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历史的忧郁 ——屈原诗的“流亡”母题
2019年11月，杨炼在汨罗江边
◎名家名作：杨炼 ◎
让这片默默无言的石头
为我的出生作证
让这支歌
响起
动荡的雾中
寻找我的眼睛
在灰色的阳光碎裂的地方
拱门、石柱投下阴影
投下比烧焦的土地更加黑暗的记忆
仿佛垂死的挣扎被固定手臂痉挛地伸向天空
仿佛最后一次
给岁月留下遗言
这遗言
变成对我诞生的诅咒
——杨炼《自白，给一座废墟》，1980
一、“流亡”一词，屈原诗首创 “流亡”一词，首见于屈原诗。屈原诗之前，迄今未有发现“流、亡”二字连用者。但自从创造此词，屈原诗中便多次使用①： “宁溘死以流亡兮”《离骚》“遵江夏以流亡兮”《哀郢》“宁溘死以流亡兮”《悲回风》 “宁溘死以流亡兮”《惜往日》
一个2300年前出现的词汇，至今仍令我们耳熟能详，且存在于常用辞典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它具有贯穿时空的超强能量，直抵、紧握住了人类命运之根，并一再被后来经验所印证。 “流亡”概念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历朝历代诗歌史上那一长串哀伤而璀璨的名字，它也是整个人类最基本的经验之一。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漂泊，到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客死黑海而留下杰作《变形记》，但丁出亡佛罗伦萨才创作《神曲》，直到写《尤利西斯》的詹姆斯·乔伊斯说：“谁没品尝过流亡的滋味，就读不懂我的作品”，法国小说家加缪说：“旅行是一门学问，领我们返回自己”，纳博科夫、米洛什，布罗斯基……斑斑足迹上，是一整部人类文明史。 一个如此重要而根本的概念，很难想象，在屈原诗之前，竟全无来源和出处！可细思之，也不是不可能。早于屈原诗两百余年的《诗经》里，呈现的是春秋时期相对小国寡民的生存景象，战国时期以烽火战乱为背景的大规模人才、思想交流，还未出现。更晚些，虽然战国时不少文人风尘仆仆奔波于路上，但那种跨国兜售知识产权的兴奋努力，也与屈原诗中惨痛的“流亡”之叹，判然有别。终于，找不到其他说法，就只能承认，“流亡”一词的原创版权，归屈原诗所有。 屈原诗——灵均诗以独一无二的伟大原创力，发明了“流亡”一词。 这个无中生有的原创，是多么惊天地、泣鬼神。“流亡”慨叹所到之处，在屈原诗中，应声打开一个悲天悯人的创世纪，《离骚》给出的“流亡”语境是：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再深究一下“流亡”观念之源头，我不得不说，并非只靠出走的经历，就一定能拥有创造出流亡作品的自觉。先秦诸子百家中，如此明确高张内心与外在流亡、拥抱惨痛而九死不悔者，唯屈原诗绝无仅有。那么，它有可能是外来词吗？但，哪个外来？从何处外来？是楚国之外？列国之外？抑或“中国”之外？乃至汉字（方块字）之外？这个推测，又一次查无实据。很可惜，我们不能为屈原诗虚构出一个当代版的中外交流。 这里，我想插入一段题外话，反证发明“流亡”一词，需要何其丰沛的精神伟力。 我向大家鼎力推荐《和制汉语一览表》，感谢互联网时代，此表随手可搜。 这是因为要写“流亡”，而意外得到的大收获。一言以蔽之，不知《和制汉语》者，请免谈现代中国思想。 简言之，“和制汉语”，就是日本人用汉字写下的西方进口词汇。敬请大家平心静气，把此表通读一遍。 请看下面这些我们“最熟悉的”词汇：意义、意志、意识、印象、思想、运动、资本、生产、社会、政治、政府、责任、自由、出版、卫生、演习、演说、温度、阶级、斗争、概念、革命、科学、民主、学校、可能、感觉、环境、关系、观察、监督、议会、机器、电流、企业、主观、客观、对象、教育、现代、审美、分析、问题、共和国、公民、人民、人格、人权、人道、人文、代表、男性、女性、地球、空间、时间、理念、理想、领土、历史、世纪、形而上、抽象、具体、定义、原则、抗议、物理、文化、法律……我只随手捡选，这是和制汉语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相信，你们会和我一样赫然发现：我们头脑里所有现代概念，几乎都被囊括无遗。就是说，没有和制汉语，就没有现代中国思想！从日常用语，到各种专业，再到文学艺术，一切领域、一切层次，我们嘴上所说、脑中所想、手上所用的现代词汇，几乎皆为日人所创。 这是一次对古汉语的大解放，一个真正、全面的创造性＋开放性，一种我们自己囿于汉字的传统惯性，绝难获得的自由！无数例子令人拍案叫绝（谁想到给“时”加上“间”，忽然就有了能用单位测度的“时间”？或者运输的“运”，与动作的“动”没来由的相撞，就合成了我们至今挣不脱的“运动”？）。无论二十世纪中日历史发生过多少悲剧，仅这几百个“和制汉语”词，也算一次绝大的救赎，它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起了纯粹正面的作用。 相对“和制汉语”，反观我们自己所为，则难免羞惭：我们轻易抄袭了这些现成词汇，却满足于一知半解、望文生义。舶来捷径，快则快矣，可造成的思想夹生，成了整个现代中国文化困境之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停出错——试错的历史。原创力贫弱已堪可怜，不探究赝品浅陋，反张扬虚假为荣，才更可悲！于是，从文化到现实，徒有现代之名，而无现代之实。迄今为止，这致命的先天不足，对大部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仍然不自知、无感觉，明明陷于失语，却自欺欺人，开口“现代”，闭口“文学”，天天“意义”，年年“运动”，说着外语，却恍如那些名目，都是吾国吾土原生草木。所谓中国“思想”，怎能不沦为一片空白？ 我推荐国人细读《和制汉语一览表》，因为此中暗含中国问题的缘起与症结。 这番插话，只为反衬屈原诗创造“流亡”概念的伟大。 一个词、一个概念从无到有的原创，令一种存在从虚无中显形。语言的全部意义在此。我甚至遐想，不知是谁，最早从屈原诗中，挑选出了“流亡”一词，与英语的“Exile”对译？我得承认，某个他（或她），能从浩如烟海的汉语词汇中，追本溯源，回到屈原诗中，选出“流亡”一词，赋予它全新的活力，一举打通古今中外——那绝对是位大天才！ 遥想2300年前，得多少凄风苦雨的黑夜，才孕育、打凿出那个石破天惊的词。而它，一经存在，就不仅成为经典，更一步踏入现代和当代。“流亡”，命名了一种人类根本处境。自那以来，它如滔滔大河，一路吸纳着沧桑和杰作，贯穿数千载，从未过时。一个堪称永恒的概念，成就了一道历史文化之底色，也含括了可见的未来。它傲然并列于和制汉语那数百个从西方翻译来的“现代词”，毫不逊色，且更纯粹鲜活。灵均之力，媲美仓颉，堪称神圣！ 屈原诗开创的“流亡”母题，像一个圆心，层层漾开了中文文学传统的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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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名作：杨炼 ◎
