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充满Drama的时代安身立命
你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感知是什么?
若问题有些突然,让我们先一起分享一个生活片段:
活泼甜美的Lacie是一名普通白领,她每天清早5点晨跑,6点回家化妆,7点勒束腰,8点练习微笑,9点前她会先赶到装潢尚好的咖啡店,花12小时时薪买1杯不到150ml的意式浓缩,然后摆拍20分钟。强烈的焦虑感使Lacie全身紧绷,直到手机通知刚上传的《自律早晨vlog》得到5星好评,她才如释重负——
当人气评分超过4分,人可以从“普通”升级到“受人尊敬”的阶层。ta人会依赖分数决定是否和你亲近,你也能通过高分换取租房折扣、信用借贷等生活便利。
“这是不是看似荒谬?实则和我们在Facebook、Youtube上的生活没有很大不同。”2016年,导演Owen Harris用“未来社交图景”诠释知名科幻剧《黑镜》中的这一幕。
通过对互联网时代人群的观察,他借夸张的影视手法投射出当下“自我展示文化到极致”的社会: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每个人竭力在线上线下展现阳光、积极、so different的一面。久而久之,外界的反应等变成了我们对事物的判断,人类情绪随数据上下起伏,精神似电波恍惚。
这个世界仿佛正在“表演”中失真。“戏精”、“塑料友谊”被调侃,鲍案等反转性事件层出不穷,无数爆款热文开宣扬“做真实的自己”,可即便意识到方法论的几年后,我们好像仍在“人性虚伪”的无望中越陷越深。
“真实”真的由个人就可以决定吗?人类“表演”的动机从何而来?在学术研究中,【自我呈现】作为特殊的社会学、传播学概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的呈现行为不仅是个人意志,更牵连技术、社会环境的演变。
身处一个Drama无处不在的时代,我们究竟如何找到真实?如何定义自我?
时间跨度60余年,从传统到社交媒体时代,笔者将4位学者对【自我呈现】的部分硕果梳理成一部《戏精简史》,也许能帮你在混沌中找到答案。
一
巨幕徐徐拉开
“当莎士比亚遇上戈夫曼”
故事开始于1928年,加拿大多芬市第四大街坐落着一家小小的服饰店。店里的男男女女挑选各式服装,仔细在镜子前打量自己,而店主马克斯也在察言观色,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顾客。
这种酷似【表演】的日常被他敏感的小儿子欧文·戈夫曼记录了下来。33年后,在其社会学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将整个社会比作一场盛大的演出,人会有意无意地运用各种技巧,在他人面前维持自己期待的印象,即所谓的【自我呈现】。
这种隐喻不禁使人想起《皆大欢喜》里“人人皆演员”的经典台词,莎士比亚和戈夫曼仿佛实现了“跨时空”合作。在【自我呈现】的早期研究中,戈夫曼逐渐补充【表演者】、【印象管理】、【前台后台】等概念,丰富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戈夫曼聚焦的是一种面对面的身体呈现。上世纪的人花2小时进剧院、咖啡厅扮演的“明星”“艺术家”等角色,可21世纪人的社交行为似乎更多发生在网上。互联网时代,比起去剧院嚼爆米花,多数人更喜欢在社交媒体上顺藤“吃瓜”。
二
博物馆奇妙夜
“当戈夫曼遇上互联网”
“ 【表演】更趋向于面对面的,类似人在做现场直播。然而,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更接近于一种【陈列】,会被保留更长时间。”[1]
当社交网络兴起,牛津学者伯尼·霍根认为,人类的自我呈现,已经从单场景舞台扩张为以“自我”为主题的【展览厅】或【博物馆】。
这种转变与技术迭代密不可分。相较时代进步的宏大叙述,《在云端》的作者南希·拜厄姆提及【存储】、【可复制性】两个概念,可帮助我们从更简单的微观视角,理解新型媒体对人际的改变:
存储,指服务器或硬盘对信息的保存;可复制性,即拷贝、复制信息的能力 。[2]线下交往时,除非录音录像(还得在法律范围内),信息会在对话结束后被迅速忘掉。而现在,QQ空间复盘“那年日志”,网易云音乐推出你的年度歌单,数字媒体中的信息被储存进不同设备,甚至可被复制、回复,重新编辑或传播。
想象一下,原先在会议室声情并茂2小时,就足以表达对公司的忠诚热爱,而现在,部门经理早就在你的微博小号‘观赏’你吐槽上级的日常,并把48条“作品截图”转发给老板 。
诚然,社交媒体扩张了人们被“社会凝视”的范围,但从本质看,它仍根植于人的印象管理需求。
