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07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与周黎安的采访约在工作日的上午，地点在北大教师寓所附近一家咖啡厅。周黎安戴着口罩，在人来人往的场合，他很容易淹没在人群中。但在北京大学，周黎安的经济学课程很火。他在北大教授中国经济、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课程，先后两次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课堂常挤入慕名而来的旁听学生。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方文曾对他的公选课学生表示，周黎安的学术造诣高，但深藏不露，有机会你们应该去听他讲课。采访当天恰逢高考放榜。作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也要负责部分学院招生工作。这所排名亚洲前几的商学院，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各省高考状元的青睐之地。理由很简单：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往往意味着前途和“钱途”的双收。周黎安曾写过一篇文章，剖析中国大学的高分诅咒现象。他在文中写道，光华的学生可谓精英中的精英，但毕业时仍逃不过对从业方向的茫然，大多宿命般走向投行、券商、咨询等“俗路”。中国大学的高分诅咒现象，与独特的教育体制有关，但其根源是人人攀比的中国式“锦标赛社会”。锦标赛理论是周黎安身上的显著标签。从2002年自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后，周黎安一直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任教。期间凭借着对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他在国内外经济学界声名鹊起。2008年，周黎安出版《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一书，分析中国治理体系改革开放后的转型过程。数年后，周黎安提出“官场+市场”模式，进一步完善了晋升锦标赛理论，该模式也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范式。而他的晋升锦标赛、行政发包制等原创性概念的影响力，也早已超出经济学界，被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界认可。周黎安坚持与媒体保持距离，几乎近于刻意。零星的几次采访，也仅限于北大校园媒体。平时，他也不参与公共领域下的争论。他在采访中一再强调他的原则：专注于学术研究，且不在研究领域之外发言。“时间太宝贵了，”周黎安说，他还有不少学术研究思路要付诸实践。处理中国问题研究与西方理论经验的关系，进而正视中国自身的传统和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是周黎安所致力于探索的问题。而从事学术研究的种子，在他幼时就已经埋下了。
1966年，周黎安出生于江西高安。周黎安父亲是6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从小就劝告儿子长大后要有所作为。受父亲影响，周黎安虽长于县城，但从中学起便立志于学术研究。“我知道我未来肯定是做学术的，其他的路从来没想过。”他如愿以偿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而且硕果累累：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学者TOP600被引论文排行榜（2006-2018）中，周黎安高居榜首。周黎安的最新研究，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这项研究探讨了知青上山下乡对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对超过3000本县志资料和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严谨的实证分析后，他认为，知青下乡以“意料之外”的方式显著提升了农村儿童受教育年限，也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技能，而这正是中国后来成为“世界工厂”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周黎安也是知青下乡运动的受益者。1978年，周黎安入读江西分宜中学。当同龄人还在学习中学教材时，他已开始阅读大学教材了。而他所阅读的不少书籍——从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到于光远和苏星编的三册本《政治经济学》等——均来自于知青（包括上海知青）的分享。上山下乡运动中，十余万上海知青踏上江西这块革命老区的土地，其中一些后来从农村的中学进入县城，成为周黎安的中学老师。江西许多县城的教学水平非常落后，插队的上海知青客观上提升了当地教育水准。周黎安回忆称，虽然中学课程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但于他而言并不“解渴”。正是于光远和苏星编的大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真正拓宽了周黎安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使其坚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方向。1984年，周黎安以江西省文科探花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80年代的文化氛围空前活跃，反思十年浩劫、探寻中国现代化之路，成为那代读书人共同的问题意识。周黎安进入大学后阅读广泛，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均有涉猎。“其实我是带着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去书中寻找答案。只要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化方向的所有学说，都会引起我的注意。”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书籍给予周黎安希望。他无法统计大学期间究竟读了多少本书，因为除了读书之外，校园中不存在其他诱惑。“大家在80年代关心的问题相对聚焦，但现在人们的选择愈发多样化，所以每件事情的看法都是支离破碎的。”他说，“在支离破碎中，好处是人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坏处是有时也不知道应如何选择。”周黎安相信，人无法选择时代，但可以在时代既定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无疑把握住了时代机遇。1996年，周黎安赴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青木昌彦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制度分析，其主要借助博弈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等分析工具，研究不同经济制度和组织形态的形成和演化。