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辅助设计创业先驱刘慎权
讣 告
我国优秀的科学工作者、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杰出专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 CAD 研究室主任刘慎权先生2022年10月12日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刘慎权先生是我国最早从事计算数学和计算机应用研究的学者，是我国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计算机图形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曾获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计算机事业60年杰出贡献特别奖”。
沉痛悼念刘慎权先生！刘慎权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特此讣告。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2022年10月14日
编者按：我国CAD( Computer-Aide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的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三个重点领域是计算机电路板辅助设计；计算机船舶辅助几何设计；飞机计算机辅助设计。1980年前后，高校开设了相应课程，国家设立了开放实验室和工程中心。2000年前后，计算机/现代集成制造系统（CIMS）工程全方位地开展，自主版权的国产CAD软件系统取得多项突破。
刘慎权（1930——2022）
刘慎权，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30 年12 月31 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大沥乡江夏村，日军侵华家乡被占，靠私塾和自学考入广州第一中学，1949年高中毕业，曾在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学习，在第五步兵学校任教，1952 年调入四川大学学习，1956年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进入中科院现代物理所、计算所，1959-1962年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读研究生，获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1986-1995年任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为纪念刘慎权先生，特重发《刘慎权：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创业》
1961年，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的БЭСМ计算机上工作。
学生年华与留苏
我生于1930年，经历日本人的侵略，国民党的统治、腐败与崩溃，向往革命，迎来解放，投笔参军。后又调去读大学，留学苏联，在中国科学院从事计算数学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直至退休。
我逐渐感到把一个时代的变迁，我的人生经历，思想认识变化，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还是很有必要的。现今很多年轻人，对于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年代，已很生疏，甚至不能理解。我写这个回忆录，只是如实记录下来，可能对后人想了解历史，会有一点帮助。
现在我已年过八旬，虽然已老态龙钟，但还能使用计算机，还能自己打字录入，用Word软件来编排。我选了一些照片，插入到各章中。有些照片，我是用扫描仪一张一张扫到计算机上的。照片可能会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但因为在文革以前，照相机还属于贵重物品，拥有此物的人不多，故老照片不易找到。
像我这样年龄，有相似经历的知识分子，当年为数甚多，但随着时日的推移，数量亦越来越少。我的回忆录，但愿对后人有一点参考意义。
中学时期
在念广州第一中学时，便培养了自学的能力。因为没有念过小学，英语完全是第一次学。与香港回穗的同学比，差距显得更大。但当我看过几本英语语法的读物，搞清楚英语的主语谓语，宾语定语，名词动词等语法及句子结构后，英语便大有长进。初一快结业时，我居然获得班上成绩第一名，并得到物质奖励(当时的货币若干元。