2019年11月，杨炼在汨罗天问坛
最终，诗歌的美学“流亡”：以“知道”——参透命运之绝境为前提，回归诗歌语言的创造。我称之为“形而上的美学层次”，诗歌语言之构成，把反抗升华为创造，让创造体现最高级的反抗。诗歌不仅描述人类命运，更敞开它，从不可能处开始，展示真能量。屈原诗最终完成于此——“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应该特别提到，中国之外诸文化，多以宗教关怀为人生归宿，因而，何为家？何为原乡？常与宗教相关，人被放逐的原始焦虑，亦源于此。最清晰的例子，如圣经中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 但屈原诗里的流亡，是思想、美学意义上的“大流亡”。它同样涉及存在的本质意义，并痛陈失去原乡的焦虑，但它不诉诸神本，而是在人本之内完成超越。它用突破时空局限的“大历史”，充分拓展人生的领域，从而让“诗”取代了“神”的超越层次，把“神之居”变为“人之居”，一切“天问”都还原成“人问”，所有焦虑催生出语言的创造。整个屈原诗，正是一场亲历历史、超升成诗的“出走——灵游”。 屈原诗中的上天入地，被无数次说成是“浪漫主义”，但这与其说褒奖，其实是太大的贬低。伟大的诗人思想家对存在的突破性把握，被狭隘化成了小诗人的胡思乱想。由是，现实上局限于“爱国”，文学上仅仅是“浪漫”，哲学层次付诸阙如，更遑论超出流行文论视野的其它层次了，我说屈原诗忍受了两千余年的孤独，而且还得继续忍受下去，难道过分吗？ 回到作品，谨以《离骚》为例，在我眼里，这首诗与“浪漫”扯不上任何关系，倒该看成一首大巫之诗，一个从此在出发，灵魂出窍式的“灵游”历程，其间遍历现实、历史、神话——楚国“巫文化集体记忆”诸层次——终于外在“求女”不得，而返回自救乃至自美，最后回归诗美原乡。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全诗以自传体启始，本意为何？倘若稍知巫术通灵者，便会了解，巫师跳神之始，仍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我是谁？“此在”哪里？须一一交代，“此在”越明确，进入幻觉“灵游”的超越感（出世感）越强，在幻觉状态体验的“大世界”越真。“我”与“一切我”之间，有限通无限，反差更合一，黄泉碧落，才都落到实处。所以，这个自传体的开头，让《离骚》后续的灵游，显得无比可信。 但进一步观察，这个“自传体”，又非普通的自传体，它直接把叙事者的身世上推到三皇五帝时代，“帝高阳之苗裔”，迄今亦已不知几千百岁！所以，这里的“具体”，并非一人一物之具体，而是一种“历史亲历的具体”。叙事者虽然有名有姓，但他的自传，却直接含括了整个大历史的内容，这给他即将进行的灵魂出窍之游，搭建起广阔的舞台，更提纯出一种黄金质地，去打造那把悄悄递到我们手中的钥匙——自传体的结穴之词：“灵均”。 “灵”者，贯通、穿越神人鬼三界之精灵也，“均”者，遍布、遍历天地古今内外也。“灵均”一字（注意：古人以“字”自我命名，是否正为提示“文本”意义？），已经纳千古历史于“我”、集天地精华于“诗”，有此开端，万物的归宿，又怎能不是一个“美”字？！ 接下来，《离骚》中那位大巫渐入佳境，先冥想静心，感觉“内美”（“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再坦然绽开，呈现外华（“又重之以修能”），更不避“党人偷乐”，不怕为天地立言：“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应该注意，屈原诗中多次出现“灵修”一词，仅《离骚》里，就有三次（夫唯灵修之故也；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对“灵修”的解释，颇为繁多，但如不混为一谈，而是同时关注“灵”与“修”这两个字，则与凡俗之解（如妻子对丈夫的称谓）相去甚远。“灵”者，巫也、舞也；“修”者，修饰、装饰，引申为修炼、修理，使之完美。对屈原诗中的“灵修”，与其我们不着边际地瞎猜，还不如回到字面上，看那位大巫之“灵”，如何神游天下而“修”。他在“通灵”状态中，遍历无远弗届的现实，以“修”为正，为“修”而伤，因“修”而怨！可以说，他的漫漫求索，正是一条“灵修”之途。 《离骚》的分段，有太多说法，我在《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一文中，也提出了五段论③，但当我现在专注于“流亡”一词、且将其视为一个中国诗歌传统最重要的母题时，又必须收拢那些分段，从具体文本分析，转为一个更高层次的思想把握。让“流亡——灵游”，像一架射电望远镜，透视（灵视！）数千载之前人的心灵宇宙。这样看，《离骚》的总线索，就该归结为：从一个大自传出发，遍历现实、历史、神话——楚国（甚至更广领域）“巫文化集体记忆”诸层次——终于放弃外在寻求，退而自救，回归诗美原乡。 学者陈逸根先生，在他《神话创造与心理治疗——〈离骚〉之神游情节新探》一文中④，以荣格心理分析为视角，很准确地指出了《离骚》中上天入地的“神游”，贯穿着一个颇有逻辑的完整过程，那就是“屈原透过积极幻想，深入到集体无意识中，对其中各种原型、原始意象进行了艺术性的加工创造，而建构了一个瑰丽缤纷的神话世界”。这里，“集体无意识”概念，尤为重要。屈原诗创作的年代，仍在巫文化主导意识的时代，尤其尚巫、尚鬼的楚国，何为魔幻？何为现实？它们是二者？那么在哪里分界？或根本如一，魔幻就是现实？陈逸根先生（想要）指出的，是一个创造屈原诗、又被屈原诗所创造的世界。我只想对此小做调整，或许屈原并非“透过积极幻想”，去“深入”、去“创造”，他（如果有这个“他”！）根本就生活在那个超验现实之中！作为一位灵巫大巫，他完全可以无视我们今天靠可怜的进化论区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完全不觉得人类难以企及鬼神境界，他是“灵”！他并非走神、出神而游，却在巫术发功状态中，一灵出窍，遍历天下。“灵”、“神”之别，在“灵”居于人体内，却可以离开躯壳、悠游无数时空；“神”却更多被先验地与人分开，划入人无力、无能进入的另一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称屈原诗为“灵游”，而不喜沿用“神游”俗语之故。 即便如此，陈逸根先生视《离骚》为一个完整世界（集体无意识）的看法，仍堪称真知灼见。《离骚》灵游，活脱脱一次冥思、发功、跳神、领悟、书写（卜辞——成文）的全过程。 