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同学 × 袁长庚 | 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2022年3月27日年，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举办线上读书沙龙，共同研读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谭同学老师的著作《双面人》。这本书直入中国文化的内在机理，在断裂的时代变革中体认延续的脉络，借鉴《史记》的形式描写，形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横跨六十多年的田野绘卷。谭老师带领读者放下对农村的刻板印象，走入位于岭南的程村，感受它独特的人文风情，和其折射的时代精神。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袁长庚老师和则将带来精彩的评议。

本文为沙龙发言纪要，由葛丁超整理。

《双面人》读书沙龙纪要

文 | 葛丁超

谭同学：

对于自己的著作，作者不一定比每个读者理解更深，不过相对更加清楚写作时的具体背景和考量，这部分是今天将要着重分享的内容。首先看一下程村的概况。左边的这张是农村集贸市场的老街，右边是村中最大的一个祠堂。我在2007年11月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第二年因为希望做一个中山大学博士后出站工作报告的调查再次来到此地。

我的本科是思政教育专业，当时的课程很多涉及广泛的哲学内容。硕士阶段在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主要关注乡村的基层政治，因为受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启发，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博士论文时想要研究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的变迁，与费孝通、梁漱溟时代的研究展开对话。

费先生晚年的论文提到，要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进行更多社会心态的研究。相比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问题，社会心态研究比较难找准切入点，并且也比较难将其呈现出来，这给相关的学术活动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我在民族志写作中认识到，如果没有调查者的在场，调查对象的很多话语和行动很难有机会表露出来。双方的互动中产生了实践的“增量”，而不仅仅是挖掘现有的经验材料，这对于捕捉和体验他者的生活十分重要。调查者这个角色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这个角色的存在。

在程村我经常在榕树下访谈，下图中的人物在书中化名程南山，我曾在他家居住，他们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中午时他会午睡，而他的妻女则会一边看着电视一边编织竹制品，主要是广东人制作糕点使用的容器。在一次看引进的香港电视剧的过程中听到很多英语，他的女儿发表了一番议论感慨自己似乎更不上时代。不难发现，田野材料的积累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多有价值的内容产生于不经意的瞬间。

书中写到程守义的儿子是一位企业主，他曾表示对生活感到失望，这种真情流露的时刻在普通的调查访谈中很难出现。当时的情境是临近农历小年，他邀请我喝酒，在酒的催化下告解真实的心绪，他展现出的一些价值观也让我有所触动。民族志的许多细节都是在这样的特定情境中互动出来的。还有许多内容是在双方熟络后于正式访谈外的相互问候聊天中产生的。

这些长时段里沉淀下来的细节在调查笔记中的比重不大，但格外的重要。在人类学研究中国农民的不少作品中批评农民的保守、短视、耽于物语、自我中心、缺乏公德和信仰等问题。当调查达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现，程守义这样的农民对自身的境况是有觉察和反思的，并且有着自身或鲜明或模糊的立场。

我曾长期穿梭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和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当时人类学系和哲学系、历史系有很多讨论活动。我在这些跨学科交流中认识到，人类学与历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差异，比如一个倾向于史料的考证，一个倾向于对实地的人进行访谈等。而后现代哲学的诸多概念在民族志的书写中需要谨慎使用，需要厘清这些概念的理论脉络并且和经验材料有机地结合，符合逻辑地建立联系。

是政治经济上的博弈，还是福柯意义上深入细节的身体规训，我们关心什么，会影响收集田野材料的时候看到什么。我们预设的概念与现实之间与有时存有一定的距离。写有《阶序人》的杜蒙认为，“社会分层”的概念不适用于理解印度的种姓制度，宰制与反抗的叙事在现实中常常以弱者的隐忍代替等等。

面对人类学方法论上的危机，格尔兹提出了阐释人类学。这也留下了一些问题，比如解释系统之间的藩篱如何跨越等。我认为应当给予他者与阐释者更多平等对话的机会。这些问题牵扯到哲学上的主体间性、交互主体性等概念，往前可以延伸至笛卡尔、康德的学说。

康德哲学对于人类学等学科有着深远的影响，后世的哲学家对他做出了许多回应。比如尼采研究大量的诗歌、戏剧，批评了康德对于人类理性活动边界的判定，胡塞尔将人的主体性重新纳入对存在的讨论，海德格尔则揭示人向死而生的生存境况，等等。海德格尔晚年期望从非西方哲学中吸取智慧调整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老子等人的思想颇感兴趣。他有两个重要的学生，即伽达默尔和列维纳斯。