我哥哥就读于广东大学附属中学，他认为广大附中办得更好，我于是第二年就转入广大附中初中二年级。家里离学校很远，当时全广州都没有公共汽车，上单程就要步行四、五十分钟。于是我中午就不回家了，每天在家吃完早餐，便上学去，下午放学回家便吃晚饭，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午饭是不吃的。这种艰苦的学习生活，对我也是一种锻炼。
从初中时候起，我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共趣，特别想学化学，1949年高中毕业时，我报考了中山大学的化工系，当时认为学化工，可能毕业后容易找工作，没想到中大化学系却录取了我，我的一位同学说，化学系是理科，应比化工系强。
9月，我去中大注了册，准备入学。这时全国形势急剧改变，10月14日，广州解放了，我以欢快的心情迎接解放。不久，陈赓率领的二野四兵团所办的二野军政大学四分校在广州招生，我毅然报了名，并被录取。四分校在广州共招收学生一千多名。是年11月底，广州被录取的学生在佛山叠滘入学参军，编为第四大队，共有五个中队。学员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睡的是稻草铺的床。一个中队，实则是军队的一个连，有炊事班。每个班用一个脸盆打菜，蹲在地上吃饭。
在佛山参军入伍
我被分在第4大队第21中队第2组。同入学的都是广东人，大部分人不会说普通话。因为我学过国语，能应付几句普通话，遂被推选为组长。广州参军的同学，都是知识青年，主要是高中学生和大学生，一部分小学教师，及从港澳归来的华侨青年。从较优越的生活条件，一下子转入军旅的艰苦生活，是一个很大的突变。但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大家都往前冲，义无反顾。
12月24日，我们从佛山上船，经广州，到达梧州，1950年1月16日到达广西贵县，开始三千里的行军第一天行军，对我们这些学生兵来说是个演练。从贵县到覃塘，大约只有四十华里。从覃塘沿着西江往西北方向走，经广西的宾阳、武鸣、南宁、田东、百色、田西，贵州的册亨、安龙、兴义，云南的罗平、师宗、宣良，于1950年3月21日到达昆明。经过艰苦的锻炼，很多人还帮炊事班挑大锅，到达宿营地还打扫房屋，为老乡挑水。到达云南时，个个都变成不怕苦不怕累，没有一点学生气味的工农兵了。
到达昆明，住在南郊的小板桥，学习社会发展史，树立革命人生观。每个人都觉得思想有很大变化。1950年5月，我们在军大四分校毕业了。军大四分校改为云南军政大学，我被分到学校的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留校当政治教员，此时学校改为第五步兵学校了。
1952年5月初，我们从云南军区选拔参加大学招考的一批青年，大约七十人，组成一个连队，乘长途汽车去四川。经过汽车的长途跋涉，大约走了十天，经曲靖、安顺、贵阳、遵义，到达重庆。然后坐成渝铁路的货车厢到达成都四川大学在川大干部补习班，学习了三个月，补习几何、代数、三角、物理、化学等中学课程。我因为1949年高中毕业，又考上过大学有较好的基础，中学课程很快就复习过来了。在步兵学校，提倡互助组、包教学等集体学习风气，在川大干部补习班时，我也多次组织同学复习，为大家解答问题。
通过干部补习班组织的考试，不用参加高考就被录取了。当时也报了入学志愿，但在那革命年代，几乎是不按个人志愿录取的，我没有填写数学系，但却被川大数学系录取了。四川大学是我国西南地区一所著名学府，数学系有许多有名的老师。在我们大学期间，系主任开头是赵松，后来是蒲保民。给我们授课的名教授有柯召、胡坤升、张鼎铭、魏时珍、周雪鸥、蒲保民等。
我们1952年入学时，数学系的新生有七、八十人，1953年重庆大学数学系合并到川大，全年级达到百二三十人。当时，全国的大学生都是公费的，伙食费的标准是每月9元，全部食宿费都由国家供给。教材大部分是发的讲义，不用购买。
刚经过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学生家里都很穷，每个同学，在经济上差别不大，分不出哪个是名校出身，哪个是来自偏远的乡村学校。我们调干生每月领取微不足道的津贴，凡事只有争先带头，并无特殊优越感。
在干部补习班时，我被吸收为中共候补党员，到川大报到入学后，我被学校指定为数学系新生的召集人。我们这些经过部队几年锻炼的小知识青年，政治上是很进步的。一进大学，我就当上了理学院的团总支书记。当时党号召要当三好学生，又红又专。我因为在中学时有较强的自学能力，故入大学后，我买了不少数学书籍，如《柯氏微积分》，从苏联翻译过来的《高等数学教程》，菲京哥尔茨的《微积分教程》等，准备深入学习一番。
一、二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体育方面我爱好长跑，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长跑第三名。在学校青年团的团代会上，我曾讲述三好经验。理学院是一个党支部，我任青年委员。后来数学系学生党支部成立，又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政治辅导处曾要我统计自己的社会工作时间，我一周的社会工作时达到二三十小时。同我情况相像的学生党员，当时还是很多的，但都没有半点怨言。
