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盗猎者》：教你理直气壮地嗑CP
《文本盗猎者》
作者：【美】亨利·詹金斯
译者：郑熙青
副标题：电视粉丝与参与式文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6-12-14
ISBN：978-7-301-27577-1
说到粉丝，你的脑海里是否已经有了图景？疯狂、无脑、幼稚…一度是“追星族”，即“粉丝”这个名词的代名词。
但这些刻板的形容词真的准确吗？我们或许可以从这样一本粉丝研究著作中一探究竟。
在大众眼中的粉丝群体，是疯狂而失去理智的
《文本盗猎者》（Textual Poachers）是一个关于特殊媒体粉丝群体（media fan）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记录了其社会机构、文化行为及与大众媒体（mass media）和消费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之间矛盾复杂的关系。
文中谈论到的媒体粉丝们爱好多种文本：从英美连续剧、好莱坞类型电影，到漫画、日本动画。这个群体大部分是女性，大部分是白人，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但对此之外的人也持开放的态度。在我们观察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发问：如此广泛而多样化的群体，是否构成了特征鲜明的亚文化？
01
“回到现实中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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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已久的污名化
许多刻板印象似乎都来自“粉丝（fan）”一词语源：fan是“疯狂”（fanatic）的缩写形式，这一词逐渐从描述过度无节制的宗教信仰狂热转移到普遍意义上的“过度且不合适的热情”，常用于批评政敌的立场，并更广泛地使用于“神灵或魔鬼附身的”状态。
在作者写作的年代，新闻报道中对粉丝的描述，大半建立在“粉丝”一词的疯狂和魔鬼附身的传统意义的连接上，常常将粉丝描述为反社会者，详述他们在对名人亲密关系幻想破灭或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知名度时采取的反社会的暴力行为。
披头士乐队的粉丝马克·大卫·查普曼，于1980年12月8日强杀约翰·列侬
而在影视作品中，粉丝也往往是以危险、邪恶的形象出现。如伯奇尔文所描述的“阁楼中的粉丝”是悬疑电影、侦探小说和警匪电视剧中的典型角色，是罪案和频发的安全威胁中的“常规嫌疑犯”之一——粉丝由于持续不断的信件没有得到足够的私人回复，便开始谋杀明星四周的人，闯入她的公寓进行暴力破坏、给她寄死亡威胁信并最终绑架了她，威胁要强奸并杀害她。
相比心理变态的粉丝，粉丝群体的喜剧化表现，则呈现出了患有社会适应不良症状的形象：这些人过着没有成就感的生活，基本没有社会交往，感情生活受挫，从事忙碌而地位低微的、通常和演艺行业相关的工作。他们因丰富多姿的个人幻想而沉迷于内心世界，代替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应采取的决断。
话剧《危情十日》中作家被粉丝所挟持，它将粉丝刻画为离群索居、心理及社交方面不成熟、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我位置的人
这一切的社会话语，使粉丝成为了当代文化中见不得人的丑陋范畴，是嘲讽与不安、恐惧与欲望的多重对象。
02
污名化背后的阶级话语
当我们望向粉丝话语构成背后的逻辑时，我们会发觉，它与“品味（taste）”的涵义紧密相关。所谓“好品味”、恰当的言行或者美学价值都既非天然也非普适，相反，它们都深深植根于社会经验中，并体现着特定的阶级利益。
“天生”就有好品味的人在体制内的社会等级中就“应得”更高的地位，并从教育体系中获得更多的优惠，而其他人的品味则被视为“无教养的”或低下的。
