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10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本期嘉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前副院长、研究员 马晓河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410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当前中国迈入高收入发达国家面临哪些挑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搜狐财经-搜狐智库《致知100人》对话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前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马晓河表示，中国要想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面临多重挑战。其中之一是要加快建构市民化社会，让一大批中低收入人群转换身份成为中产阶层，构建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他预计，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五年时间会超过66%，由此14亿人口中将近10个亿会变成城市人。到十四五期末，市民化社会结构可以基本建立。10亿城市人的市民化社会结构非常可观，这将有助于一大批中低收入人群进入城市改变身份，转换成中等收入者。马晓河认为，202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会超过6亿，这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将支持形成超大国内市场。“按照乐观估计，我国在2025年跨上发达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马晓河同时提醒，跨上高收入国家台阶不一定意味着就进入到发达国家，高收入阶段需要合理的经济结构、以及配套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对高收入社会形态形成了共同支撑，缺一不可。”马晓河说。
搜狐财经：当前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中国距离高收入发达国家还有哪些差距？我国要迈入高收入发达国家面临哪些挑战？马晓河：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0410美元，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中段是8000多美元，最高线是12535美元，中国已经越过中线，处在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右侧。2019年，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值是12536美元，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还有17%。按照国际经验，一个经济体一旦距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在20%之内，这个国家就处于高机遇期，也是高风险期。从市民化社会结构的差距看，一是城市化率还有差距。2019年，一般的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是81%，我国是60.6%，其中2.8亿人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这些人并不是完全城市化人口。还有一个倾向是我国的常驻人口城市化率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差距越来越大，即近几年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变化不大。二是中产阶层比重比较低。一般高收入国家的中等收入人群（中产阶层）占全社会的比重应该在60%以上。我国14亿人，假定要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值，至少要有8.5亿人的成长为中等收入人群。我国目前中等收入人群不到5亿，距离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要求还有加大距离。再从体制结构的差距看，我国的改革还在路上，距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从目前中高等收入阶段跨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面临四个挑战：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趋缓，边际效益在下降。2010年，中国从中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高等收入国家以后，经济增长率下降非常明显。从20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按照季度计算，最高时是12.2%，2019年下降到6.4%，2020年是2.3%。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使得我国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迈进的时间有可能拖后。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下降。即我国每投入一个单位的资本量获得的产出在下滑。我在《转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本书里边对以下两个指标做了测算：一是每投放一个单位的M2，获得GDP的边际效益下降幅度比较大。2000年，每投入一个单位的M2，获得GDP的效益大概是1：1.09。但到2019年，投放1个单位的M2货币获得的GDP大概是0.5，效益下降了一半。二是从2010年到2019年，每投放一个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获得的经济效益也在下降。2000年，假定每投入100亿的固定资产投资，获得的GDP是101亿，2019年是59亿，几乎下降了一半。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边际效益的下降，在此条件下，我国经济要想获得高质量增长，就遇到了很大的困扰。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相对缓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遇到极大的挑战。目前，我国大量中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下降，劳动成本在上升，资源环境的空间和容量在变窄，效益在下降。而且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还遇到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供给替代，像印度、越南、柬埔寨、墨西哥这些国家，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下降。因此，如果中国还停留在中低端制造业的层次上发展经济，必然会受到来自发展中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我国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又遇到了技术卡脖子的瓶颈制约，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对中国加强限制。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列出了27个领域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对中国断供断芯。西方国家曾经有一个“瓦森纳协议”，其中40多个成员国，该协定规定，禁止提供一些高端技术河敏感产品给一些非市场经济国家，包括中国。此外，国际需求的下降，也导致我国的产能压力比较大，利用两个市场的空间正在受到挤压。因此，向前走高端化路线，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施压，向后走中低端路线，经济发展又有一批发展中国家替代中国。所以中国处在一个夹缝中，上有封顶，下有替代。中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发展方向选择是正确的。