1956年毕业，我们四年聚首，至今劳燕分飞。全年级毕业122人，分配到全国各地。留在四川的最多，其次就是分配到北京的共有40余人。大学同学的友谊是很纯洁的，80年代以后，同学们的联系更多了，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次同学聚会，入学50周年和毕业50周年，燕燕于归，校友聚会于望江楼边，荷花池畔，回首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56年，在西苑大旅社的计算所筹委会
川大毕业，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现代物理研究所。这时正值我国第一个计算机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立，由华罗庚教授任筹委会主任，我到现代物理所不到两月，便调到计算所工作。当时国内还没有计算机专业，根据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要建立计算机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的要求，以及先集中后分散的原则，计算所与北大、清华合办第一期计算机训练班和计算数学训练班。计算所将新分配来的工程学科(电机、无线电等)的大学生，分到计算机训练班，我被分配到计算数学训练班。
随后在计算所成立了计算数学研究室，由北京大学徐献瑜教授兼任主任，张克明任副主任，冯康由数学所转到计算所参加指导工作，我的职务是研究实习员。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下，我们能分到科学院来，其兴奋之情，可想而知。我还记得，科学院的副院长张劲夫说过“人心向院”这句话，情况确实是这样。
当时除听北大、清华的多门课程讲授外，学术活动也很活跃，讨论班很多。苏联专家施梅格列夫斯基，这时也在我所讲授程序设计，历时数月之久。后来研究室将年轻的研究人员，分为从事实用问题计算和程序设计两部分，我选择了实用问题计算，参加气象预报课题，开始从事偏微分方程的数值求解，这样就注定了我将终生从事计算数学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的研究。记得大气所的顾震潮研究员还来给我们指导，当时要做好准备，盼望所里的计算机研制出来时，我们便可开展计算了。
1957年，在反右中我们数学班一个右派都没有，这不能不归功于室领导张克明。他是一位老干部，在30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数学系，为人正直廉洁，是计算所党组成员，因为没有在数学室抓到右派而受到“右倾”的批评。
计算所成立初期，我们与数学所、电子所等单位都住在西苑大旅社。抓住空余时间，钻研自己的业务。我大学时就喜爱自学俄文，也买了一些俄语速成的书本，造卡片，记单词。在西苑大旅社时，每天早上，晨练后便读俄文，因此亦颇有长进。在训练班的课程考试中，大概也考得不坏。这样，所里选拔留苏生时，我被选上了。
1958年6月，我被派到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学习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还修了马列主义的课程，通过了考试。这期间，正值大跃进、大炼钢铁。留苏预备生也不能例外，这些活动也得在学校参加。这样，学到的俄文当然是很不够的。1958年12月，我们一批留苏学子，踏上去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我们一批数十人，乘火车经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路经贝加尔湖、伊尔库次克、新西伯利亚，整整一个星期，才到达莫斯科。我们大部分人，俄语听说能力都很差，不能和苏联人对话。这批人中，计算所派出的共四人，唐裕亮是学硬件的，派到苏联科学院精密机械与计算技术研究所;我与许孔时、王汝权派到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许孔时学的是程序设计，拜一位搞程序设计的学者叶尔索夫为导师。
在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与空气动力学研究室的部分成员合影，施梅格列夫斯基（右6），刘慎权（左3）。
我与王汝权学的是计算数学，计算中心主任是多罗德尼钦院士，专长是空气动力学。施梅格列夫斯基曾在中科院计算所讲学半年与我们很熟悉，他也是搞空气动力学的。我和王汝权由石钟慈陪同，去见多罗德尼钦和施梅格列夫斯基。计算中心一位学术秘书也参加会见，只见他拿了一枚苏联硬币向空中一抛，便决定王的导师是施梅格列夫斯基，我的导师是多罗德尼钦。
