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有用的观点！文丨燕志华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了优化新冠疫情防控的20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百姓诉求，缓解了社会焦虑。应当说，这种做法赢得了百姓的欢迎，而地方政府会感到更大的压力，新一轮的央地博弈或许就此开始。这个防疫“新二十条”，是在此前防疫版本之上的改进版，是建立在病毒演变规律和科学调研的基础之上的，既是对于当下民意的尊重，也是审时度势的科学之举，并非简单地迎合社会对于“放松”的要求，更不是就此和国外一样躺平了。从防疫政策的变动和改善方面来说，对于宣传的口径和策略的缓释，我们会注意到，相关部门一直在控制着节奏。对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从阶层来分有上、中、下，从观点来分有左、中、右，从发展梯次格局来分有东、中、西，又处于今天新媒体和社交软件盛行的时代，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所以，一篇新闻稿打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个概念和观点自上而下地提出之后，如何进行精准的、权威的、富有公信力的传播，应该首先成为优先考虑的事项。从此前的经验和教训看，有的重要的概念和提法提出后，或者一个重要事件爆发后，由于宣传和解释没有跟得上，或者节奏没有掌握好，在中国这个大型的复杂舆论场产生了相当的混乱。无论是对于共同富裕的概念理解，还是佩洛西窜访台湾之际的全民直播、不久前围绕“人民经济”的激烈争议，已经眼下还在热点的社区食堂、供销社等提法，民间舆论场无不吵得沸沸扬扬，而官方舆论场在其中反倒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其中自然有慎重的成分，但是一直缺位，也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引导，是个值得严肃考虑的事情。围绕刚刚出台的“二十条”，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下的新变化和新的社会心理：一、石家庄和北京的“新实践”成为焦点在“二十条”发布后，出现了几个热点：北京疫情吃紧、石家庄出台“告市民书”，以及久未露面的张文宏公开发言，吸引了极大的关注。可以说，首都和距离首都如此之近的河北省省会的疫情在新政下走向如何、对于领导干部仕途的影响如何，不是试点胜似试点，对于全国各地来说，具有风向标意义。11月12日，石家庄市政府发布致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呼吁“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等。该市进行了10多天的静态管理突然解除了。人们发现小区门口的警戒标志一夜之间也撤掉了。这对人们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撤掉围栏是简单的，甚至只是故事的开始。问题是，接下来该怎么办？人们首次担负起“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强大压力，促使他们要为自己、为社会负责，街头看不到解封后的自由迹象，人们快速回归家中；不少企业和单位第一时间推出核酸政策，要求每个人出具阴性证明。人们此前处于政府的强大庇护之下，如今突然解脱了、“自由”了，一时无所适从，更准确地说，莫名的恐惧感和无助感袭来。正如有的网友说：核酸点取消了，都自费测了，一天新增快500个，结果幼儿园、小学全部通知开学了，突然放开大家都不敢去！可以说，接下来石家庄的疫情发展如何、领导干部的考核标准会不会变化，将成为焦点关注的目标。疫情如果慢慢改善或者没有更严重尚可，万一变严重了，会不会处理干部？如果领导干部没有因此受到处理，各地将会出现一窝蜂的“石家庄化”。这是可以想象到的结果。但如果对于地方领导的考核和问责一如既往的严厉，那“二十条”就几乎很难落地实施。上级部门对于领导干部的考核，如果不能遵循人性化、科学化的标准，是难以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的。人们注意到，很久未露面的张文宏在一个论坛上也发声，说疫情的最终解决还是需要依靠科技。作为“纯技术派”的张文宏在此时发声，也具有某种社会心理的暗示作用。二、社会出现一股莫名不安全感中国社会强大的集体主义传统，在对抗新冠疫情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传统表现为中央科学有力的领导，百姓自觉信任跟随。这既是一种制度的成功，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优势。中国政府作为“无限责任”政府，在疫情面前一直充当的是社会和百姓的守护神，保障了生命财产安全，当然代价就是个体需要牺牲一定的自由流动性，个性化的需求常常不会满足。这种集体防御的做法和西方社会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文化传统截然不同，那里的政府和社会之间有明确的契约关系，政府和个体的责、权、利界限分明，这一点在和平年代是有其优点的，但是病毒却恰恰攻击了这个政府和社会连接处的巨大缝隙，导致了他们的防疫其实整体是失败的。所以美国社会因为疫情死亡了接近110万，但社会风平浪静。政府可以为“黑命贵”运动中的黑人个体下跪，但是在疫情防控这方面，政府没有愧疚。正因为中国政府这种“守护神”的作用，所以中国百姓基本可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无虞。但是如今疫情防控政策有点松动，甚至民间有“放开”的说法，社会上出现一种担忧和不安全感就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了。不少人有一种可能被政府“放弃”的感觉，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如同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突然被放在了父母不在身边的环境里，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油然而生。实际上，我们可以概括相当一部分百姓的心理，那就是在安稳和平的年代跟政府要自由和民主，但是在混乱和不确定性突然降临的时候，又希望政府继续提供强大的庇护，希望重回母鸡的羽翼之下，寻求温暖的庇护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百姓从市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很多方面尚在成长之中。对于相关部门来说，如何在政策调整和确保百姓安全感方面进行平衡，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我们建议以持续的宣传和解释，以一种宣传的粘性实现对于各个阶层的百姓的链接，防止出现社会心理的脱节感和不适感。三、央地之间新一轮的博弈央地博弈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虽然中国是个中央集中制的国家，但是在不少专家眼里，中国广袤国土上千差万别的发展阶段样态和各个省份的不同资源禀赋，再加实事求是的行政价值追求，中央和地方是事实上的“行为联邦制”的国家。正如郑永年认为，中国虽然没有一种联邦形式的政府体制，但是中央—地方的关系日益遵循联邦制的原则在运行。此前，在很多方面，中央和地方都存在明显的博弈，如税收分成、楼市政策、土地拍卖收益、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创建、招商引资上马项目、环境保护和地方发展的平衡等多个领域，都或明或暗地存在两条线：地方表面上宣传和执行中央的统一政策，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又或多或少地向GDP主义倾斜。在疫情防控方面，防控是不是“一刀切”、层层加码是典型的央地博弈的焦点。对于中央来说，希望各地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用最小代价换取最大防控的效果；对于各个地方来说，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是在太难，远不如实践中搞大片隔离、大规模做核酸等“一刀切”做法来得简单有效。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否因此受阻、人民群众是否因此怨声载道暂时难以虑及。只要中央考核的标准和压力不变，地方首先要考虑的是个安全问题、位子问题，本质上，这也是一个人性化的问题，毕竟，管理领导干部本身是个管理“人”的问题，尤其领导干部又是人群中的佼佼者，思考和立足点更为复杂。如今，“二十条”的出台，事实上对于地方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眼下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胶着状态。他们佩服石家庄主政者“第一个吃螃蟹”的实践勇气，也知道中央出台新政策的治理勇气，但是他们需要密切关注石家庄和北京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以及中央的考核大棒的动向。在气温初降，理论上说新冠病毒变得活跃的时候，石家庄放松了防控的做法，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国内绝大多数的关注目光。所有人都诚心地祈祷这个呱呱落地的孩子，在寒风中摇摇晃晃地走着，走着走着就突然“行稳致远”了！四、防范变味的市场营销和物资抢购风险在“二十条”出台后，人们相信接下来核酸检测要自费了。已经有自媒体在各种平台上提出，家中要常备一些感冒药等。核酸自检产品在石家庄已经开始变得短缺。这就会给很多相关药品厂家带来很大的想象操作空间。因此，接下来可能相关部门要防范一些商家的变了味的营销，通过恐吓和疗效暗示来推销自家的产品。尤其是核酸检测产品的厂家，产品价格突然提高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在当下这种观望气氛浓厚的情况下，一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导致某种抢购潮和囤积热，除了一些商家获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有恐慌和伤害。相关方面也需要预测和研判一下接下来的风险，比如，受到庇护已久的中国百姓，如何消除已经留下心理记忆的恐惧，并重振自由的信心？如何防范这种突如其来的“松弛感”冲击社会秩序，并防范各种可能的谣言？在各地开始执行“二十条”之后，如何面对社会上各企业和社会实体的“内部严格规定”？等等。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日前，郑州举行疫情发布会，作为基层代表的刘红英书记在发言时，因为动情讲述了自己错过女儿十八岁生日成人礼的事情，结果引来炮轰。对于一个社区工作者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难堪。本来，作为基层代表走上全市的疫情发布会，想来是做了辛苦的准备的，甚至还是有一定的荣光的，但是未料遭遇如此结局，尴尬是难免的，接下来要面对邻里和网络什么样的闲言碎语，都是可以想到的。网络上流传她的一些辩解的场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她的精神压力。大疫三年，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承压。经济的不景气，人们生活境遇的不如意，会导致更多网民上网寻求情绪发泄；那些处于严格防控状态中的百姓，有的还祸不单行遭遇变故。随着今年重大节点会议的闭幕，人们对于防控政策的改善又有了新的期盼，各个地方尤其是那些被隔离的市民，对于地方的“一刀切”或者过于严厉的防疫政策，内心是带着不小的怨气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无论是内蒙古还是河南郑州的发布会，都是在“风口浪尖”举行的活动，本身坐在了火山口上面。两地都有过一段时间的“静默”，怨气怒火是难免的，任何一个疏忽都会导致危机，遭受火山爆发般的网络指责。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发布会上的两位女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愤怒情绪宣泄的牺牲品。一个因为豪华的装饰品，一个因为“共情”的失败。在网民严厉的挑剔的视角下，都受到了更为苛刻的评价。即便是一个经验再丰富的发言人，在这个时间面向公众进行言说，内心都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实作为发布会的组织者，何尝不了解这种风险呢？人们常常抨击一些制度的不完善，批评很多做法的不近人情，认为一些领导和百姓生活有所隔膜，但是常常忽视了这一点：组织内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聪明人和明白人。但是他们迎着风险而上，坚持履行职责，也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做法。上面说了这么多，绝不是为内蒙古的李少莉和郑州的刘红英进行责任的开脱。相反，她们也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了代价。但愿她们能渡过这一关。疫情之中，无论是群众，还是她们，都不容易！但是，需要指出的，郑州这场发布会，将所有的炮火集中到刘红英身上并不公平。毕竟，她只是基层做实务的社区工作者，不要指望她有多么高的公众素养和理论水平，更何况，她只是整个组织严密的发布会上的一个工作人员，受命于背后的会议组织者的指挥。此外，可以想象到的是，她的发言材料应该也是经过相关人员审核过的，是被认为安全的、可以公开的材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出了问题，那就不应该认为是刘红英的个人素养问题，我们还需要对此进行全局的审视，并从整个发布会的高度来评价此次活动的成败得失。我们知道，一场发布会从酝酿到组织，再到最终举办，背后是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辛勤组织和各种策划，需要发布哪些内容、哪些人员可以出席，都在组织和策划的范畴之内。刘红英作为一个社区工作者被推到主席台，并最终站在聚光灯下，应该是这种策划的结果。每一次发布会，都应该被视为一次官方严肃的公共行动，所有细节都应该纳入组织者的审核和把关之下。无论是内蒙古发言人的着装，还是郑州刘红英的发言材料，都应该成为集体策划和协商的一个成果。但是她们都获得了非常负面的网络评价，意味着发布会的失败，以及背后组织者策划的失败。这应该成为一个教训。当我们知道每个发言人都处于万众瞩目和众目睽睽之下，都在聚光灯下接受检阅，尤其在今天的疫情防控形势下，不少网民会用放大镜寻找可能的差错，就知道这种发布会风险重重，不容有失。每个细节都应该被关注到，都应该事先排演，每个可能的风险点，都应该首先受到来自内部的严格挑剔。但是，从今天的事后复盘来看，内蒙古发言人的豪华装饰，郑州发布者文字材料的“出戏”，都轻松突破了风险把关这个关键的关口，在未能做到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活动仓促上阵，个体沦为炮灰。所以，我们需要透过网民对于发言人个体的激烈批评浪潮，看到事件背后的本质，那就是活动组织和策划的失败。个体受到炮轰，组织得以身退，但是这不能成为幸运，它只是侥幸。发布会的组织者对于发言人，应该如同导演对于演员，即便后者是明星，也需要按照剧本和策划来提出相应的高要求。即便内蒙古的发言人身份是局长，但是她一旦作为发言人，就需要被提醒着装要考虑社会影响，以及疫情特殊时期的公共形象。对于郑州发布会的刘红英来说，其文字材料应该受到更为严格的把关，和更为审慎的推敲。虽然说，发言材料中穿插个人的生活感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细节，这会带来共情的效果。但是共情的材料是不恰当的，结果起到了反效果。发布会的组织者应该考虑到，郑州作为中心城市，这两年来因为舆情频发，一直处于全国网民的高度关注之下，此前又刚刚爆发了富士康员工逃离事件，深受质疑（《看待郑州富士康事件的几个视角》）；市民在经受了一段时间的严格防控之后，社会情绪处于红线状态；疫情防控状态下，出现了不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很多情节令人崩溃，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很容易接收到那些非常契合当下心境的信息，整个社会的心理处于高度压抑状态。此时的共情，应该以沉重的心情，向那些受到疫情防控影响的市民道歉，并讲述发生在市民身上的悲伤故事，以百姓作为主角进行共情。刘红英的共情故事，为何未获理解和谅解，并被严厉批评？就在于她的故事带有强烈的中产的生活方式味道，和那些悲伤的市民遭遇根本不在一个层面，甚至是隔着两张皮。在很多网民看来，你那只是忧伤，而不是悲伤。在被威胁的生命和惨淡的生活面前，忧伤不值一提。虽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发言人却必须和大家息息相通。当你站在聚光灯下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你的一言一行，就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你需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共情，感受他们的悲欢离合，而且正确地传递出去。我们从上面的复盘文字能够看出，两场发布会，表面看是发言人的失败，背后是整个活动组织和策划的失败。我们没有权力要求网民对发言人停止批评，但是希望大家从中获得足够的教训，为更为完善的新闻发布勇敢地再次迈出步伐。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日，国内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因为不当的网络形象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比如湖北某地文旅局长扮演白衣侠客被认为“丑爆”，引来群嘲；某地一位女发言人也因为昂贵的耳钉和丝巾引发很大争议，地方纪委都介入了。不少人将这种网民的嘲讽和批评视为一种网络暴力。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总体看来，网民对于领导干部进行议论甚至批评，是无可厚非的。原因在于，领导干部是公众人物，而领导干部的权力和影响力的源头都是社会大众的关注和聚焦，比如权力，就可以定义为涉及大众的重要影响力，因此，掌握权力者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那就是必须接受评论和监督。如果既想掌握权力，又不想接受批评和监督，这种想法反倒是“暴力”思维。上述这些被围观、被批评的领导干部，以及更多置身事外的领导干部和公众人物应该就此总结，到底为什么会招致如此大规模的严厉批评？不少领导干部或者企业高管会感到困惑：自己网络上的言行举止和在现实生活中几无二异，为何在现实中风平浪静，而一旦上网就招来狂风暴雨？这其实涉及到一个一般人没有关注到的秘密，那就是对其开展人肉者往往是周边的或者至少可以接触到的人。很多人在日常工作中已经制造了大量的不满，一旦上网就如同靶子上了线，就会引来炮击。比如对于上文这位女发言人来说，昂贵的耳钉、价格不菲的丝巾对于一般隔着屏幕的人们来说仅仅是个饰物，只有身边的、了解这位发言人日常生活细节的人才会如此熟悉。一旦将衣饰明码标价放到网络，就会激怒网民，从而形成一个网络激流。这意味着，所谓的网络批评，更多的武器炮弹依然来自于线下、来自于日常现实。这本身是符合网络舆情的规律的，那就是越是现实生活中掌握了权力的人，越容易成为网络上面的弱者和受打击者。在现实中，人们慑于掌权者的权力，一般隐藏了自己的怒火，但是掌权者一旦上了网，就如同出现在狩猎者的瞄准镜内，那就会成为精准狙击的对象。这本身就提醒人们，现实生活中要敬畏权力，敬畏群众，网络的力量在监督你。说掌握权力者容易受到炮击，完全不是为了给一些领导干部开脱。事实上，如果掌握权力的人一直处于无人批评、权力运用得心应手的状态，那本身就是一个人生陷阱，贪污腐败不知不觉就会俘获你。今天的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舆情对于现实中的不健康现象进行了降维打击，本身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完善，为掌权者和权力的使用配备了制衡的批评的环境，网络本身成为完善的制度的一部分，这本身是一种社会的补偿机制，因此是正确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遭到网络舆情批评的领导干部和一些公众人物，不应该怨天尤人，而应该从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究竟是哪些问题得罪了网民，收获了如此之多的网络批评？就以那位扮演白衣侠客受到群嘲的局长来说，虽然事后也在网络和网民进行了交流，承认扮相欠佳，这种低姿态多少也挽回了一些影响，但是，不应该将此事认为是一种化危为机，乃至“审丑成功”。因为事件本身不是美的，是令人尴尬的，和地方推广文旅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当人们想到这位白衣侠客扮相的时候，带来的身心体验不是愉悦的，也很难赋魅于地方文旅项目。可以设想的是，现实中这位局长在权力周边人群的簇拥中，受到了热烈的追捧，在商谈文旅推广的时候，有人高声提出：局长又高又帅，不如亲自上阵，扮演这个风流不羁的白衣侠客，肯定是口碑和市场双丰收！局长可能禁不住周围人群如此的拥戴，再加自己或也感觉不错，就这样半推半就上了轿子。这让人想起当年徐州某地的书记参加全国性大会归来，地方组织十里欢迎队伍，当时场景非常感人，但是上网之后反倒引发批评成为罪状。我们完全可以将局长扮演白衣飘飘的白衣侠客的失败，归咎为古相的扮演对脸型和体型特别挑剔，现实看起来不错，但是一旦出镜头就是灾难；也可能局长扮演侠客本来就不错，但是网民故意挑剔等等。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身边人行了吹捧，还是网民进行了各种挑剔，问题是局长本人在事先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这个故事有没有可能是《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当代版？更进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局长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一旦上了网，网民会怎么看？可以说，有没有事先考虑到“网民怎么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直接决定了事情的成败得失和自身的声誉形象。我们在给领导干部和企业高管在普及舆情素养的时候，经常凝结为一句话，就是在做任何可能引发关注的事情，或者在重要公共场合管理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只需要问问自己一句话：这件事如果上了网，后果会怎样？扪心自问之后，就可以冷静理性地给出答案，如果后背发冷或者发烫，那就赶紧停止！这种换个立场，站在网络或者群众立场来看自己，或者如照镜子一样反观自己的思维模式，是正常人都可以具备的能力，但是这种我们今天称之为网络思维或者舆情素养的东西，却常常在一些领导干部的思维空间里缺位，因此常常闹出不小的动静。同样道理，内蒙古这位发言人或许因为平时比较注重外貌，所以也同样认为既然要上镜，那就更要梳妆打扮一下才算尊重镜头和观众，所以各种贵重饰品都跟着上了镜，但是没想到网民不光不买账，而且还进行了严厉质疑。对于网民质疑的能力和水平不相称、提拔背后是否有猫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纪委会给出答案，但是如果这位发言人在上镜之前，问自己“网民会怎么看这样的豪华套装”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合适的做法？我们并非是教一些领导干部学会演戏，如果确实有贪腐问题的，想来依靠演戏也是遮掩不了的，否则地下演技提高班肯定大行其道。但是领导干部作为公众人物，一个重要的职责是促进公共价值观的建设，而不应该因为自己不当的公共言行举止而对其有所减损。言行举止一旦不当，不光伤害公共价值，也严重影响个体的声誉前途。因此领导干部管理自己的公共形象至关重要，本身具有公共性。人们对于领导干部依然抱以重望，更希望领导干部带领自己一起前进。在当下，绝大多数网民都是普通百姓，他们依然处于中等或者以下的收入。从很多的居民收入统计数字看，中国庞大的人口中间中等收入以下的群体规模是个不小的数字，更何况，疫情期间的经济遭遇了不小的困难，人们境况不佳更容易上网发泄吐槽。这意味着，他们对于网络上的领导干部的形象相当敏感在意。当看到网络上的领导干部有了另外一个面目的时候，难免会怀疑领导干部太任性，或者“不再是自己人”，是“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会抛弃自己单独前进的少数人。人们有理由对此质疑，并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这就是网络批评和质疑的由来。因此，领导干部只要事先多考虑一下，“这个一旦上了网，网民怎么看”，往往能够避免绝大多数的问题的产生。从那些招引来网络非议的领导干部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们的思维模式里恰恰缺少了这个“思考模块”，缺少这个关键性的反省性的“自问自答”，这往往成了自己前进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深坑。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日，郑州富士康的大批员工离开厂区返乡的场景，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这种冲击超越了对于疫情的恐惧和对于地方治理失败的批评，体现为一种公共恐慌和社会信任的瓦解。庞大的自媒体群落习惯于围观、评论和揣测，并基于自己的认知水平给出解释，由此产生了无数的流言甚至谣言。但不应该苛责他们。自从传播的巨大权力从传统媒体转移到自媒体，公信力就面临着危机。因为按照严格的规定，自媒体是没有权力去采访的，他们只能做信息的“二传手”，针对传统媒体的硬新闻进行第二次加工，并卖出更贵的价格。因此，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传统媒体的不可或缺，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为在事件爆发的关键时刻，依靠官方赋予的采访权力和采访职责，深入现场向社会提供至关重要的硬新闻、一手信息，为自媒体提供信息原料。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这一点，不光是失职，同时也要为那些流言、传言乃至谣言负起一定的责任，因为人们出于安全感需要关于真相的解释，在缺乏“硬新闻”的情况下，各种凭空而起的自媒体说法就是迎合了这种巨大的心理需求和市场需求。各种传言和谣言，分别提供了关于真相的解释能力。在郑州富士康事件中，正是由于权威主流渠道关键信息供给的缺失，而社交媒体又大量出现各种逃离的场景，并出现了“富士康2万人感染的”大型谣言，各种因素簇拥在一起，使得社会和网络弥漫着一种巨大的恐慌感，和疫情笼罩之下的人心惶惶。人们更为迫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巨大的网络舆情压力之下，地方和富士康才陆续发声，提供了一点稍令社会心安的关键信息。综上所述，主流媒体的失职，间接为谣言（2万人感染的说法）的爆发大开便利之门，厂区的大量打工者又生活于社交网络之上，在无助之下，开始了逃离厂区。这种逃离的场景又在社交网络的渲染之下，营造了恐慌感。可以说，富士康的逃离事件，是今天在主流媒体失职、社交软件渲染、谣言催化和打工者无助感等各种因素作用下，社会各方共同生产的一幕街头荒诞剧。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一下，这种逃离事件会在别的地方发生吗？比如长三角、珠三角？恐怕未必。我们需要将富士康代表的资本生产线和中原传统文化，以及身处两种异质文化“夹壁”中的打工者放在一起，来解释这种罕见而离奇的逃离现象。简而言之，富士康代表的工业生产机器，如同楔子一样硬生生地嵌入了河南这个传统文化异常浓厚的土地上，它带来了金钱和财富，其企业文化和生产关系却和中原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富士康生产线和园区代表着缺乏人情味的资本和陌生人社会，而当地的传统文化却是建立在情感维系和熟人社会基础上的。来此打工的打工者，成为“双性人”，一方面具有资本生产者属性，另一方面具有浓重的传统文化属性，他们处于边缘人状态，其精神是缺乏归属感的。重要的是，富士康厂区虽然有20多万人，堪称是在郑州市里面的中等规模的“城中城”，是具有一定封闭性的“独立王国”。身在富士康，表面看是身在郑州城，其实并不属于城市化的一部分，是独立于城市化进程之外的。一个农民如果想成为市民，到城市的任何地方打工都可能获得资历的积累，但是一旦进入富士康，就只能赚快钱，而缺乏长远的成长性积累。他们的家，注定只能在出生的地方。这个“城中城”提供不了安全感和归属感，一旦出事，只能回家，甚至想不到向所在的街道和社区求助。由此出现了真正的逃离。逃离的另一面，其实是回归，回归家乡。发生在2010年前后震惊全国的富士康员工“13连跳”事件，为此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力，事件首次使人们了解到富士康类型的生产线对人类精神的摧残程度，也使人们认识到资本的趋利性的残酷和不人道。虽然此后富士康改善了工人的福利条件，但是只要生产线滚滚不断——时刻暗示打工者人生的漫漫苦旅和无望的未来，如同搭着高速列车一头闯入永无尽头的黑暗隧道——工人作为机器一个零件的属性不改变，这种伤害就不会改变，不过是从跳楼变成了严重的不安、疏离感和随时随地地逃离。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需要理解富士康模式，其作为全球化时代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企业的运行原理。富士康不仅是个公司，它更多是以苹果为代表的全球化时代金字塔塔尖的商业帝国分布在全球的一个工业化终端，一个产品包装间。富士康不需要科研投入，只负责将苹果美国总部发来的高超设计图纸变为现实产品。一旦试产成功，就需要为实现苹果的全球扩张野心进行满负荷运转。这种生产线重新定义了时间，时间不再是24小时，而只是一个加班周期。富士康不需要情怀，只需要生产线和组装。人不过是和机械手一样的生产工具，为此富士康只需要劳动力，一种人肉工具。为了确保市场需求的高峰期提供足够的产能，富士康会给出高溢价的价格招募工人，加班有加班费，工作满一个时限会给与一定的奖励，但这不是对劳动精神的奖励，是对零件稳定性的奖励，是一种零件的润滑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富士康不可能到美国去建厂。那里的“高级人类”不可能忍受这样的生产线，那里的工会却确保摧毁这样的生产制度。美国将这种制造业转移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本质上是对落后地区隐性的剥削，只有东亚和东南亚这样艰难爬坡的地区才能为了生活和改善生活而忍受这种生产线无休无止的折磨。富士康就是趋利的资本的本来面目。但是放眼很多地方，所谓的新兴产业领域普遍“富士康化”，那些互联网大厂的“996”加班制度，不过是另一种富士康，因为大厂需要好看的财报，需要漂亮的股市曲线，背后都是国际资本坚强而冷漠的趋利意志。但是为何说，富士康员工逃离事件，大概率不会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地方？河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安土重迁，影响至深。但是近年来，河南作为亿级人口大省，成为外流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2022年初，河南省统计局发布了全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相关解读，河南省流出到外省的人口达1610万人，净流出人口达1483万人。一方面，人们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选择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人们也为此付出的情感代价，那就是背井离乡的隐痛。富士康来到河南落户，看似解决了家门口的就业问题，但是生产线和生产制度问题，改变不了的是资本的趋利本质，依然让人们难以产生情感归属感。一句话，资本和地方浓厚的传统文化难以相融，而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地方，一直以来的市场经济，已经使得资本观念深入人心，和地方文化也不会产生太多的冲突。更重要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类似的发达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于富士康的“独立王国”会有一定的制衡作用。发达地区的疫情防控网络不会在富士康那里网开一面，一旦富士康园区风吹草动，地方就会介入，并提供资源援助，确保地方不受波及。比如，苏州工业园区也有不少动辄数千人的大厂，即便在上海全域静默期间，大量人员外溢，但近在咫尺的苏州也能独善其身，可见地方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而在郑州富士康，从《第一财经》等市场化媒体访谈内部人士报道看出，厂区面对少量的感染者尚能应付，一旦人数增加就开始捉襟见肘，再多一点就超过能力边际，受到波及的员工只能自求多福了。我们从郑州近年来的舆情多发状况就能分析出，郑州发展过快，未能同步完善和强化社会治理能力，在突发危机的时候无力向富士康投放援助资源，更有可能，城市管理者或许还反过来寄望于作为大企业的富士康能够管好自己的“小社会”，确保事件爆发之际危机不要外溢。未料到的是，富士康员工太多，独立王国出现内爆，再也无力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员工在社交网络和各种传言、谣言压力之下需要找到出路，既然公司无法指望，公司和地方也缺乏应急制度联系，和地方政府从来不打交道，政府也无力援助，回家，就只能成为必然选择。地方百姓给与返乡者以各种补给品的热情援助行为，也反映了传统文化的暗示：回家才是正道！但这种援助也是属于传统文化中的民间道义行为，无人求助于地方政府，更无人指责地方政府。而这种流落野外的现象如果是发生在长三角、珠三角，地方政府首当其冲会被社会和网民严厉问责。这进一步说明，富士康所在的城市，社会治理能力尚未扩展到公共服务领域。这场发生在现实和网络空间的郑州富士康“逃离事件”，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成为当下离奇的一幕，具有典型的社会学分析意义。我们通过这样的分析，以及事件对于公众的巨大心理冲击，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地方只顾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治理建设的时候，一个大型的突发危机，就足以让当地陷入一定的恐慌和停摆。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几天，关于郑州富士康员工返乡的图片和新闻引发很大的关注。相比疫情，人们更关注这种在社交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不可思议的情景：富士康员工翻墙而出、流浪一般散落在田野里、公路上，以及善良的人们在路边提供补给品等相关的图文视频，营造了一幅争相逃难的社交图景。再加上此前传统媒体渠道并未就此进行报道，事情如同突然引爆了一个遮盖已久的秘密。正是这种“新闻奇观”吸引了网络的极大关注。人们最想知道的是：郑州，以及郑州的富士康到底发生什么了？权威的正统的渠道保持沉默，而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却图文并茂，构成了典型意义上的舆情事件。虽然在网络曝出后，河南省、郑州当地和富士康都开始陆续发声，有利于人们将各种信息碎片拼凑成真相版图，似乎距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社交时代的“真相”却是，即使官方真相出来了，人们依然可以选择相信各种阴谋论。根据近两天的资料，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此次富士康的各种碎片传播迷雾后面的真相：1、又是郑州。最近两年来，郑州成为多起大型舆情的风暴中心，吸引了大量关注。此次富士康事件，是刚刚闭幕的重要大会之后曝出的第一起重大舆情，在新闻空窗效应下，成为网络关注焦点不足为奇，而焦点关注本身又增加了新的传播风险。我们的旧文《漩涡中的郑州》提供的思考框架视角依然值得借鉴。无论如何，频频爆发的网络舆情，提示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需要放慢步伐，补上落下的社会治理和网络治理的空白课程。2、郑州或许点错了城市发展的“科技树”。从恒大到富士康，都曾经作为郑州招商引资的重头戏和GDP的主角，但是随着中美竞争和经济转型，作为传统发展模式下的两大主力军，反倒成为风险资产。毋庸讳言，恒大几乎拖垮了这座城市。富士康作为城市发展支柱，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影响城市发展，但20多万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恰恰是疫情防控中脆弱的环节。一出事就是大事。大型企业要确保生产，不容有失，有感染案例也强化内部解决的思路，这或许构成了此次事件扑朔迷离的一个隐秘因素。反观同样是明星城市的合肥，或许点对了自己发展的“科技树”。3、这个事件全部责怪郑州，可能也有点冤枉。富士康作为全球产业链上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落户某地从来都具有经济地缘意义，能够改写城市竞争经济版图，富士康之于郑州，权重过于重大，因此富士康在谈判中能够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再加富士康地处重要产业园，这起码意味着以下两点：一是富士康对于自己辖区的事件具有主要决策权，地方或许无从置喙，或者话语权很小。对于疫情防控，富士康有可能难以严格遵守地方政策；二是富士康所在园区上头有好几个婆婆，平时管理可能大家都来指手画脚，但是事到紧急关头，反倒找不到主管者和负责人。无论是天津港大爆炸，还是类似事件，都表明“婆婆”多在重大突发危机爆发的时候会是一个显著的劣势。4、此次富士康员工逃难的网络舆情，或许是社交媒体营造的一个典型的“网络幻像”。它放大了少数真实场景和群体恐慌，以及网民的阴谋想象，由于和平年代出现“逃难”场景，本身构成了一种足以引发热烈围观的“新闻奇观”，因此成为社交媒体众口相传、争相传播的热点图景，但它并不一定是事实真相，却会成为“社交真相”，引爆舆情。正如网络上传言富士康有2万个感染者，这应该是个虚假信息，但是它和这种逃难场景会互为印证，增加传播的说服力。不过也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幻像”本质上也是对于主流媒体沉默的一种清算和报复。此次富士康员工返乡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爆之前，人们对于郑州疫情的感受是，只有网络传言、流言，而无权威正式说法。如果一件事情，众所关注而又众说纷纭，却又没有正式说法，正是谣言酝酿的高速引擎，是大爆发的最佳温床。可以说，在此轮疫情之中，郑州已经处于谣言大爆发的前夜，逃难的人们或许为这个谣言贡献了一个关键的证据。所幸的是，地方在舆情引爆之后开始密集发声，一定程度上狙击了谣言的大爆发。在此前，一个自媒体大号后面的留言，希望聊聊郑州疫情的留言获得了一万多个点赞，就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是隐瞒真相导致了真正的危机。一些地方部门对于主流媒体的严格操控和不当操作，在实践中愈来愈成为巨大的风险源。有好事的时候一窝蜂地唱赞歌，百姓却兴趣寥寥；危机事件的时候，主流媒体自我放逐、自我失语，却放任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制造热搜，最终导致主流媒体的阵地沦亡。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当一件事情只在社交软件发酵的时候，人们本能地认为事件就是真实的。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当某件事情在网络热传而主流媒体沉默的时候，它往往就是一个放在等最后爆发的“大彩蛋”。这是荒谬的社会心理，但它依然是现实的心理。5、此次富士康员工返乡事件，影响是非常负面的，是对郑州城市声誉形象的又一次重击。无论事件是富士康的，还是园区的，抑或是全省各地的，但它归根到底是落地到事发地郑州的。我们曾经提出，任何一个大型网络舆情的最终的替罪羊、牺牲品，就是事发地城市的声誉形象和地方营商环境。看看东北和海南的某些城市，就知道这种论断所言非虚。很不幸的是，事件多发的郑州，这一次又将担下所有。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在海天舆情爆发之后，这两天网民又对李宁的看起来有些“辣眼睛”的产品进行了负面评论。应该说，这样的新品看起来虽然并不符合大众的审美，说它像日军服装也是有那么点感觉，但是这方面并非主要问题，因为设计师从来都是脱离普通大众审美的，往往都是特立独行，追求某种独特的先锋风格，如果引发争议，反倒构成新闻性和传播话题。但是李宁此次危机的爆发，不仅仅在于审美的争议性，而在于其中的一组产品风格勾起了网民群体不愉快的集体回忆，伤害了网民情感，更在于，公司高管回复的内容激怒了网民，引发了次生危机。正如李宁电商向总经理冯晔就公开发文说：“我们的消费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沉淀，教育知识的传承还是少了！”这样的回复几乎肯定会带来一个“激怒”网民的效应。因为当大批网民就你的产品进行负面评价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而且意味着公司在网络中处于一个道义的低点。因为你是大众消费品，如果大众不接受，你何谈什么市场价值！无论网民怎么看、怎么品评，你都需要虚心接受，并给出较为合适的回应。因为他们中有很多是消费者。他们不接受，你的市场就会受到威胁，如果他们被激怒了，会伤害到品牌的美誉度和各种声誉问题。如果网民批评，公司不光没有接受，反倒桌子一拍，跟网民杠起来，那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为何网民扒出了公司的高管之一是日籍华人，相关的阴谋论又出现了，说不定被网民扒出更多的内幕也未可知。激怒网民，是最坏的后果，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后果。眼下很多公司已经有了回应社会关注的沟通思维，但是如何回应却没有把握好尺度，话语思维还需要改善。比如，在过去数月中间，我们会发现不少企业的产品出了问题，然后企业尽快发了通报，但是常常会激起新一轮的怒火，在于通报表达中往往是“以我为主”，而不是以网民的感受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主，必然会带来通报的语气和思路有问题，起到了反作用。比如：自己的汽车出了车祸，导致了伤亡，公司第一时间的通报是“事故和车辆无关”，紧急甩锅；产品被投诉，设计师首先站出来否认有问题，错的是消费者。就以此次李宁公司的回应来说，显然是说有问题的是网民，是他们缺乏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不是公司有问题！此次事件其实还暴露了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一旦危机爆发，公司的高管在对外发声的时候，应该通过公关部门或者声誉管理顾问的把关并接受建议，而不是意气用事。高管的擅自发声，很容易破坏公司的整体形象，并需要公关部门手忙脚乱进行善后。如果是非重要岗位的管理者出现问题，公司还可以问责，比如苹果公司月初就开除了在镜头面前信口雌黄的采购副总裁托尼-布莱文斯，但是如果贸然发声且引发争议的是总经理、CEO、董事长，那就会更深刻地伤害公司，公司惯常宣称的公司文化沦为笑柄。