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一部彭树智老先生的基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观综述性著作！

西北大学出版社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

本书基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观，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实践出发，阐释了世界文明交往的自觉化进程，指出了人类交往互动的三个主题，提出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反映着不同文明间和同一文明内部的交往，反映着物质、精神、制度、生态等文明的交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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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

作者：彭树智

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丛书：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

ISBN：978-7-5604-4991-3

作者简介

彭树智，1931年10月出生，陕西泾阳人。担任过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博学院院长、中东研究所所长。现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个人独著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文明交往论》《二十世纪中东史》《阿拉伯国家史》《阿富汗史》《东方民族主义思潮》《我的文明观》《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书路鸿踪录》《松榆斋百记》等。长期从事中东史、南亚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共运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提出并反复论证的文明交往史观，是与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一起，被称为中国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所构建的三大理论体系、三大史观；创建了中国的中东学科，让我国中东史研究走向世界。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观，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实践出发，阐释了世界文明交往的自觉化进程：文明自觉即对自然不掠夺，有持续的发展；对别派的文明不霸道，和谐同进；对自己的文明不苟且，有独立品格，达到自知之明、知物之明和知人之明，指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身心是人类交往互动的三个主题。提出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反映着不同文明之间和同一文明内部的交往，反映着物质、精神、制度、生态等文明的交往关系。

序言

增订新版弁言彭树智第一编总论

论人类的文明交往

文明的真谛战争、政治交往及其他——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摘评

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路径

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

以信代序：人类文明交往中的历史自觉

第二编塞人编

一个游牧民族的兴亡——古代塞人在亚洲的文明交往

塞人游牧文明与南亚中东农耕文明的交融

第三编阿富汗编

丝路枢纽地区的文物考古和人类文明——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明交往

近代以前阿富汗和中国的历史交往

论阿富汗的远古文明

阿富汗的古代城市文明

前伊斯兰时期阿富汗的文化形态

文明交往的丰厚馈赠——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

第四编伊朗编

伊朗和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西传

伊朗古代祆教的文化内涵

唐代长安与祆教文明的交往

伊朗史中的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问题

第五编中东地区编

巨变的世纪和变革的中东

20世纪中东文明的百年流变

论文明交往的国家史例个案研究

中东文明交往的两大历史个案

土耳其研究的几个问题

当代中东地区性研究的几个问题

第六编阿拉伯伊斯兰编

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文明交往看阿拉伯经济思想的西传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一书中的文明交往线索

回族的文明交往特征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

第七编世界史综合编

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

在普遍交往中并存的世界文明

文化学和文化交往

丝绸之路是世界性文明交往之路

序说文明交往与犹太学研究

拿破仑军事失利、政治失策与经济政策失误的内在联系

从陕西走向世界史研究——彭树智先生访谈录

第八编世界当代编

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的转移——《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读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三次技术革命

用文明交往论的观点叙说第三世界

现代南亚两位伟人的政治交往

日本在中东的“文化外交”

冷战是政治交往以独特形式的继续

研究现状应当有历史观点——置身需向高远处，回首细微觅真知

文明交往铸造城市风貌

第九编文明交往问题随笔（二十四则）

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往

土耳其的文明交往

土耳其：山和水、东方和西方

杜威在1919—1921年来中国的交往互动

90年前罗素的中西文明交往观

尼赫鲁的中印两国文明交往观

西方和东方五位哲人的沉思

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忧虑

理解和反思的人类文明史

“东方”概念的历史演变和民族意义——《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书前补言

为什么是中东史？

走向学科、学术自觉的《中东史》编写工作手记

由托尼·朱特的国家观和历史观所想起的

“互文性”隐喻交往互动律

交往的多元文化与文化间性研究

民族主义和民族性

时间、空间和人间的间际交往

生产和交往的互动作用

“化”说城市未来

实用主义“分三向一”的交往观

王国维的能动与受动的互动交往观

巴赫金交往理论的再思考

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

加里·斯奈德与生态文明交往的自觉

附录一主编《中东史》时给作者们的信件

附录二书影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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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增订新版弁言

《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是《我的文明观》的增订新版，也是我献给母校西北大学一百二十周年校庆的一份薄礼。

我是1950年考入西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的。当我戴上了带有象征文、理、师、财、医五根圆柱图样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徽时，心中为能在此历史悠久名校读书而兴奋和自豪，并且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尤其是新任校长、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关于大学生一人学就应确定一个“科学研究生长点”的讲话，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说，有了这个“生长点”，就可以在此生根、生长、开花、结果，作出有益社会、无愧人生的应有贡献。正因为如此，我每有些许成绩，便想起母校对我的培养。