《格调》中所展现的品味是维持社会分层的和固化阶级身份的一种重要形式，特定人群将特定品味视作理所当然
品味区别不仅决定了文化形式是否理想，更决定了人与文化产品产生联系的方式、解读文本的策略以及消费方式是否理想。在品味教化下的阳春白雪（如精英语境下的莎士比亚戏剧）的观众，便有着阶级和道德的优越感，而热爱文化工业产品的人则往往被认为是智力低下、心理不正常或者情感上不成熟的人。
除却刻板印象的影响，这些偏见也会来自主导文化等级秩序（dominant cultural hierarchies）受到侵犯时的恐惧心理的投射：粉丝文化模糊了优劣品味的界限，将流行文本视作值得和经典文本同等关注和欣赏的文化产品；那些通常适用于“严肃高尚”作品的阅读方式，如文本细读、详细分析，多次及长时间重复阅读等，被毫无区分度地“滥用”于大众文化“快餐式一次性消费”的文本当中。
粉丝对资产阶级品味的侵犯和对主导文化等级秩序的扰乱，注定了该等级秩序的维护者会将粉丝所爱定性为不正常且具有危险性。
粉丝将电视剧《继承者们》中的人物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绘制了关系网，而这一阅读模式往往被认为，只能应用于严肃文学、有品位的文本
面对社会的偏见和污名，粉丝们也尝试用多种方式完成合法性的自证。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唯一的自辩只是强调他们生活方式“正常”一面，表现出他们对自己和中产阶级文化的一致，以创造出他们和非粉丝朋友的共同语言。比如有粉丝指出：“我有丈夫和孩子，我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社会义务，并且也积极参与政治、宗教活动，有社会责任感，并不是你们口中无脑而狂热的粉丝。”
另一些人则通过与传统高雅文化的联系，来证实对这部电视剧爱好的合法性，他们认为自己所喜爱的电视剧中有对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毒品泛滥等严肃社会问题的讨论。这些粉丝已经将许多主导品味深深内化，他们不得不勉力尝试用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所提供的种种言说方式来理解他们自己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粉丝们坚信《星际迷航》所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被提高到一种伪高雅文化的层面并用高雅文化的标准加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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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盗猎者”
“盗猎”是《文本盗猎中》的核心与隐喻。詹金斯的“文本盗猎者”概念来自米歇尔·德赛杜所谓的“盗猎”(poaching)。“盗猎”是一种主动而积极的阅读行为。德赛杜的描述颇为生动，他认为读者“是旅行者，他们在属于别人的土地之间迁徙，就像游牧民族在并非自己写就的田野上一路盗猎过去……获得自我的享受”。
粉丝们热情地拥抱自己所爱的文本，力图将媒体的呈现与自己的社会经验结合起来。粉丝不为体制上的权威与专家所动摇，而是强调自我解读、评价和创造经典的权力。亨利·詹金斯对此的阐释是“在文学禁猎区内毫无礼节的洗劫”，读者们“只掠走那些对自己有用或者有快感的东西”，而各类同人创作，都是文本盗猎的行为。
动漫《犬夜叉》的同人画作，粉丝们结合自己的理解将原作中的角色进行改编、再创作，便是一种“文本盗猎”行为
图源画师@sukja
德赛杜的“盗猎”比喻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持久的对文本所有权、意义阐释的控制权的争夺关系。在主流的“经文经济” （scriptural economy）下，文本意义的生产与流通，往往是文本制造者和体制所批准、解读者所主导。
在这种模式之下，读者默认一直居于被动接受的位置，接受权威所规定的意义，任何偏离文本的意义都会得到负面评价，认为是没有能够正确理解原作者的意图。而这种对语言的控制，也就成为了社会型构中统治阶级掌控文化权威和社会权力的标志。
