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布什，里根，戈尔巴乔夫；1988年美苏纽约峰会，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NSA）
冷战史：冷战的终结，1985-1991
Cold Wa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85-1991
作者：卡罗尔·芬克（Carole Fink，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 来源：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第九章，有删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1987年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中回顾了五个世纪以来帝国的过度扩张。值得注意的是，著作的最后章节集中在美国。肯尼迪认为，美国正在从世界第一的位置上旁落，这不仅因为来自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经济竞争，而且主要因为美国冷战期间用于国防设施成本的不断攀升，这使得1985年的国家债务达到了1.8万亿美元之多。然而，到了1986年冬天，许多观察家对苏联的前景更加悲观。受阿富汗战争和海外补贴拖累，受世界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跌、贸易外汇收入下降、工农业生产下降的冲击，受技术落后和官僚作风僵化的拖累（那年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加之需要对抗日益动荡不安的少数民族，苏联似乎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然而，在1985年，没有人预料到美苏对抗的和平结束、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德国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接下来的短短六年时间。这些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历史辩论，争论它们如何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冷战实际上是什么时候结束的。1978年从苏联边疆斯塔夫罗波尔来到莫斯科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迅速成为政治局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并作为改革者和可能的继任者吸引了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注意。在提名戈尔巴乔夫接替勃列日涅夫的忠实拥护者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时，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赞扬了这位新领导人，说他有“永不熄灭的能量”，说他“把党、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前”。戈尔巴乔夫年轻、受过良好教育、能言善辩，并得到了党和军队首脑的支持，他在1985年3月接过了改革的指挥棒，要“实现了我们光明的未来”。然而，在戈尔巴乔夫上任的头两年里，他的国内政策反复无常，基本无效。他没有挑战苏联政权的核心——计划经济，也无法撼动过高的军事预算。这位新总书记及其政治盟友只好发动具有政治破坏性的反腐和反酗酒运动，并试图提振工业生产和劳动纪律，但也徒劳无功。1986年2月25日，在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三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十七次党代会之前推动了他的经济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意为“重建”）政策。与中国同时进行的改革不同（中国开始允许权力下放，并将农业和轻工业作为现代化的发动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计划，强调重工业，并保持斯大林式指挥系统的诸多宏观经济层面。总之，他的改革未能缓解苏联经济的发展瓶颈和短缺问题。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观点很大胆，也与邓小平不同。后者忠于稳定，并最终排除了民主改革。戈尔巴乔夫却将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结合在一起。戈尔巴乔夫瞄准了苏联根深蒂固的执政党和官僚制度，采纳了安德罗波夫提出的一个胎死腹中的计划，通过将新的（甚至是西方的）想法引入苏联环境，让苏联人民参与国家现代化，以削弱官方的权力。他甚至授权公开苏联的黑历史，包括它最黑暗的时刻，这引爆了可以回溯到列宁统治的批评。可以肯定的是，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是自上而下地重振共产主义制度，以此来保护它，但要将经济改革与政治开放结合起来，这位苏联领导人需要冒着风险，释放他最终无法控制的力量。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上更加大胆，因为他认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他国内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要素。他确信苏联最大的威胁是核战争，但庞大的军事预算是无法承受的压力，因此他打算通过减少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国际对抗来缓和关系、实现安全。在召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后，戈尔巴乔夫大胆地开启一步步谈判，这些人里包括新任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和他的外交政策顾问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y Chernyaev）。