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一部法国史学家皮埃尔·米盖尔所著的法国史经典通史著作！

北京理工大出版社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

一本书读懂法国2000余年的历史，法国国家博士、巴黎第四大学教授皮埃尔·米盖尔经典著作重磅推出！本书采用叙述体，在有限篇幅里简要介绍法国史发展基本事实，突出重大历史事件。强调法国地理、气候、人种、经济生活的多样性，特别注意巴黎外的地方历史、文化的特征，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与对话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纠正只从首都看全国的传统偏向。

”

—

本书概况

《法国史》

作者：〔法〕皮埃尔·米盖尔

译者：马莎莎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克利俄

出版时间：2022年6月

页数：688页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58.00元

ISBN：978-7-5763-1140-2

作者简介

皮埃尔·米盖尔，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生于1930年，曾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巴黎第四大学历史教授，著有《德莱福斯事件》《普恩卡雷传》等书，以及一部16世纪《宗教战争史》。同时，米盖尔又是通讯和报道问题专家，曾负责法国广播电视台的文献资料工作，组织并主持历史电视讲座。

译者简介

马莎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语言文学研究所讲师，讲授文学翻译、法语等课程，主要研究方向为18世纪法国文学和启蒙时代思想史。在外文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内容简介

米盖尔这部原文六百页的法国通史，上起高卢人，下迄戴高乐将军去世，上下两千年，一气呵成。作者采用叙述体，在有限的篇幅里简要地介绍法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突出重大历史事件。他强调法国地理、气候、人种、经济生活的多样性，特别注意巴黎以外的地方历史、文化的特征，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与对话，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纠正只从首都看全国的传统偏向。

编辑推荐

★他的历史著作一般能在提纲掣领地陈述历史发展线索的同时，从古为今用的原则出发，以史家的眼光，哲人的思辩和文学家的语言，发掘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服务于法国乃至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作者觉察到，尽管三十年来法国在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们精神上的危机感却与日俱增。这种危机感不仅把战后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而且对社会进步的目的提出了怀疑。

★这是一部打破传统编撰法国史“民族”和“民主”主题的史学力作，时间脉络很清晰，描述客观公正，同时写到哪个部分往往会顺带分析这一时期的特点，比如写到高卢，米盖尔则分析了各个部族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是高卢的整个弱点等，而由于本书的作者即是巴黎四大的历史教授，又是通讯报道问题专家，因此文中的语句描写画面感很强。

名家推荐

他的历史著作一般能在提纲挈领地陈述历史发展线索的同时，从古为今用的原则出发，以史家的眼光，哲人的思辩和文学家的语言，发掘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服务于法国乃至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作者觉察到，尽管三十年来法国在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人们精神上的危机感却与日俱增。这种危机感不仅把战后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而且对社会进步的目的提出了怀疑。

——陈伏保《读皮埃尔·米盖尔的<法国史>》

法国与我国有着惊人相似的地方，有人把它称之为“欧洲的中国”。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本而实现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现代化转变的国家。它所走的现代化道路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英国，是一个有着自己特色的国家。它的现代化经验更易于被一些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所借鉴。因此研究它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崇武《中国的法国史研究》

第一部分从高卢时期到宗教改革

第一章 高卢部落与高卢人第二章 法兰克人第三章 北部的小国王和南部的巨人第四章 卡佩王朝的大家族第五章 百年战争第六章 在意大利的冒险

第二部分从亨利四世（Henri Ⅳ）到拿破仑（Napoléon）

第七章 宗教动乱第八章 王国的重建第九章 君主专制制度第十章 受人拥戴的路易时期的法兰西王国第十一章 大革命到来第十二章 法兰西的欧洲：1795—1815年

第三部分 19世纪

第十三章 三十年的倒退：1815—1848年第十四章 1848年的政治暴动第十五章 第二帝国的革命第十六章 带来耻辱的共和国第十七章 共和党扩张

第四部分当代的法兰西

第十八章 法兰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29年第十九章 30年代的法兰西第二十章 解放时期的共和国第二十一章 第五共和国

