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纪要 | 狄金华 × 邱月：被困的治理

2022年4月16日下午，群学书院联袂梅园经典共读小组举办线上读书沙龙，讨论交流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狄金华教授的著作《被困的治理：河镇的复合治理与农户策略（1980-2009）》，沙龙由狄金华老师主讲，南京大学邱月老师评议。狄金华老师带领我们走进这本书的台前和幕后，在书本之外还拓展了他近年一些新的思考。

本文为沙龙纪要，由小组志愿者孙美玲整理。

论坛纪要

《被困的治理》

文 | 孙美玲

写作缘起

读书会的开篇，狄老师首先跟大家分享了写作的缘起。他戏称写这个题目是阴差阳错的“上错花轿嫁对郎”，他最初的选题是关于底层政治，试图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对话，后来写作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调整了选题。田野材料中征地拆迁的故事触动了他，他发现村民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在道德话语、法律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来回切换，这种话语的多重性已经开始影响乡村治理的实践。狄老师联想起之前在田野中也发现了计划生育工作越来越难做，乡镇干部变得越来越没有手段，他开始思考今天的基层治理到底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狄金华教授

理论建构：复合治理

确定了研究的主题后，狄老师进一步展开了与以往研究的对话。围绕“乡村社会秩序的产生机制”这一论题，学界有“自治说”与“官治说”之争，前者以韦伯和费孝通为代表，后者以秦晖为代表。费孝通在他的乡土重建中提出“双轨政治”，即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这一轨和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这一轨，当国家开始逐步下沉，原来的地方自治传统会发生变化。在韦伯看来，中国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城墙之外，皇权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减弱。在传统乡村社会，地方性的组织构成了其治理实践的主体，宗族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和再生产的组织基础。与“自治说”相对的是“官治说”，秦晖通过对走马楼吴简的考证发现，即便是在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世家大族最盛的时代，吴简所反映的乡村社会的实态也并非是宗族聚居和宗族自治的景象，而是中央集权控制下的乡村社会呈现出“编户齐民”的特征。在自治与官治之外，也有学者试图在这二元中间寻求某种意义上的综合。从翰香提出传统帝国时期，中国农村基层并不是完全的地方自治，也并非是完全的官治或吏治，而是一种“官督绅办”或“官督绅治”体制，官府透过乡绅对村社进行控制，乡绅配合官府治理乡村。黄宗智提出了“第三领域”的概念，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领域由官和绅共同治理，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来概括这一领域的治理实践。

在一次次田野与理论的游走中，狄老师构建了复合治理的新框架。在理论脉络上，他接续韦伯对治理规则重要性的强调，将黄宗智的治理的“简约性”分解为治理主体的简约性和治理规则的简约性，沿着李怀印实体治理的思路继续探索。立足乡村治理的规则，狄老师提出“复合治理”这一概念，用以概括晚清以降，中央政府在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颁布包括新式法律在内的一系列普适性公共规则，推动这一新式规则成为治理规则，同时亦认可地方性规范的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地方性规范进行治理时的治理实践方式。

乡土规则和公共规则构成复合治理的两个维度。在乡村社会任何事情都有其基本的规范，生活在其中的村民自小慢慢习得，都能够熟悉和把握，也是难以详细表述的“默会”知识。狄老师将乡土社会的原则概括为三条，一是“要给人留活路”的生存伦理原则；二是“讲情面”的人际互动原则；三是行为处事的内外有别法则。公共规则的主要表现是法律下乡，狄老师认为在法律下乡近三十年的变迁过程中，法律从最初的解决政治的问题，开始逐步进入村庄的治理过程中，然后介入到村庄纠纷的调解，最后嵌入到行政中，实现法律对行政的治理。国家在加强对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和执行方式的规训时，乡镇两级逐步丧失了对农民拖欠农业税费以及违背计划生育等“不守法”行为的强制约制力与处罚权，由此呈现出“单向度的法治”。而当“压力型体制”不改变，上级的考核仍然侧重治理结果时，乡村社会中地方势力被引入治理环节便在情理之中，由此便出现乡村治理在规则层面的冲突。