戈尔巴乔夫决定，减少苏联的孤立政策，并向包括西欧、日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家伸出双手。然而，苏联不可能突然放弃战略利益。1985年，莫斯科增加了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并向古巴、尼加拉瓜、越南、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提供援助。面对心怀戒备的西方人，戈尔巴乔夫誓言结束军备竞赛来争取他们的支持。在上任之前的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就曾经到访英国，他把欧洲称作“一个共同的家园，而不是军事行动的战场”。他要使撒切尔夫人相信，自己是一个可以和西方一起“做事情”的人。但是，面对国会的强烈反对，里根政府不接受这位新领导人的意见，还加深了美国对苏联人的不信赖，并对苏联的人权记录大加指责。尽管如此，里根在一次私人通信中表达了对双方峰会的兴趣，他向戈尔巴乔夫保证，自己希望谋求“相互理解与和平发展”。美苏两国领导人于1985年11月在日内瓦会晤。在六年来的第一次超级大国峰会上，双方没有签署任何协议，但为期两天的会议给了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一个相互评估和表达分歧的机会。尽管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宣称“核战争永远打不赢，也决不能打”，并同意加快军备控制，但里根仍为星球大战计划（SDI）辩护，戈尔巴乔夫也拒绝扩大裁军议程。1986年，这种裂痕继续扩大。为了争取全世界对苏联和平攻势的支持，苏联单方面暂停核试验，戈尔巴乔夫呼吁重启陷入停滞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并大胆呼吁在2000年之前完全消除核武器，表示愿意接受现场视察。里根政府继续驳斥所谓的莫斯科“宣传策略”，嘲笑戈尔巴乔夫，驳斥他提出的大规模削减欧洲常规军事力量的提议，认为这是分裂北约的策略。华盛顿强调了美国的强硬立场，宣布进行一系列新的核试验，加强在阿富汗的反苏行动，发动几次极具挑衅性的情报收集活动，为B-52轰炸机配备可以在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对莫斯科的盟友利比亚进行空袭，指责利比亚支持全球恐怖主义。1986年，伴随两起耸人听闻的间谍丑闻，美苏关系也降至冰点。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坚持带来1986年10月11日至12日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第二次峰会，这是整个冷战中最令人瞩目的会面之一。峰会第一天，戈尔巴乔夫提议将所有战略武器削减50%，消除欧洲所有中程导弹，将反导条约延长至少十年，重启陷入僵局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这让美国人感到震惊。美国人在第二天提出了他们的回应，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世界各地消除所有战略导弹，戈尔巴乔夫进一步提出废除所有核武器。里根感觉到了一个阻止核战争威胁的独特机会，于是欣然同意了。令他们的顾问和盟友非常懊恼的是，两位领导人突然同意在1991年之前将他们的核武库减半，并在1996年之前完全消除它们。然而，双方在星球大战计划上存在分歧，因此雷克雅未克峰会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无论多么不切实际，这场峰会对两位领导人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戈尔巴乔夫可以做出重大让步，但要求美国把星球大战计划限制在实验室里。里根拒绝了。在峰会令人失望的结局后，双方都用尖刻的言辞指责对方，美苏关系再次降温。媒体强调，因为峰会没有成功，所以两位领导人在各自国内也都遭遇了重大挫折。在里根这边，有民主党占领国会两院和伊朗反政府丑闻的爆发。在戈尔巴乔夫那边，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阿富汗伤亡人数不断增加，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暴跌，苏联经济崩溃，国家赤字不断膨胀。戈尔巴乔夫拒绝放弃和平攻势，他想制造更多的惊喜。为了恢复苏联在世界舆论中的声誉，他在人权方面发起了重大突破，举措从1986年2月释放著名的犹太裔政治犯纳坦·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开始。1986年12月19日，戈尔巴乔夫亲自致电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通知他从下诺夫哥罗德首府高尔基市的内部流放中获释的消息。一个月后，苏联停止了对英、美、德等国广播的干扰，并取消了对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等违禁书籍的审查。克格勃减少了因政治罪被捕的人数，政府释放了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并允许更大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1987年，获得出境签证的犹太人人数从前一年的不到1000人增加到近8000人。尽管如此，里根还是对这位苏联领导人持怀疑态度，并猛烈抨击着这个“邪恶帝国”。在1987年6月造访柏林期间，这位美国总统站在勃兰登堡门前，敦促戈尔巴乔夫拆除包围西柏林的围墙。两位领导人继续表达了对军备控制的支持，但直到戈尔巴乔夫不再反对星球大战计划，并从谈判中删除了削减战略武器的要求，才使一项关于中程核力量（INF）的突破性条约成为可能。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谈判，美国和苏联达成了一项开创性的协议，到1991年销毁欧洲所有短程和中程陆基核弹。这是近十年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第一份战略武器协议，是史无前例的突破，旨在呼吁消除一整个类别的核武器，并建立详细的核查措施。投桃报李，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2月开启了著名的美国之行。