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思远 × 张德强 | 《死水微澜》：“中国的左拉”与他笔下的都市文化悲歌

2022年2月27日，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和四川文艺出版社，举办壬寅新春首场共读沙龙。读者们在商洛学院的钟思远老师和南京艺术学院张德强老师的带领下，将目光投到美丽的川西平原，以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为锚，感受成都直爽火辣的城市性格在中国帝制社会末期的一潭死水中激起的独特波澜。

本文为论坛纪要，由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志愿者吴欣欣整理。

《死水微澜》线上品读分享会纪要

文 | 吴欣欣

图 | 罗林·张柏林1909年摄成都老照片

“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问世后，随即成为文学大师李劼人代表作。该长篇小说系列以中国近代史上三次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书写了中国近代政治风波之下的川西人文图景。具有象征意义的三个书名依次对应义和拳运动、维新变法、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变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三位著名人物均给予李劼人其人其作极高评价。郭沫若热情洋溢地写出《中国左拉之待望》一文，盛赞李劼人为“中国的左拉”。巴金在李劼人故居的留言簿里写道：“只有他（李劼人）才是成都的历史家，过去的成都活在他的笔下”。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则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如果说《阿Q正传》《边城》《金锁记》《生死场》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话，那么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应当是最精致最完美的长篇了”。

以“大河三部曲”中流传最广的《死水微澜》为例，上述三位评论者究竟看到了什么？为何他们如此评价？钟思远老师从小说人物塑造、世情小说风范、作者经历的文学化投射、地缘写作观及文学史意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01

人物形象塑造——以邓幺姑为例

《死水微澜》中的人物塑造在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中堪称出类拔萃，其中，尤以女性人物形象最为生动。

女主人公邓幺姑颠覆了人们对于中国乡村女性（特别是底层农村女性）形象的刻板认识。清末民初，发生了众多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成都虽身处中国内陆腹地，交通不畅，对思想文化信息的接受难免滞后、错位和弱化，但时代变革的潮流势不可挡，波及到邓幺姑这样的特殊人物，也会如风起青萍之末。

在邓幺姑所生长生活的成都郊县乡镇上，升斗小民中发生的社会心理与情感变化固然与彼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如：南京、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很有区别，但一定也会出现“暴风雨前”的“死水微澜”。

李劼人以邓幺姑（蔡大嫂）为典型，意在塑造因历史潮流而激发出新生命活力的女性形象。一旦她们心中命运改变的念头被外部世界的机缘所点燃，就会爆发出巨大能量，挣脱压在旧时代女性身上的“三座大山”：族权、夫权、父权。其觉醒后，旧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她们的身上就会松动乃至崩塌。无论是为了实现住在公馆中的“成都太太”生活而宁愿嫁给老士绅们做小，或是不顾伦理道德地与丈夫、情人同处一个屋檐下，还是为了救丈夫出狱而愿主动嫁给情人的仇人……，都展现了与如祥林嫂一类的传统底层农村妇女截然不同的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

与之相比，《死水微澜》中其余女性形象也反映了当时不同身份、阶层女性的各自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样式。比如：顾天成的原配妻子是一个愚昧、屈从、保守的农妇，命运凄凉，可怜可叹；顾天成的邻居钟幺嫂受了外部环境的影响，敢于信洋教（基督教），虽势利、尖刻却又同情心未泯，是有生命力的泼辣农妇；钟幺嫂姐姐帮佣的曾师母本是被洋人收养的孤女，后竟与养父（洋人）成为了情人，命运中不乏传奇色彩。这些女性形象背后，交织着当时中国土地上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个人的出身及其与命运的博弈，最后造成了她们不同的性格和行为。她们活得平常而真实。李劼人绝不给她们带上善恶有别的脸谱，而是用贴近生活的观察来呈现，让生活本身的复杂成就人物心灵的丰富。

《死水微澜》中还有一类群像值得琢磨，就是士绅阶层（如：成都郝公馆中的老爷太太、公子小姐）。郝公馆是当时成都典型的士绅家庭，公馆中的人和他们的亲友经常在家中谈古论今、讨论家国大事。在他们身上，李劼人生动呈现了在距北京城两千多公里外的成都人是如何感受义和拳乱的。从小说中可见，八国联军的入侵仅仅被他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仿佛事不关己。这是令人惊讶的，熟读“修齐治平”的士绅阶层尚且如此，当时成都世风为何有如“死水”，“微澜”为何距离“暴风雨”尚远，便可见一斑了。