攻读研究生的第一年，要念三门专业课程：空气动力学、计算数学和数学物理方程。主要是看导师指定的书籍，故每天都在看书，或在研究生宿舍，或到图书馆。中国研究生有一座专门的宿舍楼，中国人集中住在起。初来的留学生，俄语都很差，在研究生宿舍楼参加一年的口语学习，三个学生配备一名苏联老师。我与王汝权、唐裕亮一组的老师是柯姆柯娃。每周上两次课，老师教学很热心，除学习课文外还与我们对话，常常讲述各方面的题材，天南地北，俄语进步很快。我们还每天听广播，看电视(留学生宿舍有一台黑白电视机)。
计算中心的研究生也归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管理，研究生科的主管对我们新来的中国学生很关心，她指定了几位苏联研究生与我们联系，以提高我们的俄语水平。
莫斯科列宁图书馆是全开放的，你可以在里面找寻各种资料，待上一整天。莫斯科大学也是开放的，我与王汝权每周都去听课，这对提高俄语水平有很大帮助。我们有时甚至到高尔基公园看书，那里自然环境很美，很幽静。苏联人对我们很友好，常常遇到老人，叫我们“年轻人”、“儿子”。
研究生学习进入第二年，开始论文工作了。导师给我选的题目是附面层数值计算。苏联科学院计算中心有一台БЭСМ计算机，是第一代电子管的机器，每秒运算1万次，内存容量只有2048字，用机器指令编程。那时 Fortran ，Algol等计算机语言还没有出现，甚至汇编语言都没有，没有任何软件，各种计算机程序都要自己编写。输入是用穿孔卡片，打印是8位数很窄的打印纸。上机时间很宝贵，我每周只能登记一两次上机时间，每次40分钟，而且常把我的时间排在半夜。因此编程要很细心，以减少调试程序的错误，最好能一次通过。我的导师是苏联科学院院士，又是研究所的所长。我在做论文时，每隔两周便去见一次导师，先通过他的秘书联系，然后在办公室外等候接见。
在我们研究生宿舍里，大部分人都在十二点以后才睡觉，有时甚至一两点才睡。这样安排，晚上时间很充足，效率也高。每个人也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都有锻炼时间。
到1962年，研究生学习进入最后半年，这是我最紧张的阶段。那时，计算实验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于是着手论文的写作。写论文也要集中精力，一气呵成。记得有一次写作论文，我不停地工作了一个晚上，不知疲倦，最后发现东方已发白，而我的论文也基本完成了。喜悦之情，无以复加。1962年6月，我完成了论文“当有吸除或引射时层流附面层的计算”。论文答辩时，主考人为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同时我又将研究成果写了两篇论文，投到苏联的《计算数学与数学物理杂志》，都被录取了。我和王汝权都通过了答辩，取得了副博士学位。
我们有自己可支配的充足的学习时间，每个留学生都带着“为祖国学习”的理念。我们都想着祖国人民，把苏联政府发给我们的助学金，除了买书外，不买高级消费品，甚至照相机也不买。回国时，旅费全部自己出。在苏联的三年半学习，学了很多东西，变化是很大的，特别是语言方面更为显著。想起刚来苏联时，简单的会话都不会，到毕业时，看电视，听广播，与俄国人交谈，全都觉得很自然了。1962年7月，我和王汝权一道坐火车回到北京中科院计算所。
1961年在莫斯科中国研究生宿舍前摄，后排左起：1：许孔时，2：张德昌，3甘兆煦，4：何成武，5：王汝权，前排左起：1：杨桂通，2：沈燮昌，3：刘慎权。
开创计算机辅助设计
1969年，从干校回到所里，中科院计算所的计算机研制工作在停顿了几年之后，开始酝酿研制新的计算机。当时在国际上，电子计算机已进入以集成电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代。国外已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研制第三代计算机，过去以手工劳动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计算所提出了利用计算机进行插件板布线和自动测试的课题，并要求有更多的原来搞计算数学的人员，从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
1971年，计算所将三室内与计算机研制有密切关系的大型机方案论证、自动布线、自动测试等课题和人员集中在一起，组成整机研究组，当时称为“计算机排”，叫我负责领导。这就是1977年后建成CAD研究室的由来。
我带领大家调查了国外计算机辅助设计方面的进展情况，翻译了布鲁尔编的《数字计算机设计自动化的理论和方法》一书，后来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经过一段学习和讨论，确定了研究方向为数字计算机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研制的主要方面有：系统模拟，逻辑综合，逻辑模拟，逻辑划分，布局，布线，插件板故障自动测试，计算机自动电路分析等。