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产业结构升级、新动能转换需要0到1的原始创新。中国从0到1的原始创新不足。但是从1到N大规模的复制创新有优势。在原始创新上，我们跟发达国家差距比较大。第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积累的诸多矛盾，这些矛盾积累叠加到了即将爆发的阶段。所以新阶段的发展需要新的制度结构安排应对社会风险，但我国新的制度结构安排，又在改革方面遇到新问题，比如城市化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以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重建等等，都面临着适配性改革问题。如何适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相互适应，进而推进中国再迈上新的大台阶，是当前和今后需要解决的急迫问题。第四，中产阶层成长和城市化方面也有难题。比如收入差距扩大，尽管绝对贫困人口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一大批中低收入者人群怎样按照经济发展阶段，顺利将他们转换成中低收入群体。还有积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建立市民化社会结构等都亟待我国在体制机制方面做出新的安排。搜狐财经：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有哪些增长新动能，为我国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可能性？马晓河：十四五时期，中国向高收入阶段迈进是一个关键期，也是一个起步期。在这个时期里我国还是有很多优势。从经济结构看，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增长存在巨大潜力。近几年，在需求结构中，我国的投资率出现了下降，社会消费率呈现趋势性上升，这符合经济结构转型规律。特别要强调的是，目前我国有四亿到五亿的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有理性、敢创新、愿意消费，对强大国内市场能形成关键支撑。投资结构也在加快转型，低效、无效的投资被不断挤出，贴近民生、注重培育潜在增长力的投资在增加。投资一般有两个功能：第一，短期通过需求拉动增长，第二，培育长期的潜在增长力。现在我国的投资结构越来越向两个方向优化：第一，更加贴近民生，比如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康养等。第二，投资向培育未来潜在增长力方面贴近，比如新基建、5G、互联网、物联网、冷链等新兴产业。所有这些都有利经济增长。从产业结构看，201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新变化。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新产品增长比较快，这都属于产业新动能。比如新能源汽车、5G、无人机、机器人、AI等都是经济增长中的亮点。从工业结构看，一个国家从中高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其中一个重大指标就是服务业领域，服务业的增长最终要替代工业、制造业增长。2010年以后，我国服务业增长加快，第三产业的增长快于第二产业，制造业结构中高端装备制造增长快于消费品制造业和能源原材料制造业的增长。从社会结构看，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大概会超过61%，和发达国家81%的城市化率还有差距。我的计算是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有可能会从61%上升到66%，城市化率向70%逼近，届时我国14亿人口中将会有9.8亿人成为城市人。所以，到十四五期末，市民化社会结构基本建立。一个拥有10亿人口生活在城市大国，只要改革到位，政策得当，何愁缺乏消费市场？ 还有，2019年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是4亿到5亿，如果今后我国能加快适配性的改革，一部分中低收入者可以通过体制改革，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改变身份转换成中等收入者。到2025年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有可能超过6亿人。他们是敢消费、愿意消费、能引领新消费的群体，对我国需求结构向发达经济体转换将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的体制机制改革，对外开放还正在路上。多年来，国务院连续减少审批，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减税降费；扩大自贸区在全国的试验范围，从2013年决定在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开始，到2019年扩围到21个省市，下一步还将继续扩围。同时，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条款越来越少，这些都是改革的进步。另外，国内体制改革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计划也在加快实施。这些由体制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对未来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此外，新时期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对我国迈向高收入发展新台阶也是有利的。比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就能为未来培育新经济增长潜力。还有2020年，为应对疫情发行的特别抗疫国债1万亿，地方专项国债3.75万亿，财政为企业让利减税2.5亿，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让利1.5亿等，这些政策安排都给“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带来利好消息。搜狐财经：我国当前仍然有比较多的中低收入人群。其中农村人口占多数，农民增收面临哪些困境？马晓河：下一步我们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建立一个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社会，要让大面积的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变成中等收入人群。对于什么叫中等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世界银行有一个衡量标准。按照世行标准，每人每天收入（按购买力平价）在10美元到100美元之间的算中等收入人群，低于10美元的算中低收入人群，高过100美元的算高收入人群。按照这种方法，可以算出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它在现阶段有多少中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按照实际汇率计算， 2019年，一美元兑换6.89元人民币。按照这种方法计算，2019年，我国在10美元和100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人群大概是7亿。这7亿中等收入人群占总人口比重是50.3%，中国有一半人口属于中等收入人群。离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60%中等收入人群，还有10个点的差距。按照这种方法算，2019年中国的中低收入人群大概是6.1亿人，中低收入人群占全国人口比重是43%。6.1亿中低收入人群中，城市人口占1.69亿，农村人口占4.4亿。另外，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以2019年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折算人民币汇率1:4.224计算，世界银行中等收入者标准为年收入15418-15418元人民币。以此推算，2019年全国城乡有中等收入人群98424万人，占总人口的70.3%，中低收入人群为33096万人，占总人口的23.64%。显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城镇没有中低收入人群是不客观的，同时我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数量也被明显高估了。笔者以为，这种测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太大偏差。