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报音频节目·周读 | 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2015年，李克强总理参观严复故居时曾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而更可贵的是，“他向国人翻译介绍西学，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今年值严复逝世一百年，其实，他值得我们了解更多。

原文 ：《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

作者 | 张玮

图片 | 网络

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在福州的郎官巷，一位69岁的老人离世了。

他叫严复，生前曾享有盛名。康有为说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说他是“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评价他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但在晚年，他的一个行为却又让不少人不解，乃至非议。

严复13岁那年，作为医生的父亲因为在抢救一名霍乱病人时被传染，结果不治身亡。严复家顿时陷入了困顿。

就在这一年，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对外招生。按严复家里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意愿，他应该走上一条参加科举考取功名的道路，但和母亲商量了之后，严复毅然选择了这个当时传统家庭都不愿意报考的新式学堂。最大的理由其实就是沈葆桢贴出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给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每月四两银子，已足以养活全家。

严复是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没错，严复的同学们，后来撑起了大半支北洋舰队。1872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航行理论科毕业，然后上舰实习。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严复，字几道。福建船政学堂的五年对严复的改变，绝不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严复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变——从一个一心想学好八股文考科举的学子，转成了一个迫切想了解近代西方科学的青年。

1877年，23岁的严复作为中国海军选拔出的12名最出类拔萃的人员，被公费派往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航海术。严复和同学们一起去法国巴黎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大受震动。严复还利用休息日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开庭，看到原告和被告坐在一间房间里，有专门的律师为双方辩护，这种闻所未闻的景象，让严复“归邸数日，若有所失”。

严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比我们强，真的只是靠“船坚炮利”？带着这个问题，他和年长他35岁的驻法公使郭嵩焘成了“忘年交”，因为两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中国如果只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海军、陆军，只是买船、造炮、练兵，那只是学了皮毛，是不可能富强起来的。1878年，修完了学业的严复被点名再留下学习一年。在多出来的这一年里，严复读了大量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书，这些书的作者，是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卢梭、孟德斯鸠……这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变——从一个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青年，到一个已经对西方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慢慢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

1879年严复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不过，一场颠覆整个中国命运的战争，打破了严复安心教书育人，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幻想。这场战争，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对严复而言，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刺激和伤害：在北洋舰队里有无数他的同学、学生、朋友。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不久，曾随清朝自主设计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扬威”号访问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当时日本还在建设海军，在港口，无数日本民众闻讯赶来，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视清朝的军舰——才20年，乾坤已经逆转。当时，严复称自己经常“夜起而大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道：“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但新的出路，又在哪里？严复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里的那支笔。他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从一个安于育人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开始不断用文字去唤醒世人的文人。

1895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刚过，严复就开始出手了。在天津的《直报》上，严复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主旨都只有一个：呼吁改革。

1897年，43岁的严复在与人合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开始连载他翻译的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部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了教育事业。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京大学顺利开学授课。

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提升后，严复的人生走到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年近60的严复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严复配得上那样的赞誉。

然而，没多久之后，严复的人生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拐弯。

1915年8月14日，一个新的政治团体“筹安会”成立了，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帮袁世凯称帝宣传造势。最出人意料的是严复名列所谓的“筹安六君子”之中，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这似乎也成为严复人生的一个“污点”。首倡“物竞天择”，点醒国人的严复，为什么会开历史的倒车，去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原因，可能有三点。

第一点，严复和袁世凯是旧识，且关系非同一般。

第二点，严复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局势，是有点失望的。其实失望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王国维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第三点，在英国的留学背景，对严复影响很大。如果不走共和之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劝过严复。但严复都没有听。他当时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此后，他曾对人说：“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可见，他是有悔意的。不过，他最后留给自己的遗嘱也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53期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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