当一个人有了维持良好形象的动机,ta往往会主动将契合形象的生活不断曝光。刻意摆拍,斟酌文案,维护行为被越多参与,它逐渐成了一种个人习惯,甚至集化为一种社会惯例或无形的压力,促使大众完成从情景剧演员到社交主页【策展人】的转变。
根据伯尼的思路,社交媒体中的【策展人】(@健身小王子Mike)不仅要会表演、会设计,最重要的是需要以动态的方式(每日跑步打卡、每周健身房定位),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下对展品进行修正(月运动总结、营养餐),以保证所塑造形象的连贯性[3]。
换位来看,我们想了解别人时也常常先会翻ta的朋友圈,而其对外可见的所有动态,都会影响我们对ta的印象。比如上一段,你可能会认为“哇哦,Mike是一个自律又健康的人!”尽管这位仁兄每天只是去健身房隔壁的汉堡王,其真名叫李大壮。
总的来说,技术参与使人的Drama情境从平面上升为立体空间,自我呈现趋向“脑力>体力”的社会游戏。随着场景增多和周围玩家变幻,个人的呈现行为也逐渐与社会人际紧密相关。
三
两个人的独角戏
“逃避可耻但是有用”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女孩,都在想什么?》,今年4月,GQ情感研究所“过于真实”的漫画引起热议。白领秒删不符合“优雅”人设的动态,实习生屏蔽吐槽同事的日常,分手的女孩清空和前任的聊天记录。不难可见,当社交媒体上的痕迹被展演进生命档案,它也让策展人们时刻面临“人设坍塌”的危机。
因此,“撤展”成为我们在社交平台维持形象更加重要的策略。沿用霍根【展览厅】的视角,学者董晨宇和其学生段采薏将社交媒体中的“撤展”行为概念化为【自我消除】,将其看作一种反向的自我呈现。
在他们看来,消除不仅是自我呈现中的特殊行为,它背后更投射着不同的层次和社会意义。以情侣分手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自我消除中的三种层面:
(1)公共层面:公开撤展,宣告关系的结束。如替换情侣头像、删除与对方相关的朋友圈等。“分手”通常不是积极的事,比起直接宣布,低调的消除行为不仅能减小“物是人非”的尴尬,还能避免朋友圈集体吃瓜。同时,它也关乎分手者对未来的考量,如一个人及时恢复单身形象,才能更好为新恋情做准备。
(2)人际层面:无声的互动,进行关系调节。如拉黑、取消关注、删除好友等。处理前任关系是爱情中最复杂的事之一。“拉黑”暗示“讨厌你?”,“屏蔽”表示“不再联系!”,“谁先删谁”关乎争吵的输赢···我们在各种消除行为中揣测着对方的心思,复杂又孩子气的纠葛,也许才是更为真实的爱情图景。
(3)自我层面:反身性的沉思,开启或完成新自我的更替。当另一个人随信息从内心删撤,我们也许才有更多时间思考自身。我从这段感情里失去或得到了什么?我想要什么?就像电影中失恋的主人公常独自旅行,改变外貌、理想甚至价值观念,现代人常试图用“放手”换取新的生活。
由此可见,【自我呈现】不再只是简单输出的行为描述,它存在不同情况,甚至是人类处理融关系和情感的方式。当生命的博物馆涌现更多可能,董晨宇、段采薏尝试以【剪辑师】为隐喻,更为完整地去描述当代人在社交媒体中的印象管理行为。
四
最漫长的电影
“人人都是剪辑师”
在印象中,展馆是供人漫步的场所,而随着信息光速迭代,碾压式的呈现文化使人变得紧迫。线下少有的“撤展”行为在线上成为常态,人们不断期待更新、变动、反转。
一旦呈现与消除手法交织,生活便如蒙太奇亦真亦幻。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身份表演像一部自我生命历程的电影[4],主角不只是演员,更要承担【剪辑师】的责任。
比策展人更困难,剪辑师不仅要将有关自我形象的素材编排一起,形成有意义的片段,还要随时关注电影的整体、连贯和一致性。在生活变动的关键节点,还要重新编辑,以保证电影可以完美地随时被他人回放。
有趣的是,虽然【剪辑师】的概念由当代研究者提出,但早在1943年,就职于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的戈夫曼就极熟悉电影剪辑的蒙太奇手法。后人的研究,仿佛冥冥之中回应着先驱者。
终
如何在这个Drama的时代安身立命
按照“10万+”的思路,本文结尾应该利用学术直指人性弱点,或是得出技术害人的反转结论。
可当真正追溯来龙去脉,我最终无法向读者【呈现】一个清晰的答案。