我们看到，一个具体“人物”（灵均），在凝神静思中，渐渐进入发巫状态，并非不艰难地挣脱自己躯体（现实时空），进入当下与历史杂糅的幻觉世界，开始在含括一切的“文化记忆”中漫游，论家所谓的三次“求女”（玉女，神女，下女）⑤及三次无功而返，恰与后来民间跳神、驱邪的经验深为吻合，灵巫的努力，并非次次都能成功。人生如噩梦，噩梦浸透人生，想终极解脱，哪有那么容易？！求女——求外在之美——不得，才转而求己，“宁溘死以流亡兮”，诗人大巫被其“内美”驱使出走，遍寻天地不遇后，又不得不重返一己之内，依托语言那个基于自身的客体，写下这首卜辞般的命运之诗。这是场惨败，又是一次完胜，世俗成就被抛弃，却坐实了灵魂的归宿。 我喜欢这个关于集体无意识——集体文化记忆的想法，因为只有如此，《离骚》里那现实、历史、神话三重境界，才最终被纳入一个整体结构。这个《离骚》世界，无时间之隔，无空间之分，无实体与幻觉之区别，甚至无生命和语言之界限，茫茫荡荡，万古如一。诗人大巫所到之处，都是他的现实。 由是，“文化记忆”一词，也变得不甚妥当，那根本应该叫做“文化现实”！一种特定文化中，以独特方式存在的现实。在屈原诗里，就是那种打破线性时间／历史观，被我们今天称为“魔幻”的全息现实。那次灵游，穿越的何止诗人所在的内心和外界，它一举归纳了2300年来一切提问者、探求者的命运，因此能永葆鲜活。这样看来，屈原诗和我们，谁更肤浅？ 那么，“流亡”呢？ 还记得吗？“流亡”含义的第三解：从死亡开始流动？读入《离骚》，也就读入了所有屈原诗，那里的《天问》、《九歌》、《涉江》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这番非时空的历史经历，为什么？因为这里大历史就是大现实。诗人亲历各个历史阶段（朝代），也把所有历史阶段变成了“他自己的历史场景”——在整个浩荡的时间长河中，他的亲历感无所不在。 我自己的自传体长诗《叙事诗》，第二章内有一组《历史哀歌》，其中七首诗，书写了七个时间点上古今中外七个历史人物，但最重要的点睛之笔，却是每首诗标题上那个短句：“我的历史场景”。这里，“我的”一词，瞬间重写、重构了整个历史，把那句耳熟能详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进一步定位成“所有历史都是我的当代史”。是的，历史语境，都是自己的处境。外在现实，从来是内在性格的一部分。个人亲历大历史，就是亲历自己的记忆：一种深层次的人生。这“灵游”，在导向“灵修”，更深化为“思想和诗歌层次的流亡”——我们自己的文学自觉。 灵游的哲学内涵，是凸显诗人之“在”。他漫游时空，并非仅仅虚缈的空想，而是切实地存在于、体验到每个坐标点。这里两个关键词：一，大历史；二，亲历。它们的交织，揭示出一种全息网络式的存在状态。一个“自我”，超越自己的一时一地，而深入整个历史，让所有时空点真切地存在于“我”。这里被突破的，远远不止肉体的局限，更是历史阶段的限定。所有朝代、所有国度，都是一种“场景”，被“我的——人的命运”所打通、占有。那些他／她，都活生生是我；而我，也鬼魂般地渗入他／她，以至于分不清每个念头、每个声音来自于谁？又或者，它们都来自“灵”，那个曾被叫做集体文化记忆，如今已再次被激活为现实的“灵”？ 这条思想线索，可以引领我们漫游屈原诗的迷宫。 在《离骚》中，因“内美、修能”的内在催迫，与“恐美人之迟暮”的外在紧张，灵均——灵游之我必须出走，而后，他与“帝高阳之苗裔”遥相呼应，直接踏入“昔三后之纯粹兮”的历史长河，追随“九天以为正”和“彭咸之遗则”，而与“党人”、“今之人”对比对抗，虽“长太息以掩涕”，但对自己的追求“虽九死其犹未悔”，直至石破天惊地捧出主题“宁溘死以流亡”。侧身于诸多历史人物间，灵均之“余”那“高冠、长佩”的形象，无比鲜明，永远在场。一条漫漫长途，不停“反顾、往观”着，穿越现在、上古、传说、神话，何曾过去？哪能过去？“过去”，只是无数个现在，到处的现实中到处有“余”，一个始终共时的存在，一种万变如一的出场。 这个“出场”，就是穿透时间的感同身受。“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查”，远古善恶，至今分明；“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晚近史实，仍为佳例。一切，都殊途同归：“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上下”，含括古今，汇合人神，上下都在同一条路上。由是，“历史的忧郁”主题，已隐然可见。在灵游至神话原型时点明“求索”，亦含了精神原型的深意。可惜神话尽头，仍是“何离心之可同兮”，而终于逼出“吾将远逝以自疏”，这绝望后的自我放逐，又是一种终点上的化被动为主动。 亲历了大历史——到处的现实——之后，诗人“吾”彻悟到，“国无人莫我知”、“莫足与为美政”，于是，自沉的决绝，衬托出自救与自美的洁癖，诗歌一次性抵达“彭咸之所居”时，形而上的真正流亡开始了。 我在《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中强调过，中文诗歌有两个传统：抒情诗的传统和“思想之诗”的传统。能否把亲历感置入大历史语境——建立“我的历史场景”，是区分这两个传统的分界线。更具体些，抒情诗的传统自《诗经》始，其特征为本土场景、一时一地的现实、单层次抒情、较轻浅的忧郁，全部是短小的诗歌形式；“思想之诗”的传统以屈原诗为唯一代表，其特征为：历史场景、时空集成的“现实”、多层次反思、无比深沉的忧郁，每首不可替代的长诗形式。遗憾的是，先秦以后，政治、思想大一统确立，抒情诗传统一支独大，而“思想之诗”的传统湮没无闻，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剧。 屈原诗千古孤寂，但它在人类文学史上，却不乏同道。荷马史诗，直接给欧洲诗歌设定了历史纵深。奥维德，从人生到文学简直像一位屈原的小弟，流放黑海，却留下辉耀古今的《变形记》。但丁也有一番灵游，他那贯穿地狱、净界、天堂的净化之旅，照亮了欧洲文艺复兴之途。现代诗的“大师兄” ⑥庞德，更是以浩瀚的《诗章》，打开线性时间的（虚构）“逻辑”，突破地理、历史、语言、文化重重籓篱，从荷马到孔子、从普罗旺斯民谣到二战后的比萨战俘集中营，摘取无数时间片段，大规模拼贴出一个空前（或许也绝后）的“我的历史场景”，把共时的哲学内涵和人类根本命运，用最历时的诗歌形象呈现到了极致。对此，我在《In the Timeless Air》⑦一文中还有讨论。 正由于亲历与大历史之互相渗透，才产生了我从屈原诗引申出的痛切感受：历史的忧郁。 当代中文文学，绕不开历史这个深沉话题。从文革结束起，我们的创作，就始终浸透了历史的沧桑和血泪。“忧患”一词，更时时挂在诗人嘴边，但在我看来，忧郁不同于忧患，所谓“内忧外患”，已说得清楚。忧郁者，内忧之郁结也，此言主要描摹内心感受，同时影射人生困境。