我还是接受按实际汇率测算的结论。第一，2010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快。2010年，农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4%，2020年已经下降到3.8%。收入下降水平快，农民改变身份，向上一个台阶越进就比较慢。 第二，农业收入效益在下降。农民收入有两块，一是留在农村经营农业，二是进城打工。从农业领域看，中低收入人群在经营农业方面的成本在上升，收益率在下降。目前农民经营农业在粮食、油料、棉花、大豆、甘蔗、苹果、烤烟、养殖等方面的成本都在上升，而农民每卖一百斤产品的利润收益都在下降。收益减少，改变身份的空间就变小。第三，产业结构的转型也冲击到农村的中低收入者改变身份。2014年到2019年，中国工业领域的用工人数大幅度下滑。中国的工业用工量净减少2048万人，其中外资、港资下降700多万，其次是国有控股下降了420多万，最后是民间民资企业下降，用工量的减少不利于农村的中低收入人群进城打工、增加收入。第四，中国的城镇化开始放慢。从1960年到2019年的59年里，世界城市化速度是有规律的。中高等收入国家在过去59年，城市化率上升最快，其次是中低等收入国家，再次是低收入国家，最慢的是高收入国家。中国恰恰不一样，中国的城市化率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增长得最快，也就是在1998年到2010年间城市化率上升最快，而从2010年到201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上升速度开始不断下降。201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上升了1.61个点。到2019年，上升1.06个点，相比下降了0.6个点。这种下降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市民化来改变身份是不利的。因为中等收入人群一般都在城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中国城市化的战略方向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一般国家的工业化跟城市化是有规律的，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需要发展工业、非农产业，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人口集聚需要发展中小城市。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当年都这样。所以在起步阶段，我们的改革政策正好是鼓励农民到中小城市发展，这时候政策跟经济发展相吻合，中小城市不断放松户籍制度限制，支持了城市化发展。但当我国进入到中高等收入阶段以后，经济发展需要发展城市群。由大城市带动城市群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时国家城市化政策应该进行战略性调整，即逐渐放宽、放开大城市的落户限制，鼓励支持他们进入城市群。但是，当经济增长需要发展城市群的时候，我国的改革相对滞后，仍然停留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大城市的进城积分制标准没有变，限制了城市化进程，导致城市化速度减慢，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通过进入城市来增加收入，改变身份。第五，基础性制度安排不足。减少中低收入人群，增加中等收入人群，都需要基础性制度改革。比如如何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才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比重，适当控制资本的报酬比重；如何调整国家、企业跟老百姓之间的转移支付制度，怎么建立社会保障，怎样构建税收制度等都对中低收入人群改变身份有重大影响。还有对中低收入者的财产性制度耶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土地的流动转移，包括宅基地、农村建设用地转让，还有其它财产性收入政策等。这些问题都将使中低收入人群进行转换身份受到影响。搜狐财经：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在放缓，也意味着每年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逐渐减少。如何进一步激发中国大城市的优势和潜力？马晓河：下一步中国推进城市化需要有几个方面的政策：第一，城市化的战略要转变。我曾经提出一个新的战略安排：就是上建群、中构圈、下强底扩底。上建群指的是在城市化的上端构建若干个城市群，通过城市群推进城市化。中构圈是围绕城市群构建几个网络圈，像半小时、一小时城市都市圈。下强底扩底，就是要增强贴近城市群、都市圈附近的小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把它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成跟大城市一样的标准。让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同城化，公共服务均等化，产业发展融合化，这样它就会吸纳一些人到城市群边缘的小城市发展。 第二，下一步要坚决贯彻和落实国务院2019年提出的“两个全面政策”。第一，凡是建成区人口在300万以下的城市，要全面取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落户条件。第二，建成区在300万到500万人口的大城市，要全面放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条件。前一个是全面取消，后一个是全面放宽。第三，国务院规定，对建成区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也要改善外来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的条件，完善积分制等，这项改革政策一定要落实。如果这个落实不了，我们构建城市群的新战略，上建群，中构圈，下强底扩底是无法实现的。第三，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农民工进城落户需要公共成本，比如大病养老、大病医疗、公共保障房，贫困救助、就业扶助，教育等等都需要公共成本。下一步建立一个中央跟地方，政府跟企业，还有农民之间的分担机制非常重要。第四，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市民化以后，我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力度也要加大。第一，承包地应该按照市场原则加快流转，鼓励推进规模化经营。第二，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要按照规划，经过审批，按照市场化原则直接入市，与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一样实行同地同价同待遇。第三，下一步农民的宅基地应该在改革试验成功的基础上，渐进式推动农民的宅基地及建筑用房在一个县域内跨社区流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改革的经验，应该逐步推广。另外，怎么让中低收入人群改变他们的身份，我提出两个十年倍增计划：第一，利用十年时间，让农村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翻一倍。第二，今后十年，从2020年到2030年，让全国的中等收入人群规模扩大一倍。
