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周晓虹：口述史、城市记忆与中国故事

周晓虹关注着最新的各种社会动态，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更是他的专业研究对象。自1977年考上大学，到1984年终于选定以社会学为志业，近40年来，周晓虹亲历了这门学科在中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并以自己的热情和真诚书写了一位社会学家的系列“中国故事”。

今年5月，由他主持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实录（1979-2019）》出版，周晓虹希望，能够“借这项口述史研究证实社会学在中国当代转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揭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改革者们建构出的一整套话语体系。”

白雁 /文

《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

 周晓虹 编
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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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学术不分南北，但是中国的学术风格历来有南北之分。按照这个标准，生于杭州、长于南京，又长期执教于南京大学的周晓虹，理应归于“南派”。

周晓虹的童年是在南京的几所部队幼儿园和不断转学的小学中度过的。学校和部队的院墙，隔不住一个孩子亲近自然的天性。他和伙伴们一次次去玄武湖边挖莲蓬仔，去七桥瓮沼泽地里钓龙虾，去空八师机场偷偷摆弄“轰五”或“强五”飞机。他的童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或者《血色浪漫》的南京版。

中学时期，周晓虹就读于南京光华门中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从原先重点中学“下放”而来的“高配”教师——物理老师龙传贤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化学老师丁又川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学系。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下，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周晓虹所在班级中，有5人分别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和南京医学院（时称江苏新医学院）。

考入南京医学院的那位，就是周晓虹。在高中毕业到考入南京医学院的这段时间里，周晓虹选择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南京附近的江宁县土桥公社周郎大队。在那里，对他人生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真正感受到了社会的复杂性，也使得他对一场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萌生了最初的疑问。

回头来看，正是这些疑问，改变了周晓虹后来的人生选择。

1977年填写高考志愿时，他原本笃定地要选择文科。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选择了医学院。读了两年医学专业后，周晓虹改读哲学，毕业后执教于苏州市委党校。1984年，他无意中翻开了南开大学的招生简章，意外地发现，当年秋费孝通和孔令智两位教授在国内第一次联袂招收社会心理学方向的研究生，当即决定报考，并于当年顺利入学。

这一次的负笈北上，使得周晓虹在日后很难被简单归于学术上的“南派”或者“北派”，而他日后访学海外的丰富学术经历，又使得他的学术视野和成果向着更为宏阔的域外延展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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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现代的学科门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学在中国颇具争议。争议的结果，直接导致了这门学科在中国高校中消失30年。1979年，费孝通先生领衔重建社会学，这位早在青年时期就因其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而蜚声学界的中国著名社会学家，其时已经69岁。

社会学甫一重现，便赢得了校园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正是在这种学术的热潮中，周晓虹进入了社会学研究领域，并有幸成为费孝通的学生。获得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学位后，周晓虹回到南京，执教于南京大学。先是进入哲学系，一年后进入新组建的社会学系。2001年5月，出任社会学系主任，并在2008年建成拥有三系一所的社会学院。

近40年来，周晓虹的著作、译著、教材和发表的论文总数，在数百万字。这数百万字在记述什么？在讨论什么？又在研究什么？大致可以用五条来概括。

其一，搭建社会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周晓虹先后利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流派》和《现代社会心理学史》的撰写，并编译了《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与此同时，还邀请同行撰写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综合探索》《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这两本著作的出版，改变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单一的心理学化倾向，使得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贡献获得重视。

其二，洞悉中国农民的社会心理嬗变。1997年，周晓虹的博士论文以苏州昆山的周庄和温州乐清的虹桥镇，尤其是生活于其中的农民为研究对象，着力考察了自近代以来尤其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江浙农民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论文后来以《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为题出版，在书中，周晓虹大胆预测：再经过若干个10年的发展，“农民将仅仅成为一种职业，一种提供生物制品的职业，一种人类因为要生存、要填饱肚子而不能没有的职业，但农民将不再是一种同思考方式、人生信仰、祖先崇拜、伦理秩序、处世之道、求生谋食相关的生活方式，不再是落后、愚昧、狭隘、斤斤计较的代名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农民首先是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江浙农民，也将正式面临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预言的真正的‘终结’”。

