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诗4首

1945年7月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回忆道：“日本的医学是传授德国的衣钵的，凡在日本学医的人必须学习德文。因此我在接触泰戈尔之后不久，便又和海涅的诗接触了。海涅的一些恋爱诗，虽然和泰戈尔的味道完全不同，但是一样的清新，而更富有人间味。” 显然，海涅抒情诗的人间味/人间性深刻地影响了青春时期的郭沫若。1936年9月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就曾写道：“在和安娜恋爱以后，另外还有一位影响着我的诗人是德国的海涅（Heine），那时侯我所接近的自然只是他的恋爱诗。他的诗表示着丰富的人间性，比起泰戈尔的超人间性的来，我觉得更要近乎自然。这两位诗人的诗，有一个时期我曾经从事迻译……《海涅诗选》我在民七的暑间又试办过，但也同样地没有打响。” 郭沫若称《归乡集》中的第十六首《洋之水》是五年前的旧译，大致可知他翻译海涅最早始于1915年间。这一年郭沫若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学习，包括学习英语和德语。1918年9月郭沫若进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Kyushu Imperial University）医学部学习。

1916年8月郭沫若认识佐藤富子（后更名为郭安娜），旋即二人陷入热恋中，“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的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作的。《辛夷集》的序也是民五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她的一篇散文诗，后来把它改成了那样的序的形式。” 换言之，郭沫若翻译海涅的诗歌稍早于他与安娜的爱情与婚姻经历，海涅抒情诗中的欧洲式爱情方式（贞于情）却让郭沫若激动不已，进而获得有益的启发。郭沫若分散的对海涅的论述大致涵盖了1821-1844年间多首抒情诗，郭沫若显然很看重海涅《新诗集》（1844）。

⑴ 田汉、郭沫若、宗白华的通信集《三叶集》中散录了郭沫若对海涅的较多评论。其一，郭沫若在海涅的抒情诗中发现了显著的忧郁或苦恼。 1920年1月28日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信中提到海涅的懊恼，“你说我有lyrical的天才，我自己却是不得而知。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还颓废。” 郭沫若表示他喜欢《海滨悄静》，这首爱情诗表达了明朗而自然的情感色彩，忧喜交织（懊恼）之间合于情理，近于拥抱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念。其二，郭沫若认为海涅的诗歌创作再现了个人/人生观念和表现论，即“自我表现”，强调了海涅诗中鲜明的悲伤情感，“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是“自我表现”了。所以读一人的诗，非知其人不可。海涅底诗要算是他一生底实录，是他的泪的结晶。寿昌想同我介绍海涅，我怕海涅诗入我国，易招误解，会有人说他是诲淫之品。其实我看海涅之贞于情那断不是我国底一些“挥弦送鸿”的道德家所可同日而语的呢！不怕海涅便是害了venereal disease（性病）而死的。”115 也许出于一种理智，郭沫若对传统的（严苛的）道德观念是警惕的。海涅在爱情婚姻上不无暇疵，侨居巴黎确实有过非道德的生活行为，总体上还意味着不幸的遗憾。郭沫若知道某些海涅的传纪资料，海涅的“性病”不过是一个被批评者过分夸大的藉口。其三，与中国古典诗论近似，郭沫若比较了海涅与惠特曼、歌德抒情诗的整体性风格差异，且没有进而区分海涅不同阶段的诗歌风格演变，“海涅底诗丽而不雄。惠铁曼底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足令我满足。所以讲到“无所需要”一层，我还办不到。我很想多得哥德底“风光明媚的地方”一样的诗来痛读，令我口角流沫，声带震断。”120 无疑，歌德的诗歌在风格上更深切地吸引和征服了青春时期的郭沫若。而且，海涅的诗歌风格“丽而不雄”是一种模糊含混的印象特征。