2002年，我的《文明交往论》出第一版时，封内即印有通贯全页的十四个大字：“谨以此书献给西北大学百年华诞。”

2013年，由彭卫、杨振红合编的《我的文明观》，是以《文明交往论》和《烛照文明集（稿本）》为基础的第二版。它被陕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崇文丛书》主编徐晔列为第一卷出版，而出版社是西北大学出版社，并且是以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形式问世。

2022年，为迎接母校校庆，我对《我的文明观》进行了增订。它是《文明交往论》的第三版。新版有以下变动：

第一，书名改用《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这是《我的文明观》的主题，也是我2015年6月11日在《人民日报》的《大家手笔》栏目发表文章的篇名。

第二，在《总论》编中增加了近作一篇：即第六篇《以信代序：人类文明交往中的历史自觉》。此文是我为王泰教授《近代以来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考察》一书所写的序言（书信文体的序言）。

第三，在《世界史综合编》中，增加《从陕西走向世界史研究——彭树智先生访谈录》，作为该编的终编文章，这是《陕西地方志》主编张世民的采访记。

第四，《丝绸之路是世界性文明交往之路》原来在《文明交往问题随笔》中，这次调整至《世界史综合编》中，作为第四篇文章。这是我1998年9月13日在西北大学举行的“国际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上的开幕词，体现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史”的中国学术话语，以及东西方文明交往的历史感与现实感。

第五，将《附录：主编〈中东史〉时给作者们的信件》作为附录一，另增加以下内容作为附录二：

《文明交往论》封面；

《自序：文明交往是关于全球文明和谐问题的科学课题》（《文明交往论》序言）；

《后记：忙悠交集人生路》（《文明交往论》跋语）；

《我的文明观》封面；

《崇文丛书》编委会（《我的文明观》扉页后）；

《代序：世界历史：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自觉时期》（《我的文明观》序言）；

《我的文明观》编后记。

经过以上对《文明交往论》《我的文明观》和《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三版增订情况的综述，本书的变迁轨迹，反映比较完整，作为礼物的脉络理路也较为清晰了。这样，我向母校校庆的献礼中，《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一本自然就成为首选了。

今年是我和中东研究所的丰收年。要不是疫情严重干扰，至少还有四本学术著作，献给校庆：

第一本，是人民出版社重版的、作为“人民丛志”之一的《中东史》。这是该社将其作为“地区史系列”在2010年出版的，由我主编，王铁铮、黄民兴、韩志斌、邵丽英参加的集体著作。它用史论结合、融论于历史思维，将文明交往自觉问题具体到学科研究中国气派化中，可称之为中东史“学术生命的自觉”性产品。如果说，《中东国家通史》（13卷）是地区国家史的综合性著作，而《中东史》就是地区性的专题性著作了。此次重版增加了新近内容，由王铁铮教授主持完成。

第二本，是《20世纪以来中东史》（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是继2001年之后的第三版。这是“世纪史”体例的中东地区当代史。以此新体例写当代中东地区史，是一个原创性的尝试。这本书在第一版时，就定位于综合性、稳定性和学术性的目标。第二版强化了它的学术品位，因为学术品位是学科、话语体系的中心。第三版由黄民兴教授主持完成，增加了21世纪至今的内容，书名加上了“以来”二字，延续了本书“世纪史”的体例特点。

第三本，是我主编的《阿拉伯国家史》，由王铁铮、黄运发、郭宝华编写。它同样是“研究生教学用书”，第二版为2002年。它是一部阐述22个阿拉伯国家从远古到20世纪末的通史性著作。它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人类文明交往论为理论视角和脉络，使之成为纵向为阿拉伯半岛一阿拉伯帝国一阿拉伯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三个发展时期；横向为经济、政治、社会、宗教、民族、思想、军事和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演变的交织，综合组成了整体形态结构。今年出版第三版，由王铁铮教授主持，增补了21世纪20年代的内容。

第四本是正在一校的、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印度史存稿》。它是40多年前出版社编辑丢失的，现在又由中东研究所所长韩志斌教授从网上购回的一部手稿，是我的学术“生长点”由南亚向中东转移时期的路标性文集。其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我1954年西北大学历史学系的毕业论文《印度近代的民族解放斗争》手稿，共20多万字。这部失而复得的手稿，是我大学四年确立学术“生长点”的学步初心成果，弥足珍贵。在母校校庆之际，回忆过去的往事初心，我脑际萦绕着如云似烟的学术史上的思路轨迹，怀念母校之情油然而生。我在想，这本学步初作，有故事和历史档案性的书，最好能赶上母校校庆，与新版的《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一起，作为聊表心意的礼品。