02—

本书作者序

法兰西与历史有些国家没有历史，但法国并不在此列。自从人类出现在欧亚大陆起，如今名为“法国”的地界上发生的事件便有迹可寻。人口密度更早地高于其他地区：人们如今游览法国时不可避免地会邂逅一些史前景观，比如古迹众多的布列塔尼地区和西南部地区。在整个普罗旺斯、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脉，甚至在巴黎市郊都可以寻到新石器时代的踪迹。热切的勘探者和好奇之人不断丰富着新发现，而与此同时，被爱好者发掘的勘测场地也为当地和外省的博物馆提供了收藏。正是有一个爱好者发现了维克斯（科多尔省，法国东北部）双耳爵1，自此吸引了一批顶尖学者。整个法国就是一个博物馆。马赛人民是否愿意如其他地区建造一个巨大的交易所广场？他们便会发现一个福西亚港口。人们会在巴黎圣母院门前盖停车场吗？那便如置身于墨洛温王朝的庄园中。一个北部平原的农人在翻自家的甜菜地时，竟发现了一个墨洛温时期的墓地。我们就此大胆断言，如果某个富有的波斯人一时兴起买下了法国的整片土地，然后锱铢地去挖掘，那么几乎在所有地区都会有考古发现。法国的过去是如此的绚丽多彩，但我们了解到的只是只字片语。这些间断的碎片，正沉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出于地理方面的原因，法国的人口密度无疑是相对均匀的。今日法国的各地区和其邻国讲法语的地区向来是互通有无的。自恺撒征服之日起，著名的“罗马道路”便在领土上留下痕迹，并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即便在有道路之前，也有河道。法国这些静谧的河道，深入并连接了大部分地区。塞纳河、卢瓦尔河和加龙河深入腹地，有时可以使小船通航。如果说罗讷河和莱茵河过于湍急，从而更像是一道边境线而并非一条航线，那么法国重要江河的支流则灌溉了每一寸土地：多尔多涅河旁物产富饶的滨河地区、谢尔河和阿列河、安德尔河和维埃纳河，以及马恩河和瓦兹河，等等。在北部和东部地区，有着静谧美丽的河道：罗马人深爱的灵动的摩泽尔河，并在其岸边栽种了葡萄树；还有默兹河和桑布尔河，以及北部平原的所有河流。法国是个湿润的国家，这里的降雨量和流水量对希腊来说是个奇迹，对于埃及来说则是异常的，而且这些河流都没有形成瀑布。各个地区之间的山脉也没有形成天然屏障。人们完全可以绕过中央高原，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了从史前时期这片区域即可穿行。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塞纳河地区到达罗讷河和索恩河地区，或者从这些地区到达莱茵河沿岸地区。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天然“门槛”从西南部到东南部和巴黎盆地。于传统上讲，这些“门槛”曾见证着掩蔽着入侵者：加龙省和地中海之间的诺罗则山口、南部奥克方言地区和北部地区之间的普瓦图山口。在国家版图上一向最难通行的是罗讷河，正如奥克语复兴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笔下汹涌的《罗讷河之歌》。也正因其湍急的水流，成就了一些古老的“桥城”，尤以阿维尼翁和里昂最为著名。法国的北部和东部在莱茵河前面没有边界。据史料记载，如多瑙河东段河道一般，莱茵河也曾被来自东方的民族渡过，但是这次渡河很快便演变成了一场入侵。当罗马人想要在帝国西部安置一道防线时，他们选择了莱茵河。比利牛斯山脉作为南部的边境线也是很牢固的，但是同莱茵河一样，这道防线并未能阻断两边的人口迁徙或军事入侵。更不必说阿尔卑斯山脉了，其横向山谷根本就是一条条畅通无阻的大路！纵观历史上的每一个节点，法国都未能做到全身而退，而且饱受陆地和海岛居民的动乱之苦。布列塔尼陡峭的海岸并未能更好地阻止英国的入侵，正如广阔的诺曼底并未能阻止维京人一样。地中海地居民本该离开海边并栖身于高处的村庄以逃脱掠夺者的侵袭，从海岸到山脉再到边境河流，这些本该作为天然屏障，然而法国却从未真正安全过。作为一个来去自由的国度，法国却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各具特色的微型镇落。人们漫不经心地从一个地区进入另一区域，然而很快就会察觉到，几千米之外的地方不尽相同：例如风景、古迹、农业生产方式、农田的形状。有时当地的语言、房顶、建屋的石砖、传统的家具和饮食的习惯也大不一样。牲畜也是这个多样性的一部分。土壤和向阳的斜坡使酒的种类繁多。早在很久以前，法国就不曾有哪个地区没有自己特有的葡萄酒和奶酪。不同的草质决定了牛的多样性：诺曼底油脂高的双色奶牛、布列塔尼多筋腱的花斑奶牛、阿基坦身形优美的红棕色奶牛、朗格多克小体型的黑棕色奶牛以及沙罗莱的良种白色奶牛。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说家禽类有着和奶牛一样的多样性，那么教堂的造型也和奶酪一样多变，我们意识到法国人口中的“乡土观念”是符合史实和社会学逻辑的。今日组成法国这一“复杂的大熔炉”的各个民族，古往今来并没有断了联络，却也在各自城镇独守着风土人情并繁衍生息。法国人口的密度和多样化无疑得益于有利的自然条件：各个微型镇落都有其相对应的小气候，这些都促进了独有的畜牧业的形态。温带大洋气候，伴随着其由西到东、由北至南恰如其分地递进，使得每一寸土地都能各尽其职，并被各取所需。国土中的一大部分是由肥沃的沉积地质的广阔平原组成：加龙河和塞纳河盆地为中部提供了元素丰富、深厚且温暖的土地，为北部输送去淤泥土质，使得博斯和布里成为人尽皆知的富饶地区。佛兰德地区面对着欧洲西北部大平原，这片平原可延伸至比利时、德国，甚至最远可到达波兰和俄国。北半球无边的麦田带在法国北部海峡和芒什海峡遭遇滑铁卢，并一直延伸到诺曼底肥沃的牧场。冲积平原常常并不比沉积盆地贫瘠：阿尔萨斯平原、中部利马涅式的平原、罗讷河中下游的某些平原以及阿尔卑斯山的河谷，都是盛产谷物的地区。吉奥诺笔下的收割场景便是发生在杜朗斯的河谷。以贫瘠著称的诸如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地带，也会蓦然邂逅异常肥沃的盆地，并得益于其温和的气候，农收颇丰且人口剧增。