事理逻辑：不同治理实践中的困境

在具体的分析中，狄老师将公共物品的提供视为积极的治理，将纠纷的调解和信访视为消极的治理，从这三种类型的治理事件中去解析复合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公共物品的供给在税费改革之前一直是代理制，只是在不同时期代理人权威的来源有所不同。税费改革后，原有的代理制被取缔，村干部不再拥有自行决定收取公共物品建设资金的权力，村民们通过一种平等的、扁平化的协议机制来完成村社内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合作本身缺乏强制性，村民们拥有了公共物品供给合作中正当的“退出权”，这便使得此一时期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陷入一种“有组织的无序”状态。在村庄的纠纷调解中，家庭内部的纠纷调解存在情理与法理的规则博弈，家户间的纠纷调解则面临情理、暴力与法律等不同规则相互侵蚀对方的正当性。随着社会流动增加，村庄的边界被打破，村民可以不再服膺于村社规范的束缚，村庄无法再通过公共舆论等方式来惩戒破坏村社规范者，村庄中纠纷调解权威的缺失也使得规则之间的等级性变得混乱。这种结构混乱不仅会引起村民为谋取私利而援引外在公共规则，而且会没有约束地动用暴力或寻求上访等路径来解决纠纷，从而令乡村社会的秩序维系机制陷入困境。第三种治理的情境是信访，狄老师关注的信访类型主要是因个人生活保障问题而引发的上访和因公共品缺失而引发的上访。在税费改革后，伴随着与村干部制度性关联的消解，村民同村干部之间的谈判与协商机制瓦解，村民无法从村干部身上获得庇护，于是作为替代的信访机制被其利用，其通过上访实践，向基层政府及其上级寻求组织庇护。农民通过构建“苦难-救援”、“蒙冤-为民做主”、“腐败-惩戒”等不同情境，以此来寻求国家的组织庇护。信访策略背后的话语混乱是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实践的“现实选择”的科层化实践与农民上访构建情境“父爱主义期待”的“政治正确”相冲突。

小结：如何理解乡村治理

从河镇来看，乡村社会已经不再是简约治理之下的传统的共同体的秩序，也不是一个完全由法治维系的现代法理秩序，而是复合治理实践之下的乡村秩序，它具有多重规则并存的特征。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农民基于机会主义的考量，通过有选择的情境建构和规则引入，使得乡村治理因为规则/话语的混乱而陷入种种困境。当前复合治理实践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中才能够获得很好的理解，转型过程中，国家通过推进公共规则下乡，使乡村社会地方性规范的差序性被打破，进而使得既有的规范等级体系发生混乱，这是造成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河镇复合治理的困境所展现出来的是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即乡村社会秩序的破坏并不是因为规范的缺失，而是多个规范之间相互抵触所导致的规则混乱。河镇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困境，最为明显的是乡村权威与权力的缺位，这与地方性的特征有关，如果地方性的宗族权威比较强，会有助于形成等级化的规则体系。河镇的治理困境也折射出乡村治理中国家基础性权力的问题，国家加强基础资源的投入，但国家动员民众的能力却没有加强，甚至被削弱。如果我们将公共物品建设等基础设施供给能力视为基础权力的“物质力”，那么公共规则的执行力则可视为是基础权力的“规范力”，二者构成了基础性权力的两个基本维度。河镇的治理体现真正的基础性权力并不完全会因为国家的下沉和国家的物质供给而发生改变，最重要的是规则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

评议环节

在评议环节，南京大学的邱月老师首先表示自己也通过这本书学习到很多，分享了自己的收获，而后提出了几个问题供进一步讨论。邱老师首先提到自己是人类学出身，人类学与社会学其实是“大同行小外行”，自己对乡村治理还停留在感官的认识，缺少切实的理论分析和思考，这本书看下来能帮助自己重新思考所见到的乡村和背后的逻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人类学中通常讲最强的一种规范是法律，相关的规则、法规次之，然后是地方性的乡规民约，最后才是民间的道德和约定俗成的习惯。约定俗成的习惯的影响是悠久而绵长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依然潜在地嵌入在人们意识中，而面上的规范却在不断变化，物质社会是变得最快的，可能会对乡土逻辑进行挤压，由此出现了多种权威的相互竞争，甚至冲突。邱老师认为虽然这本书讲的是乡村，但人们的策略不由得让人联想到纪录片《城市梦》，这里面的某些个体也是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话语体系来为自己的利益寻求正当性与执法部门博弈，她觉得这种话语的选择和争取个人利益的方式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邱老师也提到自己通过阅读这本书开始反思“治理”这个词的意涵，之前总是认为治理是国家的主动选择，治理的困境让我们看到国家有时也会被动地应对现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可能无法避免地要去处理法治的追求与文化传统两套不同逻辑的体系，调适两者之间的错位，使之契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邱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供进一步讨论。首先是治理主体的问题，本书关注的更多是治理规则，但依然绕不开治理主体，“国家”所指涉的不同政府层级作为治理主体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一点如何考虑？另外，村民在不同的规则体系中似乎自如地切换他们认为适合的“武器”，基层干部有时会有些被动，这种权力结构上的不平衡状况又该如何看待？城市好像与乡村一样，也存在法律与情理的双重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治理的特殊性在哪里，乡村社会中土地的角色有什么作用？最后是时代性的问题，费孝通已经关注到传统与外来司法之间的错位现象，那么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这些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线性进步的发展的过程，还是有一个更复杂的变化过程？

