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布莱克诗10首

1809年，布莱克在一个兄弟的家里举行了一次他的绘画展，希望这一事件可以宣传他的作品。但这次展览没有得到太大关注，这可能标志着布莱克创作期终结的开始。在展览后的几年里以失败的事业和商业的错误，以及少数像《快乐的人》（L’Allegro,1815）那样的作品为代表；在这个时候，布莱克一家被描述为“又穷又脏”，而布莱克开始为伟吉伍德陶器工作并开始从事委托工作。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永恒的福音》（TheEverlastingGospel，ca.1818）；《耶路撒冷》（Jerusalem，1820），这是他最长的“预言”书；以及他最著名的艺术作品之一，由二十一幅刻板组成的，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早期由艺术家和赞助人约翰•林内尔（JohnLinnell）委托创作，并于1826年出版的《约伯书》的系列插图。布莱克后来的几年里还创作了但丁《神曲》的插图；他最后的插图作品，《阿贝尔（亚伯）的幽灵》（TheGhostofAbel），则是在1821年创作的。1822年，皇家学院投票决定给予布莱克二十五镑的资助，以缓解他们显著的贫困。

在1809-1810那次令人失望的展览之后的艺术荒原在某种程度上为布莱克的新的追随者的发展所弥补：一组包括塞缪尔·帕尔默（SamuelPalmer）在内的青年艺术家自称“古人”并抬高布莱克和他的作品。这个群体的支持鼓励了布莱克一生中都想创作的一些多样的想象之作的创作。然而，1827年8月12日，布莱克还是相对不那么著名地，在他一贯的贫穷中去世了，直到逝世前，他都一直在创作他的水彩和雕刻作品。布莱克享年69岁。在布莱克去世之后，凯瑟琳·布莱克被迫借钱来为他举行葬礼，而这，就在他们结婚四十五年的周年纪念日前的一天举行。差不多直到四十年后，一部传记才把公众的注意力拉回到布莱克身上，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布莱克才得到欣赏和仰慕，被认为是一名艺术家和诗人。如今，他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之一。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斗争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1517年开始的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在宗教领域进行的一次反封建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宗教改革是从教会营垒内部进行的斗争，它使各国政权和教会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也因主张个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而大大削弱了教会解释教义的绝对权威。与此同时，一些下层教士参与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

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借助古代希腊文化中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以世俗的形式对封建制度和宗教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基督教文化本是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但在中世纪初期因为蛮族入侵，希腊古典文化遭到了一场浩劫。然而，几个世纪之后，“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典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1页。）。这一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当时的思想家们纷纷学习希腊文，掀起研究古代文化的热潮。他们打着“回到希腊去”的旗号，声称要把久被淹没的古典文化“复兴”起来，“文艺复兴”就因此而得名。实际上，资产阶级召唤古希腊的亡灵，目的不是要重建奴隶制旧文化，而是要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建立起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的意识形态。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的斗争锋芒是针对中世纪封建主义世界观，特别是天主教会的宗教世界观的。教会以神为宇宙的中心，人文主义者则提出人是宇宙的中心来和它对抗。对“人”的肯定，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用人性反对神权。中世纪教会认为神高于一切，主宰一切，并宣称自己是神的代表；而人则是渺小的，只能忠顺地听任神的摆布，当神的奴仆。所谓“神”，就是神化了的统治力量。此时的神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封建特权统治的思想工具。为了反对封建教会的思想统治，人文主义者用“人性”来反对神权。他们竭力歌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有无穷的求知能力，可以创造一切。人文主义者宣称他们“发现”了“人”，以“人性论”为他们的理论纲领，反对教会的神权论。“人”“神”之争，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阶级之间的斗争。

第二，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和等级偏见。人文主义者肯定现世生活，认为幸福就在人间而不在来世，现世的幸福高于一切，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爱情、财富等）。人文主义认为个人的品德和才智是其高贵与否的标准，否定封建等级观念。

第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封建教会宣扬蒙昧主义，不但要农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即使是对僧侣的教育，也仅囿于烦琐的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则与此针锋相对，鼓吹理性，重视人的聪明才智。他们认为人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获得真知。他们强调理性是“人的天性”，“知识是快乐的源泉”，“知识就是力量”。