1990年，斯坦福大学经济系设立“比较制度分析”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集中了米尔格罗姆、罗伯茨、青木昌彦、格雷夫、钱颖一等著名经济学家。在上述学者的耳濡目染下，周黎安最终选择中国情境下的地方官员激励与行为、地方竞争作为他的研究重点。周黎安政治锦标赛理论的思想渊源正是直接来自于钱颖一的“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后者是彼时关于中国地方政府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该理论认为，80年代起实施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包干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维护市场，进而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在钱颖一教授关于“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的相关研究中，周黎安是钱颖一的助研，参与了钱颖一数篇经典论文的部分数据和资料收集工作。这也促使周黎安思考：在财税激励之外，驱使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是否还有更为关键的动力？周黎安将分析视角从地方政府转向地方官员。在他看来，这是相当自然的过程。相较钱颖一理论中突出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代理人的角色，周黎安更关注居于政府体系中的官员作为政治代理人角色。他认为，地方政府的总体行为是对官员个体的激励和行为进行加总的结果，因此晋升激励才是理解地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关键因素。对中国地方官员的激励行为研究，成为周黎安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周黎安试图用量化分析印证官员激励是比财政激励更为重要的激励来源。但在缺少互联网的90年代，进入当时还是一个相当冷僻的领域，查找文献、收集中国地方官员数据都极为困难。周黎安是幸运的。在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浩如烟海的馆藏中，他最终从《中国共产党名人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官职志》中收集到中国官员的履历和任职数据。
2005年，周黎安《政治更替与经济绩效：中国人事控制的激励作用》一文发表在国际一流经济学杂志《公共经济学杂志》上。文章发表后随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07年，他关于晋升锦标赛的理论正式提出，文章发表在《经济研究》上。2008年，周黎安出版《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一书。凭借着上述研究，周黎安成为官员晋升激励领域的权威。“作为一个学者最成功的是，当提到某个学者时，你会想到某个理论；或者当提到某个理论时，你会想到某个学者。我认为周黎安教授在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对搜狐财经说。周黎安对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绩效间关联的实证研究，在国内外文献中为中国干部人事控制方面的激励作用提供了系统而严谨的经验证据，也为探索中国经济奇迹的独特性源头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受益于独特的制度安排，是理解周黎安“官场+市场”模式的出发点。周黎安认为，经济贫困是一种自我循环的低水平陷阱，彻底摆脱贫困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国家陷入贫困陷阱的核心，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相互交织。如果一个国家不同时解决这两个失灵，就没办法跳出贫困陷阱。而“官场+市场”模式，正好为中国同时解决上述两个失灵提供了绝佳的微观机制。“官场竞争和市场竞争相绑定，促使地方政府想办法帮助本地企业，而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克服可能出现的市场失灵。同时，通过市场竞争，反过来又限制了权力本身的任性、专断。市场反馈也在持续地检验政企合作的效果，克服了地方官员的认知局限，提供了关键的信息反馈和纠错迭代机制。”他说，理解这套制度在中国现代化情境下的创造性，才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独特性。但该模式并非没有争议：一方面，体制内的人并不太迷信经济绩效的晋升效果；另一方面，市场派经济学家则更倾向于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持续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周黎安回应称，中国的市场机制是逐步探索建立起来的，其市场化进程内生于官场竞争，因为在计划经济各种管制约束之下，市场本身无法为自己松绑，需要依靠政府主导推动市场化进程；在相当程度上，市场亟需的产权保护也是在官场竞争下地方官员努力提供的。仅考察市场化进程而忽略地方晋升竞争的内生作用机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不完整的。周黎安强调，截至目前，中国市场机制的核心规则不是“外生给定”的，还需要依靠人的行为去维护，尤其在政企互动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虽然目前“官场+市场”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但短期内仍看不见摆脱这套模式的可能性。“社会科学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好的研究不一定要结论百分之百正确，关键是它要能引领大家的研究。社会科学的进步往往是打开了一个领域，让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这就是了不起的贡献。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会认识到更多的真相。”聂辉华说，在该意义上，周黎安无疑处于国内顶尖学者的行列。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与争辩的焦点话题，五年前林张的产业政策之辩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全民讨论。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如果政府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利用比较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就可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则认为，政府不可能比市场聪明，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容易导致权力寻租。