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哈晓斯：高一那年，我编过一场“独幕话剧”

作者简历

哈晓斯，广西桂林人，生于安徽合肥。1968年到安徽省宿松县插队，1971年返城进厂。安徽大学中文系77级。曾任《中国劳动保障报》新闻中心主任、首席记者，《中国劳动》杂志常务副主编、高级编辑，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题

一张报纸的风波

——高一那年我编过“独幕话剧”

作者：哈晓斯

由本人担任编剧的独幕话剧《一张报纸的风波》，将在合肥四中“和平堂”粉墨登场。四中大门口以及“和平堂”前还像模像样地贴出了“剧情海报”。

这是1965年“五四”青年节前夜。那会儿我在合肥四中读高一，刚满16岁。

那年4月，学校筹办“五四”青年节联欢，要求各班准备节目备选。校学生会特别提出，高中部各班争取能拿出自己创作的节目。

我那时挺喜欢写写弄弄，记得刚考进四中不久，跟班上一个也喜欢舞文弄墨的男同学成天嘀嘀咕咕，吟诗说文，不亦乐乎。有天我俩突发奇想，不知天高地厚，决定写部长篇小说，甚至书名也已拟好，叫作《不死的鹰》。具体要写什么记不清了，大概是要写一个英雄的故事吧。后来这个同学只上了一学期便随父母转学到淮南市，以后失去联系，“不死的鹰”就此死去。虽然小说没写成，但是每逢作文课，总是兴奋莫名，一些煞费苦心的新鲜句子常常得到语文老师表扬。

学校开联欢会各班要创作节目，这正是崭露头角的机会。我暗自思忖，写首诗编个舞，虽然也算创作，但是很一般。听说高二有个班排演抗美援越的活报剧，有演美国鬼子的弄来大檐帽和皮靴，煞是招人。这个自然比朗诵舞蹈有看头，也挺新奇，但是毕竟是外面“引进”的，不能算是自己创作。

这时，我突发奇想，不如写个话剧出来，就演我们中学生自己的故事，话剧别的班没有，只要搞出来，我们就胜出一头。本来我好胜心就强，喜欢挑战和冒险带来的那种刺激，在几个同学撺掇下，几天功夫居然鼓捣出一出独幕话剧。

1965年间援越抗美斗争招贴画

这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涌入中学校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成天在耳边回荡。记得有部电影名字叫作《千万不要忘记》，故事说的就是工厂里工人师傅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在平常的数理化文之外，我们的政治学习明显多了起来。不过毕竟是中学生，政治学习没有多少实际可联系，大多是围在一起读读报纸社论和大块文章。至今还能依稀忆起教室外面的树荫下分小组读报的情景。班主任老师说写话剧的想法很好，就写学生自己的生活。

那时我和班上其他十来位同学是住宿生，每天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生活既普通又平淡，写什么？思来想去，我把目光盯在政治学习的那张报纸上，写这个，既能突出政治，又容易“制造”冲突。我写的这出独幕话剧，剧名叫作《一张报纸的风波》，风波便是斗争，颇有点那个时代的锋芒。

至今仍依稀记得的剧情脉络，说是某次课外政治学习读报，一个同学从球场抱着篮球来迟了，读报者和团支书批评他，他不服，争执中把正在读的报纸给撕破了。那会儿报纸挺神圣，收音机还很稀罕，直到文革中我们几个“逍遥派”才开始聚在一起鼓捣矿石（后来是二极管、三极管）收音机。那时候国内外形势和中央精神须从报纸中才能得到，印象中似乎每班订有一份《安徽日报》。随着社教运动的深入，读报活动逐渐频繁。当众撕破报纸等同于抵制政治学习，在突出政治的当年自然“大逆不道”，戏剧“冲突”由此展开，于是批评升级为对漠视政治的落后思想的批判。

现在想来匪夷所思，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为了突出政治和“剧情冲突”，生生编造出一个撕报纸的“风波”来。足见主题先行、上纲上线之类文风，此时已经滥觞。

1965年6月13日作者（后排左二）与父母兄弟妹妹全家福合影，其时《一张报纸的风波》刚上演1个月。原图系黑白版

现在想来，当年为何要写这出独幕剧？一个主要原因自然是我那时喜爱作文。班主任指定我接下这活儿，我正跃跃欲试，便爽快地应允下来。这时不知打哪来的底气，或许是对上学期半途夭折的《不死的鹰》心有不甘，借此机会显山露水一把。想到就做，没几天剧本“呱呱坠地”，班主任提点意见，稍加修改，便粉墨登场。