邱月老师

狄老师感谢邱老师的分享，并对问题一一做了回应。治理主体反映了国家的多元性，不同层级政府的行为逻辑确实差异很大，但是乡镇这一层级的基层政府面临的张力尤其大，一方面工作负荷比较大，另一方面乡镇没有与之匹配的财政权力，财政资源始终处于短缺的状态。从治理规则来讲，乡镇政府在面对各种科层制考核的同时，还要处理地方的乡土性。不同层级政府的治理确实有分化，在乡镇也有分化，例如有的地方分为“管区干部”和“机关干部”，但这种分化本身也是与科层和乡土规则之间的二元性有特别大的关系。第二个问题，狄老师结合对涂尔干的理解，指出无论是公共规则，还是地方的乡土性规则，每一套规则背后都有神圣性作为基础。费先生对文字下乡整体上是乐观的，但今天这种规则没有神圣性作为基础的时候，彼此冲突的空间就很大。不同规则之间如何接位，政府确实会表现得无力，这背后与周飞舟老师讲的国家与民众的强关联，国家对民众的无限责任也要关系。个体主义的盛行也可能会造成对国家的伤害，如果想要改善这种基层治理的困境，一方面需要在个体之上建立一种超越个体的约束性，给社会或给集体某种神圣性，同时在世俗权力的设置中，考虑不同权力之间的制衡。城市中也存在不同规则之间的制衡，虽然不同时代的人会演变出不同的话语，但都是类似的逻辑。如果没有世俗的权威性来为不同规则提供一个等级性，当情理和法律之间发生分歧的时候，基层治理的困境就会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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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河镇当下的治理情况是怎样的？

狄金华：我每年都会回去看一看，这些逻辑本质上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偶尔会有些衰落仅仅是因为更多的人外出，悬浮性变得更明显。另外有意思的是，本来很多矛盾是本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后来移民会再次演绎当年的逻辑。因此本质上来看，复合治理内在的张力并没有被消解，仍然持续发生作用，只不过更多人外出之后，摩擦能够发生的空间变小了一些，同时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更多的公共物品和资源投入乡村，有些矛盾可能消解了，但逻辑是没变的。

问题二：积极治理和消极治理的划分是对应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吗？

狄金华：我分析消极治理和积极治理的时候并没有从以赛亚·伯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那里延续，主要是受贺雪峰老师的影响比较大。华科对治理的分类确实做了很多推进，包括将民主分为汲取型的民主和分配型的民主等，这些大家可以自己作拓展阅读。

问题三：复合治理、简约治理和实体治理的概念能不能再具体讲一下区别？

狄金华：简约治理是直接受黄老师的影响，但我把黄老师的简约治理打开了。黄老师的简约治理是治理主体的简约性，欧阳静老师接着黄老师讲的是税费改革之后，村干部由兼业变成职业之后，治理该怎么办，而我认为真正的简约性不是看治理主体。如果我们选的村干部，一切都是按照上级政府的要求来执行的话，这不叫自治，一定要在政策的执行层面中间来自治才是有意义的，因此规则本身的自治才是更为重要的。我讲的简约性可以区分出一种简约叫形式上的简约，一种简约叫实质性的简约。主体层面的我们可以视为形式上的，表面上看是自治，事实上是受上面的支配，福柯讲词与物的时候也提到，是人在说话吗，不是，话语有自己的逻辑在，只是通过人的嘴来展现而已，话语本身就是规则，而人就是主体，把这两者剥离开之后我们就会非常清晰地看到彼此之间的关联，所以我写的复合治理从清末的时候，当我们推动现在的法律制度开始建立的时候，我觉得本质上我们就已经告别简约治理了，但黄老师认为这种简约性一直在延续，一直到农业税费改革之后才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分歧。

