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威权统治的转型》| 平息旧日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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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威权统治的转型》| 平息旧日恩怨

奥唐奈、施密特罗伯特议事规则 2021-02-01

《威权统治的转型 ——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Uncertain Democracies》

[美]吉列尔莫·奥唐奈

[意]菲利普·施密特著

景威、柴绍锦译

新星出版社；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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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揭开（以及解构）威权主义统治

平息旧日恩怨

（而不打断进行中的转型）

P37

在这里的例子中，威权主义体制，至少在部分时间内，强硬地持续压迫大部分公民，特别是对于他们认为应该对掌权之前的“混乱与腐败”负责的政党、组织、还有个人的压迫更加系统化和残忍。不过除了这一点每一个例子也不尽相同。

第一点就是，军队是否应该直接为压迫的行为负责。在那些军事化程度不高的国家里，像是法西斯意大利、葡萄牙的萨拉查（Salazar）政权，或是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有趣的是，虽然起源于一次内战，而且许多关键职位都由军官担任，但政权本身却积极地吸收文官和平民），最直接与最“肮脏”的任务是由从前编制上并不属于军队的秘密警察来执行的。虽然军队偶尔会“帮忙一下”或是投以同情的眼光，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宣称自己与此类罪行毫无关系。这也从两个方面促使他们最终接受民主化：第一，他们相对不害怕平民/文官出身的领袖的报复，后者或许会影响他们人员和机构的完整性；第二，正因为相对远离官僚管理体制，一旦被命令回到军营，他们比较能快速而且不是很“受伤”（traumatic）地调整个人的职业发展与组织结构。

相反，在拉美与希腊的威权主义体制中，军队与压迫行为的连接更直接而且明显。不过差异也同样明显。即使是在政治警察与武装部队界限很不清楚的国家——像是巴西与智利——至少最脏的行为也是由军队中的有点专业化的单位来执行的（在智利，至今仍是如此）。虽然这使得军队无法假装反对（这类暴行）并且把导致“不幸的”的恶行的责任推给其他人，但却也能让大多数军官从直接责任中脱身。阿根廷与乌拉圭的情况更糟一些；压迫的程度与智利一样，而且远远高过南欧（内战之后的西班牙除外）。不仅如此，这种压迫竟然是军队“制度上的责任”（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事实上是军队中许多执行部门的责任。这使得军队更难从该政权的恶行中脱掉干系。

P38

但我们也需要考虑其他因素。第一个是肉体压迫的强度与“质量”（quality）——特定压迫手段被执行的程度，还有无辜百姓受伤害的程度。压迫的行为越残忍、越不人道、越广泛，事实上的元凶——涉及到的制度机构以及那些执行命令和行动的人——就会越是因为感到被威胁而倾向阻止任何形式的转型。如果无法阻止，他们就会想尽办法掩盖过去的罪行；如果无法做到，他们就会成为一个对新生民主政权的重大威胁。

作为一个比较乐观的例子，西班牙的经历对上述观察有所修正。时间的流逝能够缓和记忆中最痛苦的部分，不管是关于执政者的行为还是反对派的，后者“正当化”了前者的暴行。一旦当年那些直接相关的人们退休或是被大众遗忘，相关政党与组织的领袖们就可以代表那些被压迫者来邀请所有有关人等“别把过去又挖出来”——就像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列罗（Santiago Carrillo））在转型的关键时刻所说的一样。对于那些有意干预转型的人来讲，这也许可以减轻他们的恐惧；但如果压迫者不但还活着而且还非常活跃时，就可能会使得某些暴力而危险的体制支持者感到被侵犯—罗克尔（Alai n Rouquie）那一章中强调了这一点。

P39

因此，对于民主化来讲，如果过去的压迫并不那么残忍或广泛，已经变成陈年往事的时候，宽厚温和的政策似乎是最可行也最不危险的。即便如此，西班牙与巴西的例子仍表明了这个主题的敏感性，还有它可能对转型或新生民主造成的威胁。希腊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在那里，统治者犯下了一连串可怕的罪行，不过仍然比拉美南角（the Southern Cone of Latin America）的政权的来的温和。话说回来，随后的文官政权还是得抑制惩罚所有有关部队的公开意图，即使像在当代阿根廷一样，这种意图得益于军队在对外军事冒险失败而点燃的民众怒火。当卡拉曼利斯（Karamanlis）政权试图追究某些重要军官的责任时，也只处决了少数人——却反而引发了“反方向的”指控，认为他们是借着这种“滑稽闹剧”来替其他人脱罪。即便如此，当地政府仍然发现自己是走在一条钢索上，钢索下面是一系列政变与暗杀。换句话说，即使是像无比保守与反共的卡拉曼利斯这样的后继政权也得直面要对几乎是一个希腊军队中中层军官小集团执行正义时所带来的困难——尴尬的战败。

