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杜课657期）
梅贻琦的斯文
序
斯文这个词，既指教化，也指文雅。 我们常用"斯文"寄予一种清峻深远的知识品格，它是人文，是情怀，是道德，是人格，也是士大夫的风骨精神。
我们时常怀念曾经有过的社会文明，曾经有过的大学和文人，曾经有过的一个时代的斯文。这无非还是因为，我们今天已很少见到斯文了。如果说五百年的奴役，一百五十年的沉沦，还没有使斯文中落，那么，七十年风暴荡涤，十年文化浩劫，三十年社会转型，已使我们茫然四顾，却难觅真正的斯文。
真斯文是“骨子里的讲究”，是举手投足间的尊贵，是文化立身的定力，是令人敬仰的人品。——这是我们今天记述梅贻琦先生故事的本意。
壹
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贰
梅贻琦先生1904年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后来成为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徐君陶回忆，自己在看榜时，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学生也在那儿看榜。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才知道是梅贻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徐君陶选麻省理工，梅贻琦却单独去到了东部的伍斯特理工学院。徐君陶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有名的工业大学，认为梅贻琦的选择确和一般人不同。
留学期间的梅贻琦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诸君在美的这几年，亦正是世界上经受巨大变化的时期，将来有许多组织或要沿革，有许多学说或要变更。我们应保持科学家的态度，不存先见，不存意气，安安静静地去研究，才是正当的办法，才可以免除将来冒险的试验，无谓的牺牲。”
叁
梅贻琦于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1931年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到职后，他多次阐述“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等办学至理，并积极延聘国内国际著名学者来校执教。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按照梅贻琦的说法，：“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参照了孟子见齐宣王说“所谓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他的口吻沉稳平静，而这段演讲也让后人传诵不已。
一个时代的斯文
梅贻琦相信，一所大学的生命力全在于师资，他重教育文化，“不拘一格降人才”，为清华和西南联大引来了一大批包括闻一多、潘光旦、华罗庚和吴大猷在内的学者。
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肆
梅贻琦再三强调勤俭，希望学生保持俭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力求学校在经济上有清正之风。
其时，庚子赔款相当丰厚，可梅贻琦分文不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下厨，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西南联大时期去外地考察工作，当地政府款待，他在日记中写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
伍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对政治的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陆
西南联大搬到昆明之时，由于敌机频繁轰炸，联大校舍多处受毁，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每遇到一件事情都需要校长明智抉择和妥善处理。
早先的西南联大
为维持学校工作顺利运转，梅贻琦花费很多精力和时间与中央政府以及当地领导层保持关系，使得在办学经费、物资供应、运输工具、学生校外活动，乃至就业安排等方面均维持正常。抗战后期由于多年的战争消耗，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供应短缺，学生与教师的生活愈趋艰苦，学校的困难一天天加深，梅贻琦也就一天天衰老消瘦，却又充满抗战必胜的乐观。
梅贻琦与教授们一样租住民房，住处逼仄，他一家来昆明后先住东寺街花椒巷6号，一年后迁西仓坡5号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楼上不大的房子里，后来为避空袭迁居西郊龙院村惠家大院，这个院子还住了其他10余位联大教授，梅贻琦将校长专车交给学校共用，自己外出近则步行，远则搭别人便车，该拿的补助金也不拿。
柒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捌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12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不愧是个‘人物’。”
梅贻琦铜像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基金”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后，把这笔款子用在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上。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
玖
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西南联大，后人对梅贻琦的美誉都不是由于他的强势，而是由于他的谦和与“慢、稳、刚”的性格，从不独断、专横，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人们经常听见他说“吾从众”，很少发表观点。他任清华大学校长和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时的“众”就是师生，从众就是遵从师生的意见。
梅贻琦
梅贻琦“从众”并不是没有他坚守的东西，在西南联大他坚守的是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
西南联大处在抗战困难时期，物资极其匮乏，根本不存在“大楼”，梅贻琦就将“大师”作用发挥到极致，并充分尊重教授。学校开会时梅贻琦常坐在一旁听讲，从不干涉教授们的发言，只是偶尔站起来给大家倒倒茶水。