当时研究条件非常艰苦，所使用的计算机，开始时只有109丙机。这是晶体管计算机，在当时算是先进的国产机器。后来计算所研制出集成电路计算机111机和013机，计算速度才较快一些。但它们除了一些供输入输出的管理程序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系统软件。外部设备更是落后，计算机没有磁盘，输入使用穿孔纸带。打印出的布线图，要用四五幅纸才能拼成一张图。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和魏道政、林宗楷等同事，承担了大型计算机研制中系统模拟、逻辑模拟、逻辑划分、布局、布线，插件板测试、电路分析等多项任务。经过多年的努力，提出了新的算法，建立了相应的应用软件，先后在计算所对013、757和KJ8920等大型计算机研制，取得成功应用。CAD各项技术在大型计算机研制中取得这样的应用成绩，在我国还属首次，因而在国内有相当大的影响。
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7.8级大地震。在地震期间，我们从事CAD计算的同事，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工作，我还经常在四百号楼上013计算机。
1977年，计算所三室从事计算数学工作的人，准备合并到科学院计算中心，我们从事设计自动化的这一部分留下成立研究室，我被任命为室主任。这一年，恢复了职称制度，我被提升为副研究员。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到处在听英语广播，开设各种计算机及其应用的讲座。我在文革期间，便写了一本《计算机，它的应用和程序设计》，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计算所成立了服务社，开了许多讲座，请我讲授计算机程序设计及其应用。全国高考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恢复了，计算所开始招收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这也是我带研究生的开始。
计算所三室的设计自动化工作，在多年文革的干扰、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工具落后的环境下，经历了漫长的曲折道路。但在全体同僚的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使我们开发的软件，在计算所研制几台大型计算机中进行了成功的应用。这时，科学院恢复了成果鉴定和奖励制度。我们CAD研究室，在1978至1980年，就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两项，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这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1980年，我被提升为研究员。那时全所的研究员不多，科学院的领导要求计算所破格提拔几名研究员，要公开作提职报告和答辩。我本来因为生过大病，不想太出头，但完全为形势所迫了。1984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博士生导师资格。那时博导资格，上面限制很严，全国计算机界，博导也屈指可数。计算所当时硕士生导师不少，但博士生导师则只有四人。经过几年的培养，计算所已毕业了几批硕士生，并招收了一些博士研究生。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开始与外国进行学术交流，计算所也开始向欧美派遣留学生。
但新问题又来了，入学后的研究生，向往的第一是出国，其次是办公司，因为科研人员的待遇太低了。那时四通、信通、京海，还有联想等公司，正如雨后春笋，一个个开办起来。计算所和软件所一批将要毕业的研究生，创办了希望公司。我感到研究队伍如何巩固和发展，面临很大的挑战。我与魏道政、林宗楷向严东生副院长递交了创办CAD开放实验室的申请。1987年获得科学院批准，在计算所成立了CAD开放实验室。
实验室的成立，为我们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此我逐渐招收更多的研究生，获得了国家七五攻关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国家高科技研究项目的资助。研究领域，除了数字系统CAD外，还开展了计算机图形学与CAD的理论和方法，图形系统GKS，基于数据库的造型系统CAD，图形用户界面，CAD的图形支撑系统等项目的研究。