语文考试中的文章的理解往往只允许是唯一的，任何偏离权威审定的理解，都不被认可（哪怕是原文本作者的想法）
值得强调的是，德赛杜的模型中，他对文本意义的本质持不可知论的态度，认为文本意义允许在各种激烈冲突竞争的阅读方式中获得证实。德赛杜的模型并非必然拒绝作者赋予的意义或者学术的解读策略——这些阅读视角存在自己的乐趣和收获，这一点不容忽视，而是认为作者与读者的理解应当处于同一地位上相互较劲，才能接近文本的核心意义。
02
性别与文类
01
性别化的读者
在弗林和斯威科特选编的论文集《性别与阅读》中，详细表达了男性和女性对文艺作品的不同反应。比如，布莱奇（1986）分别对男学生和女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反应做调查，得出结论认为男性更倾向于阅读作者本身所欲表达的意义，致力于观察描述事件的“强有力的叙事声音”，而女性则“将叙事文本视作一个世界，而无所谓与于这个世界的真假。”
女性的这一阅读视角被描述为“情感现实主义”，即粉丝们并不将电视剧视为“真实生活”，但是它们对于观众个人生活来说拥有“情感上”的真实——因此挖掘人物间的关系对她们而言便尤为重要。对于女性读者，虚构故事和真实经历间并无一道清晰的界限，她们的元文本推论严重依赖个人经历以拓展元文本中的信息，认同于角色也就成了自我分析的手段。与之相对的，男性读者的阅读重心，则放在对叙事谜题的创造和破解，以及情节发展的合法与逻辑。
不同粉丝对同一影视作品的不同衍生品，体现出其解读策略的差异
这些阅读策略的不同不仅简单地来自于男女间的生理区别，也来自于社会经验之中。布莱奇（1986）引用了社会学在儿童发展和语言习得方面的理论，指出这些区别和儿童早期的行为大有联系，男孩强烈地要求自主权，而女孩认同母亲，并渴求陪同、亲密和群体。
“对于男孩来说，叙述的内容和叙述的来源是他者。而对小女孩来说则不然：这些女性‘成为’她们阅读的故事的讲述者，因此她们不会注意也不会想要注意作者的存在。”
——布莱奇
然而在实践中，讲述者和故事两者对于女性读者而言往往都是“纯粹的他者”，教育体制一直以来都更加赞赏男性的阅读策略，轻视女性的解读方式，如朱迪斯·菲特利所说：“作为读者、教师和学者，女性会被教导怎样像男人一样思考，如何认同男性视角，如何将男性的价值观视作合法。”
并且，由于这个世界的印刷出版、广播电视和电影工业都是由男性掌控的，这些叙事都围绕男性行为并体现男性价值，且很多常见的文类传统深深植根于厌女症的前提假设。
豆瓣高分榜单中的电影，叙事主人公多为男性
尽管女性面临着狭小的文化空间的同时，还要被迫接受男性视角的商业文本，但她们仍能找到重述叙事的方式，哪怕是在想象中——通过想象角色在虚构文本内发生的事情之外还有自己的生活，女性观众才能设想自己的故事。
女性通过她们富有能动性的兴趣殖民了这些故事，这一“殖民”过程不仅解释了为什么女性粉丝文化往往会聚集在传统男性动作中心文类之上，而且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必须重塑这些文类才能将其转化为粉丝热情的基础：这些可以被选择和喜爱的男性中心的故事，并非天然地对女性挪用而开放，而是需要被改造，才能满足女性的需求从而进入到女性的叙述当中。
《神探夏洛克》的女性粉丝热爱磕CP胜过分析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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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期待”
传统意义上的类型（genre）即文类，指的是一系列文本，一整套叙述体系和常规套路，或者虚构文本构建的公式，它代表了媒体制作方和观众之间签订的默认合同，对电影中的“套路”赋予了重要意义，方便了电影意义的创造与理解。
“类型”的存在通过控制观众和图像及叙事之间的关系保证了特定意义的生产；为消费建构出了适合的观众（它们先制造了欲望，然后再以自身来满足所触发的欲望）；甚至可以通过限定解读电影的语境以控制观众对特定电影的反馈——观众对剧目的评价往往事建立在实现对其构造的理想形象的对比之上。
当自己的类型期待与片子走向相违背时，读者便会感到挫败、愤怒