“海西褶皱”式的法国在旺代、布列塔尼、阿登高原和中央高原有海滩及土质肥沃的绿洲。同田地、小气候及各具特色的微型镇落的多样性一样，法国的人种也具备多样性特征。纯正的法国人种并不存在，就像这世界上并没有独特的法兰西气候。穿越这片土地的人们多多少少都会以某种方式与当地人联姻。法国的山区居民并不都是生于大山，他们却在其成长的村落中见证了古老的外来人口的涌入。来自东方的滨海人民成为沿海至中部高原的始祖。在距今多少有一点久远的时代，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曾被北欧人占据。来自遥远的亚洲人也曾到处扎根于法国。移民的多样性使得法国人口的体型混杂：19世纪军队曾雇用北方体型高大的金发人种和中部粗壮的棕发骑兵。曾有高达两米的胸甲骑兵，也有一米五高的轻步兵，身高和毛发颜色不一的步兵，北部棕红头发和南法黑发棕色皮肤的士兵。如果传说中高卢人是高大的金发人种，那么中世纪的盔甲则展示了矮小短粗的十字军。法国人并不都那么矮小，他们有几种主要类型：纤瘦的金发阿尔萨斯人、头骨圆润的矮个子阿尔卑斯人、蓝眼睛暗肤色的奥弗涅人、走私犯大本营的巴斯克地区以及玫瑰红肤色的金发诺曼底人。但是这些体貌在每个地区、家族甚至某个家庭内部也会发生异变。19世纪起，工业化和城市人口增加，来自各地的人们在这些城市里混居从而使得人口变得更加混杂。同时也吸引了外国劳动力，大量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成为中部人的始祖，波兰人在北方繁衍，白俄罗斯人则在巴黎地区生息。这些人大都已经移民超过50年之久，早已经被完全同化了。四面皆开放的法国在其土地上不断地迎来送往这些移民者。传统意义上来说，法国引进的人口多于其输出的人口。如今十分之一的法国人来自非洲、葡萄牙、西班牙或者南斯拉夫。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最终都会回到他们的原籍地吗？如果从美国思维来理解“同化”这个词，法国无疑是欧洲大陆上同化性最强的国家之一。那些波兰矿工和皮埃蒙特泥瓦工就是这个同化现象的最好见证，他们已被打上“法国制造”的烙印，正如史前的游牧民族、东部的金发战士及南法晒黑的水手在过去相互同化一样。作为法国人谜一般的祖先，高卢人在罗马人入侵之前仍不为人所熟知。作为传奇的一部分，是考古学的发现让他们的故事变得具体和清晰。甚至在罗马帝国时期，也都是从征服者的角度来对高卢人进行描述。团结统一的观念对整个高卢，或者对高卢人来说，实质上是由历史上最早的入侵者所带来的觉醒。因此法国史的第一章不得不由高卢人说起。正如著名的高卢史专家阿尔伯特·格列尼尔所说：“在如此之多的为人所知或不为人知的组建起法国的民族中，高卢人是最早构思、表达并部分实现得以成为今日法国的理想政治蓝图的民族。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继承了他们的国家建设轨迹。”格列尼尔笔下的“理想政治蓝图”便是19世纪所有历史流派所公认的著名的“法兰西民族”的黏合剂。始于高卢人的无政府主义，这条通往“法兰西民族”的道路始终是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几乎所有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各自撰写其“法国史”。从某些方面来说，最出色的要数巴黎高师校长和索邦大学教授欧内斯特·拉维斯所写的版本。根据小学生世俗化、免费化的义务教育，这位第三共和国的著名人物倾注心力撰写了一部因其短小精悍而被亲切地称为“小拉维斯”的法国历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向年轻的法国人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应该为创建一个民族而自豪。继米什莱和维克多·杜辉之后，拉维斯以英雄叙事诗的方式讲述了法兰西人民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以及1890年迈向自由和民主的步伐。共和主义者所强调的国家主题让所有的法国家庭和谐地围绕在国旗周围，同时使学生们相信历史上的国王、皇帝以及共和政体都各自继往开来地促进了国土和人口的聚合。在共和党人士眼中，狡诈的美男子腓力四世、谨慎节俭的路易十一及自命不凡的路易十四被当作值得尊敬的君主，因其对“国土统一”所做出的贡献，人们在1890年情愿原谅他们曾犯下的明显的过错。法国史的叙述在长久以来都遵循这个双重的思路：先是围绕着法兰西岛上的历代国王的建国，然后至权利集中的国家的建立，即法国民众走向自由民主共和国，走向普选，走向人民当家作主。最后这一观点得益于米什莱和19世纪提倡自由主义的史学家。在整个中世纪漫长的岁月里，法国人生活在愚昧无知和排除异己的日子里。但全民族的努力和摆脱更发达文明（尤其是意大利）的集体愿望使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成为必要。在经历了千百次试验和数不尽的阻碍之后，法兰西民族在自身寻到了在充满敌意的欧洲大陆宣告独立的力量，以及实行民主政治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战争即为反抗老牌欧洲国家的“暴力欺压”。自圣女贞德的时代起，甚至于布汶战役时期，法国已不言明地有了形同国家的意识。只是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民团结的意志才有了司法框架。基于此观点，于米什莱而言，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国民愿望的实现。19世纪所有的自由主义的努力便是寻回这一丢失的理想，一个长期被倒退派和资产阶级政体压制的理想。因此，在所有出版的《法国史》中，民主这一主题与国家这一主题有着相同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主题同其他主题一样相互混淆并紧紧地与进步和社会道义相联系。