02

世情小说风范

不同于革命小说、启蒙小说、知识分子小说，世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最具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血脉。《死水微澜》对于中国世情小说传统的承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中人物形象（无论主次），皆无典型的正面反面之别；二是作者的价值判断介入少，没有明显的教化倾向。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说道：“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学家，而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将此置于中国文学的语境里，世情小说就体现出了用文学的方式来记录社会历史和人心的巴尔扎克式写法。这类小说里的人物生动自然、贴近生活，容易引起大众的共鸣，使人不自觉地通过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更深入地体察自己的生活，反思自己的人生，形成对社会历史的个人化理解。在世情小说中，民众看不见所谓的历史规律，也看不见自己的生活如何在冥冥中被上帝之手改变，作者与读者一同感受着悲欢离合的人生百态。

由此，也衍生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从文学中看待历史和社会？或许可以分两类：一个是科学化的历史，它以事为本，需要有证可考，有据可依，如古人所谓“我注‘六经’”。另一个是文学化的历史，它以人为本，作者通过历史印证，表达对世界的个人看法，如古人所谓“‘六经’注我”。

正史（或所谓“事实之史”）沉默无言的地方，文学家自有其特殊使命，他们用笔墨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民间社会。上至英雄领袖、大夫百官，下到工农商贾、贩夫走卒，文学化的历史往往另具只眼，关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使他们变得栩栩如生、具象写神。在历史无情的风雨的冲刷下，他们为这些平凡人的物质、精神生存状况的变化留下浓墨重彩。这既是对历史本身壮丽庞杂的唤醒与复现，更是文学洞幽烛微的魅力与神奇。借用马尔克斯的话：在这里，文学的想象跳出历史的罅隙，展开了不可思议的飞翔。

03

作者经历的文学化投射

《死水微澜》塑造的邓幺姑（蔡大嫂）形象为何如此不同？这或许与李劼人的留法经历（1919年底到1924年秋）有关。当时李劼人看到了法国女性生活状态的健康自然，以及法国男女两性交往中的自在洒脱，这些都引发了其内心新伦理与旧道德的碰撞。他笔下乱世男女叛逆的情欲关系于是有了一种反叛和挑战中国礼教传统的意味。

《死水微澜》中主要人物（蔡大嫂、蔡兴顺、罗歪嘴、顾天成）的情感纠葛与婚恋关系，直接挑战了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底线。且小说里还写到，成都当时流行一种同性恋风气，士绅阶层有钱有势的人不但要和妓女交往，而且还养相公（男妓）。不少文学评论家（自郭沫若开始）认为李劼人在写该小说时受到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李劼人本人对此不太认同。他认为自然主义常常陷入刻意直接袒露人性阴暗与恶劣的泥潭。李劼人认为自己的小说只是如实观照，不虚美、不隐恶，既写人生的无理无常，也写人生的有情有义。虽然《死水微澜》所呈现出的中国地方社会在整体上是衰败的，世道人心不乏病态，民间信仰与伦理道德在各方势力的冲突中也是混乱的，但李劼人着力坚持书写的是希望与苦难并存的现实和风雨飘摇中烟火不息的市井。

04

地缘写作观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觉用方言创作小说的先驱。《死水微澜》对于四川方言的保存和展现具有重要意义。但这部小说也并非全用方言完成，虽有着许多方言词汇，叙述的语法还是现代白话，且不少方言词汇均被李劼人悉心加以注释。因此，不管用四川话阅读，还是用普通话阅读，都能够比较流畅。

《死水微澜》中，地方色彩最浓郁的方面体现在对成都民俗文化的大量叙述和精致描写。乡间集市盛况、公馆陈设、青阳宫灯会、东大街灯会，铺陈之细致、感觉之敏锐、氛围之生动，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罕有其匹，以至于后人将“大河三部曲”中有关成都的民风民俗的文字专门辑录了十余万字的篇幅，合并李劼人另外一些谈论成都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文字，编成了《李劼人说成都》一书。