与李怀印老师的实体治理有什么区别，我是接续李老师的研究，他讲的实体治理对应的既不是简约治理也不是复合治理，实体治理对应的是形式治理，类似于人类学中形式经济学和实质经济学的区别。他讲的是集权以简约的方式进行治理的时候，它达到实际的治理效果就可以了，并不是说都要集权，他讲的实体治理是在这个意义上。

问题四：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如何能够有效？

狄金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常会做一个特别整全的民族志，而社会学的田野往往是专题类的。我自己开始做博士训练的时候，都是类似于做一个整体的民族志，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也是尽量完整地搜集资料，所以我再重新选题就容易选。这其实跟做翡翠一样，如果想要做一个镯子，照着镯子画一个圈，找一块石头回来，可能会发现圈口小了，或者说想做个别的就不够了，如果我们不是去找一个镯位，而是找块翡翠回来，即使不想要这个镯位，我们也会发现边角料也足够做一个想做的东西。当然我们做田野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访谈多少人叫合适，访谈多长时间才可以。我自己的经验是把一些优秀的博士论文找来，比如阎云翔、王铭铭、应星老师他们的博士论文全部找出来倒推来看他们访谈了大概多少人。应星老师《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写的特别丰富、生动，他访谈的大概就20多个人，你就会发现原来人不在多。另外，我觉得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更“佛系”，人类学不会主动问问题，他们强调听，通常是我抛出一个话题，让对方讲，社会学就是特别主动来确立访谈对象和内容，在时间的约束下，主题性也会更明确，这些都要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地去摸索，怎样在人类学之外，既学人类学，同时又在一个短的时间内，能对一个主题有比较好的把握。

邱月：刚才狄老师讲人类学佛系，我的感觉是，大家常常是在等，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你不知道哪天会等到一个人讲一句什么话就有用，甚至当时没有意识到它是有用的，写论文的时候才发现这句话是个闪光点。很多事情常常发生在突然之间，如果当时不在的话，这件事就错过了。人类学讲的另外一点是把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我们会有一个自身的感受和观察在里面，很多东西可能不是着急地能问的出来的。当然另一方面，随着学术生涯的要求，我也开始慢慢学习在更短的时间内做调查，慢慢转换方法，学习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把质性研究的一些东西纳入进来。

狄金华：所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会有特别大的不同，人类学做田野的时候是在等，社会学总是拿个本子在记，总是要问人。我最近也在思考，包括费老晚年，他很多特别重要的判断，都是通过“走马观花”式的调研得出的，有的学者就是可以不用呆特别久，也可以拎出来一些有价值的判断。我们的调查是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学来的，但是慢慢演变出特别多样的方式，我们要在不同的方式中做选择，也许我们整个学术生涯只有一两次能像做博士论文那样完整地待半年或一年，这不是研究中的常态，更多的是短时间的，这些短时间的田野怎么做，什么时候主动，什么时候等一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探索。

邱月：我做四川的羌区研究，王明珂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我惊叹于他作品丰富的信息量，其实他就是用一种走马观花式的方式，去了羌区的各大村寨，看的面够大，抓的点就越来越准。有时候我们如果待得时间太长，就有可能浸在里面出不来了，所以很强调要从田野中跳出来。另外历史的视野也会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用一种宏大历史观，看更广阔区域的视野，再慢慢地把一个小小的地方往出拉，反而可能有更清晰的把握。

总结致辞

分享环节结束后，梅园经典共读小组创始人许金晶老师做了总结致辞。他首先表达对两位老师的感谢，虽然是萍水相逢，但因为共同对读书、写作和思考的热爱，能够机会交流，他感到非常荣幸和欣慰。许老师也谈到了讲座给自己带来的启发，一方面是狄老师具备超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所有的学术建构和概念衍生都是基于他对乡土现实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狄老师提到费孝通先生的“走马观花”也让他感触非常深，学术不是空洞的，更为重要的要落实到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上。我们只有深入到知识社会史当中，深入到对知识社会化的解码和阐释当中，才能对身处其中的世界和小环境能有一些浅薄的理解。

或许正如项飙老师所说，普通人的国家理论有其两重性，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被道德化，没有人质疑其合法性，另一方面老百姓在和具体国家机构的互动中又表现出利益化和机会主义化。《被困的治理》一书也关注历史的无名者，书写普通人的行动策略，我们能从江汉平原的一个小乡镇窥见中国农村，也能通过阅读窥见自己、理解世界。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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