风水；重葬也没有按照仪式进行。村民们处在慌乱状态，没有葬礼中习俗性的哀悼，而是十分麻木。
我问一个老人是如何抢救了祖先的遗骨，他有点手足无措。然后，他好象被指责犯了大错似的，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就是用筷子把骨头夹起来，把它们放在从水库建筑工地拾来的水泥袋子里。我们背着这些遗骨，把它们葬在泉年山上。我跟你说，那时实在来不及处理好这些事了。”
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努力回想是否有人办过仪式，过了一会后终于摇摇头：“谁能办仪式呢？我们知道死人受到了活人的折磨，但没人能搞到大肉或别的食物作祭品，让逝去的人们安宁。那时候，食物要定量供应，保存在集体大食堂中。你都想象不出我们饿成什么样了。连活人都得吃草根。”
另外一个老人解释说，当时他和他的两个兄弟是曾祖父的后代中辈分最高的。水库贮水前，他和兄弟们一起重新安葬了他们的父母、祖父、和曾祖父的遗骨。他们也监督了父亲的兄弟和祖父的兄弟的遗骨的埋葬。他们监督着自己的兄弟的孩子们把这些兄弟的遗骨掩埋了。他说：“两天之中我们迁了十个坟，一口没吃。根本没胃口。我们太累了，太紧张了。我们就象从坟里爬出来的鬼。”
我们从新坟的大小上就可以看出他们迁这么多坟的慌乱。例如，我注意到，在村庄后面的山上，有一片坟地是在一层梯田上的。起初，我觉得它象埋葬孩子的一个地方。除去前面几个新坟是正常大小的外，多数坟头是很小的，每个占地不到半平方米。它们还非常矮。我向村中的会计和孔庙的守庙询问，他们先是说，夭折的孩子一般要火化，没有坟头。我看到的小坟头里就是重新埋葬的骨骸。由于挖得很浅，而且没有多余的土来添，所以开始时这些坟头就是又小又矮的。他们告诉我，这些坟头中有几个埋了不止一个人的尸骨，因为有时候，一个盒子或纸袋被用来抢救几个坟里的遗骸。人们试图把骨骸放在大盒子里，或把袋子里的尸骨用纸和布隔成几层，但还是有些骨骸混了起来，这严重违反了中国人关于祖先尸骨必须保持完整的观念。
虽然孔家人竭尽全力挽救近祖的遗骸，有些人实在被饿得太虚弱了，或是太紧急了，以致无法跑去挖开坟、迁走尸骨，再把它们带上山。坦率地讲，有的“重新安葬的坟”只是个空壳，因为其中既无棺木亦无尸骨――这也是孔家人不愿讲的一个方面。19
赎罪的可能
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在分析从中国社区收集的田野志或历史资料时，对于他们的罪感或赎罪的观念，总是感到不好处理。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概念在翻译时很成问题。我们可以认为，英文中的guilt近似于中文的“内疚”，但对于英文的redemption，却不易找到对应的中文词了。虽说按照字典中的一般意义，中文的“赎罪”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译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文的这个词来自佛教，指的是救出苦厄，补偿罪孽、错事或罪过。
但不论多难，文化翻译仍是人类学家必须做的。在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当地的被访者用很多不同的词或短语来表示内疚的概念。例如，一些孔姓人私下表示害怕祖先会被临时的迁坟深深地打扰。这被称为“惊动祖先”，是“大逆不道”，是“很没面子”的。我们从他们一再回避这个问题的做法可以看到，孔家的老人尤其觉得难以在这件事上求得安宁。即使一些和我很熟的老人，也总是把他们的叙述限制在集体框架中。他们不愿谈自己是怎样收集了祖先的骸骨的，也不愿说他们的兄弟是怎样对待老坟的丧失的。他们强调的是每个家庭是怎样以共同的方法重新安葬祖先的，以及所有的家庭为什么没能保住老坟。
我们需要加一句，孔家人不仅不愿在外人面前谈论祖坟，他们自己之间也不愿谈这些，特别是有孩子在场时。这种回避是为了避免对个人失败的痛苦记忆。他们不仅有对于失去老坟和对近祖缺乏恰当葬礼的失败感，而且还有恐惧感，因为现在的人和家畜都住在被毁的坟头上和被亵渎的坟地上。他们在挖储藏窖时不断地发现死人骨骸，这提醒他们，他们是住在一个被毁坏的死人居所之上。对于迁坟和相关的祖坟问题，这种令人烦心的关联使各种潜在的记忆更复杂了。
由于人们满心内疚和害怕不祥的风水，我们就可以理解每个人为何将坟墓和遗骸的情况深藏在心灵之中，在心中默默地哀悼。但这并不是说，个人对祖坟的记忆就从公众话语中被排除了。虽说每个人都把这些深埋心底，这种深藏的记忆在特定情况下也会在公共场合发挥作用。孔庙的重建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准备了七年，终于攒够了建庙所需的钱。在本已很拥挤的村庄，人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地皮，三个月后就开始建庙了。
庙宇的重建也许会使人们有某种赎罪感。它的大殿不仅仅比临时祖龛宽敞、干净，而且，由于一系列宗教性的仪式，也显得更神圣。其中包括两个风水先生完成的选址仪式、大殿的上梁仪式、伴随刻写灵牌的庄严仪式、接受捐助的特定活动，等等。在这些活动当中，庙宇为孔家人提供了一个场所，使人们共同怀念那些祖先，那些坟茔被水库直接夺去的，或村民因混乱和无能而无法拯救其坟茔的祖先。
最重要的是，庙宇成为被迫的移民的纪念物。庙宇大殿的进门处有十分醒目的两个大牌子，其巨大的面积和精湛的书法都很引人注意。左面的一个列出了为修庙捐献的家庭。它列出了来自25个村庄的1，346个孔姓家长，其中包括青海的两个村，这是很久之前由大川的孔家人迁去的。右面的字是一篇庙文，回顾了该庙的历史及其最近的重建。在这个地区的农村，最近几年的修庙热中，一般都包括这样的活动，即在新庙中竖一块庙文，通常是要赞美那些领导修建工程的人。在大川孔庙的纪念文章中同样采取了这一模式。