人们将清华、北大、南开的学风分别表述为严谨、自由、活泼，三校教授讲同一门课，各有各的思想和观点，各有不同的讲法。梅贻琦本着学术自由精神，尊重每位教授，不强求一律，不厚此薄彼、互相瞧不起，而是温文尔雅、寡言少语地对所有人尊重信服。
朱自清说梅贻琦的口头禅“吾从众”是态度和涵养，这样的定义带有朴素的情怀，然而，与其说是态度或涵养，倒不如说是梅贻琦对一种民主治事方式的接受、笃行与坚守。
研究梅贻琦的学者常用朱自清的一段话来证明：“有人也许惊奇，为什么梅先生在种种事件上总不表示他的主见，却只听大家的。是的，这的确可惊奇。但是可惊奇而且可敬佩的是他那‘吾从众’的态度和涵养。”
拾
昆明当时在政治上与中央政府保持了相对隔离，西南联大的学术思想自由因此而受益。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蔚然成风。因少数教授以斗士为荣，性情率真，动不动就在课堂发表鼓动演说，满嘴“过激”言论。梅贻琦说：少数言论确有行为不当，很多同仁也都深不以为然，此数人之举乃一时之冲动，或因其家属众多，时有病人，生活太困难，愁闷郁于胸中，所以才找机会发些火气。
西南联大教授们提倡培养学生的独立判断能力，让他们靠这种能力去决定自己业务前途与政治方向。于是就有青年学生抗议政府的活动，梅贻琦尽力给以保护。1942年在昆明发生了学生“倒孔”运动，当时学校领导多次走访云南省政府领导人，进行疏通工作，才避免了学生游行时发生意外。
游行队伍
抗战中后期，各种思想与权势的矛盾斗争不断加剧，学校环境很难平静。梅不参与或偏袒某一方，设法保护有各种不同思想的人。1945年7月10日梅贻琦主持常委会决定7月31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最后一批复员的学生11日离开昆明，不料15日发生闻一多被杀案，梅贻琦一面安抚闻一多家人，一面报告警备司令部保障其他同仁安全，7月24日下午主持完追悼会后，又与贺麟等人组织对凶案的观审，确保查清真相后才离开昆明。
拾壹
抗战时期，大敌当前，众多大学生有强烈的抗敌报国激情，离开学校，投笔从戎。当时中国教育家中有观点明显对立的两派，一派是陶行知等人主张“罢平时教育，办战时教育”，认为搬迁学校是“逃跑教育”，主张鼓励学生积极参军抗战；另一派则是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等人主张“战时教育当作平时办”，不提倡优秀的学生上战场，而应该发挥所长，做好学问与研究，用学术为国家服务，梅贻琦明言：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西南联大也有不少学生积极投笔从戎，梅贻琦和一些教师还是对很多优秀学生离开学校感到十分惋惜。但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身为校长对他们这种爱国举动也不好出面阻止，尤其是也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儿子梅祖彦面临是否从军的选择时，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后来学机械工程的独子梅祖彦在参军热潮中应征入伍做翻译官，他的二姐梅祖彤也应征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一方面说明他是校长对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殊，也不强行为孩子做主；另一方面折射出他对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的基本态度。
拾贰
梅贻琦因学校事务，免不了与当地政商各界交往，其中交往较多的云南省主席龙云。
一次，龙云的女儿极想考进西南联大附中，结果名落孙山。龙云叫秘书长去和梅贻琦疏通。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一听怒气全消，梅贻琦得悉后也只是嘱咐联大老师帮龙云女儿补课。
另一次有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是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录取到别处了。”梅贻琦举家迁到昆明后，长女梅祖彬读联大外文系，次女梅祖彤在联大生物系，三女梅祖杉上经济系，儿子梅祖彦上机械工程系，他们都是考上的，小女儿没有考上也就上不了。
不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不去说自己不愿说的话已经成为梅贻琦人格的一部分。叶公超在回忆梅贻琦的时候说：“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做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做的。”
拾叁
梅贻琦晚年健康不佳时，曾和他住对门病房的老友胡适劝他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他不爱听，也不愿写。夫人与其他亲人劝他也不写；直到胡适留下遗嘱离世，梅贻琦还没写；梅贻琦永诀时也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的文字。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说，他不爱说，也不愿说，长眠后只留下一直带在身边17年的一笔笔规规矩矩记着清华基金的账目。
梅贻琦晚年
“斯文”是涵养，是教养，是被人们尊崇的文化品行。回望梅贻琦的一生，我们情不自禁地把“斯文”用在他的身上。——这不单是要论定他本人的知识气质，也是在追忆一种属于学人的高贵心灵。
生而为人，生而为知识人，生而为淡泊的、优雅的、弘毅的的大学知识人，这是梅贻琦的人生。
斯文可待成追忆，世上已无梅贻琦。
梅贻琦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无独。”
“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此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说一句‘敢告无罪’。”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参考资料：
[1] 徐百柯.民国风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2] 储朝晖.梅贻琦在西南联大的为与不为[J].新京报书评周刊,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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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钟秀斌.黄延复.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5] 梅贻琦.百度百科词条[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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