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壮：企业里过度加班毫无意义，要通过防范大企业垄断给予创业者生存空间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海外的投资表现日益活跃，一大批企业已经具备走向世界的能力。但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常面临本土政策挑战和压力。为什么国产品牌能够在中国市场战胜外资品牌，可在海外市场却举步维艰？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搜狐商学院》特别对话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前院长杨壮。杨壮指出，始于2010年的海外并购浪潮，导致很多企业都往外走。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企业可以买到很多国外的便宜资产。
杨壮指出，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的并购数量及金额达到顶峰，但从盈利角度看，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成功的比例不超过30%，换言之，70%的企业都出现问题。
杨壮说，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有国企、央企、民企。有些企业出去有点是为了扩展市场，有些是为了增加盈利，有些是增强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有些企业战略比较清晰，比如福耀玻璃。“曹德旺到美国开展业务，是因为美国的运营成本比中国低，比如税收。”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前院长 杨壮
很多企业想当然地认为，国外的环境、法律等与国内相同，对投资国家所在的行业竞争对手、竞争产品、当地的法律文化、市场几乎没有研究，商业行为往往依赖于第三方。然而第三方做事相对粗糙，不会真正告诉企业陷阱所在，很容易出现问题。
杨壮举例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时，认真研究了美国各个州的优惠政策、法律条文、税收政策，也将日本政策的变化研究的十分透彻。此外，青岛啤酒在出海过程中，也曾找当地的犹太人帮忙进行市场开发，最后证明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
针对国际化人才与培养这一话题，杨壮认为，国际化人才要懂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谈判的技巧，因为中国沟通交流的方式与国外完全不一样。如果用中国人的方式与外国人交流和谈判，会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杨壮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跨文化沟通能力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考量。除了有效沟通，了解不同国家和人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同样重要。
他举例索尼在美国立足的故事。日本的盛田昭夫在1960年50年代将索尼收音机卖往美国时，美国人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准备全部买断，但盛田昭夫想在美国建厂。为了建厂，他将总部移到美国，并且开始学吃美国饭，上美国课，交美国朋友，真正掌握了美国文化和沟通技巧，使得索尼很快在美国立足。
因此，杨壮认为战略目标的定位、人才的储备、运作前可行性报告的研究，以及到海外后对当地文化、法律熟悉的程度，最终都会决定企业在海外能否持续发展。
第二，加班代表了一种文化。企业文化中存在互相攀比的现象，也叫羊群效应。一个人基本上没有独立的空间，自己工作做完后，别人不走他也不会走，上级不走他也不走，这是没有意义的。一旦文化形成，大家都不愿意下班，主要眼睛都在看着第一把手。所以，第一把手的文化表现十分的重要。
第三，加班与企业的行业性质有很大关系。能为企业增值的加班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加班过度，没有给企业带来很大价值，就没有必要了。
最后，部分企业有猝死的情况。如果企业不善待员工，为了某一个短期的目标伤害员工身心，最后会出现问题。
是否真的能提高企业效率与竞争力，取决于企业、行业和产品。比如律师、财会师，如果今天有任务必须完成就一定要加班，但不能成为常态。90后、00后不愿意过加班生活，如果加班文化成为常态，他们就会马上离开。因为他们希望工作和生活有所平衡。
疫情期间，比亚迪需要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制造几亿个口罩，供给国外、国内疫情严重的地区，这种生产单位一定是三班倒。所以如果企业的时间对于企业未来以及竞争力都有重大影响，就一定要加班。企业领导应让员工在有效的单位时间内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比加班更好。
2016年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的并购数量及金额达到顶峰，而2017年这一数据却急剧下滑。很多涉及高科技、军工、芯片等敏感领域的企业在海外会遇到很大挑战，但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不能只看这几个行业。从盈利角度看，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成功的比例不超过30%。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战略定位及目标不清晰。企业为什么要到海外投资？为什么要到海外并购？为什么要到海外建立独资，建立合资，为什么要建厂？没有明确这些问题。
有些企业出去有点是为了扩展市场，有些是为了增加盈利，有些是增强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有些企业战略比较清晰，比如福耀玻璃。曹德旺到美国开展业务，是因为美国的整个运营成本比中国低，比如税收。
第二，大部分企业想当然地认为，国外的环境、法律等与国内相同，对投资国家所在的行业竞争对手、竞争产品，当地的法律文化、市场几乎没有研究，商业行为往往依赖于第三方。然而第三方做事相对粗糙，不会真正告诉企业陷阱所在，很容易出现问题。之前有家国内企业旁边是美国军事机构，等并购完成后，军事机构却让其离开，亏损很大。尤其美国是联邦制，每一个州的文化、投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都不一样，比如有的地方税收是0，有的地方税收很严格。