茅盾曾言：“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茅盾与李劼人是同代知交，心心相惜，他的这段话也很好地说明了《死水微澜》地方色彩与其恒久价值相得益彰的缘由。

05

文学史意义

李劼人写成都，可比之于巴尔扎克写巴黎，狄更斯写伦敦，福克纳写帕塔法、马尔克斯写马孔多，鲁迅写绍兴，张爱玲写上海，沈从文写湘西，萧红写呼兰……，在世界范围内，乡土既是一种时代标本，也是一种传世范本。

不管是以写实的方式，还是以抒情的笔调，不管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批判现实主义，抑或是散文化的书写……，国家与社会、民族与文化，在他们各自的一方乡土中都有蓬勃的伸展，底层百姓的人生和命运皆呼吸其间，这也是他们作品的历史意义所在。

作为传世范本，则因他们在文学表现的形式上各有千秋，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杰作。在他们的小说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是活的，如在目前的事物是活的，生活是汩汩流动的。他们使书本从纸质品变为了我们精神世界的信息源泉，使人醒目、凝神、深思、想象不尽。这是所有普通读者的幸福，也是我们将这些杰作反复阅读（卡尔维诺验证经典最重要标准）的原因。

评议环节，张德强老师从文学评论角度对李劼人及其作品《死水微澜》进行了解读。他首先推荐了《李劼人全集》（钟思远老师曾参与其中《书信卷》编辑的相关工作）。《李劼人全集》共有17卷20册，包括了至今能收集到的李劼人的全部中文写作（含至今能收集到的李劼人的的全部小说、散文、杂著、书信、翻译作品和至今能接触到的李劼人的全部手稿），是读者全面了解李劼人的最权威资料。

随后张老师呼应钟老师开头所引用的文学评论，补充了两个对李劼人的评论，一个来自《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作者夏志清，他在写给他哥哥信里说道，自己最近（1959年8月份）看了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里面说道：“李劼人写了三本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据说远胜茅盾《子夜》之类的作品，李劼人即在茅盾之上，在他看来大抵是中国近代第一大小说家了。”但此时《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定稿了，所以不能再改了。

另一个是对李劼人的文学批评，来自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所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面在京派小说结尾提到李劼人，对《死水微澜》中邓幺姑这个形象的反封建性有所赞扬，但笔锋一转，批评道：“李劼人的长篇，其结构、人物、语言都不错，《暴风雨前》和《大波》因生活之积累不足，不足以支持宏大的创作意图，读起来便觉沉闷，显出艺术细节粗略得欠缺了”。

结合自己的阅读体验，张老师坦言道《暴风雨前》写得不如《死水微澜》精彩，或者说显得比较仓促，情节构思不够精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此他在《李劼人往事：1925-1952》一书里找到了答案。

1925年李劼人从法国回国后办了嘉乐纸厂，在随后的27年，他的主要身份是一名实业家，只是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而其中1935年对于李劼人是一个特殊时期，在拥有了四十几年的生活积累后，他写出了“大河三部曲”，但实际上他真正写作的时间不到一年，由此看来他属于创作体验派作家。

李劼人小说中时常透露出西方作家写作的影子，即长篇文字的叙写，关于这点原因，张老师猜测是因为李劼人未经过1919年五四诗坛的文化洗礼。1919年到1924年期间，李劼人在法国留学，这与诗人李金发的经历很像。李金发的诗最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其“之乎者也”的诗风与五四初期的诗坛风气完全不同，因为他没有经过白话文运动的完整洗礼，这也许也是李劼人小说的叙写方式更多地受到法国作家影响的原因。

比如《死水微澜》的开头与《包法利夫人》开头的写法如出一辙，都是从一个外人（非主人公）的视角去进行观察，以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我”的口吻去讲述小说里的世情百态，这就与同时代的《家》和《子夜》的写法十分不同。

而李劼人这种接近世情小说的创作与鲁迅作品最大的不同是，没有一个明显的启蒙视角，这与作家的艺术观有关，无分好坏。同时也是作家个人的一种自律，他不觉得自己比小说人物高明，这是李劼人的厉害之处，也使得他的作品拥有流传于世的可能。在鲁迅的《药》里，我们可以很直接地感受到作者的态度——对底层民众麻木的批判。但《死水微澜》中，蔡大嫂（邓幺姑）问袍哥罗歪嘴，为什么洋人能对朝廷如此施压？李劼人在里面也没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借罗歪嘴之口，将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读给蔡大嫂听。在此，蔡大嫂作为一个底层人物，在面对时代之变时，体现了另一个民众视角：人们真的不懂，但是他们有那个探索、了解的劲儿。

