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柳青》导演田波:这部片是我的起点,也可能是我的终点
■ 本期轮值毒叔 ■
■诸葛奇谭·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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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扎根土壤,汲取力量
谭飞:欢迎田波导演携带新片《柳青》来到《四味毒叔》。我想先问问《柳青》这个电影对你的艺术生涯有什么样的意义?
田波:它是我的起点,也可能是我的一个终点。
谭飞:这话说得挺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讲呢?
田波:起点就是我起点有点高,用陕北话说就是拿命干,干了6年。终点我指如果这部电影上映以后不被关注和认可,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商业的时代,我拍了这么一部文人的一个作家的电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和这个市场是不相融的,所以有可能我就没有再导电影的可能性了,可能就这么一部了。
谭飞:当时为什么要拍柳青这个题材?我知道你原来拍过很多纪录电影,包括拍过关于路遥的,也拍过《抬头见喜》这样的作品。怎么会想到这个题材?《柳青》可能对陕西之外的中国人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冷的符号,但可能在陕西人心中它是特别崇高的,你讲讲你对这个题材的最初的感情。
田波:这个说起来话长,分成三点来讲。拍《柳青》是冥冥之中的那种感觉,虽然我是陕北人,但是我在大学期间还不知道有这个人物。
谭飞:因为你是学美术的。
田波:对。柳青也是我们陕北人,陕北出去的文艺家是不多的,自古以来陕北那片土地出的是英雄人物,武将多,那片荒凉的、厚重的土地上又出来个艺术家,这件事情还是(不太搭)。
谭飞:就是说如兵马俑一样的气质的人比比皆是,但是艺术家好像不太搭嘎。
田波:比如说江南那么多的才子佳人,而陕北不多。但是出现个艺术家,大家应该是都知道的,但是我就不知道,因为这个人被遗忘了。我后来拍了一个纪录片叫《路遥》,路遥和我很近,他写的故事《平凡的世界》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路遥的文学观念以及他的创作方式改造了我,也洗礼了我。我就很好奇路遥这样的一个大作家,在我心目中很有分量的一个人物,他的精神来自哪里?他42岁就完成了他所有的创作,达到高峰后却戛然而止,非常伟大、非常灿烂。所以我在研究路遥的过程中,发现他在文献里7次提到柳青是他的文学教父、人生导师。我觉得这个话非常有穿透力。我在想一般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要说自己的偶像是谁的时候会贴着国外的一个大师。
谭飞:比如马尔克斯。
田波:非要贴个托尔斯泰,如果不提这些就不能体现自己阅读量很高,或者是眼界很高。但路遥会多次提到他的文学教父是柳青。而且在路遥30多岁的时候,他发表《人生》,《平凡的世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候,电视台要采访他,他要求记者和摄制组到柳青曾经生活创作过的皇甫村,到柳青的墓园里去录这段他的创作理念。为什么要写《平凡的世界》?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故事。路遥说无论柳青的创作道路还是人格魅力,对他来讲,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和创作观念。他说在写不动《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尤其在第一部发表了以后不受好评的时候,他就跑到毛乌素沙漠里去思考,并汲取力量,然后跑到柳青的墓地里去抽一天的烟。村里的老百姓说那个人来了就去柳青墓地里抽一天的烟。他在和柳青进行跨时空的灵魂对话,他希望找到一个知音来支撑着他,把他这部史诗般的巨著,一个宏伟的大厦能够建成。所以我不会对武将有多么大的震动,我尤其看到一些文人,比如古代的杜甫,我们陕西的司马迁,我们陕西还有很多文学大师、艺术家,包括石鲁,你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是铁肩担道义,有一种非常厚重的责任感、民族感。他不是只关注自己,而是关注这片土地的过去。
谭飞:他对根很在乎。
田波:对,他们关心现在和未来。我上了美院以后,在长安画派,在文学陕军,在黄土画派的这些大师们为了创作大作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有一批大师在前面树立着,我会把这些文人视为我的偶像。所以我希望有机会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再次去导一个故事。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柳青。为什么呢?他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乃至全国的,不仅仅是陕西,乃至全国文学界的一个标杆性的人物。他的《创业史》大家都知道的。
二
坚持初心,遵从良知
谭飞:其实从田导的描述,我们听得出陕西的文化代表人物,他们都是有一种磅礴大气,代表这个民族发声,比如说柳青的《创业史》都是特别大的名字,你看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都是带着对这个民族、对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思考在看待问题。但是我也看到你讲到了路遥,因为《柳青》最后的画幅里出现了年轻的、健康的路遥的身影。可能明白内情的人都会释然一笑,是不是这种设计也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对接?
