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111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本期嘉宾：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陆铭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其中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方案规定，除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陆铭在接受搜狐财经采访时表示，人口在国家内部自由流动，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正是人口在国家内部自由流动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实施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的城市并不包括超大、特大城市。在陆铭看来，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环绕大城市的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规律。未来超大、特大城市也必将逐渐实现累计互认，只是行动会迟缓一点。谈及我国当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陆铭认为，由于以前城市没有以足够的速度和数量去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产生了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外来人口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间巨大的鸿沟，接下来必须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公共服务。以上海为例，陆铭认为，上海需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降低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入学问题，在教育等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结合积分，逐步实现买房和租房，特别增加租赁住房。陆铭建议，积分制改革方向要降低教育的权重，提高长期居住和社保缴纳年限的权重。另外还应考虑，当没有获得户籍时，是否可以优先让子女获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陆铭搜狐财经：“十四五”时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什么？陆铭：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推进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第一要加快速度，如果按照目前的外来人口市民化的速度，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要让常住人口中的外来人口全部实现市民化，需要花两三百年的时间，所以一定是要加快速度实现外来常住人口的市民化进程。第二是降低门槛，各个地方的积分制度，都普遍把教育水平作为积分的指标，而且占有相当大的权重。我认为，教育的水平要逐渐的淡化，在城市的发展里，教育的水准不应该成为落户的重要因素，因为一些低教育水平的人对城市生产和生活服务也有巨大贡献，只要能证明一直在就业和创造价值，应该相应的获得落户资格。一个城市的运转，需要大量在生产环节里的辅助岗位以及消费服务业的劳动力，所以在积分落户的制度设计上，不能把对教育水平的要求提得太高，否则教育水平不高的人一直为城市的发展做贡献，但却很难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子女教育。所以必须降低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居住人群的落户门槛。陆铭：特大和超大城市积累了大量的外来的人口，城市没有以足够的速度和数量去增加公共服务的提供，所以就产生了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外来人口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之间巨大的鸿沟，这是当前的难点。搜狐财经：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未来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是否将逐渐放松？陆铭：特大城市户籍制度必须得放松，人口在国家内部自由流动，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我国的户籍制度将逐渐变成人口在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是未来改革的目标。这个制度的实现，有利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克服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部分地区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搜狐财经：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放开了落户限制，三四线城市的人口会不会出现萎缩？人口流入型城市的人口增长是否会被限制？ 陆铭：很多三四线城市会出现总量人口的萎缩，但是中心城区的人口却不一定会萎缩，中心城区人口甚至还会增长。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人口会萎缩，这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在发达国家历史同期，也曾出现过我国当下的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会通过制度去约束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迁徙。一个城市能容纳多少企业和人口，不是由制度来决定的。但如果一个地方的产业发展成本较高，会局限到产业发展容量，最终也会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产生局限。搜狐财经：以上海为例，未来积分落户制度如何进一步改革？陆铭：从户籍制度改革的渐进性来看，户籍制度改革一定是按照对城市的贡献大小来安排落户的前后。贡献大小主要看两点，第一是社保缴纳年限，第二是实际居住年限。上海的自贸区新片区（临港新城），以及崇明等郊区，接下来都要面临发展的需要，所以这些地方要加快对于人才的吸引。可以看到，上海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实际贡献的比重会提高，教育水平标准在不断淡化，这是一个大方向，也是一个信号。接下来的难点是，要对于存量中的长期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外来人口加快市民化的进程。搜狐财经：您如何看待我国主要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陆铭：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组合，应该说竞争和合作同时存在。政府起的作用更多的引发城市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存在税收、土地地价的补贴等竞争。这种地方之间的不讲分工，重复建设，本地经济增长最大化的做法，实际上对市场一体化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没什么好处。搜狐财经：关于超大城市和城市群，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像日本有东京都市圈、阪神都市圈、美国有五大湖城市群等，也有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那种均衡的小城镇发展。您认为中国发展城市群和超大城市的客观条件是什么？陆铭：中国发展城市群和超大城市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大国大城”的道理，研究显示，人口规模越大的国家，越容易产生超大型的城市和都市圈。第二个原因，东亚地区的城市发展路径跟欧洲不同，二战对于亚洲的大城市，尤其是老城区的破坏非常严重，所以亚洲地区二战后的城市都是重建。即便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历史上战争时期被轰炸的也是非中心城区，伦敦都市圈在整个英国人口规模里面所占的比重其实也不小。德国人口8000万，还不如广东省的人口多，但德国的面积相当于广东加上浙江、江苏的面积，所以不会产生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即便在德国这样的国家，人口走向都是在向柏林、法兰克福这样的大城市集中。德国1871年才成为统一的国家，而且二战后又分裂成了两个国家。德国由于在历史上统一的历史很短，东西德统一后才进行人口的重新布局。目前仍然是在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所以不能把德国的模式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模式。总之，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环绕大城市的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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