忧患的原因，偏于外向：大难将至，担心恐惧，于是奔走呼号，不得不提高音量，以警醒世人，它经常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具体表达。而忧郁，则主要是内向的心理活动，它敏感、细微、郁结，阴暗而莫名，于是常诉诸耳语自语乃至沉默，这种美学层面的无言，只能交给内心去细细品味和感受。 明确一下那区分，则是：忧患已知，忧郁莫名；忧患现实，忧郁诗歌；忧患呼号，忧郁沉思；忧患有为，忧郁无为。 其间没有积极、消极之别，但有深刻、浅薄之差。屈原诗之流亡——灵游，是极尽全力的“忧郁诗写”！ 这里，“历史的忧郁”，也可以分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现实／政治黑暗的绝望之痛：《天问》之叩天诃地、《离骚》之“阽余身而危死兮”是也。第二层次，哲学／宗教认知的迷惘之痛：“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伏匿穴处，爰何云？”是也。第三层次，诗歌／美的自觉之痛：“已矣哉”、“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从彭咸之所居”是也。 屈原诗，因其饱含历史的忧郁，两千多年之后仍令人动容。它不屑逃避，而在返回；拒绝取巧，宁肯殉难——诗歌的不死之躯，坚守在厄运最深处，定义“人”之本义。 我曾很欣赏已故诗歌批评家陈超的“历史想象力”之说，但细思之，还是觉得“历史的忧郁”更到位。因为如前所述，“忧郁”累积于内，大历史中的亲历感，不止于对别人的想象，更是一种“成为”。每个他／她都是“我”、内在于“我”，他们构成了我的存在本身，也正是我的隐痛。“历史想象力”，仍稍嫌由此及彼，而“历史的忧郁”，全然是向内开拓。这不是超现实，而是实实在在的“深现实”。向自己这个“形而下下”挖进去，一直挖到、挖通所有人的命运那个形而上。屈原诗的“大流亡”母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用内心流亡，囊括整个历史。 由是，谁不是三闾大夫？谁没走在同一条流亡之路上？浩浩汨罗江，有多少滴水？或其实整个是一大滴？屈原诗的清浊，无间隔地注入所有水滴。屈原诗就是我们自己。 汨罗江这条“大流亡”的血脉，让屈原诗的鲜红晶莹，永远展现在我们眼前，它流淌，却不流走，只流进——我们的、诗歌的质量。 历史无边，忧郁无尽。这亲历之“亲”，好深啊！“路漫漫”，一个人囊括千古，真可谓力道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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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名作：杨炼 ◎
2019年11月，杨炼在汨罗采风中朗诵
屈原诗／思想之诗的“流亡”母题，就这样设定了：
其出发点，是对历史的亲历感。其核心意象，是“在历史中流亡”。
其基本语境，是“我的历史场景”其内含诗意，是“历史的忧郁”。
相比于此，把屈原诗说成“浪漫的”想入非非，太轻飘飘了；倚靠线性时间的阶段性，来谈论它“伟大而古老”的价值呢？也太简单了。不，屈原诗一如一切经典，不局限于某个时间，它囊括所有时间，通过书写，它把历史变成自己的纵深，由此获得了一般抒情诗难以企及的深度和力度。 屈原诗，在文字深处，进行着另一层思想灵游：永远的提问者精神，在每行诗里竭尽全力的追求，亲历一切历史，反思所有活生生的现实，最终落实为每首诗独一无二的形式和语言创造。 在诗人提问者面前，时空不存在任何阻隔，相反，“每个现实”都在和他自己互为印证。永远就是现在。它们互相渗透，彼此包容。一次亲历就打通千百万次亲历。直抵人的根本命运时，古今中外并无不同。 对“历史的忧郁”而言，仅仅大历史不够，仅仅一个人也不够，只有让大历史“成为”一个人才够。人的质地，由此决定。 但，诗歌观念再高级，也必须落实为书写。 历史的忧郁，究竟如何存在于诗？不仅关乎“为什么写”？更在于“怎么写”？ 长诗是屈原诗最显著的特征，它不仅前无古人，且在后来2300年里，也后无来者。有句常言：形式是内容的延伸。虽然浅显，却没有说错。屈原诗／思想之诗，由于其内含的历史纵深，必须发明不同于一时一地抒情的写法。这个“写法”，我称之为“空间诗学”——一种贯穿了屈原诗诸多大作的、用多层次复调结构建立起来的共时空间，最终呈现出“大历史——大流亡”自觉。 屈原诗的长诗和组诗，每一首（组）题材之独特、特征之鲜明、语言和形式之独创、结构之完整，无不令人啧啧惊叹。其中，诗人之“我”神出鬼没，既可以有人称的现身，又能够隐入诸多面具（如《九歌》），上演一场历史大戏。诗中那些对话，犹如交响乐之复调，在交流、辩驳、争执、咏叹中，交织成推进诗作的能量。用“空间诗学”阅读屈原诗，才能真正理解它们辉煌的精神之美。 更有甚者，这一首首杰作，又潜在地构成了一个更高的整体。拉开一点距离，去观察它们的全貌，我们能看到：那一步步有机的递进，一重重宏富的层次，一种清晰有力的内在统一，一个连续不断的最高完成度，终于打造出一件古典中文诗歌传统中绝无仅有的“大作”。 我在《屈原诗，隐没的源头》中，稍稍梳理了屈原诗的写作顺序，这梳理十分必要，因为这样一来，一个诗人精神历程（流亡——灵游）才浮出水面，那空间诗学也从蓝图到建筑，显现出建构的全过程。 诗人的直觉可以一步到位，但诗歌的成熟之路，却必须靠艰难的积累和打磨。屈原诗的几部主要作品，真是一步一个脚印。 我把《九歌》作为屈原诗找到“自我”的起点，恰如瓦格纳之《尼伯龙根的指环》，以莱茵河神话握紧了日耳曼文化之根，《九歌》用十一首神人歌，天纵聪明地展演出了一场浩大辉煌的古巫祭祀剧：东皇太一之华贵、云中君之飘逸、湘君之多情、湘夫人之美艳、大司命之庄严、少司命之欢快、东君之灿烂、河伯之深沉、山鬼之窈窕，直至《国殇》挽歌、《礼魂》颂歌。论者尝孜孜于诗中“人物”的性格，多么绚烂瑰丽，没错，但我更看到，屈原诗自其开端，已经全方位打开了自己的精神视野——那个此在和历史浑然如一、互相渗透的世界。诗人出入其中，既可戴上面具起舞，亦可裸出面孔倾诉，无论庙堂之高、山林之野，诗人灵游的脚步一触，无不粼粼泛起光波。《九歌》是青春的、得志的，翩翩然才华横溢的，历史已然登场，天赐般搭起一座戏台，却远没展示它阴暗龌蹉的背面。屈原诗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它依然稚嫩，但已远远甩开了小花小草们。 《天问》被许多人排在《离骚》之后，但我认为，无论从思想线索，或文学形式上看，《天问》的位置，都应该排在诗人成熟过程中，即，前有《九歌》，后为《离骚》。如果说，《九歌》植根楚国巫文化，打开了整幅神人交汇的天地，《天问》则登堂入室，不是简单接受、而是深刻挑战那个“天地”，一口气发出一百七十余问，从创世到自我，掀翻了天界人间所有既定答案。全诗起首处，那开天辟地的一“曰”，更是可怕的到位，它把创世神话的“都说是”，一举扭转为“谁说的”？