《一张报纸的风波》是那次联欢会上唯一的原创话剧，校学生会几个头头很欣赏，特地找来会画画的同学，设计出几幅“剧情海报”张贴。这时已是“文革”风暴肆虐的前夜，来年便是1966年，校园少了往日的安宁和欢快，而1965年的“五四”联欢会，也成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合肥四中校园文娱活动的绝唱。

2015年5月，作者时隔50年后重访母校合肥四中，在和平堂前留影

我对于作文的迷恋始自初中时代。我念初中是在1961年，这个时候社会刚从饥饿线上挣扎出来，经济还在恢复之中。父亲那时在合肥冶金机械厂（之前叫安徽省委钢厂）劳动，工厂在合肥北郊，挨近肥西县岗集。周边没有中学，头年我三哥考进合肥北门外合瓦路上的十六中，离家已经很远。不知怎的，我1961年秋季却考进比十六中距家更远的十八中。从家步行到校，单程7公里（那时公路边有石碑标明公里数），步行得两个来小时，每天往返14公里，四五小时耗在路上。那会儿合瓦路还是土路，虽然通车但没有公交，出行只能靠脚底板。自打考上十八中起，我便开始每日奔波的长途求学生活。

十八中当时新办不久，我们好像不是首届就是第二届招收的学生。整所学校就一幢孤零零的二层楼，楼外一个操场，操场边两间教工食堂。尽管条件简陋，又刚从饥饿噩梦中走出，但学生学习劲头依然很足。我的终生好友、也是《一张报纸的风波》中的男一号“二妹子”，这时与我同期考进十八中，我俩同班，他名叫路之凡。从我们1961年同班起，同学们就喊他“二妹子”，一直到合肥四中上高中，“二妹子”绰号一路如影随形。

据说，“二妹子”这个绰号是他读小学时喊响的。那时有部电影叫《柳堡的故事》，剧中女一号“二妹子”由甜美俊俏的陶玉玲扮演，风靡一时。刚开始我挺纳闷，一个挺帅的男孩子怎么偏偏叫“二妹子”？当时没多想，见大伙儿都叫，也就随大流了。或许正因为这种阴阳反差，才会叫得响，传得开。果然“二妹子”绰号随路之凡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带到高中。

路之凡和班上其他同学大多住在合肥北门双岗一带，稍远点的两个同学住在北门外两公里左右的化工研究院，而我家算是全校最远的。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母亲就把我早早喊起，匆匆扒几口饭，母亲把中饭备好装进书包，催我出门。紧赶慢赶，到学校也是9点以后。上午四节课，我到时前两节课已经上完，只能赶上三四两节课。

既然明知肯定会迟到，我在路上也不闲着。把当天要上的课文翻出来，看一段走一段，走一段背一段。这样，还没走到学校，当天新课文我可以顺溜背出。语文课整篇背课文，数理化课则背公式和原理。

刚开始，有老师对我迟到处罚很严厉。记得有一次，上午第三节课上课铃响后我才赶到，那位瘦长个子、戴着深度眼镜的语文老师正在上课。我刚喊“报到”，打断了老师讲课，他显得很气愤，以为我是睡懒觉迟到的，便罚我站在黑板前，他继续讲课。

我走了两个多钟头才到校，累得够呛，正待找到座位坐下来，如何能站一堂课？于是我便支支吾吾说，老师，我把今天的课文背下来，能不能别罚我站？语文老师瞪大眼睛狐疑地望着我，让我背。待我流利地把新课文背完，他裂开大嘴笑了，连声让我回到座位上。自此，我到校再晚，语文老师再也没让我罚站，不仅如此，他还特别用心批改我的作文。

那时每周一篇作文，我的成绩总是“甲”，偶尔度字迹潦草，也给个“甲下”，还常常在其他同学作文簿上写批语：“请读读哈晓斯同学写的作文。”一次，班上有女生不服气，认为语文老师批改作文打印象分，便偷偷抄了我的作文交上去，待到作文批改下来后，我的成绩还是“甲”，抄我作文的女生得分“乙上”。两篇一字不差的作文，得分差个等级，一时传为笑谈。

那时路上时间丰裕，课文很快背完，还有时间就背诗。有古诗也有现代诗，抄在小本子上，往返途中边走边背。周日和假期爱看小说，当时我们兄弟多，正值读书年龄，父母负担沉重，很少有钱买书。父亲所在的工厂有图书室可以借阅，有时找同学借书。常常一本小说借来，几个兄弟争着看。《三家巷》《苦斗》《红岩》《青春之歌》等，都是那个时期读过的。后来父亲又去安徽省图书馆办了借书证，每周去城里借书还书。