田波: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叫传承。我们常说,无论是宗教的传承,还是文学的传承,中国有一种东西,根是不断的,这叫文脉。文脉很讲究传承。为什么柳青会这么矢志不渝地去坚持他的创作,他的精神和方式方法以及道路影响了陈忠实和路遥这一代人。
谭飞:就是现实主义。
田波:对,现实主义接地气的。
谭飞:扎根乡土的。
田波:因为中国是一个乡土国度,我们是个农业社会,所以在柳青那个时代,用他的话说电影里我们国家90%都是农民,但是缺少他们的声音,这个就很有担当。自古以来你会发现艺术家,比如我们的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你看到的大多都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故事,我们老百姓都只能仰慕去看。谁关心那些泥腿子、受苦人的命运和心理世界?
谭飞: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
田波:大家会关心一个明星今天穿什么,喝什么边角料的一些新闻
谭飞:是,八卦绯闻。
田波:而不会去关注一个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汹涌澎湃。我觉得这些人能把他们的视角,把自己的一生时间和体力都注入到这些人身上,我觉得他不是脱离生活的,不是脱离我们的,他是真正为人民写作的。
谭飞:我明显地看到了你在《柳青》这个片子中,对一个作家心灵史的剖析,体会到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爱,也看得出你对柳青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方向和对他关照大地上的人民的这样一种创作方向的喜爱。可能是跟你出身于拍摄纪录片有关,整个片子浓中有淡,紧中有散,显得结构比较松,但实际上有它的一条线在贯穿。你是怎么在拉这个结构的?因为我们知道柳青他(一生)那么波澜壮阔,他经历了很多运动,确实很不容易,这个过程很难拍,因为你要按剧情片拍,就容易陷入这种流水账,怎么去克服这样的问题?
田波:这个问题是我在创作题材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一,题材难,很多内容很精彩,非常震撼,有穿透力,能打动观众,哪怕他是个作家,我想能打动观众。当我真的要下笔把那些精彩的细节、历史背景和人物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化学反应。但我马上就会受到很多专家、过来人的警告,“年轻人,此路不可行。”为什么呢?审查就是个问题,因为有些东西你触碰到那个界限的时候,它是不可以表达的,这句话估计也播不了。
谭飞:不一定。
田波:首先这是一个难度。如果一个电影要讲柳青,要从出生讲到他去世的话,他62年的历史太波澜壮阔,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经历那么多的运动,他就是中国的一部近代史,一段民族的创业史,非常复杂。40集电视剧都未必能够讲清楚。有人建议我节选他成功的那几天。比如,西方有部电影叫《至暗时刻》就拍了几天,拍出了那个时代,也拍出了人物的性格,很精彩。我仔细一想最精彩的那几天、那几个月或者那几年,表达起来基本通过不了,最精彩的不好表达,甚至不能表达,那些看起来平平淡淡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就冥思苦想到底该走哪条路?摆在我面前的就是很多条路,我会进入这种盲区。后来制片人就说,我们到底爱柳青的什么?我们到底喜欢柳青这个人的什么?就是回到最原点。
谭飞:回到初心去。
田波:不要管选哪条线,也不要去想用哪种方式去讲这个人物。首先回到最根本的东西,我们要拍这个电影,有可能要为这个电影付出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一定要讲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最被感动和震撼的,值得拿出来和广大人民分享的最珍贵的画面。回到这个原点,我就知道我要讲什么了,一下就清晰了,我就要讲柳青这个人的良心,尤其在那个时代,你不能去过多地去解读政治。因为政治随着时代的变迁,一直在变化,所以它是不稳定的。而有的东西是不变的。
谭飞:有良心的人,他是不变的。