在勃列日涅夫访美十四年后，戈尔巴乔夫的美国之旅成为一场精彩的表演，在此期间，他与华盛顿的人群打成一片，并于12月8日在一片祥和的白宫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这份条约只能消除超级大国约4%的核武器，谈判的拉锯战却持续了数月之久。戈尔巴乔夫随后采取了重大措施，结束了苏联在海外的军事和经济活动。1988年2月，他宣布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出所有苏联军队，并在两年内完成。这一年，苏联还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军队撤出柬埔寨，从而结束了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另一场重大冲突。另外，苏联减少了对越南、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盟国政府的援助，并准备撤离金兰湾。里根也做出了回应。在总统任期仅剩六个月之际，而且仍笼罩在伊朗丑闻的阴云之下，这位美国总统对莫斯科进行了他的首次访问。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访问。尽管没有签署条约，但仍然是一场盛大的活动，苏联的首都热烈迎接77岁的前任对手。里根会见了人权活动家，向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发表了讲话，说“自由最终在贵国人民和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开花”，呼吁“一个和解、友谊与和平的新世界”。里根还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在红场漫步，在那里，他在回答记者关于“邪恶帝国”的问题时宣布：“我说的是另一个时代，不是这个时代。”然而，尽管所有迹象都显得很友好，但里根还是拒绝发表支持克里姆林宫的联合声明：“所有国家的平等、不干涉内政和社会政治选择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强制性的国际关系标准。”戈尔巴乔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时刻还在后头。1988年12月7日，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冷战结束，不仅放弃了1945年的雅尔塔解决方案，而且放弃了自1917年11月以来苏联和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根据这位苏联领导人的说法：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进入历史，阶级冲突将不再主导全球政治。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将进步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时代。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必须是国际政治中决定性的优先事项，要求国际关系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
武力或武力威胁既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剥夺一个国家的选择自由，无论其借口是什么，都是在破坏已经实现的不稳定之平衡。选择自由是一项普遍原则，没有例外。
戈尔巴乔夫谈到的第三点是宣布军备竞赛中的一个新现实——鉴于超级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囤积武器的原则将被“合理充足”的原则取代。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宣布单方面裁减苏联军队五十万人，并从东欧的苏联军队中撤出五万名士兵和五千辆坦克，还提议进行更大规模的裁减谈判。一天后，戈尔巴乔夫在纽约与即将离任的里根和美国新任总统老布什私下会面，敦促在军备控制方面迅速取得进展，最终彻底废除核武器。因此，在三年内，这位曾经的安德罗波夫的门徒彻底改变了苏联的外交政策，用激进的国际主义取代了救世主的马克思主义信条。反应最强烈的是《纽约时报》，该报12月8日的社论把戈尔巴乔夫和威尔逊、罗斯福和丘吉尔相提并论。许多学者认为，冷战在1988年12月结束，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根据这种观点，其中一个超级大国干脆取消了1917年开始的意识形态竞争，退出了1945年后的军备竞赛，并放弃了对依赖苏联武力和经济补贴的政权控制。尽管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但在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再有激进的精神。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和霍梅尼政权的过激行为已经使群众起义不再是实现政治和社会正义的一种手段。20世纪的重大革命反过来被无情的革命集团利用，导致了恐怖、独裁和索尔仁尼琴等人叙述的人类噩梦。20世纪80年代，由于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复兴，加之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世界（尤其是亚洲）的惊人成功，也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共产主义的尝试，左翼意识形态被削弱了。两种古老而强大的力量填补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留下的意识形态空白，一种是宗教，以伊朗的激进伊斯兰主义为代表，也以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狂热基督教教义为代表，这位富有魅力的波兰领袖在教皇任期内访问了129个国家，倡导反〇，提倡人权。其次是被苏联共产党长期压抑的东欧民族主义，如今被东欧人民视为进步的历史发展动力。