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人是神圣的 | 华莱士逝世十周年

今天是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1918-2012）逝世十周年。2012年的今天，这位可能是美国电视新闻史上最具盛名和符号意义，同时在其晚年职业生涯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电视记者、主持人，在其94岁高龄的时候终于停止了对这个世界的审问。

数十年来，从霍梅尼到内贾德，马丁·路德·金到安·兰德，还有里根、肯尼迪、科沃基恩和克莱门斯，……他和国家领导人、各界名人、普通人，在镜头前对话，而成就他的重要因素之一，确是忘记镜头。
对于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来说，已故领袖邓小平给他递烟自是佳话，但新闻“教父”留给世人的，绝不仅是曾与七位美国总统和无数外国政要纵论天下的辉煌，更多的，还是一种无畏甚至霸道的新闻精神。
在他的招牌节目《60分钟》中，丑闻、黑幕与战争在戏谑的口吻和辛辣的追问中暴露无遗，拒绝他采访的前任总统小布什，则被他永远钉在了“永远坐在原处总统”的耻辱柱上。
华莱士是舆论监督的践行者与成功者。他的践行与成功能否复制？值得所有新闻人反思。即便拥有华莱士那样的新闻智慧与技巧，并拥有同样的职业精神与监督责任，是否可以达到他那样的境界？环境塑造人，舆论监督环境塑造新闻人。只有让舆论监督免予恐惧的自由，才能缔造出优秀的新闻人。记者的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终归离不开外部环境，尤其是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

撬开世界的嘴

文 | 何野

来源 | 《华夏时报》

“决不给负面新闻贴上一张幸福的脸。”在回复尼克松的信中，华莱士这样写道，以此为由，华莱士也拒绝了来自尼克松政府的邀请。

如果顺利，华莱士本来可以成为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但他认为自己的秉性不适合担任任何一位政治家的发言人或辩护人，华莱士厌恶一切对真相的粉饰与回避。可以想象，这封措辞尖刻的回信，就像他后来无数次电视采访给对方带来的感受那样，让尼克松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

在人们的印象中，华莱士在镜头前始终身体前倾，眼睛直视对方。他不仅是采访者，更是审问人，他的问题如此直白而令人窒息，面对他冷酷无情的审问，无论你地位多么显赫还是高贵，撒谎都变成了一种压力，一种累赘，这就是他的气场，他的无与伦比的主持风格与魅力。

走上质疑之路

终其一生，华莱士都是一位伟大的质疑者，他从来没有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审视，也从未放弃甄别和查证每一个可能虚假的细节。

这种对真相近乎狂热的追求，固然源自西方新闻的传统精神，同时也离不开自身的秉性与成长经历。

华莱士出身寻常，学习成绩也并不突出，幼时因为眼睛细长，常被人奚落和取笑。他曾在商店偷过5美分的口香糖，而且不止一次。不过，华莱士有着不错的文艺及体育特长，他在高中时成为学校管弦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及校网球队队长。

华莱士本来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或者英语教师。但在大二时，当他第一次走进学校广播站后，他的人生从此转换了轨道。

在一家洗衣房及家具公司旗下默默无名的小电台里，华莱士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兴奋地告诉自己的母亲，播音员比议员还棒，可以让整个美国都聆听他的声音，议员却做不到。

这种“让整个美国聆听自己声音”的兴奋，后来持续了华莱士的一生，可以说，华莱士有着天生的电视才华。

真正让华莱士享誉全美乃至全球的，是196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推出的经典电视栏目、新闻杂志“60分钟”。作为“60分钟”的创始人之一，当时已经在广播、戏剧、电视领域小有名气的华莱士，出任了该栏目最初的出镜记者及主持人之一。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新闻副总裁、“60分钟”前制片人Peter Herford回忆，在进入“60分钟”之前，华莱士虽然也很擅长做那种风格硬朗的采访节目，但并未以此作为自己专门的职业定位，新闻节目之外，他还会经常主持一些非新闻的娱乐节目。

华莱士之所以后来转向纯粹的严肃新闻，并以尖锐的质疑为底色，很大程度源自其丧子之痛。

1962年，华莱士19岁的长子彼得在希腊旅行时失踪，华莱士随后远赴希腊，在当地雇了一位向导和一头驴登上了事发的山头，他从山顶向下眺望，发现儿子的尸体躺在山崖下。此后，他决心只做严肃新闻。

“他本来会成为一名作家，一位记者。”多年后，华莱士回忆此事眼角仍有些湿润。他清楚地记得彼得临行前曾对自己说，如今社会问题并不被政府和新闻机构认真关注。他承诺儿子，自己一定会深入新闻背后。儿子的猝然离世，让这份承诺显得格外沉重，“我要做些让彼得为我感到自豪的事”——这也成了华莱士后来追求新闻理想的动力之源。

或许彼得并未想到，自己这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遗愿，最终为美国带来了一位真正的伟大的理想主义新闻斗士。

60分钟——里程碑似的胜利

自从担任“60分钟”这个新闻节目的出镜记者兼主持人之后，华莱士迎来了自己的事业巅峰。

“60分钟”无疑是美国新闻史上最成功的电视新闻节目，没有之一。

这个节目究竟有多成功？只要看看下面几个数据就可略知一二：它曾经75次获得艾美奖；巅峰时期它曾每年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创收20亿美元，有3年时间，整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年度营收有一半来自这个节目；在几乎长达10年的时间内，它在包括各类娱乐节目在内的收视率排名中，始终高居前10位，创造了电视新闻业的奇迹。

