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湖”字头传统制造金名片
播音：王然、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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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杨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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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行苕霅双溪上，人在苏杭两郡中”，这两句古诗最能准确表达湖州的地理方位和地域特征。地处天目太湖之间的湖州，西南为山地丘陵，东北为水乡平原，“吴兴介在苏、杭之间，水陆饶沃之产，实过两郡”。湖州有着100万年人居史，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因其不断改善的自然环境和条件孕育出灿烂的农耕文明。物产丰饶，历来为著名的江南富庶之地，苏轼称“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说“湖俗务本，诸利俱集。春时看蚕，一月之劳，而得厚利。其他菜麦麻兰木绵菱藕萝摩姜芋，各随土宜，以济缺乏，逐末者与之推移转徙，山中竹木茶笋亦饶”。清初沈炳巽分析认为， 自古“土产之多莫过于我郡，衣者有丝、绵、绸、绫、纱、布以及包头巾、手帕等；杂用者有笔、镜、羽扇、竹器；食者有茶、笋、鱼、菱。其丝之行，于两广外洋及江宁、苏、浙三织造，岁不下数百万……至于茶、笋、鱼、菱诸商辐辏，岁亦不下百万”。在湖州这片丰饶的土地上，勤劳智慧的湖州先民世代躬耕劳作，锻造了桑基鱼塘、溇港圩田传承千年的两大生态系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成就了位于江南腹心的一方富庶之地，更是打造出了如“湖丝”“湖羊”“湖镜”“湖笔”“湖版”等一批以“湖”字冠头的中国古典制造的金名片。
湖丝，即为湖州出产的蚕丝，自唐代开始就闻名中国，此后兴旺经久，还由此延伸诞生了湖桑、湖蚕、湖绵、湖缬、湖绸、湖绉等“湖”字头名片，成就了“丝绸之府”的美称。
2005年钱山漾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清理后的场地
在中国，没有哪座城市，拥有湖州这样悠久的丝绸生产历史。4000多年前的钱山漾被誉为“世界丝绸之源”。宋《太平御览》记载，三国时吴兴郡永安（今德清）“出御丝”。“荫陌复垂塘”“连连文蚕茧”，是南朝诗人吴均在家乡看到大面积成丘桑林时发出的感叹。“孤灯暖不明，寒机晓犹织。零泪向谁道，鸡鸣徒叹息”，是南朝文学家沈约描绘的家乡人蚕织的场景。唐顾况在《湖州刺史厅壁记》中称湖州所贡纤缟，“雄于楚地”，超过了山东临淄，成为全国蚕丝重要产区，此后一直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货物供给地。入宋后，已有“湖丝合郡俱有，而独盛于归安，湖丝遍天下”之美誉，一跃成为全国的桑蚕业中心。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华北、四川的蚕桑业便趋于衰落，而江南则益加发达，各地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丝织产业链的有效分工，江南蚕桑业也逐渐向湖州一带集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在《潜书》中明确指出，“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地不过方千里”。湖丝生产量大质高，别处难以匹敌。明代隆庆、万历以后，湖丝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牌产品，成了中国丝绸的代名词。湖丝以其色白净、质柔韧、形细圆、体匀坚而驰名中外。湖丝和经进一步织造加工而成的乌眼绫、吴绫、湖绵、湖缬、湖绸、湖绉、倪绫、双林绫绢等成为历朝贡品，且岁贡数量惊人。
荻港村民划船采桑归
明代时仅菱湖一镇的丝产量就能抵上杭州、嘉兴、苏州三府的产量。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买办兴起和机器缫丝的引入，湖州丝绸更是飞速发展，并且成就了以南浔“四象八牛”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湖商群体。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上海生丝贸易报告》记载，清光绪四年（1878），湖州府产丝184万公斤，占浙江省总产量近70%；生丝出售29254担，占杭、嘉、湖、绍四府总量的62.88%。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荣记”湖丝荣获维多利亚女皇颁发的金、银奖。1915年，在巴拿马举办的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梅恒裕”“邱天成”“邱奕茂”“吴其昌”“李恒德”“邵大森”六家丝行所出辑里丝分获金、银奖。至上世纪末，丝绸产业一直是湖州地区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天昌”“永昌”等企业品牌闻名于全国丝绸行业。2003年11月，在杭州举办的“中国国际丝绸博览会”上，国家茧丝绸协调办公室和中国丝绸协会还授予湖州等六大丝绸产业城市“中国绸都”荣誉称号。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传统丝绸已为新型纺织所取代，但至今湖州仍生长着“丝绸之路”“翔顺”等一批有名的丝织服装企业。