在法国近现代史中，国家的概念常常左倾。同共和党人传布信仰的热忱相同，集体征召、军队和革命战争均为法国的观念。大革命不仅仅要使法国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也要以解放欧洲、解除奴隶制和为全世界的国家作表率为己任。它的视野遍及本土与全球。当法国人民自我解放之后，他们也会解救其他“共和国姐妹”，由此这些新组建的国家的根基与法国十分相像：这些国家冲破牢笼为的是实现正义以及巩固公民自由。1830年、1848年和之后的巴黎公社是这个普遍解放的理想的忠实拥护者。这一理想后来在1914年之后，被内阁爱国的社会党人以另一种形式重提和颂扬。在正义这个概念里，我们发现其本质是一种平等主义的意愿，而这一意愿其实早在法国大革命很久之前就已经在渴望集中权力的法国热情中显现出来。从王室法学家到首相，再到国家行政学院的历届毕业生，这一法兰西精神面貌的特点于国家崇拜中得到公认。当路易十四声称“朕即国家”时，他并没有沉浸在表现自我的傲慢，他想表达的则是国王作为公民权利的唯一担保人，应该把这一担保使命应用于其他配得上称作权利的方面，惠及所有的“享有此特权的人民”。旧的君主政体下的中央集权国家便以平衡各个地方主义、各地民俗、封建制度的残存以及历史反复无常带来的无规律为己任，某个公正的概念是希望所有“臣民”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了保持君主政体的中央集权传统，只需将国王的最高权力转交给人民。事实上，关于法国大革命最大的一个分歧来自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和支持民主的山岳派。吉伦特派向往一个封建的地方分权的国家，而山岳派则是相反的，它向往一个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主张的、以公正和效力于大革命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府。后者的观点是，联邦制的成功只能以外省的响应为根基，而真正的革命必须爆发在巴黎。这个倡导集权的巴黎人和分权的外省人之间的争辩跟法国一样上了年纪。它重现在过去和今日的各党派之间的对抗中。它存在于外省大贵族（今日的各大城市的市长）对法兰西岛上的国王和其国家机器的对抗。在路易十四打败贵族取得胜利很久之后，该争辩出现在外省议会对国王派遣到外省的总督的对抗中。它被拿破仑专断地扼杀，因其与各地行政长官模仿古罗马帝国建立了一个过度集权的国家。对某些史学家而言，真正的法国国家的建立来自这个决定性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确认平均主义和平均主义者的国家的时刻，“国家王”杜绝一切联邦制的争论，并减少所有独特的民俗和法律。历史的延续性并不仅仅是出自一种集中的意愿，也是来自这样的集中权力的热忱。国王并不是简单的土地的集中者，他们也是现代国家的缔造者。早在其他人之前，共和国和拿破仑已经继承了这些前人留下的遗产。如是说，那么显而易见法兰西的历史就很不丰满。它追随着一个走向当今法国的非常清晰的演变，摒弃了丰富离心力的糟粕和渣滓、外省遗失的文明及其留存的意愿。确切地说，现今历史发展的倾向趋于重新定义被揭露为简单化或有时故弄玄虚的民族史。历史的进程，尤其在法国，从不是一帆风顺或有章可循的。在各自的时刻，历史中的河流有着各自的出处。事态的发展重新聚集并于某个层面点上扩散开来：譬如法国大革命或那些大型战争。一个更长久更安稳的未来被定点在这些集体蜷缩的瞬间。在叙述过程中，必须强调这些决定深层次精神状态和加速无动荡时代变迁的特权时刻。但同时也要意识到瑰丽多彩的区域概况在“法兰西”现象的全球视角的解读中的嵌入，是如何在今日成为可能的。近20年来，区域史书写的尝试不断出现。有很严谨的关于布列塔尼、诺曼底、朗格多克及阿尔萨斯的历史研究，它们显著地改变了那些认为一切的路线均来自一个中心，一个以巴黎圣母院为界点的巴黎“视角”。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历史统一论和线性论的观点未能掩盖来自国家中心巴黎以及外省的对抗，这些抗争经常是激烈的，有时是令人沮丧的。曾几何时，敌对比政权更值得被提出来研究。北部男爵对图卢兹郡的凶狠、纯洁派2神秘的集体对抗在西南部留下了时间也无法抚平的伤口。皇家远征队在朗格多克新教地区、路易十四时期迫害新教徒的龙骑兵以及巴黎警员在塞文山脉的战绩都出自同一命令。敌对势力的反抗在法国边境地带最为持久，诸如布列塔尼、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多菲内这类最近更加依附于国家但拥有自己地方议会的地区。在对抗与谈判的视角下，巴黎与外省的关系有别于中央集权史的线性展望背景下的两者的联系，由此出现了得以幸存并蓬勃发展的饱满的区域文明，也揭示了某个演变或某个政治行为的某些方面的含义。这些方面决不能被简化为中央权力与边界暴民之间的充耳不闻的对话。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边界省份对其比邻的欧洲地区的影响很敏感。作为完美隔离的边境国，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一个异常局限的角色。它局限于国家对抗的艰难时期。和现如今一样，阿尔萨斯地区曾同属于德国与法国，佛兰德地区分别隶属法国和比利时，汝拉位于法国与瑞士边境，以及位于法国东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萨瓦地区。以至于在人们的观念中，如今区域性历史研究不是在找寻一系列的遗失的文明，而是致力于合理地忘记历史编纂学古老的传统中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叙述的视角，为的是将法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给他们在欧洲大陆上的延续。基于此，法国史的新的叙述期望能最大限度地找回在简化中丢失的东西，并为西欧人民的新的智慧做出一份贡献。