伽达默尔发展了解释学的传统，认为主体的存在及其“判断力”首先依赖于与其他主体的“共通感”。他曾提到，鉴于某种被言说的东西，理解为流传物借以向我们述说的语言、流传物告诉我们的故事。这里给出了一种对立关系。流传物对于我们所具有的陌生性和熟悉性之间的地带，乃是具有历史意味的枯朽了的对象性和某个传统的隶属性之间的中间地带。诠释学的真正位置就存在于这中间地带内。

伽达默尔的思想给予了人类学特别的忠告，我们在做田野时无法真正地成为“他者”，从而描述自身的经验。进入异文化环境改变了原有的偏见并不意味着否定了原有的世界，而是更像一位旅行者一样将会带着新的经验重新回到故土，即便肉身还在漂泊，家乡的存在依然无法忘却。伽达默尔以及列维纳斯对家乡的阐释与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有密切的联系，依然有着深刻的存在主义烙印。

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马尔库塞揭露了人们单向度的生存处境，将改变现状的期望寄托于边缘群体。通过流行服装的快速迭代等案例，鲍德里亚对“拟像”和“仿真”做出批判。他们以及福柯、拉康、罗蒂、德里达等人都对现代性给人的压抑有所反应。人类学这些哲学反思也有自身的思考。

萨林斯的《历史之岛》讲述了两种世界观差异巨大的群体的并接结构。放到今天的田野视角来看，书中这个发生在夏威夷群岛的状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不断地上演。Eduardo V. Castro，Philippe Descola，Martin Holbraad，Michael Scott和拉图尔等学者长期致力于将兴起于上世纪末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向前推进，主张在非西方文化中找到矫正西方观念系统的质料。

国内有学者提出主体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上帝之眼”般的描述和格尔兹以自身为主体阐释他者生活，由当地人、人类学者、读者三个层面构成叙事。在此类理论阐述中运用了很多后现代的概念，如“互镜”“对蹠”等，不过可能仍未超出人类学本体论的讨论范畴，还需要对康德、海德格尔以来的哲学线索进行更多的梳理。

我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应当是“做”出来而不仅是“写”出来的，要贴近调查对象自身的感受，让他者说活，显现他们的解释系统，进行一种多重宇宙论并接的交互主体性阐释，不能武断异文合并以求纯化。

很多人类学者将农民等群体描述得过于片面，遮蔽了他们其它面向的特质，并且将他们身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归因于“修身”的不足而忽视了背后政治经济要素的影响。

如果把这些材料写成结构性的文字可能会切割经验中的诸多面向，可能令读者产生过多理解上的歧义。所以我后来把出站报告中结构性的文字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在回忆起《史记》的阅读经历时获得了重要的启发，如果按照年鉴学派的方式，事无巨细地记录这段漫长而波折的历史可能会过于冗长，而司马迁选择以典型人物的故事构筑一个较为系统的历史脉络。于是我在发挥空间较大的专著中致敬史记的写法，通过程村中在人生历程、价值观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串联起一个村庄社会的转型和心态变化的历史。这本书写成后获得了很多积极的反馈，并且可能将在三联出版社的中国社会学经典文库中再版，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袁长庚：

谭老师的导读从文本出发并且扩展了文本的内涵。《双面人》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乡村研究详细的文献综述，并且启示我们发现过往对于乡村的叙述可能存在不小的盲点，以概念先行的方式进行研究有着严重的局限。谭老师对于人类学的未来保有的乐观态度感染了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事业等待着我们完成。

谭老师至今还在做长期的田野工作。我读《双面人》这部书时恰好刚刚走上教职，这个春天又温习了一遍。谭老师书中描述的乡土社会的人与传统是我从本科至今的人类学学习与研究非常熟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国内不算强势的学科，从费孝通先生以来百年的学术脉络是我们这个学科最集中最突出的成果。谭老师的著作激发了我进行经典的村庄民族志研究的理想。

在香港读博期间发现，人类学博士普遍面临的问题是选题或研究方案常常已经被先辈们所实践过了。但是这些被反复书写的对象可能并未被穷尽学术探索的可能性，我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的了解也未必早已到达了终点。比如在一些热点事件下暴露出我们对于农村社会的想象常常是非常片面的，我们很容易把乡村看成是有着明确的地理边界，血缘和宗族在其中起到很强的纽带作用，是隔绝了“启蒙”了的现代性文明成果的“飞地”，给农村人口贴上“盲目”“短视”“自私”的标签。

通过谭老师和曾在南京大学任教的邵京老师等学者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人地关系相互确认的过程，而其中的农民对自身在现代性文明的冲击下脆弱的处境是自知的，而且这种感知影响到了他们对未来社会行动的选择。谭老师在华南农村看到的现象处在一个萌芽的阶段，而时至今日已经初具结果。诸多的矛盾正在一个村、一个人身上并存，这种多面相的现实是学术的想象力难以触及的。