1991年，我带领CAD开放实验室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组，在国内率先开展科学计算可视化研究。完成了中科院院长基金项目“科学计算可视化的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计算可视化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子课题“流场显示及其交互式可视化环境”，和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计算机动画中运动控制方法的研究”。在完成项目过程中，我的研究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标量场和向量场的静、动态显示技术、表面绘制技术散乱数据处理等提出了新的改进方法，研制了具有图形显示、编辑及用户界面生成的通用数据场可视化系统DVS，其研究成果已在医疗、气象、流体力学计算、地理、军事、影视制作等生产和科研领域获得应用。我们的科研成果“科学计算可视化的方法及其应用研究”，获得了1997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我们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论文。2000年，当我七十岁时，我的学生要我出一本《刘慎权文集》，我已把过去的主要论文，与学生共同发表的一部分论文，收入到文集中。
2009年3月，刘慎权研究员在中科院软件所参加计算机历史座谈会。
学术活动
文革结束不久，1978年10月，由四机部十五所主办，在阳朔举行我国首次计算机辅助设计学术交流会。中国电子学会和计算机学会对此次活动都十分重视，因为这是学会活动停顿了十余年之后，开始恢复活动的一次学术会议。我们计算所，因为在数字系统设计自动化的研究与应用上取得一些成功，受到同行的重视，我被安排在大会上作了“计算机设计自动化的发展概况及其主要内容”的报告。此次会议，后来便成为中国计算机学会下的全国CAD与图形学年会的开端。
1986年，在中国计算机学会下，成立了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我被选为副主任。通过专业委员会，我们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自1982年起国内的CAD与图形学年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为了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我们又倡议召开国际CAD&CG会议，自1989年起，亦每两年一次，与年会交叉召开。这两个会议，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停止过。每次会议，我都积极参加，并参与会议的组织，因为我都担任会议的程序委员，直到我退休为止。
1990年，与研究生一起参加CAD与图形学年会。
除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外，我还参加了许多学术组织和活动。如曾当过中国自动化学会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计算机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这些学术组织，在八十年代，都组织过许多计算机应用学术会议，参加的人很多，对于计算机应用的推动，起过十分好的作用。我还担任过计算机学会理事，计算机科学名词委员会委员。我提供了许多有关CAD和图形学的名词，收入到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编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名词》中。
计算所CAD开放实验室成立后，由林宗楷当主任，魏道政当学术委员会主任。在全国CAD和图形学界请了一些学者，担任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委员，接受国内学者的研究课题申请及来访。同时，发展与国外同行的学术交流。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也参与一些学术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因此，结识了许多同行。与我们CAD开放实验室成立差不多同时，浙江大学也成立了一个CAD&CG国家重点实验室，他们也从全国各地聘请了一些学者，担任术委员会委员，我也被列入其中。每年，这两个实验室都有许多学术活动。加上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的活动，如组织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审查稿件等，CAD与图形学界的同行也常在一起聚会和交流。例如，浙江大学的何志均、石教英、彭群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唐荣锡、朱心雄，北京理工大学的刘明业，清华大学的唐泽圣、许隆文，中科院软件所的吴恩华、戴国忠、王裕国，自动化所的陈由迪，国防科技大学的李思昆、吴泉源，合肥工业大学的杨作慎，总后勤部科研所的周堤基，华北计算所的胡祖宣、方家骐，华东计算所的何成武，北京大学的董士海，北方工业大学的齐东旭，南京大学的张福炎，山东大学的汪嘉业，吉林大学的庞云阶等，我们都常一起参加会议，结成深厚的友谊。