与湖丝生产相伴随，还成就了“湖桑”“湖蚕”之名。经过土生野桑与引进鲁桑等嫁接培养，自宋代起，逐渐形成了优良的桑树种群——湖桑，以干矮枝长叶肥而著称。自明至清，湖桑种植更趋成熟，有“嫁接”“矮干”“养拳”等多种方法，使之叶厚大而疏，多津而少葚，饲蚕个大而且得丝多。“唯蚕是赖”的湖州蚕民将蚕称作“蚕宝宝”，还培育出不少湖蚕优良品种，尤其是明朝万历年间南浔镇七里村培育的“七里种”最为有名，因茧小如莲心，而称为“莲心种”。
湖羊是湖州市的重要家畜之一，为我国一级保护地方畜禽品种。该品种形成于10世纪初，由蒙古羊选育而成，主要分布于浙江、江苏的太湖流域。湖州境内自古多畜湖羊，宋嘉泰《吴兴志》引旧编，“多畜白羊”，“今乡土间有无角斑黑而高大者曰胡羊。”湖羊属多胎绵羊品种，无角，体躯长，四肢高，毛色洁白，脂尾扁圆形，体质结实。具有早熟、四季发情、多胎多羔、繁殖力强、泌乳性能好、生长发育快、有理想产肉性能、肉质好、耐高温高湿等优良性状。
智慧的湖州人将桑蚕与湖羊的养殖巧妙融合，清程岱合所撰《西吴蚕略》中记载道：“凡采剩留树上经霜而枯，捋取饲羊，谓之羊叶，故湖羊充庖特肥美，能益人。”湖羊除了肉质鲜美，其他加工产品也非常优质。据清康熙《湖录》，“吴羊，二岁剪其毛以为毡物，谓之绵羊”，“其羔儿皮均可以为裘”。湖州所产小湖羊皮、袍羔皮，是传统特产，在国际上素有“中国软宝石”之称，蜚声海内外。湖羊其毛其皮有着很好的经济价值，其肉加老恒和酱油以桑柴烧煮，也成了如今练市、新市熟羊肉的品牌。
湖笔是湖州毛笔的简称，又名湖颖，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文房四宝”，名扬海内外，可谓“湖”字头的第一名片。据明嘉靖《吴兴掌故》，“湖州出笔，工遍海内，制笔皆湖人，其地名善琏村”。湖笔制作在湖州已有二千多年历史，传说因秦国大将蒙恬首创“纳颖于管”而成，故蒙恬被奉为笔祖而建祠受祀。自晋朝之后，湖州笔工辈出，至元代遂成“湖笔”之名，其制作技艺代代相承，至今不绝。据明成化《湖州府志》，元时冯应科、陆文宝善制笔，时人将赵孟頫字、钱舜举画、冯应科笔合称吴兴“三绝”。湖笔选料精细，一般以山羊毛、野兔毛、狼毫、黄鼬尾毛为料；制作更为精湛，形成了选料、盆洗、装套、结头、择笔等120多道工艺，制作出的湖笔具有尖（笔锋尖利）、齐（修削整齐）、圆（丰硕圆润）、健（劲健有力）四大特色，被称为湖笔“四德”，故有“湖颖之技甲天下”之美誉。
在现代产业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湖笔作为传统产业，仍然顽强生长，不绝而秀，当代尤以善琏湖笔厂之“双羊”牌、王一品笔庄之“天官”牌等最为有名，成为书画家之爱和馈赠之雅品。新世纪以来，湖州市政府已经举办十届“湖笔文化节”，以“笔”为媒，以“节”为体，推动湖州经济文化发展。2006年5月20日，湖笔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湖州还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授予“中国毛笔之都”称号。
湖镜又名湖州铜镜，为宋至明清时期镜背标有湖州铸镜名号的铜镜。发展至宋代湖州成为铸造铜镜中心之一，因湖州水质清洌，适于磨镜，加上铸镜工艺日益精湛，所产铜镜品质精良，遂世称湖镜。铸镜店多集中在今仪凤桥一带，其中尤以石家镜为最为著名，镜背铸字，如“湖州仪凤桥真正一色铜照子”“湖州石十五真炼铜照子”等，犹今之商品标识。外形多样，有圆形、菱形、八棱形、葵花形、海棠形等，品种有带柄镜、高镜台等。湖州宋镜是中国铜镜铸造工艺由繁华典雅走向简单实用的代表者，是铜镜走向实用化、商业化的转折点，开始大量飞入寻常百姓家，从一个侧面真切地反映了宋代以后千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宋代铜镜是古代湖州造产品中，行销覆盖范围最广、考古发掘出土量最大、传世流通量最多的标志性器物。
湖州镜的产量很高，销路甚广。远在四川、广东、内蒙、吉林、黑龙江等地，也都发现有湖州镜。周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区也经常出土湖州镜。明成化《湖州府志》云：“郡中工人铸镜最得法，世称湖州镜。”湖州的能工巧匠们在继承两宋时期铸造工艺和传统的基础上，对铜镜纹饰进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尚，使湖州再一次成为全国铸镜中心，并持续影响至清代晚期。薛家是湖州铸镜世家，明湖州推官谢肇淛编写的《西吴枝乘》云：“镜亦以吴兴为良，范金固不殊，其水清冽，能发光也，最知名者薛氏。”清代乌程诗人汪尚仁的《四勿斋吟集》中有一首《吴兴竹枝词》是吟诵薛家镜的：“薛家镜子铸来精，仪凤桥头旧有名，石十三郎应自照，照侬半面不分明。”说明到清代薛家镜取代石家镜成为湖州铜镜中的翘楚。从宋代的石家到清代的薛家，仪凤桥畔造铜镜已历千年，但随玻璃镜兴起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已成为各方收藏家青睐之物。