第四，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是人文主义者主要的政治思想。当时，封建贵族割据，战乱不休，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当资产阶级还无法掌握国家政权时，就迫切要求有一个强大的王权来消灭封建割据，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统一的国内市场。所以人文主义者的政治要求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以民族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

此外，有些进步的人文主义作家已看出社会罪恶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并提出人人劳动、产品归全社会所有的社会理想，这些人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的托马斯·莫尔（1478—1535）和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1568—1639）是其主要代表。

总之，人文主义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武器，是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束缚和宗教观念的强大冲击，因而在当时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是人文主义者所肯定的“人”，主要是资产阶级自身，他们宣扬的个性解放、自由、幸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指资产阶级个人的解放和其自身的自由、幸福。因而，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

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并存着三种文学，即人文主义文学、民间文学和封建文学，而人文主义文学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洪流，占据主导地位。人文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就带来了欧洲文学史上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恩格斯说：“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1页。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欧洲近代文学的开端，也是继古希腊文学以后的欧洲文学的又一次高峰。

◎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关系最早出现的地方，也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因而人文主义的新文学出现也最早。代表性的作家有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被称为人文主义的先驱。他搜集古希腊、罗马的抄本，研读并推广古典名著。1374年，罗马市民起义反对贵族暴政，他写信给起义领袖表示支持。他起初用拉丁文写作爱国的政论和叙事诗，后来用意大利语写他的抒情诗名作《歌集》。诗集主要歌咏对劳拉的爱情，其中也有些政治抒情诗，歌颂祖国，呼吁统一。他的抒情诗发展了“温柔的新体”诗派的风格，抛弃了中世纪抽象、隐晦的风格，表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诗人一反中世纪诗歌的出世的神秘思想，赞美劳拉形态的美和精神的美，表现以现世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歌集》在形式上以十四行诗为主，达到了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为欧洲抒情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是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杰作《十日谈》（1348—1353）勇敢地向教会的禁欲主义提出了挑战。这部作品反映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多以爱情为主题，大胆地揭露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的生活腐朽、道德败坏，赞美商人、手工业者的聪明、勇敢；宣扬现世幸福，反对禁欲主义。作品开端写十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间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一百个故事。这种框形结构和短篇小说的形式，对给欧洲后来的小说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十日谈》文笔精练，语言丰富，善于刻画心理和描绘自然，奠定了意大利散文的基础。薄伽丘的思想比彼特拉克激进，但小说中的部分篇什有过多的情欲描写。

15世纪中叶以后，意大利出现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诗人阿里奥斯托和塔索是当时最重要的作家。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的传奇体长诗《疯狂的罗兰》（1516—1532）叙述罗兰疯狂地爱上安杰丽加，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她，后来知道她已经结婚，气愤、失望以至发疯。诗中对其发疯过程和心理变化的描写，是全诗的精彩部分。作者嘲讽离奇的骑士冒险，歌颂爱情和忠贞、勇敢与牺牲精神，体现出人文主义思想。他也抨击外来的侵略和诸侯割据，呼吁国家统一。

托夸多·塔索（1544—1595）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最后一个诗人。他的思想充满着人文主义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以致精神崩溃，被关进疯人院。他的代表作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9）写十字军东征的题材，战争场面写得壮烈动人，气势磅礴；诗中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主题。诗中还写了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体现出爱情的力量超过宗教信仰力量的思想，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后闪光。

◎这时期的德国仍处于分裂状态，资本主义发展迟缓，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在罗马天主教、神圣罗马帝国和封建诸侯的三重压迫下，农民和城市平民，甚至下层贵族都对现存制度不满，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发生。这一时期，德国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是埃拉斯慕斯（又译伊拉斯谟，1466—1536）的著名讽刺作品《愚蠢颂》（1509）和乌利希·冯·胡登（1488—1523）的《蒙昧者书简》（1517）。前者通过“愚蠢”这个人物的自白，揭露僧侣的虚伪和迷信，抨击诸侯之间的内战；后者则尖锐地批判了整个教会。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他用德国人民的语言译出《圣经》，使农民和平民能引用《圣经》的章句作为斗争的武器，对德国语言的统一起到了一定作用，并奠定了德国文学语言的基础。马丁·路德写了许多论辩的小册子和鼓动人心的赞美诗，其中《我主是坚固堡垒》（1525）一诗被称为16世纪的《马赛曲》。恩格斯肯定他对德国文学的贡献，说他“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62页。）。