而这对“说”的质疑，比其后所有质疑更有力，它呼应老子、遥接维特根施坦，成为诗歌中最早反思语言限定的“语言哲学”。承接这股浩气，《天问》中的“历史”，被一一拷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无数的历史例证，一一罗列犹如自传，从“谁传道之？”到“我又何言？”无比完整地归纳了整个历史的存在问题——语言问题。《九歌》的历史之美，至此已深化为历史之思，且通过思，把“他说”的历史，纳入了“我问”之内。《天问》的写法，已开《离骚》先河，沿着创世、天地、神话、历史（含括现实）、自我，一层层打开，通篇神话历史、人物故事，貌似说古，实则论今，都无非诗人的“语言”而已！哦，我无比疑惑，是哪位仙人，点化了屈原，传授给他这“提问大法”？还有比百思无解，更令人心怀忧郁的吗？可又正是这“问”而不答，才愈催人深究，史书的密封漂流瓶，就这么被撬开，成就了这件亘古人圜之独一大作。“提问者”，诗人永远的形象，以此挑战所有人，谁敢不服？！ 《天问》是思想利器，《离骚》把历史的忧郁主题推到了极致。再一次，这首长诗成为中文多层次共时空间诗学的最佳例证。多遗憾啊！我们竟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称呼屈原诗时代那些方块字！说它是“汉字”？“汉”作为名称，竟还没诞生。说它是“中文”？又不伦不类的像个从现代剽窃的东西。或者“楚文”？可其构字、用语、内涵，又明显超出楚国国界。我在此顺带一笔，只为指出，我们对历史这个深海的探索，多么肤浅有限。回到正题，《离骚》又大不同于《天问》，句法上，它彻底摆脱了《诗经》四言诗的基本句式，而找到植根于楚国巫言的双联对句形式，在一联中，上句以句中一虚字（变化使用“其”、“之”、“以”、“而”等）＋句尾的“兮”建立节奏，下句句中再以一虚字（常为“而”、“之”、“乎”）呼应，这个句式和节奏，整体构成了屈原诗特有的一唱三叹，在抒情表意的功能上，比《诗经》四言的短小扩充了百倍。更重要的是，这咏叹调式的舒展，对传达历史的忧郁感，直如天赐！“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两千多年前，屈原诗已深得“自由体”真谛，它必须有“体”，而不仅仅是“自由”！《诗经》的音乐基因，在此大大发展，并拓而广之，充分加强了汉字（姑且这么叫吧）的旋律感和音韵能量。有了这涛声，一条文字汨罗江，才能浩荡前行，发育出《离骚》的长诗结构，从而让诗人胸中垒垒如石的历史忧郁，终能一吐为快。 《离骚》灵游，发生在多层次结构上，如前所述，那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一个貌似自传体的历史起点，它把即将引出的流亡之途，直接设定在“朕”、“余”（我）的内部，于是，“灵均”之“均”，岂止限于同代人？那“灵”须打通古往今来，才配得上这一游！“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这哪里只是一人生死之叹？它直接贯通了天地之始、岁月遭际。这个“历史之我”，终于来了！整个大历史，在他怀里，已血肉交融，无分彼此。他亲历大历史的每个时段，契入诸多人物内心深处，与之合一——成为“他”（或“她”）！由是，“宁溘死以流亡兮”，遂成为千古患难者的同一心声。女嬃们对诗人的劝导，纷纷以史为例。而诗人坚守精神洁癖，也在拒绝整个“历史”的污浊。《离骚》一个一个层次地剥开了一个精神宇宙：个人、现实、历史、神话，直至大自然的千花万叶，都被点化成一个动态、自足的诗意象征体系。这里，我以为对这些“象征”，不必强加解释，它们如音乐动机般存在，呈现、互动、交织，完成空间建构，才是诗之关键。终于，诗人上下求索不得，无奈回返现实，重重失意的唯一启示，是诗人除了自救、自美，别无他途。历史中所有的、唯一的“人”，只有以所有的、唯一的“诗”为归宿。“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灵游，在此结穴。颇像我写过的句子：“一个字已写完世界”⑧。 《离骚》复调的音响织体，投射出心理的复杂性；它的立体结构，印证着思想的多层次，所有种种，归结为我给“历史的忧郁”那个定义：让大历史“成为”一个人。这个内部满载历史之人，既苦痛又丰美，两者都是加倍的。他在追问里放逐，在思想中流亡，对于他，故乡、旅途是同一回事。出走，在深化对故乡的理解；静止，精神也不会放弃远游。一种无出路，发生在一切走投无路深处。一种决绝，把诗人（和世界）逼至审美境界，去细细品味自己无法解脱、也不要解脱的痛苦，直到它凝为一粒血红的结晶——诗。 1993年，我在海外漂泊的第五年，终于通过组诗《大海停止之处》，打通了这个血脉，那组诗的压轴之句：“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如醍醐灌顶，启示我：一切外在流亡都是内心旅程的一部分。全部远离，都在加深内心那个原乡。 《离骚》能实现使“大历史成为一个人”，还因为汉字的另一件秘密武器：动词非时态。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等等时态的阻隔，人物、动作、场景、乃至外部与内心，都可以自由转换，恍兮惚兮间，诗作被建成了同一空间。一切“历史的”，都是“现在的”，时间远近只是名称，它们同时发生在这里。非时态书写，亦可称为“共时”书写，它取消／删去事件的狭义背景，将其深化——抽象化成人生的意象、处境的隐喻。它们存在，为了让一首诗得以完成。 试想，如果不是使用“汉字”，那《离骚》中上天入地五彩斑斓的描绘，便不得不在插入的时态间不停切换；诗人的灵游，也必须随着人物（人称）改变而变换不同动词格式，那么，不仅《离骚》一唱三叹的联句形式会四分五裂，一气贯通的灵游更难以为继，诗人被隔离、禁闭于自己的“时间”里，怎能把古今沧桑变成亲历？ 对我来说，《离骚》恰到好处地保持了历时和共时之间的张力：历时的神话、历史人物和事件，被共时的书写纳入“亲历”经验。一首诗中，事件的内涵是处境，一时一地的意义，再拓展就成为所有时代的意义。个体的历时遭遇，并未被群体的共时惨痛所抹煞，相反，所有人贯通的命运，令个体的悲剧性更加深刻。“历史的忧郁”啊，因为内在于我们，才永远无法挣脱。这，是否正是《离骚》最感人之处？ “历史”，又一个和制汉语词，“历”，人之无尽；“史”，存在之无尽。人有多深，史就有多深，诗也该有多深。 西方史诗的特征，在于依托时间做线性叙述，或可曰“诗述史”。而《离骚》的空间诗学，让诗人亲历过去与现在，同处现世和幻象，在不同层次间自由转换，把所有层次叠加成一个立体结构，根本的命运，被归纳其中。这种建立自足语言空间，以含括时间的诗学意识，或可称为“诗含史”。 《离骚》的体量，远较西方史诗为小，可它的深度，却丝毫不比那些长篇巨制为轻。我曾说过：“理解但丁《神曲》的结构较容易，因为他个人化地使用了地狱、净界、天堂那个现成体系；而理解屈原《离骚》的结构较困难，那隐含在繁复语言背后的追寻途径……纯然是个人哲思的。