百年前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先贤迈入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动机是他们有感于中国古典学术关于社会的经验材料的缺失。在当时的社会危局之下，卷帙浩繁的“圣人之言”对于现实的“经世致用”作用有限。他们想要通过社会调查、文字书写和政策讨论等方式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生产过程。

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又回到了百年前的境况中。我们对农民、基层社会的判断有多少是建立在熟知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这是值得反思的。我们是一个多样性很强、发展快速的国家，但与大国身份相对的是，知识生产、大众传媒和娱乐呈现的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又是非常单一的。比如在都市类型的电视剧中的生活场景是高度同质化的，主角们似乎无需考虑对于人们现实存在的关切，而只是要在情感斗争中消耗全部的生命力。

这本书可以说是谭老师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这本书的写作开始，他与曾经受教育过程中习得的海内外的乡村研究传统保持距离。这本书的体量巨大，它前篇的民族志部分是扎实厚重的，而中间对于乡村研究既有成果展开对话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一个有教职在身的学者而言是非常惊人的。这些对话解释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即我们目前为止很多的乡村研究的概念体系甚至是问题意识可能是不成立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首先贴近乡村社会的原貌，厘清它的运转逻辑，以及人在乡村的生存法则与生活意义。

在谭老师的工作中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线索，这些线索指向了我们今日乡村研究应当接近的方向，比如农村人的欲望问题、关于未来的想象、关于地方治理的感受等。海外的中国社会学乡村研究在这些面相上做出了重要的开拓。乡村研究尚未被穷尽其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现有的调查成果主要集中产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而在这之后新的挑战与可能性在现在的学术研究是很少关照到的。我所观察到的有关研究机构常常追求“短、平、快”，缺少人类学应有的深度。

谭老师把当时乡村研究场域的结晶进行了总结，这对于学术界理解反思中国颇有意义。《双面人》有其轻快的、具有穿透力的一面，也有厚重的一面，这在当代语境显得格外醒目。它独特的学术理路昭示了中国乡村的一种可能性——有哲学意味的经验研究和反思，更积极地面向乡村世界，使用当地人语言和概念系统，理解他们精神世界的推演过程。

葛丁超：

我们以往的阅读对于乡村的充斥着很多理论的前见和价值判断的预设，在研究和思考时很容易陷入“验证性谬误”。谭老师的分享打破了我们对农村很多偏狭的印象，也让我们认识到有效的学术活动应当真诚地面对经验材料并且不断自反地重审学科范式。像《金枝》的作者弗雷泽那样做一个“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在学科草创的阶段有其合理性，而今则更需要发挥人类学的本体价值，亲身走进那些被过多想象覆盖的田野，对既有的理论不断地反思和完善。

问题一：如果理解田野调查中的“实践增量”？

谭同学：对于田野调查是现实的客观描述还是人类学者对当地的主观感受有传统与后现代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径。主体民族志认为三重叙事已经足够完整，而我认为这可能这可能会遮蔽一些现实，因为如果没有外来的实地调查者介入，村民很难有机会介绍日常生活的仪轨等内容。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并非是实验室中的关系，多个主体的互动产生了新的价值。

问题二：对于乡村振兴的问题，老师有何看法。以及现在是否会出现类似2008年前后家电下乡潮那样的事件。

谭同学：由于主题所限，《双面人》对乡村振兴话题并未进行直接的讨论。其实，现在常见的关于乡村振兴的主要思路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而最近二十年乡村的深刻变化并未完全进入到有关的理论讨论中。包括小农经营、规模化生产、金融或农民合作等不同方向的思路各有其困境，比如规模化生产需要一个农村家庭承包极大面积的耕地才能达到足够的效益，而被挤出的大量农村人口很难被足够的二、三产业岗位吸纳。面对不断提高的技术要求，依赖高年龄层劳动者的小农经营可能会影响农业的现代化。而即便走出农民“善分不善和”的刻板印象，农业的合作经营仍然面对着产值过低等问题，难以像宋代以来基于宗族的合作和现在工商领域的“同乡同业”那样形成有效的合作。

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可以看到，帮助农民解决了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的各种外来力量的努力常常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所以，基于群众路线的、民办公助的小农与现代农业相衔接的模式，或许是值得期待和倡导的。某种程度上讲，家电下乡意味着农村消费城市过剩的产能，相比之下，“互联网+”可能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强的主体地位。