当然，我期望这四本再版书和初版的《印度史存稿》共五本，都能在校庆节日如愿面世。现在看来，可能性太小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人民出版社这本重版的《中东史》，能作为中东研究所集体的代表作，列入校庆的献礼名单中。因为它是继《中东国家通史》（13卷）之后，一部以文明交往视角观察中东地区的、史论结合的集体协作的综合著作，也是我用力最多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性著作之一。

在校庆之前，根据学校要求，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具体承担的学术大家著述出版项目，统一命名为“西北大学名师大家学术文库”，我被忝列论著选集作者之一。如前所述，我首选了《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一书，作为治学后期的代表性作品，进入学术文库。然而，我深知，学术思想史是连续性的交往过程，是不能割断的。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在我前期的学术思想发展阶段中，有必要提出以下三个系列的路标性书、文：

第一，《百年前印度人民起义的历史意义》（《人民日报》1957年5月10日）、《1857-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略论》（《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和《1857一1859年印度反英大起义前夜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这三篇研究生毕业论文组成的系列，是我大学生时代毕业论文《印度近代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续曲，又是我步入世界史、亚洲史研究领域的三步学术学步曲。我用初步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印度这个东方文明大国与英国这个西方文明大国之间的历史交往关系，开始了探索研析的学术生活历程。

第二，《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1982年写成，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和《第一国际和无政府主义》（收入《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出版）。《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一书是我在“文革”期间被迫闯人“国际共运史”领地的游击队三部曲之一，其他两部曲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和《叛徒考茨基》，其中后者出版于1973年，1975年出版了增订版，是配合学习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辅助读物。我在《书路鸿踪录·序》中说：“收入本书的文章，均系‘留踪’之作。以‘鸿飞’国际共运史领域年代的著作而言，保留了《第一国际与无政府主义》一文。”这实际上是我与“游击队”生活告别性的长歌。我认为，继《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一书之后，该文是对“极端主义”的社会历史与思想根源的个案分析，“因为这种政治、思想极端主义，对人类文明的负面影响太大了”。“文革”期间，把“宁左勿右”的“极左”思想推向顶峰，对文明交往发展造成严重危害，历史教训深刻。这也令人想起巴枯宁派“立即废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马克思对它的批判。

第三，《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人民出版社2013年再版）。这是民族主义运动和思潮在现代东方文明交往的合奏曲，它的历史结果是发展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世界新格局的形成。这个新国家体系与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形成三足鼎立的人类文明交往历史图景。这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史”之后新的国家地区史的巨变。我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的结束语中写道：“我把本书奉献给读者，并愿和同行们就有关问题共同探讨，使这门学科更具科学性和有益于世界历史学科的新体系的建设。”我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再版序言中又写道：“我仍然坚持我20年前的观点：在主导的热爱民族国家的普遍性与合理性之外，还要站在更高的历史观点上和更深人的人类文明交往自觉性的思考点上，冷静客观而全面分析其进步与落后、自由与集权、民主与专制、适度与极端、现实与空想、狭隘与霸权等复杂因素的交织与变化。”

总之，前期这些学术思想和后期学术思想是有内在的联系性。古语说：“学者，觉也。”作为一个以世界史、中东史为志业的老学人，改革开放以后，我参加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6卷本中3卷本的编纂工作，主编了当代卷，同时在南亚中东史学科建设中不断学习实践，从中逐渐形成了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历史观念。2021年此种历史观念的学术讨论会在西北大学举行。当时正值我90岁生日，为此写过下述六行七言诗《京隐》：

京隐日近长安远，松榆悠悠忆史坛。

吴老八十驾鹤去，老齐近九离世憾。

我本林海一老树，乐见文明火炬传。

诗中的“吴老”和“老齐”，是我对二老的习惯称呼。吴老与我的亚洲史导师周一良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同学，是长辈。老齐常说，自己是周一良先生的学生而以师事之，我们是同辈。同二老相比，我是幸运者，能看到今日史坛传承传播的兴盛发达，这就是我写此诗的由衷之言。

我是诗意治学的实践者。人类劳动生产着，诗意栖息在大地上，这犹如鸟栖于林那样，人是大自然存物的意境。诗歌是人类本真存在的审美艺术创造形态，是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趣味情怀艺术形式。诗意治学并不是说：人人都成为诗歌艺术家，而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保持在当下生存实践中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意境。从人类文明交往历史观念角度观察人生，审美视角是哲学之为哲学、历史之为历史所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审美不仅是哲学逻辑的推断和价值理论的批判，而且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互动与统一。对审美的追求，有助于回归历史、关注现实、提升当下，从而在指引未来的征程中持续升华人类文明交往的自主力、能动力与自觉性的程度。

