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06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2020年受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大幅下挫,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为应对救市，中国财政支出巨大，突破了赤字率3%的红线。为弥补赤字，央行是否应该直接购买国债，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这引发了经济学界的激烈争论。作为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发起者和主要参与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借搜狐财经-搜狐智库《致知100人》的采访契机，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大家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铸币税。刘尚希表示，铸币税是政府发行货币获得的收入，如果将铸币税考虑进来，有限额的赤字货币化实际上就是铸币税的转移，与货币是否超发无关。刘尚希对《致知100人》表示，中国财政赤字以3%为警戒线，这只是原来形成的财政纪律，而不是经过科学计算形成的风险红线。赤字率高低不能一概而论。 他指出，下一步的财政政策需要在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之间权衡，不能形成一头翘的状态。财政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扩张，取决于公共风险是否进一步扩大。刘尚希对《致知100人》表示，以出台房地产税等新税种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财政赤字缺口应该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来弥补。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更多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债券市场将成为国际性的债券市场，规模也会进一步扩大。“2021年中国经济形势会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上半年，经济增速可能会达到7%、8%。但是我们要对2021年的高速增长保持清醒，不能只看表面数字。”刘尚希说。
刘尚希：2021年的经济形势会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上半年，但这与基数效应有关。2020年一、二季度经济数据断崖式下行，在负增长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达到7%或8%。我们对今年上半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有清醒认识，千万不能产生幻觉。不能只看表面数字，要关注指标背后的情况。搜狐财经：从财政收支上来看，收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而支出也有下降。您对此怎么看，下一步如何调整财政政策？ 刘尚希：财政收入降幅渐渐缩小，月度财政收入逐渐转正，说明经济在不断好转。我们要考虑如何平衡财政风险和公共风险（公共风险包括经济、金融、疫情等）。财政风险很大时，要考虑财政的承受能力。公共风险较大时，要想方设法对冲公共风险。我们需要在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之间权衡，不能形成一头翘的状态。财政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加码，取决于公共风险是否进一步扩大。美国财政政策进一步加码，是因为美国疫情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风险日趋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必须加码，把公共风险压下去。搜狐财经：财政赤字缺口能否通过税制改革，比如提高税率等方式进行弥补？刘尚希：增税措施应继续考虑。有一些税种没有征收到位，比如消费税中的烟税、酒税，其实都有潜力可挖。但是，增税一定要考虑当前的现实情况。强制经营困难的欠税企业还款，以清理欠税的方式解决财政困难，恐怕不合时宜。搜狐财经：中国财政赤字能否通过开征房地产税等其他新税种补足？刘尚希：新税种的出台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还涉及到公共选择。社会大众要认可这个税种，开征新税也要紧跟立法程序。新税种对赤字来说，远水解不了近渴。新税种的出台有一个过程，想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眼前的财政困难，毫无疑问是不现实的。 搜狐财经：新个税法实施后，个税不断增加，相比其他税种有着更高的增长率。有专家认为，不能以个税征收为主，而资本利得税征得太低。您对此持什么看法？刘尚希：个税包括两部分收入，一部分是劳动收入，另一部分是资本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从收入构成看，中国对资本性收入采取比例税率。而对劳动所得，比如工资薪金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所以，劳动所得的税负相对较重，资本所得的税负相对较轻，全世界都是这样。这存在一个难题。对劳动降税，对资本加税，有利于缩小分配差距。但资本是流动的，对资本重税，会引起资本外逃，导致经济增长和投资下降。所以，如何权衡劳动和资本的税负，值得深入研究。我们不能仅仅从政策上进行简单取舍和调整。征税取决于许多复杂的经济社会条件，是多条件约束下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具有很高的风险。搜狐财经：疫情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从财政政策方面，如何才能有效缓解财富过度集中？ 刘尚希：短期可关注流量方面的调节。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均衡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税负，加强征管，减少偷逃税等。这些都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有短期性的作用。