最后，张老师特别提及《死水微澜》里的男女关系是串联起整个故事的关键，放到今天，其实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但人们之所以喜欢读，他认为是因为这里面男女之事写得很真实。李劼人不会刻意介入小说做道德判断，不做讽刺，不为人定性，反而是基于现实基础力图反映一个真实的人间世界。比如嫁给蔡兴顺的邓幺姑有吃有喝，却羡慕妓女刘三金有人爱，单看会很奇怪，但结合邓幺姑渴望爱、自由热烈的性格，我们便会觉得人物的性情是如此真实，可以被理解。

《死水微澜》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成都底层世界是一派生机勃勃，充满了生命力，没有被礼教过度束缚，张老师认为这源自李劼人真实的生活感受。李劼人21岁时在四川泸县做科长，他的舅舅（后来成了他的岳父）当时做县长，在此期间李劼人常去拜访妓女，他舅舅知道后很生气，禁止他和妓女再来往。这件事出自李劼人女儿李眉之口，也就是说李劼人晚年时会毫不顾忌地将这种事讲给孩子们听，丝毫不觉得丢人，可见李劼人道德方面的态度标准都很耐人寻味，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针对两位老师的分享，书友们也踊跃提出了自己的问题：

1. 按照李劼人人生中对小说的规划，其“大河三部曲”与《天魔舞》是否存在采用了同一个世界观下的“小说世界”？

钟思远：李劼人本人没有说过“大河三部曲”与《天魔舞》的具体关系。但读者可以有自己的阅读感受。李劼人是倡导民主进步的无党派人士。我认为，他写作初版“大河三部曲”和《天魔舞》时的思想观念是比较统一的。在写完初版“大河三部曲”之后，李劼人还想写第四本关于反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长篇小说“激湍之下”。当时，他已是左翼文学阵营中的一员了，对于创作聚焦现实社会状况的小说还是秉持着一种民主革命立场的。《天魔舞》的出现很应时，但在我看来，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纳入他“大河三部曲”所构建出的“小说世界”。

2. 请问《死水微澜》对方言写作有什么启发？

钟思远：李劼人在方言书写上展现了鲜明的川西色彩，但如果能将方言与书面语的表达结合得更加圆融，或许《死水微澜》的可读性会更强。我觉得李劼人先生的方言写作有一个白璧微暇的地方，就是方言的语法形式与翻译文风之间会产生冲突。比如他常写那种欧化的长句，这与四川人日常说话风格是有差异的，有时读起来也会让人感觉拖沓。另外，他在叙述中还残留一些文言句法，这使得他的语言风格无法达到更高的纯熟度。

李劼人是一个非常富有叙事天赋的作家，但由于他生平爱好广泛、事业活动过多，以至于在文学上花费的精力确实太少了。《死水微澜》写了不到一个月，《暴风雨前》和《大波》也就两年多一点，后面也没有经过特别精心的语言打磨。

关于四川的方言写作，现在有个四川90后作家周恺，他被誉为传承李劼人衣钵的青年代表。他的长篇小说《苔》中的方言运用更加纯熟。虽然这本书整体成就上还无法与《死水微澜》相提并论，但在方言写作上相信会对读者有所启发。

3. 请问李劼人与袍哥的关系是什么？

钟思远：李劼人女儿李眉所写的《李劼人年谱》中提到李劼人的儿子（李远岑）曾遭土匪绑架，通过一位颇有影响力的袍哥人物居中斡旋，最终得以赎回，后世推测该袍哥就是罗歪嘴的原型之一，从中可以看出李劼人的生平经历十分精彩。工农商学兵、社会各阶层，他均有接触，是交际面很广、很有传奇性的人物。在文学之外，李劼人的多重身份及其相关经历也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意义。尽管李劼人在文学史上没有留下更多的传世佳作，让人觉得遗憾，但他以自己人生的丰富性却也写成了一本独一无二的大书。