在总结各种不合格甚至说错误的企业通报之后，尤其是在海天味业引发了巨大的舆情之后，我们给出了更好的回应的方式，就是“共情式”的危机管理，也即应对时确保情感上和多数网民站在一起。（参阅《海天事件启示：舆情时代企业危机管理应有新思路》）“共情式”的危机管理为什么更好一点？因为它不会在第一时间激怒网友，从而避免了冲突，创造了接下来达成和解的可能。公司和产品作为公共产品，在社会和市场中出现，本来就应该接受各方评价。你的使命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融入大众价值观，追求市场价值的最大化。这种使命意味着你应该尽可能避免和社会网络中任何一个群体发生冲突，冲突必然带来内外部的资源消耗，出现负能量，也降低了产品的广泛的接受度，并伤害公共价值。为此，对于网民给出的批评，应该带着悦纳和开放的姿态，和网民达成和解，通过多种方式的沟通，确保和网民群体在情感上保持一致，降低对立，然后尽可能消除矛盾，以最低的损失消弭冲突，化解危机。我们建议，在发布声明的时候，既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能过于谦卑，而应该保持谦和和平等的对话。摒弃传统的危机公关的一些“硬手段”，而代之以如下四方面内容：——对事件的发生向公众表示歉意和不安之感。表达歉意并非表明错了，而是社会责任感使然，保持倾听和开放的姿态；——呼应网民和消费者群体的焦点诉求，在理解诉求的基础上确保和大众保持共情，不鼓励对抗式和严辞厉色的发声；——以行动策略让大众看到企业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如顺应诉求，改造旧产品旧包装，或者提档升级推出新产品，或者减少和淡化网民反映强烈的产品焦点问题等，让公众看到诚意，换取谅解和信任；——重申企业价值观和满足消费诉求的决心，提出未来愿景，确保持续的竞争优势和社会价值等。这样做并非屈服于网民的压力，也不是为此抛弃了自己的理念和独特追求，而在眼下这个危机的情境之中的一个权益策略，以较小的损失追求更大的公约数。在危机降温之后，还可以通过社会公关的方式，要求各种权威的第三方讲述品牌故事、普及相关知识等，公司和网民达成新一轮的共识。采取这样的共情式的危机管理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和网民在情感上达成一致，降低或者消除网民的抵触心理，从而尽快地消除危机，还可能趁热打铁，推出新的产品，创新新的价值点。就以李宁此次风波来说，如果公司在第一时间能够就此向网民释放诚意和善意，为伤害部分网民的情感和不良影响致以歉意，并恳请大家关注其它风格的产品，然后重申公司的价值观以重获网民信任，效果是不是更好？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黄金周”结束后，海天味业就此前网络上沸沸扬扬的的各种报道、评价和批评再次作出回应，提出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公司均销售含食品添加剂或者不含食品添加剂的产品。其实这个回应内容在第一次声明里面就应该重点加以强调。它作为显而易见的证据，能直接击退不少人对于“双标”的指控。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如此浅显的道理，为何在受到了无数“打酱油”的网民围观批评之后，才姗姗来迟？我们能想到的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海天的决策层和公关部门陷入了“信息茧房”的陷阱，他们能接收或者感受到的信息，都是来源于朋友圈的自己人、身边人的道听途说、算法推送等关于被竞争对手攻击、品牌受到威胁等内容，而来自网民集体的真实的诉求舆情，并没有进入决策者视野或者考虑范畴。但是更有一种可能，是海天沿循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危机公关的路径，忽视了今天的舆情时代危机管理的特殊法则。使用传统媒体时代的手法，来应对今天社交媒体的危机，会出现上一代的衣服套在新青年身体上的现象，不光因为不合体暴露风格落伍的问题，本身更带来形象的危机。我们在本文中将提出一个舆情时代的危机应对的新思路和新原则，有助于大企业和大机构在遭遇网络舆情重大危机的时候，能够进行有效的借鉴，以助于尽快舆情降温，甚至化危为机。就以此次海天舆情危机来说，本身就蕴藏了一个消费提档升级的机遇，却在严正的声明和严阵以待的阵势中浪费了。一、舆情时代的企业危机的新特点很多人对于海天的危机公关感到困惑的是，海天在危机爆发之后，能够看得出他们也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也给出了内容丰富的回复，但是为何依然未能缓解危机，甚至被众多业内人士视为危机管理的失败案例？从海天的几次声明就能看出，海天未能深刻感知今天舆情时代的舆情特点，未能根据这种舆情特点实施相应的危机应对策略，而依然使用传统的危机公关中的一些“硬手段”，导致更消极的后果，使得多次危机声明都难称人意。我们这里说的传统的危机公关的“硬手段”，是指传统媒体时代的危机公关，主要是在说服传统媒体共同行动的情况下，在社会上营造有利于企业的舆论，达到说服大众、挤压小部分反对者和异议者的话语空间的目的，其使用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通过主流媒体和社会名人向社会大众说出事实真相、向大众普及相关知识并实现说服、否认来自对手和市场的攻击、强硬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等，最终实现广大的消费者和目标客户接受和悦纳自己，完成危机公关的使命。中间涉及的说教、证据、法律等手段偏“硬”一点，我们称之为“硬手段”。但正是这些看起来主流的、合情合理的危机公关手段，在舆情时代遭遇了不适应和水土不服，因为网络“土壤”和心理“温床”都发生了变化。正如我们看到的，海天基本将传统的危机公关的手段都“打”了一遍，但是效果依然乏善可陈，甚至引发了次生危机。以海天的危机应对为契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今天舆情时代的新特点，重新塑造我们关于舆情和危机的新认知，从而打造我们危机管理的新方法、新范式。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流量汹涌的舆情时代，数亿网民深度卷入了新媒体和社交媒体，网络舆情混杂着强烈的群体性情绪、群体的盲从和时代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舆情时代，真理和真相往往失去了公信力和解释力，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往往主导了舆情的走向，如何应对汹涌的心理和情绪能量就成了主要问题。在这个时代里，舆情和危机具有以下的一些新的特点，是有别于传统媒体时代的：一是危机中的网络舆情具有强烈的情绪化、非理性的特点。虽然企业的市场策略则具有高度的现实性、理性的特点，但是这种科学策略却可能触发和引爆强烈的网络舆情。就以此次的海天引爆的网络舆情来说，海天在各个市场投放的产品肯定是建立在市场调研、反复摸索的科学决策基础上的，而且看起来这个市场策略是比较有效的，带来了较大的市场回报，但是一旦遭遇“双标”的指控，就会一举引爆强烈的舆情，因为这种带着放大镜和有色眼镜的说法，击中了网民的情绪和心理。如何面对网民强烈的情绪和心理，构成了今天企业危机公关成败得失的关键影响因素。当汹涌的网络舆情火烧眉睫的时候，企业在大众情绪危情面前，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向左，危机管理失败，可能引发更大的危机；向右，舆情改善，舆情慢慢消退。很显然，海天选择了向左的路径，声明导致更大的危机，效果如同火上浇油。而本文要谈的是向右的策略，是能够适应舆情时代的更好的危机管理的策略。二是网络舆情一旦爆发，就会吸引大规模的网民围观和批评，给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舆论压力，而这也构成了企业和网民互动的动力机制，推动双方的沟通交流。此时网民群体希望你能接纳他们的批评性意见，并以群体力量向你示威，而对于你的辩解则缺乏兴趣。这意味着，如果你是高高在上，站在真理的讲台上，向网民解释你的立场方法，那丝毫无助于危机的缓解，更糟的是如果企业义正词严地抗争反怼，向对方宣示你的市场尊严和法律条文，那可能成为一种取祸之道，会激起更大的报复性流量。但是如果企业适当地降低姿态，以柔软的身姿向网民释放善意，表达倾听的姿态，反倒效果更佳。三是采取“统一战线”的方式，在和网民保持情感一致的情况下，通过权威的第三方包括权威人士和智库机构，向他们普及相关知识、说明企业的处境，会获得更好的理解。对于网民群体保持低姿态并非就意味着简单的迎合，而是以谦逊和柔软的姿态，让网民感受到企业的诚意。一旦网民在心理上降低了敌意，就往往容易接受企业给出的一些解释。二、“共情”应成为今天企业危机管理的新思路正是在上述对于今天舆情时代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当下危机管理的新方法和新范式，那就是“共情式”的危机管理。所谓“共情”，就是在企业爆发危机的时候，能够识别、理解和接纳网民的情感诉求和利益诉求，并努力拉近和网民的心理距离，防止矛盾激化。所谓“共情式”危机管理，就是在共情的基础上，保持和网民群体的情感一致性，以追求双方利益和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最终推动危机的改善、化解，或者化危为机。这种共情式危机管理和传统的危机公关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柔性的、同频共振的，以双方“最大公约数”为主要行动目标；后者是硬性的、针锋相对的，以企业的最大利益为主要行动目标。两者比较我们就能够轻易发现，前者往往不会激起更大的矛盾，矛盾往往走向消弭，而后者往往难以抚平网民情绪，形势甚至变得更糟。我们从海天的危机应对经历就能发现，海天实施的正是传统的危机公关的做法：首先是在未能同情、未能虑及网民主要诉求（质疑国内外为何实施“双标”？）的情况下，就第一时间在企业和网络民意之间架起一道高大严密的“防火墙”，以严厉的口吻和自我居功的姿态，向社会和网民声明海天的现状、业界地位以及不可能犯错的质量，还以强硬的姿态威胁那些试图伤害自己的网民。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强硬手段，看不出要和网民交流、沟通和和解的姿态。再就是，缺乏对于网民关于食品安全主要关注点的感知，反复错误地为添加剂辩解，结果让网民感觉海天屁股坐在了添加剂的酱缸里，也就把自己的形象“染黑”了，这就和网民的心理诉求背道而驰。这一点可能和企业的认知完全不同。企业认为食品添加剂不可或缺，对于食品工业的进步功不可没，但是对于中国公众来说，由于长期以来食品安全问题，导致食品添加剂在国内舆论和民众的认知中，处于灰色的情感区域，虽然这种认知不一定科学、不一定全面，但这就是现实，是需要市场主体承认和敬畏的舆论现实。知识和舆论舆情，往往难以保持同步；误解和舆论舆情，却往往结合得水乳交融。但是如同实施同情策略，则可以将二者一起拉到谈判桌前。从此前一些比较成功的企业危机管理案例看，往往是在共情方面做得出色，获得了网民和消费者的谅解和理解。就以海底捞来说，在前几年高歌猛进的时候，每年也难免曝出食品卫生问题，堪称险象环生，但每次都能化险为夷，除了拥有品牌声誉的宽深的护城河，还和管理者面对危机，都能爽快地承认“错了就是错了”的态度大有关系，这就让消费者从心理上感到自己的诉求“被听到、被接纳”，从而情感上容易进行谅解。这本质上是企业理解了消费心理，从对方的诉求出发，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放弃了“我执”的结果。再从一些失败的、容易引发非议的企业做法看，往往是执着于自我中心，而未能从消费者和市场的角度着想，从而引发心理冲突。如某品牌车的测试车坠楼导致人员死亡，该品牌第一时间声明：事故“非车辆原因导致”。虽然推出后又尽快进行了语词修改，强化了人性化，但是首次声明已经引发了非议，被视为缺乏温情；东软在成都核酸检测系统崩溃后的声明，也是通篇专业词汇加甩锅，漠视了民众情感补偿，等等。我们从国内党政部门的应对舆情的做法上，也能获益良多。近年来，国内爆发的很多网络舆情，充满了非理性和情绪化的色彩，但是从主管部门的做法看，主要是在保持关注和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网民群体进行情感补偿和抚慰，对涉事官员进行处理，对于事态走向进行善后。总之，绝不是以往那种以精英的姿态，居高临下地直接进行说教和说理，而是在“撸顺”群体性情感的基础上，有理有利有节地和网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以最大公约数团结大家，以共同体面向未来。再从西方社会的做法看，政府精英阶层在选举时以空头支票、口头允诺和选举话语修辞愚弄选民，在决策时则摆脱民主羁绊、“纸牌屋”决策，后果就是社会大众以“建制派”的名号概括并疏远了他们，导致社会越发撕裂，民众和精英阶层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总之，理性独立决策有利于保持科学性，但是如果不能说服大众一起前进，那反倒容易脱离群众，变得隔膜和疏远。反之，以说服和融合策略，表面看走得慢一点，却能带领大多数一起前进，共享未来。三、舆情时代企业危机管理的“共情”打法在深刻理解今天舆情时代的舆情现状基础上，我们就此提出一些舆情时代的企业危机应对的新的章法。一、在日常舆情监测的基础上，能够了解自己在网络上和现实中的声誉形象、市场地位、百姓口碑等基本情况，以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公共关系加宽加深品牌护城河；二、一旦危机爆发，将危机的应对分解为发布声明和社会公关两步或者更多的步骤。1、发布声明。在声明的写作上，既不能高高在上，也不能过于谦卑，而应该保持谦和和平等的对话。摒弃传统的危机公关的一些“硬手段”，而代之以如下四方面内容：——对事件的发生向公众表示歉意和不安之感。表达歉意并非表明错了，而是社会责任感使然，保持倾听和开放的姿态；——呼应网民和消费者群体的焦点诉求，在理解诉求的基础上确保和大众保持共情，不鼓励对抗式和严辞厉色的发声；——以行动策略让大众看到企业为此做出的积极努力，如顺应诉求，改造旧产品旧包装，或者提档升级推出新产品，或者减少和淡化网民反映强烈的产品焦点问题等，让公众看到诚意，换取谅解和信任；——重申企业价值观和满足消费诉求的决心，提出未来愿景，确保持续的竞争优势和社会价值等。2、社会公关。与舆情监测和发布声明的同时，开始实施公共关系的改善，营造更好的社会环境和对话氛围：——邀请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如知识大V、专家学者、权威部门、智库机构等进行知识的普及和专业词汇的阐述，在企业的声明之外进行道理、真相的解释，以沟通缓解紧张的社会对立情绪，培育理性科学的“温床”。行业协会要确保公信力和足够的距离；——和事件的核心利益相关方达成和解，确保矛盾不激化；——邀请网红、大V等影响力人士深入企业，进行二次传播，并以透明和信心击退关于企业的负面传言；——以创新事件和行动事件，如提档升级的产品、和监管部门推进合作等，打造企业的新亮点，制造新的影响力事件以增加公信力，等等；当然，上述所提出的舆情时代的危机管理的路径，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倡议，有待于各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进一步的丰富。但是总体的思路，应是顺应舆情时代的社会心理和公共利益诉求，以合作开放的心态，打造企业—公众的价值观共同体，以包容共情推进声誉形象的提升。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日，海天酱油因为遭遇网络舆情的压力而两次发出声明，成为一个较为显著的企业舆情。我们的看法是，海天遭遇了舆情应对的困境，无力破解。一、海天舆情的本质是为食品安全“背锅”海天舆情的爆发和以往其它品牌的舆情相比，显得比较特殊，因为它没有“作恶”，也不是具体的产品过错，而是因为被动遭遇了网络舆情的“降维打击”。此前一段时间，发酵于抖音的“科技与狠活”话题对于食品添加剂内幕的爆料，已经使得添加剂舆情再次成为热点——短视频和微博140字的篇幅，更适合内幕和情绪的爆发式传播，而不合适真相的解释，前者几句话、一小段视频就能引爆群体情绪，而后者常常说来话长，没有千把字下不来——在围绕添加剂的争议达到沸腾之际，公众情绪突然找到了一个发泄口：此时正好有网友从日本找出了海天酱油，发现没有国内常见的添加剂，由此引爆了海天酱油“双标”的争议，也带出了另外两家大企业的添加剂问题。放在更长的时段中来看，此次舆情不过是由三聚氰胺等有害添加剂引发的食品安全舆情的再次爆发，暴露了国民对于食品安全难以放心的深层社会心理。因此，海天舆情是一次“躺枪”，是一次为行业、为食品安全背锅的舆情。三聚氰胺事件曾经推进了中国食品安全向前大大跨进了一步，但是当年是跟自己对标，跟食品本身、跟道德对标，而今天是跟国际对标，跟发达国家对标，人们的要求又进了一步。从这个角度说，此次舆情表面看是海天的舆情，实质上是给监管部门看的，如同电子邮件一样，网民给海天等企业发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邮件，又“抄送”了一份给相关部门。二、从此次舆情看短视频时代的舆情爆发我们从此次舆情能够看出一种端倪，那就是短视频时代的到来，成为微博时代的加强版，蕴藏着更大的社会动员能量。短视频融合了迄今为止所有的声光电技术，并有一定的前沿科技手段，营造了更强的传播和渲染效果，传统新闻的“5W”要素在这里支离破碎，只剩导向性话语、因果的删繁就简和瞬间高潮的情节，打造了超时空情境感。微博是以意见领袖为核心的，能量汇集于意见领袖的号召力，而短视频则是以算法推送为动力机制的，会影响一大批具有相同诉求的人群，能量是汇集于群体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需要遵守社会规制，而被赋能的网络群体的管理却有一定的难度的。抖音、快手等应用已经成为国民级的应用，从全球看，随着Tik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期网络流传一个传播较广的7分钟视频，说的是某地的县委书记现场处理一个小型群体事件的场景。人们看到县委书记现场拿着喇叭和居民商谈，答应尽快解决诉求，现场百姓一阵阵叫好。在一些自媒体上，我们也能看到对于县委书记一片表扬的声音。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因居民小区旁一家酒店近日要将附近作为公共区域的广场辟作停车场，导致居民聚集并与酒店方发生冲突。镇上的领导来安抚却没有效果。县委书记听闻后凌晨赶到现场，仅用了7分钟就说服了大家。这件事已经过去多日，事件想必已经平息，地方领导也已经度过了风险期，此时我们不妨对这个事件的现场进行SWOT（优劣势、机遇和挑战）拆解，会发现整个事件处于一个极度特殊的危机情境：SWOT县委书记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过去的这段时间，很多话题是和一些大V有关联的。比如很多爱国话题就是他们发起并挟裹了网民和社会卷入的。和微博时代仅仅是单平台的大V不同，今天的大V在各个平台都开设账号，成为全网性的大V。而且，他们不再是简单的自媒体，常常雇佣了员工，已经是新型机构媒体。接下来，区分多数机构媒体的可能是以价值观和企业文化为分水岭的。上述这些大V，严格说来，他们都是网红，是流量明星，是话题人物。传统意义上的名人，常常需要有主流价值观傍身才获得广泛的认可，但今天的网红，只需要有流量就能爆红，可以和脱离价值观而独立赚取流量利益。如果我们将中国舆论场看做一个巨大的内海，里面有无数的话题岛屿。每个岛上有个岛主网红，他们动辄就向海里抛各种话题石块、敏感炸药包、化反泡沫剂等，激起巨大流量。岛主与岛主之间还遥相呼应，互相激荡，流量更是汹涌澎湃。话题吸引无数粉丝鱼，岛主们不时撒网捞鱼，收获满满。这个内海也是开放的，和外海已经连成一体。这些岛主中，有两个人是近期绕不过去的话题人物，一个是司马南，另一个是翟山鹰。两人本来毫无瓜葛，但是他们以某种奇怪的关系联系在了一起，并产生了巨大流量和争议，并可能间接导致了司马南被短暂禁言。我们以翟山鹰等人为例，说明今天网红是如何生产话题的，民众又是如何被操弄、被愚弄的，由此理解，所谓的流量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翟山鹰出走翟山鹰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其经历颇具故事性。他在国内从事多年的金融行业，带领粉丝理财，最后是携款跑路，成为骗子。但是也由此再次开启高光之路，跑路后他又在大洋彼岸面对国内网友开了直播，将国内那些有名的网红怼了一圈，然后又开始对不少热门话题“实话实说”，重新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翟山鹰本来是一名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都有过授课经历的专家，近年来通过在各大平台开设网课，专门揭露一些金融领域的欺骗行为，从其授课内容看，由于切中肯綮，鞭辟入里，加之口若悬河、言之凿凿，深受网民的信赖，据其言全网有数千万粉丝，应该所言非虚。今天看来，他当时就已经蓄意利用自己的火爆的网络表现吸引了粉丝，然后就开始进行了行骗。比如，他推出了一款用区块链概念包装的理财产品，为了增加购买者沉甸甸的“获得感”，里面竟然很大部分都是生铁。一位上海粉丝买了数千万这堆“重器”进行理财，在他出逃后一下子陷入困境。他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财产品，获得了大量的粉丝真金白银。然后在去年的某一天，他突然消失了。直到后来他在大洋彼岸又对国内开了直播，大家才确认他确实跑路了。还有一个逻辑链条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受到翟山鹰的存在感。由于他在境外的直播中，实锤揭露国内某流量大V已经在美国买房，不少人在言论上对这名大V进行反扑和指责，导致该流量大V难以自圆其说，一时处于道义和情理的最低点。再加他在一些方面应该也有不当之处，因此相关方面利用这个敏感的窗口期，给他短期禁了言。账号“禁言”，这种融合了权威、技术和社会暗示的短平快治理手段，在话题人物流量高涨的时候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如今在其低潮期却获得了合理合法性，容易获得认可并产生积极效果。它一方面是警示话题人物需要自律，不能过火；另一方面也给所有网红上了一课，在制造话题的时候必须有所禁忌，知所行止。二、重回中国舆论场按理说，一个依靠收割韭菜、骗走了粉丝血汗钱的骗子，应该在某个地方悄然隐身，就此孤老一生才是正解，即便如贾跃亭这样的出走者，也是尽量保持低调，不想再成网民关注对象。但是翟山鹰打破了这个传统，采取了一个谁也没料到的方式，以出人预料的方式重新打了回来，并且看起来大获成功。就在一个月前，国内某个平台的短视频平台上，久违的翟山鹰突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看起来有些疲惫而仓惶。原来是他在美国的YouTube等平台开直播，然后国内的不少自媒体将之录屏搬运到国内平台，就这样重新打回了舆论场，重新和中国网民打起来交道。通过现代的新媒体技术和中美时空的交错，一个出走的骗子就这样重新和大众打成一片，构成了一个具有差异性和新闻性的特殊情境，显得话题十足。翟山鹰作为一个敏感人物，重回国内舆论场，是一个非常值得说道的事情，尤其是对我们深刻认识流量的本质，堪说是最为鲜活的案例。由于大量的粉丝一时接受不了偶像带着巨额财富出走，无数人在等着一个说法，甚至盼望翟山鹰亲自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成了出走之后一个巨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无人能够满足，解铃还须系铃人，这就是说，翟山鹰本人的露面，本身成为稀缺的资源，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因此，翟山鹰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再次炙手可热，一旦出现就会再次爆发流量，再次爆红。深谙流量密码和韭菜心理的翟山鹰，或许还有背后的MCN，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流量暴涨的机会，这也是吸引他回归舆论场的最大秘密。三、从“尬聊”到建立“骗侠”人设人们在网络上再次看到翟山鹰本人面孔的时候，双方是以复杂的眼光和心态重新打量彼此的。人们看到曾经的导师和偶像，如今已经涉嫌犯罪，成为确凿无疑的骗子，粉丝无数次地近距离地摩挲屏幕上这张脸；翟山鹰的脸上也露出复杂的表情，眼神里隐藏着不易觉察的狡黠，以及一丝出逃成功的欣幸。这种复杂敏感的情感，构成了巨大的网络粘性，如同拆不散的怨偶。当他承认自己就是欺骗时候，他的声音和语调显示出了相当的古怪，完全没有当年偶像时期的高亢激情，那是一种骗子度人的场景，即使诚意十足，但是由于道德和信用破产，而处于心神涣散的无力状态。人一旦抛弃了道德枷锁，反倒获得了彻底的身心解放，和行动的自由。他告诫粉丝说，都是有智慧的人去骗蠢人，以后你们还会被比我有智慧的人骗！在网络上关于“如何看待翟山鹰”的回复里，有网友开悟说，他真的是只爱骗蠢人，他没有把你逼到绝境，没有利用价的同情心，也没有太过用力的制造假象。他甚至提前把一些防骗技巧传授给你，再用这些办法骗你，相当于开卷考试了。翟山鹰抛去了所有的道德外衣和心理负累，直接打造“过来人”的人设对于各种骗局和骗子进行揭露，以警惕人心，警醒世人，反倒因此获得了正当合理性，被某些网友称为“骗侠”。世界都是这样奇怪，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苦口婆心的好人，一旦一件事做砸，就可能遭受千夫所指。四、翟山鹰具有一种神秘的蛊惑力随着“骗侠”的人设渐渐站稳，翟山鹰开始以知情者的语气揭露更多的领域的所谓内情。这点具有较大的蛊惑性。正如不少网友留言称，一个已经出逃的、不管不顾的人说的话，还是值得听听的。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社会心理。生活和工作中很多人戴着面具和言辞正确的面具生活，习惯了口是心非和空话套话。生活中的真实意图全靠揣摩。当一个人跳出这种道德枷锁和生活伦理的约束，反倒像是真心话，获得了真理话语权，不觉得奇怪吗？翟山鹰反向收割成功，步入直播的稳定期。他敞开口舌，不再隐忍，对着国内的一些人和事开始了炮轰。原先碍于情面和所谓的社交情商而只能压下的怒火，开始如决堤之水，比如某著名学者就中炮了，被批得一无是处；某网红人士一杯咖啡都能用来刷存在感，被翟山鹰斥为不学无术，大伪之徒。他涉猎广泛，热衷于给当下经济困难期的年轻人指点迷津，分享生活中的智慧，完全像个智者。人们因为他不再受制于各种约束和羁绊，而倾向于他说的都是大实话、肺腑之言，选择了深信不疑。这更加强化了他的“骗侠”人设，这是“现身说法”，更有蛊惑力。这种奇怪的受众心理，赋予了他一种特殊的公信力和说服力。正如全世界的那些所谓的通灵者，常常是某一方面有重大缺陷的人，如盲人、面容丑陋者、呆痴者等。翟山鹰利用这样的心理，开始制造传言或者谣言，说他及时出走获得了安全，而“老戴”没走就丢了命。就这一句话，就引发了阴谋论和各种猜测。但影响最大的一次直播，是直接揭露国内某风头正盛的流量大V在美国买房事情，直接成为某种导火索，导致该大V引发争议和非议。这导致了此前各种“沉默的螺旋”群体的反扑。也就是那些曾被压制沉默的群体因此开始喊出来发出反对的声音，提供的很多证据具有杀伤力。如何看待翟山鹰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骗子和被骗者属于民间纠纷，被骗者可以报案，但是结果只能如同贾跃亭的纠纷那样，“下周回国”成为一个梗、一个兑现不了的船票。但是翟山鹰直播的风险在于，由于他毫无顾忌地将国内各种体制内外的规则和潜规则逐个揭露曝光，其中不乏各种身份头衔亮丽光鲜的人士的非典型路径，给人的感觉是他这样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只能做骗子、只能出走他国，会让人联想到国内生态和制度的某种缺失，是环境逼迫他出此下策。但这产生蛊惑效果，具有很大的风险。他豁免了自己个体道德的缺陷，而将责任推到社会，这是另一种骗术，否则如果每个人都如同那样，动辄以骗人作为对抗社会、救赎社会的手段，那不是视法律和道德为无物吗？五、“翟山鹰现象”我们复盘了翟山鹰跑路而又为流量所诱，重回舆论场的过程，是为了看清流量的产生、爆发的底层的人性逻辑。我们可以用“翟山鹰现象”，来说明这样一个流量真相，那就是围绕着人性和本能，在正面收割一次流量之后，还可以从反面或者别的侧面多次收割流量。人性和本能如同钻石，只要打磨某个侧面，就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只要人性还在，就能制造多种卖点和爆点，从而流量永不枯竭。从翟山鹰身上，我们能够深刻总结今天流量社会的某些真相，尤其是流量，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判断：1、流量是人性的下水道产品，也有正面，常常负面，但是更多是中性、无道德色彩的。流量为什么会爆发？在于话题人物挑起的话题，能够激发网民的情绪，然后网民自动参与讨论，并分为对立双方激烈纷争。这就是流量的秘密。什么样的话题才有如此之效？当然就是击中大规模网民内心的焦虑、愤怒和不公平感受的话题。就以司马南擅长的话题来说，为何能够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流量现象？就在于这种话题浓缩了一段中国改革的艰难历史，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相对的剥夺感和强烈的不公感，让每个人内心喷涌而出的真实情感情绪，汇聚成了浩浩荡荡的网络流量。翟山鹰为何跑路了还能敢于重新打回国内舆论场，就在于他产生了巨大的流量价值，只要一开播就能吸引无数人观看，这就是注定会产生流量。至于道德、伦理、骂声、愤怒，才没人在乎，甚至可以说，上述情绪愈是激烈，流量越是凶猛。由此我们理解，为何正能量的信息常常流量少得可怜？因为正能量信息常常是逆人性的，是需要逆流而上改造大脑和提升心灵境界的，人们点击的积极性不高，而爆发的流量，常常是因为顺着人性，顺流而下，一日千里。网络流量如同原油，成分复杂而暗灰，富集于人性的幽深之处，而正能量很少能够开掘到人性的幽深之处，产生井喷的流量。精神爬坡让人累，思想放松顺坡跑。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高尚的、正能量、主旋律的东西在网络上很难爆发，而那些低俗的、娱乐的、迎合了人性中灰色部分的内容更容易获得流量。中性的东西如令人精神愉悦的读物、历史内幕，也常常流量巨大，但是作为流量的入口门槛，也就是语言表达，一定要浅显易懂、朗朗上口，摒弃专业词汇，适应浅阅读的流量需求。2、流量如水，低处才能获得，需要抛开面子、尊严才能获得，客观上构成体制外人群逆袭的“黄金水道”。我们会注意到流量世界的一个隐秘的分界线，那就是成为网红的绝大部分都是都是体制外身份自由的人群，而体制内的人们绝少成为网红。即便后者在某个场合成为网红，但是也大多是知识网红，体制内的人群很难或者说一般不可能通过直播带货、才艺表演等方式成为网红。这意味着体制内的人群由于难以放下面子等，客观上让出阵地，为体制外的人群创造了一个绝佳的创业机遇。只要你表现出色，这就是最好的舞台，而体制内的人也在默默为你买单。3、“十万加”的流量法则客观上威胁和颠覆了传统社会价值观，制造了另一种“沉默的螺旋”。社会评价体系酝酿着新的变革。十万加是如何从阅读的标准，转化为传播成功的标准，进而成为舆论和价值观的标准，这中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化学反应和传播流变，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其中一点是社会从传统媒体时代向新媒体社会转变、社会从现实空间进入虚拟空间的过程中，传播作为信息社会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成为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交换的关键节点，流量成为虚拟货币，流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但正如上文所言，十万加作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标准，是人类进入元宇宙等虚拟世界的门槛上的社交币，是新型价值观，却严重挑战了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很多领域产生了颠覆性的后果。这无疑对于社会治理带来了较大的风险。人们会注意到有志之士和网络主管部门对于流量社会的双刃剑作用一直高度警醒的，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对于“唯流量论”“算法黑箱”等现象进行潜移默化的治理。此前一度对于司马南账号的治理，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警示。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日，随着各大高校的逐渐开学，南京大学推动新生回归鼓楼校区，实行“寻根性”办学引起关注。据说这是南大新生多年来首次来到鼓楼校区开启大学生活，而此前，新生主要是到江北和仙林校区等城市周边进行报到。2022级3907名本科生全部入住鼓楼老校区，我们不应该将之简单视为南大对于学生学年生活的一次重新分配，而应该将之和文化地缘、城市规划、老城建设、城市化和再城市化联系起来，进行多元的解读。一、人文和野猪南大“寻根性”办学，意在让学生在百年文化中浸润修养。鼓楼校区是一处百年校区，浓缩了近代以来南京的教育发展历史，它有着浓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值得年轻的学子孜孜汲取营养。但是不能不说的是，随着多年前南大师生整体性地搬迁仙林校区，仅留下少数院系的学生寂寞留守，这座具有深厚人文矿藏的“城中园林”几乎处于被抛弃的状态，再加疫情防控之故，多年来已经门前冷落，高墙深锁。没有学子人群的滋润，人文历史典故不过如同失去摩挲的玉石，光泽渐失。搬迁到南京城东的仙林校区，则又如何？简而言之，迁居仙林的南大迎头赶上巨大的地产财富升值时代，当南京市民认为仙林距离太远的时候，仙林的新居却可以成为南大教职工的第一居所。整个仙林和宝华成为南大人家门口的福利。多年的地产价值狂飙，不少南大老师的身家不菲。但从人文成果方面来说，效果如何？南大作为国内著名高校，这方面自有评价，但是更为人所知的是仙林校区关于野猪的传说。人们对于南大校园成为野猪的乐园有多角度的解读，在此且不谈，但是它是不是也是一种隐喻和反讽：如果不是野猪过于热爱人文校园，那就是校园过于偏远冷僻！近年来，随着城市向郊外发展，越来越多的单位和机构搬离主城，定居远郊，但随着城市的深入发展，人们又发现了诸多不便之处。文化地缘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一个人文单位如果过于远离人文底蕴深厚的古城区，可能并不利于人文精神的成长和涵养。尤其以大学来说，新生初来乍到就被置于偏远郊区，对于城市人文历史无所接触，很难在碰撞和对话中获得灵感和精神滋养，更别提由此生产创造出新的人文成果。城市的发展需要一种文化的溢出效应和乘数效应，也就是需要一种条件和氛围，使得各种现代文明的要素彼此碰撞、竞争、借鉴和吸收，并相辅相成、阴阳相生，从而创造出新的成果。正如圆桌会议和咖啡馆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生产条件，它创造了自由交流的氛围，而在封建和威权的氛围中，则以大型长条桌为权力的标志。聚集了高端资源的大单位、大机构分布各地，咫尺天涯，推高了沟通交流的客观成本，彼此借鉴困难重重。再从实际的效果看，不少大单位、大机构搬离主城，在地理上处于自我放逐，在传播上自我边缘化，很多大单位就此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也淡化了。这告诉我们，同一个城市，也需要追求和主城区人文资源深厚地区的地缘相近相亲原则。居住的环境可以远一点、稀一点，但是文化资源却是近一点、密一点更好，甚至越稠密越好！二、发掘一条隐性的历史文化纽带作为南京老城区的老居民，我很早就发现，南京主城区有一条道路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历史资源，却一直在沉睡，未被发掘出来。此次南大新生的入驻给汉口路南大鼓楼校区带来活力，汉口路及其附近将再成一条知识气息和生活气息充盈的街区。汉口路很短，东西不过数百米，但却是一条很重要的学术走廊。从南京地图能够看出，这条路其实是一条隐性的历史文化道路，今天我们需要将之钩沉出来，标粗放大。向东，汉口路连接了薛家巷、大石桥街、再到四牌楼，连接起东南大学；向西，汉口路连接了陶谷新村、汉口西路，连接起了南京师范大学，并直通到河海大学东大门口。汉口路和上面这些路都是一条直线，其实就是一条路！也就是说，一条线路就可以串起南京主城区内四所最为重要的高校，自东向西分别是，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河海大学。眼下这条线路被分别命名为多条道路和街巷，非常不连贯，也缺乏某种文化色彩，最重要的是，割裂了四所大学的文化地缘和历史纽带。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这一条线路命名为一条文化路，比如，可以命名为学府路、大学路等等，一举连通四所学府，构筑主城区内一条百年学府路，通过文化创意和资源赋能，打造一条真正的文化创意街区、科技创新街区、历史文化街区，以及真正的硅巷。这条路沿途途径众多老街区、民国建筑群和文化场所，具有穿针引线之效。这条道路不仅在现实中链接了四所历史悠久的高校，还在另一条隐性的链条里，勾连起另一段历史时空。明太祖洪武年间在鸡笼山下，也即今天的鸡鸣寺和北极阁一带、东南大学的四牌楼附近，设立了国子监，也被称为“南雍”。有研究者提出，明初南京国子监“学生人数超过15世纪时英国牛津、剑桥和法国的巴黎大学，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立大学”。因此，这条路称为“国子监路”或者“南雍路”，也未尝不可。在此之前，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刚刚分别庆祝了自己的120周年的生日。南师大的校庆是在教师节当天庆祝的，算是三喜临门。三所高校的前身都是成立于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河海大学虽然生日和上述高校有点不同，但是和三江师范学堂也有渊源关系。如果相关部门在此高校纷纷庆祝120周年之际，将这条历史文化之路单独拎出来进行赋能，并辅以各种创意和政策，使之活起来、动起来，不失为盘活主城资源、重现主城活力的一个好方法。三、硅巷建设的“新引擎”上文提到了硅巷，是当下城市建设的热点。南大新入学的3900多学子，重新进入鼓楼，将带来很大的乘法效应。他们将为硅巷建设，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他们是消费者，将救活周边的校园经济；他们是常住居民，鼓楼区的平均年龄和学历指数将被优化；他们是传播者，鼓楼区的美好将会被传播到朋友圈，影响到他们的亲友团；他们更是参与者，参与到谋划已久的南京主城区硅巷的建设和实践中来。南京在2018年首次提出城市“硅巷”计划，计划大力推进老城区通过改造老厂房、盘活老校区等，充分释放创新空间，嵌入式容纳更多创新创业者，打造校地融合、产城一体、创新创业活跃度高的“硅巷”。国内多个城市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并进行了实践。从实际效果看，各区都推进了这个行动计划，也都进行了改造了和招商引资。就以鼓楼区来说，南大鼓楼周边出现了不少高新科技公司，一些规划按理也在推进中。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要素一直欠缺，这就是富有活力的人群。南大鼓楼校区只要空关着，硅巷计划就很难真正产出真正效果。如今涌入3900多名高素质人群，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硅巷的建设需要高素质的富于激情的人群参与。硅巷的建设可以提供圆桌会议或者咖啡场所，吸引这些高素质人群，就可能产生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从而产生推动效应。甚至这些高素质人才每日前来参观浏览，就足够构成富有意义的流量。四、一场“再城市化”的案例我们不应孤立地将南大新生的回归鼓楼校区视作南大自身的决策行为，而应将之视为中国数十年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背景下，一场“再城市化”潮流中的一个生动案例。从城市化的规律来看，大城市的发展过程沿循着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过程。其中逆城市化是和城市化相反的过程，就是随着大城市的人口越发密集，生活和教育等成本高启，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开始爆发，人们向往农村和小城镇和郊区生活，这缓和了城市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市的空心化。空心化表现为很多城市的衰落、产业外移、就业低迷、财政困难等。这在很多大城市的老城区成为现实。从国际看，很多估计大都市都曾被空心化困扰，他们解决的方式被称为“再城市化”，也就是通过文化创意、城市更新、优化产业和城市服务等城市管理的主动作为和政策引导，再次吸引人口和产业的回归，让主城区再次繁荣，重新成为新型中心。2021年，国家相关部门推出城市更新试点工作，其实是在城市化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对于老城区的存量进行出新优化之举，目的是增加老城区吸引力，是一种再城市化的举措。伦敦作为一座老牌的大都市，其作为有机体，城市内部的推陈出新、新陈代谢一直是人们观察大都市变迁的一个窗口。人口潮汐变化、老城区衰落、竞争优势衰减曾长期困扰伦敦，但通过再城市化等手段，伦敦今天作为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大都市，活力不减，跻身超一线大都市之列。如位于伦敦老城以东五公里处的道克兰地区（London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文章主旨在文末有简单总结，有助大家浏览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爆发了多起大型舆情。考察当下具有影响力的大事件，有助于理解大时代之下的社会心理以及事件背后的逻辑链条。由于中美博弈、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政治经济显著影响个体切身感受，再加佩洛西访台激起的愤怒、娱乐和段子的大杂烩，社会心理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同时也要看到，就在短短时间内，全国数亿网民经历了两场严重的预期踩空事件，一个是南京玄奘寺“供奉战犯”事件，背后只有一个吴啊萍，竟然没有想象中的阴谋和团队；二是本来预料全民抗议会“吓阻”佩洛西窜访，未料其依旧落地宝岛，网民感受屈辱。这种情绪未能释放，社会心理保持张力。01近期，“博士”成了舆论场里一个关键词。围绕博士以及博士文凭的真伪，发生了几件热门事件。一是前段时间，邵阳学院引进数十名菲律宾“统一定制”的博士，花费1900多万，导致该校领导被处理。另有一些学校引进“水博士”事件也开始被媒体曝光；二是饶毅对于尹烨的生物学博士含金量的质疑；三是在华为针对陈春花发布“直男式”公告之后，网络随即爆出陈春花博士学位是假的。陈春花主动请辞，北大调查也顺水推舟就此终止。邵阳学校的博士事件风波，在于迎合某种学院建设指标，从而进行人才建设的大干快上。眼睛只盯着指标，却忘了网民的观感，结果引爆舆情，只能说该校领导的舆情素养太差劲。如此出格的事情，放在哪里都是一个注定要暴雷的事。这种将教育当做生产指标来完成的情况，普遍存在于一些高校之中，不过别的地方做得没这么粗糙、没有这么轰轰烈烈而已。后两者才是今天人们最为关注的博士含金量以及真伪的问题。中国社会对于文凭的格外看重，本质上是人口太多，社会无力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文凭构成了一种最低成本的人才遴选门槛，看到文凭就基本可以判定人的能力、学识和背景。但这种方式在彰显公平的同时，却暴露了效率的问题，那就是真文凭和真本事往往并不匹配。不可否认为数不少拥有真文凭的博士，整日只是忙着做假学问，而有真本事的人却限于文凭而被拦于门外。今天高等教育领域一个深刻的矛盾现象，在于大学已经失去科技实验和先进理念领先的地位，一些高科技企业的研发一线取而代之成为翘楚。但获得文凭，依然成为一些富起来也有野心的群体的一种市场刚需。在博士文凭上折戟的社会名流为数不少，但曾经的微软中国总裁唐骏和目前的陈春花教授，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个。他们不能不说是有真本事的人，经营企业确实有一套，但是因为博士文凭问题而翻船，本质是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这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不巧的是，这两位大名鼎鼎的“水博士”都和国内一家有名的企业紧密相关，这可能导致企业舆情。