尽管好莱坞的片场系统（studio system）使得分类严格的类型成为主流，但当代电视剧更像一种“重结合（recombination）”——传统的类型被适当修改，以期迎合有不同文化趣味的人群，吸引更多的受众以创造更高的收视率。不过这种“重结合”创造的多义性（polysemous）也容易使得电视剧制作者、电视台行政决策者和节目粉丝在创造性上的分歧和冲突。
多种文本类型的结合，可以吸引不同的受众群体
03
粉丝八卦
尽管父权话语（patriarchal discourse）通常将八卦视作“没有意义的闲聊”，但是女性主义作者已经开始在女性文化语境中重新衡量它的意义。
黛博拉·琼斯（1980）将八卦定义为“女性在女性角色中的本色谈话形式，它的风格是亲密的，话题和设定是个人和家常的，它是一种女性的文化事件，是长久以来女性拥有的重要资源”——它将女性自己的个人经历和她们所处的家庭环境以外的更大圈子结合起来。
事实上，八卦所传达并维系的社会关系比它实际的内容重要得多， 因此八卦虚构的角色也会和八卦真实生活中的事件一样有用。叙事开放、重视人物关系的肥皂剧尤其容易进入八卦的口头文化，它们不仅描述父权社会下女性特别关注的主题，也承认了女性生活中的种种矛盾。
女性就电视剧的交流和谈话，很快便引申到自身的经验和感受，而此时流行文本中的现成角色便成为了一种可供援引的共享资料。流行文本就像传统的“丑闻”资源，给人们在和这些问题切身冲突时不可能具备的情感距离的同时，也提供了抽象的辩论中没有的实实在在的例证。
各路网友对《三十而已》中的林有有口诛笔伐，表达自己对其行为和价值观的批评与不认可
八卦作为一种“女性话语”的力量在于它能够让抽象的事务具体化，让公众关心的话题转化为个人切身相关。这种话语层面上的转换在传统上能给女性提供空间以叙述她们被赋予的社会责任以及作为社会从属（surbordination）的经历。
如果说公共政治话语是为男人预留的，那么私人的亲密的“八卦”话语则给女性一个讨论争议性话题的机会。这种话语平台一向被视为琐碎且愚蠢，因此远离男权权威的监控，从而成为女性控制社会性别角色期待、强化社会行为规范的途径。
03
耽美同人与写作群体
“slash”这个词汇，直接来源为两个同性人物之间以“/”或连字符“-”为标志的写作传统，如柯克/斯波克，这一传统特指同人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即描述电视剧主角间同性情色关系的同人小说——耽美。
粉丝圈最初对耽美同人持抵制态度，认为耽美是对电视剧内容的滥用，并侵犯了原来的角色塑造。然而，耽美同人在同人出版中确实占据显赫地位，它甚至可能是粉丝圈对于流行文学领域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
耽美作者们小心翼翼地指出：柯克和斯波克比起那些与他们在剧中露水情缘的女性配角来说，其实对彼此更有感情
并非所有的耽美同人都是政治自觉的、进步的、女性主义的，但是人们不应该彻底忽略它的进步可能性：耽美同人是书写和阅读它的女人们清楚的个人表达，使女性自由地研究她们对另类男性气质的欲望，以及她们对当代社会性别关系局限性的恐惧。
01
作为“女性情色”
众多学者将耽美同人这一文类归作“女性写作和为女性读者写作的色情”，强调耽美同人在性表达争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耽美同人中的性爱描写往往注重感官感受：两个人物躺在彼此的臂膀之中，在性事的温暖后续中互相爱抚，或者在清晨互诉衷肠的亲密感。
拉斯（1985）将这些视作女性作者和读者内心深处渴望的表现，她们想要“一种不需要她们放弃自由、冒险以及第一等人生体验的性关系以及浓烈的感情”。拉斯认为耽美同人能让女人拒绝主流社会对女性气质的规定，想象“完全不受文化关于性别与社会性别角色整体控制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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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性化”言情
耽美小说构建起一种新的言情小说套路：“他们的结合是强强结合，这种关系在当今男女之间极为少见，主人公的相互承诺是建立在他们对彼此的勇气、力量和智慧的依赖之上的。”兰姆和维斯（1986）指出，为保证两者关系的平等，双方往往都被混合了传统男性和女性的性格行为特征，且他们在亲密关系中能自由地在两种社会性别（gender）间转换。