田波:最永恒的东西应该是人性,它是跨越时空的,感动我们的其实就是这个人的精神层面,是这个人的人性。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党员干部,他的身份是双重的。不管是什么身份,当真正地要开始展开工作的时候,他会和人打交道,要和这个时代发生关系,我关心的是柳青的抉择。柳青每次遇到这种突发的、重大的、变革的节点,他作为一个艺术家、文学家的思考。文学家最吸引我的是他们有思想。我觉得一个能称得上文学家并让我敬佩的,首先他要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认识。而且这个认识很深刻,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个就需要智慧。我觉得柳青有这个能力。并且通过历史的检验,我觉得柳青说的很多话,印证了人性是不变的,他掌握了艺术的规律。所以柳青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坚持了人性的底线,在那么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他不背叛自己的良知,他不欺骗人民,不欺骗自己。
谭飞:不随便去说一些错话,违背自己良心。
田波:对,这是最感动我的,他不背叛他的读者,他不会欺骗读者。
谭飞:是,而且你说的关键时候的抉择可能就是拍好一个传记片特别重要的因素。我听说后面剪掉了他妻子的反对,我们可能看到了力量减弱,但实际上大家能想象到背后是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的。所以用几次抉择当成一条线,把柳青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大写的人的一生展示出来,可能这就是你的初衷。
田波:这个您说到了我片子里一个核心的东西。这部电影最令我有激情的,就在于在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的灿烂的文化长河里,有很多经典的人物,他们太伟大了,苏东坡、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但是缺少他们的故事。那些虽然远了,以后我会再拍他们。但是我从柳青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古人那些风骨,他扎在农村,有一种乡绅,在村里面你会发现他像《白鹿原》里面的白嘉轩。
谭飞:是,你说得特别对。
田波:他又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有新思想、新觉悟,有共产主义思想,所以在他身上能看到我们传统的和现代的融合。
谭飞:他是传统东方式哲学,结合马克思主义带来的一些先进理念的知识分子,而且你这个片子整体也是围绕它这两个方面。
田波:你说对了,在他青少年的时候他受过五四的洗礼,所以这个人的思想觉悟又有传统。他特别爱看《红楼梦》,也爱看苏联的小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谭飞:托尔斯泰墓前沉思的那张照片。
田波:所以您在电影里会看到有一个细节,一个像这样的照片,每到他遇到困境的时候,他的高峰,他心目中那个高点,为人类书写历史,记录伟大时代,记录伟大的变革,记录伟大的信息。
三
演员的忐忑与欣喜
谭飞: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亮点,可能大家印象中柳青是专写农民写农村那块土地,他应该是一个挺土的人,但是影片里他穿西装,而且是那种背带衣,既会说西班牙语,又会说流利的英文。你专门还拍了他说英文的时候旁边人的不耐烦,因为听不懂,不知道柳青在干嘛,是不是犯错误了?那种小细节让人解意的,我还是捕捉到了。那么我们说说演员,成泰燊也是我朋友,我觉得他是比较吻合柳青的,因为成泰燊是一个慈悲的人,他演柳青好像真的很吻合你的构想。
田波:我觉得您不愧是大咖,因为演员直接决定了这部电影能否成功。
谭飞:非常重要。
田波:我们在前期费了很多的心思。但是有一点,就是当写剧本的时候,我眼前出现的演员就是成泰燊。我们在10年前合作过,当时他去陕西拍电影,扮演了电影《白鹿原》里面的白孝文,我是这部电影的纪录片导演。所以通过平时观察、记录他,我发现他确实如你所说,很慈悲、很稳重,有知识分子的劲儿。还又有一种农民形象,很朴素,没有现在的演员的那些毛病。
谭飞:在他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中,他的笑容是我见过最真诚的。
田波:而且他的眼睛很有神,当他眼睛睁大的时候特别光亮。而柳青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眼睛圆圆的、亮亮的。路遥在写病愈中柳青的时候,着重用文学的语言描述过他那双眼睛。