4. 能否请两位老师从城市文学的视角把《死水微澜》之于成都的叙写，与《子夜》之于上海、《骆驼祥子》之于北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分析？

张德强：我觉得这三本小说里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最有热情的就是李劼人。从他的叙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成都生机勃勃的一面。比如他写成都人说话嗓门特别大，所以成都人耳膜比别人都要厚一些；再比如将邓幺姑对成都的向往描绘出来的邻居韩二奶奶说，成都要饭的都可以吃得比农村人好。这种小人物的观点十分具有成都市井气息。同时，在这三个作家里，对于地理方位掌握得最厉害的是李劼人，这体现了李劼人受到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之大。小说的第二章开头，三十里四十里他都会写得很清楚，这还涉及到文学地理学范畴。老舍的小说同样也有热情，但这个北京味儿主要还是体现在语言上面。

钟思远：如果让我来排位的话，我认为李劼人在首位，老舍居次，茅盾最后。一个城市，和一个作家之间，若想真正建立一种血肉之亲的话，这个作家一定要是这个城市的生活家。他要对这个城市真正的百姓生活、各个阶层的具体日常抱有极大的书写热情和极其充分的了解。

茅盾先生主要志在启蒙与革命，他对于生活情趣方面的热情远不及李劼人和老舍。但是老舍内心清高、书生气重，虽是底层旗人出身，但身上仍有满清遗民后代身上的一种“骄傲”。在民国时期，他对现实政治较为疏离，交际也主要在学界和市井中。李劼人既受地域文化影响，自身经历也对他的个性有所塑造，因此他呈现出一种热衷于政治活动和公共活动的性格。比如：他办过报、开过餐馆、教过书、经营过实业，与地方著名军阀和国民党中高层军官皆有来往，解放后又当过成都市的副市长。由于这种丰富的、多层次的生活经历，相比老舍之于北京，李劼人与成都的关联就还要更广更深一些。

最后，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许金晶老师对本场沙龙做出总结，并分享了他作为普通读者的三点感受。

1.城市文学视角下，《死水微澜》展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都以及成都周边地区的城镇乡土风情，细致准确地记录了四川的城市生活风貌，包括家庭生活方式、祭拜仪式、性别观念等，是今天人们研究当时成都人民性格状态和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一手资料，兼具城市文学价值与城市史史料价值。

2.城市史视角下，海内外的顶级学者、成都之子王笛老师，在他的城市史研究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论著中，反复将李劼人《死水微澜》中诸如袍哥的相关描述作为核心史料进行参考。

同时我也注意到现在还没有过多学者重点研究和引述的一个方面，也就是研究不同城镇之间的互动张力所产生的影响范围。《死水微澜》里提到的天回镇，在今天意义上是成都的一个郊县，那里的人们有固定去市中心赶集、烧香的习惯，这可以看出当时的普通百姓对成都市中心生活的一种向往。成都这座城市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将它的文化观念辐射到直径达到几十里甚至百里左右的范围。

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内外学者若要做经典范式的区域经济社会史、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可以将《死水微澜》作为参考。而作为城市史的史料来说，这本书仍有很大的开发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和深究。

3.文学的日常生活性视角下，《死水微澜》看似寻常普通，讲的全是市井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宏大叙事，但在这种以成都为辐射中心的城市日常生活的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层面的日常生活跟政治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是体现弱者反抗式的、自我能动性的日常生活对于主流宏大叙事的政治历史的反动。正值庚子国变以及义和拳运动，身处祖国腹地的四川仍能在华北已经陷入一片混乱和杀戮中保持着一种日常性的生机勃勃。这也让我们看到千百年来，中国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对于宏大政治带来的战争或者纷乱、管控，仍保持着自我的能动性及弱者反抗式的一种延续和延伸。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成都未陷入战乱之中，但它仍然共享着大时代背景下的同一政治文化场域话语。不管是信奉洋教的洋教徒，还是他们与普通市民之间那种冲突体现的张力，或者是蔡大嫂身上涌动出来的、冲击过往所谓儒家伦理的，能够自由彰显自己的欲望、自己野生的生命意志的状态，这些都能看出晚清近代化变局对万千普通人的巨大影响。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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