所在州有工会，可能会对企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日本企业在美国投资时，认真研究了美国各个州的优惠政策、法律条文、税收政策，也将日本政策的变化研究的十分透彻。比如美国田纳西州的法律规定，外来企业不必成立工会，而在加州，日本需要成立工会，非常复杂。于是日本企业就将日本管理模式带到田纳西州，经营得很好。
又比如青岛啤酒在出海过程中，找当地的犹太人帮忙进行市场开发。犹太商人用当地人做营销代理，最后证明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
第三，中国企业现在遇到的很大的挑战，是缺乏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人才要懂得中国人与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谈判的技巧。中国沟通交流的方式与国外完全不一样。比如美国人到中国来谈合作可以不吃饭，想尽快处理重大问题，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因此，如果用中国人的方式与外国人交流和谈判，会找不到问题的答案。
日本的盛田昭夫，在1960年50年代将索尼收音机卖往美国。美国人非常喜欢这个设计准备全部买断，但盛田昭夫想在美国建厂。为了建厂，他将总部移到美国，并且开始学吃美国饭，上美国课，交美国朋友，在美国社会中，与美国方方面面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真正掌握了美国文化和沟通技巧，使得索尼很快在美国立足。
所以战略目标的定位，人才的储备，运作前可行性报告的研究，以及到海外后对当地文化、法律熟悉的程度，最终会决定企业在海外能否持续。
中国企业将来要去往一带一路的国家开展业务，可能是印度、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迪拜等，这些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很多企业到海外去之前只研究赚钱的商业模式，就会遇到很多人文和法律方面的问题。所以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企业要特别重视以上问题。
过去20年中，变化最大的首先是汽车，其次是公路，最后是房地产。中国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阶层变化。这个巨大变化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国社会到今天，我们取得了精神上的进步，财富上的进步，教育上的进步。但是在组织中，最大的问题是人和人之间没有建立信任。
过去30年，中国社会发生很大变化，对家族企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受到最大挑战的是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家族企业的掌门人要对自己原来的经营模式，还有未来的商业模式进行重新梳理。掌门人的态度尤为重要，他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他的孩子。
第二，传承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第三，企业家要思考如何建立好的经理人制度。很多民营企业家股份都在50%以上，认为企业收益私有。但王石就一直强调职业经理人的文化，招聘了大量的职业经理人。还有任正非，他完全可以把自己持有的股权上升到80%，但他没有这么做，反而将股权降到2%多。华为没有上市，大部分股权都在内部，经营很稳定。
海外的情况，逐步可以交给自己的孩子，但是如果这个企业上市，股份期话之后，企业的内在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之后，慢慢的他就由职业经理人进行控股。
还有一个是德国和日本的家族企业都是不上市的，因为上市就有一种可能性，别人把你都给买了，为了传承，它有很强的一条传承的制度和体系，比如罗斯查尔德把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
中国情况比较麻烦，职业经理人工作之后想当企业家，这点在中国涉及到制度设计问题，涉及到文化市场，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企业的老板一定要有开放心态去真正的招聘比较好的职业经理人。
小企业怎么走？小企业前途在什么地方？这是美国欧洲一直遇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不断地产生反垄断的争议，因为一定要竞争。一个领域没有竞争，一定会出现问题。
我觉得未来企业的竞争性越强，老百姓越受益，政府在制定重大的政策管理，政策应该扶持企业，让这些企业或者创新创业者有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这样社会才能走向正向的方向。
最后就是数据涉及到的隐私，政府监管力度应该不断加大，要做到这一点，政府主管部门就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政策想跟但是跟不上，因为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
第二，企业应该变成轻装上阵，不能变成一个负担极重的企业，一些企业有些部门都是外包出去，外包实际也叫灵活用工，未来的灵活运用变得越来越多，因为有些行业一个工作是吃不饱的。尽管外包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和挑战，但灵活用工的事情在中国是一个大趋势，因为这样做会让企业降低成本。
第三，灵活用工以后，一个公司里真正的契约公约越来越多，短期合同工越来越多，这种合同工是公司最需要的。还有一些企业裁员，但当真正把员工的供给削减掉以后，企业内部的和谐会出现问题，员工之间的合作会出现问题。
另外，日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与学校以及工业协会、国家专家咨询机构进行行业转型，日本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值得中国学习，中国这方面还没有开始做，未来一定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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