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曾以神甫的身份领导农民战争，他起初和路德一同搞宗教改革，后来和路德分道扬镳。1525年，他发布《致阿尔斯特德人民书》，慷慨陈词，号召城市平民和农民联合起来举行起义。他发表的小册子，热情充沛，富于说服力，是优秀的宣传文学。他不但反对天主教会，而且接近无神论并主张财产公有。

民间文学在德国相当繁荣，其中以《梯尔·欧伦施皮格尔》（1515）和《浮士德博士传》（1587）为代表。欧伦施皮格尔是一个农民，他以农民的机智战胜贵族、僧侣和愚弄行会的师傅，反映了农民的觉醒。《浮士德博士传》叙述浮士德和魔鬼订约，把身心卖给魔鬼，魔鬼为他服务24年，满足他任何愿望，上天入地追求人生乐事。浮士德的一生反映出文艺复兴时代追求知识和人世欢乐的进取精神。

◎16世纪的法国已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是西欧最大的君主国。人文主义作家有贵族与平民两种倾向，由龙沙等七人组成的“七星社”代表前者，拉伯雷代表后者。二者都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天主教会，要求享受现世幸福。但前者迎合贵族趣味，提出从古典作品寻找词汇来充实法国语言，轻视民间语言和民间传说、故事；后者大量运用民间语言和民间传说、故事，为人民所喜闻乐见。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博学多才，是欧洲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他早年在僧院研读希腊文学和哲学，在天文、地理、数学、医药、考古、植物学等方面都有精湛的造诣。1530年后，他在里昂行医，同时写小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共五部（1532—1562，陆续出版），被巴黎大学和法院宣布为禁书，迫使作者到意大利等地避难。小说第一部的主人公是格朗古杰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他生下来就会说话，要喝17000多头母牛的奶，要用12000多尺布做一件衣服，是文艺复兴时代巨人的象征。卡冈都亚起初受经院教育，愈学愈傻，后来接受人文主义教育才聪明起来。他和约翰修士击退邻国的入侵，建立德廉美修道院酬劳约翰。第二部的主人公是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一开始便受人文主义教育，比上一代更聪明。第三部通过辩论巴汝奇的结婚问题讽刺宗教迷信。后来庞大固埃、约翰和巴汝奇一起出发去各地寻找神壶。第四、五两部写旅行中所遇到的奇闻逸事，对教会和封建法律加以尖锐的讽刺。最后他们找到神壶。神壶上的铭文（“喝呀”）教导他们畅饮知识，畅饮爱情，肯定享乐的人生观。

巨人父子爱和平，爱人民；他们的国土受到邻国入侵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王位，而是人民的利益。他们都受过全面发展的教育和锻炼，有广博的知识，反对宗教迷信，确信科学的真理。小说中的巴汝奇是新兴市民的形象，他用狡猾的方法进行剥削，借钱不还。但因为他有聪明才智，在打倒恶魔时起了一定作用，作者同情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孩子”。

◎西班牙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间结束了反摩尔人侵略的斗争，统一了国家。16世纪发现美洲后西班牙肆意掠夺，美洲的黄金滚滚流入西班牙。查理一世于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改称查理五世，称霸欧、美两洲，资本主义一度繁荣。但这繁荣是短暂的，到16世纪中叶后便开始衰落，一切进步思想受到王权和教会的残酷镇压。由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西班牙人文主义运动发展较迟。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文学才进入“黄金时代”，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取得很大成就。