【注释】

1 古时就餐前用以混合水和葡萄酒的器皿。—译者注

2 中世纪法国等地的异端教派。—译者注

03—

本书译者序

国家记忆与民族性格

在公众眼中，皮埃尔·米盖尔（Pierre Miquel）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学专家。的确，他于1983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摘得法兰西学院的戈贝尔大奖（Prix Gobert）。但是，就其一百多部著作的论著范围而言，他更是作为一位“全能派”而获得学术界的崇敬。正如2007年11月27日，于米盖尔去世一日之际，保罗-弗朗索瓦·保力（Paul-François Paoli）在《费加罗报》中追思道：“他将自己定义为‘人类生活的历史学家’，这位天赋异禀之人擅长讲故事，懂得如何使故事变得引人入胜且发人深省。为了书写现代史，米盖尔毫不犹豫求助于那些见证过历史之人，尤其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收集了幸存者的证据作为资料。”（Paul-François Paoli, L’historien de la vie des gens, www.lefigaro.fr., 2007）

1930年，米盖尔出生于奥弗涅大区的阿列省。后期通过历史学科会考，获得在高中和大学任教资格。完成国家博士学位，取得文科博士证书。先后任教于卡尔诺中学、巴黎政治学院（1960—1970）、巴黎南泰尔大学（1964—1970）和里昂大学（1970—1971），后长期任职于索邦大学，著有《德雷福斯案》等（Paul-François Paoli,同上）。同时，米盖尔作为通讯与报导问题专家，曾任法国第二电视台制片人，负责文献资料工作，主持历史讲座，并著有《广播电台与电视史》等相关作品。作为一位全能学者，米盖尔在文学方面（小说与随笔集）也颇有造诣，著有《帽子商店》《戴红围巾的年轻男子》等。

米盖尔并未沉溺于电视台与文学方面的成就之中，他笔耕不辍，每年都有专著问世，有时甚至数本同时出版于Fayard、Albin Michel和Hachette等法国知名出版社。在其众多以“一战”为主题的著作中，脱颖而出的是《穿红裤子的法国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贵妇小径》《东线的大兵》《马恩河战役》以及《战死凡尔登》。除此之外，米盖尔还是《地铁站简史》和《历史中的花语》的作者。

