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与反“共情”（杜课66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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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与反“共情”（杜课660期）

From 杜骏飞等杜课 2019-04-29

全文共4273字，阅读大约需16分钟。

“共情”与反“共情”

（对话录）

黄牧宇：

杜老师，我们在课上说，共情，是一种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感受到他人的感受的能力。一般而言，人们多对共情有着积极的评价，我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共情是一种温情的能力，是一种善意的情感，是能让人们更加团结，世界更加和谐的能力。请问老师是否也这样看？

杜骏飞：

大致如此。empathy意义上的“共情”，就是我们常说的同理心，毕竟，在这个冷冰冰的世界上，人类的群体生存，需要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黄牧宇：

然而，您知道吗？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保罗·布鲁姆在《反共情》（台译《失控的同理心: 道德判断的偏误与理性思考的价值》）一书中指出，即便共情在人际关系上有积极的一面，但整体而言，它却不是一个好的道德指引。我个人通俗化地总结一下作者的观点：第一，共情是一种善良，但善良会被利用。第二，共情反映的是个人好恶，是狭隘的利他主义。初闻作者的观点我非常惊异，请问老师对他这种观点有着怎样的判断？

杜骏飞：

我也是前不久才读到他的观点。其实，人文领域的学术观念，总是因人而异的，你为什么会感到惊异呢？

黄牧宇：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认为共情是一种高尚的情绪。本科心理咨询这门课上，老师告诉我们，共情技术是心理咨询师的一种元能力，共情能让我们进入来访者的内心，让我们对他人的情绪感同身受，对共情技术的训练应当是贯穿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的功课。然而布鲁姆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共情可能会带来社会的恶果，这就像是自己崇拜的偶像被人告知是一个恶棍一样。

杜骏飞：

作为心理技术的共情，未必要拔高为高尚情操，但日常生活中具有共情能力的人，确实更具有关怀人的能力和趋向。显然，在这里，布鲁姆不是在谈心理技术，而是对人类的共情心理作一概而论——所以你才感到有点惶恐不安吧？

黄牧宇：

可能是这样。我对“共情”一词的知晓是通过心理学课程，必然会带有先入为主的心理学的图式。读到布鲁姆的观点，我开始重新建构了我对“共情”的认识。

杜骏飞：

很好，愿闻其详。

黄牧宇：

首先，布鲁姆肯定了共情的价值，得到肯定的这一部分，正是我先前所理解的共情。布鲁姆呼吁我们警惕的是共情带来的负面效应，我想逐条与老师讨论讨论。第一点，共情容易被利用。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战争动员、“仇恨教育”，国家煽动公众对敌国或是敌对群体的仇恨，通常的方式是向公众呈现同胞或者他人受害的场景，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辩论中，有些国家常会拿出受害儿童的照片，正是以某种政治目的在试图唤起人们的共情。操纵共情的人是理性的，而他正是利用了共情中的不理性因素来达成他的目的。

杜骏飞：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只能说，共情可以被用于情感动员，而不能说，只被用于仇恨动员。譬如，我们以一个催人泪下的“晚景凄凉”的故事，来动员人们尽孝心，这就不是仇恨动员吧？

黄牧宇：

是的。共情有着动员情感的能力，当然也包括动员负面的、力量可怖的情感，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利用，尤其是在一些政治动员中。想到与媒体有关的两则例子之后，我突然觉得，媒体不光有议程设置的能力，更有“情感设置”的能力，这种“情感设置”正是通过一系列共情技巧实现的啊。

杜骏飞：

共情是一种能力，一种特质，你可以视为一把刀，它用在善的地方，是善，它用在恶的地方，是恶。布鲁姆的讨论，有点以偏概全，或有“过度概化”的偏颇。

黄牧宇：

我想起七月份泰国岩洞救援事件，国际媒体给予了广泛关注与大篇幅报道，而同期造成47人死亡的泰国普吉岛沉船事故却鲜有国际媒体持续跟进。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泰国少年足球队岩洞遇险后不久，媒体公开的队员的照片与身份信息，此后，仿佛唤起了世界人民的共情，全球同声祈祷。这便是布鲁姆所说的可辨识受害者效应，当一个事件有着具体的受害者时，更能牵动人们的共情。这里，会不会形成媒介议程的不公平呢？

杜骏飞：

会。但我们不能说普吉岛沉船未被关注，是因为人们关注了泰国岩洞救援。本质上来说，媒体如何平衡题材，如何公平对待事件，如何持有新闻价值观，才是根本原因。所以，泰国岩洞救援未获普遍关注，与普吉岛沉船事件里的共情无关，而与新闻媒体忘记自己的责任有关。

黄牧宇：

前几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发生一起枪击案，导致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11人受伤。《华盛顿邮报》在报道此事件时大篇幅讲述了枪手的人生经历，包括其在电子竞技领域取得的成就。这篇报道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过于详细地对枪手身份的披露会导致部分公众对枪手的人生境遇产生同情。这也是可辨识受害者效应对共情的唤醒。想到这些，我对布鲁姆的这部分观点表示认同，请问老师是否也这样认为呢？

杜骏飞：

我也赞同。这里，布鲁姆的观点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及框架效应。简言之，媒体对新闻要素的配权，对事实的甄选，其重要性远比新闻风格、情感更重要。可辨识受害者效应来自大众媒体，这是媒体的权利，也是媒体的沉重责任。

黄牧宇：

是的。布鲁姆的第二点看法是，我们对共情对象的选择多是出于我们自身的好恶，正如我们很难对敌人共情，也很难对自己厌恶的人产生共情，所以共情是狭隘的，而并不是一种包容的、开放的关怀。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也深有体会。但是一个优秀的共情者不应当有这样的表现。