其三，为社会学理论着迷。1997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周晓虹即前往哈佛从事访问研究。回来以后，他撰写的《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书赢得了学界好评，获得费孝通和傅高义两位大师背书称赞。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

周晓虹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其四，揭示变迁时代的代际关系。早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周晓虹就有意识翻译了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米德所论述的青年一代影响年长一代的现象也开始席卷中国。种种现象让周晓虹产生了研究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的想法。2003年起，周晓虹先后在北京、上海等五大城市访谈了77户人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50万字的著作《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

其五，探索口述史与集体记忆的奥秘。2000年秋，周晓虹在南京大学甚至国内首开“当代中国研究”的博士课程、招收博士研究生，2005年起与同仁主编出版《中国研究》辑刊，同时围绕相关主题撰写了系列学术论文，并集结出版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一书。自2002年起，连续10余年，与海外各大高校与机构展开合作，先后召开了五届“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连续七年举办“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产生了相当的国际影响。

对 话

城市治理水平的高低

不可能突破既有条件

读品：回顾这些年来的研究，请您用自己的语言为社会学研究定义。

周晓虹：坦率说，这是最难的。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在这个问题上遇到困难，不是我一个人。实际上，我觉得有两种讲法比较接近人们的理解。一种是相对科学一点的讲法，社会学涉及两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是宏观的，涉及社会结构的研究，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社会是怎么组成的；另一个是微观的，涉及到在这个社会中生存的人们，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

第二种解释是带有调侃的，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就说过，社会学是一个多余的社会科学。什么叫多余的社会科学？就是别人不理解不研究的东西，他都研究。这句话怎么讲？我觉得可以有几个方面的理解，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社会科学的议题，比如像政治、法律这些都有专门的社会科学去研究了，那么剩下来一些没有办法组成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科学，就被打包给了社会学，比如像婚姻、家庭、人口、流行、犯罪等等。

读品：您非常重视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意义何在？

周晓虹：这跟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有关的。社会学是一个经验学科，它从一开始就严肃地宣称要告别armchair式的讨论。所以我一直说，那些没有做过田野调查的人，是不能够声称自己是社会学家。社会学的拿手活就是做经验性的研究。经验性的研究，一般来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叫田野，人们从中得到的资料大多数是定性的资料，也就是说它经常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性质；但是还有一类人，他们通过对社会的数量关系的资料的收集，比如问卷，找到数量方面的关系或者规律，由此来谈论我们的社会。这种实际上也是一个经验，只是它触及到的是定量关系，而不是定性关系。总体而言社会学是不能脱离经验社会的。

读品：如果请您推荐一两部社会学的入门著作给读者，您会推荐什么？

周晓虹：很多。如果是要了解中国社会，你就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字数不多，8万字，但是读了以后，你会发现费先生对中国社会，尤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解非常到位。我经常说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只要看两部书，一个看小说《白鹿原》，一个看社会学的著作，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读品：如果向读者推荐您的学术著作，您推荐什么？

周晓虹：可以看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实录》，是我主编的。做了40位社会学家的访谈，包括我自己。这40位社会学家的个人生涯以及他们所受的教育，尤其是他们后来所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把这些读下来，我想你对社会学研究都会得到一个非常直观生动的了解。

读品：这个夏天，新冠疫情引起普遍关注，疫情也极大地考验着城市治理水平，网络上有不少人就此展开讨论，作为一位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您从专业角度出发，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周晓虹：我觉可以看到两条。总体上我觉得各个城市的治理更多的是城市领导者和治理者的风格的一种体现。一个城市的市民和治理者，某种程度上互相影响、互相对应，有成熟的治理者，我们的市民才可能往更成熟的方面去转变。从这个角度来讲，上海就理性得多，总的来说疫情控制得不错。南京我认为也不错，上海是一种高层次的不错，南京是一种中层次的不错，什么意思？我也觉得上海那一套你要拿到南京来了可能也未必可行，毕竟城市的具体情况不同。就南京的整体来说， 20多天把大势控制住，应该说是有一定水平的，但是无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民众，可能进一步还要向上海学习。城市治理水准的高低，一定跟它这个城市的现代化的程度、人口的素质、公务人员的素质以及法制和传播媒介的水准等有关，不可能突破这些东西。

本期人物

周晓虹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先后担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出版有《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2002）、《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等著译作3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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