搜狐财经：为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方面可以做哪些制度性的改革？ 马晓河：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宏观上分为三块主体：一是政府，各级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切一块，一部分用于政府的基本运转和社会运行。另一部分做公共产品，进行公共投资，比如路、水、电、气、网等。二是企业切一块，一部分用于简单再生产，另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 三是居民切一块，用于居民消费分两块儿，第一是近期眼前消费，第二是远期消费，远期消费是先把钱存起来，存到一定时候再消费。所以这部分要先变储蓄，再变消费。从三大块看目前国民收入的分配，过去多年，各级政府拿得比较多，比重上升。企业拿的比重也在上升，唯独老百姓消费主体这块儿拿得比较少，比重在下降。下一步要研究如何调整国民收入的宏观结构，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增加消费主体老百姓的收入，也就是劳动者的收入。2014年到2019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过去的47%下降到43%。从初次分配看，现在劳动报酬比较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要增加劳动者报酬比重。再分配里面，政府拿到国民收入以后，不但要用于公共投资，还应考虑扩大转移支付，用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增加低收入人口的基本养老补贴，现在农民60岁以上，每月补助是100块元多一点，下一步应该将补助提高一倍，比如每人每月200元以上。二是收入方面要专门给中低收入者的就业提供帮助，增加就业。比如政府对中低收入家庭进行资助，让他们能有保障就业的机会，这都是具体政策。还有凡是能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就业的企业，给予企业在税收方面的优惠，再比如为中低收入人群就业提供技能培训，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助等。搜狐财经：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借鉴哪些发达国家的经验？马晓河：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从中高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时候，有一些经验值得借鉴：第一，产业结构的转型比较成功。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是先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开始，到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转型比较合理。第二，需求结构转型也比较成功。这些国家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包括在中高收入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大、且在上升。但是到中高收入阶段后期，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时候出现转折，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开始下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上升。中国恰恰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下一步经济增长要让消费引领经济，一般国家到了从中高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的临近值后期，消费占GDP比重都在70%以上，家庭的消费比重在60%左右。我国到了中高收入阶段中段以后投资开始出现饱和，饱和以后投入的边际效益下降，所以投资方向要调整。第一，要控制规模。第二，结构要优化，要向民生贴近，向培育未来潜在增长力方向贴近。 第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这方面，韩国、日本处理得比较好。日本在低收入阶段和中低收入阶段，政府在公共投资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路、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起的作用比较大。到中高收入阶段后期，政府的干预作用开始变弱，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包括韩国也一样，到了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政府开始向后退。我们在市场跟政府的关系上面需要处理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资源配置上，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要进一步明确。第四，从中高等收入阶段的后期向高收入阶段演进，要鼓励引导原始创新，推动从0到1的创新。中国目前超大规模的产业结构在大规模复制方面有优势，但是从0到1方面的创新还不够。要鼓励创新，向韩国、日本学习，他们在集成电路、高端制造、数控机床、机器人、智能制造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马晓河：我国目前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不到60%。怎么去增加消费？第一，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让大面积的中低收入人群在既定时间内尽快成变成中等收入人群，消费能力自然就上去了。 第二，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改革，发掘中低收入人群被抑制的消费。现在中等收入人群面临四件大事。一是买房子，城里人从1998年以来到现在，77%的收入结余全部用于购房。我国的购房支出比重太大，房价上升太快。二是婚嫁生孩子，现在无论城市、农村，结婚生孩子都需要钱，这方面支出太大。第三是教育。第四是养老看病。养老看病也是一个大支出，老百姓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后顾之忧没有解决，就不敢消费。当前，在消费需求方面，我国面临的问题是，低收入人群是没钱想消费，中等收入人群是有点钱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是有钱不愿意消费。如何通过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去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后顾之忧，引导高收入人群的高端消费，进一步开拓中国的消费需求空间。下一步应该通过改革，释放传统消费潜能，发掘、引导他们新型消费，包括年轻人的互联网消费，新能源消费，文化消费，网络消费，可穿戴设备消费等等。
搜狐财经：乐观估计，我国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还需要几年？马晓河：按照乐观方案、基准方案分析，假定不出大的问题，没有极端的情况发生，中国在2025年人均GDP会越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2025年，跨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是个大概率事件。但一定要注意，跨上高收入国家台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就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这是有历史经验教训的。有可能在那一两年跨上了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由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共振出现了矛盾，适配性不好，有可能还会掉下来。巴西上去过一次，掉下来，阿根廷上两次，也掉下来。其它国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所以一定要改革，让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相互适配。在高收入阶段需要高级化的经济结构、适当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配套。制度转型包括各方面，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宏观性指标。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共同对国民收入形成了支撑，缺一个都不行。我认为中国要想迈向新的大台阶，还要做出许多努力，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中国从现在开始，要培养新动能，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第三，要构建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第四，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第一是国内体制改革，围绕建立双循环中的国内循环为主体的体制框架。第二，对外开放，下一步中国在新阶段要实行更大、更广、更深度的改革开放，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这就要进行适应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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