如此博学之人，在通史的撰写方面自然水到渠成，正如姜芃在《法国史》的读后感中感概道：“写一部优秀的通史，是需要些功底和气魄的。”（《读书》，1989年第2期）由此肯定了米盖尔此书的独到性与可读性。而作者序言作为打开整部通史世界的敲门砖，涵盖了作者对历史书写的核心观点，并且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概括了本书的脉络。

在空间上，米盖尔为读者简要地描绘出了法国的地理条件：人口的密度和多样性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水土情况。恺撒时期修建的“罗马道路”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而即便没有这些入侵者带来的便利条件，法国丰富的河道资源也为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绵延起伏的山脉和湍急的河流并未形成天然屏障，法国自古至今都经历着人口迁徙和入侵。各个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经历着朝代更迭，却保留着各自城镇独有的地质面貌和风土人情。

在时间上，这部通史自公元前1世纪的高卢时代写起，至1969年的现代法国停笔。从篇幅上来看，全书的二十一章中，古代部分占据十章；近现代部分占据十一章，为总体的三分之二。这样的结构比重和安排也许是出于作者的考量。首先，米盖尔的专业领域为近代史，其主要研究亦集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再者，作者长期从事的广播电台工作，使其对当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且对时代特征更加具备发言权。最后，从历史的镜像原则来看，米盖尔的论述既轻快又沉重。“从古为今用的原则出发，以史家的眼光，哲人的思辨和文学家的语言，发掘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服务于法国乃至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陈伏保，《读皮埃尔·米盖尔的〈法国史〉》，《法国研究》，1987年第2期）

在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交错纵横之下，米盖尔的《法国史》选择了一条“对抗与谈判”的视角。长久以来，法国史的撰写遵循着“英雄叙事诗”的思路。历史学家对过往人物与事件的勾勒，不同程度成了民族凝聚力的黏合剂，例如19世纪著名史学家米什莱（Michelet）及其后的维克多·杜辉（Victor Duruy）。而米盖尔眼中最具使命感的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亦遵循此思路，讲述了法兰西民族如何走向团结统一与自由民主的道路。

该视角似乎成了法国史的书写传统，然而深究之下，却略显单薄。因为以上几位史学家认为：法国历史的连续性取决于要求联合的愿望与建立中央集权的热忱，基于此，外省的响应是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根基，而巴黎则是革命爆发的中心。米盖尔对此质疑，如果对外省的风俗文明及其生存意志置若罔闻，那么决定事件发生的深层次状态就无法被完整丰满地表达出来。相比之下，作者所强调的“对抗与对话”的视角摒弃了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有别于在线性背景下依照时间轴所书写的中央集权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区域文明则更加有助于把握历史事件或政治演变的脉搏。如今历史学的任务便是忘记单薄严苛的民族观点，重新研究区域历史在法国史中所起到的连贯作用，将法兰西生活的各方各面展现出来，来丰富西欧的语境资料。

这部通史即遵循这样的精神。米盖尔认为，自古以来，法国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都未能形成阻断入侵与移民的屏障，而外来民族无论带着哪一种动机来到这片土地上，最终都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进步。例如对于罗马占领高卢这段历史，米盖尔的视角是客观与进步的，他没有去描写杀戮与战争，而认为罗马治世为当地带来了长达4个世纪的繁荣，并且为分裂的高卢人带去了团结统一的觉醒。政治方面，从太阳王路易十四以来，法国便确立了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制度。直到19世纪，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逐渐确立，地处法兰西岛的巴黎，才渐渐失去了其政治主导地位。正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中所描绘的那样：法国大革命之后，贵族逐渐衰落，外省的资产阶级凭借经济实力与巴黎的古老贵族阶级对抗，刚上台的路易十八不得不颁布新宪法，向资产阶级让步。

因此，米盖尔认为，直到该世纪末期，法国的政治角逐的战场已经转移至外省。作者选择的通史撰写之路，既不推崇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留恋以巴黎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他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客观地看待历史，去寻找被人们遗忘的珍贵财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世纪之前的历史撰写却紧紧围绕着民族与民主两大主题。如果说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光景中，民族主义大体是通过中央集权来实现的，那么到了现当代，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联系的紧密，国别史的叙述早已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将视野扩展到全人类，着眼于发展与进步。