他们并不是将耽美主人公简单地分为男性和女性角色，而是将男性女性社会特征地部分内容融合起来，成为令人满意的整体，但仍是可随意变化的流动性身份。
在耽美同人中，情侣双方都可能同样强健也同样脆弱，同样富有主导力源同样驯顺，两方面的素质都不会长期附着于他们的性相[1] 或者社会性别上
03
同性社交欲望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威克引入“男性同性社交欲望”这一术语以讨论经典文学中男性气质的表达，尤其是男性之间的友情和竞争关系：很多相关论述都否认最理想的男性友谊和性欲有任何关系。
塞吉威克认为“同性社交和同性恋之间存在一条连续的区间（continuum），这一连续区间在我们的社会，对于男性来说是严重隔断的—男权社会一直在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男性友情之间持续构建僵硬死板的界限。”
耽美文类有意识地建构男性同性社交与同性恋之间连续区间带的行为，揭示了男性友谊的情色面，直面对男性间的亲密关系的恐惧感。性相在耽美小说中处于连续不间断的区间，平日里建构得十分牢靠的朋友与情人之间的界限在此被混淆。
男性间的强烈同性社交欲望被从明显可辨的性相形式中孤立出来
因此，耽美同人故事中的主角虽然是同性爱人，但之前却从没有同性恋关系——男性间的壁垒必须首先强化才能表现出它们粉碎时的戏剧化张力；性禁忌进入视野时，也需要男人间更大的信任和亲密感才能打破这些禁忌。
这一套路表现了同性恋恐惧症对男性之间更广阔的情感和肉体交流的阻碍，也可以解释为何百合同人相对较少——女性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在同性社交的连续带上自由移动的权力，因此女性粉丝可能并没有强烈地感到需要帮助电视剧中的女性角色克服一样的问题。
04
结语
詹金斯在书籍开头便摆明了自己的立场：带着一种“战斗精神”，为粉丝群体所正名，消除社会对其“幼稚、疯狂、无法分辨幻想与现实”的刻板印象。这不仅是他的方法论，也是他研究的可贵之处。
女性主义研究与酷儿研究领域为粉丝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方法论——定量研究并非研究中唯一合法性和说服性的来源。粉丝文化研究中人群边界极难确认，各个小群体都有自己的界限和规则，研究者不需要大数据来为自己的研究证明，他只需要阐述或表达特定视角和社会地位的体验和重要性，自然就能体现其合法性和重要性。
詹金斯除了身为学者，也是粉丝圈的内部人士。他积极地以粉丝身份参与了社会和社群的活动，因此他能够以双重身份进入讨论：既从文化研究的学术史中获得方法，也从粉丝群的讨论和实践中获得启发。
他开创的这种身份和写作模式，在之后被同行概括为“学者粉丝”，它兼具两种背景和观察范式，因此在粉丝文化发展早期，能起到很好地破除偏见的作用，在之后的粉丝文化研究中也成为了标配。
亨利·詹金斯
正如詹金斯所言“立场和感情也是研究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的是正视和承认它，而非无视其存在。” 因此，《文本盗猎者》作为粉丝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30年后的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性相”一词，也可译为“性态”，其原文为“sexuality”，在中文语境中无直接对应的词。它的含义大概为：性行为、发生性行为的状态以及与性相关的属性（包括性取向、性相关的思虑和兴趣、性能力、社会性别、性身份等等）。
主笔｜曹琛
排版｜曹琛
本文作者
主讲人：曹琛
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2019级网络与新媒体系 本科生
将生命塑造成一件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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