在这里我们得要面对另一个会伤害（与瘫痪）转型的悖论：最能够埋葬过去的时候，也是过去最不重要的时候。相反，当这些“旧恨”越重要而且牵连越多人时，也同时越难以面对。人们的记忆更完整，受害者（或是幸存者）与加害者都还活着。表面看来，也许这时候更应该忘记过去然后向前看会比较好（或比较谨慎）。但是这会挑起人们的愤怒，而且可能比政变更难处理。在伦理上还有政治上，这都是一个最困难的选择。道德已经不再如同马基雅维利写下他保持权变的座右铭时候那么无常而且安静了；转型的主角们不只要维护关键利益，更要维护关键理念——正义和尊严的标准。大众可能无法在伦理上接受各派领导人埋葬过去的共识。所有例子都提醒着我们这种情况的两难[16]，却没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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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能够被称为“无解之问题之一的就是林兹在“Crisis，Breakdownand Re-equilibration”中强调的（第50-55页），这个例子和我们的主要区别就是我们认为这个困境并不能简单地被避免而且领导人必须去设法解决它们。

P40

但是即使是在最糟的情况下——如同当代阿根廷一样，事情愈演愈烈，军方高度介入——我们仍然相信刻意忽视这个问题是最糟的方案。有些恐怖罄竹难书，鲜活如昨日，以至于让人无法忽视。企图掩盖（真相）的一部分后果是，如同罗克尔在第三册中所讲的一样，会加强军队即使犯罪也能逍遥法外的信心。第二个后果比较广泛但也同样关键。很难想象社会能够在不为某些痛苦的过去定调的情形下为民主制度提供社会与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一个拒绝面对并承担痛苦回忆的社会，不只是在埋葬过去，同时更是在埋葬能够赋予生活意义的关键道德理念。因此，我们认为，即使面对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最不糟”的策略仍然是，鼓起勇气果断处理那些在前朝践踏人权的人们。当然在法律上得要公平对待那些被告。无需怀疑，第一次审判会一定是非常创痛性的经历，[17]但是这也暗示着对个别犯下大量暴行的军官的公平审判不会变成对军方整体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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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处于审慎的建议，这些审判的时间点最好不要和选举动员和大众抗争的时刻巧合，以免给人以“公开审判”的印象而招致威权统治者的镇压。

P41

一个更加根本的挑战的是，改变军方把自己视为救世主与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自我形象——一种在某些国家甚至被明文记载在宪法中的自我定位。这种通常会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暗示，只有军方有权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还有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威胁着。因此当军方认为某些无法接受（危险分子或反国家分子）的势力即将上台、某种无法忍受的“无序”或冲突即将来临、还有当某种对军方自身怀有敌意的势力即将上台的时候，军方就会“被迫”进行干预。可能的干预条件（casus belli）多得数不清——完全根据军方的想象还有他们的官僚意识形态。

说到文官官僚，我们得点出一个关键：解除军事动员（demilitarization）并不只是军方的问题。在我们所讨论的例子中，文官出身的政客们，因为不愿意接受民主制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不断寻找军方的“协助”，用听起来伟大的国家利益作为借口掩盖他们个人私利；没有来自官僚的大力支持，军方是不可能干预政治的。这些政客扭曲了自己国家的政治传统。