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正统的东德领导层为了赢得民众的支持，也把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和社会主义者的“老克星”俾斯麦作为民族英雄加以表彰。然而，没有迹象表明，1989年将在冷战开始的地方见证一场惊人的变革。1月15日，成千上万的人和平聚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纪念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为抗议苏联入侵而自焚二十周年，一些人高呼戈尔巴乔夫的名字，以斥责捷克领导人拒绝进行改革。紧张的领导层命令警察使用防暴棍、警犬和水炮进行残酷镇压，近九百名抗议者被逮捕。尽管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谴责这种违反《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的行为，但即将上任的老布什政府并没有准备好挑战苏联对东欧的控制。然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已经岌岌可危。他们的经济处于废墟之中，背负着对西方的巨额债务，物价上涨，工资停滞。他们的领导层萎靡不振，缺乏意识形态的热情，反对派也变得更加挑衅。莫斯科重申放弃勃列日涅夫的学说，同年3月，克里姆林宫发言人重申，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誓言得到了最反叛的两个卫星国的支持——波兰和匈牙利。在波兰，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试图模仿苏联的经济改革，但经济继续恶化，于是莫斯科批准与团结工会领导人进行圆桌谈判，这导致了1989年4月工会的合法化和全国选举，并在8月成立了由团结工会候选人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领导的联合政府。在匈牙利，苏联在1956年扶正的党魁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于1988年5月被推翻，新任共产主义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下对宪法进行了彻底修改，安排了自由的全国选举（包括多党制），并于1989年5月2日打开了通往奥地利的隔离铁丝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也在酝酿一场民粹叛乱。尽管东德的生活水平还不错，但人们对党魁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 ）统治下的警察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不满，这个国家由臭名昭著的史塔西（Stasi）控制。1989年夏天，匈牙利开放边界后，成千上万的东德公民涌入该国，打算借匈牙利逃往西方。当他们被阻止时，他们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挤破了西德驻布拉格的大使馆，坚持自己要留在那里，直到被允许前往联邦德国（FRG）。但是，就在两个德国为他们的移民做出安排时，剩下的东德公民要求彻底改革东德社会，并走上街头高呼“我们是人民”和“我们要留在这里”。随着示威活动在全国蔓延，东德领导层考虑到暴力清场方案。10月6日，戈尔巴乔夫抵达东柏林，参加东德成立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发现，数以万计受过教育的年轻公民大批出走，大批民众要求民主，这令当时的政权感到震惊。在检阅台上，戈尔巴乔夫站在昂纳克旁边，也站在一群点燃火炬的政党青年游行队伍面前。戈尔巴乔夫听到了东德人请求他帮助他们获得自由的呼声。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敦促东德“在为时未晚之前”关注人民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命令驻扎在东德的五十万苏联军队留在军营里，不得支持东德政府镇压反对派。东德领导层试图平息难民潮，平息抗议，却在军事解决方案面前退缩了，并策划了一场高层变革。10月18日，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取代了每况愈下的昂纳克。这位新晋领导人在11月1日前往莫斯科接受指示后，宣布了党和政府的重大改革，但是为时已晚。当难民和群众不断增加时，东德领导层一头栽进了深渊。11月9日，克伦茨宣布，东德解除了前往西方的大部分旅行限制。当晚，一名党的发言人向媒体保证，这项政策将“立即”实施，却忘记了人们需要护照和签证。听到这个消息，成千上万的东柏林人涌向柏林墙的中转站，迫使警卫打开大门，然后涌入西柏林，在那里他们受到香槟和鲜花的欢迎。几个小时内，全世界看到柏林人站在柏林墙边，拆除冷战最重要的象征，这道屏障将这座城市分割了二十八年。柏林墙的倒塌让莫斯科大吃一惊。1989年11月9日，人群自发地向西移动，突然粉碎了戈尔巴乔夫在欧洲东西方之间逐步和解的希望。东方不仅摆脱了共产主义，而且这个集团正在解体，每个国家都向西方“冲出柏林墙”。在波兰和匈牙利达成的、精心设计的妥协很快就瓦解了。就连忠于共产党的保加利亚也在11月9日罢免了长期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并宣布举行自由选举。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大体上和平的“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强硬派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曾试图使用武力镇压抗议活动，但当示威者拒绝散去，而莫斯科也拒绝采取军事解决办法时，该政权崩溃了。12月29日，在胡萨克辞职后，曾在共产主义监狱中待了五年的作家、持不同政见领袖哈维尔（Vaclav Havel）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只有罗马尼亚经历了广泛的暴力。共产主义领导人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自1965年以来一直实行铁腕统治，抵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有改革要求，他决心粉碎反对派。