前有陈春花的导师、“东方管理学”创始人苏东水教授国内外联手作假出售博士文凭一条龙服务、后有管理学界女神级的陈春花教授的文凭曝出丑闻，虽然不能否认他们确实有真正的学问，但是不能不说私德有亏。类似的管理导师在谆谆教导别人的时候，内心却一直深藏着一个时时见光死的“鬼”，这是很让人反思的事情。02为何“水博士”受到如此焦点关注，而本科文凭和硕士问题却没有受到这么关注？这在于博士不仅仅是个文凭，而且是个社会荣誉，是和官衔等一样可以直接作为称谓的标签名片，比如李博士王博士等等，在很多国家，即便是教授，在正式场合，也是必须博士、教授连在一起方显郑重。博士也是国家考试遴选和甄别人才的最后一关，是确保人才最后脱颖而出的一个关键跳板。这一关也算是人生节点，因此引发资源竞争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名誉和财富、权力一样，构成了稀缺社会资源，并一起构成了阶层的标识。其重要性显然是芸芸众生非常看重的。博士文凭构成了社会流动环节中的某种“社交币”和信任币。人们看到尹烨侃侃而谈并感觉打开了天灵盖，在于他是一个博士。如果人们看到普通网红如此信口开河，会觉得不过是满口跑火车。博士文凭具有如此作用，人们肯定会看重它的真伪和含金量，正如代表了权力通行证的印章，人们也需要鉴定真伪。03很多人会困惑，为何那些已经在社会上取得一定成绩的成功者，必须要取得一个博士头衔？这涉及到一个深刻的社会心理。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和知识被赋予了一种点石成金、改变命运的神奇社会功能，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学习，就能实现“鲤鱼跳龙门”梦想，开启人生“旋转门”。无数企业家摸爬滚打却不见得能实现理想，他们就想到了学习和培训，认为通过重回课堂再次学习，就能确保事业能再上一层楼，人们对此笃信不疑，并为此花费巨资而在所不惜。国内各种培训班和管理学培训在世界上都是一道风景。很多管理学大师的培训现场，和宗教仪式现场几无二异。那些要做培训导师的人们，虽然已经是成功的企业家，但是财富、名气并不能确保获得足够的市场跟随者，也难以说服人们相信他们是个好的专家和知识传授者。只有博士文凭具有说服力，能够更快增加市场号召力，圈住一大堆的粉丝。所以说，成功者看重博士文凭的背后，是资本的赢者通吃的心理，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深刻洞察。04为什么陈春花教授前后发了两个答复，文字似乎情真意切，却依然没有获得社会谅解？首先是文章修辞和发布时机隐藏着深重的机心，不能令人信服。比如，发布时机选择在佩洛西窜访台湾最为紧张时刻，网友关注力被平台集中投放到台海之间。选择在那个时机发布，被怀疑刻意逃避网友审视和问责；文章避而不谈对于自己人生影响更大的一些权贵的帮助，而这些权贵背后总是和资本、生意联系在一起；将恩师抛出来当挡箭牌，缺乏个人的反思；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体现作为公众人物应有的歉意表达，缺乏诚意等。再就是，博士文凭问题虽然今天曝光，但是事实已经铸成，博士构成了她人生跃迁的关键跳板，她本身已经成为真正的利益既得者，网友们感受到社会不公。从陈春花的履历能够看出，当年6万多元的论文博士费用，是今天所能看到的中国社会最为成功的风险投资案例之一。这个博士文凭帮助她一路获得更多机遇，并满载荣誉，最终登上神坛。在事件曝光之后，社会缺乏惩罚机制，各个机构包括几所大学保持了沉默，涉事最深的北大也在最短时间内终止调查。即使陈春花主动从神坛退下来，也不过是人生退休，但是其人生成果和物质财富，已经浓缩了普通人几辈子的劳动甚或也难企及的高度，而这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多年前一个错误行为。有人说，苏东水教授的行为是可以谅解的，那不过是一个“历史错误”，因为和他关联的机构“生产发放”博士证书行为发生在教育部门发布规定之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博士证书代表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凭考试的最高认证，背后是国家公信力的背书，是只有国家权力部门才能权威认证发放的一种证书。如果任何个体或机构就能发放这种证书，社会岂不乱套！苏东水教授作为高等院校教授，不会认识不到这一点。更何况，海外办学所在地爱尔兰政府已经一再进行警告和提醒，却被置之不理，这表明这种做法是刻意的，是故意利用国内外信息差来行骗的行为。试想，一个被称为“东方管理学”的创始人，在培养管理学人才的时候，内心却包裹着另外一个秘密，这显然是个不大不小的讽刺。这不就是我国的国粹“厚黑学”吗？05陈春花教授引发的风波，或是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人们可能更为关注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系问题，也更为关注著名学府和资本的牵手问题。在资本牵手权力可能引发腐败问题之后，资本牵手学术，人们会关心会引发什么问题？可能资本反哺学术却需要抑制功利之心、学术吸引资本捐助却需要保持学术独立和学术尊严，将是个距离尺度问题，也是个社会监督问题，否则会淆乱世道人心，这可是个“百年树人”的大问题。在很多国家和社会，爆发一场大型社会危机或者网络舆情之后，往往是以出台一个法律法规、凝结为一个社会戒律，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契机的，或者作为一个著名案例写进教科书作为一个舆论结晶而深入人心。但在我们国内，这样的大型舆情事件常常不过是一个流行一时的故事，相关部门只求“可不要发生什么乱子”，网民也随即追逐另一个热点去了。这是一个无奈的事情，但这也从另外方面证明，这依然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依然是野心家市场淘金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进步，远未停止。总结全文，可归结为三句话：1、博士文凭是一种社会流动和知识流通“社交币”，含金量和真伪至关重要；2、成功企业家获得博士头衔，是资本和学术的牵手，具有引发社会腐败的风险；3、陈春花回复不能服众，在于依靠一纸假文凭成功走上神坛，社会缺乏惩戒机制。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文章主旨在文末有一到三句话总结，有助大家简要浏览。7月份出现了一种少见的网络现象，那就是接连爆发大型激烈舆情，并且每起舆情都几乎卷入了数亿网民。如吴啊萍在南京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事件、江西国控员工周劼朋友圈炫耀事件、“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视频刷屏现象，以及中金公司员工月薪8万事件，我们分析发现，这些舆情具有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特点：一是，7月几起重大舆情的主角，或者说舆情的引爆者都是90后。南京玄奘寺供奉战犯事件的引爆者吴啊萍是1990年出生；江西国控的周劼是1994年出生；中金公司月薪8万舆情的引爆者男友1993年出生；“创业四年就坐拥400平方米豪宅”的“王澄澄”是1991年出生；“二舅”视频的制作者是90后的历史老师等。二是，这几起重大舆情都是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舆情主角的所作所为和传统的价值观产生了严重的冲撞，或者也可以说，是崭露头角的90后的价值观和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人们的价值观产生了冲突。1、7月舆情具有显著的价值观混乱特征我们以前曾给出过一个结论，那就是很多大型舆情具有显著的道德色彩，如丰县“八孩女”事件、唐山打人案等，由于事件严重悖逆了伦理道德、冒犯了公序良俗，激怒了全体网民，从而成为全民公敌，受到挞伐。但是上述7月的几个热点舆情，不是典型的道德事件，而是具有显著的价值观混乱的特点，暴露了今天社会的某些深层矛盾，并使得我们聚焦90后这个新生代的群体。此外，我们认为这个7月的几个大型舆情，在时间和内容上延续了去年司马南挑战联想引发的涉及分配不公的舆情系列，有可能成为一个固化的定期发作的舆情话题，从而成为一种潜在的社会风险，值得关注。我们对这几个舆情进行研究一下就会发现，这几个舆情都呈现出了价值观混乱或者“价值观空心”的特征，导致了强烈的新闻争议性和冲突性，从而引爆舆情。如吴啊萍供奉战犯事件，在南京市给出通报后，几乎让全国网民都大跌眼镜。作为一个1990年出生的年轻人、知名院校大学生和知名医疗机构的工作者，竟然犯下如此不可原谅的错误，并给所在城市带来严重的声誉形象危机，根源竟然在于认识不足和思想混乱。试想，只要她还有一点传统的价值观和正确的人生观，这种事件就不会发生；江西国企周劼在朋友圈炫耀社会关系和身家财富的事件，暴露出的90后社交的内卷图景，可能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社会认知。由于从未为物质生活发愁，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这个群体对于社会认可、出人头地可能有更大的需求，从而爆出了周劼这样的奇葩人格型的行为。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即便有如此强烈的精神需求，也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地炫耀，或者一般已经拥有这种条件的人，也会选择低调生活，这也是周劼的行为引发关注的原因所在。中金员工的女友对自己93年男友月薪8万、未达平均线的“凡尔赛”式的抱怨，引发了人们对于这家公司的围观，人们探讨多金的背后究竟是市场行为还是牌照垄断的结果？这或将成为该公司近期尾大不掉的舆情。舆情爆发后，中金公司火速处理了这名员工，显示该公司优先考虑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先解决暴露了问题的人的舆情应对思路，但是问题在于，解决了员工，可能会对违反不得泄露收入秘密规定的行业杀一儆百，却丝毫无助于应对网络舆情，反倒引发了一波次生舆情。当然，本人要讨论的是舆情的引爆者，作为中金员工的女友，炫耀男友的高收入肯定会引发羡慕，满足虚荣心，但是这种炫金的做法，对于社会传播形成一种冗余，对于社会生态和价值观构成伤害，可以说支撑这种行为的是一种非常容易引发争议的价值观。正如我们此前已经谈过的，这种对于有权有钱有势的亲友的炫耀，本质上是一种代理消费，也就是炫耀权力、金钱和社会地位本身产生了一种影响力的溢出效应，正如月亮本身不发光，但是因为反射了太阳光，也能在夜空中闪闪发光，并引来了无数赞美，与有荣焉。代理消费本身是一种社会腐败行为，是资源的二次贩卖和加价转售。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代理消费虽然并不那么讨喜，并常常起到了举报的作用，但是几乎难以避免，因为进行代理消费的人出于对于利益的追求，他需要这种代理行为，否则就形同守着金矿而不去开掘，是不可接受的浪费。但是也不排除的一个可能是，今天掌握了网络主流话语权的人们，秉承了传统的价值观而对90后进行了批判和批评。但是随着90后的成长并逐渐掌握话语权，则他们的“新道德”和“新价值观”也必将成为社会的主要范式，失去话语权的老一代人也将接受这样的范式。2、如何看待引爆舆情的90后的行为？如果再加上此前31岁的“王澄澄”（1991年出生）在视频平台发布其与身着警服的父亲合影以及利用直升机为背景拍视频引发众怒、90后历史老师制作的“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视频破圈刷屏，我们会发现，90后在7月份重大舆情中的角色，值得好好解读。不过需要声明的是，这个统计中的年龄现象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同类型舆情具有传染性，这并不意味着确定的社会现象。这些舆情的主题主要是对于成功的勇敢追求和对于成就的赤裸裸炫耀，为此丝毫不顾及周围世俗的眼光。这一方面我们可以解读为这一世代的勇敢性格，以及文化上的特立独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解读为，这代人对于传统道德的淡化和扬弃，必将形成和社会的严重冲突。因为道德具有延续性，并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规制性的约束力，90后年轻人刚刚走上人生舞台，就和上一代人在道德上“分道扬镳”，几乎注定会爆发价值观冲突。他们都处于30岁上下，正处于人生的而立之年，也就是从半成熟向成熟过度的年龄，对于人生有一定的追求，也有了一定的感悟。他们已经在人生舞台上崭露头角，也必将在将来的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个代际的人们，都对于这个世代抱有强烈的期待，认为未来属于他们，他们必将创造更为精彩的未来。而且，作为当代中国复杂政治社会现象的“小粉红”群体，就主要由他们这代人构成的。他们具有不同于老一代人的人生坐标和发展对标，如果中国未来发展和改革开放未能满足他们的预期，会对社会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如果将今年这个7月的几则重大舆情事件，作为90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声和鸣镝，那相信所有人都会因此黯然。我们其实需要研究一下，这几位90后的价值观是否代表了这个世代的整体？无论答案“是”或者“不是”，都值得我们检视今天的社会作为90后生活的环境，是否出现了一些问题。3、“二舅”正遭遇价值观逼视和舆情反转对于“二舅”视频刷屏现象的探讨，比较复杂。它是流行的乡村下沉题材、优秀文案和弱者传播的综合结果。视频足够煽情，很多人因此感动，甚至流下泪水，但是传播至今，“二舅”视频正在遭遇舆情反转，因为他遭遇了时代价值观的严厉逼视。从文本分析的角度看，很多人只看到了“二舅”，却忽视了故事的讲述者、也就是“我”的角色，从现实中资料来看，作者是一位90后做科普的历史教师。很显然，“我”是一个妥妥的小镇做题家出身，但是进了大城市之后，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内耗，可以说是了遭遇了精神挫折，但是回乡之后看到“二舅”，虽然人生如此惨淡，但是依然活得精彩，或者说，他的淡然在“我”眼里算得上精彩至极，产生了治愈效果。该视频在刷屏之后，一度赞美如云，但转折点来自于网络出现的王朔的一段话：世界上最无耻最阴险、最歹毒的赞美，就是用穷人的艰辛和苦难，当做励志故事愚弄底层人。此话一出，评价就开始转向了。很多人看到这段话，擦了眼泪，有点回过神来，感觉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正如有的自媒体说：我们不应该从别人身上吸取“逆来顺受”来治愈自己的精神内耗。问题的敏感性在于，在“二舅”视频刷屏的时候，正迎头赶上江西国控“周公子”炫耀事件大爆发。两者冲撞的效果，如同粉墨登场者被大浪从头到尾冲刷得干干净净，又如同李逵当面碰到了“李鬼”，都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因此，近两天“二舅”视频正在遭遇今天社会的价值观的严厉拷问，这种价值观认为，苦难并非财富。不少人觉得这种价值观更为人性化，也更具有时代性，因此，“二舅”视频正在遭遇反转，但是走向如何，尚待观察。今天，探讨“二舅”的经历真实不真实，甚至“二舅”是不是真实存在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二舅”视频的大爆发，已经使之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时代象征，成为整整一代人中的某种代表，并引发了许多人的反思。“二舅”或许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历史事件的检视潮。总而言之，本文的观点总结为以下三点：1、7月重大舆情的主角都是90后，引人瞩目；2、这些舆情具有与传统的价值观冲突的特点；3、“二舅”及其视频正在遭遇舆情反转。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这几天，国内一系列业主断供事件不光引发了社会关注，国家相关部门也紧急出面灭火。从各方说法来看，此次断供事件并不会影响经济稳定大局。但是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传播端愈来愈显示了风险放大器的特征，传播本身生产了风险泡沫，从而导致更大的舆情危机。一些外媒已经将此事和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银行引发的危机相提并论，但是两者本质上的不同在于，雷曼兄弟银行破产是美国刻意不救的后果，正如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被戳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国很多银行是私人银行之故，只是这种见死不救的情况，在中国是很难被允许发生的。而这一点，正是各地出现断供现象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购房者、开发商等利益相关者群体在赌地方政府会救市。实际上，十多年来不少利益群体牢牢把握了这个底层逻辑，一直在赌，而且几乎每赌必赢。比如银行有坏账，会赌国家输血；房地产开发商过度融资做大规模，在赌“大而不能倒”；地方政府和高校大肆借贷盖楼，濒临破产也不怕，赌中央会出手相救，等等。这几乎成了政府决策被绑架的一个“命门”。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近期的断供事件，会发现这个断供并非经济危机，其实是一个“伪危机”。媒体将之解读为一种危机，并不准确，他们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社交时代的群体事件。因为众多的断供者不是因为收入降低或破产而不得不舍弃房产、无奈断供，而是将断供作为一种和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博弈的工具，最终诉求依然是获得房产。因此，我们对于此次断供风波，需要这样来解读：购房者的根本诉求不是放弃房产，恰恰是为了更快更好地获得房产，只要能尽快复工复产，尽快交楼，危机也就顺利化解。实际上，从恒大危机到今天的断供风波，各地地方政府都力推交楼为第一要务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从这意义上说，断供风波更多是表现为传播危机、心理危机之类的舆情危机，而非现实的经济危机。系列危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郑州这座城市。郑州自去年的“720”特大暴雨灾情之后，在近期又成为多起危机的漩涡中心，疫情的反复、随意“赋红码”事件、村镇银行暴雷引发群访事件、楼市断供危机，甚至南京银行爆发谣言也与之有一定关联等，使得这座中部国家中心城市成为网络中的热点城市。此前郑州随意“赋红码”事件，如今看来只是此次大型危机的第一个骨牌，一个预警征兆。很显然，如果不是为了控制更大的危机，他们也不会如此冒险限制如此之多的人身自由。今天看来，赋红码仅仅只是“导火索”，接下来就是村镇银行暴雷、楼市断供等危机接踵而至。我们今天需要分析一下，郑州是如何成为这个连续延烧的危机的一个漩涡中心的？根据现有的资料看，此次断供风波中，郑州涉及的楼盘相对较多。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末，郑州问题楼盘超130余个，停工、延期交付的房源数量高达25249套，数量居于全国前列。主要原因在于，去年的特大暴雨灾情和疫情原因导致了城市建设的停工或者延期，再加河南是恒大创始人的故乡，恒大暴雷项目众多，多种风险因素聚合，导致了郑州烂尾楼为数不少，直接引发了断供风波。此次综合因素引发郑州多种危机，让我们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今天大城市的危机，已经不再是单一性的风险或者危机，而常常是系统性的、综合性的、整体性风险或者危机，“风险社会”如此接近于现实社会，甚至可能的雨带历史性北移等气候因素也成风险源，让我们不得不对于作为有机体的大城市抱以敬畏之心。大城市不再是人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产物，而正在以某种异化的庞然大物面目出现于我们面前。问题在于，遭受疫情和灾情的城市不在少数，为何其它地方没有爆发如此之多的危机？我们从郑州近年来狂飙突进的城市化发展史里，或许能找到危机爆发的根源。2017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同意《关于恳请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函》，郑州开始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征途。很多地方视国家中心城市为城市乃至区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这显然是没错的，但同时，国家要求中心城市既是引领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责任重大，尤其是在一个欠发达地区建设中心城市，本身蕴含着风险，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全球产业链等生产力战略要素总有这样那样的缺口，要建设和补齐缺口，其难度和所需意志堪称“女娲补天”和愚公移山。从各种研报能够看出，郑州推动城市发展的资源禀赋条件并不优越，如该市拥有的全国500强的大型企业以传统型企业居多，涉及煤电、制造、食品、钢铁等领域，产业结构明显偏重，缺乏创新型的大型企业。从创新成果看，郑州市的专利申请量和技术合同成交总额都落后国内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现代服务性产业发展水平较低，辐射性、关联性、带动性不强，产业结构处于较低层次，特别是总部经济发展严重不足，这与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所具有的辐射带动功能不匹配等。从一个案例就能看出，郑州发展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的。2010年，郑州引进富士康，2021年郑州市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5892.1亿元，富士康占比超过了60%。这意味着这座中原城市并没有足够雄厚的产业体系基础支撑快速发展的野心。再从郑州城市化的成果看，也是相当的脆弱。从去年的720特大暴雨灾害中，人们能够发现，无论是城市排水、地铁设施、隧道建设都经不起一场特大暴雨的考验。城市化的步伐跑得太快，留下的空白点也就会多起来，本身构成了风险社会的重大风险因素。郑州既然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那就只能埋头快跑。问题是，要实现如此之快的城市发展，钱从何来？城市想快速发展，但是又缺乏实力，融资就极为关键了。中国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地方摸索出了各种有效的方法，如同为缺乏轮子的城市化战车找到了滚动前进的“滚木”，如成立城投平台，政策向开发商倾斜，允许他们以有限的资金在拿地、融资、盖房、回款、还债之间来回滚动，由此出现了不少地方开发商空手套白狼的现象。其中一个关键一环，就是楼市的预售制，允许开发商在项目还只是图纸的时候就向购房者收取一大笔资金，成为开发商滚动开发的法宝。这种做法实际是银行、开发商、购房者等各方共同出资完成项目。这种做法，无异于是一种对于购房者的隐性剥削。而且，其中的风险承担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银行风险较小，开发商自承市场风险，但是由于往往有地方政府信用背书，风险更多向购房者群体转移。风险最大的，一是地方政府，二是购房者。一旦楼市爆发危机，地方政府将被迫为所有危机兜底，“大政府、小社会”格局下的百姓，也习惯于出了事找政府；而购房者不光首付款拿不回，还可能就此掉进“烂尾楼”的无底洞，沦为掏空身家后求助无门的一群人。为了尽快并尽最大可能融资，城市对于资金监管就难免流于宽松不到位，甚至处于一种激进的状态。那些爆发危机的城市，监管门槛设定得非常之低，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在此情况下，出现村镇银行这样的暴雷事件，就不值得惊讶了，风险地雷早就埋下，只要条件一具备，爆炸只是迟早的事情。我们从上面各种资料的梳理能够发现，郑州具有的特殊的重大风险因素，在全国城市中并不多见。其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天然禀赋条件不足情况之下，城市化建设一直保持了负重前行、竭力狂奔的姿态，狂飙突进的城市化需要强大的融资能力，为此不得不放松资金等方面的监管，由此埋下危机伏笔，风险从“黑天鹅”慢慢成为为大型的“灰犀牛”，并在它冲过来的时候猝不及防。必须检视预售制的风险了。应该说，如果经济按照此前正常年份的发展节奏，危机不会被引爆，发展总是会消化不少风险，但是这两年，疫情叠加中美竞争，以及全球的经济不景气，各种风险因素被激活了。国内其它大城市也遭遇了类似的危机局面，但是郑州作为具有特殊风险的中心城市，后果也就更为严重一点，陷入危机的漩涡之中。产生于河南这片土地上的“夸父逐日”的神话，说“夸父与日逐走”，最后因为饮水不足，“道渴而死”，这与今天郑州快速的城市化，但是因为资源、资金等生产力要素不足而引发危机，何其相似，简直就是一个家门口的隐喻。但是如果认为郑州的危机有多么严重，后果如何连锁引爆，也是一种夸大其词的看法。正如文章开头所言，中国在确保化解系统性危机这方面具有独到的制度优势，而且正如银保监会所言，总体风险可控。但接下来需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制度优势如何避免成为利益群体的筹码，成为拿来与国家和前途对赌、从而绑架决策的底牌？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遇枪击的消息震惊全世界，在国内产生了轰动性效应。人们首先是被刺杀新闻所震惊，随即网络就出现了很大的争议，评价出现了两极分化。安倍遇刺何以在国内反响如此之大？从网络的反映看，不少网民留言跟帖是“幸灾乐祸”式的，也有不少是对这位前首相的悲剧遭遇表达哀悼，并对其充满赞誉。一些文章开始研判接下来日本政治的走向，毕竟日本社会一贯有“以下犯上”的传统，一旦出现激烈的政治势力对立冲突，就会有政治人物被刺杀，直接导致社会走向极端化，从而对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安倍晋三虽然不是在任首相，但是依然在政坛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接下来中国的智库机构和研究者确实需要对此进行扎实的研判，走出此前中国国际局势研判经常失败或者后知后觉的阴影。我们与其问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这位日本前首相、又有这么多人对他表达了悼念之情，不如问问，为什么邻国这位前首相遇刺事件会在国内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安倍超长的政治生命，得以和多个强势领导人同台亮相，存在感强烈。在他执政期间，一方面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另一方面又是冲突不断，再加上中美博弈的各个议题，总是有安倍的活跃身影，因此，即便是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基层百姓对其也能耳熟能详。安倍第一任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多深的印象，其政治影响力主要开始于2012年12月的第二任任期，而这种影响力的产生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博弈注定的。2012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前后的地缘政治的变迁和世界大国领导人相继登上历史舞台，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时刻！此前一年，也就是2011年2月14日，日本内阁数据显示，其去年GDP折合美元为5.4万亿美元，比中国足足少了4000多亿美元，这是日本自1968年以来首次让出“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个“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亟需选出更为强有力的领导人带领他们，和中国进行国运的博弈；2012年1月，经总统奥巴马批准，美国正式确定了“亚太再平衡”这一区域战略，延续了2011年希拉里提出的“重返亚太”的战略，其本质是遏制中国的崛起；2012年11月，中国“十八大”召开，产生新一届领导集体，富有朝气和活力的领导人让世界印象深刻；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出任第96代首相，成为战后继吉田茂之后，第二位再度拜相的领导人。我们会看到，中、美、日三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在2012年这个年份，开始在同一个世界舞台亮相。他们年轻有为而又雄心勃勃，力图为自己的国家做出重要贡献，但是世界舞台又是颠簸的，注定了博弈和摩擦是舞台剧本的基本冲突情节。中国展示的勃勃生机迫使美国重返亚太实施遏制战略，日本也在强烈的危机感之下寄望于新领导人有所作为，走出“失去的20年”，中国首提“中国梦”的概念，凝聚了全民的精气神。各国领导人各自承载着身后的民族和国家赋予的历史重任，并努力展示自己的实力，这种博弈的局面，发展到2017年岁末，中国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判断。上述各种因素，意味着环太平洋地缘政治的国家和区域的博弈是激烈的。二是，安倍较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敏感复杂的民族情感。不可否认，安倍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对华外交展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和多面复杂性，在武汉疫情期间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援助外交，就是他推动的一段中日关系美谈，正如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言，“安倍前首相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作出过贡献”。在非核心利益上展现柔软姿态和低姿态，但是在涉及核心利益、民族利益、地缘利益方面，则采取鹰派做法，尤其是对于历史问题的模糊态度，并发展到篡改教科书，当政期间的钓鱼岛风波、祭拜靖国神社、拱火台海危机、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等涉及中国国民情感的核心议题上，严重伤害了绝大多数中国国民的感情。这一点也是中国网络舆论场中对于安倍评价很低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中国民间向有“以貌取人”的亚文化民间传统，就是一个公众人物的面相显著影响他的社会评价。安倍在日本不失为一个谦逊和彬彬有礼的美男子，但是在中国不少百姓看来却并非如此，甚至符合了相书中的“坏人”描述，这和他的所作所为一起，构成了较低的民间评价总因素。两种极端评价背后的不同群体考察安倍遇刺并身亡之后，国内舆论场对他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即便官方发言人对于安倍的遇刺表达了震惊和慰问之情，国家领导人也向日本政府致唁电，但是并没有改变舆论场中相当数量的民间消极评价，这表明民间对于安倍的评价存在一个稳定而长期的文化心理。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可能对于安倍存在负面的评价，但是一些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却只可能来自中产以上的群体。我们这样的看法是基于以下的判断：中国数量更为庞大的普通百姓，受到一直以来的主流舆论宣传的影响，容易对日本这样和中国有过冲突历史的国家存在刻板印象，往往对其抱持负面的看法和态度，长期以来形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沉淀为基本朴素的家国情感，并不容易改变，而且一旦国家关系发生波折，还会强化这种负面观感和情感。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政府曾经的上述种种伤害中国民族情感的做法，强化了普遍百姓的这种感受，近代以来的民族屈辱感、日本对于中国的野蛮侵略和大屠杀，使之成为中国百姓一种较为深刻强烈的集体情感体验。中等收入以上的群体，因为平衡物质利益和家国情怀的之需，常常需要超越基本的情感诉求，寻求一种更为理性开放的视角来看待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会从家国和社会的层面客观评价一个领导人出于国家使命而做出的相对“自私”的行为，甚至出于民主的立场，积极评价他国领导人的亲民、爱国、勤政的风格。这也是一些网络人士评价安倍是日本优秀领导人的原因所在。安倍执政期间，在不少中国人对其高度抱怨乃至仇恨的时候，日本人却将之颂为日本的民族英雄。实际上，从日本人的视角看，安倍作为领导人相当成功。正所谓“彼之蜜糖，我之砒霜”。还有一些人，致力于调和两种冲突对立的评价，弥合舆论场内部的裂痕，但这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种较为特殊也极为强烈的情感，是一个人长期所受教育和文化熏陶的后果，也是个体的人格情感特征之一，并不是简单的观点和意见可以轻易改变的。至于那些因为要高度评价安倍、转而攻击同胞的所谓学者，则又等而下之，是一种极为浅薄的行为。这两天在网上被传播的唐山某高校的老师，用“支那劣根性”这种极为罕见的侮辱语言攻击网民，就属于这个类型。但是学校因此而成立调查组，则是大可不必。复杂舆情背后的中国公共外交困境中国网民意识到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自由表达很可能会引发国际影响的时候，主要是在2020年的武汉疫情期间。当时人们对于方方的褒扬或者抨击，对于地方政府民生保障不到位的严厉批评，很快就通过外媒的“直通车”传到了西方，并被当做中国的民意而被西方媒体肆意裁剪，成为他们的舆论武器。再传到国内，人们不禁愕然。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网民意识到了中国网络舆情的分量，隐隐然天下重焉。而每一个网民的发声，都可能成为这种舆情的重要成分，不少网民也意识到，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自己每一个正面或者负面的评价、留言、跟帖，都可能被单独拎出来，成为某份报告、某个新闻甚至某个决策咨询报告的标题或引文重要内容。而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在于有无严谨的数量统计。学术研究对于某个主题的提炼，往往需要在一定规模的数量统计基础上得出结论，而媒体报道则是宽泛得很多，有时候境外媒体只需要抓住境内某个网民的留言，就能作出洋洋洒洒的评论文章，从而无意中成为“出口转内销”的舆论加工品。学术需要经得起考验，而新闻只需要抓住眼球。中国十亿网民的规模，以及非常多的世界级的网络平台，无所顾忌的网络话题，海量吞吐的信息潮流，使得中国舆论场已经成为全球的舆论战场和信息的集散地，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舆论辩论广场。世界各国领导人、政经名人充分认为到了这一点，纷纷来此开设了发声据点，随时都会产生影响力。现实世界的重心是在西方的，但是在网络空间里，我们却与西方平分秋色，甚至更胜一筹。这个现象对于中国是否是一种软实力，是机遇还是挑战，如何应对和拥抱，如何制定一种世界级的规则，对我们的网络管理和全球治理智慧是个极大的考验。这也意味着，当十亿网民就某个话题进行酣畅淋漓的发声的时候，境外媒体其实正在用人工或者爬虫进行意见的梳理抓取，随时进行加工成为舆论弹药。实际上，中国网络舆情的敏感矛盾一直是西方绝佳的武库。近年来，公共外交成为一个热门的探讨。这源于在近年来的国际传播中，官方传播陷入了传播失灵，明明是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方面成为全球的优等生，但是在西方的舆论里面，却屡屡陷入被动，我们的成果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口实，一时令不少人困惑不已。近年来，人们才恍然大悟，这种现象源于东西价值观对立和意识形态斗争，愈是官方，愈是可能受到抵制，这就使得公共外交进入国际传播的视野。公共外交简而言之，就是民间对民间的外交，鼓励每个公民以正向积极的姿态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传达出中国的美好。民间的声音更容易突破西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壁垒，而进入西方民众的心目之中。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当我们主动追求公共外交、向西方传递信息的时候，却殊不知，我们在网络空间里的声音，因为时时刻刻被境外媒体和研究机构紧盯着、梳理着，网络言论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公共外交行为，并产生了相应的后果。这是很多机构和网民万万没有想到的。就如在俄乌冲突的初期，由于中国舆论场里对于俄罗斯的更多的支持，甚至有些网民对于乌克兰的无端攻击，被境外媒体梳理打包投放到了乌克兰的社交网络里，一时引发了乌克兰民众的极大愤怒。这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在乌克兰一时陷入了危险境地。我们很多专门转载境外社交网络网民意见和评价的媒体，经常将境外社交网络中的网民对于中国某件新闻的评价，详详细细地截图过来，并贴心地进行了翻译，每每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或者满肚子的怒火。由此可知，一个国家少数网民的评价，就足以影响我们的舆论动向。那如果我们对于他国进行自由褒贬评价，又该如何在他国的网民心目中引发波澜？根据一些国民统计，中日两国国民对于对方的评价，已经降至多年来的新低。这中间固然有政治宣传的影响，但是社交网络中的民间的彼此负面评价，又在其中占据了多少影响因子？这实在是个可以研究的课题。当我们抱怨日本不少网民对我们不抱好感的时候，可有反思我们在网络的“公共外交”，实际已经影响了对方的感受？就以我们对于安倍遇刺事件的表达来说，不少网民对于这位日本曾经领导人的攻击，又是怎样的公共外交行为？会导致怎样的舆论后果？这些都是我们网民未曾想到的地方。我们在此前的文章里已经提出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但是我们在很多方面并未做好准备，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大国小民”状态，就是我们很多民众，也包括不少的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言行并未及时跟得上国家的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依然表现为传统思维和狭隘思维，在网络发声的时候，虽说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是一旦成为集体声音，就是一种公共外交，反倒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虽说如此，但是网民自由的表达，已经成为中国网络世界的一个特点，甚至成为网民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一个权利和福利。让他们注意发声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使得网络公共外交有了一个困境。当然，中国舆论场的事情，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赖于中国社会持续的发展进步，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从意识上开始重视这个问题，或许意味着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助推中国进步的观念引擎。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25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宣布“我们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从网络媒体的反应看，这是一条重要性被忽视的官方新闻。由于上海自6月1日起逐步放开，在舆论场和社会心理中人们很容易将此作为上海抗疫胜利的日期。到如今上海再次宣布“打赢”的时候，人们会认为这不过是官方的确认和走个程序，是官方叙事中的“补叙”，因此人们只看到传统的媒体在报这个“硬新闻”，但是在社交网络中几乎看不到对此新闻的深入解读。一旦某个时政“硬新闻”并未进入社交网络，意味着它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舆论场。这也是我们说其重要性被忽视的原因。为什么说这个新闻较为重要？当官方在正式场合以官方语言进行正式宣告的时候，不仅是确认了上一个阶段的胜利，还常常意味着下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一系列行政的、市场的需求都会接踵而来，比如生活秩序的恢复，国内国际生产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恢复等，总之意味着这种官方的宣告的背后是更多的东西。正如2020年武汉抗疫成功后，整个社会都随即恢复了正常。眼下，整个舆论场似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平衡期”。4月初以来，显著影响中国网民心态和社会心理的主要事件，就是俄乌战争和上海疫情，当然还包括不久前的唐山打人案。但这三件事情，都在走向“扫尾”阶段。上海疫情自不必再说，俄乌战争在社交网络里已是“大势已定”，不再是各种纷纷扰扰的不明信息干扰网民的信息判断，今天人们普遍倾向于俄罗斯方面的进展顺利，合乎网民期待；唐山打人案，在地方通报之后，网民都在平静地等待正义大审判，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风险就是舆论审判和法律审判是否能够达到一种平衡了，但是通报中对于当事人的黑历史的追溯，似乎已经暗示了一切。如今，感觉“天下大势已定”的网民，听到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正式宣布打赢了“保卫战”的时候，在社会心理上必然会产生更大的期待。人心思归，或许可以概括这种期待，也就是人们希望回到原先的生活轨道。这一点，恐怕是当下需要好好研判的事情，这种期待是不是代表了绝大多数的百姓心声？我们可以从三个网络事件来对此进行研判：一是，就在上海宣告打赢了保卫战之后的27日，北京党代会召开，蔡奇作报告提出“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但在网络上一些客户端新闻里，这句话有个前缀“未来五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不少人看到这个“五年计划”后深感不安。到了当日下午，胡锡进发表文字说“收到北京市有关同志给我发来的市委领导报告的部分原文”，发现上午刷屏的“未来五年”的图片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因此他发表了《这样的修改是应该的，顺应民意》的文章。这种“民意”，大概就是希望尽快疫情尽快过去，生活尽快回来。二是，在上海宣布打赢保卫战的这个重要新闻之前，上海拥有63年历史的老字号“第六粮油”发生了一起八旬老太因为没办法扫码而买不到生日面的事件。事件在网上引发舆情后，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从网络留言看，不少网友批评店员执行政策中的不近人情和机械死板，但是从这个特殊的事件中也能看出人们对于正常生活的期盼。三是发生在丹东的的“袭警案”。源于看病的父女俩因为黄码被维持秩序的警察（据称也有可能是志愿者，有待证实）拦住从而引发冲突。在网友和法学专家眼里，无论袭警是否成立，人们都对于父女的遭遇报以同情。