庙宇重建的纪念性文章以黑字书写，十分醒目，它赞美了孔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追溯了老庙的历史，讲到了它原来的位置、它的衰落，以及最后的陵迟。然后它回顾了新庙的建立过程，列出了庙管的名单，解释了捐给建庙工程的现金和物资是如何使用的。在这篇长文中，该庙在过去几十年中的遭遇被一句话概括了出来：“不幸文革动乱后水库潮湿，盐碱浸透威逼，把大成殿拆除，在历史变革中造成两毁两修，殊为可惜。”
应当指出，这句话中包括了水库、洪水和盐湖等细节。这就是说，移民的痛苦经历被写进了公共的记录中，并在生者与死者相沟通的这个场所当众展示。庙宇纪念文章的写法由几个庙管共同决定。他们多次讨论应加进哪些信息，这些信息怎样写最好。这样看来，纪念文章中写进被迫移民，这说明该庙不仅仅是赎罪的宗教象征，而且是一种政治性宣言，是当地人对在上者的好大喜功而极度破坏性的水利工程的抗议。
这八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沉默的“另一个中国”
《乡土中国》
作者：费孝通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
关于近百年来农村的书写，首推费孝通关于 江村的系列书写，他的《乡土中国》、《云南三村》。 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一生行行重行行，实地 调查和考察总结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模式， 写下了诸多奠基性的著作。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乡土中国》是中 国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这本书原是费孝通1946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讲义，后来改写成了系列文 章。费孝通在这本书里所做的，不是田野调查或 者个案分析，而是对中国基层传统社会进行解剖。
《云南三村》是费孝通和他的助手张之毅上世 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在云南内地农村所做的调查 报告，包括了《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 业和商业》。农作活动、土地利用、家庭消费、农村金融，甚至成年男子年产人粪、上门姑爷的经济因素等等，三地农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学家们均以翔实的数据，生动的实例，科学的剖析，具体而微地调查出来，可谓对云南农村社区社会结 构及其运作的一幅细致入微的素描图。
《金翼》
作者：林耀华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2月
与费孝通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 和民族学家林耀华的《金翼》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写 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林耀华曾担任过燕京大学 社会学系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主任。在 这部充满命运感的著作里，他剖析了中国东南福 建一个村庄里毗邻而居的两个家族。这两家既有 亲戚关系，又一起做生意。其中一家度过逆境继 续繁荣，另一家最初很是兴旺而后却衰落了。
书中描述了顺境之家的一家之长黄东林，勤俭节约、 精明能干、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多年后， 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对金翼的回访研究《银翅》可 作为《金翼》的姊妹篇，全书融人类学随笔、民族 志、访谈、史料与田野分析、实证等方法，是用不同 的方式对同一地所做的社会学研究，时代巨变，两 者可互相对照参看。
《神堂记忆》
作者：景军
版本：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年7月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 德》中，景军对西北甘肃省大川村孔庙重建进行 了细致的研究。大川是孔姓人家聚居的村庄，家 族源头直接追溯至孔子。该地的孔庙在新中国 成立前是大川及附近22个村庄共达两万人祖先 崇拜中心。从孔庙所代表的祖先崇拜及文化形 态所遭遇的挫折和复苏，探讨了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景军提出的“社会记忆的理 论角度”记述大川的历史并展现了人们如何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
《规束与共享》
作者：王学文
版本：民族出版社 2010年7月
王学文的《规束与共享：一个水族村寨的生活 文化考察》调查了多族群共生的社群贵州省荔波 县的一个水族村寨——水利大寨的生活文化，在 提供一个民族村寨的较为翔实的民俗志案例的同 时，也力图勾勒出村寨生活所遵从和实践着的人 际网络和生活秩序体系，揭示出村寨生活之于族 群社会的重要意义。与之可对照的是谢元媛的 《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后者聚焦的是 敖鲁古雅的现代变迁和日常生活，都是本土社会 学研究中严肃认真而有见地的作品。
《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
