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虹影：我相信世界是往好里去的

很多人知道虹影，是因为那部惊世骇俗的《饥饿的女儿》。

因为这部在重庆家喻户晓的书，家人和她一度关系紧张，故乡也将她列为不受欢迎的对象。但现在，重庆网红景点弹子石老街每天都有旅游车，车里的讲解说，这是虹影《饥饿的女儿》写到的地方。一部小说成为重庆这座城市的代言，时间证明了她的写作是出于爱，而非恨。

暌违多年，虹影的长篇新作《月光武士》再次回到她的出发之地重庆，讲述山城少年窦小明与少妇秦佳惠之间一场未竟的救赎。虽然沿用了姐弟恋、家暴等惯用的叙事元素，但虹影小说中灼人的情感表达，与当下过度理性的现代社会之间构成了无形的拉锯。

《月光武士》的写作是在疫情期间，当时虹影被困在英国，重庆暂时成为她无法抵达之地。也正是在受困异乡的背景下，有关原乡的记忆变得更加深刻。对于虹影来说，那个处于“文革”和改革开放时代的重庆才是她要书写的对象，在动荡的变革中，人们揣着惴惴不安的期盼走向未来，身上燃烧和勃发的真挚情感更值得言说。她说：“构建月光武士的原因，就是因为想保留一份人与人之间原始的纯真和爱。”

一个月前，虹影经历了万种折腾，从英国伦敦回到了祖国的土地。这是她与祖国分割的第一年零三个月。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她一下飞机就住进了上海远郊一家招待所。深夜抵达时简直饿坏了，隔离酒店的餐食不算丰盛，但有一直随身携带的辣椒，虹影便将简陋的餐食吃出了米其林的感受。“人没有比较，就不懂啥值得珍惜，只要回到祖国，我喝水感觉都是甜的。”

当年，从山城长江南岸那个叫作野猫溪六号院子逃离，并狠狠发誓再不回来的姑娘，如今每年都会回重庆好几次。重庆之于虹影，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创作上原动力的根，是她情感的安放地：“只要一回到重庆，听到江边船上传来的汽笛声，故事就扑面而来。”

陈曦 /文

《月光武士》

虹影 著

花城出版社

我的出生是一个不幸

但我相信世界是往好里去

读品：《饥饿的女儿》里用文字更用勇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伤疤揭开，《好儿女花》里披露怪诞而挑战人伦禁忌的婚姻生活，你说这些都是真的，不是虚构。你如何面对自传写作带来的巨大争议？

虹影：其实每个作家心里都有一本书，写的是自己。《饥饿的女儿》是我的第三个长篇，从我十八岁知道自己的身世，到写这本书，中间隔了16年，当时特别想把我怎样从重庆走到上海、走到北京、走到伦敦的过程，把自己所有的过往梳理一遍，于是写了这本书。但是《好儿女花》出版之后，不少人跟我说，觉得比《饥饿的女儿》好，我倒没觉得，我认为这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是“姐妹”，把大半个世纪中国普通女性的生活写完整了。作品带来的争议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因为我从生下来，就是被人争议的人。

读品：至今记得初读《饥饿的女儿》给我的震栗。你的家人看过这本书吗？你在写他们的时候，是否也曾有过犹豫？你在写他们的时候是很下得了手的。

虹影：《饥饿的女儿》1997年在台湾首版，他们没看到。他们看到是在2000年，这个书当年在重庆家喻户晓，火车站、长途汽车到处都有，有的盗版特别拙劣，翻一页，书就散开了，有人坐在公共汽车上看，书页从车窗里面像雪花一样飘下来。所以我的家人当然也都看了。

他们特别震惊，我大姐闹得最厉害，说要到法院告我。过了大半年，一如我书中所写，我大姐性格火爆容易跟人起冲突，她为女儿的一件什么事跟人在街上打起来了，被抓进了派出所，民警问她名字、门牌号、事件的经过的时候，发现她是虹影的姐姐。民警说，没错，你就像你妹妹书里写的那样。当场就把她放了，也没罚她的款。我大姐特别激动，她那么吝啬的一个人，居然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告诉我说，终于明白你为什么那样写。

家里人最初不能接受，觉得怎么可以把家里的丑事拿出去说。后来发现周围的邻居同事朋友，那些以前欺负她的人，说闲话的人，变得特别好，他们看了《饥饿的女儿》，不是歧视、看不起他们，而是更理解他们，而且下一代，比如我姐姐们的孩子，特别喜欢这本书，觉得让他们了解到曾经的那些生活。这不是仅仅我们家的历史，这是一个地域、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民族的一段历史。