杜骏飞：

对敌人的共情，与对自己人的共情之间，有相似之处，譬如人性，但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也许是价值观，毕竟人之间有永恒的观念沟壑，它也必将使人与人在精神深处相互区分。另外，我觉得，并没有优秀的共情者，共情者只有狭隘、广泛之别，亦可说有狭义、广义之别。你知道为什么吗？

黄牧宇：

老师是认为广义的共情是一种纯粹的利他主义情怀，是对所有人无条件的关怀？狭义的共情是我们以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为前提的选择性共情？

杜骏飞：

是的，大致如此。表面上看，共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沉浸式体验，但就这能力的本质看，共情是要求人对周遭整个世界拥有同理心。如此，人才能理解人世间，而不只是一群人，如此才能对同类有爱心，而不只是对亲人。但是，如果一个人连对至爱亲朋都做不到共情，你还能指望他对抽象的外部世界共情吗？所以，中国古人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儿童心理学家说，人在童年时期得到的爱愈多，愈是可能热爱生活，善意待人。这里，它们都是指可推广的同理心，是由近及远、由少及多、由小及大、由幼及长的共情训练。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思想历练中，一直按照差序格局来区分亲疏远近，那就很容易被狭隘的共情所局限，但如果他能由此出发，逐步“去分别心”，学会总体性的共情，获得真正的仁爱心与慈悲感，那不是很好吗？

黄牧宇：

是啊，我相信共情是一贯的，是能够从狭义推而广之进入广义的情感。不过我不知老师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布鲁姆关于共情负面效应的陈述，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被共情卷入其中，而丧失理性。正如布鲁姆所说，“如果个体和社会到了需要基于共情做出道德判断的程度，会有其他更多人的苦难将被忽视。”在共情中进行道德或价值判断，这往往会导致糟糕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布鲁姆并非是在反对共情，而是反对不理性的共情，反对强烈的情感卷入，更反对共情中的道德判断。

杜骏飞：

从“科学理性”上看，诉诸情感，确有以情感来代替说理的嫌疑。但这里有几个论证的缝隙：其一，倘若情感诉求是以说理为出发点呢？其二，并没有人规定，情感诉求不能伴随说理。其三，倘若对方因年龄或其他限制，只能接受情感教化呢？因此，你所说的共情的谬误，是排斥理性的共情。事实上，至大无外的共情，恰恰是合乎最高理性的——尤其是符合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理性。我喜欢的哲学家中，卢梭、康德、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都是情感丰沛的思想者。我的看法是，最理想的理性是这两种理性的契合，也是情感与说理的统一。换言之，我们喜欢斯宾诺莎式的理性主义，但未必要排斥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尽管我们这类观念会被经验主义所排斥。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不赞同把共情作为洪水猛兽，而视为必要的修行。我甚至有一个特别的看法，人精神上的觉悟，始自情感，经由理性，再回到情感。完成这样的循环，才是一次精神的修行。完成这样的循环许多次，才是人一生完整的修行。

黄牧宇：

老师，人们的共情能力有别，鉴于媒体强大的情感引导能力，在漩涡中保持冷静实属不易。那么您认为，我们如何在媒体的情绪煽动中保持清醒与理性？一个专业的、负责任的、公正的媒体是否应当避免唤醒读者的共情？

杜骏飞：

我有几个判断，请注意，它们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人可以有共情，但不宜情感化，因为后者排斥冷静。普通人可以依赖质朴情感，但知识人应有更多理性——尽管他亦不排斥共情。普通行业可以自由抒发情感，但新闻行业却要在情感上有高度自律，简言之，新闻媒体的专业精神在于，诉求事实而非观点，转述他人观点而非加入自己的观点，就事论事而非以感觉代替逻辑。因此，我的答案是，一个专业的、负责任的、公正的媒体，必以描述为基石，以阐释为话余，必以理性为主体，以感性为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媒体不用怕唤醒读者的共情，而要避免读者因狭隘的共情而失去正义、逻辑、理性。

至于我们，如何在媒体的情绪煽动中保持清醒与理性呢？一般的说法是要修炼媒介素养。但媒介素养从何而来？其实，还是独立思考、科学精神、逻辑思维、理性主义。而这些能力，确实需要有良好的读书、思考训练，才能完整累积。

黄牧宇：

老师，您认为除了潜心修炼，共情是可教化的吗？普遍的共情教育有没有可能实现？提高全民共情能力会不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友善？

杜骏飞：

共情能力可以培养，但还是要人我共生才行，共情的养成与涵化，是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过程。如果是面对普遍的公众，那么这种“共情教育”一定不是来自少数教师和学校，而是来自总体性的社会环境，或曰：文明与风气。这里，文明的含义还包括着社会理性，风气的含义还包括着文化水平，它们都远大于情感与共情。大约只有如此，才可能让社会真正和谐友善。

不过，我们谈了一晚上的共情，我还是要补上一句注脚：我们不用为共情而共情，要为良知、善意、公正而共情。譬如舍舟登岸，我们要去的是彼岸，而不是兰舟，譬如见月忘指，我们要见的是明月，而不是手指。

黄牧宇：

明白了。虽说布鲁姆的“反共情”观念有偷换概念、过度概化之嫌，但确实提醒我们注意了过度共情的恶果。布鲁姆为共情挑起了争议，但我仍然认为共情不应当受到质疑、警惕、甚至是反对，即便共情具有两面性，但共情作为一种善良的力量，为世界带来了太多的温暖，是人之所以为人根本，是人性的基石。我们社会的道德规范由共情而生，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必定经历了一番共情的过程啊。我依然相信共情的价值，但也会从此出发，追求人文与科学统一的理性。感谢老师解惑！

感谢阅读本期《杜课》，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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