12月22日，在军队拒绝向人群开火后，独裁者和他的妻子逃离了首都，但在三天后被抓获、审判，并被行刑队判处死刑。总的来说，六个国家大约1.1亿人受到了这年突发事件的影响。第二年，东欧人民举行了四十五年来第一次自由的多党选举。除罗马尼亚外，其他国家开始使用民主人士，包括曾经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取代了共产主义者。他们逐渐建立了自由市场，并最终退出了共产主义贸易集团，也退出了华沙条约组织。他们开放了自己的档案，纪念1953年、1956年和1968年苏联干预行动的受害者，为那些遭受政府迫害和暴力的人恢复名誉，点名和惩罚党的告密者和施暴者。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摆出了一幅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承认苏联对1940年屠杀数千名波兰囚犯负有责任。在不贬抑反对派的勇气和韧性的情况下，东欧的转变原本是不可想象的事。这位苏联领导人不仅激励了改革者，而且还通过从阿富汗撤军、拒绝在经济上支持他们以及宣布在欧洲撤军震撼了他们的统治者。戈尔巴乔夫接受了相互安全、相互依存和“欧洲共同家园”的新思维，并兑现了他在联合国的承诺，放弃了莫斯科在“二战”中的巨大收获，也就是四十五年来构成苏联西方安全区的意识形态政权。尽管美国被视为东欧的解放者，但它在1989年扮演了一个非常克制的角色。即将上任的老布什政府被席卷世界的“戈尔巴乔夫狂热”搞得心烦意乱，担心它会挑战西方联盟。它还拒绝了基辛格的提议，后者提出建立一个共同的超级大国来控制东欧政治的变化。美国公众和华盛顿不再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尽管老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动机持怀疑态度，但他也不愿鼓励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推翻总书记，并使用武力维持苏联对东欧的主导地位。面对他的政府内部的分歧，老布什（很像戈尔巴乔夫）选择支持东欧的逐步过渡，而不是激进的变革。其实，华盛顿最初对多样化的、分裂的波兰反对派运动持怀疑态度。尽管老布什公开欢迎改革进程，宣称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完整而自由”的欧洲，但他只向波兰和匈牙利（以及美国的西欧盟国）提供了少量的财政援助。在7月访问波兰和匈牙利期间，老布什慷慨赞扬了那些接纳和平过渡的保守派领导人，从而帮助他们保持权力地位。直到11月9日，共产主义的主导地位被打破后，华盛顿才放弃对东欧民主力量的谨慎立场。一些学者认为，1989年12月在马耳他举行的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是冷战结束的关键日期。中欧和东欧的一连串事件终结了反〇帝国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推回策略（Rollback）和勃列日涅夫的强制干预主义。马耳他的会晤大体上还是很友好的。但在更大范围的美苏关系中，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被削弱的人物。他没能说服老布什反对星球大战计划，他也承认他的经济改革正在失败，并公开请求美国的帮助。戈尔巴乔夫还告诉老布什：“我们不再把你们视为敌人了。”分析人士把1989年底这个时刻视为苏联的重大失败，尽管美国和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几乎并行不悖，但它们取得了不平等的结果。虽然华盛顿为避免铁幕另一边的暴力而赢得了宣传上的胜利，但莫斯科失去其所有的卫星国，这是计划之外和不可挽回的后果，对苏联的威望和安全是一个重大打击。可以肯定的是，和英国、法国最终从帝国的结束中受益一样，摆脱代价高昂、社会不满的附属国很可能会加强苏联，并促使它加入一个统一的欧洲。但是，因为分裂了东欧、推举了非共产主义征服，戈尔巴乔夫也冒着在苏联内部引起重大政治反弹的风险。没有什么比德国的分裂更能象征冷战。苏联对东德的控制对斯大林来说是一个重大收获，他的继任者一直致力于维护克里姆林宫最强大、最正统的华约成员国。尽管西方列强官方上支持统一，但他们并没有预料到统一的实际发生。只要西德是北约和欧洲共同体的主要支柱，西方就满足了。保守的民族主义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有不同的目标。他要团结他的人民，把他们从超级大国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科尔预感到东德即将崩溃，于是抓住柏林墙倒塌的时机，要求所有德国人享有自决权。在11月28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之前，他宣布了十点计划，呼吁东德进行自由选举，并在“泛欧洲框架”内最终统一德国。科尔的演讲不仅震惊了东方，也震惊了西方。德国的北约盟国英国和法国事先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和波兰、苏联一样，对一个拥有8200万人口的德国突然出现统一的前景感到震惊。科尔虽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但持续不断的难民潮和东德的迅速崩溃迫使他做出了有力而迅速的反应。科尔唯一的支持者是老布什。老布什立即支持他的十点计划，并意识到柏林墙倒塌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决心把德国问题引向美国的方向。出于对德国中立的警惕，老布什向科尔施压，要求他接受完全北约成员国身份，以实现德国的统一，这是美国提供支持的代价。然后，老布什又说服苏联和西欧国家同时接受这两个条件。在马耳他，他向戈尔巴乔夫保证，美国不会从德国的问题中谋求好处。在1989年12月的北约峰会上，布什平息了撒切尔夫人的强烈反对，并同意将德国的统一与更深的欧洲一体化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建设联系起来，从而赢得了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 ）的支持。1990年伊始，老布什试图利用苏联国力衰弱和东德衰落的时机，在德国统一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国会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2+4”），即两个德国就统一的实质问题进行谈判，而四个占领国（英、法、美、苏）在国际问题上进行协商。