它使《离骚》占有了思想史的位置" ⑨通过《离骚》的结构，“人的彻底困境”这一诗意，获得了最深刻的表达。现在我想说，配为思想之诗传统奠基的，非《离骚》这样“灵均”式的文学自觉不可。 《离骚》把《九歌》的历史视野、《天问》的精神挑战性，和空前绝后的形式——结构原创力结合在一起，建构了屈原诗的集大成之作。其后的《涉江》，犹如一首自我归纳之诗，短小、浓缩而悲怆，充满了彻悟生死后的宁静：“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这些哀音，宛如鬼哭，带来水下阴浸浸的寒意。此时，诗人重提青虬、白螭、昆仑、玉英、天地、日月……更与“浪漫”无关，唯在宣示“吾方高驰而不顾”的疯狂。读这首自挽歌，谁的心里不感到一种凛冽刺骨、沉郁深厚的孤独？ 那是什么孤独？ 1985年，我为第一本英译诗集写的序言，题为《重合的孤独》⑩。一个短句里，充满自相矛盾：“孤独”如何“重合”？“重合”了怎么还会“孤独”？但，写下这命题的，恰恰是只有三十岁、却已亲历过不少沧桑轮迴的我，特别是那场自以为超前于人类、却在最黑暗的历史噩梦中醒来的“文革”……“你将不再有必要记住自己的姓名和面孔。你将从思考得麻痹的那一刻放弃思考，你所拥有的全部只是一块化石，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自己埋葬在化石深处，还是化石正从自己身体内部悄悄生长？”当我们终于开始反思身边发生了什么，才赫然发现，同一个专制思维下，不知多少人死去了，或者说，不知一个人死去过多少次。每个人的孤独里，被填充了多少同命运者的孤独。那块化石，使现实成为最大的魔幻：“你早已置身其中了一个初临之境，你终于重逢了一个将要结识的人，你正在读自己从未写过的诗”。仿佛活在巫术里，历史从“时间的痛苦”再深一步，就成了“没有时间的痛苦”。那所有重重叠叠、错综纠缠、怪圈循环，都在一个人之内，而他（她）的孤独，却又无非是对别人一摸一样的重演。“重合的孤独”，一种中国原版的孤独。非遭遇“重合”的抹杀，不能真正抵达孤独的本质。这可怕的、彻底的“知——道”，在2300年前，就被屈原诗抓住了、写下了。从那时到现在，这“历史的忧郁”像笔旧债，还在滚动它的利息。 至此，当我们把握住屈原诗的脉络，就可以清晰看出它是一个从思想到书写的整体。 屈原诗首创了“流亡”母题，并直接突破一时一地的政治局限，而赋予了它最广阔的历史含义。屈原诗的广义“流亡”，主动而自觉。它亲历整个历史，把一切现在变成“我的历史场景”。这一场灵游，在无尽地返回自我。屈原诗的空间诗学，用多层次共时的意象和结构，吸纳、积淀、包容历史的丰富，使之转化为诗歌的内在深度——历史和命运的深度。 屈原诗的落点，在“历史的忧郁”。它定义了思想之诗的传统，给古今中外每颗心灵，沉甸甸充溢了千古孤寂之美。 “所有无人 回不去时回到故乡"⑪，那非时态的忧郁之乡。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礼魂》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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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名作：杨炼 ◎
2019年11月，杨炼在汨罗采风中朗诵
四、“大夫 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传说中屈原抱石自沉，我想象，那块巨石不是别的，正是绵延亘古的历史的忧郁，它在屈原诗的怀抱里，压沉了诗人，更加强了诗歌。
这块巨石，2300年后，丝毫没有减轻。恰恰相反，“历史”在递增，令“忧郁”的内涵不停扩大，我们还在屈原诗建立的传统中。
本文开始处，我的诗句：“让这块默默无言的石头／为我的出生作证”，摘自我最早的诗作《自白，给一座废墟》。冥冥中，屈原怀抱的石头，已在今天“转世”。当代中文诗，必须上“历史的忧郁”那一课。
“历史的忧郁”，堪称二十世纪白话文／新文化运动的潜台词。那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面对传统的困境，不得不发问：“中国文化怎么了？”迫近的内心焦虑，刺激出痛苦的反思，鲁迅小说和散文诗中黑暗的力量，正以这种走投无路感为前提。虽然新生的白话诗，还远没等来美学上的成熟，但思想解放的大时代，提供了深刻变化的大语境，恰如屈原诗与先秦诸子百家的互动关系，当代“诗家”的出现，势属必然。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历史——大流亡”感超强。“大历史”指的是基于现实反思传统；“大流亡”指的是张扬个性、呼唤自觉。从1919到1949，尽管兵连祸结、社会动荡，但文学一脉，能量递增，杰作频出。1949之后，一群年轻现代诗人移居台湾，其创作最大的动力和成就，正在于一种双向“漂泊”，既深化中文之根又开拓国际视野。一种“广义流亡”，促成了当代自我的发育，也连接起下一代大陆诗群的血缘。屈原诗——思想之诗的精神传统，以此再生。
由是，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征？我想概括为：一、主动的流亡；二、历史的忧郁。
“主动的流亡”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变被动为主动，坚持不妥协的提问者态势，与任何群体的、权力的套话拉开距离。一种决绝的出走，保持、甚至创造“诗意的他者”更自觉的孤独。
“历史的忧郁”是一种精神深度：它打开所有“过去”，使之内在于此刻。历史积淀的重重忧思，构成了“我”的亲历经验。它们充实了一个人的内心，转化为思想的分量、文学的质地。
思考的落点，必须是自觉。
我对历史、考古的浓厚兴趣，在最早期的作品中已经出现。很长时间里，我自己也不懂，为什么非如此不可，莫非我喜欢给读者、特别是翻译者找麻烦，平白设置障碍、增添难度？
再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历史、文化反思逐渐深入，我的自觉慢慢形成。艰难、复杂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必须面对整个历史，“中国这本大书，当代只是薄薄一页，几千年才是它的主体。”⑫不理解历史的纵深，我们只会永远在现实的迷宫中撞墙，遑论找到、走出自己的现代之路。
写这篇文章时，我出于好奇，专门上网去搜“历史的忧郁”一词，却赫然发现，这个“最中国的”话题，此前竟然没有多少人谈过！除了哈佛大学王德威先生早年一篇文章，在标题里用到了这个词⑬，并在文中正确指出“历史的空虚与空洞，以及因之而生的忧伤、无能为力之感”，却又一笔带过，未对“历史的忧郁”之内涵，深加发掘。除此之外，中国文学讨论汗牛充栋，可对这个如此迫近我们人生核心感受的话题，竟然一片哑默。