这种舆情的背后是这样的看法：父女俩做法没有错，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无可厚非，但是“码”的确成为引发矛盾的焦点。此前发生在郑州的随意赋红码事件，让健康码逐渐从抗疫的有功之臣变成了一种被地方用来维稳的非法工具，一种被异化的可疑符号。这个影响非常大的舆情事件，因为处理的手段并未上升为法律的严厉制裁，而收到一些争议。这是国内首次健康码被用于其它不正常目的的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健康码可能导致的安全担忧。我们再从一些大大小小的网络事件能够看出，国内各地已经出现不少因为健康码异常而出现不能进店、消费不成功等事件，每个事件都会引起非常多的围观。从留言看，人们不一定对于涉事的单位和饭店产生不满，而是对于扫码过程中发生的“一刀切”现象表达了不满。我们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从近期发生的几个较大的网络舆情和人们关心的网络留言看，几乎都和健康码多多少少有关系。人们对于健康码并没有“对”或者“错”的判断，但是这样的“码”总是会引发关注，已经成为话题中心。健康码对于中国抗疫的成功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但是在疫情平稳之后，尤其是在上海宣布打赢了“保卫战”之后，人们渴望过上正常生活的心理，或许变得更为迫切了。任何一个事物，一旦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绕不过去的存在感，如果不能让人们身心愉悦，那它早晚就会显得碍手碍脚。接下来，“码”的新闻或许会增加，也倒逼相关部门优化“码”的政策，尽可能便利人们的生活。健康码退出历史舞台尚有待时日，但是从国内一些地方的举措看，疫情防控常态化使得生活慢慢变得轻松起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放开核酸检测要求，允许自由流动。以江苏来说，13个地级市日前再次发布通告，调整相关政策，总体看来是提高了流动性。在文章最后，想再谈谈上海“保卫战”成功后，普通百姓的怨气如何？是消散了还是依然耿耿于怀？很凑巧的机会，我曾经在上海刚刚开禁的时候和几位上海市民有所交流，了解到了这场抗疫斗争给他们的生活究竟带来怎样的严重影响。从他们的语气中依然能够感受到不满，但是他们都是支持抗疫的，不满都是因为基层干部服务不到位和日用品的匮乏。这意味着百姓的不满是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是对于生活不便的不满。上海这座城市的怨气很显然被夸大了。这也再次证明，对于一个危机事件来说，消除危机本身就是最好的公关措施。保卫战打赢了，这座城市的伤情也就能尽快治愈了。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期几起舆情事件，让人们聚焦到了一些地方权力的乱作为上面，人们警惕“权力病毒”几乎超过了警惕疫情病毒。这些事件包括，唐山打人案、河南随意赋红码事件、哈尔滨钓鱼执法“钓”出绿水鬼事件等，三者都指向了权力可能的乱作为。唐山打人案，人们关注打黑是否真抓实干，以及背后是否有权力“保护伞”；哈尔滨钓鱼执法事件，人们怀疑执法者钓鱼行为，以及“绿水鬼”是否涉及贪腐行为；河南随意赋红码事件，人们更担心的是疫情防控形势缓和之后，权力的监督问题。发生在河南的对目标人群任意赋红码事件，挑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那些准备到村镇银行取款或者要个说法的人们，突然就在火车上被赋红码了，几乎寸步难行，甚至直接被带到隔离站去了。不少受害者深感无力和愤怒。河南随意赋红码行为直接违反了中央网信办早在2020年2月9日就发布的《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这应该是国内最早明确了疫情防控手段不得“越轨”的文件。河南搜集了相关人群的个人防疫信息，然后出于地方狭隘的维稳等“其他”目的赋红码，显然直接违反了这种规定。很多引爆舆情的乱作为者在认知这个层面处于非常低维的状态。他们竟然不会考虑到，虽然通过赋红码这种“数字葵花点穴手”，一下子把这些人给“定”住了，但是他们脑子还在，能愤怒、能上网，就能把事情捅到网上，成为强烈舆情，一旦有舆情，就会导致舆论压力和上级问责。就跟下棋只考虑一步一样，结局必然会走入死局。表面看是舆情素养不够，深层原因在于他们高估了权力的作用，没有想到在一个开放的文明社会里，舆论推动形成的监督之力，常常超出一时一地的部门权力。权力具有自膨胀的特点，对一个正常社会来说，权力的过度膨胀，从来都不是一个小事情。人们对于河南随意赋红码的行为反应如此之强烈，还在于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类似的权力越轨事件构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连续统”，让人们对于疫情防控期间形成的权力扩张产生了抵触情绪。此前，发生在上海和徐州睢宁县的疫情防控人员直接入室消杀的做法，逾越了公权和私域的“门槛”，已经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如今河南再次出现了权力乱作为的情况，人们担心类似事件将接连出现，会使得“权力病毒”蔓延，威胁到疫情后的社会安宁。每当社会处于紧张状态时，相关部门的权力就会出现扩大和膨胀，这也是一个社会规律。比如统计发现，美国每次发动战争，总统的权力都会扩张，变得更为集权。除了权力所有者主动谋求，还在于人们常常在非正常情况下主动授权，让社会获得更为强有力的核心力量。但问题是，一旦这种非正常状态解除后，过于集中的权力如何“收回”？过于集中的权力总是不安分，总是要搞点事出来。中国的抗疫过程中，百姓也将很多的权力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授权。一方面是对党委政府的绝对信任，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只有授权和接受领导，社会才能更加凝心聚力，防控才会更加有效。但是随着上述各种地方权力乱作为的现象接连发生，人们发现这种权力的集中和授权现象，产生了副作用，或者说，权力部门在大权在握之后，发现做事情更为得心应手，开始迷恋这种感觉了。权力在封建社会是一种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是进入近现代文明社会以来，权力如果想要运行得更为顺利，常常需要一种民主和协商，这就使得权力行使起来常常需要穿过一些障碍性的环节，比如合法程序、民主环节等，换来百姓的谅解、配合和授权。权力的障碍本身构成了一种文明的程序，使得权力的整个行使过程获得了社会性的合法合理性，正如百米跨栏赛，缺乏了那些栏杆，比赛就不成其为比赛。这意味着权力总是会受到约束，行使起来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而这恰恰是文明社会的象征。但发生在河南这种权力乱作为的现象，却提醒人们，权力具有“自膨胀”的内在逻辑，总是希望能够突破和逾越这些文明环节，如黑客就从来不会尊重密码背后的公民隐私。权力需要处于监督之下、被关进笼子，才会运行得更为安全有序。这也提醒人们，在疫情形势走向缓和的时候，反倒需要警惕权力的乱作为了。否则，人们对于“权力病毒”的担心开始超过对于新冠病毒的担心了。几件事情的爆发，就使得人们从防控疫情急剧翻转到防控权力乱作为，大好形势变得不那么乐观了。河南等地方这种权力的乱作为，还深层次地暴露了这些地方对于官民关系的错误看法。本来，疫情防控是个官民合作的整体社会行动，任何一方做得不好，都难以确保行动的成功，但是由于百姓将权力授权给了相关部门，使得后者的命令和指示畅行无碍，一呼百应，但相关部门却因此产生了错觉，认为抗疫的成功不是由于百姓的配合，而是归结于自己权力的强大和无所不能。这就导致了一个隐患，为接下来的一些干群冲突埋下了伏笔。我们知道，虽然官民合作促成了抗疫的顺利进行，但是这中间由于涉及不少强制性的举措，局部地方的干群关系出现紧张。在一些大城市，甚至这种紧张导致的误解和愤怒情绪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于地方的社会心理之中。如果地方相关部门不能采取措施去缓解和消弭这种紧张，将在未来的施政中遭遇挫折。如果地方相关部门再将抗疫归功于自己，以贪功的姿态轻视和无视市民的合作，并在行动中让权力乱作为，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恶化地方的施政环境和官民关系生态，也将断送抗疫斗争中形成的共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集体记忆。权力过于集中，总会带来一个异化的后果。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的那时候，人们就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一些被授权的保安由于掌握了业主进出大门的“口令”权力，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全然忘记了自己服务者的角色，而觉得自己成为了小区的“统治者”。今天，人们也担心，公仆们由于在疫情防控中被授予了多大的权力，会不会也被异化，并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成为一个隐患？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唐山打人案近日一直是国内关注的焦点。舆情浪潮怒拍下的唐山在重重压力之下，展开了攻势强大的夏季打黑行动，再加此前9位嫌疑人先后归案，舆情开始转入新阶段，网民对于各个涉黑者和可能的保护伞的揭批，以及对于接下来审判的关注等。唐山打人案引爆的这一波大型舆情，再一次证明了无论什么样的痼疾和堡垒，即便中央三令五申都不能令行禁止，扫黑除恶也可能留下漏网之鱼，但是一旦舆情爆发，其倒逼的力量就会远超各种市场之力和行政之力，把各种包着裹着的恶行都炸个体无完肤，大白于天下。就以唐山来说，在舆情引爆之后，各种举报和报案接二连三，如同被揭开了盖子的高压锅。为什么地方面对舆情会变得如此“从善如流”？原因很简单，强烈舆情里有强烈的民意，民意后面是中央的关注和问责的利剑，地方如果不能尽快采取措施平息舆情，接踵而来的就是乌纱帽飞走，官员被问责，地方官场遭遇强震。唐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仪式，人们都知道这不过是浩大的“免责”工程，大家心里也都在暗讽“早干嘛去了”，但是实话实话，如果没有这一波舆情，这种霹雳行动会有吗？恐怕连个表面文章都不会有。而且人们毫不怀疑接下来会真抓实干地打黑，说不定能挖出一些保护伞，毕竟亿万网民和中央都在盯着。现在谈谈案件中一个关键而敏感的细节。随着网民对于细节深扒和曝光，人们才知道，嫌犯在打人之后还试图找人开价给受害者打算摆平此事。如果不是正义市民将视频放上网络，这个恶行真的可能被掩盖住了。想想多可怕！如果没有这位富于正义感的市民冒着某种危险将视频传上网络，引爆全体网民的愤怒，这些在地方作恶累累的嫌犯真的可能会摆平一切。设想一下，即便受害者报了案，但是因为这些惯犯有经验的操作，案件极有可能变成一起简单的街头冲突，虽然女受害者受了伤，但是打人者也有伤情报告，单方面的打人变成了冲突，最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事情不了了之。从此前不少案件被压住的事实来看，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今天，为什么说要将技术设施的建设当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就在于这种监控镜头之类的技术监督，是不徇私情的，不照顾情面的，是最为公正公平的监督制度。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正义网民将视频放到网络上，这种真相又何以大白于天下？这种技术监督又何以发挥强大的公平价值？如果我们将这种技术监督的视频内容视为某种内幕的话，则我们可以将唐山这位正义网民看做一个“深喉”。“深喉”作为媒体发展和舆论监督史中具有重要价值的角色，是指那些冒着人身安全等方面的风险将关键内幕捅给媒体的内部人士或者各种知情人士。“深喉”在美国曾经的“水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喉”在西方往往受到极大重视，并被赋予价值观意义，但是在国内，起码在字面的意义上，“深喉”并不被鼓励和承认。在中国的媒体语境中，我们可以称为“知情人”等，而一旦涉及到政府机关等方面的关键信息，则又可能和泄密、安全等联系起来，成为报道的绝对雷区，毕竟我们和西方的媒体制度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唐山打人案中，如果不是这位勇敢的市民将关键的视频传上网，事件就不会引爆为重大舆情，事件就不会出现重大转折。甚至可以说，视频改变了一切。我们如果不把他当做“深喉”来看待，我们就没有办法将他的社会价值凸显出来，而且也无从传达他的行为中包含的显著的社会正义性质。在我们关注唐山打人案的进展、关注公平正义是否能顺利彰显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这样关键的“深喉”角色。因为他可能关系到未来的各种冲突事件中，真相能否大白于天下，公平正义能否获得伸张的问题。毕竟，每个有思想能力的人都能够设想到，以往很多案件或许由于没有关键的监控视频的支持，真相可能永远石沉大海了，冤情也是无法昭雪。但在未来，只要有关键的视频，技术作为法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关键证人。在舆情滔天的大浪中，人们尚未注意到将视频传上网行为本身的关键作用。这位勇敢的市民也依然隐身于人群的深处。即便网上有他的一些资料，毕竟具有一定的匿名性和安全性。但是，如果人们回过神来，对于这个勇敢的“深喉”投以过多关注，却可能反倒害了他。毕竟，他的行为让上述几位恶徒受到了惩处，会得罪他们的同伙，更关键的是，他将视频传上网的行为，本身是一个“灰色的行为”。这也使得这种正义行为本身带来了争议性的内容。这种公共领域的监控视频内容，个体并无权力将之传上网，这种权力往往只属于公安等权力部门。尤其那些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监控内容，更是不能触犯的雷区。这样公共领域的监控内容，同样也是处于严格管理之下的，否则如果人人都可以传输上网，那作为政府管理重要内容的监控行为可能彻底乱了套，成为人人自危、漏洞百出的社会。这就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一方面，视频内容的公开权力掌握在相关部门手里，但是万一相关部门中的某个关键人员出于某种原因（比如因为腐败被收买），将视频隐匿了、删除了，或者公开不及时、不完整，事件的真相可能也就没了下文；另一方面，一些接触到了视频内容的人员，出于正义感而将视频公开，却又可能触犯了法律法规，掉入灰色地带。这个问题看来不光是个法律问题，还是个伦理问题。就以唐山打人案中的视频上网来说，很显然是个正义的举动，也改变了事态的走向和当事人的命运，它的意义怎么说都是不为过的，但是这个举动并没有走在光明的地带里。比如，如此强烈的正义行为，也带来了正义的后果，却不可能获得见义勇为的表彰。类似的事件到底该怎么办，值得探讨。从以往的做法看，对于那些擅自传上网的内监控内容，如果侵犯了个人的隐私，自然有人会声张权益，对于这种行为进行惩罚。但是对于能够伸张正义的将视频上网行为，即便本身富有争议性，最后也无人追究，不了了之。虽说对于有关方面来说是个善意的保护性的做法，但是并未成文，没办法推广，更没办法确定下来作为保护条款。国外对于“深喉”具有明确的保护条款，媒体也有对之保密的职业道德。但是在国内，如何鼓励人们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见义勇为，同时又不触犯法律法规，是个可以探讨的话题。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生产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两天，发生在唐山街头暴打女性事件引爆了国内民众的愤怒。这也是丰县“八孩女”事件以来，国内舆论场再次爆发同等烈度的舆情事件。事件走向和持续时间如何，尚待观察。事件之所以引发民众普遍的愤怒，在于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肆无忌惮的暴虐令人发指，人们不能不设身处地设想情境中的自身安危，并合理质疑当地的治安和扫黑除恶的效果。加上该案改由廊坊异地侦办，又引发人们对于事发地公安系统的联想，人们寄望于“青天大老爷”能够发现地方是否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眼下，事件在舆情里沿着如下几个方向发展，每个方向都有可能被网友挖出内幕，并成为次生舆情：一是人们开始深扒地方过往的黑恶势力和不公平案件，包括新的涉黑举报、此次打人者的黑恶历史和生意版图；二是地方可能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人们从几位已经落马的领导干部经历寻找蛛丝马迹；地方公安部门负责人的经历也引起了网民的关注；三是各路名人对于事件的关注和批评，大媒体和央媒的评论引发关注；四是人们关注打人者可能的审判结果和下场等。我们看了打人视频以及各方的评论，人们从治安、法治、打黑除恶、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严厉的抨击，但我们感觉有个角度尚未有人提出，而这或许应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那就是，在今天经济下行压力下，一些经济上破产、社会上被甩出正常轨道的边缘人群，有可能会作出反社会的极端行为。唐山打人者已经表现出较为典型的反社会人格和行为特征。从唐山此次打人视频能够看出，打人者是不是黑恶势力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了，人们之所以被彻底激怒，并深感震惊，在于发现打人者不光无视不打女人的文明社会底线，而且是以一种超乎人伦底线的暴虐行为，罔顾被打者生死来发泄内心的人性之恶。即便是黑恶势力，在街头打杀的时候，也要考虑在地方的发展问题，因为黑恶势力常常以暴力垄断生意为特征，最大目标依然是在地方谋求做生意赚钱，如果彻底丧失人心，不光生意难以持久，在地方也呆不下去。但是唐山这个打人者的表现，让人们对打人者是否还有人性失去了信心。他们不光以狂暴的暴力行为进行纯粹的发泄，更能看出他们已经不再顾忌社会的眼光和约束，他们就是歇斯底里地彻底作恶，彻底地抛弃人伦底线的约束，呈现出行为和人格的病态，是一种显著的反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主要指实施暴力者只是追求简单的恶意发泄，罔视公序良俗和社会规范，行为本身并无利益可言，呈现出滥杀无辜、不计后果的特点。唐山打人者的表现符合这样的特征。反社会行为的发生，具有内外因素，内因如个人心理的阴暗变态，外因如环境条件的恶化，反过来又强化了内因，促其作出社会越轨行为。从国外发生的一些反社会行为看，常常在整体经济状态和社会治安状态恶化的形势下，少数个体走上了报复社会的个人恐怖主义等反社会行为。但是也不排除一些特殊的邪教影响，如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出现的“独狼”事件。美国社会近年来发生的报复社会的枪击事件，人们追溯罪犯经历，常常和经济破产、人生失败等负面影响联系起来。试想，如果唐山打人者持有枪支，会不会和美国报复社会者那样产生更为严重后果？想来那些看过现场视频的人们都不敢想象。再从打人者的经历看，是和失败、破产、社会失范等关键词深深联系在一起的。主要嫌疑人之一的陈某志，是当地一水产养殖公司老板，曾为刑拘在逃人员，资料显示他牵涉7起司法案件，多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成为“老赖”。另有一位同伙曾有过故意伤害行为等。这种经历不可能不对他们的人生和心志产生负面影响，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激发他们作出反社会的危险举动。随着全球经济下滑、俄乌战争冲击、美国升级竞争局势，世界步入一个新的动荡期，中国不能幸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不少中小企业经营困难重重，同时疫情防控措施严格，不少人心志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此形势下，人们都将选择和国家社会一起克服困难，共同度过，但是不能不说，极少数已经被社会严重边缘化的极端者可能会作出反社会的举动。唐山街头打人事件，或许是这种反社会行为的一个端倪。一方面，要严厉打击这样的反社会行为，通过杀一儆百来警告那些黑恶势力和潜在的作恶团伙不可造次；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研判在当下经济下行压力之下，这种反社会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和后果，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日接连发生了几起影响较大的舆情事件，如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深圳国企书记女友“躺斗”事件、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被举报并被调查事件等。前两个舆情事件属于传统舆情范畴，后一个事件则属于近一两年开始出现的舆情新现象。预计后者这一类舆情将呈现多发趋势，成为一个社会热点现象，也会成为各方的“烫手山芋”。我们建议要从眼下开始思考应对改善之策，防止社会资源空耗和内卷。1、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120中心是个窗口行业，而且又是生命应急领域，很容易因为一件攸关生死事件爆发舆情，成为众矢之的。因此，这样的行业应该功夫做在平时，而且要对整个系统进行风险梳理和培训，从接线员声音、话术、技术语言（如快速准确获得出事地址），到人员和车辆出警、车辆保养、路况预警等，都需要全流程兼顾。就以此次被诟病的通话过程来说，在对话这个环节，就需要进行严格的专业的培训。在120调度员接警对话开始，一个特殊的应急情境就形成了。调度员需要按照日常的培训，首先声音和语气就应该给人以可信赖之感，不一定体现出情感，但需要体现专业感，同时快速获得可接近的地址等有用信息。在这个特殊情境中，效率就是生命。就此案中的对话来看，调度员大概率是凭主观感觉事态不紧急，但是又希望表现出专业性，进行了情感抚慰，结果导致了严重后果。从郑州对此事的通报内容看，就存在的问题指出对急症患者病情判断有误、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足等。120的背后是个巨大的城市支持系统，调度员仅仅是一个流程的端口。但事实上，我们从“调度员”这个岗位称号，就知道该岗位关系甚大，具有关口前置、关键时刻调度资源性质，但是如果将主观判断、出警与否全部交给调度员，这本身就意味着风险环节。可能120系统内部有各种流程规定，但是公众对此并不关心，他们需要的就是接警就需要出警，毕竟抢救生命需要争分夺秒。如果不出警或者出警不及时导致后果，那就会引爆舆情危机。事实上，从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放管服”等各种精简办事流程政策来看，加强事后监管成为不可或缺环节。一旦发现有人骚扰120、报假警，进行严厉惩处就成为政策的切实保障，而不是一开始就设定有人假报警而不出警。我们在很多场合提出，对于各个环节流程风险的梳理，就是为了降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尤其是降低领导干部的被问责风险，毕竟在舆情时代，绝大多数危机一旦爆发，直接就转化为干部的危机。从郑州此次事件处理了多名领导来看，事实再次验证这个判断。如果在平时就加强业务建设，进行风险梳理和流程建设，并预演复杂场景，在面临突发事件的时候，常常效果更佳。2、深圳国企书记女友“躺斗”事件深圳此次“劳斯莱斯和宾利车主打架”事件，本质上是个传统舆情，和“我爸是李刚”、四川“严书记”夫人事件、各种所谓“坑夫”“坑爹”事件大体类同，涉及到豪车、官员、权力代理消费等腐败标签和腐败想象。但它也暴露了一个新现象，那就是此案中的女士成为“信息茧房”效应的受害者。这里所说的“信息茧房”，包含了所有诸如“过滤泡泡”“回音壁”等类似的表达，指的是个体陷入自己日常程序的认知陷阱。该女士由于身处权力代理消费阶层，出入豪车，身边充满迎合笑脸，认为人们生活也是大抵如此，而且她情绪激动之下要喊来的某著名媒体，在日常生活中可能确实是做好正面服务的。当外来力量打破她的“信息茧房”，促使她要获得情境优势地位、恢复日常程序的时候，不想脱口曝出的50辆豪车、官员背景却一举引爆舆情，事件由车位问题、吵架问题来了个急转弯，转变为国企和腐败舆情问题，各方为此需要紧急应对。虽然当地回应指出，该国企“书记”为离异单身，该女士为他的女朋友，但是这不影响舆情性质，也不影响该女士的权力代理消费身份。毕竟，是否为正式夫人仅仅是个法律问题，但并不妨碍二者的亲密关系和可能的资源交换，女朋友依然可以进行权力的代理消费。权力的掌印者也即官员本身可能是清正廉洁的，但是他的亲人包括女朋友却可能大肆消费、运用权力的影响力进行消费，权力代理消费，本身应该视为腐败的一种形式。网络上所谓的“坑夫”“坑爹”的说法，其实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表达，本质上是被对背后权力的同情和包庇。类似事件已经发生很多，但是还将会接二连三地爆发，因为这是个社会规律。对于权力代理消费者来说，如果不能满足优越感，不能高人一等地活着，吵架中不能力压对手一头，不发挥权力的最大炫耀效果，那谁会知道我的特权身份？但正如有评价所言，深圳的豪车车主在吵架这件家常事上依然能放下架子，亲力亲为，表明深圳依然是个创业的年轻城市。这或许是唯一的正面解读角度。3、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被举报事件回到文章的开头，再谈关于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被举报的事件。这件事和去年的联通“蛋炒饭”事件，性质大致类同，对相关方面是一个烫手的舆情。从罗崇敏的文章看，他的重点是青少年教育问题，表达了一个退休的教育工作者的忧患意识。从具体的表述行文看，的确有不妥当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如将牺牲的烈士归入自杀者行列等，这无怪会引发网友们的愤怒。我们特地关注了他的从政经历，发现这是一个从基层奋斗而起、野心勃勃不断折腾到名利双收的经历，直到出事落马。不少媒体将之描述为少见的改革家，我们看到的却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攫取了权力的野心家对于权力的惊人挥霍，和权力行使的无所顾忌、无所监督。权力给了他信心，导致他如一个大象闯入瓷器店，在教育的每个领域都大刀阔斧地推行野性改革，也由于缺乏监督，又助长了他成名成家的欲望，把自己成功包装成了一个教育名人。人们看到改革，我们看到的却是监督机制的缺失。他今天的被举报，大概率是他野蛮的改革得罪了很多人，他们不想放过他，这是他的报应。从他此次惹出事端的言论看，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但是由于缺乏科班的学术训练和必要的素质功底，使他的良好想法和正确表达之间隔了一条太平洋，词不达意，还惹出了风波。他的思想仅限于“民科”水平，有了权力的加持，才有了后来的一切。但上述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要表达的重点。我们要谈的是他被举报的事情。一个70岁的退休官员，因为表达一个看起来具有较好初衷的意愿，由于表达的不正确而被举报，而且是根据英烈保护的法律，上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地方随即成立了调查组进行了严肃调查，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如临大敌。从这个事件的主观恶意和客观后果看，我们的看法是，事件不足以支持这样兴师动众地浪费各种社会和行政资源。退休官员正被社会重新估值。近年来，一些退休的官员借助“旋转门”机制被吸收进了各类智库，是因为这个群体常常一定程度上较好地结合了国情、理论和实践，具备了智库专家的资质，更因为，他们退休而能够抛下在位时候的各种顾忌，说出一些真相和真话，对于我们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他们常常更能切中肯綮，富有启迪。我们虽然对于罗崇敏进行了一些权力的批评，但是不妨碍承认他在长期的从政过程中应该获得了某种真知灼见，他本身也具有参事的身份，可以大方、大胆地发言和建言。如果他这样的人不能自由发言，说错了一些话就被调查处理，还能指望谁再说出些真心话？对于整个社会建言的环境和创新的环境，无疑是一种打击和挫折。但是对于他的不正确甚至错误的表达，显然不能沉默、不能放任，可以由原单位的相关部门、相关领导约谈他，进行诫勉性质的谈话，督促他认识错误，进行道歉，收回看法，而并无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成立调查组。近一两年来，由于罗昌平侮辱先烈事件、联通“蛋炒饭”事件（见我们此前文章《联通微博事件：一场大规模的“吹灰”社会实验》）等事件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屡起波澜，其中不少是由网民举报而爆发的。舆论斗争是必需的，必要时候也是决不能沉默的，但是需要吸取联通“蛋炒饭”事件的教训，该事件经网民举报之后，各方进行了严肃踏实的调查，却发现并非实情。我们重视舆情，重视社情民意，但并不意味着决策就可以受其左右。舆情是不是民意，或者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需要进行调查和研判才能下决断。更何况，决策是个严肃的事情，这决定了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应该平衡网络舆情和专家意见，并为政策的可持续性留下余地。但也不应该将板子打到网民的身上。他们是不应该受到责备的。除了极少数的别有用心的“高级黑”者，绝大多数的网民爱国爱党，即使进行举报也是出于善良的初衷，出于巩固阵营和意识形态战线的目的。问题在于，为何这样的举报多了起来？不可否认的一个背景在于，在中美处于激烈的全球战略博弈的当下，网民空前地团结了起来，群体心理上会自发进行内部的“思想整肃”，但是另外也不能忽视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某种事件多发成为社会现象，常常是某种政策或者措施“诱致”的结果，也就是说，受到了某种暗示和鼓励。大众被鼓励、尤其是基层百姓被唤起，常常会出现双刃剑的社会效应。诸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好事，但如果举报成风，告密返潮，那就太糟了。设想一下，如果类似的举报多了，相关部门接到了这样的举报，那肯定会成为“烫手山芋”，查或不查，都是难题。而且，一旦“接警”，就常常处于网民的严密监督之下，其进退两难，捉襟见肘，都将成为网民热议话题，无异于一场次生舆情。想想都觉得脑壳疼。但所好的是，一切都来得及。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期爆发的几起舆情，让很多人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困惑：很多事情存在已久，甚至多达十多年了，为何到今天才终于爆发舆情？比如，此次引发民怨沸腾的教材插图，2013年审定，至今已近10年；新疆的“问题教材”，也是存在长达13年之久才爆发为重大舆情，作为负责人的罪犯刚被判处死缓；今年年初震惊全国的丰县“八孩女”事件，也已是存在多年，孩子都已经接近成年……这些重大网络舆情事件，在现实中已经存在多年，甚至被网友接连反映举报了多年，比如人教版的插图问题，不少家长、教师在多年前已经注意到并进行了反映，但是都没掀起大的波澜。一些自媒体也对这种“地雷”一直未被引爆感到困惑，并尝试进行了解释，比如插图并不是教育主要内容，因此未被广泛关注；审美未能统一，或者审美能力不够；引爆的因素未能集齐，等等。上述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总体看来，并未说到根源上，未能从舆情爆发的原理上进行阐述，因此缺乏相应的说服力。解释一件重大网络舆情的爆发原因，自然需要考察事件本身的敏感要素，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从当下整体的社会心理、社会心态去寻找结构性因素，才能找到引爆这个舆情的真正导火索。如同一场大地震的爆发总是地质结构破坏一样，舆情也是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剧烈冲突。地震是地质破坏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舆情也是慢慢积累的问题，到被导火索一举引爆。关键是，为何导火索此前一直未被引爆？或者即使点燃了，但是未能引爆？原因在于社会心理尚未达到那个“引爆点”，整体社会心理处于沉睡期。正如我们此前曾经普及的一个传播学原理：任何一个事件，如果没有被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推入大型舆论空间，它就不会被公众关注并推动解决，那么它在这个世界上就等同于不存在。即使它在小范围导致了后果，但是对于公共空间来说，它依然不存在。只有网民群体整体性或者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体的心理被激发、被调动起来，社会环境具备了合适的温度、压力，才会彻底引爆一个深埋地下的炸弹。总而言之，重大网络舆情是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的直接产物。一旦社会性“雨云”形成，一个小尘埃也能引发一场倾盆大雨。就以此次教材插图事件来说，即便此前被反映被举报多年，但是因为未能调动整体性的网民心理，只在小范围闷烧，并未发展成为爆发性的重大舆情。那么，今天的网民心理为何被调动了呢？这就需要寻找那些深刻而激烈地影响整体社会心理的关键敏感因素。在今天，最大的敏感因素无疑是当下较为紧张的中美关系、中西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碰撞。中国网民历经奥巴马时代“亚太再平衡”、特朗普对中国的“极限施压”和残酷竞争，再到今天拜登集合了西方的“朋友圈”，利用俄乌冲突，打算全面围剿中国的不同阶段，心路历程曲折激烈，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已经被全面唤起。这种唤起，是一种被动式的动员，形成一种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自觉。爱国主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在阵营意识和认同心理之下，“站队”成为自觉，并开展内部肃清行动，常常表现为寻找影响内部思想不统一的因素，从而有利于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不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东西，一旦被举报、被推入公众舆论空间，那就是最好的导火索。我们注意到，举报此次教材插图的理由很多，如表现怪异、不符合传统审美、涉嫌色情等，但是最关键的引爆点，在于一些文章指出，“教材被西方思维洗脑”“和‘眯眯眼’现象殊途同归”“文化上的亡国现象”等等，类似说法才直接引爆了舆情。这种从文化和意识形态角度迸发的情绪火星，一举击中了当下高度热烈的爱国主义“全民情绪池”，随即就是遍地战斗烽火。井冈山革命时期为什么可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在于各地遍布着随时可以揭竿而起的百姓，一个革命火种足以引爆革命。在今天，任何一个大型网络舆情，只要具备了相应的社会条件，一个火花也足以点燃舆论场，燃遍线上线下。同理，我们看待新疆“毒教材”，也是可以使用这个解释框架的。我们追溯一下新疆问题教材事件，会发现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很早就进行了阴谋活动，早在2013年，一些媒体就报道过内鬼利用教材在新疆问题上大做文章，但是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更未引爆国内舆情。由于教材编写者处心积虑，再加教材的发行使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很难成为影响国内整个大型舆论场的重要议题。但是到了2021年年初，爆发了一件影响国际国内的大事，那就是新疆棉花事件，新疆教材问题由此被引爆。3月24日，H&M官网声明不再与新疆服装厂合作，这源于2020年西方的服饰和运动装备行业突然掀起了一场针对新疆棉花的抵制运动，给出的理由是强迫劳动和宗教歧视的指控。人们由此了解到新疆棉花事件背后的推手是以美国为首的境外势力。人们的愤怒情绪被点燃了。在此形势下，2021年4月6日，新疆召开了涉疆问题专题发布会，公布了上述分裂势力的犯罪事实，揭开了“教科书中的阴谋”。这个发布会一举点燃了公众怒火，随即而来的各种揭露和挞伐文章铺天盖地，彻底成为全国性的网络舆情。我们由此总结，任何一个大型网络舆情的引爆，常常需要一个合适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的铺垫作为规模性全民性的发酵温床，然后任何一个火星，就可以成为强烈的催化剂和导火索。最后，我们再来谈谈丰县“八孩女”事件，这个事件的爆发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上述两个事件的爆发机理有所不同。我们为此需要引入一个关键词，“新闻空窗期”。“新闻空窗期”是指，某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出现较大的新闻事件，整个社会和网络舆论场处于真空期，由此人们常常抱着好奇心态期待一场新闻事件的爆发。这种空窗期里出现的好奇心态，常常“害死猫”。它导致了一种后果，那就是一旦某个新闻姗姗来迟，即便是个小新闻，也会引发各方关注，从而新闻性、娱乐性、严重性被放大，演变成为大新闻。很多事主由于带着“多大事啊”的轻敌心态，回复不当，常常处于舆论高压之下，千夫所指，无疾而终。更何况在今天，仅仅微信公众号就有将近4000万个，还有各大平台的无数账号。新闻空窗期就是网络“枯水期”，导致了流量的枯竭，每个账号后面都有一两个甚至更多的流量焦虑症患者。他们需要一个新闻作为一场甘霖，来拯救自己，以及无数粉丝。“人民渴望看到我的文章，他们为此彻夜不眠！”我们复盘一下丰县“八孩女”事件爆发之前的国内舆论场状况。1月27日前后，视频从小论坛引发关注，在各大平台传播，一路延烧；2月1日是中国春节；2月4日，冬奥会举行。中国春节期间，按例是新闻的“休战期”，那些惯于在周末发布“周一见”的爆料主也需要给自己放个年假。更何况，为了迎接冬奥会，相关部门严防死守，已经进行了舆论场“清场”，以安心迎接一场盛会。谁知，这为丰县“八孩女”营造了引爆的绝佳环境，“新闻空窗期”就这样出现了。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应该说，丰县“八孩女”舆情对于各地各级领导干部的震动，不下于一场精神领域的大地震。该案例对于舆情重要性的启迪价值，提高领导干部对于舆情的重视程度，其作用不亚于100场正面案例。综上所述，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大型舆情事件爆发根源的时候，不仅仅应该关注它的舆情要素，也应该将之放在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分析国内外的形势对于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的唤起情形，从而给出它应有的价值判断，也因此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获得社会反思价值。至于该事件发生的年限，反倒处于次要的位置。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专业观点，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一能够引发全民关注的事件，在当下内卷的时代，非教育领域莫属。而其中焦点中的焦点是子女教育问题。任何与此相关的事件，都会引发全民级的关注。能够引发全民愤怒的事件，在当下的舆情时代，非道德领域莫属。那些涉及到伤害孩子、拐卖妇女儿童、伤天害理的事件，能够引发怎样的海啸般的怒潮？从丰县“八孩女”事件就能窥见点滴。而此次曝出的人教版的教材插图事件，涉及到子女教育和道德问题，完美融合了上述两个极度敏感的舆情要素，因此引发全民关注和愤怒，连续登上热搜，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二为什么说，此次教材事件的爆发，矛盾的焦点不应该仅仅是所谓的“吴勇工作室”（相关证据表明此工作室子虚乌有），而更应该包括相关的审核把关方？因为教材是个严肃的文化工程、国家工程。主管部门需要有一个委员会，进行人员的遴选、标准的制定、内容的把关和最终产品的检验。世界上各种人都有，各种审美趣味都有，但是适合教材的，肯定只有既定的标准，这就需要委员会的把关。如果他们忠于职守，对于这样的插图把关了、检验了，代表了专业观点，事件的严重性反倒降低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儿童精神世界和成人截然不同。孩童纯洁无瑕的眼光和幼稚的审美，和成人具有巨大的差别。有可能在我们成人眼里有道德瑕疵的文字、涉嫌色情的插图，但对于孩子来说，却是一个符合他们认知阶段的、能够打开认识世界一扇窗户的合适的东西。有学者做过实验，同样一个图，孩子看到了简单的美好，进行了赞美；成人看到了情色和暧昧的东西，进行了否定。问题是，教材委员会的观点呢？他们进行过严格的把关了吗？去年曝出的新疆问题教材是使用了13年之后才被发现，此次教材也是用了一段时间。问题依然是，都进行把关了吗？三按照一个专门做插图的自媒体的说法，以他的专业眼光看这个教材的插图事件，他想提醒人们这种插图不是审美问题，作者就是故意的。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其中一些插图确实品格低下，匪夷所思。但即便如此，即便我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不满，但我还是时刻提醒自己，一，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未看过实际教材，要防止信息可能被过滤被编辑过；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我是成人，我是用成人的眼光看待这样的插图的。我的不满来自于成人的精神，它受过美好的熏陶，也被丑恶涂鸦过，因此我可能并不了解这样的插图是不是适合儿童。因此，我最想知道的是，专家的意见如何？我所说的专家，必须是懂得孩子成长特点的儿童专家，一般的社科专家不可以，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拥有的是成人的眼光。儿童专家的特点是，他们能用特有的“反观性”的眼光看这样的插图或者文字，是否适合孩子？用孩子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插图，会不会产生负面教育效果？他们的小脑袋，会不会因此被灌输进不好的东西？所以当相关的出版社宣布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个教材委员会有没有尽职？这样的插图究竟有没有过关？四如果已经把关了，也有儿童专家进行了检验，进行了质量认定，那就可以用专家的观点进行解释说明。事件的严重性就降低了。反之，如果没有把关，也缺乏相关的检验，就轻易放过，并堂而皇之进入了课堂，那就应该采纳眼下愤怒的舆情观点，认定这是一个文化领域的重大责任事故，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为，必须进行严肃的追查追责。首先是追责，作为如此严肃重大文化工程的教材，竟然没有严格把关检验！第二是追责，为何没有对这样的插图进行是否符合儿童认知特点的验证和把关？五我有上述的感触和反思，是源于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接触了非常之多的挂着“儿童文学”名号的各种书刊杂志。这是一个几乎被全面商业化的领域，每个书店和出版社，都有无数的儿童书籍。通过名校、名人和名校校长的推荐，放在书店显著的地方，吸引无数的家长和孩子。我经常对于所谓的名师抱有怀疑，是因为他们常常和商业化的书本推荐捆绑在一起，进行了利益的分享。我有一个一直未解的困惑是，这些书都是成人写的，但是真的适合孩子吗？还是只是作家们和出版社负责人自己觉得有趣，觉得像个儿童文学？我看过一些被名人热捧、被孩子热读的儿童书籍，故事里里面充满了成人世界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和勾心斗角，各种人性的丑恶和不堪，让我看了心惊。