我们知道，电视这种传播载体自1950年代在美国风行以来，真正居垄断地位的一直都是娱乐节目，没有人认为电视新闻节目是可以挣钱的。直到1968年“60分钟”诞生之前，几乎所有电视新闻节目都是赔钱的，都只是电视台或电视网为公众提供的服务性栏目。由此可见，“60分钟”的出现和崛起，对美国电视新闻的意义完全是颠覆性的。随着“60分钟”的成功，美国三大电视网的其他两家也相继推出自己的电视新闻栏目，并重金打造。

“60分钟”的成功，除了内容深度及形式创新上的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节目云集了像迈克·华莱士、丹·拉瑟（Dan Rather，1931-  ）、莫利·塞弗（Morley Safer，1931-2016），包括后来加盟的著名专栏作家安迪·鲁尼（Andy Rooney，1919-2011）等这样一批极具个人魅力同时坚守传统新闻理想的职业精英，他们都是当时美国电视新闻业的顶尖人才。很难说，究竟是一档成功的节目打造了其招牌主持人，还是充满个性的主持人造就了节目的辉煌。

作为“60分钟”的另一个金字招牌，如果说丹·拉瑟的标志是深刻，是真诚、可掬的笑容和他那套羊毛衫，那么华莱士的标志就是那永不停歇而又令人窒息的提问风格，迷人甚至性感却又充满力量的微笑，还有就是那一长串重量级的采访名单。

接受过华莱士采访的名人可以编成一本《20世纪名人录》，仅仅在政要方面，就包括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等历任美国总统，当然也有像卡斯特罗、阿萨德、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内贾德、普京等这样的全球风云人物。

与当下中国流行的各种或严肃或娱乐但总体庸俗不堪的名人访谈不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受访者，华莱士的提问和注视，永远是那么犀利，不近人情，其中没有任何迎合或谄媚。

在自传《你我之间》里，他记述这样一段轶事：

上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逊，在准备接受华莱士的采访前，曾咆哮着警告他：

“我不想谈越南，如果敢提越南，我就让你们这帮小子立马滚蛋。”

华莱士深吸一口气，以“一个男人对男人的架势”走了过去，

“越战强暴了你，总统先生，然后，你强暴了整个美国。你该谈谈这个事情！”

而他在镜头前问芭芭拉·史翠姗的那句“你什么时候到55岁”？也成了史上最经典的提问之一。

这种毫不留情的提问风格，甚至让他的小儿子克里斯都觉得有点难堪。在其大学每个学期开始前，华莱士总会很直接地问他：“你到底需要多少钱？”

“那种感觉就像被迈克·华莱士采访一样。”克里斯说。克里斯后来也成为一代名记，供职于福克斯新闻网。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沟通风格，成就了华莱士辉煌的职业生涯，那串长长的采访名单，及每一个精彩的采访瞬间，也成了华莱士本人乃至整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荣耀。

采访中国领导人

事实上，在美国本土，更受欢迎同时也更具市场号召力的电视偶像，是“60分钟”另一位主持人丹·拉瑟。

美国时报—镜报公司在1980年代进行的一项旨在调查新闻界名人可信度的市场研究表明，在由公众进行的投票打分中，丹·拉瑟的可信性总分为89，位列新闻界名人可信度排名的第二位，华莱士的这项得分则为83，略低于丹·拉瑟，位列该项排名的第九。

尽管如此，华莱士在中国却有着更高的声望，其给中国新闻同行留下的印象也更为深刻，这一方面当然来自他那更炫目的采访及主持风格，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与中国的渊源。

华莱士曾先后采访了两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与江泽民。

早在1986年，华莱士的名字就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他是继法拉奇之后，第二位采访到邓小平的西方记者。为了准备这次采访，华莱士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资料，并同见过邓小平的人进行交谈。

这一年的9月2日，应华莱士的要求，中方把采访地点定在了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

两人面对面坐下后，邓小平从桌上的一包“熊猫”牌香烟中抽出了一根。

“我抽烟可以吧？”82岁的邓小平说。

“可以。能给我一支吗？”68岁的采访者华莱士欠身向邓小平伸出一支手。和邓小平一样，华莱士也有着很重的烟瘾，他甚至经常在自己的节目中抽烟。

有趣的是，一贯以辛辣风格著称的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时却略显紧张，一支香烟让他即刻放松下来，两位老人的对话很快进入状态。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西方电视媒体专访，邓小平对华莱士提出的20多个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内容涉及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台湾问题、改革开放，包括“文革”及政治体制改革等一些敏感话题。访谈时间从原定的1个小时延长到80分钟。

邓小平留给华莱士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对问题的回答得很精彩，既直截了当，又合情合理。华莱士认为邓小平是一位英明的伟人，“我见过很多其他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他们不一样，他是独特的。”华莱士说。

2000年8月15日下午，华莱士在北戴河专访了江泽民。对话是在一种相对轻松的气氛中展开的，双方在交流中都表现出了独特的睿智和幽默。

由于江泽民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非常推崇，华莱士在采访前就了解到这一点，于是问江泽民对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理想有何评价。

江泽民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他补充说：“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针对江泽民锋芒内敛的性格特点，华莱士问：“有人说你行事‘绵里藏针’。情况是这样吗？”

江泽民回答说：“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到的这种评价。”

对话也涉及诸多严肃议题，如中美关系、中国国内问题等，江泽民就这些问题一一回答了华莱士的疑问，并阐述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方针政策。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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