什么原因？是熟视无睹、缺乏敏感？还是因循固化、人云亦云？吊诡的是，我们一方面最喜欢张扬“历史”，开口“五千年文明”，闭口三千年书写，强调“历史”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另一方面，又鲜少反思历史的能力。“历史的忧郁”，这个摆在眼前、压在心里的大话题，现实中亟待文学提炼的大主题，几十年来，从概念到表达一概缺席。明明深陷历史困境，却装看不见或真看不见，仿佛只要对“历史”掉过头去，“忧郁”就能烟消云散。
但，“这块默默无言的石头”，从未离开。“我的历史场景”，从屈原诗中，一直铺设到我们笔下。屈原诗通过《天问》精神，激活、容纳了它之前全部历史，并把自身铸造成新的文化源头。我们本该做同样的事，但当代提问者的思想能量在哪里？激活传统的个人自觉在哪里？时间的长度不是标准，有“过去”不等于有“传统”。缺乏源源不绝注入的自我，传统就没有生命。那貌似的深渊，实则最多是个小坑。“传统”死在里面，手中残留的只是个“过去”。
思想之诗的大忌，在罗列“知识”而没有“思想”，看上去五彩缤纷，其实只是一堆批量生产的塑料花。
当我（和我这一代人）刚开始写作“现代诗”时，其实并不知“现代”究竟何义？从西方诗译文抄来的只鳞片爪，只是造句水平的皮毛。那虽然有时能让诗人暴得大名，但诗歌的质量骗不了人，缺乏原创和深度，不能靠拼凑汉字的瞎写和逼着别人瞎猜蒙混过关。早期朦胧诗的肤浅，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公式：政治批判＋意象游戏。说白些，就是翻转了的宣传话语，加鹦鹉学舌的花里胡哨，两者汇合于一个词：空洞。看不懂还好，万一浅薄被看穿了，那“大名”也就站不住脚了。
幸亏，“历史的忧郁”感救了我们，它在此！我们每个现实的疑惑、内心的刺痛，血肉和语言深处，只要追问，永远有那个更黑、更重的东西在。它压着我们，更从内部抓紧我们，拒绝我们自欺欺人、油滑捣鬼——不准背叛那些死者。
由是，圆明园残存的几根石柱，汇聚起一代人的集团潜意识。我们最常用的“废墟”一词，哪里仅指眼前这几年、几十年？这些石头伸出大地，一如我们的躯体探出历史，其血脉相连，哪里分割得开？“这遗言，变成对我诞生的诅咒”，是的，没有祝福，只有诅咒，从鬼知道多深的地下投出，劈面迎着诞生。这感受陌生吗？抑或对当年面黄肌瘦、又热血沸腾的我们太熟悉了？那冬天黄土地上的呼呼风声，天空中围着风圈的一轮冷月，都穿透历史而来，让我们感到，那梗在心中、不吐不快的块垒，好大好硬，非呕出不可。有人曾问我，你为什么总喜欢写过去？我反问，难道它“过去”了吗？
整个八十年代，历史、文化反思浪潮汹涌。一场场倒春寒挟来似曾相识的凛冽，提醒着我们“非时态”的含义。我曾删掉笔记本上过百的题材，只留下《半坡》、《敦煌》，写成两个组诗，去把握生存、精神那两个人类永恒面对的层次。也许因此，我被叫作“寻根”诗人，但问题是：我的根需要寻吗？我的根就在自己身上，我唯一该摸到它、抓住它！1985年写作的《与死亡对称》，第一次使用了“我的历史场景”手法，一个结构内，八个历史人物、四个神话原型，对称地汇聚于“我”——仅有的用第一人称完成的四篇荒诞散文，你说是一面聚焦了历史的“现在哈哈镜”也未尝不可。
九十年代以后，我人已在国外，生存、文学语境大变，问题不在怎样“活下去”，而在怎样“写下去”？如何不复制自己，而创出新路？一个预定的结论是：拒绝简化诗歌，堕入宣传口号。经过五年深海摸索，终于，1993年的《大海停止之处》，把我导向那个启示：“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没错，出海——但不止离开，更是返回——拉开的距离都在“自己”之内。自我和人生的结构，本来如此。每个人生在历史之内，又不停把历史包容进自己。出走和还乡是同义词！这个“流亡”自觉，也让我理解了出国前的经历，那不正是一场故土上自我选择、创造的精神“流亡”吗？谁是提问者、反思者，怎能不是流亡者？所以，我在《同心圆》里写：“再被古老的背叛所感动”；在《叙事诗》序言中写：“大历史绞缠个人命运，个人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想来屈原诗的作者，读到这些，也会欣然微笑吧？
我曾说过，我出国时，带着一本“中国思想辞典”，以此和世界上所有文化交流，从未遇到任何障碍。仔细想想，这本“中国思想辞典”最宝贵的内容，应该就是漫长、艰难的历史文化转型，给现实积淀出的复杂性吧。在内部，我们得忍受传统与现代冲撞的持续疼痛；在外部，得面对各种角度的简单化。尤其冷战意识形态的说辞，不仅过时，更在遮掩今天严酷得多的现实。我们能在双面夹击中幸存吗？这四面八方的“不可能”，能否变成能量，推进自我的创造性转型？幸而，屈原诗绵延2300年的孤独，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它跨越二十多个世纪，还在支撑我们的选择。用“提问者”的定位，催生内心持续的强震，借全球化取消的时空阻隔，极端扩张一个人的思想素材。不同文化间大大深化的公约数，攥紧了今天判断事物的标准。这样，我又获得了一部“世界思想辞典”，那仍是一种亲历，但历史场景和忧郁深度，远超昔日。我们的全球意义，正在于此：以一种深海下的聆听，探测彼此，听懂彼此。
经验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中文诗人极大的机遇，尽管这正面含义，经常通过负面现状来成全。挥之不去的“历史阴影”，令“历史的忧郁”更显浓重，一次次希望而来，又一次次失望而返。
这正是屈原诗的经历，在那里，历史并非一片阳光明媚，反而更多风雨如磐：“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⑭诗人何止以史为鉴？时空帷幕一经掀开，他亲历的命运，在历史中无所不在。
中国历史最触目的特征，是它在时间上绵延不绝，文化上一以贯之。汉朝以降，两千多年的文化大一统，使集权思维渗透生活方方面面。从国家体系、到个人意识，这个“传统阴影”，在古代笼罩朝代兴衰、怪圈循环；在现代，偷换各种概念，搅扰思想转型。我们记忆中，到处是它的污渍。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刚醒来的人们，眼睁睁看见“文革”话语再次降临；九十年代后的“权贵资本主义”，金钱原则混淆着人生准则，终于沦为无原则。基于经济开放，我们曾一厢情愿地以为向上的趋势不可逆转，也把生命的“意义”定位于此。但，“历史”何曾一帆风顺？沉积的非自觉、刻意的健忘症，呼应着全球性的自私自利、玩世不恭，令最不愿看见的“过去”，突然变成“现在”，是我们“回去了”？还是它“回来了”？一字之差，显形一个魔幻现实。