更遑论现在很多游戏和动漫里，血腥和色情的东西也是比比皆是。它们也是教材，教孩子怎么打打杀杀，到社会上变本加厉“实践”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借着此次教材事件，我也建议相关部门，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专门的儿童文学管理委员会？这样的委员会，对于市面上各种打着儿童文学招牌的书籍进行检验、审查和大扫除，在眼下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里，给孩子们留下一片净土，给他们多留几年美好的时光，让他们静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童年世界里，安静地汲取属于自己的营养，这样他们长大了，接触到了社会的假丑恶，也有了自己的免疫力，成长为更为健康更为全面的正常人。六我们很多人早就知道教材涉及到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很多机构和出版社之所以在今天还能支撑下去，甚至活得还非常好，全在于教材和教辅书。很多人千方百计要挤进教材的编辑队伍，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指数”，让自己的书好卖，让自己稿费提高。至于自己是不是合适编辑教材，只有自己和历史才知道。我专门进行了检索，发现教材和教辅书的流程，高达数十个，每个流程环节都涉及利益。所以说，教材当然关乎教育，但是更关乎利益。它是一门生意。不能排斥利益和商业，但是决不能被利益和商业蒙蔽，削弱了教育的功能。这中间如何平衡两者，并突出教育功能，就涉及到把关人的角色了。如果把关人失守，甚至腐败溃堤，那后果可就严重得多了。这一点，想必所有人都知道其中的利害。七本文成文的时候，刚刚看到教育部回应教材插图事件。一、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整改，重新组织专业力量绘制插图。教育部将组织专家团队进行严格审核把关。二、教育部立即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材进行全民排查等。三、欢迎监督等。能够看出，教育部对于专家组和把关也是极为重视的。但是本文问题依然有效：此前的教材究竟有没有专家把关审核？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最近几天接连发生了几个丑闻，一个是奥迪广告涉嫌抄袭，广告已经下架，各方都已经进行道歉，但是涉及到的法律、公关和相关问题才开始；还有两个都是高校的丑闻，一个是郑州轻工业大学体育学院副书记谭某某在群里发送低俗微信引发风波，另一个河北邯郸学院男辅导员半夜敲女生宿舍门导致夜半惊魂。还有一个舆情的“发酵品”。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16日，上海召开发布会，正式发布解封时间表，即日起从非中心城区开始，有序放开社会活动，6月1日至中下旬，将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历经近50天的全域静态管理之后，上海终于迎来了曙光。上海此次静态管理，影响甚大。从国内舆论影响看，上海疫情和俄乌冲突构成了影响中国舆论场和社会心态最为重要的两个变量；从国际影响看，上海的静态式的停摆，对于全球各种产业链、生态链、价值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各界的密切关注，也引发了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的再次聚焦和议论。但境内的百姓，感受最深的还是上海的封控引发的各种怨念和情绪愤怒，这方面极大地影响了国内的社会心态。就在上海静态管理期间，有数据曝出说搜索移民的数据大增，解封后不少年轻人离开这座逐梦的城市，不少市民在压力之下也表达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可以说，上海这段时间成为一座“伤城”。心情是受伤的，经济是受伤的，城市形象也是灰色的，城市声誉是受伤的，还有各种未能显现的“内伤”和“外伤”。如何抚慰这座城市的居民心态，修复全球视野中的城市声誉，在当下上海逐步放开的时候，决策者应该及早提上议事日程，相关部门可以行动起来。在上海实施全域静态管理的初期，我们就撰文提出，“上海需要及早为形象危机制定一个公关行动方案”。我们认为，上海应该未雨绸缪，面对境外和国内不同的舆论场，及早制定一个公关行动方案，为接下来的再次归来，营造一个更好的境内外环境。01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日一些舆情事件的发生，让我们感觉有必要进行社会心态的分析。社会心态并非一个突兀的字眼，它指的是一段时间内社会整体的态度、诉求等心理状态，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并分别产生相应的后果。比如，积极的社会心态有利于推出更为积极大胆的措施，众人拾柴火焰高；消极的社会心态意味着某种社会风险或危机状态，就需要进行一定的应对引导。我们平常所说的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网络舆论、网络舆情等都属于社会心态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心态有自己更为深沉的情感特征，有时候会更为稳定而深刻，并不会轻易地改变。眼下显著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主要是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以及关于中美博弈的想象，当然还有一些事件和现象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如国家和资本的博弈走向等，但是内外矛盾交织构成了当下中国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冠疫情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又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显然，上海居民的心态和北京、南京等地的心态肯定不一样，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上海有一大批“较高能量的”人群，他们有能力有资源为社会舆论、网络舆论设置议题，从而高屋建瓴地引领某一段时期的社会舆论、网络舆情话题，正如北京的媒体和业界动态常年主导国内舆论一样，城市能级决定了舆论影响力。上海此次疫情爆发之后，已经显著地影响着国内舆论和网络舆情动态，主导着话题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因此可以说，眼下新冠疫情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是以上海疫情下的社会心态为主导的。从新冠疫情角度看，具有典型社会心态观察意义的大城市是2020年初的武汉和当下的上海。但是两个封控的城市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迥然有异。武汉表现的是一种牺牲的悲壮和无以言说的愤懑，这种愤懑在李文亮去世前后达到高潮。愤懑是一种压抑着的莫名的强烈情感体验，如地火在奔突，一旦在找到宣泄口之后就会化作狂风暴雨，但幸运的是它后来被化解了；上海在眼下表现出的社会心态主要是愤怒和抱怨，对于生活供应不足的不满，对于防控手段的不满，对于一些社区干部的不满等等。总体看来，只要危机尽快解决，辅助以适当的危机应对方式，这种愤怒应该不会留下太多的后遗症，毕竟人处于愤怒和恐惧之下，出现应激和抗争是一种本能。至于俄乌冲突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当下网民更多表现为忧心忡忡，少数网民被激发起了强烈的战斗意志。一些自媒体经过持续推送充满檄文性的情绪文章，已经成功吸引了相当多的关注。人们看到美国号召西方社会朋友圈的围堵方式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杀伤力，不禁对于未来大国关系走向感到担忧。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今天的社会心态和未来可能的影响。一、网络舆情在等待一个“背锅侠”人们会感受到，一旦社会心态有了愤怒的水份，那就会比较危险。除非得到化解，否则这种愤怒的情绪总有一天会化作倾盆大雨当头浇下来。问题在于，这样的大雨会淋在谁的头上？也就是说，愤怒的社会情绪会找个发泄的对象，否则它就一直滞胀在那里，每个人都不舒服，社会就处于风险状态，大家都不能轻装前行，获得解脱。新冠疫情影响的社会心态，我们总结为愤怒占比会更多一些。但是这种愤怒，会让很多人感到无奈。一方面，日常供应的不足、生活的不便、社区干群关系的紧张，的确导致了情绪的愤怒；另一方面，这种愤怒却是处于某种框架之内，具有某种边界，而不会泛滥的。毕竟，疫情封控是一场整体战，是国家统一指挥下的防守战，而且这种封控是决策层和专家组经过深思熟虑、全面利弊权衡之后出台的非常手段，尤其对于上海这个在全球产业链上都举足轻重的大都市来说，决策的两难人尽皆知，作为个体，只能服从大局。而且在当下中美博弈的关键时期，中国人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依然发挥作用。可以抱怨，可以愤怒，日常封控还是会配合大局。但是愤怒的社会心态，也是不容忽视的，实实在在就在那里。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引发众怒的大人物或者重要事件出现，就会成为引爆愤怒的导火索，成为“倒霉鬼”或者“背锅侠”，甚至是“替罪羊”。很多网络舆情的主角，虽然背负着某种罪愆，本就应该受到舆情的报应，但是现实往往是，负有这种罪愆的人和事往往非常普遍，但是为何偏偏爆发在他的身上？正如今年年初的丰县事件，爆发烈度异常罕见，地方被炸成“锅底”，但是类似极端的不人道的事件在不少地方都有，甚至被地方熟视无睹，但是为何只在丰县爆发？这也是我们给很多人解释过的，某些类型的网络舆情的爆发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具体引爆的导火线在哪家、由谁引爆，却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只要你有这个类型的罪愆，那么你就有被引爆的风险，但是最终引爆的，却可能只在某一家。正如每棵树都可能引来雷电，但是被雷劈的往往只有一颗。但所好的是，只要舆情爆发了，这种现象就会引发广泛的关注，从而推动整体性的解决。丰县事件爆发了，公安部就进行了全国性的打击行动。上海社区发生的一些负面事件，可能正不幸成为这种愤怒的暂时的发泄对象。近日网络上爆出的一些社区发放蔬菜不及时、被认为是可能用来“囤积居奇”的事件，引发了不少社区居民的愤怒，他们纷纷转发这种视频和图文，希望获得更大的网络关注，从而推动成为重大舆情。上海已经着手调查，也已经处理了部分干部。但是现在看来，这种事件波及面并不普遍，毕竟是极少数地方。这种网络中的愤怒情绪依然没有找到巨大的发泄口。那些涉及到腐败的、防疫不力的、道德罪愆的、吃里扒外卖国的重要人物或者相关机构，在当下这个关头，很有必要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头寸”，否则有理由在这深夜里瑟瑟发抖。时代的一粒灰，掉到谁的头上都是炸雷。二、从“马某现象学”看社会心理的“坐等”心态这两天，网络最热的讨论是关于一个昂贵的“某”字。在一个刑事强制事件的新闻通报标题中，因为“马某”和“马某某”的重大敏感性，导致了市场和情绪的强烈波动。在我们看来，如果不是因为编辑的粗疏不察，对于事件粗浅的分析可以归结为编辑对于流量的追求。谁都知道“马某”对于杭州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和高度相关性，也知道在当下国家对于资本监管较为严厉的时候，“马某”动向的高度敏感性。编辑或许有这层认知，因此刻意做了这个标题。显然流量是确实有了，但是也导致了洪灾。对于该事件不能简单地一带而过，而是需要进行深层的分析，认识到这个事件在社会心态分析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社会心理对于这个事件的高度关注，市场信心被这个新闻一举击穿，阿里巴巴的港股直接跌幅超过9%。事件如同一股飓风卷过舆论场，看得出社会各个层面对于马某和权力的动向都处于草木皆兵的敏感状态，背后透露出权力对于资本市场的巨大影响力。这本身表明国家对于资本的监管触动各方，博弈到了关键的时期。人们对于“马某”如此关注，倾向于将马某的动向遭际看作是国家对于资本态度的试剑石和分水岭。虽然就在不久前，马云再次当选浙商总会会长，这本身就是一个风向标，但是人们的期待远不止于此，期待有个正式明确的表态。毕竟，去年夏末国家对于资本巨头和平台的严厉监管历历在目，让人心有余悸，一些公司的市值大幅下降，甚至杭州的二手房的价格都深受影响，而资本对于国家的发展又如此不可或缺，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未来国运。因此，与其说人们对于马某的动向高度关注，背后其实反映了社会心态的焦虑。人们表面上是为做“壁上观”，实际是在坐等这种博弈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也对未来拥有一个确定性。无论他的动向是向左还是向右，背后都是国家对于资本的明确姿态，也将预示未来经济的走向。虽然相关方面已经接连进行了辟谣，真相已经“平安落地”，但是事件暴露的社会心态却是值得分析，背后是人们对于这场国家和资本博弈结果的高度关注，以及对于国家经济政治走向、未来中美实力碰撞的焦虑。此外，权力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让人心头生出一丝的不安。人们对于权力经常抱有信任，但是也常常带着警惕，毕竟，如果权力影响市场的比重过大，那如何相信市场的主导作用？那将导致不正常的社会，无异于又回到过去。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近期，上海的疫情牵动人心。上海引人关注，除了疫情本身，还涉及经济重启、未来预期、金融信心、国内外形势等一大堆的问题。对将近2500万人口的超级国际大都市进行疫情防控，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它不仅是个疫情防控的问题，本质是个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内外平衡的问题，是个极大的挑战。就在这样的疫情封控形势下，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出现了关于上海某位名教授被打的传言。我们以这个传言作为案例，来剖析社交时代的网络舆论传播的一个规律，一个困境。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名人的影响力是以流量进行结算的。换言之，要获得足够的影响力，就需要在网络上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和流量。这就导致了一个显著的悖论，那就是中规中矩的和忠厚诚恳的言论是没办法获得关注的，只有那些极端的、剑走偏锋的、打擦边球的、击破底线的言论，才能获得最大的流量，成为网络时代的网红和名人。在传统的媒体时代，人们争夺话语权靠的是话语的真理含量和针砭时弊的力度，而今天，争夺话语权靠的是极端话语和各种流量策略，而且往往更为成功。因此，今天争夺话语权变成了极端话语之争，平淡无奇的科学理性话语变得平庸，而危言耸听和割裂话题却能脱颖而出。这使得流量之海充满惊涛骇浪，舆论场里充满了极端表达和情绪愤怒。这提醒我们，在今天的流量时代，那些最响亮的话语、流量巨大的言论，言之凿凿的网红名人，反倒往往意味着非理性和情绪化，构成了社会风险因素，值得警惕。因此在网络上，那些极端的爱国、极端的反美或者宣扬美国价值观的“公知”，反倒容易获得流量。或许正因为这样一种网络现象，人们近年来对于那些极端的反美、极端的爱国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有些反感，担心他们利用这样的做法来赚钱流量。这显然殃及了这位名教授。近年来，该名教授在提升中国人的自信心、揭露西方一些民主自由真相方面有非常精彩的言论，也做了踏实有效的实际行动，堪称卓有成效，但是也难免令一些人不喜。但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今天不再有全民偶像，每个人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一个人的名气取决于支持和反对者之间的“评价差额”，如果差额是正的，意味着正面的社会名气和社会形象；如果是负的，意味着较差或者负面的社会名气和社会形象。对于社交网络中的信息，人们是很少关注它的权威性和可信性的，而只在乎它是不是符合你的情感。这就是我们以前经常提到的“后真相”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传言在这个语境下，只要是少数人喜欢的、需要的，那它就会被信以为真，或者就会被加以利用，进行别有用意的传播。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很多谣言、传言被传播，只不过是被相关的利益者用来进行情感和情绪的大规模的动员，组建统一战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戕害网络舆论的环境。因此，关于该名教授被打的传言，在一些反对者、异议者群体中出现了不少的传播，很多文章看起来有些幸灾乐祸。任何一个名人在今天的网络语境下，都是有大量的反对者的。该名教授也不例外。但是他的反对者的声音，在他今天如日中天的时候，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被舆论大大忽视了，处于潜伏的状态。最典型的现象比如马云，在他走上神坛的过程中，即便粉丝遍及全世界，他依然有不少的反对者，乃至敌人。这样的反对者的数量不会是个小数目。但是在马云处于江湖声望最高的时候，这个反对派成了“沉默的螺旋”，道理很简单，马云所到之处都是关注焦点，掌声雷动，是媒体的头部人物，流量发动机，任何人的质疑、反对，都很难激起浪花，而且还很容易遭受周围人的冷眼，这是个很大的风险，那还不如闭嘴或者小声咕哝就算了，这就形成了“沉默的群体”。但是沉默者不会永远沉默。中国人信奉“物极必反”，沉默者相信总有一天会等到马云走下神坛。而这一天也终于到了。人们发现，马云出事之下，突然网络上就冒出了如此之多的“倒马”的声音和行动，导致马云一时间负面新闻缠身，差评如潮，马云被迫远遁江湖，低调保身。这自然有媒体墙头草的特点，但是更大的可能是，那些长期被压制的沉默者此时反抗了，在新的条件下进行了反攻倒算，给了马云最后一击。这也提醒我们，永远要对网络上沉默的一群人或者自己的对立面保持足够的敬畏，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以及时势，随时都会转换的。当该名教授光环加身的时候，这些反对者不会有所动作，或者即使有动作也闹不出多大动静，原因很简单，没有合适的议题。围绕名教授的新闻，都是正面的积极的议题。反对者即使发声，也只能在正面新闻后面留言跟帖，影响力有限；即便另外发主题帖，但是在社交圈层和算法推送时代，也只会推送给自己的“同志”或类似异议群体，不过显然这注定是一个小群体，网络声量非常轻微。而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就是在眼下出现了一个有关于该名教授的负面议题，就是他被打的传言。这对于反对者来说，就是一种有利的网络议题，可以利用这个议题大做文章，进行推波助澜，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异议。当这种负面的声音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该名教授的形象和声誉，是会产生足够的负面影响的。这种负面的传言本身具有污名的作用，就和一个演讲者被扔鸡蛋一样，会让观者产生一个负面的想象，构成一个负面关联，从而对于当事人形象产生侵蚀。这就是社交时代的一个传播现象。当“沉默的螺旋”获得了一个较好的议题的时候，会瞬间制造舆论，占据上风，从“沉默的群体”变为舆论议题的制造者和推动者。而且，这样的沉默者不仅仅是个体或者少数人，而往往是一个圈层、一个阶层、一个群体，这就意味着足够的数量和惊人的群体力量。更由于“后真相”效应，这样的传言会对特定的阶层或者圈层产生情感唤起和感召的作用，会一下子将那些反对名教授的人们聚拢起来，足以产生巨大的声量。问题还在于，当一个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名人出现了负面新闻的时候，即便它是谣言、传言，也会瞬间获得足够的传播力。这本身也是一个名人效应。这也提醒那些名人，在进行声誉管理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和负面的东西保持足够的距离，防范和负面的敏感因素产生关联或者关联想象，最好随时保持警惕和监测状态，确保第一时间了解事态，并及时进行处理。这种名人负面议题的生命力强大，不光传播得快，还会因为被否认而获得更大的传播力。因为任何的否认、愤怒、控诉，本质上都是和这种负面新闻进行对话，是负面议题的次级议题和附属话题，是有利于增加负面议题的声量的。这也是我们在和美国进行舆论博弈的时候，往往落于下风的原因，因为美国利用舆论权力，常常主动制造议题，而我们总是被动否认和抗议，结果不过是增加美国议题的声量和流量，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状态，成为对方的舆论棋子。也就是说，这种负面议题一旦出现，名教授本人、单位和他的支持者，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保持沉默或者无视，会被认为等于默认；一旦否认或者表达抗议，又会陷入传播陷阱，成为对方的“传声筒”，增加负面议题的关注度。或许出于这样的考虑，当有关于该名教授的负面议题开始出现的时候，他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一开始就保持了沉默。也就是在前两天，该教授本人才在网络上发声，但是也并未直接否认，只是表明自己很久未到学校，暗示该传言为不实。所在单位和相关部门，对此却保持了沉默。这样的策略，只能说是一种“缓颊”的做法，本质上无益于自己声誉的恢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做名人就要吃哑巴亏。我们建议，如果该名教授确实被打，那就需要通过法律行动来恢复声誉，毕竟在文明社会里，打人理应被制裁，制裁本身意味着正义挽回；如果该传言是虚假信息，是误传（misinformation），那也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相关部门找到首发者，请他进行澄清道歉。一切行动都取决于权衡。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丨燕志华这两天，作为昔日摇滚巨星的崔健因为线上音乐会，成了各大平台和朋友圈里的一个热点话题。从数据看，崔健线上演唱会开唱不到半小时，视频号直播间的在线观看人数就突破了2000万，一小时后突破3000万，截止当日晚上11点20分，直播间点赞数破亿，朋友圈几乎一起上演了一场摇滚之夜。很多分析者是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待这场老牌摇滚明星的再次出山的，比如说，在网络时代，尤其是疫情居家的时候，线上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新起点，各种演唱会纷纷移师线上，效果不俗。尤其是视频号急需一个商业化的引爆点，“破圈”、刷屏之类的热词丛出不穷。这样分析显然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我们从舆情的视角来分析崔健的时候，会发现这次回归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条件，击中了当下的社会心理，堪称是一次天才般的回归。我们分析一件网络大事件，需要放在当下一个大背景之下进行详细考察。当下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无疑就是疫情之下，社会心理处于压抑和躁郁的双重交织。当社会心理处于强烈的压抑或者躁郁状态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危机的临界状态。处于临界状态的社会心理，很容易因为一件突发的事件而产生向左或者向右的力量。任何一个偶发的敏感事件，都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一个引爆的火星。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往往发自一个极其偶然的小事件，但这样的小事件常常影响了历史，引领了时代。如果这个小事件相对于社会心理具有积极的性质，那么社会心理的张力会被消解，社会情绪的大潮会回落；如果这个小事件相对于社会心理具有消极的性质，那么社会心理会被再次激发，社会心理再次涨潮，最终会发展成为一场可能影响历史的社会行动。从这个视角看崔健的线上演唱会，它在当下社会心理因为疫情的封控而处于压抑和躁动的时候，构成了一个这样的小事件。从全国的疫情形势看，一南一北两大疫情中心，吉林和上海，分别处于两种情绪的两极。从吉林方面看，历经一个多月的封闭，权威部门宣布，吉林本轮疫情高风险地区实现了清零。这无疑让当地居民内心充满了期盼和激动。社会心理如同春潮涌动，急需一场发泄来迎接这个迟到的春天。从上海方面看，从4月1日3时起黄浦江以西地区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加上此前的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24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进入静态管理，在世界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大街上空无一人，但是在这个城市的每个肌理和每条线路里，都在流淌着极速的血流和澎湃的流量，极度压抑的情绪，在各个楼宇的每个角落里奔走冲撞。一篇披露上海市民“已经忍耐到了极限”的自媒体文章，阅读量已经达到了千万级，其中一条置顶的留言点赞数高达50多万，这是极度罕见的数字。每一次的点击，都是一次心理的躁动。在疫情之前，上海是个享受高度自由的国际大都市。在各地因为疫情而陆续进行封控的时候，上海由于精准的大数据管控而备受好评，这增加了上海的骄傲。生产要素的高速流转，大街小巷摩肩擦踵，车水马龙，这是上海人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但是突然降临的全域静态管理，让上海跌入了深谷。这种强烈的对比，加剧了当下上海市民的压抑感和愤怒感。当我们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时候，就能理解这种社会心理。当人们享受到了足够的自由的时候，哪怕再受到一点点的拘束，就会导致更大的不满。以这样的情形来对比当下的上海市民的遭遇，就更能感同身受了。人们在面对突发危机的时候，尤其是需要忍受高压、付出代价的时候，会本能地表现出愤怒。在愤怒情绪的支配下，人们会忘记各种社会规训，以各种形式进行发泄。这样的情形在武汉爆发过，当领导人到社区视察的时候，小区里出现了居民喊“假”的罕见怒吼。这样的发泄，在眼下的上海更是出现了各种形式。有人发现，“移民”的搜索量增加了数倍。还有什么比“一走了之”更能表达愤怒的呢？我们需要理解这种愤怒的心理和情绪，有必要将之看作正常的身心反应，毕竟很多情绪反应都是源于追求安全的本能感。当下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快结束这种危机，只有危机状态解除了，生活回到正轨了，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才会药到病除，恢复到危机前的状态。生产生活正常了，身心也就正常了，生活依旧美好。要允许群众发泄不满，否则，会出现更大的不满。但是如果这种危机一时半时不能结束，我们就需要来疏解这样的社会情绪。整个社会处于情绪高压状态，如同一个巨大的高压锅，这时候找到宣泄阀就非常重要。但是遗憾的是，相关方面想做点事情，却把事情搞砸了。一是，相关方面举行的“上海政企厨艺大赛”，处于严重缺米缺菜状态的市民，高票投给了一个“残缺的馒头”。想来本意是好的，只是缺乏对于社会心理的精准把握，使得活动看起来“被咬了一口”；二是，东方卫视酝酿举行的抗疫晚会，因为本土居民的抗议也取消了。它的本意依然是想为疫情中的上海居民带去一丝慰藉和温暖，但是因为高收入的明星和娱乐色彩，和眼下的凝重社会心理多少有些唐突，所以被讽刺为“闲得不轻”。但是摇滚不一样。摇滚的生命力就在于发泄，更何况是崔健带来的。没有人会忘记崔健。这个在上个世纪80年代唱着“一无所有”的北方汉子，代表了整整一代人喊出了那个时代长久压抑后爆发的激情。崔健成为那个时代的音乐象征，不仅仅是因为他是大陆摇滚的教父，更是因为他的摇滚音乐因摇摆和冲锋的姿态，冲破了时代的束缚，具有精神解放的意义，因此被时代记下重重的一笔。今天，在暌违上个世纪的摇滚时代数十年之后，今天疫情下的中国，实在太需要崔健和他的摇滚了！无数的市民在居室的方寸之间，忍耐力经受着考验。感谢新媒体时代发达的视听条件，娱乐的身心之旅随时启程，打开任意一个屏幕，就能进入一个新空间，参与到崔健带来的摇滚的狂欢之中，可以任性地打赏，更可以一起跟他吼个痛快，一起放空身心，清空块垒。人们在压抑的心理状态下，更容易接受一切平易近人的亲切形象。如果崔健是个高大帅，或者看起来很酷的样子，那也不行，因为他会给他们带来心理挑战，构成精神压力，偏偏崔健留给今天的记忆就是穿着绿军装，系着红腰带，戴着鸭舌帽掩饰平淡无奇的面孔，正是人们可以接受的样子。就这样，亲切的崔健带着他的摇滚，在时隔数十年之后，重新走进了人们的心里，并引爆了一场关于他和摇滚的话题。他和摇滚，还可能又踩中了又一个时代的鼓点。在历经经济低迷和疫情的打击之后，中国国民心理在改革开放40年的狂飙突进之后，首次受到打击。中国亟需注入一种激情，在民族复兴的理想大旗下，鼓舞国民再次振奋起来，走出“摇滚”的不羁步伐。崔健的摇滚，恰恰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产物，那个时代的中国一切都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空气里充满着躁动不安，各种可能性在每个角落潜伏着，随时都能跳出来俘获猎物。那种国民心理，正是大战爆发之前将军最为期待的野性士气。崔健和他的摇滚能否再次改变社会，可以拭目以待。但是在当下，崔健精准地触摸到了这种社会心理，用摇滚以飨众生，堪称是天才般的归来。作者简介：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燕志华在2020年初的武汉疫情之后，上海此次疫情让中国再次迎来真正挑战。虽说疫情已经绵延到第三年，中间又历经了多地、多个大城市的疫情反复，其中还包括令西方集体躺平的德尔塔病毒，但南京迎难而上，打破了德尔塔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总体看来，国内各地基本沿用既定的防控模式，再加大数据的精准使用，疫情防控基本仍然有效。上海这一波疫情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起码遭遇了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方面，从病毒方面说，奥密克戎作为最新变种，其感染速度大大提高，传统封控和精准防控部分失效，以快打快成为更精准手段，但如上海相关人士道歉所言，对此次疫情和病毒认识不足，因此，遏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采取严格措施以来，即便临近4月中旬，感染数字依然处于高位。不少人对于这场战争能否取胜、多大程度上取胜，依然感到迷惘。国家卫健委相关专家日前指出，上海疫情没有出现指数型上升态势，表明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这让人们看到了曙光；另一方面，是此次疫情防控遇到了观念的分裂。3月是个相当特殊的月份，因为去年不少科学家已经预料，这或将是个疫情是否放开的分水岭。随着国外大部分放开，国内群众心理已经抱持高度期待。再加西方舆论影响，一定数量的专家、干部和群众深受“放开”思维的影响，对于严格的疫情防控抱有抵触和怨言，直接导致了防控工作难上加难。这是我们在解读网络舆情的时候，不能忽视的社会心理。应该说，奥密克戎导致的心理恐慌，不会强于去年的德尔塔病毒，但后者依然在中国被制服，因此，相较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更是巨大。它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在重大突发危机面前，重大决策的艰难，以及决策者的担当是何等重要。尤其在相当一部分专家都开始观念分化的时候，这种决策的难度更显得超乎寻常。很显然，专家无需承担决策后果，而决策者却要为此承担可能的全部后果。但所好的是，到目前为止，抗疫终于达成共识，抗疫进入攻坚阶段。我们就此提供三个观察视角，有助大家理解这场疫情防控战役。一、民生问题引爆次生舆情。保民生才是最大的“疫情抗体”虽然人们对于上海这座2400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实施“全域静默管理”的困难有所考虑，但是这么大面积的人口遭遇吃饭吃菜问题，应该说还是在预料之外的。这简直成了一个段子：在这座跻身全球最繁华最富庶大都市的地方，不少市民在今天竟然遭遇了饿肚子的事情，而且很多家庭看起来还很严重！人在饿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哪里还有什么理想？还谈什么信仰？还有什么星辰大海？社交网络上陆续曝出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人震惊。一些民生问题已经成为次生灾害，除了吃饭问题，还包括缺医少药、无法看病、无法照顾老人病人孩子等。日前，作为知名人士的郎咸平教授在社交平台承认自己的母亲因为救治不及时而去世，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民生问题的强烈关注。疫情防控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我们面对西方质询时候的重要的人道主义资本。对一座如此规模的国际大都市实施“全域静默管理”，国外没有，国内也没有过，几乎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型社会试验，而且这一试验不是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展开的，是仓促之下展开一场紧急“遭遇战”，虽说困难重重是难免的，但是保障民生，现在看来是重中之重，是需要大上海优先力保的紧迫课题。在武汉疫情封城期间，其实已经暴露了封闭中的民生保障短板问题，上海依然重蹈覆辙，当然说明了这场遭遇战的猝不及防，也暴露了一些官员在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个思维的盲区：地方从来都是重执行、一刀切的思维，但是对于政策执行中的保障问题、后续问题缺乏一个优化思维，从根子上来说，这是一个执政为民问题、一个是否人性化的问题。上海暴露出的问题，已经被看见并被解决。4月10日，江苏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邮政快递服务防疫情保畅通工作的通知》，要求将邮件快递处理中心、营业网点作为生活必需品保供单位，不得禁止或限制其正常运行。4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燕志华作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和开放的桥头堡，上海的疫情形势陡然变得严峻，再加上东北感染人数的居高不下，让人感觉这个阳春三月，有了“倒春寒”之感。虽然疫情都引人瞩目，但是上海和武汉等国内城市不一样，它是和香港等一众国际大都市并列的全球节点城市，全球范围内就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上海的疫情防控做法和防疫效果，因此具有了全球比较价值和观察意义。但所好的是，病毒的毒性已经大大降低，这也是有惊无险的事情。不能忽视的是，上海作为一个高能级的城市，每个市民内心都有高能量小宇宙，突然被封锁在家，这种能量会化作网络上各种或自黑、或戏谑、或愤怒的段子，高屋建瓴影响整个网络，成为网络舆情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关注的同时，要抱以宽容和理解。但是近日网络上也出现一些新闻热点，给人感觉非常“无脑”，凸显相关部门和人士舆情意识匮乏，不能精准感知社会心理，触犯了当下的网民的社会心理禁忌，特整理出来供大家讨论。一、长春党员干部“晒晒我家蔬菜包活动”由于疫情防控，群众“吃菜难”问题突出，长春市直机关党工委、市委网信办开展了党员干部“晒晒我家蔬菜包”活动，“造成不良影响”。结果，市直机关党工委常务副书记张佐斌被免去职务，市委网信办主任刘颖受到党内严重警告。之所以将这个活动作为“无脑体”的第一则，是因为这个活动让人惊异之处在于，它是由地方网络主管部门推出的，而该部门一般负责网络舆情的管理应对，这个活动恰恰成为一则负面舆情，“晒”出了某种真相，因此后果严重，实际上制造了社会矛盾，在疫情期间，这种行为加剧了社会情绪的不稳定。由于这种无脑行为，相关负责人很快受到了处理。但这种处理行为，不能算解决问题，只能算是解决了暴露问题的人。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需要从头脑里找到根源，并进行解决。问题在于什么地方？在于某些地方干部头脑里存在的漠视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以及缺乏基本舆情素养意识。在头脑里跳出“晒晒”活动的时候，根本想不到网络舆论会怎么看？网民会怎么看、怎么想？简而言之，这方面大脑里是“空”的。如果不能提升领导干部的舆情素养，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改变这种局面，一出事就处理干部，那接下来不能担保类似事件不会出现，还有干部会作为这种“无脑事件”的牺牲品。二、上海六院高度重视、紧急动员，惊动8位大员全力救治友邦人士的“丁丁保卫战”由于事件高度真实，是六院公号主动推送，用的又是《为了六十六个阶级兄弟》那样紧张热烈的语气，所以六院公众号推送的《新冠疫情笼罩下的“丁丁保卫战”》火速出圈，以其为素材制作的多篇紧急出炉的热文，早就第一时间达到了十万加，搞到全国皆知的地步了。六院也因此出名了，但显然不是正面的名气。正如有网友讽刺地说：“上海这个桥头堡都变成‘爱丁堡’了！”（网友数了数，惊动了起码有8位相关大员）这种事如果在平时，或者疫情不那么紧张的时候，由于带着人性化的温度和“急人所急”的救死扶伤色彩，必将是国际传播的好故事，但可惜的是，由于正处于疫情深锁期间，故事刚刚走出上海滩，就被网民骂得不成样子了。这么一个好故事为何在此时没有得到网民的好评，反倒骂声一片？主要是没有考虑到眼下上海的实际情况，大上海和它的2400多万人口正在进行“全域静默管理”，城市活力一时冰封，网民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重要的是，这种急外国人之所急的故事，一下子勾起了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想起最近的被医院拒绝收诊而悲惨死去的几例病人。都是生命，都是紧急情况，为何内外有别，一方能上下重视得以救治，而另外一方，自己的国民却在拒绝中死去？这种强烈的对比，让网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故事。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事情并不是现在发生的，而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更凸显了舆情意识的匮乏。根据相关人士证实，该事件发生在3月2日，也就是将近一个月前，那时上海没爆发疫情，医疗资源也没这么紧张。这样的真实故事，如果在疫情不那么严重的时候，完全会给医院带来不一样的传播力。但在眼下，就完全忽视了当下的社会心理实际情况，而机械套用了疫情之前的心理想象框架模式，结果导致大错。这完全是舆情意识缺乏的后果，必须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加以弥补。三、京东向被辞退者恭喜“顺利毕业”3月28日，一则京东员工的“毕业须知”成为新闻。HR给被裁的员工发来“毕业须知”，开头写道“毕业快乐！恭喜您从京东顺利毕业！”有多名认证为京东员工的网友证实多条业务线正在裁员。HR用这样的语气，也是为了柔化一下被裁的悲情气氛，但是这种情形，使用这种“恭喜毕业”就显得太违和。喜气洋洋的语气掩盖不了裁员背后的冷酷和经济的不景气。正如《中国青年报》所言，对于承受着房贷、车贷月供压力的员工而言，用“毕业”形容裁员，就像用一根针戳进他们的心里。重要的是，这种违和的用词和使用场景，放在京东这样大公司的身上，会在传播中成为一个新闻，成为标签，从而导致负面舆情，毕竟新闻性常常来源于“反差性”。将裁员这种以公司为行为主体的冷冰冰的行为，通过话语修辞，转化为以员工为行动主体的温和行为，背后是一种偷梁换柱的逻辑，表面看起来是欺骗，其实背后更显得不成熟，甚至无脑。因为这样将裁员说成毕业的说法，很显然是来自杭州的阿里巴巴。马云曾说过“每年向社会输送1000人才”，后来经过各种形式的附会，已经变为变相裁员的说法。如今京东启用这个说法，不光用法让人不适，而且令人一下子想起马云，想起某种政治敏感性，从而将京东和这种敏感性进行了强关联，这就显得很不明智。四、争夺副会长不遂，政法大学刘教授公开发表“绝交书”4月1日，社交平台没有多少“愚人节”的惊人信息，倒是爆出了中国政法大学刘教授发布了《关于我与汪xx绝交的声明》，看了原文之后，真让人惊掉下巴。发绝交书的原因，是刘教授和汪教授在争夺中国某研究会副会长中落选，深感痛心，发文痛斥汪教授“忘恩负义”。但是网友看了之后，不光不表同情，而且感觉“颠覆三观”。很清楚的是，刘教授将汪教授成长过程中的每一个脚印都视为自己的功劳，是自己提供了关键的助力，诸如“凭一己之力”“力排众议”“提携”等字眼屡屡跳出来，夺人眼球。用培育门生、呵护产品等词汇也不足以形容这种用心之殷切，汪教授如同刘教授精心培养的一个孩子，如今不光不能报恩，反倒关键时候成了白眼狼，这种遭遇背叛之痛感，让她不能不向社会发文，向社交舆论要个公道。最新的消息是，该研究会已经宣布正在走法律程序。毕竟作为法学研究会，本色当行，不能止于意气之争。谁是谁非，还有赖接下来的细节放出。但是从事件本身来说，是个闹剧；从行文语气来看，“给他这碗饭吃的人是我”“他走他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关道”等等，意气行事，用词粗鄙，当事人气恼之下，完全抛弃了形象风度，也间接伤害了所在的政法大学的社会声誉。抛开双方恩怨不谈，这个“绝交信”的最大价值，在于通过一个内部争斗，掀开了一个表明看是社会学术公器、实则是少数人私分福利的圈子的内部交易不堪场景。如果不是这次“意外爆发”，我们永远想不到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研究会，竟然每个职位都有这么多人在“盯”着，更想不到每个职位原来都是内部人私分的；那些评职称、上项目、评先进的事项，所谓的严格把关、程序森严的规定，原来在内部人那里如同黑客眼里的密码，不过是个摆设，他们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要达到某个关键的职位，普通人可能要付出十年寒窗之功，而且还有可能功亏一篑，但内部人士只要中意了某个人，就可以“凭一己之力”，让他顺利“脱颖而出”，摘下桂冠。人们不禁要问，某些重要职位，普通人难以企及，是不是背后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内部人捷足先登进行了内部瓜分？恐怕相关部门不能把调解的重点放在两人的恩怨是非上面，而且还要放在此前当事人各个重要的评选节点上，到底有没有出现过不公平的现象，到底有没有表面看是“力排众议”、实则只手遮天的现象？百姓为何喜欢看“神仙打架”？因为不光高手过招，打得精彩，而且会把平时看不到的各种不堪内幕都抖了出来。平时在“神仙”眼里只是吃瓜群众的百姓，这个时候却会成为他们紧急拉去凑数的真理裁判和能够说理的舆论主体，P民一变而为人民。人民为何需要竞争？就是因为竞争过程中，百姓作为双方竞争和诉求的对象，会收获一个出人意料的副产品，那就是不知不觉感受到了自己地位的提升。五、东航董事长在新闻发布会回应路透社记者时候“风马牛”在3月21日东航MU5735航班失事后，东航云南分公司尽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本来这个行为是对的，但是董事长的表现令网民不满。从现场视频看，路透社记者并没有刁难的问题，只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相关问题，然后主持人将问题抛给了董事长。按照常规来说，发布会之前都会有所沟通，比如重大事件需要一把手出席，凸显真诚和重视态度；相关政策和技术官员列席，由主持人负责将媒体问题根据相应领域邀请官员答复等。