问题三：在面对诸如城乡关系这样的问题，不同于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学科，人类学有何独特的价值。

谭同学：人类学相对更愿意倾听农民自己的声音。经济学当然也有做得很好的，但有时候可能缺乏细致深入的前期调查，将农民视为方案施行的对象，并且甚至可能以城市工商资本的增值为主要目的。

另外，借助人类学着重关注的亲属关系等问题的深入了解，和在社会调查方法更加严谨的考究，对日常的工作生活也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袁长庚：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学有什么作用”，而人类学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矫正对问题的认识。从各方过往的经验可以看到，外部的资源进入时常常没有找准核心问题，许多的指标可能与现实存在错位。比如在数据上看云南的少数民族不去医院分娩，容易被国际机构分析为这个群体对现代医学有所抵触。但在实地调查之后才发现事实上他们对现代医学是信任的，只是在观念中并不把分娩视为需要去医院处理的“病情”，他们对分娩有传统的习惯和经验保障。

有时，我们未必缺乏行动的资源和路径，但缺乏行动的意义和问题导向。而人类学在这一点上可以有所建树。

问题四：对于新生代的农村人口，老师有什么样的感知，他们存在观念和行动上什么样的代际变化。

谭同学：随着教育、网络媒介的普及，最近十多年的新生代农村人口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渠道变得更多了。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向往是人们普遍的动力，应当给予他们融入城市的机会。助学贷款等有利条件也过去更加丰富。

同时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如果仅仅依靠互联网内容的分发，很容易把农村变成精神消费品的倾销对象。社工、社会爱心人士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除了外部的帮助之外，还可以创造很多发挥新生代农村人口主体价值的事情。比如，有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师，曾组织两位社工把留守儿童组织起来协助他们在暑假做一个话剧，开学前给村里的相亲汇报演出，收效非常好，孩子们不是天天盯着电视或手机，也没有去野外游泳之类的危险行为。各方群体的行动决定了我们将来农村关系是何种形态。

问题五：如何看待现代性问题

袁长庚：现代性在九十年代末的西方理论界面临了很多争议，西方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可能不存在一个整体而普遍的方案。但是现代性也存在一定的解释效力，如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确实有其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特质。

在研究现代性时人类学有其特殊的洞见，比如讨论农民是否理性时，人类学者会首先思考何为理性、为什么理性是重要的，为什么以核算成本和收益叫做理性，但对风险的抵抗和对神灵的敬畏不被称为理性。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地方的政治经济位置卷入到全球化体系之中，人生生存价值发生某种变化等，但这些只是一种框架。从民族志的角度出发会看到韦伯对现代性经典的判断与现实生活中人的能动性之复杂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

谭老师在《双面人》中反复提醒我们不要把现代性看作一个单轨的匀速发展过程。农民在参与到现代性延伸的过程中会对其产生自身的作用，他们身上的矛盾属性是伦理转向后的人类学乐于讨论的。人并非生存在单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之下的，这个标准是在行动中不断形成的，我们都是在世界的关系中生成自身的伦理生活。

问题六：对于“人情异化”问题有什么深入的观点或书籍推荐。

谭同学：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把它可以理解为人的交际网络的重新再组织，是熟人社会“多次连续性博弈”难以规避的选择。另外，这种“道德义务”的履行与财富水平的升降有着微妙的联系，在社会分层快速加剧的背景下，很多时候“送礼”的动机与能力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等。这方面华中不少乡村研究者做了不少研究，萧楼的《夏村社会》也很有启发性的探讨。

《双面人》当中的底层观点是只有绝大多数的人有希望的时候这个社会才有希望。价值层面的号召的作用是有限的，各方参与的社会治理有所改善的情况下，个体认同的价值才有改变的可能。

许金晶：

我们今天的沙龙是上半年“城市与乡村”系列的第一场活动，在之前的沙龙系统地共读过《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等“城市史与城市研究”方面的书籍和以《子夜》、《骆驼祥子》等五场城市文学作品之后，我们回到至关重要的本源命题，即城市与乡村的问题。谭老师的《双面人》使用纪传体的方式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展现乡村的人文风貌。六年前作为这本书的第一批读者，我被谭老师将田野资料建立为一个框架，并且进行理论的延伸和阐释独立成篇的形式所震动。另外，可以说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的学术，相信即便对于没有专业背景的读者来说，也至少能从谭老师书中第一部分鲜活的人物故事中找到自己的感悟和共鸣。

在本场沙龙的最后，在会议室的同学、老师、书友们纷纷打开自己的摄像头和麦克风，向两位老师表达谢意，在众多求知的目光和对未来的憧憬中这次的活动圆满结束。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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