噩梦的轮迴，粉碎了线性时间观和简单进化论。它们如此脆弱，压根经不起一问：我们离开过这“阴影”吗？一个数千年在内循环中深深固化的传统，在一百来年的风暴动荡中，靠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的西方夹生饭（想想“和制汉语一览表”吧），就以为能顺利完成现代转型，难道不是异想天开？质言之，中国文化转型里，复杂、艰难、反复，乃题中之义。历史的阴影，没有或缺少才怪了，说它是一种“命”，也未尝不可。这一道道坎，不可能绕过去。我们今天的经历，都是设定在文化密码内部的。也不妨说，是屈原诗早已写下的。历史其实没有倒退，它只是用逃不开的“必然”，推我们向思想深处又掘进了一步。
当“流亡”成为生存常态，“历史的忧郁”成为内心常态。我们唯一该钦佩的，正是屈原诗对噩梦的先知先觉。它的每一行里，都响着那个暗哑的口音——“历史的阴影”啊，能穷尽吗？
阴影即痛苦。越浓重的阴影，痛苦和压抑越难解脱。二十一世纪中国诗人的忧郁，理所当然地比屈原诗时代更深刻。犹如屈原，我们环顾世界，也不该轻信任何外在的出路。人生没有捷径，唯一的信念，是向忧郁深处去！以屈原诗的空间诗学，为自己的哲学依托，认清历时事件——共时处境——根本命运那三位一体，建构诗之自足，成为永恒的“诗意的他者”。
我多次提到，当代中文诗人，应该争当“后锋”（相对“先锋”而言）：拼后劲、拼定力，拼耐力。必须意识到，我们这一两代人，是在和历史较劲，不成比例的体量，唯有找到不凡的支点。
这支点，就是抱紧诗歌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
九十年代以后，我开始很明确地朝一个方向努力：把我的各种写作，建成一座互补自足的城堡。诗歌创作，是一个个“项目”，每部作品绝不重复，由此拉开一条长长的航迹。散文写作，创造性延伸另一个与诗歌同其久远的中文散文传统，一种以诗意综合各层次素材的纯文学文体。文论思考，一种不得不做、又乐在其中的自问自答，假装答，激发更深的“问”。翻译尝试，从音乐性最强的狄兰·托马斯，到堪称思想教科书的乔治·奥威尔，他山之石，有助辨认假玉。自传体写作，时间飞快流逝，用不了多久，当我们记忆流失（或被抹去），那些脱离了语境的诗句，就会变成风中孤零零飘摇的小纸片，一堆猜不透的谜语。因此，由我们自己记下诗作的可靠出处，十分重要。这意味着，把历史内化进自我，让外在的时间和空间，成为内在于书写的有机部分。
这座城堡，由巨石砌成，远看没有门，近看才发现，每块石头都是门。这里，和屈原诗一脉相承的，是对“流亡”的认可（或曰认命）：门，不通向逃亡之途，它是进入内在自由的入口。石头里面，才是绝处逢生的宇宙。
向内出海，向内漂流。在每行诗里，提炼那首“纯诗”的原型。当我写下：“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⑮，我就加入了屈原诗的大流亡，并承认，“历史的忧郁”是一种肯定。
正如王德威先生的标题所说：历史的忧郁，应该成为作品里一种“内爆”。它是历史和人性间，压抑与反抗成正比的递增。特别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进程，我要说，我们的历史反思远远不够，认识“阴影”浓重程度的能力也远远不够。传统理解的简单化、现代理念的“夹生饭”、浅尝辄止的“反思”、时髦理论的侃大山、群体情绪的泛滥、商业化贩卖廉价政治口号、被物质欲和利益的裹挟……使“内爆”的当量日渐萎缩。我们该慨叹“生命意义”的沦丧吗？抑或从未获得过它？
我为《幸存者诗刊》第十一期写的卷首语，题为《有根的诗》。何为“根”？一言以蔽之，就是良知之痛。历史和现实的亲历，汇合于人性的痛感。屈原诗又是一个楷模。诗歌透明体，裸露着内心的真实，有一分是一分，没有或假有，也清清楚楚，绝对掩藏不住。生而为人，会痛能哭，已是觉醒的开始。仅仅哀告“不可能”是不够的，认知了“不可能”，却坚持从这里开始，才有原版的诗意。因此，题材、风格可以无限多变，但诗绝不可一刻无根！我鄙视不痛不痒、无病呻吟、喧嚣矫情、油滑空洞的“诗”，因为它们根本不是诗，更在毁灭诗。归根结底，诗学仍是人学。对“诗”的认识，书写着诗人或美或丑的一生。我们都长得越来越“像它”——灵魂塑造个性，个性塑造命运。它们貌似为二，实则同一。屈原诗曾经如此，我们也同样。
黑暗与光组成阴影。黑暗加深时，只要记住：我在写——这就是光。古今中外，诗人只需要这唯一的母语。
我们和屈原诗，都在指向“诗意的他者”那个归宿。
在“他者”成为流行语的世界上，“诗意的他者”，意即做一个主动的“他者”。我们的孤独，不是期期艾艾怨妇式的被迫，而是来自自觉寻求。我曾区分“诗意的激情”和群体情绪，前者，基于永不放弃的自我追问，以质疑自身，打通存在的所有层次。后者，则是“运动”式的喧嚣躁动，最终导致自我毁灭。屈原诗是典型的“诗意的他者”之作。它的“流亡”，定位在哲学和诗学意义上。哲学上，透视存在的多层次，以非线性的共时时间观，含括、深化每个历时“场景”。在诗学上，突破抒情诗的单层次，以空间诗学的立体结构，配套思想之诗的传统。由是，它挣脱了地理、国界之类局限，让任何地点，都成为人生出走之处，也是诗歌归来之处。一场“灵游”，每一刹那刷新着存在。
一个恒在深化的诗歌圆心，一个层层扩展人生同心圆，把一切亲历经验，聚集在自己身上。由是，撕心裂肺的“距离”吗？那完全是褒义词。沉重压抑的“忧郁”吗？也正是一种嘉奖。这当代中文文学的特征，同时具有不可替代的普世价值。“诗意的他者”，用“独立、自由、美”的题中之义，摆正了与政治的关系。诗意为本，政治为末。诗意包含政治，诗意裁判政治。诗歌的原则，先天抉择了政治的态度。屈原诗给出了“诗意的他者”的原型：诗之崇高，命定配套诗人的遭遇。至今，仍在定义古今中外一切流亡者。
个人之内美、理想之美人、世界之美政——一个以“美”为终极指归的思想之诗同心圆，恒在眼前。2300年悠悠逝去，屈原诗常读常新，那“自由与美”的本质，重合进一代代诗家的孤独，更集聚了他们的骄傲。多少时髦理论转瞬即逝，而事实证明，谁心中有“美”，就能自我净化，并为日后悔恨大大免疫。
水面愈漆黑 血肉间愈亮起你的光
让我们习惯苦苦香香的想念
一滴水追上亡魂 看着自己成为神话⑯
屈原诗水波粼粼，它的涟漪，荡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彭咸之居”！
注解：① 此处罗列屈原诗中出现的“流亡”一词，但因为屈原诗的篇目，至今仍有争议，故其使用“流亡”的次数，亦有不同。“多次”，即约略而言。② 见闻一多《屈原问题》。③ 杨炼：《屈原诗，隐没的源头》，载上海文学杂志2020年第七至第十期。④⑤ 陈逸根：《神话创造与心理治疗——〈离骚〉之神游情节新探》⑥ 杨炼：文章《In the Timeless Air》⑦ 余光中：《英美现代诗选》⑧ 杨炼：诗作《面具·三十》⑨ 杨炼：访谈《一座向下修建的塔——答木朵问》⑩ 杨炼：文章《重合的孤独》⑪ 杨炼：诗作《还乡》⑫ 杨炼：采访录《被偷走的骨灰瓮》⑬ 王德威：《历史的忧郁 小说的内爆——评李锐与莫言》⑭ 屈原诗：《天问》⑮⑯ 杨炼：《大夫，我是你身边一滴水》4
（摄影：李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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