父亲哈庸凡1963年9月申领的安徽省图书馆《读者借书证》

那时出版物不多，适合青少年的读物更少。记得父亲曾经借回一套12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写的，因为没书看，我们几个兄弟也争来抢去，把这类文史书当作故事读。尽管生活极其困顿，父亲还是挤出有限的钱去买特别想看的杂志期刊，订阅需要一次拿出全年费用，这个办不到，他就积攒点零钱，每月杂志期刊出版后去零买。当时省城宿州路尽头有家报刊门市部，小时候随父亲进城这里是必到之地。父亲喜欢买的杂志期刊，有《电影文学》《电影艺术》之类。

当时并不明白，几十年后才知道，抗战初期，父亲曾在桂林发起创办文学团体“桂林风雨社”，主办《风雨月刊》和“风雨剧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不仅写过小说和戏剧，而且还登台上演话剧，饰演过男主角。待我知道这一切时，父亲已经驾鹤西去。

无论寒暑，不管雨雪，每天上学往返近30华里，对于一个十几岁、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个中辛酸烙印般地印刻在记忆中。早出晚归，两头不见太阳。那时公路上路灯断断续续，时有时灭。早上还好，天虽然黑，走着走着慢慢亮了。晚上就很糟糕，尤其是冬天，下午5点放学，常常是还没上路天已经黑了，接下来要空着肚子摸黑走十几里夜路。郊外公路两侧都是庄稼地，黑沉沉一片，只能凭藉月光和稀疏的路灯辨别道路。

记得半途中公路右侧有一片坟地，白天经过时倒无妨，夜晚打这儿过，老远心里就有些嘀咕。待走近时，夜风簌簌，伴随着乌鸦啼鸣，每次经过都会加快脚步，心里念着不朝右边看，有时还是忍不住瞄去一眼。

最难受的是雨雪天，南方春天有梅雨季，淅淅沥沥没完没了。那会儿家里没有雨伞，即使有，那么多兄弟也不可能轮到每人一把。母亲把一个空米袋折叠成披衣状，下雨时从头披下来，雨水淋在米袋上，里面衣服一时半会儿不会湿。这个办法对于短途还可以，像我这样长途往返，再碰上大雨，结果是米袋湿透，里外衣服也一样湿透。

有一年夏天，恰逢南方汛期。早上我上学经过合肥北郊4公里处，这里公路与铁路十字交叉，铁路在公路的低洼处通过。远远看见，一片汪洋淹没了铁路，公路低洼处被灌满填平，公路被淹成两截。周边也是大水连片，绕不过去。当时我的选择只有两条，要么折返回家，要么下水游过去。我那时把学习看得很重，自然选了后者。迅速脱下衣裤，把衣裤和书包托在手上高高举起，从齐腰深的水中半游半趟过去。

印象最深的是初一上学期，那时刚考进十八中，初次踏上每天近30华里的长途奔波。有天清早，三哥和我同路上学，两兄弟边走边说，还没走多远，感觉肚子有点饿。那时虽然度过饥荒，但是粮食还是按人口定量供应，不要说大人，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吃不饱饭是常态。三哥把饭盒打开，拿起勺子舀了一勺饭吃，我也跟着把我的饭盒打开吃了一勺。又走了一会儿，两人各自再吃一勺。

这样四五公里走下来，还没到学校，一盒中饭眼见快要吃完，菜汤因饭盒底部铝锈已经泛出绿色。饭盒是日本士兵用过的，这是抗战胜利后母亲在郑州街头买来的战利品。几十年过去，早已锈迹斑斑。既然所剩无几，我俩索性把它吃完，顺手到路边河沟里把饭盒洗净装进书包，赶去学校上课。中午同学回家吃饭，我的饭盒空空如也，只好独自坐在教室里看书。