八十年代之后，外国学者来我国访问参加学术会议的逐渐增多，我们出国访问亦结识了许多国际友人。我们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与欧洲图形学会有较密切的联系。1987年，我曾代表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与欧洲图形学会的主席万东尼(C. Vandoni)签订一个联络协议，以加强两个学会的合作。万东尼曾应邀来北京访问，为我们第一届国际CAD&CG会议的组织，给了许多帮助。1990年我去瑞士参加欧洲图形学90年会时，他邀请我和彭群生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访问。
欧洲图形学会的资深领导成员恩卡纳索(J. Encarnacao)，接受我的博士生李华到他的图形与数据处理研究所学习，我推荐他担任过我国的计算机英文刊物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Technology的编委。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马克·格林(Mark Green)教授，多次来华参加我们的CAD&CG国际会议和来计算所访问，1992年，他邀请我访问了阿尔伯塔大学。
1989年以前，我国没有一份CAD和计算机图形学的杂志。我们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及CAD开放实验室的同仁，积极建议要办一份这样的刊物，以开展我们研究领域的交流。大家推举我创办这个刊物，于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便在1989年9月创刊。大家推举我为主编，副主编有唐荣锡、唐泽圣和刘明业。办刊之初，经历种种困难。CAD开放实验室主任林宗楷大力支持，答应每年资助学报3万元，经费算是解决了。经过专委会及CAD开放实验室同仁的努力，终于获得批准刊号,但没有邮局发行，刊物也是很难办下去的。
创刊之初，我们只能内部发行，刊物主要是赠送。为了扩大发行面，我曾发动课题组成员及研究生，收集了各地图书馆、学校及研究所的地址，发出了上千份的订单。直至最后取得了邮局发行，才解决此问题。
浙江大学CAD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
我们是从事计算机领域研究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采用计算机排版。当时虽已出现了一些汉字排版系统，但还很不完善的。稿件都是手写体，图表又不规范，汉字输入法当时也很落后，录入排版的工作量很大。当时参加此工作的王美珍、岳风菊，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我们学报，经过编委会和编辑部同仁的努力，CAD与图形学界的支持，刊物的质量不断提高。它所刊载的许多学术论文，已被中国科技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美国的EI、英国的 INSPEC、俄罗斯的文摘杂志等收录。我担任主编的工作一直到2004年，由吴恩华接任为止。
1991年10月1日，我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从1991年7月起，领取每月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从1995至1998年，担任中科院软件所计算机科学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从1978年起到我退休止，担任《计算机学报》编委。1986至1995年，担任《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Technology》编委。从1991年起至退休止，担任CADDM杂志编委。
2002年，中国计算机图形学会授予我计算机图形学贡献奖(Chinagraph'2002)，以表彰我所做的贡献。其实，很多工作都是大家共同完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点责任而已。
我从1978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到我退休为止，共指导了19名硕士生和36名博士生，以及3名博士后。自1986至1994年我连续九年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讲授计算机图形学课程。在那个年代，研究生院在玉泉路，我每周去讲课一次，一清早便去等班车，讲课一上午，很晚才能回家。计算机图形学，那时是门新课程，听课的学生常常七八十人。那时讲课的待遇很低，但我觉得，为研究生讲课，是当导师的职责，不可推辞。我带的研究生，大部分都很优秀，他们工作很努力，和我一起完成了许多项目。我们结成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如杨瑞元、刘永春、李华、熊一华、赵靓海、白似雪、唐卫清、文四立、王建翔、顾宁、马华东、李斌、梁训东、徐迎庆、孟祥旭、何涛、刘晓平、苏成、任继成等，经常有联系。