老布什说服了所有政党，让他们的利益将得到满足。尽管如此，德国统一的关键仍在莫斯科。到1990年2月，当科尔前往苏联首都时，戈尔巴乔夫彻底改变了他的立场，他从对十点计划的愤怒转变为接受德国统一。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不仅扭转了苏联几十年来的政策，而且还消除了苏联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流血冲突仍记忆犹新的记忆。戈尔巴乔夫同意老布什的看法，认为德国人现在可以信任了。但他突然放弃东德也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因为戈尔巴乔夫希望得到德国的大量直接援助，帮助苏联实现经济现代化，但是美国拒绝加入这一倡议。德国加入北约立即引发了麻烦。这件事暴露了华盛顿的野心，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存构成了威胁，遭到克里姆林宫的坚决抵制。老布什没有咨询他的北约伙伴便给出回应，他提议对北约进行彻底的改革。5月在华盛顿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的峰会上，老布什还提出了一项谷物贸易协议，并承诺加快目前的军备控制谈判，以获得戈尔巴乔夫的同意。他说服苏联领导人，根据《赫尔辛基协议》的原则，“一个主权国家有权选择自己的联盟”。当愤怒的苏联官员提出抗议，并迫使戈尔巴乔夫放弃谈判时，老布什在科尔的帮助下向他们的盟友施压，要求实施改革。在1990年7月5日至6日的伦敦峰会上，北约彻底修改了四十年来的军事战略和结构，提出与华约组织建立正式联系，并提议扩大和提升“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的作用——戈尔巴乔夫青睐它，认为它是重塑欧洲安全的工具。在《北大西洋联盟转型宣言》（Declaration on a Transformed North Atlantic Alliance）中，北约向莫斯科保证，“我们不再是敌人”。老布什的战略取得了成功。十天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和高加索地区接待了科尔，他的地位因再次当选苏共总书记而得到巩固。戈尔巴乔夫解除了对统一的所有反对，缓解了德国领导人的焦虑。由于西德政府在两国之间的正式协议中明确规定了实质性的经济让步，德国的统一更为容易。在科尔的强势领导下，德国人之间的谈判开始了。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以统一为纲领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获得了胜利，西德和东德之间的货币联盟也于7月1日生效。东柏林政府因每天两千多名公民大批离开，以及公众要求统一的压力而正式同意加入欧盟。科尔政府注意到邻国的担忧，他向莫斯科保证，西德将承担东德的债务和贸易，并向欧洲共同体承诺，不会要求伙伴为崩溃的东德提供援助。西德政府还同意将西德军队的规模限制在37万人以下，维护《核不扩散条约》，并维持与波兰现有边界的承诺。仅经过八周的谈判，东德和西德的代表于1990年8月31日签署了德国统一的条约，并于9月20日获得了两国立法机构的绝大多数的批准。统一的形式与统一的发生一样重要。西德没有建立两个主权政府之间的谈判联盟，这本是起草新宪法的需要。西德只是简单地从前东德领土合并了五个州，并将其条约、政治结构、经济、社会和司法体系扩展到被兼并的领土。结果不仅是一个在1990年仍在73个国家维持外交使团的政治实体的消失，而且西德在随后的日子里竭力抹去东德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城镇、街道和建筑的名称），并使前东德公民相信，他们已经离开德国四十一年了，尔今终于要回归故国。1990年8月2日，囊中羞涩的伊拉克入侵并吞并了富裕的邻国科威特，这一戏剧性的事件给德国统一谈判蒙上了阴影。在东西方合作的首次考验中，戈尔巴乔夫支持联合国谴责莫斯科的长期盟友。在说服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撤军失败后，这位苏联领导人不情愿地批准了一项由美国发起的更强硬决议，威胁将使用武力。这是自1956年以来，美国和苏联第一次站在同一边。不出所料，国际社会对德国统一条约的批准进行得很顺利。四个占领国同意终止它们在柏林和德国的“权利和责任”，西德政府增加了4.2万平方英里和约1660万人口，并获得了内外事务的完全主权。9月12日，最终协议签署，并于10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上获得了各国外长的批准（两天后生效）。1990年10月3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五年，德国分裂四十一年后，西德不复存在，国家重新统一。由老布什和科尔促成的德国统一是冷战结束的第三个重要标志，也是苏联的又一次挫折。戈尔巴乔夫也许用一个麻烦的卫星国换来了一个心怀感激、慷慨大方的经济伙伴，但他的被动和优柔寡断带来的收益远远少于损失，并在国内引发了严重的反弹，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到1990年，苏联已不再能够阻止德国统一。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其他方面摇摆不定，但他仍然坚持联合国宣言的原则。此外，苏联内部的弱点使他无法在政治上进行阻挠——要么加入撒切尔和密特朗的反对者阵营，要么引诱德国脱离西方。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逐步后撤的背后，是苏联自身日益混乱的局势，包括经济的急剧下滑、种族暴力、分离主义运动以及军队和克格勃日益强烈的敌意。戈尔巴乔夫迎来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这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不仅为了一碗“粥”而出卖了东德，而且还放弃了建立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基础上的新欧洲宏伟愿景，转而去拥抱一个不断复兴、逐步东移的北约。苏联解体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内因和外因兼而有之。