重要的是，事先需要预判媒体可能会直接向一把手提问的问题，然后给出相应的口径和态度，然后由主持人将类似的问题邀请一把手答复……事实上，从现场看，事态应该是按照这个程序走的，主持人认为路透社的问题比较重要但是也在预判之中，相关的问题应该已经实现交给了董事长，但是镜头前的表现却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已经触怒了网民。一位央媒记者为此还联系了我们，询问了相应的意见建议。可能董事长当时心事重重“没走心”，问题没听清，然后主持人点名了，才稀里糊涂照着稿纸念了一段，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可能从另外某个场所仓促赶过来，再加对于发布会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一时表现欠佳；或者对于发布会缺乏历练，虽然有所准备，但是确实找不到感觉，在镜头和媒体面前懵了，等等。但无论如何，失误已经造成，社会影响非常不好。尤其是在空难这种重大危机面前，叠加疫情因素，又加全部信息是“关机”状态，网民处于非常不安的心理状态和应激状态，很容易爆发怒火。结果，发布会就直接撞上了这样的怒潮，给事件处理部门、部门系统的声誉形象、个人社会评价、体制形象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个教训提醒我们，在重大事件关头举行发布会的风险和机遇并存，如果要尽可能降低风险、争取机遇，那就需要事先多准备、多研讨，确保掌握主动权。当然，单位、行业和负责人在平时工作当中需要每年参加一两场学习和演练课程，确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上述几个案例，都让人感觉相关出品人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性，因此需要考虑社会影响和舆论影响。他们忽视了已经化身网民的百姓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一旦百姓感觉此事有辱智商、有失公平，就会毫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不光让你本人难堪，还顺带让你身后的单位、系统受到负面影响。我们提出的当下社会心理禁忌，其实是一种舆情的敏感性，工作中要严加防范，切忌冒犯。我们在提醒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士在提升舆情意识的时候，并不是说要进行正确的话语表达，用完美的语言外衣将各种见不得光的事情捂起来、修饰起来，而是要关注作为网络舆情基础的社会心理背后的百姓需求、民主需求、民生诉求和社会价值观需求，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只有这方面做好了，作为表象的话语表达才有意义。正如美国政客说了那么多披着普世价值外衣的华丽辞藻，但是能掩盖他们针对我们的强烈的竞争心理和打压我们的无情做法吗？作者：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燕志华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人们深受信息泛滥之苦。如果你要问人们，俄乌冲突至今，你知道战争进展到什么程度了？相信绝大多数的群众会表示一头雾水，但也有不少人会很明确地告诉你俄罗斯已经接近胜利了，或者恰恰相反，有人说乌克兰在酝酿反攻了。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信息时代，新媒体平台众多，信息来源也多如牛毛，但各种谣言、传言、流言、段子和民科的断言，堵塞耳目，让人难辨真假。如果要娱乐，笑料俯拾皆是；如果要新闻，信息流滚滚而来，但是如果要真相，恰恰成了难题。——01——谁能给出俄乌冲突的真相？就以俄乌冲突来说，因为信息过于芜杂，反倒没办法去芜存真，找到令人信服的说法。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专家，也经常研判失误，更遑论普通人。我们从未经历过这样的时代，对于个体的认知水平和辨识能力，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和如此之大的挑战。在传统媒体时代，有权威的媒体给出统一的舆论和共识；在微博的时代，有各种大V能给出比较可靠的分析。但进入社交时代，手机成为世界的唯一入口，情绪传播成为主流，再加上各种偏见、成见和虚假信息在算法的推送下，泥沙俱下，真相反倒突然消失了。我们今天处于人类历史上信息最为丰盛的时代，但可能也是最为糟糕的时代。中国人智能手机里的APP数量平均将近70个，各种平台和客户端都给出了各种关于这场战争的信息，公众号、朋友圈、微博、今日头条、腾讯、抖音、快手、知乎、B站等等，不一而足。你会看到各种言之凿凿的判断，对于各种调侃也能会心一笑。各家平台和网红对于战争素材进行了取材和裁剪，但各种片段拼起来，就是拼不出真相的版图。在人工之外，技术作为一种智能化的力量，已经加入了这场信息战斗，加剧了网络信息的混乱程度。如果你支持俄罗斯，那么它就不断给你推送关于俄罗斯的好消息，制造一种“俄罗斯即将取胜”的信息假象，但是你不会认为这是假象，因为你已经陷入了“信息茧房”，你认为这就是舆论和真相，因为你周围的朋友、你的朋友圈都在传播类似的信息，他们处于和你同样的认知层面，你们结成了认知同盟；如果你支持乌克兰，那么它也不断给你推送乌克兰的消息，你会觉得乌克兰即将发起反攻，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成为英雄。造成目前这种信息混乱的局面的根源，在于我们正在处于一个社交软件叠加算法推送的时代。我们今天可以说，社交软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令人困惑的技术之一。一方面，它让我们找到了安全私密的信息交流渠道，让人们在网络上找到了组织；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境内外的信息防火墙，各种意识形态和带着有色眼镜的信息涌进来，打破了你的传统认知，让你无所适从。当扎克伯格被美国网民评为“最糟糕CEO”的时候，是人们终于深刻认识到，美国之所以如此撕裂和混乱，类似Facebook这样的社交软件功不可没。为了解决信息过滥问题的算法，人们发明了算法推送，却又使人们陷入了另外一个陷阱。算法预测了你的阅读偏好，拦截了绝大多数无用信息，仅给你推送你偏好的信息，但是人们因此陷入了一种信息茧房效应的陷阱，不可自拔。具有一定认知层次的人或许能够跳出这个认知窠臼，但是更多的人无力跳出，沦为机器教育的奴隶。再以丰县“八孩女”事件为例，我们会发现推动舆情升级的每个重大节点，几乎都是由未经证实的传言和经过PS的图片推动的，归根到底，舆情是由人们未能节制的情绪来传播和推动的，至于是不是真相，恰恰被集体漠视。这种荒诞的现象，在社交时代，正在成为现实。——02——媒介融合的策略出现了偏差有人问，面对俄乌冲突，主流媒体报道信息难道不可信吗？我们今天需要理解，所谓的主流媒体，并不一定是指那些受众最广、阅读面最大的媒体，而常常是指以传播主流价值观为己任的媒体。但是这样的主流媒体，反倒常常陷入了一种公信力和真相的疑云。俄乌冲突是一场特殊的冲突，事关国际格局，事关大国博弈，事关百年变局，更事关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因此，面对这场世纪冲突，如何定性，主流媒体恰恰不好直接表态。我们从相关负责人和官方发言人面对外媒的穷追逼问给出的各种答复中就能看出，模糊修辞反倒成了一种清晰的策略。反映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上，也不可能给出明晰的答案。更何况，在今天媒介融合的战略下，各种主流媒体也都在忙着赚流量，至于真相和对真相的调查，则不在重点考虑之列。媒介融合的本意，是在受众渐渐迁移到新媒体领地的时代，传统媒体主动接触受众，提高触达率，也就是群众在哪里，战场就在哪里。为了提高触达率，就必须紧贴用户，以他们的阅读兴趣为目标，实施跟踪战术。但资本追捧的新媒体平台引领了这个时代的流量趋势，制造流量常常是通过娱乐、情色、打擦边球、挑战进逼道德底线等方式实现的，并因此培养了用户群体的阅读偏好，结果就变成了迎合人性中灰色或者低级的偏好。愈是沦陷，愈是流量爆发，如同深挖人性之井。到这口深井的底部，就只能触碰到道德底线和人伦底线，再深挖，就将打通通往地狱坠落之路。遗憾的是，传统媒体在被新媒体几乎击溃之后，信心也被击垮，在媒介融合的实践中采取了紧随新媒体平台的做法，也变成了流量策略，并逐步变成了迎合策略。最终，抛弃了传统的主流媒体教化和提升的社会责任，和很多平台一样，一起实施了媚俗和迎合的策略，结果，流量是爆发了，但是公信力和社会责任却被冲刷殆尽。今天，我们在媒介融合的领域，看不出传统媒体、主流媒体和社会新媒体平台的区别。因为都在赚流量，都在迎合，都在刷底线。也因此，当一起娱乐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趣；可是当需要真相的时候，才发现大家提供的信息都是面目可疑，没有一家是值得特别信任的。即便是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可信度和公信力也面临质疑。在重大事件爆发之后，屡屡缺席真相调查的现场。当人们深陷安全感恐慌、亟需真相和公信力的关键时刻，往往也是传统媒体突然失踪或者突然失语的时刻。如同孩童在惊恐的时刻，一转头，爸爸妈妈竟然消失了。这是怎样的惶惑！主流媒体又是怎样的失信！也因此，我们提出，当我们实施媒介融合战略多年后的今天，有必要再次检视我们的流量策略，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公信力提升了吗？优质报道增加了吗？我们重新打造了一条信息有效触达的渠道了吗？答案恐怕是存疑的。——03——今天传播领域最大的风险我们在抨击西方社会一些老牌媒体如BBC、CNN等在歪曲报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产生很大的困惑：他们的报道，在我们看来是显著的攻击和谎言，是一种包含着意识形态偏见的扭曲报道，是迎合政治正确的别有用心之作，但为何就有那么多的读者相信他们？他们是如何做到即使说谎也能让人深信不疑的？不能不承认，这恰恰是西方社会的成功之处。即便历经国际格局变迁，世事沧海桑田，他们依然拥有一批成熟的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老牌媒体，未因政府更迭和人事变化而受到影响。简而言之，这些老牌媒体成为社会价值观的坚强堡垒，成为守护他们社会的灯塔，关键的时刻反倒能够凝聚起社会力量和社会信念。西方社会的很多老牌媒体，也历经了新媒体的冲击，并一度都在考虑转型，但是近年来，我们会发现他们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反倒重新找到并确立了自己中流砥柱的社会价值观角色。在今天的国际舆论战中，他们再次站到了风口浪尖。无论是对华的舆论战、对俄罗斯的抨击、对西方价值观的守护和宣扬，这些老牌媒体都代表了他们的民众和政府，代表了他们的西方价值观，和西方的智库、精英一起，站在了斗争的最前沿。他们获得成功的秘诀，值得另外单独探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因为拥有深厚的公信力，他们很多的报道即便被我们视为谎言，也被西方社会认为是真相，从而被很多人接受和拥戴。他们取代了四年一换的政府和官员，成为社会稳定的价值观基石。他们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常常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不惜直接炮轰作为竞争对手的国家，也因此捍卫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反观我们这里，很多大型媒体在重大事件中不能亮明自己的观点，缺乏主体的鲜明立场，即使在借助专家观点的时候，也常常特别申明，这并非本媒体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这暴露了一种不自信和怯懦，本质是一种对社会责任的逃避。我们在传统媒体、主流媒体遭到新媒体的冲击之后，实施了媒介融合战略多年，到今天却并未产生这样具有深厚公信力的主流媒体，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传播领域的最大风险。很显然，没有公信力，就没有说服力，也就常常没有真相。我们回顾一下国内的主流媒体发展史，会发现，在过去20年城市化、工业化齐头并进的时代，由于传统媒体未能及时发出百姓诉求，我们迎来了网络舆情的时代；在遭受新媒体挑战的时代里，用户抛弃了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我们迎来了新媒体的流量时代；在实施多年的媒介融合的战略下，传统媒体埋首于流量挖掘，忽视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在今天的社交媒体叠加算法推送的时代里，传统媒体或者缺席于新闻调查现场，或者淹没于各种信息和情绪传播之海中，依然无法告诉用户一些重大事件的真相。虽然有这么多的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但是我们在面对重大事件考验的时候，却依然无法获得真相。这个风险有可能转化为危机，那就是，当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爆发的时候，人们无法从媒体获得真相，或者因为对于传统媒体的信任不足而忽视他们的报道，那就有可能陷入某种失序和混乱。再以俄乌冲突来说，这场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未来必将影响中国和整个世界格局的战争，事发多日至今，人们竟一直处于信息的迷雾之中，找不到能够一锤定音、让大家深深依赖的大型媒体，这本身就是值得好好探讨的现象。作者：燕志华

我们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欢迎关注！文/燕志华虽然俄乌冲突的炮火，冲淡了国内舆情的热度，但是一些地方不应该感到庆幸，认为就此躲过风头。因为一旦国际热点告一段落，网民注意力又会回师国内，重回身边，重回日常生活。那些未了的舆情、令其心怀耿耿的事务，会让一切重上案头。公安部部署的从3月1日开始到年底的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是丰县事件的最好的善后行动，也是给与网民信心的一次国家行动。我们希望这样的打击和接下来预计会完善的法律，让类似舆情、类似的阳光下的罪恶，彻底从中国大地消失。——01——丰县舆情和联想舆情的风险不可比丰县事件堪称是近年来对各地政府部门和各类大企业震动最大的一次舆情事件。它证明了网民集体性的流量具有摧毁之力，也证明了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欺。类似舆情，地方政府如果处理不好，会给政府公信力、地方营商环境和声誉形象带来巨大而长远的伤害。丰县的损失已经铸就，接下来还需要地方进行善后和形象修复。这依然是个系统工程、民心工程，需要工程规划，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奏功。丰县的这个事件虽然声势浩大，但其实是属于非常简单的、易于应对的舆情。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社会事件，属于潜在危害程度较低的舆情。只要地方政府掌握分寸，严厉处理，公开透明，满足网民正义感和道德诉求，事情并不算难。只是研判和应对出了问题，才导致如此之大的波折。因此可以说，丰县事件是一个初始的社会舆情叠加后续的更为剧烈的次生舆情构成的复合体，并以次生舆情为主。它和去年下半年司马南挑战联想引发的舆情，其性质和风险不可同日而语。司马南引爆的舆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企业改制、阶层分化、改革开放、历史成果等系列领域乃至全局性的东西，具有引发社会危机的显著风险。后来这个舆情危机的悄然回落和慢慢退潮，意味着一场可能的大型危机安全过境，如同一场威力消失的飓风。今天我们回望过去，应为这场舆情没有最终爆发为真正的社会危机而感到庆幸。但我们不应就此掉以轻心，因为网络已经就此有了一个“根”、一个“梗”，一个历史回溯搜索的关键词。不少网民心中块垒仍未浇灭。这需要在发展中解决这样的问题，共同富裕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关键的钥匙。——02——丰县和榆林首次通报的异同比较但为何丰县以不那么复杂、风险系数不那么大的“基本款”的舆情——这是一个网络爆出的涉及拐卖人口、虐待残疾人等为表征的、等待政府出手处理的社会事件——最后却演变为这样一场引发国内外关注、几乎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复合因素导致的，但是其中重要一点，正如我们在此前文章中提到，政府的官方通报，一旦失手就是失守。官方通报的首次发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成功，就是开了一个好头；一旦失败，就会陷入公信力陷阱。丰县恰恰陷入了这样的公信力陷阱。这两天，正好陕西榆林也因为一件性质类似的网络事件引发了关注。正好可以和丰县事件进行一个比较。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中国网民堪称世界上最勤奋的一群网民，国内外的热点只要一爆发，立马扔下饭碗就去追逐了。这不，俄乌冲突，大炮一响，丰县舆情烟消云散！但是追热点，并不是看戏，更何况此次冲突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如此重要的国家。这场冲突是新世纪以来最具关注性的国家冲突，对于未来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因此引发了国内网友的强烈关注。但关注国际事务是需要视角，也是要有立场的。很多人注意到，在冲突爆发前后，外媒就追着外交部发言人提出了很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以往那些回答记者提问的话术和技巧在这种咄咄逼人的追问面前，都失去了效力，因为很多问题，没有模糊地带，没有第三种答案，一个成熟的发言人也常常被媒体逼到墙角，难以脱身。作为大国，在这种攸关立场和重大利益的国际事务面前，几乎无可逃避需要给出国家立场和国家态度。直面媒体挑战，给出相应答复，本来就是负责任、富有担当的表现。——1——中国看国际事务有个“传家宝”原则很多网友熟知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等陈词滥调，似乎国家在面对任何一场冲突的时候，只要对自己国家有利，就可以大张旗鼓地支持，或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能直接说出对于自己国家的好处和坏处吗？比如，这场冲突将极大地吸引美国把精力投放到遥远的欧洲，从而显著地减轻美国等西方盟友对于中国的压力，这意味着某种难得的战略机遇，但是我们能鲜明表态我们这种利益观吗？显然不可以！因为在利益之外，还有世界公理、人类道义、对于战争的反对和对生命的尊重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存在。我们平时所说的外交辞令，其实本身是对上述这些价值层面的捍卫。如果大国不能捍卫这些原则和价值观，文明就会倒退，倒退到丛林法则中去。其实如何在国际事务中表达立场，我们早已有相应的教科书给出了方法论。中学时代，我们都已经能够背诵得朗朗上口：“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在今天依然是用这个“黄金法则”来表明我们的立场的。2月25日下午，国家领导人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指出，近期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急剧变化，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立场。我们需要注意，领导人指出的“中方根据乌克兰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方立场”这一句，依然使用的是我们在中学课本中早已学到的这个原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公众人物和自媒体，完全违反了这个原则，其立场和观点堪称五花八门，暴露了他们价值观和立场的混乱。——2——各种十万+文章的混乱立场和观点我们近日特地看了多篇十万加的自媒体文章，对其中不少混乱的价值观和乱站队的立场，深感有必要多说几句。自媒体的立场和态度虽然鱼龙混杂，但最引人关注的主要分为，为俄罗斯叫好的和为乌克兰叫屈的。很多自媒体认为要支持俄罗斯，也有不少自媒体认为要支持乌克兰。正因为这样的热烈争论和丰县舆情的性质不一样，很容易被外媒“舆论采样”进行述评，给中国外交带来压力，所以才出现权威媒体为此专门发出呼吁，请大家“理性发言”。这在任何一场国际事件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就以其中一篇我们看到的十万加文章来说，文章第一部分就是呼吁大家要支持俄罗斯，文章列举了很多事实来说明为何俄罗斯要“痛击”乌克兰，比如如果不能出兵乌克兰，北约就将大炮架到了家门口，因此，俄罗斯出兵有理，我们不能谴责他，等等。对照上文我们提到的中国面对国际事务确定我们立场和政策的原则，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上述自媒体不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而是根据“俄罗斯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观点了。问题在于，如果他们根据的是俄罗斯的是非曲直，那你的自己的立场在哪里？中国的立场在哪里？一些乌克兰国际友人又该做如何感想？虽然自媒体不是代表官方，不是官方态度，但是常常会影响一大批人，这就会有社会后果和社会风险。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国内有相当一批人，尤其是一些上了一定岁数的人对于俄罗斯抱有天然的好感。因为俄罗斯很大程度上是前苏联的继承者，而我们很多人在革命和建设的时代，学习和熟悉了前苏联的语言、文学和革命理论，也包括受到了他们意识形态的很深的影响，在今天，在国际事务中，中俄也有很多需要背靠背合作、应对挑战的领域。但是上述这些不应该影响中国在面对国际事务中确立立场和政策的原则，民间的交流和国际立场，情感、立场、利益、价值观，常常是不同的方面。我们从上面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中，能够看出他们立场和价值观的混乱，以及对于国际事务分析方法和外交原则的所知甚少。他们能做的，依然是情绪传播，“带嗨”群体情绪，在制造爽文中轻松吸引粉丝韭菜。在今天的网络空间，十万加的文章已经比比皆是了，其重要性和含金量和自媒体潮出现初期的十万加已经很难同日而语了。我们考察很多十万加文章，发现几乎都是情绪传播的结果，无论是国内事件还是国际事件，只要是针对自己的特定群体，写出能够激起道德愤怒、爱国自豪或者击中精神恐惧、心理焦虑的文字，就很容易达到十万加。这样的文章常常只是爽文、口水文，几乎毫无价值，只是一些流行的快餐文字。如果类似的文章仅仅是一些轻娱乐的素材，倒也罢了，但是如果涉及到大政方针、外交事务等重要题材，以如此轻率的观点影响粉丝，却会给社会带来不小的风险。因为一大群读者被灌输不那么正确、甚至完全错误的观点，他们就很容易抵触正确的看法，甚至不能理解党委政府的做法，从而导致某种观点对立，引爆负面事件。——3——从网红教授的研判失误看当下的决策风险如果说，各种自媒体面对自家粉丝进行一些模糊甚至混乱的观点的灌输，还可以称为“民科（民间科学家）”的话，那么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出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和警惕了。因为这些专家披着权威的外衣，也有官方的身份，占据着高位，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远比自媒体要高，舆论权重远超普通人。他们出错，意味着很大的风险。前几天，一位网红专家出来道歉了，说他对于俄乌局势的趋势又预测错了，说了几个“没想到”。正如以前伊拉克战争，国内很多专家的看法几乎错得离谱。如果我们再放开眼光看，会发现那些经常上电视、在网络上粉丝甚多的一些网红专家，对于国际事务的预先研判的结果，和事实的走向，常常大相径庭。这其实构成了国内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知名专家对于香港、台湾以及美欧的事务的说法，准确率并不比普通人要高，这导致那些采访他们的大媒体发出来的观点也和事情的走向不一致甚至方向相反，而大媒体的说法又常常被认为是官方观点和公众舆论，这使得我们很多关于境外事件的舆论、看法、观点都是错误的。网民常常有无所适从、被欺骗和被糊弄的感觉。随着中国日渐崛起，中国正在深度卷入各种国际事务，体量如此巨大的一个政治经济体，实在是低调不起来了，面对重大国际事务逃不过，躲不过，只能直面，并且要给出评价和态度。很多专家就充当了这样的智囊角色，却没想到判断出错率之高，令人大跌眼镜。崛起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战略家，而不是各种各样的战术家和战略忽悠家。我们看到美国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战略家以及各种著名智库，为美国的崛起和强大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战略指导。中国在崛起的关键时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对于类似战略家，恰恰处于非常急需的状态。中国缺乏战略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比如，很多专家囿于经历有限，很少游历各国获得感性理性知识，判断常常只是从狭隘短期的国家利益出发，而缺乏全球和长期的学术理论视野；有的专家纸上谈兵，只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却不能跳出这种情感的局限，缺乏理性决策思维；有的只唯上，不唯实，从来都是解读领导的讲话，而没有或不敢有独立的见解等。可以说，培养我们国家自己的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素养的战略家，已经是接下来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所谓的专家，仅仅是网红，而非真正的专家。他们制造观点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流量和注意力，他们制造观点的一个法宝，就是揣摩网民集体当下的情绪和心理，然后自己再梳理和加工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添油加醋，蘸上一些让网民粉丝涕泪四流的情绪作料，就能获得众口相传、感动一大批人的效果。在新媒体时代，你只要能够击中网民的心理和情绪，说一些让他们感动的话，提出他们认可的观点，他们就会认为你是对的，从而成为你的粉丝。在今天的一个不正常现象，就是流量即正义、粉丝数量等于话语权、十万加就是权威的观念。这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人们纷纷要做网红，一旦成了网红，就可以顺利晋级专家，说话就有了影响力，舆论权重就会大大增加。但是这样的网红专家，流量是足够了，不过水份很大，含金量却大大降低了。今天，在一个空前的新媒体时代和社交媒体时代，流量能够吸引关注，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科学的决策力，并不意味着内政外交观点的含金量。尤其在十万加充满屏幕、自媒体“民科”比比皆是、网红专家吸引眼球的时代，我们需要防范背后隐藏的巨大的决策风险和社会治理风险。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2月23日上午，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通报，人们在朋友圈纷纷转发，从网络反响看，通报具有公信力和说服力，基本能够平复舆情；当日下午，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也宣布，苏州本轮疫情已经得到基本控制！这意味着，开年以来江苏遭遇的一南一北、一个线下一个线上的两场大型危机，已经初步得到控制。这个虎年一开始就被打乱的生活节奏，也将勉强正常开张。丰县事件的通报已经发布了，我们也要看到，还是有不少人抱着将信将疑甚至不接受的态度。一些自媒体还是进行着情绪的传播。有的专家也认为，在社交媒体时代，不相信的人会陷入“回声壁效应”，会选择将不相信坚持到底，一份再好的报告，总会有人不相信。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调查组仍需对于网络的反馈进行密切的关注，随时对于某个重大的信息疏漏和网友推到热点的疑点进行答疑释惑。不一定使用正式通报方式，可以通过第三方机构、权威人士等渠道进行便捷答复。此前，我们在文章里也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一个通报基本成功的标志，是网友们“骂骂咧咧地散去”，这是一个对立情绪慢慢消散的过程，需要一个过渡的时间。我们从此前的李文亮事件的通报也能看出，通报发布后，依然存在诸多网友有抵触情绪，但是理性的声音，终将占据上风。我们结合省级调查组的通报来探讨一下，为何丰县事件会闹到如此不可收拾，最后需要省级调查组出面才能说清楚、才能让网民相信呢？我们从省调查组的通报能够看出，里面的绝大部分事实在此前的四次通报中其实都已经表述过，但为何前四次都未能说服网友，而第五次就能达到大部分的目标了呢？不能不说，魔鬼藏在细节里。省级通报出现了大量此前没有提供的细节，包括在第一部分里针对网民最大的几个痛点，运用了翔实的细节语言，一切都是为了直击网友痛点、为了说服网友，为了让网友感受到诚意，显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权威性。此外，进行了公信力的“堆砌式加持”，通报出现大量具有高度公信力的省部级机构，以及一定的数据。细节再加公信力，使得通报对于网民群体，具有水到渠成的说服力。当然大篇幅通报对于相关领导干部和责任人员的处理，也具有顺应民心的心理效果。通过省级调查组的通报，我们再反观丰县地方的做法，就能总结出一些教训。我们在这里略去舆情素养等大道理的讲述，只从一些技术层面的细节来说明，丰县是如何从一步错到步步错的。1、基层领导干部缺乏风险意识，面对风险苗头熟视无睹。地方本来进行正能量宣传，反复引人来拍视频，不想图像出现锁链女。但因为缺乏风险意识，只盯着正面效应，恰恰忽视了锁链才是舆情敏感因素，一举吸引网友关注，出现反转。带着锁链的“八孩女”这种具有强烈道德属性的图像已经构成巨大风险，但是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显然没有重视。在舆情爆发的时候，又只想尽快应付过去。这就导致轻率定性。2、急于求成，轻率回应，随意定性，埋下“首答失败”的种子。丰县对于事件的回应不可谓不快，但是需要明白的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如此之短的时间就对重大道德事件进行定性，且前后说法不一，引发网民质疑。一旦引发质疑，接下来他们就认定地方官员不值得信任。一步错，步步错。这是第一步严重错误，就是轻率回应和定性，埋下了所有的风险种子。3、缺乏人性化关怀，失守道德高地。地方官员希望网民满意，但是自己没有真正的诚意，一开始就不愿意开诚布公地将事情调查清楚，无益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残疾人在农村等落后地区一贯受到歧视和漠视，乡风民俗里从来没有残疾人的人权，地方对此现象习焉不察，表现在官方回应上，也就不能指望严肃对待。而且地方倾向于将这种事情当做“家丑”，不愿意曝出来，成为地方污点。这就失去道德高地，网民占据道德高地，进行无情炮轰。4、回应文字模糊焦点，遮遮掩掩，未能针对关键痛点。现在看来，前四次通报除了第四次直击了痛点，前三次都是遮遮掩掩，模糊了焦点，导致答非所问，自说自话，每个通报都引发次生舆情，步步埋雷，引爆雷阵。如果回应不能针对网民焦点关注，无益于做无用功，反倒透支了网民的耐心和信任。即便是第四次通报，也未能直接回应网民对于“李莹”的焦点关注。诉求如此强烈的痛点，就被轻易略过，导致多少网民愤怒情绪持续高涨，阴谋论因此而生，认为地方政府就是遮掩，就是不说实话。5、基层舆情研判能力薄弱，导致预警能力不足。对于舆情的研判如何，决定了应对的力度，以及舆情的走向和结果，因此，研判能力高低处于舆情应对中的核心地位，处于核心竞争力的地位，其重要性无论怎么说都不为过，但丰县显然在这方面过于薄弱，没有充分意识到事态的发展走向。6、忽视了官方通报的极端严肃性，接连通报反倒形同儿戏，削弱公信力。第一次通报没有说服力，导致公信力多米诺骨牌般大溃败。第一次通报不行，又赶紧进行第二次通报，然后又拉来市里面联手，第四次又加上省部级机构。如此频繁通报，表面看是重视沟通，实际是视官方通报严肃性和严谨性为无物，无形中削弱公信力，导致公信力大溃败。7、胡乱操作，接连引爆次生舆情，强化网民对立情绪。事件爆发后，地方花费大力气联系各类博主让人删帖，让大儿子状告博主侵权，阻拦外来人士进村，强行拘留外地女网友，派出警力在视频前警告博主不要乱发声等等，类似缺乏新媒体素养的行为，激化了矛盾，强化了网民对立情绪，增加了问题解决的难度。8、失去传统媒体宝贵资源，实际导致县城孤军奋战，陷入亿万网民讨伐的汪洋大海。此次事件中的奇观，是网上吵翻天，媒体版面和镜头却出现冷场。哪怕有少数传统媒体进行报道，也会起码有正面或者中性的声音予以对冲，但遗憾的是，囿于宣传规范，传统媒体盟友集体怠工，丰县孤军奋战，被舆情浪潮淹没。这个教训，应当成为将来类似舆情应对的前车之鉴，亟需汲取。当然，上述总结，仅仅是我们的看法，有待和大家商讨，提出更多观点。总体看来，应对网络舆情是一种高维的治理思维，而县城往往沿用传统的落后的思维习惯来应对舆情，常常导致后果不可收拾。所以我们认为，基层领导干部的舆情素养的缺失，已经构成了今天社会治理中的重大风险。领导干部作为公众人物和关键少数，他们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一旦指挥不当，连带地方和系统陷入泥潭。同时我们提出，每个县城舆情的爆发，都值得更高层级的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为县城难以独立应对，更大的可能是，他们会大概率把事情搞得更糟，火上浇油，从而成为省市迫在眉睫的麻烦。加强指导，加强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单位班子成员接受舆情素养的学习，已是新的课题。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重大舆情带给地方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一点是网民很少考虑到、难以感受到的。据我们了解到的内部情况，丰县舆情爆发以来，地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上下一直在举全部之力，全力处理和应对此件舆情。在目前看来，已经迈出了一大步，还有不少可以做的事情。地方政府面对舆情，常常首先考虑是上级问责的可能性，再就是舆论压力的后果，接下来才是应对的方式方法。这常常带来一个后果，就是地方加班加点地苦思良策，但是给出的回应却难称满意，甚至乱中出错，导致更大的舆情后果。普通的工作可能会有容错机制，但是舆情回应的回旋余地却很逼仄。因为一旦被网民不信任，他们就有权利质疑你，连带所有的回应都被打上问号。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现代社会治理和民意以及人性的激烈博弈。一般而言，重大舆情爆发后，相关部门应该花费起码一半到80%的精力用于文字的撰写和斟酌上面。因为事件爆发后，政府和网民沟通的唯一窗口，就是这个短短的数百个文字。如果不能通过这些文字来说服网民，网民不会给高分，所有的付出常常打水漂。而这书面文字的背后是无数人力的调查、无休无止的讨论，但是网民对此并不知晓，更不会领情。在对真相的苛索方面，网民是冷漠无情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基层政府和领导干部不经过重大舆情的洗礼，很难理解网络舆情和网民集体蕴藏的强大的毁灭性的力量。2月11日，在丰县发布第四份通报后的次日，来自北京的一位专家主动来电通话半个小时。他认为丰县这一起舆情事件，完全可以复盘、总结写成一本书，并建议江苏应该就此召开研讨会，给基层政府和官员一个实实在在的培训教育。这也是我们的看法。01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舆情案例！它因为广受瞩目，各方参与，有可能改变一些历史性的东西，并在中国进一步法治化的进程中，推动完善涉及妇女保护、残疾人保护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丰县这起震惊全网的重大舆情，道德罪愆和可能涉及的犯罪，近一段时间几乎激起了全体网民的愤怒。为了应对这个激烈舆情并安抚网民激烈情绪，地方政府一共启动并发布了四次官方回应，其中前两次是县级独力发布，第三次是市县联合调查，第四次是部、省、市、县四级联手发布。顶着如潮的批评，持续回应舆情，堪称屡败屡战。前三次都遭遇了严厉的批评，第四次终于击中最大痛点，有望平复多数舆情情绪。四次回应发布，一方面体现了网络舆情的倒逼之功，网民集体和体制内外推动事件迎来拐点，另一方面也表明，各级政府顺应舆情中的强烈民意，本身就是积极的社会治理行为。舆情的进展和博弈，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媒介社会”，也就是网络不断呈现以网络舆情为表象的社情民意，而相关部门在民意的推动下，及时进行回应。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社会得以达到善治。“媒介社会”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巨大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政府—网络平台—民众多方互动，如同无数三角构成的巨大社会有机体，虽然摩擦不断，但是也充满弹性，在互动中消弭更多危险的隐患。01政府回应，一旦失手就是失守既然这个媒介社会充满互动，这就涉及到政府回应质量和效果的问题。表面看，舆情回应就是“有问有答”的过程，但是在今天的舆情时代，这其实是个异常复杂的事情，可以说是风险极大，挑战重重。政府回应不是一个可以试错的事情。因为具有道德洁癖的网民不给你机会。第一步错了，网民就很难再信任你，他们会选择抛弃你，甚至会制造“阴谋论”来羞辱你，堪称一错就全错。因此，政府回应必须抱着极端敬畏的心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对待每次发声、每个细节，接受全体网民的检阅和挑剔。网络舆情对于社会治理，一直都是挑战。因为舆情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有秩序的加工好的精致产品，而是混杂了主流或部分民意和非主流观点、也掺杂了不少谣言流言传言的大杂烩。舆情往往激起网民强烈的情绪性反应，带来愤怒、兴奋和批评的流量。这种滔天的流量瞬间“涌进”一个县城，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我们说回应舆情充满挑战，是因为需要面对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真相和寻求真相的诉求，更是数亿网民的愤怒情绪。后者尤其充满挑战，咄咄逼人。因为对于情绪的回应，效果主要是安抚，但这需要极大的公信力和说服力，而这一点，很多地方政府恰恰欠缺。“塔西佗陷阱”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一旦是失去了公信力，说啥都没人听，也没人信。这意味着，政府在回应的时候，不是在对着话筒简单地说话，而是在面对强大的对手，需要你去对话、谈判和博弈。如果你抱守传统权力观念，认为他们是网络暴民，要去压制网民，那么舆情爆发的反弹之力，会让你理解什么是网络能量。政府回应，一旦失手，就是失守！因为公信力这个东西最经不起考验，有一点瑕疵就可能全线溃败，接着就是你的公信力失血加快，社会治理能力被怀疑，甚至领导个体被人肉，过往十年的经历被深挖！我们从过往的和最新的政府回应能够看出，很多回应，都激起更大的反弹。政府回应被全体网民紧盯着，而回应能力的高低，正在成为新的执政能力，一种新的执政素养。02官方正确回应，三点建议可资借鉴一般来说，重大舆情事件爆发后，网民在充分释放情绪之后，就开始关注官方的态度了。焦点关注之下，官方回应需要了解，如何才能给出一个网民基本满意的答卷？综合过去和最新的官方回应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给出三个基本的建议：一是需要初心。官方需要开诚布公，给出诚意，而不是敷衍应付。出发点是为了释疑解惑，而不是为了藏着掖着，转移焦点。官方回应的初心态度决定一切。开诚布公的态度就决定了接下来的调查和回应是坦诚的，需要知道藏着掖着本身是危险的举动，因为任何一个漏洞都瞒不过机警的网民，打脸就会接踵而来。但是从现实看，很多地方政府在发布之初，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做一个姿态，希望事情赶紧过去，甚至大量删帖。因为开始就是为了隐瞒某个问题，接下来就只能用一百个谎言来掩盖最开始的一个谎言，步步陷入被动。二是要针对网民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回应，而不是看起来兴师动众搞联合调查，实则自说自话，避重就轻，模糊焦点。我们从此次舆情应对过程能够看出，如果官方回应不能针对网民最主要的关注焦点，而只是选择性地回应一些次要的诉求，舆情就难以平息，甚至酿成次生舆情。很多人会发现，此轮舆情中最大的“爆点”之一，在于网络中出现的一个事件猜测，是一个花季少女被拐卖、被虐待、被割舌、被精神病、被迫生下八个孩子。故事脉络清晰，有完整的线索链条，两者面部也看起来高度相似，大量的自媒体信以为真，连续撰文大举挞伐。所谓悲剧，不过就是这样将美好残忍毁灭。如此悲剧，激起多少不明真相的网民愤怒？但就是这样一个关键的悲剧性的传言，竟然未被当做最重要痛点来进行回应，此前只是通过公信力不足的渠道进行否认。如果没有第四次的通报，而且是由具有过硬公信力的四级联合通报，这个故事激起的怒火还将继续高燃。三是要有细节，要有公信力，要人证物证齐全，能够让网民复盘。我们在上文《县城都是如何应对社会性丑闻舆情的》提到，很多地方已经陷入了公信力危机，甚至是公信力破产，这个时候如果要回应舆情，单靠自己是无力支撑的，因为即便你诚心诚意地搞调查、出结果，网民还可能不信任你，导致所有努力付之流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很多人才理解声誉和公信力的价值所在。为了让自己听起来可信，就需要借助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或者专家，和自己联手发布，这就是所谓的“借位”和借力。公布的内容，要有细节，供网民检阅，真相常常在细节里，细节常常具有说服力，网友也可以借助细节实现事件的复盘，提高可信度。03如何击破“后真相”，是政府回应困局事实和情绪，构成了今天我们看待绝大多数网络舆情中两个基本维度。两者密不可分，真相不再具有绝对性，而是和情绪挂钩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回应合乎我的预期和情绪，那就是真相，否则，就不是真相，就可能是欺骗。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后真相”，也就是情绪影响了真相。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情绪，也就有了不同的真相诉求。任何一个重大舆情爆发之后，官方回应的难处在于，无数网民已经完成了“媒介审判”和情绪审判，内心基本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他们所要的，不过是验证官方给出的回应和自己的预判是否一致。一旦官方回应和网民期待具有较大距离，这就形成了难以弥合的隔阂，网民就会继续发起拷问、质询，希望看到自己心目中的真相。这也是重大舆情往往难以修复裂痕的原因。打破这种“后真相”困境，只有确保高度的公信力。这种以公信力击破后真相迷雾的努力，在此前的各个重大舆情事件中，已经多有尝试，如在李文亮事件、鲍某明涉嫌性侵案中，都获得了成功。就此次丰县最新的通报来看，通过四级联手发布，本身具有了高度的公信力，也具有了高度的说服力。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近日，又一起县城舆情引发了全网焦点关注，我们就此谈谈，县城舆情的应对现状和应对方式。01县城舆情背后的政治社会特殊性县一级行政单位，在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县城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另一方面，又是网络舆情爆发更为集中的层级。