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更重要的，人还是社会的、思想的、有意识的文明交往存在物。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其他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由于有观念意识形态的不同，因而人的生产和其他动物的生产就有不同的规律性。马克思特别指出：“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人创造历史的生命活动，也正依照这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其交往自觉尺度，存在于“有为有不为、知足知不足”运动过程之中。对此，我在自己的座右铭中有如下表述：

有为：为真求知，为善从事，为美养心。

有不为：不为名缰，不为利锁，不为位囚。知足：尽力知足，尽责知足，尽心知足。知不足：学习知不足，学问知不足，学思知不足。

对立统一规律是人类文明史的根本规律。真善美和假丑恶是相对立而存在、相较量而发展。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交往的真谛在人文精神的本质。人文精神是人在认识、掌握、运用客观规律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文而化之”“文而明之”的创造精神。人文精神体现在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认识事物的文明交往自觉性。对此，与美己之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世界大同”交往理想认知的同时，不要忘记全面理解世界矛盾对立统一的客观规律。文明对立面是野蛮，是贫穷，是愚昧；有交而通，也存在交而恶。这里面有异与同，有一与多，有常与变，有合、和、分、斗等复杂交往的联系，这里面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韧性的“文而化之”，尤其是“文而明之”的文明自觉。全面认识矛盾的对立统一，要同时看到理想的真善美，也要关注理性的假丑恶。理想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思想动力，但生活却是在现实世界之中。文明交往既要心怀美好理想，同时也要面对残酷现实。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启示人们要明白，不能糊涂，要关注理想的对立与现实的转化，要清醒认知自己、认知社会、认知自我身心等人文精神的实质。对此，我有“文明交往自觉”五句言，旨在防止片面、极端化，把认知定位于提高自觉性，通过学习而知之，达到觉悟而明之。这五句言是：

知物之明，知人之明，自知之明，交往自觉，全球文明。

这“三知之明”的关键是“自知之明”。《荀子》讲：“智者自知，仁者自爱。”《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这个“明”实质上是明白规律性，首先要明于律己，正确认识自己，从自己做起。“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文明中自我超越的基本思维概念。

我的专业不是诗歌艺术，只是因为有诗意治学的思维方式，在探研人类文明交往问题时，经常也凑几句不大守诗规的诗。我觉得诗歌艺术言情说志，有其独特的魅力，可以补充理论逻辑思维之不足而引起对文明交往的审美遐思。例如谈论上述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问题时，我凑了一首与英国诗人吉卜林《东西谣》相对应的《西东谣》，现录于下：

西潮涌起东潮动，西方东方异中同。水流河东与河西，气变东风又西风。西园载酒东园醉，东茶咖啡西洋醒。世界熙然为权利，环球那复计西东。历史统一于多样，事物万变归常恒。人类关注生产力，人文良知大化成。分斗合和皆智慧，交往自觉共文明。

这首《西东谣》，是我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在人民出版社2013年再版序言中寄托所思而写的。我在序言中写道：“萦绕脑际的东方政治文化概念由史入论汇入了自然史、人类史、世界史，特别是中东史研究之中，从而进入了人类文明交往理论，尤其是文明交往自觉的新的理论思维过程之中了。”在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老学日历》一书，它又作为该书封面题诗时，增添了“人文良知大化成”“分斗合和均智慧”两句，表述文明交往中分、斗、合、和的辩证思维和人文精神的“文而化之”的意义。这里的“良知”，是前面讲“三知”之明的文明交往自觉，是对物、对人、对自我身心运行规律之“知”，认知客观规律方可成为知事明理的良知之人。良知是人文精神的内在核心，它和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交织互动，促进了文明自觉化的进程。可见，这首《西东谣》是我诗意治学的具有哲理意境的歌谣体诗作，与吉卜林“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的东西诗是有很大区别的。

对我说来，行年91岁，已经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暮年时期。我想，时光是不会厌老人的。“夕阳无限好，唯其近黄昏”，更值得自觉珍惜，更要珍爱有限的光阴。我是个“三不停翁”：学习不停，思考不停，写作不停。作为历史学界老学人，我引用2021年出版的《京隐述作集·史以明道》一书中“卷终跋语”之二，以结束本弁言：

历史是记忆，

学习历史是让人们多长点记性，以免重蹈覆辙而在浴火中重生。诗人把记忆写成史曲，这中间有弦上的歌声，还有弦外绕梁的余音。有人把历史比做老师，自应时时请教受益。也有人把老师比作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但对历史老师这个比喻却不太合适。历史老师应当是手中暂时高举的火炬，把它燃烧得光辉灿烂，照亮文明交往大道，

然后交给后来人，一代又一代传递下去！

彭树智2022年6月3日端午节写于北京松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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