但是，群体性的能力鸿沟才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之所以存在马太效应，原因就在于起点（能力与素质）不公平。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收入肯定不一样。个体性的能力差距总是存在，无法消除。而群体性的能力差距则是体制造成的，如农民、农民工这个群体。所以，要加快社会身份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社会基本权利的平等化，创造机会公平、起点公平。基本公共服务在群体之间的均等化，让流动、不流动的农民有更多人得到良好的教育，进一步缩小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以这种方式缩小贫富差距，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根本之道。搜狐财经：中国以3%为赤字率的红线，但是美国赤字率却经常突破10%。您认为中国赤字率还有突破的空间和可能吗？ 刘尚希：中国赤字率以3%为警戒线，这是一个误解。3%并不是经过科学计算形成的风险红线，而是大约30年之前欧盟形成的财政纪律，是一个约定。赤字率的多少应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定。美国赤字率在10%左右，中国赤字率在2020年突破3%。中国赤字率是否突破原有的安排，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赤字率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空间大小，或说不存在一个恒定不变的最优赤字率。把3%当成一个警戒线看待完全是一个误解，我们不能刻舟求剑。赤字已经变成了一种新常态，用传统的静态收支平衡理论无法解释几十年来的赤字现象。赤字在重塑一种新的动态平衡，只是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罢了。从小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实质上变成了债务经济，虽然常有债务危机，但也不可能再回到主张无债的小农经济。搜狐财经：如果中国进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和美国会有什么不同？刘尚希：赤字货币化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作为理论问题，可以先讨论，不必用历史上的事实来推断今天和未来。过去的理论告诉我们，货币超发会导致通货膨胀。所以，大家对此非常谨慎，并从法律上对政府货币融资进行严格控制，规定赤字不能货币化。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货币理论或许已不能解释当前现实。传统理论中的“货币超发”概念与长期低通胀的现实越来越不吻合，留给我们许多的困惑。理论总是灰色的。以前讨论赤字货币化时，没有涉及到铸币税。如果从铸币税的角度观察，一定程度的赤字货币化实际上就是把国家增发货币的收益，归到财政收入，通过预算安排来使用，这与货币超发与否没有关系。从传统理论的角度看，是否产生通货膨胀，是界定货币是否超发的重要现实依据。而铸币税是属于正常增加的货币发行所带来的国家收益。在现实操作中，这种无本的国家信用收益是混在央行的经营收益当中的，扣除经营成本之后，剩下的上交国库。很多人不知道铸币税，或者没有考虑到铸币税，有限制的赤字货币化无非是铸币税的直接转移，只是操作方式不同罢了，本质没变。产生一些误解，将这种铸币税的直接转移看成洪水猛兽，好像毒药、鸦片，一旦实施将无法控制，只是看到表面现象。其实，许多旧问题应该放在新的条件下重新辨别、重新认识。铸币税的透明度、转移方式及其对社会贫富差距的影响，是该到了理清楚的时候了。刘尚希：一般都是通过政府发债来进行弥补。但预算年度的政府赤字也可有其他的弥补方式，如出售政府资产（包括金融资产）、直接转移铸币税、国企上交利润、调用预算调节基金等等。搜狐财经：当前外资对中国国债非常看好，2020年外资增持中国国债超万亿。您对此怎么看，是否可以趁机扩大中国国债规模？刘尚希：国债既是一个弥补赤字的手段，也是一种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随着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更多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看，中国债券市场毫无疑问会成为国际性的债券市场。这是一件好事。刘尚希：就业形态不断变化，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就业定义看待当前的就业状况。灵活就业的群体越来越多，我们应该以获得收入定义就业，而不是找到一份工作。网络数字平台就是一种新的就业形态，吸收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就业。但是，当前的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制度规定、如监管政策等，对这种新的就业形态还不熟悉，会对依托数字平台上的灵活就业造成阻碍。中国当前除了存在就业不充分之外，还存在就业不平等、就业不稳定的问题，特别在农民工群体中，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农民工不能在城里扎根、落户，并且不能享受同城待遇，基本社会权利很难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是不稳定的。刘尚希：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通过城市化带动农民的市民化。现在城镇化率的统计，只要农民在城里打工满半年，就被统计为市民。但是这些市民，并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大空间。按户口看，中国的城市化率仅有45%左右，但按照常住人口统计大概60%。这主要是基于非农就业，而非生活状态的统计。搜狐财经：受疫情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刘尚希：疫情冲击导致供需停摆，自然会出现失业，但只要疫情控制得当，失业状况就会大大缓解，慢慢恢复。所以这不是周期性失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有的人难以适应。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结构性、摩擦性失业。数字化革命推动了经济和产业的数字化，无人工厂、无人商店时常出现。这促进了就业的结构性转换，这过程中暂时出现失业，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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