在国内，这个有着六十九年历史的国家从上、中、下三个层面都出现了分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破坏了共产主义制度和中央指令经济的稳定，受到心怀不满和被夺权的苏联精英的挑战，被要求独立的基层民族主义运动的破坏。外界的影响几乎同样重要。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至1989年间大幅降低了苏联在欧洲和海外帝国的开支，减少了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从阿富汗撤军。他拥抱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接受赫尔辛基的人权原则，向西方人民、媒体、文化和思想敞开怀抱，允许中欧和东欧和平转型——所有这些都助长了克里姆林宫既没有预测到也无法控制的离心压力。叛乱首先在波罗的海国家拉开帷幕，这些国家是受波兰事件影响最直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1989年8月23日，正值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缔结五十周年纪念日，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约一百万人携手沿着连接塔林、里加和维尔纽斯的403英里公路（史称“波罗的海之路”），抗议苏联的“非法”占领。一年后，这三个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宣布独立，而格鲁吉亚、乌克兰、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也纷纷效仿。俄罗斯紧随其后，是苏联最大、人口最多的共和国，其民粹主义领袖叶利钦（Boris Yeltsin）宣称，俄罗斯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并呼吁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国际方面仍然很重要。戈尔巴乔夫为改革寻求西方援助，面对关于德国的复杂谈判，并在1990年进行艰难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这时，他对反叛的共和国采取的是和解而不是武力，而且他得到了老布什政府的支持。华盛顿担心苏联解体会造成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稳定，以及对少数民族的暴力，因此对分离主义运动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尽管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但华盛顿敦促他们的领导人与莫斯科进行和平谈判。1991年，即将离任的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警告说，“独裁统治即将到来”，这标志着关于苏联未来的斗争达到了顶峰。戈尔巴乔夫对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感到震惊，于是转向右翼，任命了一个由强硬派组成的新内阁，这些人决心保持政党对国家的控制。1991年1月，戈尔巴乔夫为了夺回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控制权，派遣了苏联军队，这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评。3月，戈尔巴乔夫改变了主意。他提议将苏联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联盟，拥有共同的总统、军队和外交政策，并宣布就新的联盟条约举行全民公投。然而，3月17日的投票遭到十五个共和国中的六个（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联合抵制。老布什政府的立场分为两派，一方面是五角大楼长期以来想要摧毁苏联，另一方面是国会对破坏这样一个日益包容的政治实体的稳定持谨慎态度。老布什虽然仍然不理睬戈尔巴乔夫的大量经济援助请求，但在政治上继续支持他。这年7月，老布什前往莫斯科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这是一个重大成就，大大削减了超级大国的核武库。随着苏联军队从中欧和东欧撤出，“第三世界”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以及1991年核军备竞赛的结束，戈尔巴乔夫一手打造的国际革命完成了。不过，这场国际革命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开出的条件实现的。上次在莫斯科举行的冷战峰会上，美苏双方友好地交换了意见。老布什承认了戈尔巴乔夫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合作，并设想未来在非洲、亚洲、中东和中美洲的双边合作——然而，在这些地区，美国的力量明显增强，而苏联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在乌克兰停留期间，老布什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惊人成就”，支持欧盟条约，并告诫那些寻求独立的人不要宣扬“基于种族仇恨的自杀式民族主义”。但三周后，苏联开始解体。尽管有政变的警告，戈尔巴乔夫还是大吃一惊。8月18日，那时的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他计划第二天返回莫斯科，参加8月20日签署的欧盟条约。但在8月18日，戈尔巴乔夫核心集团的四名成员突然来到他的别墅。他们意图阻止该条约，因为该条约将摧毁苏联。他们要求戈尔巴乔夫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戈尔巴乔夫拒绝后，他们将他软禁起来，并切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第二天早晨，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次政变。一个由八人组成的紧急委员会声称戈尔巴乔夫身体欠佳，于是接管了政权，向莫斯科和其他苏联城市派遣坦克和军队，封锁了波罗的海诸国。老布什立即谴责“诉诸武力违反宪法”，并呼吁让戈尔巴乔夫重新掌权。