因此，县城政治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为什么说县城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处于一个较为特殊的地位？从精神文化方面看，在于过去20多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乡村劳动力被抽血，乡村走上了慢慢沦亡的进程，但是县城却几乎保持了精神文化完整性。虽然大楼也开始矗立起来，但是民风民俗、精神世界基本未变，构成了中国人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和后花园。县城的不少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大城市，但更多的年轻人因为浓厚的社会关系、熟人关系，往往进入体制，温饱不愁，不做房奴，成为消费水平颇高的“小镇青年”群体。从经济发展方面看，中国在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三元社会”，那就是大城市和县城的二元对立。县城一方面对大城市心存向往，另一方面又充满不安。一个优秀的县城年轻人进入大城市，虽然前途看好，可是一旦安家落户，一个首付就能掏空县城中产家庭，沦为大城市吸血的牺牲品。这个现象的本质，是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对于小城市生产力要素的虹吸和盘剥。这反过来又固化了县城人群的文化和精神的保守主义倾向，成为城市化浪潮中城乡之间的一个孤岛。这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县城人群在面对新媒体时代的乱象的时候，一方面容易爆发传统道德的愤怒，另一方面，他们的权利意识随着物质财富的改善也在提升，面对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他们又寻求网络帮助，引爆舆情。从政治特点方面看，县级政府看起来承上启下，其实具有强烈的自成一体的封闭性特点，更具有强烈的“文化堕距”特点，也就是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候，政府和地方官员看待世界的观点、立场具有明显的落后于时代一步的特点。表现在舆情意识和舆情应对方式上，具有较强的压制倾向。如果主政者缺乏网络时代的开明开放的意识，很容易指使手下做出违背舆情传播规律的事情，从而引爆次生舆情，给地方带来更大网络生态灾害。理解了县城的政治特点，也就理解了今天很多地方爆发舆情的时候，为何常常导致更大的舆情，“阴谋论”和谣言满天飞。02县城的舆情应对操作常常导致更大风险县城爆发的舆情，大体上分为两种：涉官舆情和社会性舆情。县城是个关系的社会，只有和体制搭上关系，才能获得资源，走向成功，这也导致地方官气浓厚。这在地方小社会眼里，不是什么问题，潜规则也是规则，但是一旦被大城市的媒体报道或者某个大V曝出某个事件的背后涉及到政府官员，往往就搞出大舆情，给县城整个小社会一个突然袭击。但是县城的特殊性在于，地方文化和当代流行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存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堕距问题，一旦通过网络社会和现代社会发生联系，传统文化中的落后甚至丑陋的一面就暴露了，比如虐待残疾人、买妻、拐卖儿童、欺压外来人口等等，一旦闹出人命或者人伦悲剧，常常引爆激烈舆情。县城之下，是地域广阔的县域，辖区内任何一个乡村的事件，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县城舆情，成为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的麻烦。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看待这样的社会性舆情？因为他们的看法，常常决定了应对舆情的方式，并影响网民对于地方的观感。一般而言，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涉官舆情，地方需要严肃地对待，毕竟官员涉及体制，具有系统性的影响，必须做好切割并消除影响，这需要非常谨慎。但是如果是社会性舆情，也就是和官员、权力缺乏原生性牵连的舆情，仅仅是社会新闻或者文化领域的舆情，那就简单多了。地方政府只要秉持公平正义和法治的立场，进行严肃查处，通过正式渠道向社会公布真相，往往就能获得不错的效果。这个过程，地方政府处理态度愈是严肃，力度愈大，效果愈佳。但是现实情况却是异常复杂的，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地方政府的路径选择不光是错误的，而且常常给地方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形成严重的次生舆情灾害。县城倾向于将县域内所有事务进行“承包责任制”，将整个地域的形象和美誉度视为一种会被上级关注的指标来看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走到了一个极端。不光正面宣传要搞，还要将所有的负面舆情也视作“家丑”，视作自己社会治理的失败，为了避免地方形象恶化，就只能层层包裹起来，不仅对内隐瞒，对外还驱赶媒体，结果不光令纸包不住火，也常常引火烧身，导致更大的舆情。从地方宣传部门的惯常做法，常常可以窥见一斑。作为地方和外界打交道的县级政府的“先遣队”宣传部门，常常根据情况扮演三种角色。一是撒花。将地方做出的政绩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向外传播，提升地方的美誉度；二是灭火。地方出了负面新闻，灭火就成了宣传部门责无旁贷的事情。这个责任其实非常重大，也常常做不好。兄弟单位惹的火，常常让宣传部门来灭火，这不公平，也常常做不好；三是粉饰。这经常是第二个功能的延伸，就是为了地方保护主义或者狭隘的利益，会对外讲述虚假的故事，将真相隐瞒，或者为错误行为狡辩，甚至不惜走上枉法的路子。2020年，河南原阳县4名儿童在建筑工地被埋身亡，为了掩盖这个负面舆情，地方不光阻拦前来采访的外地记者，还进行了暴力对待，并组织地方网评员在新闻下面进行歪曲事实的留言跟帖，总之一系列操作不光没有挽回形象，还导致恶评如潮。还有一些地方也爆发了丑闻，虽然没有如同原阳那样进行粗暴，但是回复的方式也是大打折扣的，比如没有深入的调查、没有针对网友的关切痛点等，导致事态热度持续升高。03县城舆情应对更为有效的路径是什么？县城舆情一旦爆发，往往都会宿命般地走过这样的环节：引爆舆情——地方敷衍回应——引发“阴谋论”和谣言，再推高热度——高层介入，倒逼县级严肃对待——联手上级部门，发布更详细调查报告——舆情回落。县城跳不开这个舆情应对的周期律怪圈，在于地方保护主义思维模式，以及地方主政者缺乏舆情意识，因此总是会引爆次生舆情，结果引发上级部门震怒，倒逼真相调查出台。但是我们会注意到，一旦县城爆发负面舆情，即便县一级部门进行了调查，发布了结果，往往也不会平复舆情，甚至激起更大浪潮。背后根源是县一级部门普遍缺乏公信力，掉入了“塔西佗陷阱”，导致说啥都不能令人信服。也就是说，县城舆情应对常常失败，根源在于公信力不足，甚至是公信力破产。网民基本不会相信作为一个舆情爆发地的县城能给出一个真相。过往的很多事件已经教育了网民。如果一个地方以往已经出现了未能处理好的舆情，留下了病根，如今再次爆发舆情，县城即便给出再好的说辞，网民也不会再相信。这就是公信力的破产，也是一种代价。因此，当一个县域爆发了重大舆情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借位”充实公信力。就是向上面具有更高社会地位和公信力的层级，借来具有权威性的机构或者专家，共同参与事件的调查和发布，这样发布的东西往往能取得网民的信任或谅解，实现舆情尽快的降温。尤其是那些激发起网民道德愤怒的事件、引发全网关注的重大事件，必须要采取这样的办法，因为一旦在第一时间不能取信于民，那就可能导致谣言的出炉和“阴谋论”的传播，导致更大的愤怒浪潮。对于更高一级的管理部门来说，县城一旦爆发重大舆情，必须进行密切关注，因为县城的舆情，也常常闹大成为所在城市和所在省份的舆情。上级有理由进行指导，并派出专家队伍进行研判和指导。因为从过去的教训看，县城有可能会将上一层级的宣传和网信部门拉在一起，抱成地方利益共同体，沿着他们设想的路径前进，导致更大的问题。借助权威的第三方来充实公信力，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舆情意识。但是遗憾的是，很多县城的主政者缺乏这样的素养，在事件爆发的第一时间，常常不能意识到事件的可能后果，没有舆情研判的意识，敷衍应对甚至漠然处之，一旦发觉网民愤怒情绪如潮水扑来，再想认真应对，已经晚了，因为老百姓已经变成“老不信”了。因此，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需要学习舆情规律、提升舆情意识的，不再仅仅是各级管理者和宣传部门，更是地方主政者的必修课，是一种新的执政素养。因为主政者的素养意识强弱，直接决定了一个舆情事件的走向，直接影响了事件对地方声誉形象的伤害程度。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中国男足在新年一开年就遭遇惨败，又成了国民开涮的对象。有时候感觉，应该把国足放到综艺频道，这样或许更能发挥它们的特长。但是国足总是习惯性的失败，其实并不是发泄情绪就能找到根源的。横向和日本、韩国等国家比较一下，就知道亚洲足球也可以很厉害，只是国足不行罢了。严肃地考察一下国足的失败，是一份非常好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解剖病例，能够让我们看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简而言之，国足的失败根源之一，是权力行使方式的隐性后果。如果我们将整个国足系统看做一个权力结构的话，就会发现权力在其中起到了比市场更大的作用。权力如果行使方式科学正确，可能会取得不错的效果；否则，后果就会南辕北辙。目前中国足球系统内部的权力行使方式，恰恰是不科学的，所以后果就是接连的失败。我们都知道，整个社会包括体制上下都对男足寄予厚望，这本身是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促使行政管理部门向男足管理层施压。在中国，这种压力还有政治性含义。承受压力最大的足协，为了回应巨大压力，往往会找一个权力的“抓手”来作为用力点，这个用力点就是男足教练。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作为下属，给上级管理部门一个舒服的反馈手感，并通过表决心、表忠诚进行“心理撸毛”，是向上管理的不二法宝。为了让管理部门放心，足协寻找的教练总体需要政治正确，忠诚，稳定，没有过往污点，并且能喊口号、表决心。找到一个人还不放心，还往往要配备教练组，发挥集体协商的作用，也有利于集体承压，教练组还具有思想辅导员的功能。这样，权力结构就算搭建完毕了。管理部门的想法是，只要选对了教练，再加努力训练，再配合向队员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何愁不能“赶英超美”？但恰恰效果非常不好，不要说英美日韩了，这次连越南也没打过。这个权力结构的最大漏洞，在于权力的关注点只停留在了管理层，再往下就出现了压力传导的“梗阻现象”，也就是管理层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和压力，压力丝毫传导不到队员个体身上。底层的队员们只负责踢球，至于踢好踢坏的后果，和他们无关。踢好了，管理层受表彰，表明找对教练了，教练组集体领导和思想工作成功了；踢坏了，管理层挨骂，没尽责，没使全力。队员们旱涝保收，置身事外。这其实看起来也是个国企现象，只要有了“国足编制”，就可以“宠辱不惊”。即使人们骂国足，也是集体骂，影响不到个人，作为个体，老子依然可以袒着肚皮喝啤酒。而且，一旦足球体系的上层权力结构出现问题，下面每个环节都会出现问题，常常出现卡壳现象。今天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我们才知道发挥个体的作用是多么重要。个体发挥作用，才算是生产力真正解放。无论是土地改革、联产承包、改革开放，还是今天的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自媒体击败传统媒体集团，无不是个体逐渐解放的过程。国足的这种权力架构，管理层承受了全部的压力和后果，只将国足当做一个个劳动小组的整体，完全没重视队员才应该是一个个战斗单元。结果队员们只是被动地踢球，甚至有时候还能坑管理层。因为知道踢坏了，挨骂的主要是管理层，所以如果教练要求严了，还会故意踢坏球。这如同基层对于管理烧秸秆实行一票否决考核干部，一些人就会故意烧秸秆，最多罚一点钱，结果看不顺眼的干部下岗了。我们还可以通过类似案例来说明，如果管理层承受全部压力，压力不能向下传导和链接，事情往往就难以根本解决，而且往往还更坏。在安全生产领域，国家为了表示重视，往往层层施压，从中央到省、市、县，一直到最基层的管理层。结果最基层的管理部门承受了最大的政治压力，一旦工作没做好，再出现事故，那被顶格处罚，也是罪有应得。为了跳出这个死亡陷阱，地方政府往往越殂代疱，直接干涉企业内部管理流程，出台各种能够应付上级检查、政治正确的措施，即使它是违反生产规律和生产流程，也照行不误。以为通过这样的施压，企业就会以最高的姿态重视起来，安全生产事故就此消灭，结果，常常走到愿望的反面，企业负责人的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和主动性完全被架空，只能满足基层政府的全部要求，怎么要求怎么来，至于科学生产的细节，反倒可能被忽略，结果，该炸还是炸，甚至越检查越炸。正如国足，越是重要比赛，越可能输掉。这一点，我们在文章《舆情：响水事故后的这个特殊现象，才值得好好深究》里，剖析得很明白。国足的事情，看来也需要激发球员个体内在的生产力激情。权力往往只能传导到一定的级别，接下来承接的就应该是管理学了，以管理激发个体的内核包裹的能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应该从权力体系中解脱出来，而投入到管理学的体系之中去。这其实也是将资源从体制内转到市场的过程，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因为管理学是基于人性的，更为接近个体的切身需求，也能调动和激发个体的积极性。我们看很多新型企业的爆发，常常是上下成功链接，上下联动，个体不再是被动的蚂蚁，而是一个个爆发的小宇宙。再回到国足，如何激发个体的能量？这其实是一个难有答案的问题，否则国足早就翻身了。不过，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如果按照目前的权力形式一直效果不大，那就需要反思，权力是不是可以适当地消减一点？这个社会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对于权力的迷思？我们的社会整体上比较崇拜权力的无所不能，对于任何的弊端，总是要呼吁权力出手进行整顿或者取缔，总之，相信权力万能。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发展阶段，我们会发现，权力恰恰是有所不能的，现实破除了权力万能论。男足暂且不说了，楼市和股市，权力愈是调节，愈是走到了愿望的反面；人口生产，权力高擂战鼓，希望大家一鼓作气，人口再多出个数千万，但是现实是新生人口数量一再走低，到今年1月发现，2021年净新增人口仅仅48万人，这其实是个让人非常困惑的数字，背后是权力在人口生产领域的失效。权力虽然不再具有点石成金的效果，但是权力依然吸引注意力。只要权力依然这么押宝国足，那么无论成功或者失败，都会吸引社会关注力，具有高度的广告价值，就会吸引和裹挟社会资源向这里倾斜，男足队员也就不愁高收入，个体所得和成绩可以完全脱钩。理解了这一点，其实也就可以找到一条尝试的新路径。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少年刘学州之死，这两天在全网掀起了怒潮。中国人讲究“冤有头，债有主”，人们纷纷在寻找凶手，结果第一时间找到了两个：网暴和新京报。一时新京报被骂上热搜，新浪微博也关闭了那些曾骂过刘学州的小号。1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日前，两篇网络文章传遍全网，引发了网民强烈关注，并出现了各种后续文章。文章分别是《男子从殡仪馆给报社打电话：能不能写写我们的天才儿子》，以及讲述流调下的底层艰辛生活的《北京流调中最辛苦的人》。从阅读情况看，每篇文章将冲上数百万的阅读量。任何一篇文章达到10万+以上，它往往拥有一个传播密码，就是需要击中十亿网民中的某个群体内心最柔软、最脆弱的一块，诸如美好、焦虑、恐惧等心理，才足以让网民主动分享、转发，达到10万+这个大面积传播的入门量级。但当一些文章达到数百万，击破圈层并在各个平台攻城略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换个视角来看待它们，将其视为社会的情绪和心理量表，从中可以窥见当下社会大众真实而隐秘的心理。这种大众心理，在今天的社交时代，常常深埋于社交软件的私密性的技术硬壳之下，深藏于被压制的社会舆论的“沉默的螺旋”之下，深埋于表达是否政治正确的忌惮之中。（情绪量表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定量测量手段，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问答后获得的分数，情绪分析师能够就此对于一个人的情绪状态给出一个基本的估值和评价。）我们从爆文的传播中，找到了一个测量网民整体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的一个密码。就以上述两篇文章来说，它究竟击中了网民内心的哪个痛点，让他们纷纷转发，主动分享？我们通过两篇文章看到了网民心理的两个“回归”：1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我们今天在谈到风险社会的时候，总是从影响我们生产生活和未来趋势的物质层面来讨论的，如网络、电力等生产力要素的不可或缺。也会提到打破摩尔定律的新技术，由于加速演进给未来带来的技术伦理的风险。但是我们很少提到明星群体带来的偶像风险。这种风险近两年已经逐步显现。就以近期王力宏的婚变和薇娅的逃税被处罚的事件来说，吸引了非常大的关注。偶像曾是很多人的精神支撑，也是很多城市和产品的形象代言人，并维持了一个巨大的造梦产业，所以一旦坍塌，后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谈偶像的坍塌现象，以及为什么说，这种偶像坍塌的背后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冲突，具有不可避免的特点。一是，随着国家权力的入场和资本大潮褪去，偶像产业开始裸奔结合此前“跌落云端”的一系列流量明星，如吴亦凡、李云迪，以及其它因为各种负面新闻被爆出的各种明星，偶像的跌落成为一个系列剧，而且可以预料，接下来还会有类似的剧目。它导致了骨牌效应，我们看到，相关的产品代言、城市形象代言、文旅代言乃至粉丝群体，纷纷进行了取关。这种落幕的系列剧，和新媒体时代刚刚开启历史，流量大潮初涌，内地流量明星开始取代港台和日韩明星、被造梦工业流水线批量生产出来的喧闹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偶像的跌落，背后不仅仅是个体的操行的问题。我们如果从资本和国家权力的最新的博弈视角来看，就会有一个新的看法。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摸索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的进程中，资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它加速了各种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中国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时代的资本最佳落脚点，并终于寻找到最佳的市场配置模式。从好的一面说，全球资本的主动涌入，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殖民和掠夺才能繁荣经济的航海时代套路，助推了中国经济的起飞，铸就了二十世纪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奇迹。从坏的一面说，资本的逐利本性，给中国社会留下了不少的烂摊子。西方社会作为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对于约束资本的贪婪本性已经有过不少的制度性建设，但是资本涌入中国这片市场的处女地，开始了野蛮的生长。过去20年是跨国资本在中国社会肆虐的时代，在推动一些行业大繁荣的时候，也涤荡并血洗了一些传统行业和小民的生存空间。泛滥的资本一旦涌入娱乐业，就出现了流量的繁荣奇观。他们找到了触发人性痒点的阀门，发现只要生产娱乐和轻情色的内容，就会轻易激发流量的爆发，于是，各式网红和流量明星应运而生。此时，恰逢女性主义的觉醒，消费主义社会如期而至，“小鲜肉”等带有鲜明女性消费主义色彩的流量明星制造了海量的流量——女性作为最多数的粉丝，遭受了娱乐资本从精神到肉体的惨重剥削，她们却并不自知——资本也就此找到了一个生生不息的流量秘笈，确保了新媒体时代的资本的升值。随着娱乐工业生产线的开动，批量的流量明星被生产出来。资本天才般地为每个明星打造了“人设”这种面具，年轻的明星在资本的勒索下，苟活于这样的虚假面具之下，完全窒息了自己的个性。这使得他们的人生时时处于脱轨的风险之中，因为他们出于生存和精神生活之需，需要发泄和维持身心平衡，为此出现了各种违背完美人设的行为乃至丑闻。明星比谁都更憎恨资本强加于他们的人设面具。但是他们背后有演出合同、包装公司、经纪人、饭圈等一系列产业链的约束，即使有某方面的人性暴露的破绽，也立刻就会被风险管理机构打上人设的补丁，并重新喷上一层脂粉，掩盖这种人性冲突的痕迹。娱乐的发达，营造了文化繁荣的错觉，但这种娱乐恰恰损害了文化的长远发展，并从根子上腐蚀了文化的传统。因为它通过肤浅的即期的满足透支了人性，人们再也难以回到深阅读的时代，人类自我提升的“8小时之外”被剥夺，并因此失去了体会深厚文化魅力的审美能力。但是资本总有枯寂的一天。随着资本在全球的退潮，以及国家权力的入场，这个偶像流量的开始慢慢枯竭了。从2019年开始，国内不少行业开始猛然发觉曾经泛滥的资本大潮开始退潮了，一掷千金的时代结束了。资本内卷的时代开始了，不少人注意到，各种资本来到社区街巷扫街，和普通的民众争夺最后的菜篮子。网络对于资本的评价开始转向了。“困在系统中的外卖员”、996被讨伐、“小粉红”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个个的标志性现象。资本在中国泛滥的时候，忽略了这片土地对于资本从来都是带着复杂的看法的。对于资本的舆论和舆情的重要转向，是以马云在2020年外滩金融峰会上的讲话为分水岭的。事情的走向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蚂蚁上市失败，我们见证了一个资本狂飙突进时代的落幕。国家治理的权力开始入场，这种入场的目的指向是复杂的，包涵了舆论引导、中美博弈、共同富裕、社会治理、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滴滴从美国的退市、联想科创板上市失败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的失败还吸引了司马南的关注，一个引发全网关注的话题开始酝酿着狙击。除了给资本“系上牢笼”，引导资本向高科技方向的投入，还有各种天价合同、饭圈文化、历史虚无主义等各种现象被治理，娱乐的流量或许开始见顶。马云一年前的那次涉险发言，不光令自己败走江湖，也极大地影响了今天资本的走向。后来各种娱乐明星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和丑闻，也是资本退潮后各种弄潮儿裸奔的后果。因为资本无力再为流量明星维持人设所需要的天量的开销，如形象的管理、经纪人的支出、产业链的维护等，人设的风险防火墙坍塌了，墙内的风光一览无余。一旦明星失去资本的约束性保护，放纵的行为再无遮掩，丑闻就曝光了。保持了“优质偶像”的光荣称号十多年的王力宏是个典型的案例。资本对于明星感情世界一贯防控严格，甚至家庭矛盾都能介入摆平，但当资本退潮，明星的矛盾就如同纸包不住火一样爆发了。直播带货女王薇娅的逃税行为被曝光，并被处以天量的处罚，也是可以从资本和权力博弈的视角进行解读的。资本总是需要各种流量明星，每个平台都在通过刻意引流、舆论影响等方式制造头部网红。杭州对于薇娅的处罚，背后是电商正被纳入正常社会治理范畴，“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免税时代结束了。当一些人开始探讨如何为爆出丑闻的明星进行危机管理、如何为一些城市和产品寻找明星代言人进行风险预警的时候，我们只能提醒，这些都是徒劳的。因为人们是根据明星的“人设”来匹配我们的城市和产品的，但是恰恰在人设这个流量时代的工业产品上，隐藏着人性链条上最为薄弱和虚伪的环节，集聚了最大的风险，常常引爆系统性的社会危机。因为流量社会是以明星为中心而打造的。二是，偶像产业和道德诉求形成了尖锐的内在冲突很多研究都表明，虽然网络时代的内容丰富多元，风格光怪陆离，但是网民依然充满了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留恋，甚至可以说，他们看到的网络文化愈是变幻，他们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的怀念愈是强烈。由于娱乐时代对于流量的无止境追求，这种娱乐几乎形塑了社会的某种阅读和审美取向，终于导致了以明星为中心的流量社会。流量社会的核心在于注意力的吸引机制，短视频的成瘾设计、明星的完美人设和娱乐对于大脑的麻醉，最后都是为了吸引人们有限的不可分割的注意力。而这又恰恰迎合了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治理对于尽善尽美形象的追求，他们追求城市品牌的广为人知、产品的大众化或者垂直分钟传播等，为此他们邀请那些人设符合城市和产品定位的明星为他们代言。流量明星在无所不在的传播中，让青少年群体耳濡目染，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他们依据偶像的完美人设，确立了自己人生的精神框架和价值观，很多精神稚嫩的偶像依靠人设，甚至成为年轻人的精神支柱。青少年仅仅在物质方面的追星花费并不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关键是这样的人设一旦被打碎，年轻人的偶像就破碎了，可能导致他们的精神世界一地鸡毛，他们为此不光可能精神垮塌，更可能在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被迫重新树立目标，寻找新的偶像，而最大的可能，不过是从一个偶像转向另外一个偶像，从一个瓷器转向下一个瓷器，依然是一场风险之旅。精神世界一直岌岌可危。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明星群体都是社会上最容易冒犯道德、也是最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各方为了满足民众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只能以高度逼真、无限接近真善美想象边际的明星群体来进行代言，塑造人们强烈的代入感。这就带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将明星当做偶像，甚至是真善美的化身，另一方面，他们却最有可能在伦理道德方面出现大问题。这就导致了一个社会现象：每次因为明星的人设坍塌而导致危机爆发，都需要社会进行系统性地灭火，相应的年轻群体几乎需要进行心理辅导。资本吹捧流量明星的新媒体时代，人们的注意力被头部人物强烈吸引，而此前社会推崇的平民的善良品质、科学家的奉献精神、艺术家的审美格调，都被流量淹没了。这方面的内容，大家还可以系统参阅我们已经推送的文章《李云迪吴亦凡……流量明星如何成为今天社会的系统性“BUG”？》三是，短视频时代普通人的“自我赋魅”，削弱了偶像的社会权力新媒体时代，极大地放大了普通人的成功机会，这就是个体的自我赋魅时代。这也是抖音、快手迅速风靡，Tik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文/燕志华12月7号，本公众号突然接到了通知，我们发表于6号的文章《司马南的风险区间和联想的“舆情病根”》被投诉侵权，侵权内容为“侵犯名誉/商誉/隐私/肖像”，投诉主体为联想北京有限公司。接下来，围绕这个投诉发生的蹊跷事情，让人有点困惑。1、被投诉后的蹊跷遭遇本来对于被联想投诉侵权，我们还是有点诧异的。毕竟上一篇文章《如何研判“司马南单挑联想”的舆情风险和未来走势？》已经被联想对手司马南单独拎出来给与了强烈批评，这一篇又被联想投诉！我们深感作为舆情管理和危机应对的专业人士，理性和建设性的建议因为不带情绪、不带电，常常不获接纳！我们收到投诉后也进行了应诉，根据程序，否认了侵权。毕竟所有的材料都是来自各种公开材料，而且网络类似材料连篇累牍的都能看到，我们也没生造什么新内容。我们对于“胜诉”还是有把握的。接下来的事情，让我们觉得很蹊跷了。先是喜事。14日上午，我们接到通知：“侵权投诉审核不通过。经平台审核，根据本次投诉未能核实判断被投诉内容侵权，对本次投诉暂不予支持。”我们舒了一口气。我们毕竟保持客观理性立场，绝不会偏倚任何一方，更不会惹是生非、造谣侵权。但接下来就是郁闷事了。到当日下午5点多，我们又接到大相径庭的通知：“经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涉嫌侵犯名誉/商誉/隐私/肖像，已被删除。”文章已经消失了。到底是什么关系的介入，让一篇文章在数小时内历经了生死两重天？2、联想没有社交本文的写作，只是按照我们原先的计划而进行，绝非是因为文章被删除“有感而发”。实际上，这个遭遇也让我们深化了对于主题的理解。我们在上篇文章中提到，联想作为一个大型的知名品牌，在遭遇司马南这样的网络意见领袖挑战，并且掀起了巨大舆情的时候，本着舆情应对和公共关系的原理，也应该有所回应。正如我们建议所说：“当司马南成功地将事件推进到公共舆论场之中、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显著议题之后，它就成了舆论话题。再有权势的人或者机构，在面对舆论的时候，都是个紧迫的课题，需要作答，因为它代表了公众的质询和态度，你如果忽略，公众就用脚给你投票。”实际上，联想在面对司马南挑战的时候，可能出于某种考虑，确实是没有公开发声。或许联想有自己的考虑，但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公共舆论有自己的关注和理解的逻辑，而涉事主体，应顺应这种逻辑并回应他们的关切。因为面对舆论而发声，本身就代表了诚意和态度，正如我们所言：“说话代表了态度，它本身起码代表了重视，以及和公众沟通的诚意。当议题成为某种舆论的时候，它就不再是司马南的事情，而是公众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说比不说好。愈是沉默，形势就愈是向一边倾倒。因为这意味着舆论场里是一边倒的声音，而缺乏对抗、平衡的声音来对冲。我们过去说“弱者无外交”，今天是“强者无社交”，两者都是不正常的，导致了一种失衡的舆论。正如司马南不断地进击，而作为被挑战对象的大个子，只是沉默地变成了一只任人擂击的大鼓。或者在某种压力之下，12月10日，联想控股内网发布声明：2009年29%股权转让合法依规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声明中为了增加说服力，所有说法都是引用了相关规定和第三方机构的结论。不少人已经注意到，这个声明是在内网发的，这意味着，虽然已经传播出来了，但是相当于一次内部会议，你的讲话对象依然是内部人士，而非外部大众。所以作为内部信的语气、态度，依然缺乏公众看重的沟通情境感和阅听感，距离大众想象的公开发言，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说，联想在公开场合，依然是沉默的巨人。3、公关范围：朋友圈or舆论场？同样的在内部发声的方法，联想此前已经在一个同样重大的事件中使用过一次。2018年5月，联想被传在一次至关重要的5G投票中没有投给华为，瞬间深陷舆论漩涡，声誉形象岌岌可危。联想在柳传志的带领下，发起了一次“荣誉保卫战”。当时的做法，就是发表一封致联想集团全体同仁的信《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公开场合，当做公关的手法。此后，又有近百位企业家力挺联想，帮助发声。联想似乎偏爱这种先在内部动员，然后再通过各种渠道“流出”到公开舆论场的做法。但2018年做得比今年更好的是，当时联想官方还公布了《关于联想在3GPP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近一段时间，由司马南直指联想及其负责人的视频文章，在网络上影响巨大，各大平台上多数网友都卷入了这个事件。从一开始的跟帖和留言来看，大多数网友是支持司马南的说法的。值得关注的是，此前在网络经常第一时间跟进热点的老同志胡锡进，在事发将近一周之后，才推出对此事的看法，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很多人不断给他留言，是被推动发声的。老胡在中国舆论场是个特殊的存在，他具有官方的身份，但是在各大平台的话语又是平民话语，这赋予了一种难得的居间性的角色，能够黏合官民双方，调和各方矛盾。但是面对司马南单挑联想的事件的时候，尤其是在网络上掀起了滔天巨浪的时候，老胡却罕见地沉默了。这并非偶然，背后是老胡深深的顾虑。在网民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司马南的时候，任何调和而非支持行为都会导致网民呛声。老胡最害怕的就是得罪并失去网民。但是现实又逼迫他必须发声。从行文看，那种谨小慎微和平衡修辞，看得出进行了反复修改，堪称“千锤百炼”。网络声音出现“一边倒”的现实由于司马南连发多个视频，对联想及其高管团队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成为国内舆论场一个显著议题，各路人马都纷纷有所关注。我们能够看到的变化是，这个议题从爆发之初的“联想有难，八方点赞”，到各方冷静下来之后，不少人开始对于司马南的一些说法进行了反驳。也就是说，舆论开始变得分化。再具体一点说，普通网民是支持司马南的，但是还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并不同意他的观点。这意味着，这个话题即将导致某种撕裂。这个话题引发的深度裂变，走向如何，尚有待观察。但是人们会有一个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当这个司马南的话题受到绝大多数普通网友支持的时候，官方、大型机构和各界名人对于双方的态度就变得微妙了，没有任何一方会站出来明确表达支持或者反对司马南。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对网民力量的深深敬畏。舆论这个事情，虽然很多研究者认为它是充满争议的，但是网络舆情这个东西，却没有任何人敢于否认它的存在。一旦某个事件引发网民的焦点关注，并且达成了大体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数千万、数亿网民形成的电子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某个方向浩浩荡荡的行军。所过之处，有削山填谷之势。流量无论它是对的，还是错的，它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力量，值得尊重和敬畏。这个时候，任何一种与之相对立的观点，就会遭遇流量浪潮的扑杀，而这种巨大的浪潮，必将挟裹着社会，它将流向何方，到达什么样的深海，都是未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在今天的社交媒体叠加算法推送的新媒体时代，大型流量具有巨大的风险。尤其在这种流量出现喷涌之势的时候，它对于社会秩序具有挑战性的威胁。这种大型的流量，无所谓正面的、负面的，因为这种巨大的流量，随时都会因为某个不确定性的风向而转向，成为一股摧毁性的异化力量。巨大流量的吞噬之力，必须给予足够的警惕。当我们今天面对司马南引发的这股网络风暴的时候，无论这股流量是对的，还是错的，它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风险浪潮。更何况，在今天，几乎没有权威性的人或机构勇于站出来，对这场对立双方的议题进行旗帜鲜明的点评。老胡依然不过是试图“和稀泥”，就这样还遭到了司马南的奚落。司马南击中了“沉默的群体”脆弱内心我们还要看到，司马南挑起这个话题，时机的把握是恰当好处的。这个话题，早了或者晚了，都不足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司马南的确是个熟谙新媒体和网络流量穴位的高手。司马南发起的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这个阶段，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中国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无数的人借此进入了中产阶层，掌握了资本的少数人更是进入了巨富阶层，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社会的话语权，因此在这个过去的10多年里，社会上充斥的是乐观的发展的话语，雄心勃勃的中上阶层垄断了媒体和信息的传播，成为头部人物和时代偶像。但是有非常多的人们虽然也享受到了高速发展的红利，但是相比于上述两个阶层，收入明显太低，高涨的房价、没完没了的加班和缺乏幸福感的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失衡，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并倍感失落，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他们形成了“沉默的螺旋”，形成了这个无力、更加无声的群体。长期以来，很多人认定那些“沉默的螺旋”将一直沉默下去，而完全忽视了这个群体中间深藏的巨大潜能。一旦时机成熟，这个群体将如同被压制的弹簧，奋然而起，爆发出巨大的反弹力量。就以马云来说，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叙事中，马云成为电商教父、中国在全球企业家的代言人。那些受到电商剥削、受到伤害，或者并未有获得感的人们，因此一直在沉默。但是在今年风向转变的时候，这个“沉默的螺旋”发起了反攻，最后的结果，就是马云从商界“下野”，做了闲云野鹤以图自保。而且，这个由中下阶层构成的群体，深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宣传影响。诸如“国有资产不容流失”、社会主义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他们根深蒂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一旦受到挑战，他们将第一时间站出来捍卫这些观念，也因此捍卫他们的人生。他们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规模庞大的百姓，也是我们深厚的执政基础。他们的声音和诉求必须得到重视。司马南长期捍卫这样的传统观念，深知这个群体以及他们代表的力量的存在，并熟稔他们的痛点在什么地方。他们不过在等待一个时机。到今年，整个形势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高层注意到了资本在中国社会的狂飙突进的肆虐后果，并对这种后果表达了担忧，因此，8月开始，一系列有利于维护长治久安的政策断断续续出台了，“共同富裕”作为鲜明的时代口号提出来了。底层社会传来了欢呼声。上面的群体不再甘于沉默，开始声张自己的权利和权益。整个网络里面，一种被压抑已久的心声，开始呼之欲出。如同砰砰的集体心跳，形成了某种低频、低沉而无声的呐喊。各大平台都隐隐地形成了一个情绪浓厚的雨云。一种代表了失落的普通网民的情绪在潜滋暗长，一旦有一道闪电划过，就会化作倾盆大雨。耕耘新媒体已久的司马南，通过吸引粉丝的关注，已经具备了鱼化为龙的潜在力量，各个平台都建立了账号，如同千军万马，潜伏于各个战略要地。张翕之间，振翅欲飞。他在流量之海里，如同巨大的温度计，在那些怀念过去日子的信息碎片里，早就感受到了一些端倪。他也敏感地捕捉到了网络世界这一股巨大的情绪张力，如同猎人嗅到了空气里传来的远处走近的猎物的气息。就在这样的网络氛围中，他在暗夜里亮出了宝剑，化作了那道引爆雨云的闪电，推出了一系列的视频，直击联想和它的创始元老。精妙的议题设计：一种“元概念”的重塑针对这个已经沸沸扬扬的话题，它的对与错，我们深感无力评判。因为这个话题由来已久，并曾被各方深度争论过。将之从刚过去的历史长河里单独拎出来很简单，肯定是湿漉漉的带着话题的新鲜感，但是辨析起来却非常复杂，甚至非常沉重。它需要站在一个历史主义的立场，运用专业的研究视角，并且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的历史现实，进行综合的分析，才能给出较为合理的说法。比如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被很多经济学家承认的、中国大型民企具有“原罪”的说法，几乎已经达成某种共识。但是在今天，这种综合分析的说法无人给出，也没有人敢于给出，因为给出的答案，必将迥异于司马南的说法的，那就必然会和非常多的网民观点忤逆，从而遭到滔天的批评性流量的反噬。司马南以一己之力，在网络之海里制造了一条凶猛的话题之龙。它搅动网络之海，除了司马南本尊能够自如驾驭它，无人再能制服它。司马南为自己打造了这样一匹纵横四海的巨龙，成为流量之海的骑士。值得好好深思的是，司马南抛出的这个话题，究竟具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令各方如此敬畏？我们发现，司马南巧妙地运用了深刻嵌入中国社会和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特有的“元概念”，挟天子以令诸侯，令人失去反抗之力。这个“元概念”就是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相连的一系列本质性的概念，如国有资产、共同富裕、人人平等等，这些概念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通过主流宣传渠道的日积月累之功，已经构成中国社会“元叙事”的四梁八柱，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原点，国人价值观的最深厚的根系。这些“元概念”构成了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根基，在政治上取得正统地位，在经济上土壤深厚，在文化上根深叶茂，具有无可撼动、不可挑战的地位。正因如此，在无数国民心中，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国有资产流失就是一种原罪。任何一个单位或者个人，只要沾上这个罪名，那就是华盖罩顶，罪无可恕，即使是沾染上这个说法，也可被舆论诛心而死。那些最大胆的“公知”们也不敢在这个领域造次，他们深知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道带电的铜墙铁壁。所以当司马南首先将“国有资产流失”作为指向联想的第一发炮弹的时候，也就不难理解了这种议题设计的秘密了。第一时间刺中社会敏感神经，并在普通网民群体中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回应。“沉默的螺旋”重新崛起为一股网络力量。司马南也因此成为了平民英雄，一个捍卫国有资产利益和尊严的斗士，而这一直都是他的标签人设。他在快意的流量之海中，骑着巨龙，接受欢呼。研判这个大型流量风险的必要性虽然我们无意也无力置评司马南这个议题的是非对错，但是对于新媒体时代的大型流量，我们一直进行关注，并且视之为一种网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可见风险。正如上文所言。在这种海量的流量面前，所有的秩序如同山洪之下的堤坝，变得岌岌可危，理性之手被粗暴冲开，只剩下欢呼、情绪和激情，常常带来非理性、情绪化的消极后果。也因此，我们建议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研判这一股超大型流量的风险和流向，比如，它如何遏制了各方参与讨论的欲望和勇气，很多人士和机构视之为话题雷区；会不会因此挑战甚至推翻以往的一些改革共识？在理性决策和网民流量之间，如何平衡，并且具有广泛的说服力？国企改革会不会因此却步不前？如何看待司马南？会不会出现另一个改革旧事重提的话题炒作？等等。按照相关人士的建议，应该在某个重要的论坛上面，提出一个重量级的观点，与这一股流量做平衡或者抗衡，起码形成一个讨论的氛围，而非目前这样“一边倒”的形势，毕竟“真理愈辩愈明”；同时，充分考虑上面提到的这个曾经的“沉默的群体”的利益诉求，以共同富裕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重启他们参与社会建设的力量，筑牢中国持续进步的群众基础。