江南清雅，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倒，核心原因之一在于江南地区历代的文化积淀，其中最直观而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书籍的生产与传播。历史上“贾而好儒”的湖州富户望族中出了诸多的藏书家。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有沈思、叶梦得、陈振孙、倪思等13人；元代有杜道坚、赵孟頫等5人；明代有吴琉、茅坤、臧懋循、唐尧巨等12人；清代更有许宗彦、杨凤苞、吴云、陆心源等55人之多。他们不仅在江南藏书、刻书，而且广搜博藏，刊刻珍本、善本，直接推动了江南地区藏书、刻书事业的繁荣。
湖州的雕版印刷在中国印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北宋末《思溪圆觉藏》的印制就充分说明了湖州刻书的悠久历史和雄厚基础。南宋、元、明雕版印刷也是长盛不衰，尤其是明嘉靖以后，由于书船业的推动，湖州的雕版印刷进入了极盛时期，而且这一时期的雕版印刷具有很明显的商业竞争性质。作为湖州刻、贩书业的中心—晟舍、织里一带，本来“向以读书为恒产”，即使穷困的寒士，也“每以馆谷终其身，故夜半书声不绝”。明清两代，湖州雕版印书业日益兴盛，成为全国印刷出版的三大中心地区之一，特别是明末晟舍凌、闵两大家庭首创套色印刷，并从双色发展到五色，从而占据中国当时印刷业的顶端。其中闵齐伋一生共刊刻35种套色本，成为套印本的最大出版家。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云：“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藏书家谢肇淛也赞道说:“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谢氏的这句评价很高，认为当时吴兴刻的书能够达到宋版书的水平。
湖州书船，又名织里书船，被誉为“流动的书肆”，在铁路尚未兴起的古代中国，环太湖流域密布的水网成为了运输行业得天独厚的优势。织里书船就是专门卖书之船，随晟舍雕版印书业发展而兴起。书船始于明初，嘉靖至万历年间步入鼎盛阶段，至清朝、民国仍盛行，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在湖州“兴旺发达”约4个世纪。书船经营范围，大抵相当于今之长三角地区。书船载书，浮家泛宅，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出入于士大夫之门。所到之处，常得主人礼遇，客之末座，号称书客、书友。他们袖笼书籍，按顾客需求和书的质量讨价还价，售书图利。据清朝同治《湖州府志》载：“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谈港诸村落。”乾隆谕旨里特别提到湖州书船：“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路工《访书见闻录》中说：“湖州一带贩书商人，一船一船满载古籍送到七里桥毛晋的家门口。” 清戴璐《吴兴诗话》等笔记小说提到，明嘉靖、万历后，随着书船业的兴旺，除书船能直接抵达的城镇外，远至金陵、北京都出现了湖州人开设的书铺。他们结成销售网络，参与当地书籍出版、销售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湖州地区编纂刻书业的繁荣。“湖州贩书客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活跃，使得他们成为了一些明清小说中的典型形象。
书船一般置船棚，棚下两侧置书架，陈设书籍。中间设书桌和木椅，供选书者翻阅时用。书商向刻书家趸购书籍，装货出运，一路沿埠相售，任人上船购买。还随时出入官宦、生员、举子之家，出示预备书目传单推销，灵通需求。在卖书之余，还想方设法收购秘卷轶本，转售于雕刻家刊印。不仅双方得利，而且推动了刻书和贩书业的发展，也为藏书家藏书起中介、流通作用。陆心源同治《湖州府志》序谓：“太湖有书船，夙善聚书。兵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后）我得于书船者，尚不下数万卷。”时居苏州的德清学者俞樾曾作诗说：“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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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制图：王燕婷编辑：黄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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