谭飞:文里的照片确实也跟成泰燊有几分相似。
田波:对,另外柳青原来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知识分子,在《中国青年报》报社里面做主编。他又去过苏联,见过苏联的知识分子,见过苏联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有交流,我看到当年他照片穿的呢子大衣,人家的也是西装革履领带。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农民的形象,用总书记的话说,他和关中那些老农在一块,你分辨不出来谁是作家柳青,因为他已经和农民融为一体了。他不仅仅在装扮上和老百姓没有什么分别,最重要的是他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按农村那一套。但是据我和他的女儿深度地了解、调查,他女儿告诉,她父亲在外面就是个农民,拄个拐杖坐在地上说话,人家都叫他柳老汉。但是一旦说进到他的书房,他的写字台干干净净。
谭飞:沐浴更衣。
田波:沐浴,真的,很庄严。
谭飞:就跟古龙说他写书之前得剪手指甲,剪得干干净净的。
田波:非常神圣。
谭飞:才开始写东西。
田波:桌面特别干净,然后换下自己的全部衣服后,再进入写作状态。不允许任何人打扰。那时候他就戴上他那副金丝边六棱形的德国牌的眼镜。那一刹那,用路遥的话说,柳青就是一个能读懂这片土地,能读懂大秦岭的一个具有深邃眼光的艺术家。所以你绝对不能说他是农民,他非常的深刻。但是一旦和农民在一起,他所有外在的光环又全部没有了。这也是一种能力,非常不得了。我剧本发给成泰燊老师说,成老师,你是我这部电影的不二人选,你不能拒绝。很快他就回话了说柳青太难了,那个时代,那个状态,一个作家内心的世界,他怕把这个人演砸了,在他心目中好像有罪过一样,这个事情在他看来很重。他让我再想想其他人。后来我就不断给他发剧本,我们的霍廷霄老师给他做工作,我给他写信,制片人不断地告诉他一些柳青的细节,慢慢慢慢地成老师就有了信心。尤其他看到柳青的女儿用了13年时间写了《柳青传》,大量的细节描写柳青的生活,病态的状态,怎么咳痰的,怎么幽默的,很细节化,一下让一个模糊的人物鲜活起来了。所以成老师一看《柳青传》,他就心里有数了。后来他告诉我,田波,你可再不敢找其他人了,此角色非我莫属,只能我演。
谭飞:从不敢演到主动请缨。
田波:我心里非常地高兴,我觉得我们冥冥之中就这么相遇了。
谭飞:刚才讲了好多意义,我们下面讲点意思,因为这个电影毕竟面对的人群会是青年观众,他们对某些时代背景有一些模糊,比如浓墨重彩的农村合作化运动,这个事可能在原来的影视作品里讲得偏少,那么我想听一听,你觉得它对咱们后来的农业,包括农村有什么样的影响?
田波:其实您说的是我第二个问题难点,除了要了解这个人物,还要有能力刻画这个人物,表现这个人物的细节,他的状态。
谭飞:还得生动。
田波:还要生动,这是一个导演应该要完成的任务,作为剧作塑造。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我要面对整个合作化运动那30年的历史,要了解我们党的政策,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社会主义是什么概念?苏联是什么概念?苏联和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农村合作化的关系,我们是怎么搞的,和苏联的区别?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是怎样一个脉络?它是什么样的发展曲线?我要变成一个党史专家。
谭飞:挺难。
田波:我只有了解这段历史,才能明白农业合作化运动对那个时期的中国和中国农民意味着什么。当建立了新中国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尤其这段历史对于当时的柳青来讲,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是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那是已经发生过的,我们都可以梳理。对于柳青来说是还没有发生,将要发生的。
田波:合作化运动对于柳青来讲,他感兴趣的是在这个变革下人们的状态。
谭飞:因为它有很多化学反应,冲突也很多。
田波:对,所以用柳青的话说,这是我电影里想表达一个主题,合作化运动这段历史还让我感动的是柳青先生他晚年的思考、反思,这个也激励了我要表达这段历史的一个欲望。
四
胸中有大义,笔下有乾坤