相比之下，在市场中生存的企业家更能发挥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只需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职能，扮演好“有限政府”角色，不应着手干预经济。周黎安的“官场+市场”模式看似与林毅夫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相同，但周黎安是比林毅夫更为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林张的理论都对现实中的政府角色做了“不现实”的假定，而未认识到政府治理体制是由特定条件下的激励、约束和信息反馈机制所内生形成的现实。周黎安用一个比喻形容林张和他之间的理论差异。林毅夫主张的“有为政府”制定适合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如同“伯乐相马”，其中政府是“伯乐”，比较优势产业是“千里马”。但现实中既无法保证地方政府一定是伯乐，也无法保证千里马一定存在，也无法保证伯乐和千里马一定能成功匹配。“我的理论是赛马机制，不需要假定有千里马，也不需要假定有伯乐。只要牧马人的考核和他的赛马成绩相挂钩，牧马人就会学习如何相马赛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成为伯乐。千里马也是通过赛马机制本身，在不断试错中涌现出来的。”周黎安说，他的理论并不假设伯乐和千里马的存在，这是他和林毅夫的最大区别。在周黎安看来，相反的另一种观点在现实中同样面临挑战。因为让牧马人完全退出赛马游戏基本上是不现实的，而如果缺乏合适的激励，牧马人不一定会“安分守己”，在退出市场后恪守职责，反而可能“偷工减料”，甚至杀马自肥。“如果不重视对官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单强调政府应如何做，这在现实生活中是落不了地的。”周黎安说，政府和市场间之间不存在人为设定的边界，良好的政企关系边界是由制度内生塑造的。如果人为地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政府还有越线的可能，因此关键在于创造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他们还是在争论两个理论上的童话故事。但研究中国问题是不能从童话世界出发的，也就是不能从理论的理想状态出发。”周黎安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观潮者，所以我更愿意处在中间。”周黎安并非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者。大学时期他读帕森斯、韦伯，意识到中国现代化必须实现组织现代化，韦伯式的现代官僚组织正是中国组织治理变革的目标。甚至在2017年第二版的《转型中的地方政府》一书中，他还坚信以行政发包制为核心特征的政府治理模式应向韦伯式官僚体制过渡。他逐渐意识到韦伯式官僚组织并非中国制度转型的彼岸，是在2018年。彼时距他提出“行政发包制”概念已过了十年。期间他对行政发包制的研究，从以清代海关治理为例研究行政发包制，到用行政发包视角重新诠释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演变形态，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行政发包制的理解，同时也令他产生对于追求理想彼岸的虚幻感。“制度是内生的，没有所谓全世界最好的制度。我们老觉得中国会走到那个彼岸，但其实彼岸就是此岸。彼岸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是人造出来的虚幻概念，我们还不如在此岸寻找安身之处。”他说，中国治理体系本质上由中央政府承担无限责任，不可能和以有限责任为特征的韦伯式现代官僚制相匹配。
“内生制度”的概念来源于青木昌彦。青木昌彦以研究日本企业见长，后来将博弈论引入内生制度分析领域，提出制度是内生的，其规则是由博弈参与者经长期互动中形成并最终“自我实施”的。周黎安彼时才发现，他不仅在观点上受到老师青木昌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继承了青木的治学风格。周黎安对行政发包制的研究，某种程度上与青木昌彦对日本企业制度的研究是一致的。青木昌彦研究发现，与美国企业制度相比，日本企业制度下雇员为终身雇佣制，由此形成了内部劳动市场，其企业内部的人事晋升机制远比美国企业重要，这与周黎安关于政府内部的晋升竞争存在某种对应。“作为一个均衡体系，制度由各构成要素相互耦合在一起，最好结果是各项要素间能够形成较好的耦合性，而非制度的某些‘标签式’特征。”周黎安说，相信各项制度的演化都遵循着各自的逻辑和历史条件，是他和青木在学术研究上的暗合之处。中国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年轻一代对中国道路的认可，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学者探索中国模式的背景。周黎安对搜狐财经说，相较前辈学者们，他们这代经济学者变得更有意识地追求学术自主性。“和日德崛起并未产生日德经济学一样，中国的崛起不一定会产生中国经济学，但中国的增长道路实在是太独特了，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有必要去探索有效解释中国经济模式的理论。”周黎安认为，中国模式仍存在不少的探索空间。接下来，周黎安想将其理论向外拓展，借政治竞争和市场竞争的视角，分析和理解西方世界的崛起史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故事。同时，他还试图纵向扩展行政发包制的深度，以历史的视角分析行政发包制的传承与突变，解释中华帝制时代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特征与变迁。在聂辉华看来，周黎安长期专注于政府激励与治理的研究领域，且擅长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角度考察和印证某一问题，其治学精神值得年轻学者学习。“有些学者的结论在分析之前基本上就已经确定了，我觉得我的研究还没有这种特征，所以结论更多是开放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偏中立的。”周黎安说。周黎安并非政策型学者，也并非舆论场上的意见领袖。对他而言，社会认可是次要的。他首先要求的是自我认同。他将自己视为一名观潮者，并不介入现实，但以理论回应现实。周黎安能体会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意义，求道的好奇心是他学术研究热情的源头。而最终，他的理论也的确开启了学界对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研究的一扇大门。“我觉得我自己解开了一个谜，或提供了一道光，照亮了一个黑暗的角落。”在周黎安看来，这是他学术研究路上最具成就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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