对于【自我呈现】,人们的评价往往两极分化,一方批判人性软弱,另一方放大技术恐慌。这种局面本质上是【社会建构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博弈:我们试图将风险责任全然推卸,却忽略了一个现象之所以值得被讨论,往往是因它涉及个人意志、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诚然,这个世界“戏”太多了,我们都希望能自在地生活。有激进者试图逃离网络,却发现社交网络早已深入参与了日常生活;试图与他人隔绝,却发现即使自己仍无法停止去刷别人的状态,逃不过《黑镜》中“打分与被打分”的命运。
就是在一个多元复杂、欲望满足的方式众多的环境里,人对事物的认知、理解和共情越值得被重新审视。
对事物的全貌不了解,往往会放大内心的迷茫恐慌,匆忙站队并不是回避风险的手段,相反,鱼蚌相争,是在增加共同幻灭的可能。
跟随本篇文章,我们了解到人的【自我呈现】是精神与物质的柔和体,它不该被简单概括为“虚伪”,它有人的追求欲望,融合了社会历史的烙印,与科技发展互通影响。
因此,在充满Drama的时代,我们不妨开拓一种“社会形成论”的视角——正视人性的需求,探索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影响,最终用慎思后的意识与实践,去推动一个更加自由、真实、理想的社会。
“原来我的朋友并不喜欢诚实,但这感觉很奇妙,你应该试试。”《黑镜》接近结尾,因有差评落魄街头的Lacie被一位老妇人收留。老者的评分只有1.4分,却是第一个给予别人爱与真诚的人。
也许,一个人能否在时代洪流中安身立命,重要的不是对世界的感知,而是ta如何去感知这个世界。
毕竟技术更替,人生如戏,身体和心灵至少为我们活一次。
注释:
[1] Hogan,B. (2010),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Distinguishing performances and exhibitions online.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30(6),377-386.
[2] [美]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80
[3] Marwick, A. E., & Boyd, D. (2011).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 society, 13(1), 114-133.
[4]董晨宇 段采薏.反向自我呈现: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研究.新闻记者.2020:5(14-23)
主要参考资料:
[1] [美]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2] 董晨宇 段采薏.反向自我呈现:分手者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消除行为研究.新闻记者.2020:5(14-23)
[3]董晨宇 丁依然. 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新闻与写作.
2018
[5] 董晨宇 丁依然. 传播技术如何改变亲密关系——社交媒体时代的爱情 .新闻与写作.
2018
[5]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6]王立.如何在一个充满差异的时代安身立命.GQ报道.2020
[7]新传研读社.Mark Deuze:论媒体生活.新传研读社.2020
[8] 张阳.《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揭开“人生如戏”的帷幕.传说公关读书组.2020
[9] Deuze, M. (2011). Media lif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1), 137-148.
[10]Slotter, E. B., Gardner, W. L., & Finkel, E. J. (2010). Who am I without you? The influence of romantic breakup on the self-concept.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2), 147-160.
快收藏今日笔记吧~
图文 | 刘思怡
排版 | 刘弋立、孙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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