谭飞:而且可能作家在这种波澜壮阔中,他能找到切入社会的角度,可能这个对柳青的一生也是特别大的影响。我们还想说说第二个有意思的事。就是我看到里面也提到一个数字,就是柳青在第一部《创业史》写完之后,领到了稿费是16000多块钱,那时候一个鸡蛋是8分钱。
田波:一斤鸡蛋8分钱。
谭飞:所以按市场价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巨款。可能对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会好奇那个时候作家怎么那么有钱?为什么那个时候作家那么有地位?你怎么看待这个数字?现在的影视演员,甚至有人一部戏能拿到1.6亿,可能那个时候1.6万,虽然说比不上现在1.6亿,但是也离得不远了。
田波:那也是巨款。
谭飞:你怎么看待这个?而且他把那1.6万给捐了,完全就不管不顾地捐了。
田波:电影里面他写作的劳动成果怎么向观众体现?我觉得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因为现在容易变现,很能让观众理解,而且恰恰从这个细节上我能看出来柳青他真正的内心世界。你要验证一个人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你必须要看他如何面对名和利,这个很重要。生、死,名和利,这都能检验人性的。所以我说要给柳青考验,让他抉择,在金钱面前他是什么态度?我倒不是说排斥对物质、金钱的一个享受,我的意思是不要过多地说一个艺术家老追求票房、片酬,我觉得这看上去就是恶俗的一种状态,但我又不能去批评追求钱是恶俗的东西,我只说在我内心世界,我很崇尚这些追求精神的人。在那个时代,柳青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著名的作家,相当于现在那些大明星。现在在我们的文艺界,演员毫无疑问是这个民族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他们的粉丝几千万,他们的片酬、身价都几个亿。那么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家,尤其是作家,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偶像。
谭飞:最大的明星。
田波:对,在民国时期,鲁迅那是全民偶像。所以在那个时期《红岩》《创业史》发行量特别高,其中《创业史》当时被称为“三红一创”。柳青拿到16065块钱,用他妻子的话说,柳青一看这么多钱,他都很惊讶,因为他并不关心。
谭飞:心里是没有钱的概念。
田波:我看到那些档案,他和出版社签约的时候,他明确表态给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我对金钱从来不在乎,我也从来不过问你们这个版税多少,稿费多少,我从来不过问这个事情,你们给多少就多少。”结果真的给他这么多的钱的时候,柳青还是非常震惊的,那是在1960年。我们都知道1960年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在我们陕北,树皮都被吃光了。又几年大旱,草根都吃完了,牲口都没得吃。对于柳青所在的皇甫村,那还是小江南,还有滈河,有水稻,相对来说要比其他地方富足。但即便是这样,那也是依然很困难的。柳青那时候就把这16056块钱的稿费全捐了,这引发了他和他妻子很大的冲突。
谭飞:可能现在年轻人看这简直疯了,不可理喻,他在干嘛?!家里吃得还不好。
田波:对,他当时已经有四五个孩子了,他全家老少,还有他的丈母娘,还有他的佣人,他的孩子上学等等,他又不种地,所有吃喝拉撒都还要购买,他那时候要求组织上不要给他发工资,最让我震撼的还不是缺钱。
谭飞:不发工资。
田波:那时候很多人期待着工资发下来维持一家的生活,在陕西省组织部档案里面我看他写了封信:国家正在困难时期,我要求把我的工资停掉。那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又不种地,身体也不好,村里也没有他的地,他只能靠他的笔去写东西,然后发表,可是发表的东西。
谭飞:钱他又捐了。
田波:这7年他就写了这部小说,还参与了合作化,和老百姓一起创业、工作,他大部分的精力在这上,他没有经济来源,他把稿费全捐了,我觉得这个令人匪夷所思。
谭飞:以现在青年的角度第一是不理解,第二觉得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还可能有吗?可能他们会扪心自问,我们干吗?我们会这样吗?我们一定不会这样,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我们能理解吗?你怎么去看年轻人的这种解读,他们肯定会问这种人可能吗?