《饥饿的女儿》

虹影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读品：你家兄弟姊妹6个，其实是有3个父亲——大姐的父亲是袍哥；中间四个孩子，是同一个父亲，也就是你的养父；你的生父又是另外一个人，家庭关系特别复杂。这种事情民间并不鲜见，但写进小说里我们会觉得很传奇。

虹影：对，怎么说呢，其实像重庆、上海这种移民城市，可能性又更多。为什么呢？我养父是一个船员，经常不在家，很久不回来，大家都认为他从船上掉下去死了，那个年代小孩太多，又是灾荒年，人要活下来特别不容易，又有年轻男人对我母亲好，所以水到渠成的这种感情就出来了。

读品：你说“私生女”可解释你的所有作品，你对命运究竟是怎么看的？如果不是这种身份，人生的路是否会有所不同？

虹影：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你一出生，就意味着你是个异类，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人。你被挑出来了，你就会遭受到很多不公甚至欺凌，从一开始就面临这一切，那么你对这个世界就有看法，对人性就有思考，你就成了一个哲学家，当你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你就成了一个小说家。你的命运好像是有一只手，把你塑造成了另外一种人，不由你自己决定。

读品：谁也没有想到你会成为一个作家。

虹影：我长大的那一带，现在是南滨路，重庆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最好的餐馆、酒吧、老建筑都在那里。经常有旅游巴士过来，车里的讲解就说，这是著名作家虹影长大的地方。但我大姐却说，当作家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觉得你了不起，给我一支笔，我也会成为一个作家。

读品：家乡重庆、不断重访和抒写的上海、久居的北京、遥远而切近的伦敦……这四座城市对你来说分别意味着什么？

虹影：重庆有我少女时代的记忆和印记，看世界最原始的方式。上海是一个一个阴性词，人生转折停留之地，在这儿吸取知识系统养料，跟我性格里一部分阴性吻合，想当年拖着我的一个大袋子从火车站下来，看到上海，上海像一部绵长的电影，我走入其中，不知日后我摘取片断写了“重写海上花”三部曲。北京在我的人生地图占最重要的位置，我在这儿伤心，在这儿思考，在这儿写作，在这儿有了我的女儿，这儿是一个让我可以呼吸和心跳不已的地方，我爱它。伦敦是一个伤心地，前几天我还对这儿的闺蜜说，火车直接，快速地冲来，让人没机会做出选择。正好，我不绕道，我直接，我站着面对，听着它的呼啸声，我在这儿，我曾经站着，此刻更不能倒下。回到这座城市，面对心里的痛。正视痛，才能治愈。

读品：是什么原因让《月光武士》的故事发生地重新回到重庆？

虹影：写完《好儿女花》，时隔十一年，我没有碰重庆。但是疫情前我回到重庆的家，听到长江水和轮船的鸣叫，往事袭来，旧梦连篇。后来回到伦敦，隔着八小时时差，我写故乡重庆。现在的重庆与以往不同，仅仅是我每天凝视的朝天门码头，原来它是一个小堡垒，现在是一艘巨船在空中。重庆的桥有多少，就可看到它变得有多厉害，但重庆人还是重庆人，火爆如辣椒，码头文化依旧，重庆的内在精神不变。

读品：相比《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月光武士》的自传色彩没那么浓，但还是能看到你的影子。通过这个小说，你是想表达什么？

虹影：我喜欢的梁漱溟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尽管他父亲的结局是悲剧，他自己一生经过太多暗黑时刻。我的出生是一个不幸，我的成长也是黑暗的过程，走向文学之路也是非常艰辛的。但这改不了我对世界的认识，我相信正能量，如此现实，病毒横行之现实，否则我们怎么活下去？

中国的女性写作

有点停滞不前

读品：你从自传体写作转向了“上海三部曲”这样的历史虚构类小说，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经历写完了吗？

虹影：经历是永远写不完的。我写上海三部曲的时候，正好《K》被法院禁掉（注：《K》讲述了一位英国青年诗人与中国有夫之妇之间的爱情。已故作家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独生女陈小滢认为作品以父母过去的生活为背景，杜撰了许多情节，而将虹影告上法庭），当然最后和解了，允许我用另外的书名《英国情人》来出版，但我还是觉得我的文学创作被干涉了，所以我就写了《上海王》，开篇我就写“请对号入座”，用我的文字表达我对判决的看法。写完之后，发现上海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就又写了《上海之死》《上海花开落》。我在复旦大学读书，一直对上海感兴趣，特别是对1949年以前的上海有兴趣，因为上海现代性的形成非常典型。写完这三部，算是画了一个句号。