苏联人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自由主义者，比如诗人兼议员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他号召自己的同胞保卫祖国。另一派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欢迎中央集权的回归。剩下的大多数人只能被动地等待结果。突发事件委员会犯了几个错误。其中之一是，他们缺少一位年轻、有魅力的领导人。他们也未能获得军事要员和克格勃官员的支持，所以许多人拒绝执行他们的命令。但最重要的是，叶利钦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叶利钦宣布接管违宪，呼吁民众只服从他的政府。他以一种非常有力的姿态呼吁抵抗，于是数万名莫斯科人周围了警戒线，竖起了路障，以抵御即将到来的攻击。民众也聚集在列宁格勒和俄罗斯的其他主要城市。由于电话线路没有被切断，叶利钦能够接到来自老布什、科尔、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的电话。政变在三天后失败了，因为不确定军队的忠诚度，取消了攻击，并允许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但是，回到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已然崩溃的领导人。他的国内革命被他的对手叶利钦和俄罗斯人民接管了，后者捍卫着一个尚未建立的民主制度。在戈尔巴乔夫重建苏联的想法被拒绝后，凯旋的叶利钦提议建立一个更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也就是独联体。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拒绝加入。一切很快就结束了。叶利钦完全控制了他的新俄罗斯，也系统性地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留下的权力。十五个共和国中的八个（包括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斯拉夫腹地）追随波罗的海国家，宣布完全独立。1991年圣诞节，苏联第一任民选总统和最后一任共产党总书记辞职，当晚，锤子和镰刀从克里姆林宫落下，取而代之的是蓝、白、红色的俄罗斯三色国旗。在冷战遗留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老布什政府并不急于抛弃戈尔巴乔夫。1991年9月，华盛顿与苏联达成协议，从古巴撤出所有军队。随后，双方同意在1月1日停止向阿富汗运送武器，并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解决萨尔瓦多的和平问题，大幅削减陆地和海上的战术核武器。10月，美国和苏联与中国就柬埔寨问题达成和平协议。此外，美国让苏联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发挥作用，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转变。海湾战争结束时，莫斯科与以色列恢复了外交关系（1967年断绝）。1991年10月30日，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德里联合召开了阿拉伯—以色列和平会议。但到了12月，华盛顿意识到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在来自乌克兰裔美国人越来越大的压力下，老布什没有倾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声音，就放弃了他对苏联解体的中立立场。在12月1日乌克兰独立公投前夕，老布什表示愿意无条件承认这个新国家。这激怒了戈尔巴乔夫，甚至激怒了叶利钦。同年12月12日，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在普林斯顿发表题为《美国与苏联帝国的崩溃》（Americ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Empire）的演讲，他向继承国保证，美国愿意与它们合作，特别是在安全、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和核不扩散等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辞职后，布什赞扬了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世界和平的持续承诺”，但也欢迎由“勇敢的总统叶利钦”领导的新兴独联体。五十八年的美苏关系始于1933年的罗斯福时代，最终在苏联的内爆中结束了。即使是胜利的美国人也不确定苏联解体对全球和地区的影响。冷战的第三个主要角色——中国也在1991年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尽管长期以来一直与克林姆林宫对抗，但中国领导层一直希望苏联共产主义能够幸存下来，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并抑制西方的主导地位。在戈尔巴乔夫的“反革命”改革和他对东欧、东德和伊拉克的背叛之后，北京发现恢复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是大有裨益的事。1991年，中国批准了高层互访，增加了贸易，并在同年3月，在莫斯科于波罗的海镇压而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制裁的关键时刻，向中国提供了7.5亿美元的大宗商品贷款。北京方面与苏共的反改革派系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很可能已经预见到了1991年8月的政变。突发事件委员会掌权后，中国官方媒体以赞许的态度作出回应，并对叶利钦的言论和行为不予理睬。尽管全球冷战在1988年至1990年期间宣告结束，但苏联在解体前未能从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中收获政治利益。在告别演说中，戈尔巴乔夫自豪地回顾了他作为外交家和世界政治家的成就，但也承认了他在国内的失败，因为旧的体制在苏联解体前就已经崩溃。【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