田波:我倒不是说我通过电影这个情节来鼓励、启发年轻人,或者是那些大艺术家大明星全捐,不是,我绝无此意。柳青当年把这钱捐了以后也遇到这个问题,1960年责任编辑出版社的人看他家里吃的稀菜,孩子们饿得呱呱叫,面黄肌瘦的,这位《创业史》里面的责任编辑王维玲就指着他的鼻子斥责他,说柳青你太过分了,你这是刮共产主义的风,你带头干这种事。柳青给他写了一封信,非常感人,王维玲在她的书籍里出版了那封信的原文。大体意思他说我不是刮共产风,这也不是我的独创。他给王维玲回信里面这么说的,我现在还能背下来,他说虽然我把钱捐给皇甫人民,但是我还有些稿费,前面(的作品)还被拍成一部电影,当时他的《铜墙铁壁》被拍成电影了,还在出版。所以他还有一部分稿费。倒不是说他家里揭不开锅了,真相是我们也不要过度地夸大了柳青神话的感觉。我也很好奇他钱捐了以后,工资也停了,他到底靠什么维持呢?后来我就研究发现。
谭飞:他有另一部戏的稿费,另一部的小说。
田波:他再回到长安后没多久,他原来写的一部长篇叫《铜墙铁壁》的小说被拍成电影了,叫《沙家店粮站》。那个小说当时还在发表,所以他还有一部分稿费,他靠着稿费可以装修,还可以改造他那个破庙,还是可以生活的。
谭飞:可能很多年轻人会得出两个感受,第一个就是当年的作家是地位如何的尊崇,而且他们的劳动跟收入是成正比的,16000多,按现在市场至少也是好几百万。
田波:对,咱就说这个细节,我改变了电影里原本的台词。原来的台词是孩子们想吃肉,说妈妈,能有肉吃吗?但是电影里你会看到他们在说的是鸡蛋,没说肉。我看当年的换算就是一斤猪肉2毛钱,一斤鸡蛋是8分钱,那时候猪肉也是非常稀缺的,后来我一直为了照顾维族的朋友,就不说吃猪肉了,换成鸡蛋了。
谭飞:明白。
田波:在电影里,不是只有柳青这么一个人捐钱,只是很多人不宣传,比如钱学森,原子弹的总设计师,他也是把很多钱都捐了。像柳青这样的人,在那个时期的他们真正拥有共产党员的良心,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
谭飞:明白,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
田波:对,他们要实现社会主义。
谭飞:可能对现在的青年人来说,最好的影响就是,不可能那么神话地去做一件事,但是你至少可以为这个社会、为时代、为人群多做点贡献,不要那么的自我,可能这是年轻人能从中得到的启发。最后,我还是想谈谈他跟他妻子的冲突,因为这也是相当的浓墨重彩。因为他妻子包括最后的自杀,他妻子是一个特别的知识女性,长得又漂亮,很贤淑,跟他在一起,然后又离开又回去。这么一个过程,你觉得是展现了中国人什么样的夫妻相处之道?可能用现在年轻人的视角说,这样一个大作家能决定妻子的未来吗?凭什么?这不是大男子主义吗?你怎么去理解?我知道田导你本人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而且听说马葳的原型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你跟你的妻子相处的一些细节,你怎么去看待妻子的这个角色?谈到这个沉重了是吧?
田波:不是,这让我悲喜交加。这个事我也很感兴趣,甚至是浓墨重彩地去刻画了的,因为我们很少看到关于柳青的妻子的资料,他的妻子在1969年就去世了,年仅42岁。所以给他留下来的就是一个讣告,一个追悼会。这个追悼会还是晚到的追悼会,当时是柳青1978年去世以后,国家给柳青很高的一个荣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重要的领导人都出席了,也送了花圈,所以柳青的伟大并不在于他给农民办了些什么,最伟大的是通过行动,实实在在地表里如一,真实地面对生活中的每次抉择,点点滴滴,他最后影响到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他的价值观能影响到他人。他为什么能影响到路遥和陈忠实这些后来的文学大家?同时他影响了他生命中最亲爱的伴侣,这个伴侣愿意为他付出生命,那一定是他深深地震撼到了他的妻子。
谭飞:对,所以希望一些年轻观众也去电影院看一看,可能是跟那个时代的人物的一个心灵对话,也去了解一下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波澜壮阔和每个人的心灵史,和一种生存的样态。我们也希望田导的电影有更多人去电影院看,听说是21号上映,也希望能听到好消息。
田波:谢谢谭老师。
谭飞:谢谢田导。
田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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