作者：黄宗智
版本：法律出版社 2014年8月
通过翔实的关于基层小农场运作的经济人类学资 料来分析并说明其生产逻辑，黄宗智的农村经济研究涵 盖时间和地域纵横向的丰富性，从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时 间跨度和对长江三角洲、华北小农经济的地理性纵向考察，根本出发点是中国土地和人口关系的演变。对中国 乡村经济自明清以来到当代的演变，无论是“资本”还是 现代科技投入，无论是财产制度和相关法律，还是社会 结构或市场关系，都是从土地-人口关系基本条件的“基 本国情”着手，由此分析与其他生产要素、制度和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由微观的生产实践来说明宏观的经济逻 辑的研究进路和方法，由此展示它和现代工业经济的不 同。本书所试图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家庭作为一个 生产单位在历史上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今天又如 何？这方面，中国与现代西方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其 前景又如何？
《倾听底层》
作者：郭于华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
郭于华的《倾听底层》是农民口述史的力作，用人类 学田野作业和口述历史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描述和探讨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底层民众——包括农民、农民 工、城市失业下岗工人等群体的生活经历和实践活动。 涉及的范围从对陕北骥村自土改，至人民公社化运动， 国家通过怎样的权力技术构建阶级意识，形成国家对农 村基层的全面治理，阐述政治运动中仪式的重要作用， 而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拥抱市场化农民非农活动文化 意义的思考和生存境地的调研，对下岗工人生命历程的 社会学探索与农村养老问题的分析等等，经由国家-社 会关系视角和二者互动过程的分析，作为个人经历的微 观事实与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之间得以建立联系，我们 也可从中获得作为一种文明及其转型过程、机制、逻辑 和技术的洞察。
《私人生活的变革》
作者：阎云翔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1月
阎云翔的英文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获得2005年 度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学术著作奖列文森奖。这是为纪 念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而设立的，每年只颁发给两本 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阎云翔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 裔学者。全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从纵观下 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 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 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 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 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 重要作用。 作为一部乡村民族志，该书探究了一个从未被研究 过的课题——中国村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 题。阎云翔教授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东北一个农村当了7年的农民，1989年他以人类学专家的身份再次回访 该地，并进行了长达十年多的田野调查。
《浮生取义》
作者：吴飞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11月
学者吴飞的《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 解读》是鲜少的对中国农村自杀现象做出研究的著作，通 过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田野研究，在现实语境中重新 思考中国文化中 “生命” 和 “正义”的问题，从家之礼、人之 义、国之法几个层次理解现代中国人的幸福与尊严。除 了《浮生取义》外，吴飞延续该主题的《自杀作为中国问 题》、《自杀与美好生活》都是探讨自杀现象在中国。而 《浮生取义》中对自杀行为在家庭伦理和社会关系的博弈 中起到的作用，角度和解析方法十分独特，显示了作者迥 异于西方社会学家涂尔干以来分析自杀的理论框架。
转自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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