怎样才能改变军方救世主般的自我定位，还有官僚对他们的控制，是从转型开始一直到民主巩固的阶段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不只要看特定角色是否因为过去的罪行而被惩罚与怎样被惩罚，更要看大众从过去的威权主义中学到什么。也许我们是把必然性当作美德，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许多转型都起源于威权主义统治显而易见的惨痛失败。我们有理由期待，至少在踏出民主巩固的第一步之前（再次强调，时间与时机非常重要），大多数人都早已失去追求威权主义统治的欲望。这里有一个比较幸运的悖论：上一个威权主义体制越是失败，阻止另一次威权主义统治的欲望就会越强。相反地，上一次威权主义越是成功，人们越是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转型或民主制度，那么人们就越有可能很“怀旧地”（同时很选择性地）怀念“美好的过去”并且支持威权主义统治的回归。相反地，这表示即使是对于那些从前的支持者来讲，一个明显失败而且依靠高压统治的政体的负面评价会成为一种微妙但是重要的免疫系统，处理好转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与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一个新生民主来讲，如果政治领袖们具备足够勇气与智慧，勇敢面对不久之前的痛苦回忆或许不是个自杀性的举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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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对于新近出现的民主国家对其专制过去的广度研究，重点放在德国、日本、奥地利和意大利，参见约翰·赫兹（John Herz）：《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West Port，Conn。： Greenwood，1982.

作者简介

[美]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O’ Donnell）阿根廷裔美国政治学家，圣母大学政治学和国际研究 Helen Kellog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界研究威权主义、民主化和民主理论的著名学者。他的代表作《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阐释的“官僚威权主义”模式，是政治发展理论和拉美政治研究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晚近的主要著作有《对位：威权主义和民主化论文集》、《民主的质量：理论和应用》、《国家和民主》等。由于他在比较政治和拉美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2003年，他被拉丁美洲研究学会授予终身贡献奖：2006年，被国际政治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意]菲利普·施密（PhilippeSchmitter）现为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客座研究员、欧洲大学学院（意大利）政治与社会科学系教授研究员。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欧洲大学学院、斯坦福大学执教多年，也曾任巴黎第一大学、日内瓦大学、曼海姆大学、苏黎世大学等大学的访问教授，并兼职汉堡基金会、古根海姆基金会、加州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等欧洲和拉美地区学术研究机构的特约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比较政治学、民主理论和民主化国际比较、西欧和拉美区域一体化、南欧和拉美威权统治转型以及阶级、行业与职业团体利益调解等。2009年，他获得乌普萨拉大学John Skytte奖国际政治学会 Mattei Dogan终身成就奖。

译者简介

景威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硕士，现供职纽约花旗银行。

柴绍锦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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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1

原版序言…1

作者前言…1

第一章介绍不确定性…1

第二章定义一些概念（以及澄清一些假设）

转型…5

自由化…6

民主化…7

自由化与民主化之间的互动…9

社会化…13

第三章揭开（以及解构）威权主义统治

合法化的问题…17

“强硬派”与“温和派”…18

转型开幕的背景…22

前威权主义的遗产…27

对现时的恐惧…30

打政变牌…31

动员的循环…33

平息旧日恩怨（而不打断进行中的转型）…37

解除军队的危险性（而不是军队的武装）…42

威权主义军事化的程度…45

第四章协定之谈判（以及再谈判）

协定…50

军事时刻…54

政治时刻…55

经济时刻…63

第五章公民社会的复苏（以及重塑公共空间）

启动复苏…67

社会爆发的各种层面…68

民众起义…75

第六章举行选举（并引起党派之争）

另一个汇合点…79

应急同意的产生…82

奠基性选举带来的冲击…85

第七章以一个隐喻总结（但并未终结）…91

附录一

菲利普·施密特：二十五年时光，十五项发现…102

附录二

吉列尔莫·奥唐奈：施密特的回顾：一些持反对意见的

笔记…117

内容简介

本书是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劳伦斯·怀特黑德合编的四卷本《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的最后一卷。该丛书是研究威权政体和民主转型的划时代著作。本书在精辟地总结前三卷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开山性质的关于政治转型研究的范式和理论，并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和恰当的隐喻讲述了政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和不可预测的结果。

我们相信，借着表现出我们的无知，我们对悖论与抉择的反思，还有对典型案例的转型过程的总结，我们提供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一份地图的几部分——给那些今天正在探索以及那些明天将会探索的人们，一份关于从未知路线走向民主政治的地图。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这个项目至少能够促成一个对于学者和活跃分子而言更理性、信息更充分的讨论，一个关于威权主义制度衰败和有可能被民主制度代替的这一复杂过程中涉及到的潜力、困境，及其局限性的讨论。

[ 本文摘录：杨原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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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本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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