将及半个世纪后，我在广西自治区图书馆发现父亲1937年仲夏发表于《桂林日报》上的一篇特写，题为《油条与糊辣》，说它们是桂林市面唯一经济食品，“味既可口，价复低廉。”文中感慨道：“油条、糊辣最大的功用，还是帮助一般贫苦的人们，解决了饥饿的恐慌。”文章末了他忍不住透露一个秘密：“跑到油条店中去吃上几碗糊辣，十几根油条。这样，一餐就抵得过了。据说有一位贫苦的青年，在初中那三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父亲少年时代家境贫寒，靠着寡母和祖母变卖首饰及替人缝补勉强维持，度过了凄楚的初中生活，而高中阶段更因实在筹措不出学费曾两度休学。多年后他曾忆及：“我在初中三年，完全是靠母亲典卖首饰来做学费。”因而写这篇《油条和糊辣》感同身受，恻隐之心跃然纸上。细细品嚼此文，我觉得，文中写的这个贫苦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或者至少，他有着与这个贫苦青年类似的经历，也曾在饥肠辘辘时，摸索着兜里仅有的几枚铜板，夹着书本，踯躅于油条店门首，凭借几根油条和几碗糊辣充饥。

或许因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们兄弟上学读书时，父亲总是竭尽所能不让我们挨饿受冻。那时我放学回家都在七八点钟，有时更晚。要是冬天，父亲总是坐在煤炉旁边，饭菜都在炉子上热着，我一进门，父亲便连声喊着赶紧吃饭。他明白，从中午到这会儿，已经八九个钟头了，还走了十几里路，成人都受不了，况且是个孩子。

父亲1936年8月5日在《桂林日报》发表的特写《油条与糊辣》

初中三年，尽管每天迟到两节课，但是我的功课并未受到影响，各科成绩始终排在前列。记得初三上学期，即1963年秋季，合肥市举办初中数学竞赛，我也报名参加，结果获得全市第四名。这份奖状珍藏多年，这是我三载长途求学的结晶。说来奇怪，从初中以后，我便养成走路思考的习惯，特别喜欢独自走路，包括走夜路。无论是此后的下乡插队，还是工作以后，遇到远道，能不坐车尽量不坐，一个人走路脑子特别清醒。

1964年上半年，父亲调至合钢三厂，就在北门白水坝，全家也随迁进城，我终于告别了漫漫合瓦路，中午也有和同学们一道回家吃饭的欢乐。这时已经临近初中毕业，班上有的同学报考中专，两年中专毕业就可以挣钱养家。父亲当年因为缴不起学费，高中阶段曾两度休学，他坚持让我报考高中。那时复习资料很少，我把重点放在数理化上，每天到处找题，不论多难，找到就做。我用父亲拿回来的工厂废纸订成厚厚的大本子，做题目按顺序编号，1个月做了3000多道题。

记得中考前夕，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发表“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父亲是民国老报人，对舆论走向很关注，那天他带回刊登“九评”的报纸。大块头文章，似懂非懂地浏览一遍，其中一句话被我记住。几天后中考作文时我还借用了这句话，至今记得这句话大意是，“给修正主义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此事相隔半个多世纪，经查“九评”原文，确有这么一句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硬说苏联不存在敌对阶级，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考入合肥四中后，语文老师韩超伦告诉我，你这篇中考作文评卷时给了最高分。“二妹子”路之凡与我交往密切，成绩也很优秀，我俩和十八中另外五六个同学同时升入四中。

四中在合肥城隍庙附近，距北门较远，那时自行车属于奢侈品，极为罕见。我和“二妹子” 等同学选择住校，周六晚回家，休息一天，周日晚回校。

2019年作者为合肥四中建校九十周年校庆作《四中赋》

独幕话剧《一张报纸的风波》是1965年“五四”青年节上演的，“二妹子”路之凡扮演读报的男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外号格拉斯（英语“glasses”音译）的张昌培扮演落后分子，争执中撕破报纸。团支书由我班团支书钱和英扮演，其他还有几个配角记不清了。除去在四中和平堂之外，似乎还在当年10月下乡帮助秋收时演出几场。记得有次演出，张昌培抢夺“二妹子”路之凡手中的报纸，按剧情要求，须把报纸撕破，结果动作没到位，报纸没有被撕破，场上一时挺尴尬。好在张昌培还算冷静，借着台词又上前拉扯报纸，终于把报纸撕作两半，引起满场笑声。

作者合肥四中高中毕业证书

隔年便是1966年，我们已经升入高二。5月，“文革”风暴呼啸而至。“造反”“保皇”两派对立，大串联席卷全国。10月初，我和“二妹子”路之凡由合肥火车站挤进开往蚌埠的列车，当夜在蚌埠站爬上北上列车，汇入进京大串联洪流。两年后，1968年秋冬之际，我俩和“老三届”同学们同期毕业离校，集体下乡插队。我去了安徽宿松县，“二妹子”去了合肥长丰县。

哈晓斯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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