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前几天，围绕江苏联通微博账号的“蛋炒饭”风波，一时闹得人人皆知。因为敏感的时间和敏感的内容，对应了一个历史人物和由来已久的谣言，被不少人举报涉嫌侮辱英烈。结果，微博被暂停服务，联通相关人士出面回复说是公安已经介入，初步的结果是“调查没问题”。但至今也没有看到相关部门的正式回复。一些网友不满的地方还包括没有一点儿的歉意。有时候，表达歉意不是说明你错了，而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打扰了社会各方，不恰当地占用了社会舆论内存。01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近日，李云迪因为嫖娼被治安拘留的新闻，铺天盖地。但是主流媒体严厉的报道口吻引起了一些反弹。这是和以前一些明星爆发的丑闻不太相同的地方。一方面，人们对于类似的风化案已经抱以宽容，另一方面，将宝贵的舆论资源集中倾泻于这个治安案件，堪近浪费。另外，也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李云迪和其他的明星不同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享有国际声誉，以这种丑闻毁掉一个名人，获得的国内社会治理收益与国际声誉损失，存在一个“逆差”问题。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01媒体纷纷报道李云迪，不过是新媒体时代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头部人物吸引了几乎全部的媒体关注力，而普通大众，乃至社会中产阶层，几乎已经消失于网络空间和网络舆论之中。这种显著的头部人物效应，营造了虚假的流行幻像，却掩盖了社会绝大多数的问题，因此，新媒体这种现象，本身构成了显著的社会风险。自从进入新媒体时代，全球性的新媒体都呈现出了这种只关注头部人物的趋势。这样的头部人物包括数字英雄、财富英雄、政治领袖、少数文化名人，和昙花一现的网红明星。因为他们能够带来关注和流量，如同跃出水面的巨大鲸鱼和凶猛鲨鱼，总是会瞬间引发集中关注和惊呼，流量的运营者因此获利匪浅。这种现象冲击了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一贯宣传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新媒体营造的拟态世界，却告诉我们是英雄创造了历史，历史一部英雄的史诗；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宣示绝大多数的民意是对的，指引了我们前进的方向，但是新媒体的“当代史”却经常显示是英雄引领了时代，群众不过是粉丝和围观者，处于被动的位置。他们的价值在于点击和被薅羊毛。人民群众消失于网络之海。这种流量策略的出现，是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息息相关的。微博的平台机制，为中国生产了成千上万个意见领袖，这个群体的横空出世，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时代和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推送机制，则以流量为中心，重新塑造了今天中国社会的阅读机制和注意力机制，使得十万+成为今天的成功标准，和新的社会价值观。中国社会在2013年进入社交媒体时代之后，当年软件的推出者不会想到，其设计的阅读十万+的标准，如何影响了今天的社会生活，以至于今天评价新媒体产品成功的标志，除了流量，再也没有其它标准。起码，官方对于优质作品的认定标准，和网民、平台以及市场的认定标准是大相径庭的。在官方将网络当做正能量、主旋律的新的传播路径的时候，网民只是将网络当做近在手边的轻娱乐的消遣产品，事实上，网民借助网络实现了对于现实压力的逃避，因此他们更容易被娱乐的、轻松的、阅后即焚式的内容所吸引，并乐此不疲，到了短视频时代，十几秒对大脑皮层进行轻柔按摩的内容，轻易俘获人类的大脑，成为今天的软毒品。02正是网络的激发和启蒙，今天的中国社会事实上已经站在了xing解放的门槛上。这和官方一直支持并视之为社会治理重要手段的传统伦理道德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这也是在李云迪嫖娼事件中，官方大张旗鼓的宣传引发了一部分反弹的时代背景。我们需要理解，道德是具有时代性的，是与时俱进的，没有永恒的道德，只有与时代的物质精神相匹配的道德。如果我们无视道德的这种性质，我们的社会治理常常反受其累。娱乐时代的到来，不能不说是相关部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共同推进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共谋的产品。相关部门在现实中推广一种严肃正统的内容，对于传统媒体的敏感内容的深度报道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使得一些社会情绪无处释放，人们只能来到网上寻找喜欢的内容。传统的媒体失去了真正的新闻，只能依靠娱乐新闻来支撑版面，培养新的阅读趣味；娱乐新闻因为一时看不出意识形态的风险，相关部门也乐得顺水推舟，将流量驱赶到这样的一个“安全池”里，如同饲养斑斓的金鱼；网友也通过娱乐新闻来获得短暂的视觉和心理的快乐。各方力量的不约而同的追随，致使娱乐新闻大行其道，并逐渐使得流量向明星聚拢，相关的经纪公司也量身定做，为流量定制流水线生产的流量明星。终于，中国出现了以明星为中心的“流量制”社会。明星制造了网络的各种流量井喷现象，明星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流量倍增，吸引了最大关注，营造了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并逐步捆绑了市场之手，拥有了巨大的叫价能力。这种叫价能力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的、社会的乃至政治的话语权。所以，今天的娱乐明星拥有所向披靡的影响力，不是他们本身的魅力强大，也不是他们的影视产品的影响力广，而是拥有巨大权力的各方共同塑造的结果，是一种社会化的公共产品。03当明星主导了社会注意力的时候，各方力量就纷至沓来，共享这样聚光灯下的荣光。比如，城市邀请明星作为代言人，因为城市需要流量和关注力，它是一种看不见的政绩；消费社会需要明星来代言产品，带动消费，因为一旦消费失去了动力，社会就陷入了滞涨；年轻人羡慕明星，成为孩子们的偶像，但他们几乎注定是今天流量社会的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世界观一片空白，人生底片就这样无遮拦地曝光于这样的星光之下，人生底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以明星为中心的流量社会，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流量掌握了话语权，这意味着所有的劳动价值都要折算成流量，流量成了硬通货。这种流量币的通用面值为“十万+”，低于这个面值的流量不过就是零钱、碎银子。但是目前由于流量泛滥，这种流量币面临着通货膨胀，也就是社会对于流量的感觉变得麻木。而且，很多东西没有办法这样折算成流量币。比如，流量经济就存在一个奇怪现象，正能量往往没有多少流量，而流量爆发的往往是一些迎合了人性中低级趣味或者灰色地带的东西。很多优质理性、富于建设性的思考文章，往往缺乏流量，而那些商业性的、挑拨民粹情绪的口水文字，却往往简单就冲到十万+。我们经常说，流量往往是人性的下水道，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04但以明星为中心的流量社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带来的最大一个BUG，是导致了社会治理中的系统性的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几乎注定会引爆为现实的危机。正如很多人说，金钱是人类社会的一个BUG，因为它常常能够击破各种约束和规制，找到突破口。在我们看来，今天以明星为中心的流量制，也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BUG。明星吸引了社会的注意力，又因为经纪公司精心打造的“人设”的约束，因此聚光灯下的明星是无可挑剔的，是完美的化身。他们成了社会的偶像，尤其深深吸引了未成年人和年轻人的关注。他们模范偶像的一举一动，明星的言行举止都产生磁铁效应，很多教育部门甚至将明星当做孩子们的学习对象。还有不少城市将明星邀请担任形象代言人，或者产品代言人，或者别的类型的代言人。比如，广州就聘请了李云迪作为城市形象代言人，但是在这件事之后，已经终止了这个代言的资格。这一切，都是基于对于明星的完美想象，以及背后的海量的关注力流量。对于新闻传播有一定常识的人应该知道，很多时候新闻并非现实的反映，而只是另外打造了一个“拟态社会”，也就是经过过滤的信息构成的新的想象世界。明星依赖新媒体时代流水线生产的“人设”，也精心构筑了这样的“拟态形象”，使得社会大众对其充满了完美的想象。人类从远古开始，就通过想象制造了统摄一切的神。到今天，人们依然依靠想象，再次制造了平民化的神化的偶像，这表明生产力再发达，人类依然需要依靠想象来实现自我救赎。但遗憾的是，这种在人间的神化偶像，不再是超凡脱俗的，而是充满世俗欲望的，因此很容易露出马脚。我们说，道德是具有时代性的，也是分阶层的。同一个时代的不同的群体，对于道德的要求，以及对于道德承担的义务责任，也是大不同的。在封建社会，在统治阶级要求中下阶级严格恪守道德伦理的时候，却毫不妨碍自己突破各种道德的束缚；那些自甘放逐、悠游林下的人们，也可以公然拒绝道德的牢笼。也就是说，最高层和最底层恰恰游离于道德的约束之外，而中间阶层是道德感最强的社会群体，严格地说，是知识分子阶层和那些努力挣扎向上的群体，往往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明星阶层，都是每个社会的更可能游离于传统道德约束之外的群体。离开聚光灯的明星们，一旦没有了人设的公共舆论约束，往往会受到最大的诱惑，来自物质的、精神的；色情的、毒品的；突破道德的和挑战底线的……形形色色的诱惑。他们常常游走在道德的灰色地带，处于冒险的悬崖边缘。这并非是对一种群体的歧视，实际是现实的写真。他们常年处于偶像的压力之下，心理的重重压力无处诉说，而他们的绝大多数依然年轻，正处于需要知识充实大脑的年龄，却被资本拉来成为众生的偶像——其实他们无力承担这样的重责，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剧？他们需要发泄这种心理压力，常常导致心理的崩溃。重要的是，他们不再有监护人，只有经纪人。很少有人会出于关爱来提醒他们，往往就导致道德淡漠。一方面，这样的明星群体是社会上最容易冒犯道德、也是最容易爆发道德风险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对这个群体寄予厚望，常常寄望过高，甚至在道德伦理方面成为社会偶像，成为年轻人渴望成为的对象，这就陷入了一种极度的悖论，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从现实看，这种风险是真真切切的，常常引爆危机。每次危机爆发，都需要社会进行系统性地灭火，相应的年轻群体几乎需要进行心理辅导。05在接下来可见的几年内，社会依然难以摆脱这种流量依赖症，因为找不到可以代替流量币的硬通货。我们需要认识到，流量明星只是资本制造的产品之一，正如电商、快递、外卖、短视频等产品，都令今天的人们深陷其中，无力自拔。因为这些产品都是基于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窥透了人性的奥秘，满足了人性中那些“熵增”的隐秘需求。人们制造了流量明星，又遭受他们的异化的影响。这或许是流量时代给我们的教训之一。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近日，几则涉及到新闻领域的新闻，引发了很大的关注。一是，以举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李铁男出名的原媒体人罗昌平因为在微博发表侮辱英烈的言论，在海南被刑拘；二是，刑拘新闻次日，国家发改委征求意见稿提及，禁止非公有资本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三是，今年的诺贝尔奖颁发给了两位调查记者，在国内引起一些关于新闻尺度的议论等。01先来说说非公资本不得进入新闻采编业务的问题。其实这个并非新鲜话题，不过是旧话重提。外资和非公资本只能参与经营业务，而不能参与采编业务，只不过以前是由宣传部门和网信部门作出了规定，而现在是由发改委重新公布了负面清单而已。这件事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一来是罗昌平作为曾经的媒体人被刑拘后，网络心理有些波动，此时发改委此时“恰巧”推出负面清单，导致了“混沌关联”；二是眼下自媒体数量庞大，但他们又缺乏行业知识的积累，为了流量不惜剑走偏锋，打擦边球，因此对于监管是提心吊胆，草木皆兵。新闻尤其是时政新闻天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在国内一直处于较为严格的管理之下，在自媒体时代，不可能轻易放开。西方社会也是如此，中国外宣常常在境外难以落地，也是因为西方对此防备重重。02在罗昌平被刑拘之后，还引发了关于“因言获罪”的讨论。此后又有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许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许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其实到今天为止，因为言语侮辱而被刑拘，仅限于涉及到“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案子，其它领域几乎没有，而这方面在2018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已经明确规定了“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等方面的处理办法。上述两人是切切实实触犯了法律，而并非言论自由领域的问题，这一点没有疑义。接下来的若干年，中国面临的主要国际矛盾是和美国的激烈博弈和正面竞争，在此背景下，整合内部力量、全力对外至关重要，因此，有关部门整合舆论的力量、加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将是可以预见的事情。03今天主要谈谈罗昌平被刑拘的背后的逻辑演进过程。我们的看法是，罗昌平陷入了一种“成名路径”的依赖，恰恰是这样的路径导致他掉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陷阱。罗昌平是以微博反腐出名的。2012年12月，罗昌平在新浪认证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涉嫌伪造学历、官商勾结等问题。2013年5月，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这种石破天惊的反腐做法，震动一时。如果考察新浪微博对于中国网络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会发现罗昌平的成名属于时势造英雄。新浪微博是2008年8月开始内测的，然后到2010年前后就开始火起来了。在微博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一种全新的新媒体时代真正开始了，主管部门迎来了巨大的治理挑战。就在新媒体迅猛发展和主管部门一个卡顿的空隙，微博已成烽火燎原之势，在这个全新的平台上，一时涌现了中国数千年来独一无二的意见领袖群体，成千上万甚至更多的公知大V横空出世。微博及众多意见领袖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具有巨大的影响的。罗昌平举报刘铁男的做法，不过沿袭了一般的意见领袖赖以成名的惯用套路。具体的做法就是通过微博爆出一个事件的猛料，或者揭露一个所谓的真相盖子，甚至传播一个似是而非、直击人心的谣言，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吸引大量粉丝，从而成名。罗昌平发出举报微博的时候，他的身份是《财经》杂志的副主编，这个杂志的特殊意义，对于中国媒体界和舆论传播界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会深刻领会。杂志副主编的舆论影响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于成名的渴望，以及微博平台的巨大加持力，决定了罗昌平采取爆料反腐的方式后肯定会火爆一时，并顺利成为意见领袖。实际上，按照他的说法，他自己同时也想观察新兴网络媒体在举报方面的作用，"看一下中央的反腐力度与实际行动"。04我们如果再将微博和罗昌平反腐举报的行为放在中国城市化的时代大背景下来看，就知道罗昌平成功的必然性。在中国跨入21世纪之后的头十年，正是城市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百姓维护权益的运动，又恰逢网络时代的来临，中国进入了网络舆情的时代。在当年舆情时代的氛围下，网民整体处于怀疑论的统治之下，也就是说，当时的网络精神充满了离经叛道和对于正统的反叛和怀疑，如果有人发出了对于体制的批评、对于历史真相的另类解读、对于腐败行为的大胆曝光、对于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都会获得大量的围观和支持。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正是大量意见领袖大量出现的前提条件。可以想象，一个杂志的副主编举报副部级的领导干部，会在微博上引发何等的火爆场景！挟意见领袖的威名，罗昌平甚至获得了国际性的影响。即便后来离开了财经杂志的平台，也能保持了足够的曝光率。他利用了自己的江湖地位，重新开始了创业。但是并未取得多大的成功，足以证明很多时候的成功不过是平台加持的结果。后来他又曲线重新进入了媒体圈，不过是以为人摆平纠纷的律师身份进入的，但这充满了风险。没有新闻资质的自然人或者民营公司，从事舆论监督的业务，就是游走在正义和灰色领域的边缘，随时会陷入新闻敲诈的泥潭之中。如果我们承认人的性格秉性，在没有遭遇颠覆性的人生际遇突变情况下，并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出现明显的改变，那么我们可以说，从罗昌平很多的做法上看，他其实并没有多少改变，依然是那个勇于针砭时弊、在公众场合提出自己个性化看法的年轻人。正如此次在微博上，他针对热门的电影《长津湖》发出的评论，而正是这个评议让他掉入了陷阱。从这寥寥几句话来看，没有刻意的语言修辞，也不像深思熟虑的弘文大论，倒像是风格一贯的脱口而出的评议。如果放在2012年的那个冬天，这样风格的微博肯定会换来喝彩和掌声，但是在今天，却直接导致了他的滑铁卢。05为什么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需要分析这过去近十年间的历史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从罗昌平微博举报至今，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十年。这中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罗昌平举报事件之前，中国的GDP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精英阶层如梦初醒，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11月首提“亚太再平衡”战略，到重返亚太战略并尝试吸引全球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社会已经开始转向，但是中国社会，依然懵懵懂懂，意见领袖和各种大V依然视美国为灯塔，中国亿万网民也没有意识到大洋彼岸已经开始弥漫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到特朗普上任不久，在“极限施压”之后就向中国展开了直接的炮击，实施强硬的手段进行贴身贸易战、科技战，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华为公司，并扣押孟晚舟长达3年之久，中国百姓也才如梦初醒。中国社会亿万网民，整体性地完成了世界观的大转圜。这种全民性的梦醒比美国社会另一种的梦醒晚了很多年，而此前，美国朝野之间、全民上下已经完成了思想总动员，看看美国本是对峙的执政党和反对党携手出台的涉华法案、美国智库抛弃人类价值观直接跳出来煽风点火、美国对于TikTok野蛮收购而且几乎得手、美国中下阶层对于中国人产生了巨大成见偏见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当然，我们不能说美国这种社会的变化，主要是中国的变化造成的，毕竟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导致的经济社会内卷、美国文化的内在矛盾产生的社会撕裂、新一轮全球性的民粹主义浪潮都是重要因素，但是中国发展的强硬势头和美国的应对无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成了一个可见的导火索。特朗普的一阵排炮，不光让亿万中国百姓清醒了，而且很多公知也沉默了。现实比理想更有说服力，能教育更多的人。美国的各种做派没办法让人信服。如果不是商务部联合科技部在2020年8月调整发布了《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可能TikTok现在已经是微软或者FACEBOOK的囊中之物了。这种和十年前相比堪说是大逆转的网络心理，近一两年已经有不少的苗头了。一个典型的场景，是2020年7月，在网红高晓松进行直播的时候，弹幕里出现了大量的批判性的声音，感觉颜面挂不住的高晓松中止了直播，成为当时一个众所瞩目的网络事件。一直“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高晓松意外翻车的背后，是网络的主流民意已经不再接受他一贯鼓吹和信奉的美式价值观。那是一次沉默者的集体爆发，也构成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拐点事件。06十年间，一切都已经变化了，但似乎只有罗昌平没有变。他依然陷入了“成名路径”的依赖，认为只要在微博这个巨大的舆论广场上面，以年轻人的勇气和敢于直言就能够维持热度，维持一个意见领袖声名于不坠，即使对各方有所冒犯也在所不惜。但是殊不知，他赖以成名的新浪微博的舆论场域逻辑已经变了。不仅仅是中国的舆论环境和法治环境变了，更重要的是，围观意见领袖的网民的逻辑变了。不光冒犯了法律，而且从网民的评议来看，人们纷纷表示了批评，甚至有人进行了举报。可以说，今天的罗昌平是被时代和民意双重抛弃的人。放在10年前，罗昌平的这段反主流、调侃性的风议可能在微博可能会收获大量的喝彩，但是十年后，却将自己送进了看守所。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显著的“顶风作案”（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再有今年网信部门全面清理歪曲党史国史军史、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等有害信息），而且冒犯了文化禁忌和政治正确，更重要的是，得罪了以数亿网民为主体的网络民意。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几天前，杭州电视台《杭州新闻联播》发生了一起意外播出事故，因为提词器突然出现故障，主持人和现场各方又没有采取应急措施，结果导致无数观众现场目睹了一起罕见的突发事件。事情发生后，有媒体采访了台里相关负责人，据回复说是内部事件，不方便透露太多；主持人则说他们正在深刻反省。杭州作为新一线城市和明星城市，在国内颇具关注度，公共频道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向社会发布一个小声明，如今选择低调处理，反倒让人觉得像是“鸵鸟战术”。如果选择直面这个不大不小的事件，并利用当下难得的曝光时机，能够适当地展示自己的特色，反倒可能化危为机，获得不错的效果。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事件给我们一般的部门和机构，最大的教训是什么？01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近日最受关注的事件，是9月12日凌晨，河北平山县公安局退休干部关翠敏给该县县委政法委书记尹惠强发了一条短信反映问题，结果得到的回复是一个“滚”！作为世界语言中音、形、义三种要素的绝佳结合体，汉语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字比这个字更能表达瞬间的愤怒和厌恶的激烈情绪了。01所好的是，地方还是有舆情意识的，赶在事情闹到不可开交和上级问责之前，常委会立即开会对尹惠强进行了批评，定下的基调是“误会”，而尹惠强也进行了道歉。关翠敏所反映的拆迁问题也被承诺尽快解决。正如有的网友说，如果不是收到这个简洁有力的回复，问题说不定就难以解决了。由于涉及到干群关系和官员作风问题，这样的舆情总是迅速受到围观。有人会批评这位政法委书记没有媒介素养，在手机上留下“呈堂证据”；有人也会说书记位高权重却性格粗暴，怕是难以处理好干群关系等。一个热点舆情事件爆发，总会引发多个侧面的观察思考。我们却看到这种粗暴处理矛盾关系的背后，是在过去十多年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少从事拆迁或信访等类似干群关系较为紧张的工作的基层干部，已经开始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获得了决策权。02就以这位政法委书记来说，相关资料显示，尹书记最近在负责平山县的拆迁工作，此前，他担任的职务是乡镇党委书记。对中国县城及以下社会生态有所理解的人应该会知道，在基层做一把手，如果没有强硬的工作作风，那很多工作是很难推进的。可以说，几乎每位基层的一把手，都是一个人肉推土机。基层干部多是苦拼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说基层特别能锻炼干部的意思所在。我们曾在苏北一个地级市和地方组织部长见面的时候，见到一位刚从区级领导调任到市局的官员。他的老同事惊呼他看起来“胖了”，他解释说，到了局长位置上，突然闲下来了，而以前在区委书记位置上，忙得简直没时间吃饭！如果考虑到该书记的经历以及目前从事的繁重的拆迁工作，我们几乎就可以理解他对于一个反映拆迁问题的排斥和粗暴的态度了。至于地方给出的理由是尹书记大清早以为遭遇了电信诈骗，所以给出了一个不耐烦的回复，但是不是这回事，相信人们心中都有答案。可以想见的解释是，无论是出于本能，还是基于职务，尹书记对于这类投诉是高度抵触，怒火终于抑制不住爆发了。但是，这种作风在基层如果还可以算一个工作优势的话，那么一旦走上了一定的级别岗位，成为公众人物，那么这样的作风就是一个迟早进入倒计时的定时炸弹，会破坏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给地方带来较大的声誉危机。03我们以分析平山县这样一个舆情事件为样本，来说明一个事实是，在尹书记的背后，在经过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之后，一大批在基层奋战的工作者开始走上了各个地方的领导岗位。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从事过拆迁、信访等繁重复杂的工作，需要和相关联的基层百姓面对面发生利益和情绪碰撞，双方在心理上和情绪上都留下了创伤和负面阴影。他们中的不少人，对于曾经有过利益冲突的群众，或者触发他们不愉快回忆的事件，抱有条件反射般的反感。中国长达近30年的城市化运动，深深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并间接改变了世界。今天中国的崛起、中美力量的消长、中国奉献的14亿人口整体性的解决温饱、美国从接触到威胁“脱钩”等当代事件的背后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数十年前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运动，以及与城市化如影随形的工业化运动。美国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事件。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的成功，背后是无数基层领导干部的没日没夜的付出。一家著名媒体在建国60周年的时候，特别向中国的干部致以敬意。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如果没有一群拼命干的领导干部带领队伍冲锋陷阵，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阳光下的事物，都有阴影。在过去数十年的城市化的进程中，高楼大厦的崛起和大广场、大马路遍地开花的背后，是为数不少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被侵害，强拆、强征导致过去不少地方出现成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也是中国汹涌的网络舆情的爆发源头之一，并由此引发了上访、信访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地方追求政绩的冲动，制造了侵占群众利益的事件，另一方面，过去的维稳压力又需要他们防范上访和信访的群众，为此出现截访等冲突事件。这种故事，相信已经嵌入了不少人的记忆里，出现在不少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新闻作品中，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回忆。这些事件的发生，我们今天来看，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如何评价其实是个复杂的问题。那些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领导干部，也大多受到了处理甚至司法责任追究。但是，无论如何，这样充满了冲突性的发展时期，毕竟会影响到一个地方的干群关系，影响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生态。这个过程中，对立双方都陷入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冲突性的关系纠葛之中，双方留下的灰色记忆，会影响接下来的社会认知。尤其是那些有过这种工作经历的地方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会影响他们的权力观、群众观，以及他的情感和情绪支配模式。04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从事过拆迁、信访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会带着负面情绪来处理和特定范围的群众有关的工作，但是，曾经的工作经历给他们的心理打下的烙印，如何能轻易消除？即使他们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不再从事和以往有任何联系的工作，但是一旦触及他们的灰色情感记忆，他们或许就会启动那种“心理模型”，开启对抗性的思维模式。比如，态度变得粗暴，作风变得强硬，情感变得冲动，等等。再以上述的平山县政法委书记为例，作为一个地方大员，本不该如此冲动，如果不是在看了短信之后，个人被某种情感模式支配，如何会做出这种不理性、情绪化的举动？这意味着，曾经有过类似工作经历和情感体验的一些领导干部，有一个作风和意识转变的问题。这不光需要个体的自我反思，也需要组织的耳提面命，更需要有人正式地将这个容易被忽焉不察的隐性风险当做一个正式问题严肃提出来，摆上台面供大家思考和讨论。从基层走到更高层面的领导岗位上，有个岗位职责和使命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进退问题。个人将成为所在的系统、部门、岗位的代表性符号，他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常常是作为符号出现的。一旦这个符号因为个体的出格言行受到质疑，那么就很可能给组织和单位带来很大的污名，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一句话，领导干部意味着公众人物，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需要时刻检视，防止不当言行殃及身后的一大堆的系统性的东西。在本文写就的时候，看到最新的新闻，石家庄市委已于14日上午对平山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尹惠强做出停职检查处理。每个作为公众人物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明晰，当你的言行产生系统性伤害风险的时候，组织有责任和你进行“切割”。作者：燕志华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8月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指出我国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此前，卫健委曾指出，南京禄口机场疫情仅次于武汉疫情。但是从这一轮疫情防控的后果看，其国内外意义已然超过了武汉的那一轮疫情。从现在的视角看，中国在去年成功控制住了武汉那一波疫情之后，当年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成果，是以抗疫成功的事实重置了世界新闻议题，成为一个重大的外宣成果，并因此在西方再次激起了两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的争议。在疫情刚在全球引爆的时候，我们在《病毒可能一举击中了西方社会的治理“死穴”》一文中提出，西方社会视自由流动为生命，而人类对抗病毒这种古老物种挑战的法宝，需要严防死守，这一点恰恰击中了注重人身自由和资本流动的西方社会的软肋。今天看来，这种观点经得起现实考验。第二个成果，我们是从一个软实力的角度总结的，那就是口罩事实上成为中国软实力和东方文化的代表，它冲破了西方社会壁垒森严的意识形态屏障，成功“打”入美国的社会日常，意味着一种文化博弈的最终胜出。它本身构成了一个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在美国疫情爆发之初，主流社会严重抗拒佩戴口罩，甚至上升到价值观的高度，但随着有识之士的倡导，以及中国无可争议的抗疫成功，戴口罩不再是个问题，而成为抗疫常识。戴口罩不是中国的首创，但它是中国防控的重要手段，并因为中国是疫情防控的优等生和美国的对手，口罩因此成为中美对抗的焦点。这种糅合了意识形态战争、文化战争、科学战争、外交战争的口罩战，最后以“东风压倒西风”而结束。这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外宣成果和文化成果，但是遗憾的是，更多人并未认识到这一点。口罩从外形上看，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形象承载者：两条象征东西方的纽带，中间是一块共同体。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口罩做出更大的外宣的文章。今年，中国迎来了第二波的疫情。自7月20日南京禄口机场多名工作人员确诊感染以来，本轮疫情一度蔓延至全国十多个省份，近50个城市。直到今天，在卫健委宣传此轮疫情渐趋尾声的时候，扬州依然围城深锁，但是这一轮疫情控制成功的全球意义和治理意义，正在慢慢显现，在我们看来，这个意义是超过去年武汉那一轮疫情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认识这一轮疫情的更为重要的意义：01

本公众号持续推送网络舆情和危机管理文章以及故事，欢迎关注！近期，被认为是专家网红的张文宏再成全民关注的热点人物。因为提出“与病毒共存论”以及被指博士论文涉及抄袭，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网络上开始了对垒。不少人认为这形成了一种社会撕裂。01我们如果回溯一下张文宏走红的过程，会发现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英雄”。他出现于全民心理最压抑恐慌的时候，作为专家和党员，他在2020年疫情之初喊出了“党员先上”的口号，通过主流媒体报道，全民记住了他。我们知道，当人们最紧张无助的时候，很容易会铭记那些及时带来信心的个体，并视他们为英雄。实际上，电影的主人公英雄常常就是在这种充满张力的气氛中横空出世的。张文宏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但这不足以确保张文宏红了这么长时间，他不是公关或者传播专业出身，却具有天才般的抢抓注意力的能力，或者是他的某些特点吸引了大众的关注，总之，他的高度专业、幽默风趣、爱说金句的特点，让他在新媒体时代成为一个流量明星。在眼下的互联网，流量富集于中下层，如果不能获得中下层的认可，而仅漂浮于中上层的精英层、专家层、管理层等圈层，是较难获得足够的流量的，这意味着你需要足够接地气，并保持娱乐化，但前提是你还要保持高维，如同牧师那样令人景仰。这个中上圈层具有强大的思想能力、知识生产能力、动员能力和影响力，是中国舆论场的最大的观点策源地。02一个人的走红是需要机遇的，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被动卷入巨大的舆论场，个体就很难掌控自己的命运了。无论是钟南山，还是张文宏和方方，都处于这样的舆论环境之中，接受崇拜、颂扬或者毁誉。中国网络舆论场，拥有将近十亿电子人口，还有陆续加入的智能机器人阵容，毋庸置疑是全球最大的舆论场，具有深海的一切特征。想治理好这个舆论场，其难度犹如管好整个太平洋。最好的办法是完善它的生态，让这个“太平洋”生态完整健康，就具有自净、对冲和协调的功能。这么大规模的网民群体中，意识形态有左、中、右之分，社会分层有上、中、下差别，每个社会层级和意识形态阵营又可以实现三分法，这构成了一个宏大立体的金字塔型舆论矩阵，但这个矩阵又是开放的，境外的舆论也在其上搭起了很多的脚手架。因此，这个舆论场里的观点意见不统一是非常正常的，想取悦所有人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很多精明的人早就发现，只要抛出一个尖锐的观点，在获得赞扬的时候，也在激起骂声，但是在正反两个方面，收获了双倍的流量，而流量具有价值。在这个竞争性的意见市场里，无数个观点时时刻刻被生产出来，仅有极少数被关注到，然后被讨论，卷入更多的人，最后形成很多的共识性的东西。问题是，当一个人引人注目地出现的时候，比如张文宏闪亮登场的时候，舆论场里面的反应机制究竟是怎样的，总的评价是如何最终生产出来的？面对张文宏，相信每个人都会有所想、有所感，但是多数人无力生产内容，少数人开始了观点生产，吸引了前者进行了围观和评论。如果观点未能获得关注或者广泛认可，就不会形成共识，渐渐沉底。相反，如果观点获得认可，往往最后形成社会共识和舆论结晶。这种意见竞争的结果，大概率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的观点，通过具有影响力的平台传播出去，获得更大的关注度，张文宏或者类似的人物的舆论地位就这样定下来了。就是说，关于某个事件、某个人的一个共识性的看法已经在网民中酝酿，只要“发人之所未发”，首先说出来，就会获得点赞和分享。这其实也是10万+文章的一个秘诀，就是必须击中了一个已经存在的观点、痛点、猜测，然后才能获得免费分享转发。关键是，谁来说，如何说？在今天这样众声喧哗的时代，具有这样影响舆论能力的人群，主要还是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03从每年CINNIC公布的数据看，国内网民的年龄、学历、收入、城乡结构多年来都是维持原状。但是从网民结构的数据却显示不出这样的重要变化，那就是上文所说的中上圈层的专业人士、知识阶层开始在舆论场大规模地崛起了，而此前，他们中只有少数是舆论场中的活跃者，而今是大规模的觉醒。近年来，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他们崛起为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积极发声，而不再是过去沉默的螺旋。他们不再羞于发声，而是在打造个人IP浪潮的激励下，通过各大平台的公众号积极生产观点态度。各行各业专业人士的发声，让舆论场正式成为一个适合讨论的公共空间。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沿袭传统的分析框架，就会无力解释我们今天面临的舆论和舆情。我们知道，舆论虽然是个复杂的东西，但其基本的生产过程，在于极少数人制造了相关话题，获得了支持，影响了大众，然后成为社会主流的观点。也就是说，仅有少数具有思想生产能力的人，才能真正制造话题并影响大众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今天将近十亿人口的网民，其中能够生产内容的不过数千万，但是这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对于公共舆论场来说无关痛痒，只有极少数的作者及其产品能够在意见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社会议题，引领舆论。简而言之，就是网民中占据极少数量的知识阶层，在今天显示出了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在新媒体的流量时代，知识阶层从开始的沉默的螺旋，到如今重新从线下来到线上，重新占据舆论场的塔尖。无数网民重新集结到了知识阶层的麾下，复制了线下的社会发展史。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意味着我们找到了名人从出名到声誉正负面转换的网络流量按钮。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和观点的生产者既可以成就你的声誉，也可以毁掉你的声誉，但是前提是他的观点能够获得大众的认可。在今天，在张文宏在舆论场中一直保持高关注的时候，少数人提出了不利于他的观点，指出他涉嫌学术剽窃。学术剽窃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专家来说，是颇为凶险的一种指控，一旦坐实，起码在知识圈层会形成较大的声誉伤害，即使他维持了大众红人的热度，但也可能在圈内形成声誉塌陷。从一路走红到遭遇指控，这中间的转折点是张文宏提出了“与病毒共存论”，被认为是和国外媒体的类似看法形成了呼应，再加上前卫生部长刊文驳斥，在国内形成了针对张文宏的一定声量的非议，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做法类似于“汉奸”。应该是这种负面的看法，激发了一些人的义愤，花了大力气寻找他的“黑料”，终于在20年前的故纸堆里找到了一些问题材料，接下来就出现了攻击性的观点。04对于这种不利于张文宏的观点，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这种观点对张文宏的声誉应该构不成多大的伤害！原因很简单，一是20年前的学术抄袭的观念和今天有所差异，那时的学术共同体内，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么干，而且正如有些人指出的那样，摘要里面的文字虽然说是和原作者是一样的，但并非文章的主体，有伤小节，无伤大雅；二是，在无数百姓的心目中，张文宏是今天抗疫英雄，学术圈的专业问题，百姓可能并不关心，或者觉得瑕不掩瑜，那造成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观点不一定会获得多数人的支持，仅会成为知识圈层的热点话题。只要张文宏一直坚守在抗疫一线、一直是上海抗疫防线的“门神”，没有在抗疫这个关键领域犯错，那他大概率会安然度过这一次声誉危机。但我们通过分析张文宏的声誉走势，能够看出今天社交媒体时代的舆论场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门户时代和微博时代，它意味着我们今天对于网络和舆论环境的治理，正在涉入深水区。作者：燕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