这一先进的史学思想和进步的世界观在米盖尔的著作中得到体现。从古代时期的罗马人入侵，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传播，再到近代时期巴黎成为欧洲的文化艺术中心，米盖尔在解析欧洲各国文明“联姻”背后深层次的政治原因的同时，将法国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的推进放到欧洲和世界的大局之下，其视角必然是进步的。而这一眼界的扩展也规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情怀，向读者展现出的是一个当代史学家放眼世界的宽宏气魄。例如，当米盖尔谈及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大领主出征意大利之时，他们的心中很少抱持中世纪的骑士精神这一传统，而是带着对先进文化的崇拜与渴望去冒险，最终新文化惠及法兰西，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此外，米盖尔也介绍了不同时期法国人的性格和心态的变化：高卢人性情暴躁好战，单纯且高傲；中世纪的法国人谦恭有礼，有着追逐淑女的骑士风度；文艺复兴时期崇尚文化与装饰；启蒙时代追求时尚，思想开阔；19世纪浪漫不羁。到了世界大战之时，注重生活品质的法国人变得一蹶不振，而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让他们找回了民族自信心。然而，不论各个时期的法国人拥有着怎样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质，他们都对法兰西这片土地有着共同的记忆。

而这些记忆碎片，正是由一种被称为“时间”的绳索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记忆之地。1984—1992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其主编的三卷本《记忆之地》（Les Lieux de mémoire, Gallimard，Paris）中，提出一个与集体记忆相关的概念，即在群体记忆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某一特定的时间、人物或事件，它可以是一个历史遗迹、一件器皿、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座博物馆、一个机构，也可以是史料档案、一个象征、一个口号或者一句谚语。因此，“迄今为止并未被人所知的过去，应当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来补偿社会的分崩离析造成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恐惧”，这便是历史学家的使命。当某个事物从遗忘的废墟中苏醒，并被集体赋予情感之时，它成了记忆之地。

诺拉总结的这些“复杂的事物”在米盖尔笔下似乎被重新赋予了生命，跃然纸上。不难发现，米盖尔在序言开篇，便借由一系列的古迹与文物来唤起读者对某一时期的记忆，例如维克斯双耳爵。同时，作者对于区域文明的重视也似乎启示诺拉提出了民族记忆的观点。某个地区独特的小气候和地形赋予了当地人民某种生活方式，影响了建筑特色，也造就了区域特定的人文精神和性格特征。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兰西大区中的历史遗迹必然能够召唤民族对于过去某一节点的记忆，而长久以来，外省被忽视的文明也具备同样的职能。

因此，将历史与记忆唤醒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历史的书写无非是围绕人与物的史料梳理。法兰西土地上不同草质的牧场决定了畜牧业的多样性，而食物的多样性也许正造就了不同的区域性格，正如萨瓦兰（Brillat-Savarin）在1825年出版的《味觉生理学》中所写：“告诉我你所食，我将告知你是谁。”然而，米盖尔的史学观点却少了些玄学的迷幻，“如果说家禽类有着和奶牛一样的多样性，教堂的造型也和奶酪一样多变，我们意识到法国人口中的‘乡土观念’是符合史实和社会学逻辑的。”与各具特色的微型镇落相同，法国的人口多样性也同样是不断融合与同化的结果：“移民的多样性使得法国人口的体型混杂：19世纪军队曾雇用北方体型高大的金发人种和中部粗壮的棕发骑兵。曾有高达两米的胸甲骑兵，也有一米五高的轻步兵，身高和毛发颜色不一的步兵，北部棕红头发和南法黑发棕色皮肤的士兵。”

如果说历史学家身兼唤醒民族记忆的重要使命（François Hartog，Temps et histoire.‘Comment écrire l’ histoire de France ? ’，1995），那么米盖尔无疑是一个优秀的代言人。历史应当从记忆中断之处找寻切入点，如果说拉维斯的通史作为一部记忆历史唤起了年轻人对共和国的爱国情感，那么米盖尔则致力于书写一部唤起整个欧洲对于法兰西的记忆，正如他在序言结尾的愿景：法国史的新的叙述“能最大限度地找回在简化中丢失的东西，并为西欧人民的新的智慧做出一份贡献。”

法兰西从来不乏为其撰写热血历史之人。放眼世界，历史学家主编或以一己之力撰写通史、国别史，甚至世界史的不在少数，但能够做到如同高空俯瞰上下几千年，将历史描绘成一幅流动的画面，鲜明地跃动于世界大舞台之上，实属难得。而一部法国通史兼具文化传播、民族自信心与民族特质的功能，便是凤毛麟角。不同于其他法国历史侧重的“民族”与“民主”两方面，米盖尔的《法国史》注重的是全方位还原几千年来法国历史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忘却编纂历史书籍时过于严格的民族观点，展现出的是法兰西各省的文化及其生存意志。它既是一部文化史（绘画、文学、艺术、雕塑等），也是一部社会史（社会风俗和民情），同时也是一部人类史，它介绍了从中世纪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人的意识形态和特质。身为巴黎索邦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兼任通讯与报导问题专家及电视台制片人，米盖尔的历史敏感、尖锐、幽默且多情，时而严肃，时而刻薄；读者在阅读长达六百页的法文原作时，竟不会因为冗长的历史事件叙述和繁杂的人物而感到厌倦，读到精彩之处笑出声来，也许就是对作者辛勤写作的致敬吧！