但最近我又有点想写上海了。我这次从伦敦回来，在上海隔离，被分到了郊外的一家酒店，当时车是从地下停车场开到酒店的，都不知道开到什么地方了。酒店分给我们每人一张门卡，我一看是武隆大厦。隔离14天后放出来，发现酒店就几层楼。我就想没准哪天又会写一个。

读品：你是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经历了90年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崛起。翟永明说，当下的“女性写作”面临着双重歧视：来自男性惯性思维和女性自身的回避与妥协。也许一旦承认“女性写作”，就意味着是边缘和小众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当下女性写作的困境在哪里？

虹影：我觉得中国女性写作，是一直走在男人前面的，萧红、丁玲、苏青、张爱玲的作品都不亚于男性，而且非常女性主义。但你要把她们归入女性写作，她们可能不会同意。因为你们爱归类，而女性作家本人不同意归类。

中国的女性写作我认为一直都很好，但是好像有点停滞不前。不像多年以前，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一个“北京娃娃”或是“上海宝贝”，有点四平八稳。近十年好像没有一个爆款对吧？证明这是一个停顿的状态。可能很多女性作家在思考，或是在准备当中，没准哪天就出现一个爆款，现在有点找不着北的状态。也不仅是女性写作，男性写作也是一样的。

读品：为什么那个时候会出现一波爆款？

虹影：19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成型了，在中国即将成为商业大国的前夕，处在这种大变革时期，特别容易产生特别了不起的作品。

中国的评论家还

“不够偏见、不够误读”

读品：作为旅英作家，你曾说：“都说海内外华人文学是一家，轮到文学奖时，却说，这人不是咱们的作家，不在评选之列。”表达对文学评奖内外有别的不满。今天的你，对此还会介怀吗？

虹影：其实我不是特别在意，我觉得不管国外的奖，还是国内的奖，最后还是由时间证明一切。如果是好作品，它永远就保留在那里了。贾平凹写了那么多小说，《废都》肯定是他最好的，作者自己都没有办法说不是这样的。过了20年，就知道哪个作品能留下来、留不下来。即使得诺贝尔奖的，也有很一般的作家对吧。

读品：你说：“谁怕虹影，我认为，是批评家害怕虹影，他们无法把我归类，因为我总是以作品来挑战他们。”你会看重评论家们的评价吗？

虹影：我早期非常看重他们，现在当然也很看重，就像你问我看不看重把我小说拍成电影的那些人，我肯定看重、尊重每一个人，哪怕他不是评论家。任一个何人读你的作品，就是对你的尊重。但文学是这样的，文学评论是一种“误读”，是带有自我的偏见去读，越是好的评论家，越是带有一种偏见。因为只有偏见才会成就艺术。我觉得中国的评论家，还不够偏见、不够误读。他们是“正读”，就是说以一个模式来评论所有的作品，同样一段话可以套在你身上，也可以套在张三李四身上。“误读”有它自己的价值观，它对作品的评价是非常准确的。我是这么看的。

读品：据你观察，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中国作家在国外的接受状况有所变化吗？

虹影：我觉得中国文学在欧美，远远不如日本文学那么受重视。你看村上春树，还有日本的一些侦探小说家，他们的销量和受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的输出还是在小范围的学院或者文学节，不是一种普遍被接受的状态。这不是说中国作家写得不好、水平不够。你说莫言的作品跟马尔克斯、跟萨曼·拉什迪有多大的区别吗？我觉得差不多的。但《百年孤独》和《午夜之子》在国外多少大学是必读书目。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中国文学在国外这种“缝隙生存”。

读品：评论家李敬泽以“倾倒众生”来形容你，我想，这是指你的写作，也是指你不可忽视的容貌。我想知道，你也会有容貌和年龄的焦虑吗？

虹影：容貌是爹妈给的，爹妈给了你一张好看的脸，那么你很幸运；但也不是说没有一张好看的脸就完蛋了。至于年龄焦虑，不光女人有，男人一样有。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我认为这种焦虑源自我们的内心有一面镜子——怎么看待自己。古希腊神话里的纳西索斯为什么临水而亡？其实他是美得不够自信，或者说，他害怕这种美会消失，于是他在最美的时候选择结束。很多人都是美的爱好者，我觉得不管男人女人，心里有这么一面镜子的时候，想的应该是如何让美永存。如果是一个作家，完全可以用他的作品的美来承载。

本期人物

虹影   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女作家、诗人。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之一。1962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1981年开始写诗，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1991年移居英国。代表作有长篇《孔雀的叫喊》《阿难》《饥饿的女儿》《女子有行》，诗集《鱼教会鱼歌唱》等。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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