16世纪中叶，西班牙城市发达，产生出新的小说类型，即流浪汉小说。这类小说描写城市平民的生活，并通过城市平民的眼光对各阶层人物加以讽刺。最早的一部流浪汉小说是无名氏的《小癞子》（原名《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中译本改名《小癞子》，1553）。小癞子从小离家流浪，先为一个瞎子领路，继而先后侍候过一个吝啬的教士、一个身无分文的绅士、一个穿着破烂的修士、一个经销免罪符的骗子手和一个公差。这些人贪婪、奸诈，不顾廉耻，连小癞子自己也学会了欺诈，一心只想发迹，赚不义之财，还靠老婆与神甫私通而得以过上富裕的生活。《小癞子》出版后，出现了不少仿作。《小癞子》对欧洲小说的发展有过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小说发展的顶峰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详见本章第二节）。

这一时期的西班牙戏剧也得到了繁荣，建立了公众剧场，涌现出大量优秀的剧本，形成了民族戏剧。这时成就最大的剧作家是洛卜·德·维加（1562—1635），据说他写过1800多部剧本，现在留下的有400多部。维加提出戏剧应当满足当代观众的要求，不必拘泥于古典剧的清规戒律。他认为戏剧的首要任务是反映现实，主张把“悲剧和喜剧夹杂在一起”，他还很重视情节安排的技巧。维加的剧作表现人文主义思想，但也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内容上可分两类：一类写爱情自由；一类写社会政治问题，揭露暴君的罪恶，歌颂开明君主。

《羊泉村》（1609）是维加的代表作，取材于1476年4月羊泉村村民不堪封建领主的压迫，进行武装抗暴的历史。骑士团队长费尔南在驻地羊泉村企图污辱当地长老的女儿劳伦霞，青年农民费隆多梭救出了劳伦霞。费尔南又破坏这对青年的婚礼，抢走新娘，还要绞死新郎。劳伦霞逃回村来呼吁起义抗暴。全村人民起来攻占了城堡，杀死费尔南。由于全村人民团结一致，谁也不说出带头人，国王终于赦免了他们，把该村收归为自己的辖区。

维加的剧作奠定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基础，对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戏剧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英国文学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高峰。早在14世纪，英国就产生了人文主义作家，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期，人文主义文学发展到繁荣时期。

杰弗利·乔叟（1343？—1400）早年出使意大利，接触到那里的人文主义文学，他的长诗《特罗勒斯与克丽西德》（1385）是根据薄伽丘的长诗《菲洛斯特拉托》改写的。这首诗描写特洛伊战争时，特洛伊王子特罗勒斯爱上宫廷寡妇克丽西德，后来她又另有新欢的故事。作者同情女主人公，嘲笑封建礼教。乔叟的代表作是诗体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它以一群从伦敦去坎特伯雷朝圣的香客在路上为解闷而轮流讲故事的方式，写了24个短篇故事。全诗前有总叙，有声有色地介绍了众香客的容貌、举止和个性。骑士、侍从、地主、农夫、僧侣、尼姑、市民、商人、海员、大学生、手工业者等各阶层和不同职业的代表构成了一幅当时英国社会的画卷。他用生动活泼的伦敦方言，幽默讽刺的手法，揭露出人物的虚伪、庸俗和愚蠢。

15世纪至16世纪时，托马斯·莫尔因同情人民，反对圈地运动和国王兼揽教权而被斩首示众。他用拉丁文写成的主要著作《乌托邦》（1516）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性，形象地指出“圈地运动”是“羊吃人”。他认为社会罪恶的原因在于私有制度。在他的“乌托邦”里，私有制被废除，公民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人劳动，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产品丰富，归全社会所有。这部对话体幻想小说是空想社会主义最早的重要著作之一。

16世纪，英国文艺复兴运动达到高潮，人文主义文学空前发达。这时的著名诗人是埃德曼·斯宾塞（1552？—1599）。他的长诗《仙后》（1590—1596）继承骑士传奇文学传统，又模仿意大利的阿里奥斯托，但过分堆砌辞藻，缺乏朴素自然的美。16世纪后半叶，英国翻译了许多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等国的作品。《圣经》的英译本竟达十种以上，以1611年的译本为钦定本。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文学上影响极大。译文的简洁、朴素和严肃的风格，形成英国民族语言和散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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