诚然，再伟大的学者也会有笔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在查阅资料的同时，发现了几个史料错误，已一一置于注释中。由于译者史学和语言水平有限，难免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马莎莎2021年3月

04—

精彩文摘

那些占领者

对高卢人而言，一段长期的鲜有暴动的“罗马和平”时期开始了。战败者的“同化”顺利地、和平地、逐渐地产生。在安东尼（Antonin）皇帝们执政时期，罗马人占领下的高卢处于繁荣昌盛的顶峰。仅在3世纪之后，它才开始经历磨难。这300年的和平生活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深的且不均匀的烙印。

罗马灵巧地施加其权力。高卢因战争受到重创：100万人战亡，100万人沦为奴隶。高卢部落惨遭蹂躏。到处，人们都期盼着秩序与和平。

罗马自这些有利的情绪中得益。它保留了高卢的行政框架，高卢的贵族精英加入罗马的自治市的组织中。在奥古斯都大帝（Auguste）执政期间，高卢被划分为三个隶属于皇帝的行省（阿基坦、里昂以及罗马帝国比利时地区）。那里没有长期的军事占领。直到2世纪，罗马强加于高卢一个与意大利系统相似的行政机构：九个行省中只有两个是军事的省份，即日尔曼罗马帝国地区。

元老院的行省纳尔榜南西斯由行省总督管辖。长发高卢人的三个省份由奥古斯都的副执行官（或称行省总督）管理，任期为5年。这些总督定居在桑特，其次是波尔多、兰斯和里昂。由于里昂是普朗古斯（Plancus）在公元前43年建立的殖民地，因此该地的行省总督比其他总督有威望。在罗马统治时期，里昂是长发高卢人地区的真正意义上的首府。

在对行省征收赋税以及征募高卢人入军这两件事情上，罗马人并未遇到什么阻碍。自愿进入军队的人数庞大。在应募当兵的同时，他们成为罗马公民。离开军队后，他们回到各自的乡镇，跻身显贵的行列。他们通晓拉丁文，拥有地产和补助金，受到普遍的尊敬。

在行省内部，古老的髙卢城邦仍保留着各自的边界和个性。人们之后在中世纪罗马帝国的行政区的城邦逐渐重新寻回了这些边界。因此，三大高卢族群的60个城邦以及纳尔榜南西斯行省的20个城邦得到了罗马政权的承认。

在占领的初期，各个城邦于被征服过程中的态度决定了他们是否被优待。人们对以下三种类型的城邦加以区分：加入联邦的城邦，罗马的同盟城；自由城邦；被雇佣的城邦。然而，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对各个城邦的统治并不加以区分，奉行统一的税收条例。在高卢地区，罗马人的城邦继续管辖其300个城镇。

效仿恺撒和奥古斯都在纳尔榜南西斯建立的殖民地，使高卢地区的首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罗马式城市。新城使原有的首府数量增加一倍，他们为城邦的政府各部门、市镇机关、法定掌权者以及外省的市议会议员提供办公地点。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城市也有其宗教职能。公元前12年，在里昂聚集了长发高卢人的60个城镇的代表来举行罗马和奥古斯都的祭礼。每年的八月一日，同样的集会以忠诚的名义举行。在里昂市的克鲁瓦-鲁斯城区的斜坡上，高卢人举行国祭的祭坛周围竖立着旧城的60尊雕像。这些每年聚集在一起的代表们，养成了褒扬或批评行省总督行为的习惯。奥古斯都曾希望高卢地区举行国家祭礼。他确实将此事列入帝国的政治生活之中。然而，在罗马还需要顾及高卢的社会舆论。

因此，高卢人接受罗马化。他们的自治市的行政官员常被授予罗马公民的称号。正如因着宜人气候吸引着大批的意大利人自愿定居的纳尔榜南西斯这类城市，里昂成了罗马的殖民地。因此，有多少外高卢人到高卢定居？大约有10万人在半个世纪中进行了迁移。那些新晋罗马人本质上都是取得罗马“国籍”的高卢人。

值得一提的是，该同化仅仅表现为确保精英的利益。老兵、贵族和行政官员是唯一的该同化的受益者，罗马人绝不轻易地将其元老院的大门向长发高卢人地区的“卓越之人”敞开。然而，罗马人仍将希望寄托在这些精英身上，他们将竞争的氛围带入高卢，这是一种罗马化的强劲的趋势。其余的一切全仰仗“罗马太平”带来的繁荣。

感谢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老师供稿！点击左下角“ 阅读原文 ”，即可查看本书的豆瓣主页！本号推荐书目的版权归相关出版社或出品方所有，书讯由本号整理发布，转发请注明原出处本公众号名称！整理不易，欢迎学界友人转发，点个 “ 赞 ” 和 “ 在看 ” 以示鼓励！感谢各位友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