郭沫若对海涅的认识大大超出了这些零散片段的知识。因为⑵ 郭沫若致郁达夫、赵景深的信中也分别谈到海涅。1921年10月6日郭沫若致郁达夫的信中谈道《海在阳光里照耀》（Seraphine XV. Das Meer erstralt im Sonnenschein），原诗出自《新诗集•名媛杂咏》，是《Seraphine》中第十四首。郭沫若写道：“海涅这节诗（第一节），真是悲丽哟！我每在日暮时分，在海滨上散步时，看见海水在夕阳光中现着黄金的颜色，总要想起这节悲丽的诗来，不管有没有Mermaid或Sirens在里面居住，就是海自身的诱惑已经大了。能如雪诔（Percy Bysshe Shelley）一样，并且长眠在她怀中，不是免掉了沉尸的一段手续吗？但是，我在此处写写几句遗言：朋友，假如我是早死时，请也把我的尸首沉在海心里罢！”郭沫若再次谈到了海涅的诗歌风格“悲丽”，并表现出人格或者行为的模拟/模仿，恰如亚里士多德《诗学》承认诗即是一种独特的模仿一样。

在长期社会历史实践中，人类与世界间建立了多种价值关系，包括实用价值、认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审美价值等。文学所反映的主要是人与世界的审美价值关系，体现的是社会生活的审美价值。当然，文学所反映的人与世界的审美价值关系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审美价值与非审美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对审美价值的获得往往与对其他价值的拥有相互矛盾，例如对实用价值和认识价值的追求会抑制甚至破坏审美价值，对政治价值的过分强调也会导致对审美价值的忽视和贬低。另一方面，审美价值永远和世界的其他价值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审美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其他关系永远是共生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审美价值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总是具体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实的审美价值具有一种溶解和综合的特性，可以把认识价值、道德价值、政治价值、宗教价值等都溶解于其中，综合于其中。因此，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实际情形是，文学艺术不但不排斥非审美价值，相反，总是将非审美的认识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宗教因素交融在一起，使之成为文学审美对象的一个有机的组成成分。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总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凝聚起政治、道德、认识等各种信息。在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的关系上，一方面不要走向唯美主义，唯美主义主张文学作品的美仅仅在于作品的形式，如色彩、节奏、韵律等，轻视文学对认识、政治、道德等社会生活的反映，将审美与认识、道德、政治割裂开来；另一方面也不赞成单一的认识论观点，这种观点片面地强调文学作品的认识价值、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往往使文学作品成为某种政治观念图解、道德说教甚至变相的社会学著作。上述两种偏颇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曾经多次出现，甚至给文学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

2.文学作品的审美性

审美性是文学艺术的特质，它与文学中的其他因素如认识、政治、道德等不即不离，但是又不等于这些因素本身。缺少了审美性，文学作品就成了一些人事景物的堆砌；有了它，即使是那些庸常丑怪的事物也会产生艺术魅力。可以借用“格式塔”心理学派的术语“格式塔质”（Gestaltgnalitat）来命名文学作品的这种审美特质。格式塔质不是事物各种成分的性质的简单相加，也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的性质，而是一种超越于各个组成因素的整体质。如果以音乐为例，那么格式塔质不是那些单个的音符，甚至也不是节奏或旋律，而是节奏与旋律之上的“音乐”。如果以绘画为例，那么格式塔质不是那些线条与色块，也不是构图与物体，而是构图与物体之上的“画面”。文学作品中的格式塔质也是这样，它不是作品的具体题材，也不是传达的媒介——语言，它是中国古人欣赏的“气”“神”“韵”“境”“味”以及“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言外之意”“韵外之致”，它是西方文学家、文论家推崇的“诗意”和“文学性”。有了它，诗也是诗，小说也是诗，戏剧也是诗，散文也是诗，甚至哲学著作、历史著作中也有诗。

推荐阅读：

寒露垂瑶草 秋风扫石苔 子长躭胜绝 猿鸟莫相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