1988年，中科院计算所CAD开放实验室代表团赴苏联和东欧访问，左起：魏道政、张守仁、刘慎权、林宗楷、李凤森、郭玉钗。
出国访问
我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改革开放以后我曾去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等许多国家访问，进行学术交流。少年时，曾听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心向往之。虽然至今远未做到，但亦读了一点书，游历过不少国家。今日回忆之，具体细节，已无从细说。但每次出访，都记了日，回国后，有些访问，都写了报告，上交领导，或刊登在当时某些期刊上。
在写此回忆录时，翻阅当时日记，访问景况，犹历历在目。这里作简单的叙述，并写些印象较深刻的。
1962年从苏联学成归国，中苏关系恶化，与苏联导师及朋友的联系全部中断。1965年10月，我与邬华模受科学院委派，作为两国交流项目，去捷克斯洛伐克考察16天。此后漫长的对外交往全部终止了，直到外国学者来访的渐多，我们这些既懂业务又懂外语的知识分子，就常被研究所委派，参加外宾接待工作。每年圣诞节前，业务处还给我们发些明信片，令我们给外国学者多发些圣诞新年的祝贺，以加强对外联系。
其后，我们CAD与图形学专业委员会，又常召开一些国际会议，来华访问和参加会议的外国学者日益增加。CAD开放实验室成立之后，更重视对外开放，与许多国家的对应单位，订立了互相访问交流的协议。退休前的中科院、计算所等派出的访问，计有访美、加、英、法、西德、瑞士、苏、波、民德、捷克、奥地利、保、罗、匈、新加坡、日本、泰国。
1983年到美国是文革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印象最深刻。那时，我们物质还很缺乏，看到琳琅满目的食品和日用品，反差实在太大了，真有天渊之别的感觉。看到别人这样先进的计算技术，感到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在八十年代初期，从中国大陆去美的人还很少，那里看不见有中国大陆的产品。我们遇到的都是从台湾和香港去的学生和学者，美国人对我们亦有新奇之感。每访问一个单位，他们都细心给我们讲解，带我们参观。路上碰见华侨，甚至主动问我们去哪儿，要不要坐他们的车。
在出国访问中，语言是很重要的工具，语言不通，真是寸步难行。我留苏结束将要回国时，感到使用俄语很自如了，但很可惜的是，回国后，俄语就完全荒废，查文献时，大部分都使用英文。文革后，我听了许多英语广播，又去科大研究生院参加五个月的英语培训，所以1983年到美国三个月的考察，有点像如鱼得水。后来参加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国际会议，也常令我当分会的主席，用英语主持。但与会者多为中国人，亦易于应付。出国做报告，则要困难些。我用英语做的报告，一次是1990年在柏林参加 TECHNO-DATA90会议，一次是1992年去加拿大访问时，滑铁卢大学计算机系给我组织一个报告会，还有是1998年去日本访问，中前教授给我们组织的一个报告会，和2001年去加拿大参加 CSCWD2001会议。
1988年去苏联和东欧访问前，我将过去的俄语读物及词汇复习了一遍才慢慢恢复俄语的交流能力，到苏联及东欧国家后，基本上能应付自如。访问苏联控制论问题研究所和计算中心时，报告厅设在计算中心，也是我196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地方。轮到我做报告时，我用俄文讲述，但有许多计算机词汇，也只能用英文了。
1988年和1990年两次到苏联访问，是我旧地重游，印象更为深刻。我两次都见到我的导师多罗德尼钦院士。1990年他恰好八十寿辰，我送给他一双健康球。1960年12月，他作五十寿辰时，计算中心为他开了祝寿会，我曾送过他一幅中国画。我邀请他访问中国，但他在1993年去世，没有成行。施梅格列夫斯基是50年代来计算所讲授程序设计的苏联专家，我们在苏学习时，给我们很多帮助。两次访苏，都见到他，本想邀请他再来中国，但他因患心脏病而推辞。
1988年访问苏联计算中心，前排右一为作者导师多罗德尼钦、右二为曾于60年前赴中国传授程序设计的苏联专家施梅格列夫斯基。
1990年我去参加柏林会议，路过莫斯科，他邀请我到他家做客。那时莫斯科供应十分困难，他只能作很简单的招待，并表示歉意。我当然不以为意，叙述友情，依依不舍。回国后，每年圣诞和新年，我们均有信件来往。2007年，他因病去世，至今，再没有和俄罗斯人的联系了。
在学术上，与日本友人中前荣八郎教授联系较多，他在计算机图形学研究方面，成果累累。1998年7月，他邀请我们访问广岛，接待十分热情，在很典型的日本餐馆招待我们，还令他的中国学生陪我们游览了京都等地的名胜古迹。他比我大两岁，每年年底都发来贺年片，并谈及他的退休生活。（完）
刘慎权先生在《溯源中国计算机》上签名（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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